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读后感

公众舆论读后感（精选9篇）

1.公众舆论读后感 篇一

《公众舆论》读书笔记

《公共舆论》作为传播学奠基之作，由传播学大师李普曼于1922年创作而成。《公众舆论》在传播学领域具有难以比拟的权威地位，它第一次对“公众舆论”这一概念做了全景式的描述，并对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和民主形象等问题做了精辟而深刻的探讨，回答了诸如舆论从何而来、如何形成、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谁是公众、何为公众舆论等一系列的问题，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于本书的阅读其实是一件奇妙而心绪复杂的事情。这种经历就像是在水上泛舟漂流，在水流平缓之处，闪光的思想和绝妙的思辨如两岸风景，缓缓映入眼帘，可以被平和地接受和欣赏，并令人不禁在心里暗叹其妙。然而到了水流湍急，谷狭岸窄之处，流速陡然加快，暗礁碰撞，令人胸闷紧张，思维磕磕碰碰，抓头挠腮，直叹语句艰涩，角度转换突变，作者的思维实在不易跟上。

必须承认的是，笔者的确能力有限，阅读此书时多感吃力，只能对自己努力阅读之后所得的浅薄的、最主要的、宏观的认识加以介绍。

一、写作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政府为了取得胜利，利用宣传机器在国际国内大造舆论，进行大规模而强有力的战争宣传。大量的战争报道虚假而带有偏见，对受众认知世界产生很大影响，由此刺激了李普曼对于“拟态环境”的构思。在战前战后的参战和分赃中，出现了一系列有悖于传统道德约束的问题，却被媒体和当局巧妙地遮蔽了。在整个媒体参与营造的虚拟环境中，一方面，普通公众由于信息和资源的匮乏，无力认清事实真相，另一方面，精英阶层对整个局势进行强有力的控制，这一强一弱的对比在这个历史阶段被突出表现出来。本书即从民主政治如何施行的角度对舆论问题进行探讨，因而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很强的政治评论色彩。

二、本书脉络及作者主要观点

本书分为八个部分，分别为：导论----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景象、对外部世界的研究、成见、兴趣、公意的形成、民主的形象、报纸和有机化情报。

对于本书的脉络作者已在导论部分为我们讲解清楚。他认为，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关于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这些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众的舆论。前五章先首先探讨的是这种内心的图像何以能够诱使人们在外部世界发生关系时频频误入歧途。

经过作者分析，妨碍的原因不外乎这些：人为的审查制度，社会交往受到的限制，每天能够关注公共事务的时间比较匮乏，由于不得不压缩成简短的消息而对事件造成的歪曲报道，用琐细的语汇表现复杂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最后面对那些似乎威胁人们既定生活方式的事实真相时所产生的忧虑。这些因素构成了外部限制。

除此之外还有内在的原因。这些残缺不全的外来消息还会受到日积月累的想象、偏见和成见的影响，形成一些门户之见，并认为这符合他所感到和构想的自身利益。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随后介绍这些受到内外因素共同影响的纷纭的众说如何结晶为舆论，公众舆论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部分告诉我们，正是由于这些内外因的存在，公众舆论是非理性的。

接下来是对传统的民主政治舆论的学说的分析。通过分析，作者发现，领导者通过制造同意、制造模糊概念、寻找共同情感等一系列手段，将公众的情绪和意见整合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公众舆论，因此公众舆论是可以被操纵、可以被疏导、可以被利用的。而在公众之中走出来的领导者，并非是民主制度的坚定执行者。很多看似民主的、顺应民意的决定和决策，很多时候是通过暗地操纵、疏导公众舆论造成的。公众舆论在这种强势的控制之下不可能真正实现。而报纸被视为克服民主问题的万应灵药，报纸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反映着——因此也或多或少地调节着——舆论的强度及其不健全的组织。因此作者认为，舆论如果想要发出声音，就必须利用新闻界加以组织，而不是由新闻界加以组织。“政界和产业界的茫然无情，恰好给政治科学提供了充实自身和服务公众的巨大机会。”

三、本书重要理论

李普曼以其高屋建瓴式的分析，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些经典理论被广泛流传。

关键词一拟态环境

李普曼在本书开头介绍了这样一个故事，几个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住在一个大洋的岛屿上，平时他们共同生活、和谐相处。由于通信不便，战争的消息隔了6个星期才传过来。直到这时这些人才惊觉彼此间在事实上已成了敌人。但他们仍在按照头脑中那幅和平的景象生活相处，一如既往。由此，李普曼说“追溯以往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在认识我们仍然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环境时是多么迂回曲折。我们可以看到，它带给我们的消息时快时慢，但只要我们信以为真，我们似乎就会认为那就是环境本身。”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地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会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导致人们做出激烈的本能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试是通过“虚构”这一媒介进行的。

所谓拟态环境，就是外部世界在我们头脑中的想象。它并不是真实环境，而是人的头脑的产物，是人们对真实环境做出反应时对真实环境形成的影像。它含有真实的成分，并不是完全虚假的环境，也不是对真实环境“镜子”式的完全再现。人们在行动的时候，往往将它当作真实的世界。

李普曼认为，拟态环境存在的意义在于，直接面对的现实环境实在是太庞大、太复杂了、太短暂了，我们并没有做好准备去应付如此奥妙、如此多样、有着如此频繁变化与组合的环境。虽然我们不得不在这个环境中活动，但又不得不在能够驾驭它之前使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去对它进行重构。

因此，对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也应该是这里，应当是认识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那个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因为正是由于人所处的世界环境的庞大复杂导致认识的困难，人们才会逐渐在脑海中为自己制作一幅视线所不及的那个世界的可靠图像。而这些关于自身、关于他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

关键词二刻板印象（成见）

在本书中，“成见”对应的原版词汇是“stereotype”，应该翻译成“刻板印象”比较准确，指的是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即，我们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务进行想象。刻板印象可以

为人们认知事务节省力气、简化努力，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同时也是我们传统的壁垒，在这个堡垒作用下我们各得其所，心安理得地坚持我们的立场，保护我们的社会地位。但必须认识到的是，成见的存在会阻碍着我们对新事物的接受。

作者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工作在这个世界的一隅，对与具有广泛影响的公众事件充其量只能了解某一个方面或某一片段，我们的见解是由别人的报道以及我们自己的想象拼合在一起的。我们留心的不是某个众所周知的类型所具有的特征，而是用我们头脑中已有的先入之见去填补剩下的画面。人们总是倾向于喜欢寻找或发现能够支持或否定其偏见的样板，然后把它当作某个阶级整体的样板，凡是属于这个类别样板的人都会表现出合乎成见的方式，人们总是对成见抱有轻信的态度。用这样的样板去认识外界，难免会造成信息接受上的阻碍。

成见会给我们的认识造成错觉，由于一开始就受到这种错觉的污染，公众舆论会更加令人困扰而丧失理性，因为所有的一切，包括“前景、背景以及行动的尺度，统统被成见所省略和冻结。”

李普曼的成见理论引发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比如，传媒在进行报道时的立场问题、记者个人情感与客观报道问题、先入为主的报道方式问题，同时，也与话语霸权问问题、沉默的螺旋等理论相关联。

关键词三公众舆论

李普曼认为，公众舆论是非理性的，不可能的，无法通过公众舆论实现民主政治。他把公众舆论定义为： “在公众意见庞杂、非理性的情况下，作为领导者的人通过制造同意、制造模糊概念、寻找共同情感等一系列手段，将公众的情绪和意见整合起来，形成了所谓的公众舆论。”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公众自身发出声音的消极失望，以及对领导者控制舆论的判断。

他从公众本身的认识局限和意见领袖的强势两个方面对此做出了阐述。公众舆论本身的局限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外部的阻碍有：人为的审查制度和保密，社会交往受到的限制，对公共事务时关注间的匮乏，由压缩而成的消息造成的歪曲报道，用琐细的语汇表现复杂世界所面临的困难和清晰度的下降等。除此之外，想象、偏见和成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观念，从而导致公众舆论的非理性和不可统一性。

而另一方面，作为意见领袖的领导者通过制造同意、制造模糊概念、寻找共同情感等一系列手段，将公众的情绪和意见强有力地整合起来，并对公众舆论进行疏导和利用。李普曼认为，民主的实现事实上是由政治家运用模糊、有多种解读方式的具有煽动性的话语来操纵的。对于决策而言，重要的不是公众是否透彻理解这些话语，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选择而是公众是否能够用是与否的方式来达到政治家的目的。但是仅从表面来看，这种征得公众同意的做法，是对民主的尊重。

简单来说，公众认识的局限源于虚拟环境，而意见领袖对公众舆论的控制和操纵则源于其能够在不同的意见中制造同意。公众在虚拟环境中受到刺激，却在现实环境中作出反应；意见领袖通过对于不同意见的整合，让公众认为最终作出的决定确实是延续了自己原有的想法和意见，自己的利益最终得到了实现和保留。

因此，在以上这样一个“弱势”一个“强势”，一个“有能力”一个“无能力”的对比中，意见领袖的地位无形中占据了上风，所谓技术精英通过自己所具有的技术和智慧，能做出比普通公众更加理性和科学的决策，因此将公众的地位踩在了脚下，建构出了一幅“精英引导群氓”的图景。从这种程度上说，公众的确不能独立思考、思辨，其着眼点的局限性也就决定了其落脚点不可能顾全整个局面，最终必然被一种统一的、影响力巨大、包容性极强的公众舆论所吸收。而少数人一旦具有了够操纵公众舆论的技艺，就更加不能说公众舆论是理性的了。

关键词四精英治国

从李普曼对公众舆论的定义可以看出，公众舆论是由领导者通过一系列强效手段，将公众情绪和意见整合而成的，作为社会精英的领导人对公众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具有统治和领导技艺、具有制造同意的技艺的精英群体，可以整合公众庞杂多样的舆论，使之最终合为一股。通过这种技艺，能够掌控舆论，稳定形势，取得优势地位。

李普曼指出，普通公众难以把握事实真相、做出正确判断。他把普通公众看成是既不了解情况有无理智的“局外人”，而把那些受过特殊训练，能够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准确的情报，作出明知判断的少数人成为“局内人”。他认为只有这些少数“社会贤能”的局内人才可能在社会上发号施令，决定一切，并通过宣传来左右“局外人”。通过公众舆论是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的，必须实行精英治国。

关键词五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的研究最早也起始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虽然书中没有使用议程设置这一名词，但是，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像，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论证了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像之间的主要连接物。

他观察到，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么想这方面不怎么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十分有效。大众媒介具有相对较少的直接效果，但是在设置公众议程方面具有强烈的间接效果。议程设置过程描绘了舆论在一个民主制中如何发挥作用，即通过它，某个新闻论题被大众传播、公众和政治精英赋予优先的关注，从而由媒体的议程设置上升到公众的议程设置，最后变为政策的议程设置，对民主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

四、我的观点——网络时代公众舆论很有可能实现

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虽然是传播学经典，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力,然而它毕竟是当时时代的作品，很难关照到新时期传播学的新发展及可能性。当代，网络时代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以及社会交往和交流的方式，在传播领域掀起巨大的影响狂潮，尤其是微博等新媒介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以往的传受格局。我认为，在网络时代，公众舆论的实现是极有可能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网络促进全民参政议政，公众与公众事务的距离大大拉近

中国新闻体制下，与其说媒体更接近受众，不如说媒体更接近政府，以往传统媒体传播信息后较难得到受众的互动。而在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上网参与时事评论，人人都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尤其是微博发明之后，这种互动就更加自由和方便。在这种参与式互动之中，公众与公众事务的距离被大大拉近，公众舆论越来越成为热点。

2、网络媒体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公众舆论的影响将会强势而广泛

网络作为第四媒体，其传播的广度和强势程度都超过传统媒体。网络上公众舆论一旦

形成，无疑会造成广泛的影响，引起广泛的关注，这样的影响将会胜过以往任何时代。

例如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网络舆论一边倒地要求合理解释、严厉调查以及对遇难者的哀悼痛心，这一切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网络民意和舆论压力，直指事件负责人做出解释和处理。

3、网路传播内容的日新月异，受众获得的信息量成爆炸式上升，这将变革公众的思维

方式，加快认知的更新，使原有成见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减弱

网络信息总是日新月异，更新速度极快，并以爆炸式的形态呈现给受众。这一切将促进受众接受量的急剧增长和对信息认知差异的接受能力的提高。人们不得不更新自己的信息库，去接受每天迎面而来的新信息，并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去适应这个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世界。在此基础之上，原本对舆论形成产生阻碍作用的成见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从而使公众舆论实现的可能性增大。

4、微博等新媒体将会加强公众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促进公众舆论内部的团结

微博的出现使公众的交流提供了广阔、活跃的空间。通过转发、评论，陌生的社会公众直接也可以建立起交流关系，而有相同意见的人则很容易通过这种方式达成交流上的一致性和互动性。这样有利于公众舆论内部的团结。

5、微博等网路媒体对信息发布的快捷性，使公众很有可能先于媒体报道而知晓信息，媒体对公众的影响相对减少

在网络时代，特别是由于微博等新型民间信息发布渠道的兴起，使得信息的发布比以往任何时代读更加便捷、易获得，由于这些信息发布的主体多来自民间，而非专业的新闻传播媒介，因而人们经常可以获得比新闻媒体更快地知晓信息，这样与李普曼所认为的相反，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

6、网络日益成为政府、社会、公众交流沟通的平台，公共舆论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易于传达到决策层，使公众舆论达到效果

网络的迅猛发展与势不可挡，使得政府、社会团体、个人等纷纷利用该媒介，发表信息，提供公共舆论空间。当下网络成为政府、社会、公众共同交流沟通的平台，大量的舆论观点在其中碰撞交流，信息的流通日益通畅，舆情的上传下达成为可能。公众舆论的声音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易于传达到决策层，其观点和声音也易于被决策层接受和采纳，这些都使得公众舆论比以往更容易达到其传播效果。

综上，我认为，尽管网络媒体的发展前景尚不可一锤定音，但社会舆情与信息的透明化却是发展大势。网络时代的到来对公众舆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公众舆论的形成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网络环境毕竟不稳定，因其自由度太高，反而使安全性和规范性都亟待提高，网络媒体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的弊端，公众在利用网络发表意见形成舆论的时候应该加强自律，以更加成熟和负责的态度利用好这一交流和传播渠道，保证舆论质量。

2.公众舆论读后感 篇二

关键词：《公众舆论》,网络公众舆论,公共精神,角色突围

探讨公众舆论话题, 离不开李普曼《公众舆论》这本传播学经典著作。舆论是一种社会现象, 凡是存在公共生活的地方, “舆论”这一概念可谓众所周知。[1]但是, 社会的变迁、科技的发展、个体认知水平的提升, 共同促使“公众舆论”正在从传统型不断在向现代性进阶。

一、“盲人骑瞎马”的传统公众舆论

(一) 什么是舆论?什么是公众舆论?

舆论就是意见, 是碎片化的观点, 通常是指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不确定的判断。具体来说, 舆论的主体是公众, 即舆论总是公众的舆论。其次, 舆论的客体总是指向现实世界中的某些具体事件。

然而, 当舆论发展成为公众舆论时, 就必须经过“公共精神”这一词, 公共精神的产生, 又离不开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的出现, 由此, 即可产生李普曼所定义的“公众舆论”:公众舆论就是公众意见的集中表达。

(二) 传统公众舆论为何沦为虚空?

事实上, 李普曼在本书中反映出的其实是对当时社会条件下公众舆论的不自信。因为舆论的主体是缺乏理性思考能力的社会大众, 客体是一些难以认清其实质的模糊事件, 而舆论的本质又只是一些零碎的意见表达, 再加上社会外在条件, 如严苛的审核制度、语言表述本身的单薄以及个体注意力和兴趣的短暂性等, 最终导致当时社会环境中的公众不可能自发产生真正的公众舆论。传统公众舆论沦为虚空, 最终还要从以下三方面探究其原因:

(1) 舆论主体是缺乏理性思考能力的社会大众。社会大众不同于社会公众, 米尔斯通过对“公众”与“大众”的比较得出:在公众当中, 有许多人在表达意见和接受意见;而在大众当中, 表达意见的人比接受意见的人要少得多。[2]传统社会条件下的公众, 意见的表达往往是受到了巨大的限制, 这也是李普曼所认为的传统公众舆论未能发挥效力的主要原因。同时, 从大众个体角度出发, 自我虚构与无法摆脱的成见也成了阻碍公众舆论效力发挥的主要因素:1) 自我虚构, 即“两个自我”观点。通常来看, 现实世界的自我在拟态环境中很难生存。因此, 就必须自己为自己构筑一个更加强大有力的形象。当然, 具体途径也不完全相同, 有的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有的会加强自己的言语力量。并且, 两个自我之间无法条分缕析, 它们相互融合、极其复杂。由此就产生了在公众舆论分析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什么样的自我会卷入舆论之中?[1]面对不同的公共事件, 大众会不断地虚构更多“适宜”的自我来适应事件的不断变化, 自我利益则是自我虚构的出发点。由此, 公众舆论失去了“公共性”这一基本特质, 若再想发挥公众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正效用, 则会更加困难。2) 成见:“先于理性被投入使用, 是一种感知方式, 它在我们所意识到的信息尚未经过我们思考之前就把某种性质强加给这些信息, 这就是成见。”[1]成见系统是我们个人传统的核心, 是对我们社会地位的保护。成见所构筑的是一个和谐、稳定的世界景象, 是一个合乎我们需要的可能的世界。如果攻击成见, 就会被看作是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基本原理的攻击。成见带来的公众对于公共事件最普遍的思维方式就是“先定义、后理解”[1]:人们不会首先去看事件本身, 而是先去对事件做以判断, 之后, 再用自己大脑中已有的类似成见去对应。正是由于成见的存在, 个人就无法成为一个“理性的个体”, 成见一旦形成, 将会对个体的认知方式产生深刻影响, 任何新信息将无法被个体认知与加工。无法理解新信息、无法发表理性观点的个体将只能凭借脑海中的刻板印象来讲述自己零碎的观念, 而无法形成具有“部分一致性”的真正的公共意识与公众舆论。

(2) 舆论客体是一些难以认清本质的模糊事件。真理只能被无限接近、但距离依旧存在, 任何公共事件的真相亦是如此。但是, 之所以在传统社会条件下, 公共事件的本质更加难以被认清, 则主要是信息的充分程度难以保证。“谁能在自由开放的交流中竟会越来越不了解真相呢?”这是李普曼在本书中提到的重要观点。了解事件真相最好的办法就是有充足的信息作为基础以及开放的环境作为平台, 但是, 在传统社会中, 这两者都不充分具备。信息量的不足一方面是由于媒介本身的限制导致无法准确提供相对完整的信息供每个人思考;另一方面则与信息资源的掌控者有关。掌握信息的获取与发布不仅是一种荣耀, 更是一种先天资源与后天努力共同促成的一种能力。传统社会信息只能单向流动, 且仅有的信息在探究真相的过程中也会显得单薄与稀少。因此, 没有充分信息作为支持, 公共事件的判断就很难做到完全地接近真相, 公众由此产生的意见与观点, 自然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公众舆论。

(3) 舆论本质就是零碎的意见表达。公众舆论的本质, 就是公众意见的表达, 但传统环境中的公众舆论呈现的是零散的碎片化特质。公众舆论的核心, 在于产生“部分一致性”的观点, [3]即公众舆论离不开“公共性”作为支撑。传统公众舆论中, 互相辩驳与互相妥协的色彩较为单薄, 更多的是个人意见的逐个发表, 缺乏在互相讨论中形成集中的共识性观点, 则不能充分发挥公众舆论应有的作用。

二、网络媒体兴起对传统公众舆论的补位

但是, 自20世纪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 互联网对于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及交往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影响的穿透力足以通过塑造崭新的网络媒体环境, 从而触及公众最深层次的价值观念。具体而言, 网络媒体兴起对传统公众舆论的补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 真正的公共领域

什么是公共领域?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相对独立的中间地带, 公众借以自由地发表公共意见、对公共权力予以批判。”[4]在哈贝马斯看来, 公共领域必须具备批判功能。网络空间正是这一关于公共领域界定的重要体现。

网络媒体的兴起之于公共领域发展无疑是一次新突破。李普曼认为:传统环境中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是相互独立的, 即人际社交圈子是相互分隔的, 这就导致人们无法通过更多有效的信息和更加自由开放的环境来使真相越辩越明。而网络媒体环境相较于传统舆论环境来说, 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快捷性三大特征。开放性大大增加了公众舆论主体的范围与数量, 进入意见发表空间的门槛基本不存在, 网络空间中人人都有权利、也有能力针对公共事件发表自己的观点;同时, 对于事实与真相的发布权也不再局限于官方“喉舌”, 在多元、自由、开放的信息交流环境中, 公众会越来越接近真相。交互性则意味着网络环境中的公众可以通过信息的不断交流以及辩论最终形成“部分一致性的公众舆论”。至于快捷性, 则是网络媒体所独有的优势, 舆论可以借助这一平台实现远距离快速传播, 真正实现公众舆论的公众性。

(二) 真正的公众

近百年前, 李普曼看到的那些充满成见、缺乏判断力、多个自我交互重叠的个体在现代社会中从来都未曾消失, 以一种特定的象征播种于人们心中公认的权威人物以及细致入微的新闻审查也依旧活跃。但是, 网络媒体环境中的公众相较于传统公众来说, 依旧具有极大的跨越。

首先是“公众”的范围。传统意义上的公众舆论, 一方面是指有能力思考公共事件、有平台发表公共意见的部分公众观点的集合;另一方面是指经过权威人物及把关人精心挑选、制造出的同意。无论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出发, 都会深刻反映出传统的“公众”概念太过狭小, 甚至天生就将一部分不具有意见发表平台的人排除在外。但是, 网络媒体则极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开放的网络环境完全扩大了公众的范围与数量, 精英与平民都成了网络媒体的用户。其次是“公众”的能力。李普曼指出:“思想是有机体的一种功能, 而大众不是有机体。”换言之, 大众不能思考缘由, 只能判断对错, 只能在编辑好的选项里选择一个自己认为正确的, 其他则划归为谬误。“乌合之众”现象至今也未曾消失, 但是, 网络环境的开放以及信息的纷繁复杂逐渐锻炼了每一个网络媒体环境中生存的成员的能力。不断的信息交流, 不断的观点辩驳, 使得公众舆论的产生将会向着更加理性化的方向迈进。

三、“公共精神”在网络公众舆论中的角色定位

网络媒体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对传统公众舆论的补位, 是对公众舆论在传统话语体系中那些难以避免的缺陷的一次有效弥合。但是, 网络空间的发展既有可能为公众舆论的涵育带来力量, 也有可能对其产生撕裂性的破坏。网络世界中的公众舆论所产生的诸多新困境。例如, 公民个人情绪的非理性表达、真假信息鱼龙混杂等, 究其原因, 离不开对“公共精神”的思考, 网络世界的公众舆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 “公共精神”如何从中突围显得至关重要。

关于公共精神概念的界定, 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该概念的不同内涵。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共精神落实于人们愿意在公共生活或公共空间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寻找、把握参与公共事务机会的能力;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共精神在现代社会不仅意味着义务意识, 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公民基本的权利意识;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公共精神指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的主观认可并体现于客观行动上的遵守与执行。[5]回归到网络媒体环境中公众舆论所呼吁的“公共精神”, 离不开以下三个具体要求:

(一) 秩序精神

公共生活如何有效开展?最重要的原则是共同体中个体对秩序的遵守程度。现代社会中, 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首先反映着其对秩序的理解, 进而反映出其对公共生活的认知和对何为公共的共识性判断。网络公众舆论要发挥作用,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舆论主体对自我意见的准确表达, 而准确表达的基础就是有秩序的表达。网络媒体环境中的秩序, 不仅是指现实世界中也具备的法律、规范、习俗, 同时还有一种虚拟环境中所必须具备的“内心秩序”。“内心秩序”指向人的自我约束和良心自由, 网络环境若要避免无序状态、网络公众舆论若要发挥其在社会-政治进步中的作用, 就必须首先培养其参与者的秩序精神, 从而摆脱传统公众舆论中的非理性状态。

(二) 参与精神

参与精神主要是指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关心程度、参与愿望和参与信念。个人是否属于共同体的一员, 首先是由是否参与共同体事务来标示的。公民的参与精神和参与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意识、民主意识。[6]网络环境为个体提供了充分的公共生活参与途径, 参与是公众舆论的首要环节, 只有参与在公共事务中, 才能在与公共生活的不断交互中体验到个体与公众的亲密关系。其次, 参与还意味着个体必须在参与公共生活之后能够进入到意见的公共表达平台。这是当前网络公众舆论中最缺乏的环节, 即个体不愿意进行意见的表达。因为个体很容易在庞大的公共事务面前产生退缩, 认为一己之力难以改变什么, 但事实上, 只有勇敢表达, 才能体验到个体对公共生活的巨大推动力。

(三) 宽容精神

宽容是现代社会多元发展的必然要求。宽容意味着理解与尊重, 意味着包容与共存。在网络媒体环境中, 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带来了意见发表的多元性, 面对千百种不同观点的碰撞, 个体首先要能够容忍别人直接反对自己的观点与原则。其次, 宽容精神还表现为对人性与生俱来的缺陷的容忍, 个体必须意识到:任何独立的个体在复杂的世界环境中都是脆弱的, 都是需要其他人的包容与原谅的。

网络空间是一个典型的公共领域样态, 足够数量且拥有公共精神的公民, 是保障决策及其执行的正义性的最坚实基础。网络媒体环境中的公众舆论在极大程度上对传统社会条件中的公众舆论产生了较强的缺陷弥合的作用, 但网络公众舆论中的“非理性表达”特征依然需要通过参与者“公共精神”的进一步提升来转变。这个提升不会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若要公众舆论在网络空间环境中也能发挥出对社会生活与政治决策的巨大影响力, 就必须使公共精神在网络公众舆论中真正稳定下来, 使公共精神充分溶解在网络公众舆论的话语体系中, 并充分发挥其涵育性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 江红,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1, 62, 74, 131

[2]米尔斯.权力精英[M].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386.

[3]郭玉锦.网络公共领域中的网络舆论与网络公众舆论[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12 (6) :3.

[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M].北京:三联书店, 1998:125-126.

[5]李秋涛.理析中国近十年之“公共精神”研究[J].社科纵横, 2013 (28) :222.

3.舆论监督与媒体驱动型公众参与 篇三

社会转型与舆论监督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执政党对社会各个方而具有决定性的支配权。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成长显然属于“速进”型。在举世公认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成就后而，也积淀了工业化国家过去在转型期间遇到的普遍问题，主要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政治和经济腐败蔓延，以及一些中国特有的问题，诸如极左意识形态的终结与真空、人口超饱和、地区发展失衡、民族问题、作为社会稳定因素的道德力量(包括宗教)的缺失、作为后发国家又一次受到了信息社会的挑战等等。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正在从一个传统的社会向现代化的社会过渡，伴随而来的不仅仅是GDP的快速增长，还有大量贪污腐败现象，基尼指数(Gini index)达到了危险的0.45以上。如今人们公认的一大原因就是缺少监督的权力。学界普遍认为，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的政治混乱可能中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舆论监督的三种形式

主流国家新闻事业在宪政体制、尤其是在新闻法和信息自由(政府信息公开)法的保护下，所从事的舆论监督的具体形式通常有以下三种：

(1)大众传媒在第一时间以文字和图像的形式进行海量的客观报道，力求使权力的运作置于众目睽睽之下，透明化、阳光化。这是一种看似隐性、实则常规的舆论监督形式。

(2)大众传媒以特殊的新闻文体和节目类型——调查性报道——深入揭露重要腐败案例和现象。

(3)大众传媒以新闻评论——社论、个人时评的形式，针对权力滥用导致的腐败所作的抨击和谴责。

中国媒体的专业化转型

中同媒体已由专一国家包养的“喉舌”转型为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由宣传体制转变为宣传与新闻并存的体制。由意见(评论)取向的新闻事业逐渐转向信息(新闻)取向的新闻事业。新闻专业主义所要求的事实和意见分离正在成为共识。报告文学、通讯等报道文体走向衰落，调查性报道等深度报道和特稿兴起。作为评论文体的一元化意识形态写作走向衰落，价值和观点多元的时评空前繁荣。

公民社会与传媒

在信息时代，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我们用公民社会(Civil Sociefy)和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可以清晰地解释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托马斯·雅诺斯基指出，社会可以划分为四个相互重叠的部分：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公民社会表示国家领域、由志愿组织组成的公共领域以及涉及私营企业和工会的市场领域这三者之间一种有活力的和相互作出反应的公开对话空间。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与俄罗斯这样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传媒的私有化、市场化、产业化一方面扩大了对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空间，增加了从事黑幕揭发类报道的动力。另一方面政府仍然对传媒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加上市场发育的不成熟和法治精神的缺失，有可能出现传媒的“双重封建化”，即传媒成为政府和市场拉拢或打压的双重对象。或者传媒卷入党派政治，充当党同伐异的工具。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凸显了社会转轨的意义和复杂性，尤其是大众传媒如何充当社会转轨的守望者。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中国公民社会的初步发展

中国当代的公民社会，主要是伴随三十年来市场领域的成长而出现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分化所形成的结构性变化，首先出现了脱离原来体制的个人，他们往往具有文艺才能或经商能力，依靠新出现的发展机会和个人奋斗成为“自由人”(作家、演员、企业家、律师等)。接着出现了少数具有私人性质的团体。在政治与经济进一步分化的基础上，公民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得以发展。民间组织主要为社会团体和非企业单位。四川地震使民间组织浮出水面为更多人所了解。

观察分析近年来的诸多公共事件和公共议题，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公众参与基本皆具有“媒体驱动”的鲜明特点。换言之，当前的公众参与可视之为“媒体驱动型公众参与”。所谓“媒体驱动”，意指媒体不仅是公众参与的必要条件；而且媒体所担负的功能不只于沟通。因为若无大众传媒以连续的报道和评论进行介入，某一“事情”难以成为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公共“事件”；若无大众传媒的关注、呈现、传播及加温，某一“话题”将难以成为地区性乃至全国性的公共“议题”。

中国业已形成了种类齐全、数量庞大、硬件先进、覆盖全境和辐射国际的媒体格局，客观上为公众参与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媒介技术条件。从省市党报体系中派生出来的都市报夺走了党报、甚至晚报的市场份额。由于国家推进“四级办广播电视”政策，早先的广播和日后的电视已经大面积覆盖全国城乡。但是，传统的大众传播之于公众参与有一大缺点：它本质上是一种从传播者到受众的单向传播，由媒体“代表”公众来监督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的运作；公众通过报刊和广电媒体从事的政治和社会事务参与非常有限。不过，以互动性等优势为特征的互联网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当前，人气最高的门户网站多数是民营企业。网络媒体在公众参与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随着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它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与日俱增。

近年来，互联网与政治发展结合所造就的网络政治，更改变了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概而言之，商业化前提的新闻体制改革、信息时代的技术支持以及传播本义的逐渐回归，中国传媒公共领域开始得以生成，并且总体上趋向不断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都市报和时政刊物的评论版面，与互联网交相辉映，吸引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思想界的有识之士。他们对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进行理性和批判性的审视，极大推进和活跃了公众参与。如果说都市报日益多元的言论建构了众多都市媒体公共领域，那么网络论坛和博客则成为无数匿名的和实名的精英、草根纵横捭阖的疆域。其中，驰骋于报刊和网络两界的时评人往往是最积极的公民参与者。他们以言论对政府的施政形成制约。

民生新闻及其变种公共新闻的出现有一定积极意义，毕竟让电视新闻走向了民间。但是其行不远，因为它是市场驱动型的，而不是公共利益取向的。其中似乎有那么点曝光和监督，但是监督对象不是权力和资本，而经常是混饭谋生的社会底层。越往后走，煽情主义的色彩越重。

舆论监督的前景

中国的舆论监督承载着公众的巨大利益和高度期待。从新闻职业理念来说，监督权贵、为民请命、捍卫社会公正从来都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最高行政权力和现代巨无霸企业的商业权力的滥用，必然损害某个社会、甚至国际社会的许多成员，新闻界承载着整个社会、尤其是可能被权力侵害的弱势群体的高度期待。

4.公众舆论读后感 篇四

第七，报刊发行建立起独立的民间网络。近代报刊业创兴之始，由于所载多琐碎支离之事，内容浅薄，不切实用，“而社会间又不知报纸为何物，父老且有以不阅报纸为子弟勖者”19，所以尽管印数无多，但发行殊为不易，甚至出现“沿门丐阅”的现象。二十世纪初，随着社会政治文化思潮的流转，报刊转而成为社会公共读物，发行量大增。与官报通过行政手段逐级强制发行不同，民报采取商业化的运作方式，通过报馆分馆、邮局民信局、各地书局书肆、会馆公所、民间社团以及私人寓所等多种渠道，建立起以各个报馆为中心的发行网络。由于各个销售点彼此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因此，即便偶尔有某一个点因故不能代销，但其它点仍旧照常运转，不会对报刊的发行造成太大影响。所以，从技术层面上说，民报的发行，除了与交通、邮政通讯部门打交道外，基本不受官府控制。

第八，报刊的受众以社会公众为主。旧式邸钞、京报的读者，人少面窄，自不待言。而外报的发行也仅局限于由少数官吏、买办、商人和边缘知识精英所组成的狭小圈子内。时至二十世纪初，民报作为一种方便、快捷的大众传媒，因能快速、准确地报导时事，反映民情民意而备受人们青睐。其结果，报刊的受众范围逐渐扩大、受众的社会构成愈加丰富，由前此的特殊人群转向以一般社会公众为主，举凡官商绅学乃至一般市民都成为报刊读者。

总之，大众传媒的民间化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持续演变过程，其基本运作趋势是报刊经营的社会独立性与自主性逐步加强。

报刊传媒民间化对公共领域体制建构的影响

报刊传媒的民间化，产生了多种社会效应。其中，对公共领域体制建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变了传统的官民文化格局，在文化层面上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疏离与对峙。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按照文化特性和社会功能，可分为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两个子系统。从根本上说，官方文化是一种以文人士大夫为人格载体、以经典文献形式流传于世的垄断性文化。经典文献与儒家训诫相结合，结果是“文字造下了阶级”20。另一方面，传统的以手工抄录、雕版和活字印刷为主的手工作坊式的文化复制方式也制约了文化的广泛传播。最终，文化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独占品。官方文化是政治国家的精神支柱，其主要功能在于从思想文化层面为现有统治提供合法性论证。与体系完备、结构严谨、形态雅致的官方文化不同，民间文化一般以民间戏剧、歌谣、话本演义、民间宗教、祭祀礼俗等形式在民众中广泛流传，其主要功能在于为下层民众的生存与生活提供意义解释和娱乐休闲。总体而言，官方文化因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而民间文化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态、文化内涵和传播方式，未必一定与官方文化合拍，但一般总是从属于官方文化，受到官方文化的制约。

5.八荣八耻读后感公众演讲 篇五

“八荣八耻”新童谣，文明伴你一路行

①“八荣八耻”新歌谣

你拍一，我拍一，八荣八耻要牢记

你拍二，我拍二，为了祖国要出劲

你拍三，我拍三，铺张浪费要揭穿

你拍四，我拍四，做人不能自顾自。

你拍五，我拍五，好逸恶劳是耻辱

你拍六，我拍六，我们尊老也爱幼

你拍七，我拍七，崇尚科学属第一

你拍八，我拍八，诚实守信人人夸

你拍九，我拍九，法律法规要遵守

你拍十，我拍十，争做文明小卫士！

威海市鲸园小学深入贯彻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在青少年中树立“八个为荣，八个为耻”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强调每个教师都要明确了解“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深刻内涵，然后把道德观的内容引入课堂、引入教材、引入社会实践活动等各个教育环节中，创建新的校园文化，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荣辱观的教育。号召孩子们从身边小事做起，从小处着眼，能明辨是非，分清善恶，识别美丑，争做一个合格的小公民。《绿色童谣我传唱》校本课程组的同学则把胡爷爷的“八荣八耻”编成了童谣，用了他们喜闻乐见的拍手游戏歌表达了心中的道德准则，琅琅上口，好记易学。现在孩子们都能熟练演唱。图为《绿色童谣我传唱》校本课程组的老师在和孩子们一起演唱“八荣八耻”道德歌谣。

②八荣八耻拍手歌

你拍一，我拍一，八荣八耻要明晰。

你拍二，我拍二，爱国爱校爱伙伴。

你拍三，我拍三，服务人民记心间。

你拍四，我拍四，崇尚科学立大志。

你拍五，我拍五，团结友爱讲互助。

你拍六，我拍六，做事诚实不能丢。

你拍七，我拍七，参加劳动要积极。

你拍八，我拍八，自觉遵纪又守法。

你拍九，我拍九，克服困难争上游。

你拍十，我拍十，知晓荣辱会做事。

北京市宣武区：“衣着整洁领巾飘,高唱国歌多骄傲。”昨天下午,宣武区康乐里小学校园里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同学们正在诵读反映“八荣八耻”的新童谣。五年级5班的陈玥昕同学自豪地说:“通过和老师一起编写新童谣,我觉得‘八荣八耻’其实离我很近。”

和陈玥昕一样,宣武区有很多同学参与编写、传唱“八荣八耻”新童谣,仅在康乐里小学就有4个班的孩子和他们的老师一起,在短短11个小时里,编写了8首。

拿着图文并茂的新童谣手册,王冠洲同学对记者说,以前同学们为了穿名牌鞋互相攀比,所以自己编写了“不攀比、不炫耀,艰苦朴素记心中”的新童谣。康乐里小学教育处王宏老师说,由于新童谣里写的都是孩子身边的事情,一下子拉近了“八荣八耻”与孩子们的距离。“现在,一下课就可以看见孩子们聚在一起,自发地背诵新童谣,不少孩子还将‘明是非,知荣辱,立志向,修言行’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王宏老师说。

“希望同学们不仅能理解、领会社会主义荣辱观,更要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从小做个明是非、知荣辱的好少年。”陈玥昕在校园网站上还向小伙伴们发出倡议。参与新童谣编写的张新艳老师告诉记者,自从学生拿到新童谣,在日常生活中就常听到学生用“在家不当小皇帝,家务劳动多参加”“珍惜资源爱生命,自主劳动最光荣”互相激励。

6.网络传播中理性公众舆论的建构 篇六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把舆论分为公意与众意。众意主要是指公众舆论, 它允许对某一社会问题持有多种态度, 每一种意见都有相当数量的舆论主体。众意主要代表各种小团体、小群体的利益。公众可以划分为各种类型, 因此, 众意是个舆论复合系统。公意主要是指公共舆论,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民意。众意与公意同时并存。根据卢梭的解释, “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是公意”。卢梭还对公意、众意和团体意志进行了区分, 公意只有通过立法权力, 即定期的人民集会才能表现出来。众意也是全体人的意志, 但是公意和众意可能不一致, 其原因在于公意是从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 而众意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

卢梭认为, 公意作为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而产生的主权者共同体的共同意志, 是全体人民的自由意志的升华, 是主权者意志的真正体现, 它着眼于公共利益, 代表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幸福, 法律、道德、自由都是公意的具体表达。意志通常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意志所指向的一般都是我们自己认为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东西。自由意志一般都体现为我们可以自由地进行这种幸福的追求, 但是人作为有道德、理性的社会存在, 这种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单纯只受到欲望的驱使, 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 我们才能真正认清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东西。因此, 共同体的意志是以理性为保障的, 公意若要真正代表能给所有人都带来幸福的普遍利益, 其前提必须是一种理性的意志。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 一种意见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公众舆论, 取决于如下标准:该意见是否从公众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中产生;以及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组织外部的公共领域的交往程度, 而组织外部的公共领域是在传播过程中, 通过大众传媒在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之间形成的。社会舆论都会受到利益的支配, 不同的利害关系使人们对同一种事物具有不同的倾向。于是, 人们根据对自己是否有利或利益多少, 确定事物的是非好坏, 唤起各种热情, 造成不同的公众舆论。如果公众舆论达到或接近60%的人数指标, 说明这种意见正在接近普遍的利益和正确的见解, 它有可能很快转化为民意。因此, 在众意中, 总有一种众意会渐渐占有优势, 发展成为民意, 即从众意发展为公意。

一般舆论是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见解体系, 而理性舆论并不针对具体公共事务作出简单的说明, 而是就现实重大实践问题形成的系统理性意见, 表现为对现实社会规律的一种抽象思维。理性舆论有赖于政府、媒介、公众三者健全的结合机制与互动机制, 它是媒介、政府、公众三者之间博弈的最终目标。人类作为理性的社会存在, 具备一定的思考及较强的分析理解能力, 只有获得大量的、全面的、有说服力的信息, 才能作出明智的判断, 形成或改变态度。因此, 信息公开是传播渠道畅通、打造理性舆论的重要保障和主要方法。这一点在网络媒介崛起的当今社会更具有现实意义。

网络媒体在1998年被联合国新闻委员会称为“第四媒体”之后, 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我国网民数量与日俱增, 网络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可谓一日千里。例如较著名的“南京周久耕事件”, 最开始由猫扑网站独家全面报道, 形成声势浩大的网络舆论, 最后引起了传统媒体的高度关注, 不少报纸和杂志进行了专题报道或深度报道, 这不能不说是网络舆论的“魅力”, 它把本来局限在网络空间的不同利益的“话语表达”从虚拟空间带到了现实社会, 网络舆论经过传统媒体的传播, 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但是也有相反的案例, 信息的扑朔迷离模糊了网络舆论的导向。如2008年末发生在中国文化教育界的所谓的“书画门”事件, 即季羡林先生藏画被盗事件。这一事件在信息海量化的网络媒体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相关主题的网站点击率、博文、帖子数量激增。该事件涉及的相关人员和单位比较复杂, 网友在围绕季羡林书画为什么出现在拍卖市场、谁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值得一提的是, 北京大学在发表一篇呼唤理性舆论的声明之后, 对于事件的进展和事实的真相只字不提, 使得北大成为网络舆论的众矢之的。北大的失语、杨锐的沉默、张衡隐晦的表达、季先生的高龄与足不出户, 使得整个舆情更加杂乱, 真实与谎言无从辨别, 受众离真相却越来越远。由于公众未能得知季羡林先生藏画被盗事件的真相, 整个事件扑朔迷离, 网络舆情呈现出混乱、迷离的特点, 而这一特点反映在舆论上就极易误导受众, 不利于真相的传播, 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继而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甚至伤害。这不由得让人深思:理性的公众舆论更加需要信息的透明与公开。

由于网络媒介本身具有的公开性、虚拟性、匿名性、信息发布的低门槛化, 使得网络舆论呈现出隐蔽性、盲目性、非理性、不稳定性等特点, 也使得网络时代重视个人意见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媒介, 公众舆论在网络上聚集放大, 使公众舆论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在网民数量庞大的今天, 更加需要呼唤网络舆论的理性发展。网络舆论除了具有传统舆论的一些共性外, 还拥有“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冲突性、难控性等五项基本特征”, “丰富性”涵盖了网络舆论信息的海量化, 通常一篇被置顶的帖子的跟帖在几万条, 甚至更多, 其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但是“多元性”又向我们证明网络舆论已经不能从单一的“对与错”来判断, 它适用于一种多元的视角;“复杂性”暗含了网民构成因素的多样以及网民心理的复杂多变;“冲突性”则常常体现在网民的争端上, 它有时会演变为一种网络暴力, 这是网络舆论最典型的特征;对网络舆论的控制不单单要通过技术手段, 主要还是基于信息真实公开基础上的一种引导, 这正体现了网络舆论的“难控性”。

网络舆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 并依靠强大的网络传播发挥舆论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是传统社会不可比拟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网络舆论负面功能的防范与规避。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新媒介, 催生了网络信息的泛滥与爆炸。网民很难将注意力长期停留在某一具体的社会事件上, 往往是某一新闻事件还在更新发展中, 就已经被更新的新闻所刷新, 层出不穷的新闻使网络舆论不停地经受冲击。在网络传播中, 信息发布的低门槛化, 强大的互动性, 较强的匿名性, 网民数量的庞大混杂, 使得网络受众发言时无所顾忌, 不少言论目的性不强、主题分散、导向不明、过于随意, 这样难免造成社会舆论的分散, 谣言发生几率增加, 出现了一些偏激及非理性的声音, 这实质上是网络舆论狭隘性的一种典型表现。我们要保证网络舆论的理性方向, 就必须杜绝网络舆论的狭隘化。网络社会是公众情绪原始表现的最佳场所。网络空间所流传的情绪型潜舆论是构成网络舆论狭隘性的重要因素。情绪型潜舆论的表现分为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情绪型潜舆论“与人的本能和无意识有更多的联系”, 这种潜舆论形态只是公众意见倾向的一种征兆, 具有一定的社会感染力, 网络社会尤其如此。情绪型潜舆论由于缺乏理性的思维, 经过一些网络论坛的迅速传播后传染给了公众, 不利于公众把握事实的真相, 从而导致狭隘性舆论的出现。这种非理性的言论一旦出现在网络社会, 很容易从这一虚拟空间溢出, 在现实社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破坏力量, 不仅形成对个人的不公正评价, 甚至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网络舆论除了具有“情绪型潜舆论”这一负面功能之外, 还体现了“假新闻误导走向”、“网络话语权垄断”两方面的缺陷。在传播过程中, 信息模糊程度高, 会增加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认知带来的社会压力, 在缺少真实信息的情况下会使虚假信息的“补充认知功能”得到强化;也会使真实信息“转让”网络舆论中的话语权, 让“空穴来风”被网民当做媒介真实的表达, 从而更增加了舆论的混乱与繁杂。消除这些负面功能的根本措施在于增加信息传播的数量与质量, 提高信息的准确性。要做到这一点, 还是要依靠政府信息的公开与透明。2007年温家宝总理签署了492号国务院令, 正式颁布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该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在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中, 媒体报道的及时性、全面性、公开性, 证明了该条例的实施在我国是有具体保障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首次对公民知情权作出了明确规定, 该条例明确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根据这一相关规定, “书画门”事件中涉及的北京大学———季羡林藏画公益捐赠的管理者———就必须履行信息告知义务, 给公众提供充分的事实依据和凭证, 还原事件真相, 使公众舆论理性化。不管是对已经“被符号化的国宝”季羡林先生本人, 还是对他身边亲近的人 (杨锐) , 抑或是对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国家公共教育机构, 都是一种责任体现。当然, 更多的是表明了政治民主社会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

在网络媒介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之后, 网络中舆论的走向至关重要, 但其中信息公开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若隐若现”的网络信息只会使人们继续生活在猜测中, 对比“南京周久耕事件”和“书画门事件”的不同, 我们不难发现, “书画门事件”这场模糊的舆论战更是拷问着我们的媒介, 也拷问着我们的政府。它提示我们, 政府信息公开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不应仅仅表现在突发的危机事件中。政府是媒介信息发布最多的, 也是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宿源, 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渠道就是新闻媒介。《条例》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 “只有政府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 媒介才能够发布及时、真实、全面的信息, 就能够增强公信力, 用理性客观的态度加以分析, 提高权威性和影响力”, 才能保证公众对信息的最大知情权, 这才是理性舆论产生的坚实基础, 网络社会尤其如此。

摘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网络媒介逐渐成为公共话语表达的主要渠道。理性公众舆论的建构对于引导人们正确地理解新闻话语、客观地认知周围世界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信息公开则为理性公众舆论的建构提供了保障, 网络媒介亦是如此。

关键词：公众舆论,信息公开,网络

参考文献

[1].卢梭:《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1.卢梭:《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年版。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年版。

[4].刘建明:《舆论传播》,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4.刘建明:《舆论传播》,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5].刘伯高:《政府公共舆论管理》,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5.刘伯高:《政府公共舆论管理》,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6].俞文丹:《从传媒角度解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青年记者》, 2008 (7月中) 。6.俞文丹:《从传媒角度解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青年记者》, 2008 (7月中) 。

[7].王天意:《网络舆论引导与和谐论坛建设》, 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7.王天意:《网络舆论引导与和谐论坛建设》, 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7.浅析微博对公众舆论的影响 篇七

关键词：微博,自媒体,公众舆论,影响

微博作为一种网络信息分享技术的平台,并不具有导向性,它本身是中立的,但由于注册用户使用目的和方式的差异性,使微博成为一把“双刃剑”。2010年被称为网络的“微博年”,这一年,微博以其强大的用户注册率占据着互联网,也是在这一年,《新周刊》提出了“微革命”的概念。小小的微博以其微小的动力改变着你我他以及整个世界,它从即时搜索到电子商务,从网络问政到品牌营销,微博在各个领域无意间“扇动翅膀”的同时,对公众舆论的形成以及传播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与运用,宣告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而微博的产生无疑进一步诠释了这一观点。相对于其它的社交网站,微博这种自发性较强的媒介,对旧媒介格局下公众的舆论产生了强大的冲击。[1]

一、微博和舆论的内涵

微博(Weibo),即微型博客(Micro Blog)的简称,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信息的平台。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建立自己的个人社区,并可以发布140字左右的文字信息,实现即时分享。微博最早并不是诞生于我国,最早最著名的微博是美国的推特(twitter),我国最早的微博是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在2009年8月份推出的“新浪微博”内测版,这也是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中文版微博自从诞生起,便占据着互联网强大的用户注册率。

公众舆论是一种含有多层结构的表层意识,是由公众的各种意见和态度构成的集合体。根据舆论各部分分解值的大小,可以测算出公众舆论的倾向和影响力,从而有效地把握公众舆论环境。[2]公众舆论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具有公开性,而它的传播则必须借助媒体。

微博的产生打破了传统舆论的传播格局,在传统媒体时代,以报刊、广播和电视为主流的媒体成为引导舆论的核心,加之政府的主导,使媒体在报道新闻事件、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把握着大局,掌握着舆论的主流。而在信息时代,新媒体大量涌现,微博已逐步打破传统主流媒体对舆论的引导格局,积极引导民众关注网络事件,使人们以理性的态度利用微博畅所欲言,且任何人都可以在微博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二、微博是媒体

所谓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媒介,通俗的说就是宣传的载体或平台,能为信息的传播提供平台的就可以称为媒体,至于媒体的内容,应该根据国家现行的有关政策,结合广告市场的实际需求不断更新,确保其可行性、适宜性和有效性。[3]之所以称微博为媒体,是因为它和传统的大众传播是有区别的,它把传统的大众传播主体由职业传播者和机构变为广大的微博,使微博这一传播平台即兼具了人际传播的互动性、群体传播的聚合性又包括了大众传播的广泛性,这种多种传播方式融合的特点大大突破了单一传播方式的局限,使微博最终实现了传播领域里的现实版神话。

(一)微博的病毒式传播

美国推特在诞生之初,主要是用于人际交流工具。2009年7月29日,推特将首页的“你在做什么?”改为“分享和发现世界各处正在发生的事。”这一改变象征着推特的运营者们发现了微博的强大力量,即微博的病毒传播模式,一种以人为信息节点的即时传播、以分享为特质的人际网络传播。微博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媒介,它具有强大的信息来源、传播速度迅速、扩张范围广泛、影响力大等特性。它独特的信息传播方式,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线性传播,也有别与网络媒体的网状传播,是一种裂变传播。这种传播形态的传播速度非常之迅速、传播方式之便捷、传播密度之稠密,这些都是以往的媒体所望尘莫及的。可见,它的这种传播模式势必给公众的话语方式带来变革。

(二)微博的自媒体特性

草根性、自发性以及平民化成为微博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等公车、等饭、排队等闲暇时间,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借助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登录微博客户端,以直白和简短的文字来描述自己的状态和感受。也许对于发布者来说,只是自己的一种分享或体验,但对于看到微博的民众来说,却是一种新形式的“现场报道”。民众在作为新闻当事者的同时,也成为了新闻事件的把关人。微博的产生,标志着全民新闻时代的到来,任何人都可以借助微博进行现场报道。如果说博客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体对公众话语权的垄断,那么微博则进一步下放了民众的话语权,保证公民有话说,微博在与传统媒体争夺话语权的同时,也同名人抗礼力争,如此微博的自媒体特性便直观的体现出来了。[4]

(三)微博是媒体的媒体

微博为传统新闻媒体提供新鲜可靠的新闻信息。在微博诞生之前,传统媒体一般通过各地的通讯社、记者以及有关部门的宣传获得新闻信息,这造成了新闻信息过于单一和被动。而与之相对的微博正逐步成长为重要的信息源,遍布于世界各个地方的微博注册用户,为传统新闻媒体提供了便捷的信息线索,这也使微博成为新闻最先出现的地方。微博对新闻信息发布的真实性,一直受到新闻媒体的监控与跟踪。

三、微博改变公众舆论环境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网民对互联网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公众已经从初级的单向信息获取转向互动参与,主动利用新媒体进行网络表达,已经由个案发展成为公民普遍的观念和意识。网络作为当今社会最大的舆论场所,微博的表达则更具有极大的自由,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民意。各种新媒体层出不穷、深入生活,促使舆论的表现形式也发生着改变,公共事务越来越受到舆论的影响,而微博作为新媒体的代表,带来了社会舆论生成机制的改变和公众参与公共领域、社会生活的改变,这无疑给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

[2]公共舆论.MBA智库百科.http://wiki.mbalib.com/wiki/%E5%85%AC%E4%BC%97%E8%88%86%E8%AE%BA.

[3]张玥晗.新版《汉语规范词典》收录“微博”“低碳”等新词.信息时报,2010年6月24日.

8.公众舆论读后感 篇八

1 传统公众舆论引导机制存在的问题

1)传统公众舆论引导机制存在的局限性。传统媒体在传统舆论引导中具有一家独大的特点,其依据重要性的新闻价值标准对相关的议题进行设置,并且有选择地报道每天发生的事件,立足于版面、时段、实效等报道手段和方式对这些事件进行区分。同时利用配发相关舆论的方式,媒体可以实现对受众对事件的观点、看法的引导。因为受到当时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舆论权基本上都是掌握在政府和媒体后中,政府只需通过对媒体的领导和引导就能实现公众舆论的引导,媒体基本上只是政府的喉舌,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媒体报道的信息,并没有形成互动和反馈,很容易开展舆论引导工作,详情见图1。

2)不具备完善的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公众舆论正向引导运行机制是舆论引导机制的主要内容,其中包含着一系列的子机制,目前并没有关于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的权威概念,然而在其包含的内容方面却大致相同。通常可以将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划分为以下几方面的子机制,也就是舆情监测、分析判断和反馈评估等几个机制[1]。尽管近年来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重视其中的预警和协调机制,然而目前在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中并没有真正地融入预警和协调机制。在公众舆论正向引导运行机制中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1)模糊的公众舆论引导主体。主流媒体在传统媒体时代具备先天的优势地位,因此可以将话语权轻而易举的掌握住,并且对舆论产生主导作用,进一步的对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在出现社会化媒体之后,这一形势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由于社会化媒体的用户规模变得越来越多,而且其具有非常便利与快捷的信息传播方式,通过社会化媒体终端任何人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对各种信息进行传播和接收。由于舆论的生成模式和引导方式在现阶段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使得传统媒体的先天话语权优势受到了极大削弱,个人和各种网络社区等都变成了网络引导主体,因此舆论引导主体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并且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格局[2]。与此同时,目前我国存在着众多的管理部门,面对着日益壮大的现代社会媒体和公众势力,这些管理部门之间并未形成有机的开展管理和引导工作的主体,没有明确不同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因此很难正向引导社会化媒体环境中的舆论。(2)不具备完善的舆情监测机制。虽然我国目前基本上形成了舆情监测机制,然而舆情监测技术和范围很难真正地将社会化媒体覆盖起来,因此在监测舆情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短板,并不具备科学的公众舆论分析研判和预警依据。一旦出现舆情问题,面对着迅速蔓延的社会化媒体信息,舆情监测机制并不能够将全面正确的舆情数据提供出来,无法准确地对舆情进行判断,这样制定的舆情引导策略并不具备较强的针对性,因此在引导舆论的时候存在着较大的困难[3]。(3)缺乏有效的问责反馈机制。不管舆论引导工作成功还是失败,在结束舆论引导之后必须认真分析和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经验,这就是所谓的舆论引导的问责与反馈,在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中有效的问责反馈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舆论引导主体在社会化媒体的环境中具有非常模糊的界限,因此有很多方面的权责和利益掺杂在舆论引导行为中,舆论引导格局呈现出混乱和多元化特点。由于并不具备问责反馈机制,很多人开始质疑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和可信度,使得正确导向发挥的作用受到了极大限制[4]。

3)不具备有效的舆论引导管理机制。就现阶段而言,我国的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中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其具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首先,公众舆论引导管理机构的缺失:目前,在我国有很多管理部门在舆论管理工作中有所涉及,然而各个管理部门和机构之间具有十分模糊的职责,并不具备主体的管理机构,因此无法有效管理舆论引导中的各种问题。其次,公众舆论引导管理人员缺乏必要的素质和能力:舆论引导管理工作对管理者具有非常高的要求,要想合理有效地管理舆论引导工作,必须具备一支具有高水平的管理团队。然而目前我国的舆论引导管理部门中严重缺失高素质的舆论管理人才,因此很难有效地管理舆论引导工作,无法保证公众舆论正向引导工作的效果。

2 社会化媒体视角下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1)建立健全舆情监测机制。在公众舆论正向引导工作中舆情监测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可以将充足的现实依据提供出来,确保后续机制的顺利运行。为此,相关部门必须要积极地转变自身的舆论引导理念,高度重视对公众舆论危机的预防工作,避免在事态扩大的时候才实施引导和管理的问题。网络的普及和网民数量的增多,网络已然成为社会公众舆论的策源地,是网民探求信息、表达观点和诉求的最佳平台[5]。那些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能有效地疏导公众情绪,消极、偏激的舆论则会误导民众,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目前的公众舆论存在着难以引导的特点,然而公众舆论的形成和传播过程并非毫无头绪可言,其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发展规律。因此政府必须要对公众舆论形成和传播的规律进行认真把握,对有实力的主流媒体进行鼓励和支持,使其将舆情监测室建立起来,而政府要与之形成共享信息的合作关系,这样就可以确保党和政府及时了解民意,掌握民情,汇聚民智的第一手舆论引导资料。此外,公众舆论监测机制应该具有尽可能大的涵盖范围,除了要包括各种传统媒体和网络之外,还要将各种新兴媒体融入进去,这样在第一时间内舆论相关部门的领导就可以将民意民情掌握住,做好公众舆论正向引导的准备工作[6]。

2)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在具备了完善的舆情监测机制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开展分析和研判公众舆论的工作。在做好舆情实时监测的基础之上,就可以分析和研判公众舆论产生和走向的能力,对其可能会导致的影响和结果进行科学的预测。形成完善的舆论引导研判预警机制,可以更好地正向引导公共舆论。研判和预警的最终目的就是正向干预和引导公众舆论,因此政府必须具备危机防范意识,依据舆情监测的各种信息,对舆论可能导致的各种不良后果进行分析和判断,当各种应对计划提前制定出来,及时化解危机,从而全面提升正向引导公众舆论的能力[7]。

3)建立健全互动协调机制。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各种新型在线媒体具有参与及时、直观、互动等优势,因此在公众舆论正向引导中,媒体和公众变成了不可或缺的主体。舆论引导主体的互动协调除了包括在舆论引导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的合作和交往,还应该包括在处置产生舆论的事件时的协作。政府部门除了要对传统媒体进行充分利用之外,还应开展与各种新兴媒体的互动和合作,通过对各种新媒体、自媒体优势的利用形成正向的舆论导向。同时,政府和媒体需要高度关注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和协调,对公众的反馈予以认真倾听,对舆论引导的方式和方向进行及时调整。此外,政府还应该将公众舆论引导和事件处置之间的关系协调好,通过合理处置事件的方式实现在传播中促进、推动健康而理性的正向公众舆论引导。

4)建立健全问责反馈机制。问责反馈机制主要是指在某一事件所引发的舆论中政府或媒体进行引导之后,对于在引导过程中的失误和问题,相关部门和公众可以对其责任进行追究,并且在明确权责之后予以合理的处罚。问责机制的建立应可由政府机构来主导,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问责那些没有对舆论事件进行及时解决和处置的相关部门和责任人,将导致舆论引导失败的原因找出来,及时加以解决,全面提升各引导主体的责任感和引导能力。此外,政府还应对舆论引导效果的反馈机制予以高度重视,对反馈信息进行详细搜集,从而科学合理的评价和判断相关部门和责任人舆论引导能力的高低,更好地开展公众舆论正向引导工作。

5)占据舆论引导主动权。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以及生活的多元化,社会上各种诱惑纷至沓来,干扰层出不穷,给公众舆论引导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就要求舆论引导者必须切实增强公众舆论引导的主动性,要有主动的思想、情感和意识,去发现、挖掘社会的真善美。同时还要增强舆论引导的主动性,坚持主动出击、主动介入,争取在各种舆论事件中牢牢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随时关注社会发展、公民情绪、网络热点,把一些畸形的东西消灭在萌芽状态中,打好主动仗,进而引导舆论走上积极、健康、向上的正气轨道,防止舆论走向出现偏差[5]。

3 结束语

毋庸讳言,作为一把双刃剑,公众舆论除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意之外,还在矛盾凸显期表现出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为此,应高度重视社会化媒体视角下建立公众舆论正向引导机制的工作,通过对各种传播平台和新兴媒体的利用对公众舆论进行正向引导,并且做好对广大群众的沟通解释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群众更加信任和了解党委和政府,最终能够全面推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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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笑.浅析舆论引导的现实前提与实践机制——以国外网络舆论引导为例[J].电视研究,2012(5):43-46.

[4]史剑辉,龙耘.基于融媒生态视野的手机电视产业发展外因探析[J].东南传播,2011(11):18-20.

[5]刘凤敏.《桂声》是引导网络舆论的正向标[EB/OL].[2015-12-23].http://opinion.gxnew.

[6]陈建.社会化媒体舆论表达的民粹主义隐忧——以微博客的舆论表达为例[J].东南传播,2010(11):39-41.

9.公众舆论读后感 篇九

一、“打破传统”, 新媒体重构舆论流动场域

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代表的So Lo Mo (1) 媒体的兴起, 已经改变传统舆论传播规则, 对于青年学生而言, “他们依赖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 并越发渴望从媒体那里获得满足或是满足他们假想的需求 (2) ”。对于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者而言, 把握青年学生的思政舆论动态, 首要应了解学生当前信息交互方式的特征:

1. 舆论“零时差”:异常活跃的信息交互

总的来说, 传统媒体是一种快速、繁杂的“信息消费品”, 囿于客观局限, 人们无法随时随地从广电媒体或PC终端上获取信息, 而微信公众平台则“补救 (3) ”了传统媒介的诸多局限, 高校师生能随时随地通过移动终端, 收发动态信息。

2.“窄化”倾向:传播基于一定关系网络

思政教育的传统媒体化方式较为粗放, 其主要依托大众媒体进行无针对性的信息发布。相比之下, 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 让学生能基于共同兴趣而集结成“同质”社群, 舆论先行于“粉丝”圈中引爆, 并迅速线性扩散, 引发二次传播。

3.“闲言碎语”:碎片化舆论空气的生成

新媒体的信息推送是碎片化的。类似于旧时市井交流的“闲言碎语”的碎片讯息, 集中围绕热点话题, 形成一种浓厚的网络舆论氛围, 其体量小, 传播速度惊人, 在不经意之间, 由多方碎片意见构成的舆论生态便得以构建。

二、“水土不服”, 传统思政教育模式的困境

从传播学视阈下看,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亦是“信息的传播”, 所以, 我们不妨从传播的“5W (4) ”维度进行探析新媒体浪潮下, 传统思政教育模式“进退维谷”的原因:

其一, 控制分析:新媒体技术掌握不够, 使用意识不足。笔者在江西省选取两所高校在职思政工作者为研究对象, 共投放问卷300份 (5) , 以“登录一次微信app频率低于1次/30天”为标准, 数据显示, 常使用且有意识进行思政工作者46人, 仅占总数的18.6%。

其二, 内容分析:思政内容制作环节不被重视。思政工作者们常常陷入“信息到达率等同于信息接受率, 订户的参与度等同于满意度 (6) ”的偏颇思路中。

其三, 媒介分析:传统思政教育信息传播渠道单一。其多采用堂授、面谈方式进行“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交流, 信息覆盖窄, 方式机械。

其四, 受众分析:思政教育工作者未能以学生为“中心”。在UGC时代, 把握学生的“社交与自我实现需求 (7) ”, 是对思政教育的关键所在。

其五, 效果分析:传统思政教育过程中缺乏完整的反馈分析。现实生活中, 师生交流, 仅仅是作为教学过程中必要条件而存在, 而缺乏精神层面的交往 (8) 。

三、“正和负和”, 微信公众平台中的思政教育博弈

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与传统思政教育工作进行合作博弈, 能将“现实交往”转移至移动终端之中, 从而更为有效地推送思政信息, 增强高校思想引领的“正和效应 (9) ”, 这给教育者带来无限想像:

1. 构建亲密型师生互动关系

利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信息推送, 能设立一定的心理缓冲区, 信息交互不再具有强制性, 学生被赋予更多主动权, 它凭借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将干巴巴的师生关系“湿化 (10) ”, 推动思政信息网络中发生共鸣, 潜移默化地引导其思政认知, 具有难以比拟的扩散优势。

2. 思政信息传播的延伸

传统思政教育时间跨度, 大多局限于课堂学时。然而, 伴随新媒体而来的新型思政教育模式却能轻易打破物理时间和物理空间的限制。新媒体环境下, 思政教育从课堂进一步延伸, 不断趋于生活化, 使得高校思政舆论推送达到“随风潜入雨, 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3. 构建高校思政教育新型舆论氛围

新媒体时代, 思政工作者的观点及情绪, 一旦被受众所接收, 都将产生巨大的传播效应。因此, 高校思政工作者应当成为学生群体中的意见领袖, 此外, 也应不断扶持学生群体中的二级意见领袖, 共同助力碎片舆论氛围的构建。

结语

法国学者戈兰格尔认为, “技术科技变革既能促进人类的自身发展和提升, 同时也能为其带来种种非理性的社会后果”。大学生们在使用社交媒体时, 现实交往和网络交往需要进行不断切换, ‘角色丛’容易混淆, 导致个体的角色失范。因此, 校园思政舆论的推送, 离不开思政教育者的正确引领, 而以微信公众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 将以一种全新的传播形态介入高校学生思想引领过程, 唯有思政教育者“柔性”运用, 才能在思政信息传播以及舆论空气的扩散过程中, 重构思政工作者的德育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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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程澄.《微信公众平台的受众“使用与满足”行为研究》[J].新兴传媒, 2014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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