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三农

中国新三农（精选9篇）

1.中国新三农 篇一

发展红薯产业，是解决中国粮食安全及“三农”问

题的战略措施

邹光友1，林永匡2，蒋立茂3，王西瑶4，余金龙5，雷激6

（1.四川光友薯业 四川绵阳 621000； 2.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201；3.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计院 四川成都 610066；4.四川农业大学 四川雅安 625014；5.绵阳市农科所 四川绵

阳 621000；6.西华大学 四川成都 610039）

摘要：本文通过红薯在历代解决粮食安全的事实，及近代作为健康长寿食物的回顾，提出用红薯解决粮食安全及“三农”问题的商品化途径，建议把发展红薯产业，作为解决中国粮食安全及“三农”问题的战略措施来抓，对实施办法提出政策性扶持等建议。

关键词：红薯产业，粮食安全，“三农”问题

面临未来气候变化，如何应对旱涝等自然灾害频繁可能导致的粮食危机?

中国是红薯生产大国，1950年-1980年间，年种植面积1.46亿亩，年均总产鲜红薯1.1亿吨，占全世界总产量80%。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细粮增多，作为传统粗粮的红薯逐步从主食退出，以饲料为主，年种植面积开始递减。

进入21世纪，中国红薯种植面积继续递减到2008年的0.708亿亩。但是，随着城乡居民健康的需要，红薯开始进入宴席作为健康长寿食品，成为城乡居民生活的必需品，部分地区的红薯资源开始出现稀缺。

————————————————————————————————————————————————— 作者简介：1.邹光友，四川光友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2.林永匡，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历史文化专家，研究员；3.蒋立茂，四川省农业机械研究设 计院副院长，研究员，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4.王西瑶，四川农业大学农学院副院长，教授；5.余金龙，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农艺师；6.雷激，西华大学生物工程学 院教授。

为应对未来中国南方或其它地区有可能出现持续干旱造成粮食紧缺，同时解决“三农”增产增收，建议把发展红薯产业，作为解决中国来粮食安全及“三农”问题的战略措施来抓。

一、红薯解决粮食安全与健康问题已成历史事实。

1、红薯，是历代自然灾害年间解决粮食安全的主食。

明朝万历年间红薯引入中国。1593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在考中秀才后，弃儒经商，往返于福建和吕宋（今菲律宾）之间。见吕宋名称朱薯（因皮为朱红而得名）的作物遍野，生熟可食，充作粮食。他思家乡旱灾频发，饥荒不断，便将此物带回种植。陈振龙回到福州，由他儿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禀呈，请求推广红薯种植，于当年十一月获得高产。第二年，巡抚下令推广红薯种植，救济了当地灾民。

乾隆十四年五世孙世元和其子到山东胶州推广种植红薯。当时胶州旱涝交加，蝗灾三载，灾情严重。他们家传户习，以种薯救荒，继之，推广到河南、河北、上海、北京等地。

20世纪50-70年代红薯成了中国人的救命粮。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适合种红薯的地区，山上山下尽种红薯，全家老小，一日三餐吃红薯。红薯，又一次解决了粮食危机。

红薯是抗逆性强的粮食作物，有三抗：抗旱、抗涝、抗瘠薄。故红薯适生力强，一般瘠薄地亩产鲜红薯可达2吨，土质佳者可达5吨以上，每当遇上春旱、夏旱或者秋旱，小麦、玉米、水稻绝收，而红薯在灾后能立即恢复生机。故百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灾后种红薯保高产稳产。哪怕是在7月-8月其它粮食作物因灾后农时季节晚而无法继续种植，但若种红薯，仍有一定收成，可解决人畜粮草

紧缺，大大减轻因灾害造成的压力。

2、红薯，是富裕时代的健康长寿食物。

红薯不但在缺粮时期大有用武之地，富裕时代，更是平衡膳食结构，是促进城乡居民健康长寿的食物。

红薯是生理碱性食物，富含膳食纤维、粘液蛋白、矿物质、维生素A、糖等营养成分，在生活富裕的时代，配合粗粮、蛋、奶、肉一起食用，有利于身体健康长寿。

传统医学认为：红薯性味甘平，具有补脾胃，养心神，消疮肿之功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红薯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生肌肉，美容颜”的功效，更有“红薯蒸，切，晒，收，充作粮食，使人长寿少疾”之说。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红薯具有多种保健功能，科学家研究发现红薯的粘液蛋白质、花青素、黄酮醇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抗突变、抗癌、美容、减肥、延寿、降血脂、提高机体免疫力等保健功能。

抗癌：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公告红薯是第一抗癌食品。日本国立癌症预防研究所对有明显抗癌效应的蔬菜排名，其中熟红薯、生红薯被排在第一、二位。

美容：红薯中含有大量呈白色浆液状的粘液蛋白，可防止动脉硬化和抗衰老，能增强血管壁弹性，增强皮肤弹性，减少皱纹。

减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7全球健康食品排行榜”中：红薯既是最佳抗癌食品，又是很好的减肥食品，为13种最佳蔬菜的冠军。

延寿：红薯中的粘液蛋白，有修复细胞、增强机体活力的作用，可延续生命活力。据“探秘中国第一长寿村的巴马人”报道，目前广西巴马有百岁老人81人，百岁率达到了10万分之31.5，比国际上认证长寿之乡的10万分之7这个比

率高出了4倍多，而且长寿百岁率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就是巴马人长期食用红薯的结果。

二、红薯解决粮食安全及“三农”问题的商品化途径

1生食：红心红薯含可溶糖较多，生吃脆甜，即当粮又当水果吃。水果性红薯，补充维生素、糖、蛋白质、矿物质、膳食纤维。

2、家庭加工食：红薯及其茎叶可以煮、蒸、炒、烤食用，补充膳食纤维、糖、蛋白质、矿物质。

3、工厂加工食品：可以加工成红薯全粉、淀粉、粉丝、粉皮、薯片、薯条、红薯果脯、红薯饮料、红薯泥、红薯罐头等。

三、建议把发展红薯产业，作为解决中国粮食安全及“三农”问题战略措施来抓。

1、对调整传统农业结构和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21世纪以来，席卷全球的粮食危机以及2010年中国南方的干旱问题，使我们更加意识到粮食安全的重要。

据专家预测，中国南方干旱将持续十年。怎样解决中国南方干旱将导致的粮食危机呢？

当前，中国开发的大宗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水稻、玉米和红薯。从这四大作物的产量潜力比较，红薯具有抗旱、抗涝和抗瘠薄等高抗性，因此红薯增产的潜力巨大。从红薯作物的资源占有量分析，我国红薯总产量均为全球产量第一，具有绝对的资源优势，这是我国未来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之一，也是我国生物能源开发的优势领域之一，因此发展红薯产业，是调整传统农业结构向健康经济转型、保障粮食安全的最有效措施。

2、是解决“三农”增产增收的重要举措

大力推广红薯食用型、加工型专用新品种，大力推广红薯深加工，是中国薯区促进“三农”增产增收的主要途径。例如，种植高胡萝卜素的红心红薯，或种植高花青素的紫薯，因其具有保健功能，薯农每亩收入4500元以上；种植高淀粉高产红薯亩产超过万斤，薯农每亩收入2500元以上。种植专用红薯新品种，每亩增收效益比小麦、水稻高2-5倍。

光友薯业从1992年以来，致力于红薯产业，凭500元和一块红薯，打造红薯方便粉丝新产业，获中国专利52项，光友商标获中国驰名商标，光友粉丝获中国名牌称号，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并在河南、河北、重庆等地建立分厂，带动全国60万薯农脱贫致富，光友薯业在红薯产业中带农增收，就是其中一个实例。

所以，推广种植红薯，可以推进解决“三农”增收增产问题。

四、实施办法建议

建议由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工信部、国家科技部、国家农业部、国家商务部等有关部委，制订加快发展红薯产业的扶持政策。

1、专用品种、设备推广及基础原料补贴

1.1将红薯种植纳入水稻、玉米、马铃薯等粮食直补范畴，对研究培育及推广红薯专用品种给予政策资金支持。

1.2将红薯种植及加工各个环节所需机械设备，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畴，给予重点扶持。

1.3将红薯全粉作为城乡居民基本口粮消费补贴范畴，推动红薯向基本口粮转化。

2、技改、研发、产业化扶持

2.1对从事经营红薯产业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给予重点扶持，在品种繁殖、基地建设、技改扩建、新建项目、科技创新、发明专利及成果转化、市场推广等，给予政策性资金扶持。

2.2 组织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等，设置红薯专业或课题研究，给予政策性资金扶持。

3、开展“红薯与健康”活动

3.1组织制定“红薯与健康”宣传计划，并在全国宣传。

3.2组织整合红薯历史文化资源，将中国红薯文化作为一大特色来推动消费红薯食品，改善居民健康。

3.3国家部委、省市机关食堂强配红薯食品，倡导健康饮食，确保机关干部补充红薯膳食纤维，保护身体健康。

2.中国新三农 篇二

一、党对“三农”理论的探索具有主动性、战略性和时代性

党领导集体在对解决“三农”问题的认识上始终保持积极主动姿态和高屋建瓴的眼光。党不是在广大农民的压力下, 而是着眼于解决“三农”问题, 着眼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着眼于中国发展战略的需求, 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使他们参与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来。党总是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 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需要, 对马列主义“三农”理论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毛泽东的“三农”思想是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形成的。民主革命时期, 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把农民分成不同阶层, 制定了土地革命路线, 调动了农民及积极性, 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建国后, 毛泽东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 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在探索“三农”问题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大背景下, 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 邓小平根据国情并结合外国的经验,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思想。20世纪90年代, 江泽民审时度势, 针对国际上经济全球化成为普遍趋势和我国在“三农”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 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进入新世纪,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深化, 发达国家的科技优势、经济优势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给我国“三农”已带来很大影响, “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瓶颈。胡锦涛在新形势下, 在科学发展观的统筹下, 形成了新的、系统的“三农”思想。

二、党的“三农”理论具有科学性、继承性和创新性

党的“三农”理论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因此党的“三农”理论才能在实践过程中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 即使有过错误、偏差, 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也能及时发现错误并纠正, 从而使得“三农”问题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解决。纵观党历代领导人的“三农”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十分强调“三农”的地位和作用, 科技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强调乡镇企业的发展, 要加强城镇化建设, 坚持对农村的改革, 减轻农民负担, 增加农民收入, 实现农业现代化等等方面。党的“三农”思想在一脉相承下不断发展创新, 与时俱进。毛泽东的“三农”思想, 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 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形成了许多新思想。建国后, 毛泽东又创造性地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提出“先合作化, 后机械化”, 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互助组到初级社, 最后发展到高级社, 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 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三农”思想,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农”思想。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90年, 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两个飞跃”思想, 这一思想给我国农业如何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指明了道路和前进方向。江泽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坚持继续深化改革。他提出了两个转变思想, 即经济体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 经济增长方式要有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而且“农业发展也要靠两个转变,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他特别强调要以德治农与依法治农相结合, 使农民的权益置于法律的保护之下, 同时要推进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十六大以来, 胡锦涛又提出了一系列系统的新的“三农”理论。针对“三农”问题的日益加剧, 胡锦涛把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他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理论, 自2006年起废止农业税, 结束了两千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 减轻农民负担, 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农民收入, 出台一系列政策, 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在处理工农业关系上, 提出了“两个趋向”理论。党的“三农”理论在科学思想指导下, 不断创新、完善和发展。

三、党的“三农”理论的形成具有历史反思性和开放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政党,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正如邓小平所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 错误的经验, 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在对“三农”问题认识处理过程上,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提出一系列正确主张, 但由于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 他的正确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 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导致国民经济的停滞不前。“文革”结束后, 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深刻反思和总结, 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体的双层经营体制, 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党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形成了适应各个时期的“三农”理论。党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反思, 保证了党在探索“三农”理论过程中做到头脑清醒、思路清晰、目标明确, 从而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在总结和反思的同时, 党也十分关注国外在处理“三农”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三农”问题不只是我国独有的问题, 而是一个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问题, 1956年2月,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论述中提出要借鉴苏联经验教训, 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缩小剪刀差, 发展以农、轻、重为序的国民经济等, 江泽民也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有力条件, 更多一些利用国外资金、技术, 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对于国外成功的经验, 党始终以开放的姿态科学吸纳、博采众长。

四、党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

中国共产党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探索是一个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领导集体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在理论上努力创新,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理论;在实践中虽有过曲折徘徊, 但克服困难取得了巨大成绩。“三农”理论为未来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但由于“三农”问题的形成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原因, 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 因此在实现过程中就会有许多复杂因素成为阻力, 这就决定了“三农”问题解决过程中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党应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以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 及时应对内在或外在因素的挑战, 这样才能克服困难, 完成使命。

“三农”理论一直在探索中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历经几代领导集体的不懈努力, 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理论体系。“三农”问题能否成功解决, 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稳定, 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坚信在党的“三农”理论指导下, “三农”问题定会解决, 社会主义新农村定会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必定会实现。

摘要：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 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关注的核心问题, 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三农”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 在党的不懈努力探索下, 已逐渐找到了适合我国国情的“三农”理论体系。党的“三农”理论具有主动性、战略性和时代性;历史反思性和开放性;科学性、创新性和系统性以及复杂性和艰巨性的特点。

关键词：试论,“三农”理论,特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农业若干问题的部分论述[M].北京:农业出版社, 1983.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1999.

3.杨团：寻找中国的三农“解药” 篇三

一件草绿色的毛衣，枣红色的西装外套，几乎毫无修饰的短发，以及充满激情、抑扬顿挫的演讲，使杨团看起来十分像革命时期的女干部，甚至她所关注的问题，也与过去那个时代类似——农民、农村。

“在人地冲突和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化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的中国，小农户的出路不能只是变成城市居民，必须找到一条能够让起码占人口30%至40%的专业和兼业小农户能可持续生存并且得到发展的道路。”

为了这个目标，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杨团，已经探索了近10年。她认为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就是综合农协，这“实质上是一场不亚于当年小岗村的、新形势下重大的农村改革”，涉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农村生产模式的改变，也牵涉到很多涉农部门的实际利益。但她认为，非如此，不能够推动中国农村向多元、稳定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名“红二代”，杨团其实不必选择这条辛苦的道路，她却乐此不疲。“以实现社会公义为志向。”她在微博中这样直抒胸臆。

“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杨团的父亲是杨述，母亲则是著名作家韦君宜。两人都是抗日战争前的老共产党员。

1949年杨团出生时，杨述和韦君宜刚好都在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因此为女儿取名“杨团”，意为“团的孩子”，期望她能“永葆共青团的热诚和奉献精神”。

文革时期，杨述被打倒，杨团受牵连，处处受到歧视，在食堂吃饭，被人往饭碗里吐口水；去延安串联，学校特地在她的介绍信上标明“非红卫兵”。

然而，杨团说，她一路遇到的农民，却完全没有对她抱有任何偏见，采取任何歧视行动，反而和善真诚地接待她。那时还不到20岁的杨团感到，“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1969年，杨团被分配到云南陇川农场。不像其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杨团对在农场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十分用心。比如喂猪，她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讲喂猪要做发酵青饲料，就自己去打猪草，做发酵青饲料。当时不知道有些植物的汁液会使皮肤发痒，弄得双手双脚奇痒无比；她不满足于按照传统方式种田，跑到科技站去找技术员，“我想做水稻良种试验，请给予指导”。

2009年，她故地重游，又遇到那位技术员，对方居然还记得她，因为她是这里的知青中，唯一找农技站要求做农业科技试验的人。

但杨团之后的生活轨迹渐渐远离了农村。她通过招工回了城，又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从教、出国、入仕……直到1980年代末，她因故被暂停工作，恰好当时中国社科院正在北京郊区做农村调查，朋友们邀她去参加，“顺便散散心”。

再次回到乡村的杨团，闻着清新的泥土气息，和农民们闲聊，突然感到非常安心。她发现，“我最失意的时候，总能在农村找到慰藉。”

然而，当她不再需要从农村获得慰藉后，农村似乎也没有再得到更多的关注。直到2002年，当时已调到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杨团，再次跟随团队去农村做社会问题研究，目的地恰好正是文革时期杨团串联时曾去过的延安地区。

杨团吃惊了——过了将近40年，那里居然没怎么变：农民们还住着窑洞或土坯房，农民的意识也还处在40年前，他们所接受的公共服务也依然原始。

这与杨团所知道的信息形成极大的反差，也引发了她的思考：国家不断加大支持三农的政策力度，年投入总额逐年提升，但为什么收效并不显著？无论从人均收入，到公共服务，城乡差距都在进一步扩大，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些疑问，引导她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乡村实验。

失败的洛川实验

杨团的乡村实验的起点，始于陕西省洛川县旧县镇。

洛川县有20万人口，农民有16万人，地处中国西北黄土高原，2002年时，当地人均年收入不超过2200元，大概仅相当于大城市一个月的薪水。

当时，恰好国家在那里搞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但杨团发现，国家的新农合，一般只覆盖大病，而对于洛川这样的贫困地区，农民的很大负担是日常小病。她于是开始着手设计一个新的医疗合作体系：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将原本交给政府的每人每年10元统筹卫生服务费，改缴给新成立的旧县镇农民医疗合作社，用作全镇的社区卫生统筹基金，覆盖社区卫生服务的所有成本。缴费农民在社区所享受的所有卫生服务均免费，药费和检查费按成本价收取。当地农民称国家试点为“大统筹”，社科院试点为“小统筹”，认为大小结合是最优选择。

但这项新体制对旧有的体制造成了很大冲击，2003年底，陕西省有关政府部门认为，洛川“小统筹”不恪守大病为主，借农民名义占用农民个人资金，有损农民长远利益，要求立即停止研究试点。

但杨团不死心：农民的支出没有增加，得到的服务好了，为什么不能继续？她几次回洛川，总有些村民拉着她闲聊，有的开心地说自家因为有了“小统筹”，就医买药省了不少；一些年纪大的干脆称呼她是“观音菩萨”。杨团感到了“责任和承诺”，“我总不能半路撂挑子吧。”

2004年，在英国国际发展部和爱德基金会的支持下，“旧县镇社区卫生服务试点”二次启动了，杨团还找到香港乐施会，募集资金维持着“小统筹”的运转。

为了避免与国家的新农合冲突，2005年，农医合发起了一场自愿缴费运动，每个农民在按照政府要求交纳新型合作医疗的10元钱外，专门向农医合另缴10元进入基金。号召发起最初，全镇农户中的52.33%都缴了费，占全部农业人口的39.70%（扣除在外打工人口44.12%），缴费总额达54260元。这意味着，“小统筹”实验获得了常驻人口中绝大部分的支持。

然而，支持却没能延续。到2007年，农民的缴费率降到了11%。杨团四处走访，发现是因为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下滑，农民对社区卫生服务不信任、不满意。为了挽回败局，杨团和课题组同事想了个办法，在随后3个月，采取多种措施对试点镇卫生院严格考核，可是，仍未奏效。

但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杨团说，旧县镇卫生院当时有26名在职人员，国家发工资的13人，上班的却只有8人，有处方权的只有3人。卫生院不能解聘国家人员，也无法将他们派往社区卫生站，只能为农医合的社区卫生服务站重新招聘。但两个体系在经营目标、人事制度、成本考量、管理运作、考核指标上完全不同，都由乡镇卫生院管理，“长此以往，为了机构的利益，卫生院长势必会更关注卫生院，而不顾农民的利益。”杨团说。

杨团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或改革原有的镇卫生院，或自办公益性的农医合卫生服务中心。考虑到改革原有机构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小统筹选择了后者。但是，由于资金、人员、运转资金等条件的限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在短期内提升了“小统筹”的自愿参与人数，很快就因成本增大而服务质量下滑，杨团一度只能以研究经费中的劳务费独木支撑，却终究没有挽回败局。

没多久，乡镇卫生院院长换届，新院长没有与农医合合作的意愿，“小统筹”试点宣告结束。

“磕磕绊绊，总在往前走”

洛川实验失败了。

杨团意识到，单一的医疗合作社行不通，因为农村的问题是整体的，任何一个单项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持续的成功。

她去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乡村实地考察，寻找“解药”。走了几圈后，她发现，那些乡村里存在大量的跨村镇村民联合组织，既是经济合作社，又是乡村公共服务NGO，“其实就类似一个社会责任企业”。杨团起了名字，叫“综合农协”，“就是又综合生产力，又综合资本，生产生活一体办的小农户互助自治组织”。

很快，杨团就找到了愿意实验“综合农协”的地方。

2007年4月，湖北建始县县委书记带队到社科院拜访杨团，杨团说起“综合农协”的想法，县委书记当即表示：可以到建始来试试。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设在建始县三里河乡河水坪地区的“新农村综合发展与治理试点”开始了。

按照杨团设计的框架，建始试点有两个主体，一是县委县政府，二是农民自治组织——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简称“新农协”）。此外，还有慈善NGO、社科院、企业等组成的联盟，为试点地区做理论与经费支持。

杨团本以为，这次试点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自上而下，应该比洛川要顺利得多，然而没想到，“新农协犹如巨浪里的一叶小舟，从来未曾平静过”。

因为害怕村干部在农协中行使手中的权力，杨团设计的章程规定，新农协理事会成员中，村支两委干部的数量不能超过一半，不过县、乡政府都强烈反对，最后形成了折中方案：不对村干部进入理事会的人数做规定，只明确规定，理事长不能兼任任何一级党政负责人。

但“摆平”了政府，却无法“摆平”农民。第一轮选举，几乎全是村干部入选，一了解才知道，选举前有村干部自己召开了农民代表小会，告知投票的指向。杨团等人只好宣告此轮选举无效。

第二次选举，9名理事中入选的8位是村干部，只有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村民。按照章程，这位从未做过领导的农民就成了理事长。

“结果理事会成了‘一只羊领导一群狼。”杨团说。尽管多方保驾，但有效的决策一直难以形成。

新农协与县、乡两级政府的关系“最为复杂”。在理想状态里，新农协应该既能保持独立性，包括人事、财务、项目的选择和决策、执行和监督，又能通过与政府经常沟通，得到信任、信息和必要的支持资源。

但实际上，不那么简单。

新农协成立后，县政府领导换了两届，乡政府领导换了四届。“每一届领导对新农协的理解和认识都不同。”杨团说，比如原本应该选举产生的总干事，领导直接下令调换，每次杨团都要亲自沟通，请领导收回成命。

项目资源上的利益争斗也很厉害。杨团举例说，县政府早期支持新农协的二元母猪基地的项目，总投资50万元，但也有些人想要从中捞些油水，于是从项目选址、经营方式、场地建设、负责人选等所有环节，都有人想要插手：杨团和新农协希望项目能使会员广泛受益，但政府主管干部提出要承包给他们指定的大户；在选址上，理事会中的村干部与非村干部意见完全相左，两轮投票后，前者占了上风，当政府要直接拍板时，新任理事长、常务监事、总干事等人突然宣布集体辞职，最后双方妥协，延迟决策。

最终，这个2008年立的项目，直到2010年10月才正式实施。

争斗加深了新农协与政府的矛盾。延期期间，县主管领导几次要撤销项目，新农协四处奔走，“一年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

类似的问题时常发生。如今杨团说起，不禁唏嘘，但她从没有放弃，“磕磕绊绊，总在往前走”。

“如果不投入进去，就心里有愧”

尽管艰难，但杨团总会在失败与坎坷中看到一丝光明。

洛川实验失败后，农医合的一名叫张顺义的理事不甘心，打算独自在更小范围内做点努力。2008年3月，他在洛川镇西村成立了“西村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这个小小的分支一直在缓慢地发展，2010年末，西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理事长张顺义和农医合原理事长一起，筹建了有机苹果专业合作社。

在杨团看来，这是向真正的综合农协迈出的重要一步，也让她坚信，经济合作与社会公益结合的综合农协，并非没成功的可能。

事实上，小规模的农民合作组织，在中国各地都有。这让杨团相信，这样的发展方向，符合当前中国农民的需求，也因此萌生了帮助各地农民合作组织交流经验的想法。

2005年11月，在杨团的倡导下，由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发起成立了“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之家”网络联盟，2010年又正式注册为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北京农禾之家咨询中心（简称“农禾之家”），通过培训、论坛、咨询等方式，帮助各地农合组织交流经验、探索创新。

这一年，杨团已经年过六旬了。但她常常为了农协的事情通宵不睡，第二天还能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会场上。为了开会、研讨，她可以不吃饭、不休息，以至于身边的人都说，“这个铁人老太太”是“在用生命做公益”。

和杨团在综合农协事业上合作11年的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孙炳耀说：“杨团这个人，家国情怀很重，她总觉得自己身负重任，有义务去改变农村，让农民活得更好。”

杨团不否认，“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代人从小受的教育，我总觉得，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如果不投入进去，就心里有愧。”

如同过去一样，她只要到了农村，同农民接触，就会深感身心舒畅。2013年深秋，她在山西参加农禾之子的二期培训，她像个小孩子一样，到处为成员们拍照，为他们取得的成绩欢欣鼓舞。

照例，第一节课由杨团主讲。杨团在这节课上推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乡工。

4.三农问题新 篇四

【热点点击】

★2010年元旦，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前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实地考察农业农村发展情况，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给大家带来新年的祝福。隆冬时节，天寒地冻。2010年１月１日下午，胡锦涛来到地处华北平原的三河市农村，走进蔬菜大棚，走进农产品加工企业，走进普通农户家中，察农情、问农事、讲政策、谈发展，同基层干部群众共商做好“三农”工作大计。

★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2010年1月31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推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的强农惠农新政策,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是其最大亮点。一号文件从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加快改善农村民生、协调推进城乡改革、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5个方面,着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努力缩小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差距。

★2009年12月27～2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系统总结了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全面部署2010年的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强调，201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新胜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一年。做好农业农村工作，关系全局、意义重大。会议指出，2010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按照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的基本思路，毫不松懈地抓好“三农”工作，继续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新的贡献。

【教材链接】

一、党和政府为什么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 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是我国最大的人口群体，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素质偏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之一。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决定的。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是我们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

加快解决三农问题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做好三农工作，保持农业农村发展的良好势头，对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我国的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共同富裕和巩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必然要求。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民收人增长缓慢、农业发展相对滞后，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只有重视“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才能确保广大农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只有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使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才能在稳定的环境下顺利推进。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举措。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健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制度，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加强，也必将有利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发展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题中之义。建设新农村，必须加快发展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积极推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必须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而只有先进文化在广大农村扎了根，发展先进文化才算落到实处；只有广大农民思想文化素质提高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取得实效。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在本世纪头 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和谐社会，重点和难点也在农村。只有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上述两大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三、党和政府关注三农，着力解决与之相关的民生问题，有什么现实意义？

1.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关注“三农”问题，着力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有利于确保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缩小城乡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有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增收。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3.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只有彻底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优化农村的生活环境、改善农民的综合素质，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社会快速、健康、和谐的发展。

四、推进农业发展、确保农民增收、维护农村稳定，需要国家和农民自身做出怎样的努力？

1.国家：⑴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⑵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确保农民群众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⑶ 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培养发展现代农业的人才队伍，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应用，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⑷ 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扩大农业对外开放。⑸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培养造就新型农民。

2.农民：⑴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技能培训和农业科技培训，把自己培养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⑵ 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尤其是开拓创新精神，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五、请你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农村”提几点合理化建议？

1.经济方面，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加大农村科技普及和推广，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实国家农村经济政策，加大对农村的扶贫力度，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2.政治方面，完善和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农村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打击各种违法犯罪现象，保持农村社会稳定。3.文化方面，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村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消除各种迷信思想的影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的思想阵地，武装农民的头脑。

【命题趋势】近几年来，中央加大对三农的关注和重视，并且三农问题与社会主义本质、共同富裕、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问题紧密相连，所以，“三农问题”一直是近几年中考的热点。从2009年的中考命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热点的重要性，同时，由近期关于三农问题的一些热点新闻，例如：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第七个指导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两会上的三农热度关注等告诉我们，三农问题将会继续成为2010年中考命题热点。所以，同学们在复习备考中，应将此知识点与相关的重大实事相联系，最好做到根据教材知识，使用热点命题，自己解答。这样活学活用，将会在考试中发挥的更加出色。

【模拟考场】

一、单项选择题。

1.2010年1月31日，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由新华社受权发布。推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的强农惠农新政策,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是其最大亮点。这体现了（C）

①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②“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③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④我国农村建设发展只能依靠中央决策

A.②③ B.①④ C.①③ D.②④ 2.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要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最根本的是（D）

A.完善社会农村保障制度 B.中央加大惠农支农力度 C.鼓励农民到城市去创业 D.大力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3.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今年家电下乡产品最高限价将大幅度提高，各省份可以在补贴范围内根据本地实际增选一个品种，国有农林场（区）职工也将享受补贴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家电下乡”“汽车下乡”（C）

①有利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②说明农民已经不需要再艰苦奋斗了③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④是改善民生，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举措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②③

4.中央一号文件的重中之重的第一点就是“稳粮保供给”。只有稳定粮食生产，粮食供应才能有安全的保证。下列不属于我国重视粮食生产的原因是（D）

A.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的稳定、社会的稳定、政治的稳定

B.粮食的生产，保证全国人民生活上的需要，以及发展工业的各种产业的需要 C.粮食安全生产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 D.粮食安全生产是我国当前工作重心

5.201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巴克什营镇偏桥村看望村民，并在村民苏洪喜家中召开座谈会，就《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和改进政府工作与农民们座谈，听取意见和建议。总理“农家小院商国是”传递出了（B）

①三农问题仍是国是之重，解决三农问题仍然任重道远②全社会应该尊重好农民、关心好农民、服务好农民③总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首创精神，善于发现农民的创意和经验④真心实意地替农民着想，真心实意地为农民营造发展环境

A.①②④ B.①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 6.面对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异常波动的不利影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出台一系列惠农措施，带领全国人民迎难而上，顽强拼搏，粮食总产再创历史新高，实现“６连增”，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这说明了（D）

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②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③人民是国家的主人④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A.②③④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7.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一个新名词“新生代农民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后、90后的农民工，占到农民工总数的60%，约1亿人。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建议是（A）

①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努力实现人生价值②勇于面对困境，自尊自立自强③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掌握一技之长④打工没前途，回乡是正道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④

二、非选择题。8.漫画赏析题。

（1）漫画体现了我们学的哪些观点？

（2）你如何认识我国第七次下发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3）我们青少年应该为解决“三农”问题做些什么？ 9.实践与探究题。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３月５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强化农业农村发展基础。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强化强农惠农政策，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

继续实施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增加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中央财政拟安排补贴资金１３３５亿元，比上年增加６０．４亿元。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财政支出优先支持农业农村发展，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优先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民生工程，土地出让收益优先用于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中央财政拟安排“三农”投入８１８３亿元，比上年增加９３０亿元，地方各级财政也要增加投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1）中央财政拟安排“三农”投入8183亿元说明了什么？（2）加强“三农”建设，需要国家做出怎样的努力？

“尊严”首进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3）请说说你对总理工作报告提到人民尊严的认识。

（4）党和国家重视三农问题有什么重要意义？

（5）为了切实做好2010年“三农”工作，请向当地政府建言献策。参考答案：1-7CDCDBDA 8.（1）①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原则，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②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需要。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增收。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③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如果农民收入上不去，必将使国民经济失去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动力，不仅会制约农村的发展，而且会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④体现了对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其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2）国家重视三农问题，促进三农发展能够不断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社会；有利于减轻农民经济负担，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新农村，增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利于改善民生，让农民共享经济改革发展成果；有利于扩大内需、拉动农村消费，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等。（3）关心“三农”问题，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法律宣传，为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做贡献；积极为新农村建设出谋划策；在农闲时间，积极帮助农民学习科技知识，提高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和思想道德水平。

5.太仓三农发展新路径 篇五

,江苏省太仓市各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产品市场剧烈波动产生的.影响,全力抗击严重低温雨冰冻灾害,创出了农村生产又获丰收、集体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改革不断深化、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加快的喜人佳绩,农业农村经济成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亮点.

作 者：邹家祥 吴解民 作者单位：江苏省太仓市委农工办刊 名：江苏农村经济英文刊名：JIANGSU RURAL ECONOMY年，卷(期)：“”(4)分类号：关键词：

6.三农经济新模式分析论文 篇六

【摘要】“邮掌柜+”系统是中国邮政在“互联网+”行动中建立的综合便民服务平台。针对“互联网+”在“三农”经济薄弱环节。从“互联网+”现代农业、普惠金融和高效物流的角度出发，就“邮掌柜+”面向“三农”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探究。

【关键词】“一体两翼”;“互联网+”;“三农”

中国邮政以“邮掌柜+”系统为代表的综合便民服务平台。“互联网+”行动机遇与挑战并存。“互联网+”现代农业是整个行动最薄弱的环节。中国邮政通过整合系统、推广平台、强体展翼，大力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李总理就农村电商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已经充分肯定了邮政在农村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支撑作用，邮政以其“仓储+配送+供应链”，进一步增加农村地区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消费，进一步扩大农村市场。

一、“邮掌柜+”线上线下一体化打造服务

“三农”品牌服务“三农”是“互联网+”的薄弱环节。一是物流、仓储和配送。整个农村人口居住相对分散，广大农村的商品需求也相对分散，电商业务要规模化、集约化的经营发展在农村就显得薄弱。二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消费习惯有差异。三是服务“三农”电商的运作成本较大。诸多电商因为受到店面租金、人工成本过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无法及时培养起客户的消费习惯，一定时期内较难形成消费规模。“互联网+”现代农业一直是“政府关心、社会聚焦”的难点、热点问题。“邮掌柜+”平台是邮政依托其邮乐网平台为出发点，通过搭载多项邮政业务，以便于邮政快速切入到农村电商市场而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综合电商服务平台。可实现线下代购、商品批发、进销存管理、会员管理、便民服务等功能，可以直接普及农村小型超市以及便民服务店使用。一是线下代购。就是相关加盟商帮助农村地区不会上网或不具备上网条件的消费者，购买邮乐网的商品，并支付一定代购佣金的业务。二是商品批发。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向线下渠道展示分销商品，进一步简化了购买流程，让加盟商能够方便、快捷地采购各地邮政供应的商品。线三是进销存。是按照门店管理标准设计开发的进销存管理软件，提供了库存管理、收银管理、业绩管理、店员管理等门店经营管理所需要的功能。原来的手工记账，麻烦不说还容易出错。现在店里的商品还有多少库存、当天营业额是多少，一目了然。四是会员管理。是按照门店管理会员的需求设计开发相关的管理系统，提供了会员信息管理、积分管理、积分兑换、赊账管理等一系列会员管理所需要的功能。通过积分回馈拉住客户，回头客越多，生意也就越做越好。五是便民服务。通过便民服务站系统，具有代缴通信话费、水电费和代售票等公共服务功能。叠加代理车险、代投代揽快递等一系列便民服务功能，进一步丰富业务种类，让农村广大市场得到更大的优惠。中国邮政抓住“互联网+”行动契机，通过遍布的实体店开展面向全方位市场的线上线下全新的服务模式，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邮政综合服务平台--“邮掌柜+”系统，进而邮政实现“服务三农、通过线下带动线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邮政农村市场战略布局。并且“邮掌柜+”系统在“互联网+”行动不断丰富业务种类，充分发挥技术平台、有线下网点、分销和物流体系，塑造的品牌优势，让农民享受到更多便利。在其他电商还没有完全进入的农村“互联网+”市场能够创新出具有邮政特色的O2O农村电商发展模式，实现农村电商更加多样化的服务。随着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在广大农村的广泛使用，农村“互联网+”市场在“三农”需求日趋巨大。中国邮政以其线下渠道规模庞大，运营体系健全，加之全国目前拥有25.3万个便民服务站和5.2万个邮政局所，这都是其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实体网络。

二、邮政“金融翼”服务

“三农”盘活“互联网+”普惠金融“三农”面对“互联网+”市场，突显的问题是信用贷款难、融资渠道窄的问题，中国邮政要通过“金融翼”服务“三农”，盘活了“互联网+”普惠金融。作为邮政“金融翼”主体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依托其遍布城乡的网点优势，坚持服务“三农”市场、服务诸多中小企业、服务社区的市场定位，自觉承担“普之城乡，惠之于民”的重大社会责任和义务，摸索出一条商业化可持续的快速发展道路，做到全国范围内网点规模数量最大、网点覆盖服务人口最广、客户最多。从而成为我国普惠金融的.先行者。中国邮政面向“互联网+”普惠金融，要做普惠金融的推动者和引领者。一方面邮政要能担当服务“三农”金融服务生力军。广大农村金融依然是我国金融体系中的最薄弱环节，中国邮政要始终将“三农”金融服务放在当前和以后发展的重要战略位置上。通过自上而下成立三农金融服务部，依靠其“专门机构+专业团队”，充分发挥资金、网络、技术等方面的独特优势，通过其产品与服务创新进一步提升“三农”金融服务水平。另一方面要做县域范围内的小微金融服务主力军。邮政“金融翼”实体网点的70%以上分布在县域及其以下地区，拥有为遍布城乡的6000万以上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天然基础条件和优势。通过全国规模最大的金融流通网络，为广大城乡人民群众搭建起了资金流通的绿色通道。一是进一步做好代收代发、公共缴费等工作;一是面对全国不同地区代收代发工作特点，重点为老龄用户、流动务工者等提供更加便捷服务。

三、结论

发展“互联网+”是当前大势所趋，能得渠道者必得天下，互联网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邮政要进一步珍惜得天独厚的优势，充分发挥邮政“一体”的根据地作用，做好窗口资源的管理。完善邮政“两翼”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邮掌柜+”系统，以最快的速度加入“互联网+”行动中，做到立足市场、强化组织，优化网络、积累客户、提供支撑、多方共赢，总结经验、积累资源。抢占“三农”市场，以此确立中国邮政在“互联网+”行动中的领头羊、排头兵地位。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Z].国发〔〕40号.北京：内部发行,2015.

[2]中青办联发.关于实施农村青年电商培育工程的通知[S].〔2015〕40号.北京：内部发行,2015.

7.新时期电视媒体与“三农”宣传 篇七

受众分析:农民状况的变化

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业, 更没有新农村。但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大批农民走向城市, 农民群体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如果把农民群体看成一盆水, 那么当前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就是一团烈火, 在不断地给它加热。那些年纪较轻、受教育程度较高、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的“分子”, 受热的速度相对较快, 从而不断向城市“蒸发”, 向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蒸发”。老年人和妇女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等方面的原因, 留在农村的相对比较多。

以江苏省为例。2004年江苏全省有53.89%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外出劳动力和未外出劳动力在年龄、文化程度、培训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外出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6.02岁, 平均受教育程度为7.79年, 而未外出的劳动力平均年龄为44.28岁, 平均受教育程度为4.57年。 (1) 现在, 很多村庄中几乎找不到50岁以下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男性劳动力。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其知识结构、年龄结构状况很难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

当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些积极的因素也在农民群体、农村社会中逐步显现出来。“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全社会乃至全球更加自由地流动, 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 劳动力可以流动, 农民可以进城打工, 城里人可以下乡投资……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可以投向最有效益的地区和项目。” (2)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农村出现了有别于传统农民的新型农民。他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从传统农民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农民, 主要包括规模种植养殖户和农民经纪人, 其中有一部分人还到城市发展过。他们的知识水平相对较高, 眼界开阔, 思想灵活, 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市场经济意识。懂得要根据市场需求, 来确定种植养殖的品种和规模;懂得新技术对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懂得怎样去和市场打交道, 并从中谋求最大的经济效益。但是还有必要加强对这部分人的教育、培训、引导, 才能使他们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

另一部分人来自城市甚至国外。他们具有相对较高的知识水平和雄厚的资本技术积累, 能够更加理性宏观地看待中国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走势, 知道如何参与到现代农业发展浪潮中去, 在市场竞争中谋求发展。他们从城市转入农村, 从非农产业转入农业产业, 应当被算作是新型农民。随着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纵深推进,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巩固和加强, 农村这个大舞台对城市资本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这部分人正在迅速增加。

发展现代农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离不开包括上述两部分人在内的新型农民。因此, 新时期电视媒体“三农”宣传必然要从单一面向农村向城乡并重甚至侧重面向城市转变。

媒介分析:“三农”电视节目现状

据统计, 目前, 在全国和省级电视台中开办农业节目的不到20家, 市县级台更是寥寥无几, 而且全国几乎没有独立的农业专业频道。在近400家已注册的各级电视媒介中, 开办有农业电视节目的只占4%。在全国电视节目年播出总量的1000多万小时中, 农业节目尚不超过1%。 (3)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市场原因。目前大部分商品消费尤其是高档、大额的消费, 基本上还是在城市中进行。出于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 各级电视台必然倾向于把城市居民定位为主要的目标受众, 因而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注。电视媒体总是倾向于睡在城市这张床上, 满足于城市化生存, 而不愿意农村化生存。与此同时, 目前可以以无线方式收看的电视频道很少, 一般只有五六个。大部分电视频道都是通过有线传输, 农村居民要花钱才能收看, 收看的积极性自然会降低。更不用说很多地方的农村目前还没有通上有线电视。

另一方面, 各级电视台所掌握的资源差别很大, 宣传功能强弱悬殊。市级以下电视台接近基层, 拥有大量的“三农”节目资源, 但却苦于没有充足的人才、资金, 无力开发这座富矿。中央台、省台有足够雄厚的实力, 但却对基层资源鞭长莫及。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观众, “三农”节目大都追求一种普适性, 因此宏观的理念、模式等方面的东西讲得比较多, 微观的有针对性的东西相对就少了。

即使是目前这么少的对农节目, 受到方言和审美趣味等因素的影响, 其播出效果还要再打折扣。不少人因为听不懂普通话根本不看电视。加之信息也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公共产品”, 按照“集体行动的逻辑”, 由于“信息垄断”和“搭便车”双重心理的作用, 农户几乎没有动力去获取信息并进行信息的传播。 (4)

这样, 电视媒体中面向农村的“三农”宣传与面向城市的“三农”宣传都不足, 也就不奇怪了。

对策分析:以创新求发展

梁漱溟当年曾经说过:“乡村建设之所求, 就在于培养起乡村力量, 更无其他。力量一在人的知能, 二在物质。” (5) 按照今天的理解, 乡村力量当指“三农”发展的内生动力。而内生动力主要由人才、技术、资本构成。当前农村缺少的正是人才、技术、资本。城市里蓄积着大量这样的资源, 却没有动力向农村流动。因此, 电视媒体必须跳出“农”字束缚, 坚持以人为本, 城乡统筹, 在宣传的内容、对象、宣传方式、经营理念等方面进行转变, 致力于推动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

在对谁宣传问题上, 坚持面向农民、兼顾市民。一方面, 坚持把对农村、农民的宣传作为主体。改变农村现状,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农民。我们在对农宣传中, 要不断加大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的宣传推广力度, 加大新人新事新风尚的宣传力度, 从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引导, 促使农民崇尚科学, 掌握技术, 改造农村。

另一方面, 积极尝试加强对市民的“三农”宣传。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 发展现代农业, 并不能仅仅依靠传统农民, 还应该重视推动城市人才、资本、技术向农村流动。因此, 在做好针对农民的宣传的同时, 必须把城市居民纳入目标受众范围, 积极探索搞好对市民开展“三农”宣传的新方法、新途径。要加大观光农业的宣传力度, 打造观光农业品牌, 引导市民到农村去消费。加大对到农村创业的市民典型的宣传力度, 告诉人们农村天地广阔, 是投资创业的大舞台, 从而引导城市资本、人才、技术向农村流动。

在宣传什么这个问题上, 坚持重点突出、全面覆盖。一是坚持全面覆盖, 讲究宣传的计划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对照这样的要求, “三农”宣传工作面广量大,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因此, 宣传过程中必须讲究计划性, 必须充实“三农”报道力量, 因时制宜地搞好题材策划, 形成阶段性的某一方面工作宣传攻势, 以期收到好的宣传效果。

二是坚持抓重点, 加大典型宣传力度。任何一项宣传工作, 都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三农”宣传也是如此。近年来, 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创业致富、农村环境建设的先进典型。在“三农”宣传中, 必须注重搞好典型宣传, 用典型带动农民学习新技术、弘扬新风尚、创造新业绩。

三是坚持抓热点, 强化宣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近年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新的方针政策不断出台, 随之经常出现农业税减免、村委会直选、种粮补贴这样的阶段性热点。为此, 必须注重加强对这些热点的关注和宣传, 及时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告诉农民和市民。告诉农民有利于促进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减少农村矛盾, 促进农村和谐;告诉市民有利于增强他们对到农村创业投资的兴趣, 促进资本、技术、人才向农村流动。

在怎样宣传问题上, 坚持贴近基层, 塑创特色。这方面央视农业频道的《每日农经》、《致富经》等栏目是典范。他们致力于告诉老百姓有关“三农”方面最新鲜的事实, 坚持用老百姓身边的故事去影响老百姓, 充分体现了新闻的接近性和趣味性, 也体现了三贴近原则的要求。这些栏目在观众中的影响力因此长盛不衰, 一直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因此, 电视“三农”报道必须强调要有体温, 做到“软些, 软些, 再软些”。即使是面上的情况报道, 也要求小切口, 从具体的人物和故事切入, 挖掘、讲述故事, 增强“三农”宣传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在媒介选择问题上, 应该以中央台和省台为龙头, 以市县电视台为主阵地。上世纪90年代, 日本普遍建立社区广播, 其目的就是“为了缩小中心城市与地方的信息差距, 弥补信息失衡的缺陷。日本长期存在着信息的收集和发布偏重于中央的情况”。 (6) 就我国现实条件来看, 要扭转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信息供给严重失衡的局面, 就必须改革体制机制, 科学整合资源, 形成宣传合力。县级台最接近基层干群, 最容易采集到最基层的新人、新事的信息。建立在信息资源基础上的节目内容, 往往就是老百姓身边甚至是自己的故事, 因此也最容易为本区域的受众所接受和欢迎。区域化的分众传播作为一种刚性需求, 完全可以借鉴日本社区的广播经验, 充分发挥县级电视台的功能来加以满足。县级电视台应该立足于自身的资源条件, 围绕受众需求, 实行区域化定位, 精准、及时地提供信息, 满足不同区域受众的特殊需求, 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坚持个性化生存, 充分挖掘地方“特产”, 丰富荧屏广播。实施差别化竞争,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节目形式上不拘一格, 大胆创新。中央台和省台则要充分发挥龙头作用, 在政策导向上把好舵、创新创优上带好头的同时, 善于采集传播基层信息精华形成精品。

在理念创新问题上, 要注重城乡统筹, 力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尽管“三农”援助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 意味着将损失一定的效率, 但必须如此, 否则将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统治者不可能无视这种要求解决困难产生的压力。 (7) 因此, 政府、电视台都必须高度重视做好“三农”宣传工作。政府要统筹城乡发展。采取切实有效的支农惠农政策, 提高农业效益, 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村消费, 培育发展农村市场。为电视下乡营造一张舒适温暖的大床, 使它们适应农村化生存。同时直接加大财政对“三农”宣传投入的力度, 为“三农”宣传埋单。各级电视台作为公益性宣传机构, 必须担负起公共服务职能, 主动去适应农村这张大床, 尽快改变“三农”宣传不足的现状。事实上, 这种眼前的效益上的“损失”, 换来的将是越来越好的农村市场, 这个市场十分广阔, 是现实的新增长点。

综上所述, 现阶段我国农民的现状, 决定了电视媒体必须跳出“农”字束缚, 以更加宽广的眼界选择全新的宣传策略, 加强城乡之间的信息沟通, 促进城乡之间资金、人才、技术的交流, 促进城乡工农良性互动, 协调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谢正勤、钟甫宁:《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性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关系研究——基于江苏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业经济问题》 (月刊) , 2006 (8) 。

[2]李杰忠:《论社会发展的动力平衡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 2007 (1) 。

[3]张燕:《电视农业节目的现状分析及改进建议》, 《今传媒》, 2009 (5) 。

[4]熊吉峰:《转型期我国小农决策中的意识障碍及其消除路径》, 《调研世界》, 第24页。

[5]梁漱溟:《梁漱溟学术精华录》,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年版, 第495页。

[6]李立:《日本社区广播——贴近民众的媒体》, 《视听界》, 2005 (5) 。

8.破解中国“三农”难题的四种视角 篇八

我们现在正处于新的世纪，面临着建设新农村的重要任务。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回顾和梳理历史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方案，有重要启示。

制度主义

制度主义将制度作为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起点和归宿。其出发点是：利益。这一视角的理论假设是：人的生活境况是由制度造成的，改变制度便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境遇。

在20世纪，制度主义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主流思路。其代表人物有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等。

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就提出民生主义，将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为此，他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这就需要变革土地制度。他主张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土地改革。这一主张在当时没有能够得到实施。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出了土地革命的思路和方案。正因为土地制度的革命，使“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停止制度变革的步伐。当时的执政者认为，必须走集体生产、共同劳动的道路。随后，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展了人民公社运动，人民公社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组织形式，其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公社制度的后果是农民牺牲太多。尽管全国有80%以上的人口完全从事农业，但最终也未能解决温饱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了土地家庭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实质上是第二次“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

农村承包制改革以后仍然面临着长期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问题，如附加于土地的户籍、税收、社会福利等不利于农民权益和农村发展的制度。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着力改变制约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深层次体制问题。最为集中的是“废除农业税，建设新农村”。前者标志着社会进步不能再以汲取，甚至剥夺和牺牲农民利益的方式为代价，后者意味着农业、农村和农民要获得更多的支持，将其纳入到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同步发展。

文化主义

文化主义将文化作为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起点和归宿。其出发点是文化。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国情，农村和农民只有追求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才能最终摆脱其依附地位。其代表人物是梁漱溟。

梁漱溟坚决不同意以制度革命的方式解决农村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有其特殊性，以伦理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分而无阶级之别，只有建设的任务而无革命的对象。

他主张回归农本，回归传统，通过文化复兴重建乡村，通过乡村重建改良中国。他不仅希望通过乡村建设使农村擺脱困境，而且将其视为中华文明利益的起点和基础。为此，他主张知识分子要到乡下去，实现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在他的带领下，一批青年学生在山东邹平等地开展了长达9年的“乡村建设运动”。然而这一运动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它没有看到制度革命和土地问题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无法激起农民的热情。他自己也感叹“工作了9年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农民还是农民” 。

尽管梁漱溟的思想不合时宜，但仍然有较大影响。1990年代，随着以市场化和城市化为中心的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现了社会分化，农村和农民问题再次凸现，一些人因此对市场化、城市化道路产生怀疑，他们将市场化与城市化视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认为市场化和城市化解决不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

90年代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回归农本传统注意到现代化和城市化中出现的问题，但其主张与梁漱溟先生一样仍然是一种空想。在现代化、城市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现实的条件下，试图将农业、农村和农民与现代化、城市化割裂开来既不现实，也没有理由。

工业主义

工业主义将产业更新作为分析和理解问题的起点和归宿。其出发点是产业。

工业主义的逻辑思路：中国的问题一是人多地少，二是人为土地束缚；只能通过发展工业，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一可以减轻农业人口压力，二为农民的生活寻求新的出路；在中国农村本身就有农工兼顾的传统，由此传统发展草根工业，逐步走向工业化、城镇化。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费孝通。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要走现代化道路，但现代化不是凭空而来，要在传统的底子上建设。中国传统乡村就有农工互济的特点，要注意这一特点，开发乡村内部的工业特性。他主张“现代工业技术下乡”，但要以乡村为基点。这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和工业不发达，难以容纳大量农村人口转移；二是大量农业劳动力外流，势必造成乡村衰败或者被遗弃。

改革开放初期，费孝通提出了“离土不离乡”的理念。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与费孝通的理念有直接关联，并取得相当成就。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省的华西村。

当然，费孝通的思路也有局限性。乡镇企业发展是有条件的，即内部有基础，外部有市场，没有这两个条件，发展乡镇企业就是一场灾难。二是乡镇企业的可持续性。从一般规律来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不可分离的。这主要在于城市能够为工业企业提供统一廉价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降低生产成本。孤立分散的乡村企业缺乏效率和竞争性。伴随城市化，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不可避免。

技术主义

技术主义是技术创新作为分析和理解问题的起点和归宿。其出发点是技术。

技术主义的逻辑思路：农业落后在于技术落后，为此要将先进的技术用于农业；同时改变农业的组织方式，实行家庭农场为基础的集约化经营。

中国虽然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农业相对落后。最开始注意到这一点的是来自于工业文明先行者的西方国家的学者。最具代表性的是1920-1925年，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卜凯对中国7省17县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5年的详细调查。1933 年他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他通过调查发现，中国的贫困在于农场面积的零细、生产力的薄弱，总根源是人口过剩、人口过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实行人口节制，同时要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因为传统农业主要是依靠劳动，由此必然增加人口。为此，他将资本引入农村问题的分析。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只是土地和劳动，农业规模小根本无法吸引财富投资于农业。要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产出，必须改变过剩劳动替代稀缺资本的状况，将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引入农业。为此，应该大力发展以资本和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农场经济，实行集约化经营。

卜凯在上世纪30年代的见解有相当价值。南京国民政府也试图运用这一理论，改进农业技术，提高农业产出。只是，技术改进的措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无法满足数亿农民渴求土地、摆脱饥饿的紧迫要求。但是，技术主义的主张是有前膽性的。中国是农业大国，但是一个农业弱国，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劳动过剩、资本稀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农业有了很大进步，不仅仅在于制度变革，也在于技术变革。

通过对20世纪关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四种思路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一是中国三农问题十分复杂，单独依靠某一个方面的变革难以成功。以上4个方面的思路均有合理性，但也有各自的不足。

9.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年度总结 篇九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键全制度

成立以局长为总负责人，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建立了分管扶贫开发副局长为直接负责人，扶贫开发股以及其他相关股室负责人为成员协同共抓的工作机制。按照市、县农村工作总体目标和具体任务，制定了农村工作实施方案和联系村帮扶工作计划，努力确保“三农”工作落到实处。

二、切实抓好部门帮扶贫困村工作

(一)强化联村帮扶工作。20，我局在扶贫开发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结对帮扶灵关镇大渔村。一是制定了联系工作方案，实行局长带头联系、局班子成员和中层以上党员干部主动联系贫困户制度，全局中层以上党员干部10人，联系贫困户75户，联系贫困人口252人，实现了联系帮扶贫困户、贫困人口全覆盖，帮扶措施全覆盖。

(二)积极支持联系村改善基础社会条件，发展产业，建设新农村。以贫困村灾后重建、部门帮扶、干部驻村和社会援建为基础，争取灾后重建资金200万元，规划建设204.5亩红心果，建产业公路硬化5公里，生产生活便道2.5公里。争取中国扶贫基金会支持，落实资金5.6万元，帮助建设“哇哈哈﹒爱心桥”一座。落实资金5000元，组织干部群众到名山县学习红心果栽种和管理，增强大渔村干部群众致富能力。上述项目的落实，畅通了大渔村道路通行的“毛细血管”，为大渔村产业发展上台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了扎实基础。

三、狠抓扶贫移民项目工程建设，有力促进农村建设步伐

(一)超额完成民生工程目标任务。年，我县依托贫困村灾后重建、地震灾区产业扶贫、社会扶贫、部门帮扶、干部驻村和贫困户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础，完成民生工程农村扶贫对象脱贫解困任务1919人，完成省下达870人目标任务的220.5%，完成市下达目标任务1400人的137%，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二)贫困村灾后重建取得效果凸显。全面完成总投资2800万元的14个贫困村灾后重建工作。硬化产业公路、生产便道63.25公里、“五改三建”48户，蓄水池8个，提水泵站一个，渠堰1000米，栽种核桃1360亩、猕猴桃704.5亩、茶叶改良1428亩、新栽种有机茶1168.5亩，发展林下养鸡20512只，建圈舍6000余㎡，建兔圈4070个，引进种兔70只。贫困村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产业发展取得初步成效，促进了贫困村群众通过产业发展增收致富。

(三)产业扶贫取得明显成效。全面完成总投资200万元的地震灾区财政专项扶贫项目，实施了蜂桶寨乡青坪、和平村和大溪乡村3个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项目。大溪乡村完建有机蔬菜基地200余亩，有机菊花118亩，建田间便道5公里，渠代路3公里。蜂桶寨乡青坪、和平村栽种“三木药材”1720亩，种植天麻30亩，养殖中蜂1118群。项目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为载体，以贫困村贫困群众为主要目标，切实帮助贫困村贫困群众通过产业发展脱贫。

(四)社会扶贫援建小微项目取得新的突破。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订援建溪桥项目23座，项目援建资金186万元。争取社会援建教育、卫生、人畜饮水、通村公路等14个小微项目，援建资金1066.3万元。

(五)积极协调“美丽乡村项目”建设结硕果。主动加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服务协调工作，争取社会援建资金万元，助推雪山村和邓池沟﹒戴维村“美丽乡村项目”顺利实施。目前，两个以“旅游产业为龙头、生态农业为重点”的幸福美丽新村基本建成，有效带动了周边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脱贫致富。

四、认真履职，全力推进扶贫攻坚行动

(一)扶贫开发工作有序推进。一是完善规范建档立卡信息档案资料。协助相关部门和乡(镇)制定贫困村脱贫规划和贫困户帮扶措施，完善组织领导、制度建设等内业资料，规范建立县、乡、村三级档案资料。二是强化干部驻村帮扶工作。会同县委组织部、县直机关工委，组建驻村帮扶工作组14支(共计62人，其中市级帮扶干部6人，县、乡帮扶干部56人)，制定并印发了驻村帮扶工作管理办法，督促驻村帮扶工作扎实开展。落实联系帮扶“四个一”(即：每个村至少有1名县级领导联系指导，有1个县级部门联系帮扶，有1支驻村帮扶工作组，有1名第一支部书记)，工作组深入帮扶贫困村，充分发挥“精确滴灌”的管道作用，积极帮助贫困村贫困户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落实生产发展项目。三是强化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扶贫的良好氛围。创办《扶贫开发工作动态》和《县扶贫攻坚工作简报》两刊动态信息，及时整合提炼报道全县各乡(镇)和各部门(单位)的工作动态和先进经验。与日报传媒广告公司深度合作，签定扶贫开发攻坚宣传协议，第一时间宣传报道“双攻坚”工作情况。大力协调电视媒体对“美丽乡村项目”和贫困村灾后重建项目进行了采访报道，在“卫视公共频道”和“联播”作了三篇专题报道，向外界宣传了“双攻坚”成果和灾区群众“感恩奋进、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四是贫困村基层组织得到夯实。把扶贫开发同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会同县委组织部、县直机关工委认真落实好向贫困村党组织选派“第一书记”工作，实现了14个贫困村全覆盖，制定了相应考核管理办法，确保发挥“第一书记”的引领发展作用，切实把基层党组织建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五是牵头协调，扶贫攻坚工作整体联动。建立了扶贫开发定期会商机制，及时召集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传达各级会议精神，集体研究扶贫开发工作事宜，集思广益、集体决策。协助县委办起草拟定了《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攻坚战确保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见》，并经县委十三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为我县扶贫攻坚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推动其法制化、规范化开展。

(二)措施得力，扶贫攻坚成果明显。我局积极协助和指导各乡(镇)、各部门(单位)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以驻村帮扶为抓手，深入实施“五个拉动”，着力在“六个精准”上狠下功夫，扶贫攻坚成效明显。一是扶贫对象精准，目标到村到户。充分利用农村贫困户建档立卡成果，对联系帮扶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进一步摸清“家底”(贫困程度)、找准“贫根”(致贫原因)、开好“方子”(制定脱贫计划)。二是项目安排精准，脱贫项目到村到户。围绕贫困村缺什么补什么、规划到村到户的原则，结合实际落实脱贫项目，排出时间进度表，确保项目尽快落地实施、如期完成。三是资金使用精准，扶贫资金到村到户。创新扶贫资金使用机制，坚持对照扶贫规划列出的项目单子，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专款专用、封闭运行，公开公示、阳光扶贫，确保扶贫资金安全高效使用。四是措施到户精准，因村制宜因户施策。认真汇总分析扶贫开发建档立卡数据，准确把好“贫困脉”，实事求是开好“脱贫方”。按照贫困村和贫困户致贫原因，有针对性的制定贫困村脱贫规划和贫困户脱贫计划，深入推进“五个一批”，因村制宜、因户因人施策，有力促进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有序开展。五是派人精准，结对帮扶到村到户。按县委、政府的统一安排，选派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的干部组成驻村帮扶工作组对全县55个村、1307户、4001人进行精准帮扶，每户贫困户都落实联系帮扶责任人，特别针对71户绝对贫困户实行县级领导和县级部门共同联系帮扶，做到联系帮扶全覆盖。严格按照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联系村不脱贫、联系贫困对象不达标，工作组不撤出的工作要求，力争用两年的时间帮助贫困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六是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实现户越线村脱贫。实事求是、稳扎稳打的开展扶贫工作，着眼长远，在治本上下功夫，扶真贫、真扶贫，切实做到“四个防止”(即：防止“被脱贫”、防止平均数掩盖大多数、防止“富戴穷帽”、防止“脱贫即返贫”)，确保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扎实有效开展。2020年，在全县各乡(镇)和各部门共同努力下，完成脱贫1919人，扶贫开发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五、深入推进移民后期扶持项目扎实开展，改善移民区、移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完成全县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查动态管理工作，核实直发直补人口3928人，核发资金235.68万元。市级财政下达国家大中水库库区基金185万元，调整往年下达结存资金138.02万，规划建设公路硬化、饮水管网改造、佛手瓜栽种等13个项目，完成10个，完成投资258.02万元，项目的实施切实改善了移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夯实了移民群众的致富基础。

六、2020工作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