苏轼《观潮》散文随笔（精选4篇）
1.苏轼《观潮》散文随笔 篇一
苏轼《瑞鹧鸪·观潮》翻译赏析
《瑞鹧鸪·观潮》作者为宋朝文学家苏轼。其古诗全文如下：
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
西兴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欹。侬欲送潮歌底曲，尊前还唱使君诗。
【前言】
《瑞鹧鸪·观潮》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首词。这首词上片写弄潮儿在万顷波中自由、活泼的形象。下片写钱塘江退潮，弄潮儿唱起“使君诗”作为送潮曲。此词语言平实，亲切有味，用笔精炼含蓄。
【注释】
⑴踏浪儿，参加水戏的选手。孟郊《送淡公诗》：“侬是清浪儿，每踢清浪游。”
⑵山简：字季伦，晋时人，好酒，《晋书》记载当时的儿歌嘲他“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李白《襄阳歌》：“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
⑶浪婆：波浪之神。孟郊《铜斗歌》：“侬是踏浪儿，饮则拜浪婆。”
⑷欹，通欹，倾斜。
⑸底，什么。歌底曲，唱啥子歌曲。
⑹使君，指杭州太守陈襄。是日作者与陈襄同游。陈襄字述古，在当时也是有名的诗人。
【翻译】
青山影里舞动着小红旗，我是江南踏浪弄潮的小伙子。拍手想笑我如山简酩酊醉，两岸观众齐唱浪婆词。
西兴渡口赛舟的帆刚落，渔浦山头的太阳还没有偏移。我想送潮该唱哪一支曲？对酒还应高歌陈太守作的诗。
【赏析】
浙江钱塘潮本是大自然的奇观，自唐以来，天下闻名。在词苑中，最早阑入这一“伟观”的，要数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之二：“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宋初潘阆在《酒泉子》十首之十中对此也有颇见精采的描写：“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如此雄奇的自然景观，对于通判杭州的苏轼来说，确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直到判杭的第三年中秋节，苏轼才得到了观潮的机会，并留下了诗词作品。这首词有比较独特的表现角度。如果说《八月十五日看潮五言绝句》只是综括地写看潮时所见所感，显得既深厚又驳杂的话，那么这首词便是侧重写大显身手的弄潮儿，换言之，作者摄取了钱塘潮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因而显得比较单一和明朗。
上片写弄潮儿在万顷波中自由、活泼的形象。他们开始出现在两岸观众面前的形象是：“碧山影里小红旗”。远处的青山是自然背景，江潮从那儿汹涌而来，影影绰绰的，江面上闪现出一面面鲜艳的小红旗。这真可说是万绿丛中数点红，显得格外耀眼。词的.第一句以高大的“碧山”来突出“小红旗”，这是一种衬托：而以“小红旗”来写人——弄潮儿，这又是一种衬托。试想脚踩怒涛，手执红旗，劈波斩浪，如履平地，这需要过硬的水上功夫。周密在《观潮》中写得好：“吴儿善泅者数百，······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潘阆的《酒泉子》词也不乏生动的描写：“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此词则是抓住特征性的事物，以物写人，以简写繁，可谓别具手眼。接着第二句交代了人的身份：“侬是江南踏浪儿。”这也流露出万顷波中得自由的水上健儿的自豪感。这“踏浪儿”与“小红旗”前后相互映发，相互补充，是理解前文以物写人的依据。三、四句进一步写弄潮儿的诙谐与活泼：“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大意是说，晋朝的山简虽然洒脱不拘，是个名士，却是个酒鬼，还是很可笑的，大家都齐声争着唱起拜浪婆的歌词。水上健儿们不仅在作体育表演，而且在作文娱表演，并透露出乐观、开朗的精神状态。
下片写钱塘江退潮，弄潮儿唱起“使君诗”作为送潮曲。过片“西兴渡口”两句，写渡口落帆、山头红日这些静态的景物，一方面显示出时间的推移，暗示弄潮儿的水上表演已持续了数小时之久；一方面又暗写钱江已退潮，由下文“送潮”二字也可以明白地看出来。好比一场戏，只把布景显现出来，而戏中的情节却秘而不宣，留给观众去想象，这是词人用笔精炼、含蓄的表现。结拍两句紧承前文，点明“送潮”，并顺便提及与己同游的知州陈襄，显得不亢不卑。
这首《瑞鹧鸪》与其说是写景词或山水词，不如说是风俗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杭州文化习俗一个历史的记录。显而易见，作品用了代言体，以弄潮儿的口吻展开叙写，亲切有味。作品也受到了民歌风调的影响，能给人以质朴自然的美感。这首词，很像唐代诗人刘禹锡深受民歌熏陶的《竹枝词》、《浪淘沙》词一类作品。仅此一端，可以看出，苏轼在词创作中是受到了多方面的滋养的，唯其能吸纳百川，才能最终形成“沧海横流”的景象。
2.论苏轼散文理论的继承性 篇二
关键词：苏轼；散文理论；继承性
苏轼的散文理论远承孟子、庄子、贾谊、陆贽，近承韩愈、柳宗元、苏洵、欧阳修。在散文理论方面，苏轼可谓是转益多师，兼收并蓄。苏轼对前贤理论并不迷信盲从，既有继承也有取舍，算得上是用他山之石，借以攻玉。当然苏轼散文理论的继承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和良好的师承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苏轼的散文理论不仅对先贤理论有很好的赓续，而且有了长足的拓展。
一、文道并重观
“文道”关系，孟子早有论述，孟子最先将儒家的“文”从政治观念引入自然的现实境地，使“文”与“道”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拓展。在文道关系上，欧阳修主张文道统一，以道充文，先道后文。欧阳修曾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可见他是主张文道合一的。苏轼在“文道”关系上，的确是韩愈、欧阳修等先贤的忠实承继者。苏轼的文学思想也是文道并重。苏轼继承了韩欧“重道而不轻文”的传统，吸取了韩愈“文以明道”、欧阳修“文与道俱”、“事信言文”的精神，将“有道有艺”、“文以尽意”、“文以述志”作为其文道观的基本内容。
苏轼的“道”所包含的范围更为广泛。他所谓的“道”，除儒家思想外，还较多地吸收了佛老思想中可以为其所用的成分。在评画的短论中，把“道”与“艺” 对举，认为绘画“有道有艺”。在《日喻》中以“盲人识日”、“北人学没”为喻，将“道”解释为存在于万事万物中的不可臆断的客观规律，强调它通过学习可以掌握，而不可强求。这样，就突破了韩、欧论道的传统观念，不但是对强调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之“道”只能是儒家文化的“道统”认识上的飞跃，是僵化的“道统”说的发展，而且也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增强了作品的活力。
苏轼更为重视“文”的作用。他充分肯定文学作品有它的客观价值，文艺批评有它的客观标准。他在《答谢民师书》中，把“了然于心”与“了然于口与手”，当作是作家观察、把握、反映客观事物与现实生活的一个辩证过程，而“辞达”则是一把衡量“了然于口与手”的基本标尺。这些有关创作规律的真知灼见，说明“文”的观念在苏轼那里得到强化，且显得更为自觉。
二、社会功能说
“文学尚用”的思想，先秦诸子早已论及。孔子的文学功能论，在《论语·阳货》中讲得很全面：“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关于文学社会作用的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孔子虽然讲的是诗歌的社会功用，当然同样也适用于散文。
关于文学的功用，荀子也有多方面的论述，但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文学对人的教育培养功用，二是重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
苏轼重视散文的思想内容及社会作用，“有为而作”、“体用为本”是苏轼对文章本末问题的看法。“有为而作”，是苏轼继承了前代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并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应当“有为而作”的主张。“有为而作”就是强调创作应该有积极的目的，有现实意义与社会作用。那就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原则的进一步申述。
从文章应“有为而作”的指导思想出发，苏轼又提出了“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等一系列要求，是欧阳修关于文学反映“百事”、“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主张的继承与发展。苏轼所言“体用”，以体实为用，强调思想内容和社会作用。他从体用为本的观点出发，要求文章反映现实，揭露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使之有切合实际的思想内容。
创作应当是“不能不为而作”。“有为而作”，是从文学自身的社会性与文学创作的目的性说的。文学创作如果脱离社会，脱离生活，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就不可能使它发挥“疗饥”、“伐病”的社会作用。这也是针对当时文坛上存在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而提出来的。“不能不为而作”，则是从文学的产生及其创作过程说的。要能创作出好作品，首先在于其内心要“充满勃郁”，即有真实的思想感情。作家在客观物象的激发下，心有所感，于是就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因而产生了创作冲动。他看到文学可以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可以用来“救时”、“济世”，“疗饥”、“伐病”，为改革时弊服务，这可以说是对前代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继承。
三、独立价值说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高度评价了文学的价值，把其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突出强调了文学的独立性，尤其对文学独立性的认同，具有更为突出的理论价值。
苏轼认为文章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果把文章具有独立价值再推进一层，就已经涉及文学评价的标准问题了。
其实关于文学评判的标准，早在元祐初年，那时任翰林学士的苏轼就较为系统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世间唯名实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轼于黄鲁直、张文潜辈数子，特先识之耳。始诵其文，盖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称之。轼岂能为之轻重哉？非独轼如此，虽向之前辈亦不过如此也。而况外物之进退，此在造物者，非轼事。”在这段话中，苏轼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做法，并以对黄鲁直、张文潜等晚辈的认识为例，说明“世间唯名实不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的道理，这是很有见地，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以后，中国文学发展史证明，“苏门四学士”都成为北宋时期的重要作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文章确实写得好，而不是因为他们是苏轼的门生的原因。
文学评判有客观标准这一观点，苏轼一生都在坚持，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在海南遇赦北归时仍说：“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些论述再一次说明，苏轼认为文学评判是有标准的，并不能由部分人所左右的。苏轼肯定了文学的客观价值标准不因为读者的主观爱憎而转移，反映了苏轼对散文的文学性质和美学价值认识的提高与深化。苏轼的贡献在于对这一认识作了理论阐述并予以应有的强调。
3.浅析苏轼的文论和散文 篇三
宋初提倡古文的学者，当西昆体流行的时候，要求以文章为“道之用”，借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孙复《答张稠书》)。到北宋中叶，古文既已盛行，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和政治作用的同时，还认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贝”，“各有定价”，相当重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
苏轼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与诗歌，特别是他同后辈来往的书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文艺见解。他早年随苏洵出三峡，下长江，受自然景物的激发，跟苏辙写诗唱和，就认为诗文创作要象山川的云兴雾起，草木的开花结果，是由内容充实郁勃而自然表现出来，不是文章的工拙问题(《江行唱和集叙》)。后来反复强调“辞达”，说：“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即重视文章表达思想内容的本身作用，而没有象道学家那样把文章仅仅作为载道或明道的工具看。他引欧阳修的话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这又注意到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跟王安石仅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装饰品不同。那么怎样才能辞达呢?这就是他说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够表现事物特征的神妙之处。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他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这里首先要求作者认真观察、研究描写的对象，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征，同时还要求作者有熟练的艺术技巧，在写作时能够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象他说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何蓬《春绪纪闻》引苏轼语)他晚年形容自己写作诗、赋、杂文时的情况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即从不同的内容出发，自由表达，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它是苏轼在文艺创作上长期刻苦锻炼，不断总结经验，逐步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心得体会，对我们今天克服种种形式主义的文风还有一定启发。由于苏轼阅历的丰富和学问的渊博，能突破前人在文章方面的种种限制，力求自由而准确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境，这就使他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见《文说》)，而，“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见《答谢民师书》)，把韩愈、柳宗元以来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发挥到了更高的境地，同时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文章风格。
苏轼的散文向来同韩、柳、欧三家并称。他的政治论文如《策略》、《策别》、《策断》里各篇，从儒家的政治理想出发，广引历史事实加以论证，精神上继承了贾谊、陆赍的传统;而文笔纵横恣肆，又显见《战国策》的影响。贾宜纵览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发展，深究治乱的根源，对汉朝的政治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到北宋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历史经验更丰富了。苏轼从小读书就“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见《上韩太尉书》)，他在仁宗末年所进策论，对当时封建社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和各个问题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是确有所见并提出自己的对策的。他认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见《策断二十三》)。基于他对当时政治的这种认识，他对内主张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对外主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从而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这随贾谊《陈政事疏》的精神一脉相承。他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政治论文的另一表现形式。《平王论》反对举寇迁都，在南宋政治上起了积极的影响。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他少年读书，专为应举，“不能晓习时事”(见《上韩太尉书》)，他早年的进策和史论，议论多流于空泛，同时表现他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如在《劝亲睦》主张恢复小宗来劝导人民亲睦，在《武王论》里以汤武革命为非圣人，在《商鞅论》里以商鞅变法为破国亡家之术等。至于他说范增和义帝有君臣之分，应为义帝诛项羽，说诸葛亮只要费数十万金，就可以离间魏国的君臣，举兵灭之，更是不审察情势，大言欺人的书生之见。他这部分文章虽内容没有什么特别可取，而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或翻空出奇，对士子的科场考试颇有用处，因此从北宋中叶以来，一直成为应举土子的敲门砖。“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莱羹”(见陆游《老学庵笔记》)，这四句秀才们的口头禅就是这样来的。后来他在实际政治中受过较多的锻炼，逐渐改变纵横家的习气。他在元佑、绍圣间针对具体政治问题写的奏议，如《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等，议论切于事情，精神上更接近陆贽。
苏轼集中的书札、杂记、杂说、小赋等，大都夹叙夹议，随笔挥洒，表现了作者坦率的胸怀，也表现他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爱好，成就远在他的政治论文之上。他在《传神记》里记僧惟真画曾鲁公像，初不甚似，经过细致观察，于眉后加三纹，就十分逼真，说明细节真实对于传达人物神情的重要性。他在《书吴道子画后》里说画家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即一方面既要掌握艺术的规律，又要有创造性，即自出新意，而不为规律所束缚;另方面要求在豪放的笔墨之外，表现一定的思想深度，即他所说的“妙理”。这些见解虽是就绘画说的，其他艺术部门也可以相通，对我们今天还有启发。他在黄州写的《答秦太虚书》、《答李端叔书》，在惠州写的《答参寥书》，谈生活、谈文艺、谈谪居时的心境，都比较亲切有味，而没有在语言文字上装腔作势。它不但摆脱汉魏以来辞赋作者“以艰深文其浅陋”的文风，同时避免了韩愈以来古文家“力去陈言夸末俗”的矜持习气。这不仅决定于作家本身的生活和修养，同时和当时社会文化的普遍高涨，古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有关。他的《与可画芫菪谷偃竹记》写出了“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文艺见解，回顾了他和文与可的往来唱和，表现他们的坦率而富有风趣的性格。在这六，七百字短文里有诗、有赋、有书札、有叙事、有议论，好象随笔所至，漫无边际，然而它依然有个中心内容，一意贯注到底，那就是表现他们向来交情的`亲厚，以及他见到这幅遗作时对文与可的深沉悼念。他的《赤壁赋》以诗一样的语言抒写江山风月的清奇和作者对历史英雄人物的感慨。又通过客与主的对答，水与月的譬喻，探讨宇宙与人生的哲理，表现作者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时的苦闷心情和当他从庄子、佛家思想出发观察宇宙人生时的洒脱态度。篇中的主客实际代表作者思想的两个方面，他仍然沿用赋家“抑客伸主”的作法;但从内容到形式，都更象—首美妙的散文诗，完全摆脱了汉赋板重的句法和齐粱骈俪的作风。
苏轼自说少年时读书，每一书分作数次读，一次只注意某一方面的问题，如第一次只注意兴亡治乱的问题，第二次只注意典章文物的问题。他对历史上的重要著作都这样分门别类地掌握了它的内容，当他临文时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联想起他过去的学习心得加以发挥。他自称这是“八面受敌”的方法。他早年写的议论文，每提出一种意见，都能联系古今史实和前人论著，反复加以说明，看出他这方面的工夫。然而这仅仅是他文章基础的一个方面，这方面的基础使他的散文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见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却还不能说明他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艺术特点。苏辙说他少年时读《庄子》，感叹地说：“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见《东坡先生墓志铭》)庄子文章表达的自由、联想的丰富、比喻的恰切，在他早年写的《中庸论》里已看出它的影响。后来他到汴京应试，在《行赏忠厚之至论》里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奉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用以说明法官要严格执法，而君主要宽厚爱人。考取后他去谒见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问他见于何书，他说：“何须出处?”当然，在政论文里虚构历史事实是不允许的;然而这也正好表现他要求摆脱史书的束缚，更自由更大胆地表达意象的创作精神。谪官黄州以后，他阅历更广，学问的积累更丰富，对现实的体察也较深，使他可以在更其广阔的境界里驰骋自由的联想和曲折无不尽意的笔力，庄子文章对他的影响就更其显著了。
苏轼的父亲苏洵，号老泉，著有《嘉祐集》，弟弟苏辙字子由，著有《乐城集》，也以散文著称。后人合称三苏。
──选自《中国文学史》
4.浅谈苏轼的散文艺术成就 篇四
记叙文包括碑传文、山水记、亭台记等，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最富有独创性。碑传文善用生活素材和日常细节刻划个性，以突现奇人异才的高风特操，《方山子传》、《石氏书苑记》等可作代表。游记文长于在写景记游、烘染意境中，寄寓识见，融入诗情雅趣，《石钟山记》、《雩泉记》、前后《赤壁赋》等，是这方面的名篇。
比之欧曾诸家，苏轼在散文艺术上有新的推进和开拓。
其一，由长于议论到精于思辨。苏文也以议论见长，它的议论具有一种雄辩的气势和化隐为显的形象状述力，如苏轼的史论、政论，大多立意新警，善于翻空出奇，推倒旧案;在论证中，上下古今，援据赅博，雄辩滔滔，一往无前;而笔力纵横捭阖，腾挪变化，使文章具有一种滚滚不穷，浑浩流转的气势。东坡的议论，不同于某些政治家一味平正的开陈正见，他善于用形象化的手段，来阐述复杂的道理。
其二，由重在传道义到重在写性灵。北宋古文运动从倡导尊韩崇道开始，初期古文家多主张宗经明道，至三苏强调了写胸达意。苏轼说：“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清波杂志》)苏轼写人耿介旷达，敢笑敢骂，曾自谓“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藏(《密州通判厅题名记》)，故其文多写自我，见胸臆，显性灵。
其三，由容与闲易到灵动活脱，舒卷自如。欧文“修达疏畅”、“容与闲易”，是平易自然风格的典范。东坡沿着欧文的路子迈入了工巧与天然浑化统一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