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历届校长

兰州大学历届校长（共9篇）

1.兰州大学历届校长 篇一

浙江大学2010年自主招生面试题

部分面试题：

从手机、三农、德与思、美国四个词中任选其一做3分钟评论。

(英文试题)若你准备出一本书，你会选择哪些话题，从哪些方面进行策划？

2010年房价是涨还是跌？

佛山优势有哪些？

奥巴马获诺贝尔和平奖。

上海迪斯尼的利与弊。

真小人还是伪君子。

正说历史与戏说历史。

高学历与高素质。

浙江大学2009年自主招生面试题1、1０字～２０字自我介绍

2、Do you think sports is good to build up teamwork?

3、辩论：大学里应该培养专才还是全才。

4、谈谈《西游记》中四个人物你最喜欢哪一个，并简述理由。

2.兰州大学历届校长 篇二

振兴高等教育,希望在教师,关键在校长[1]。“观其校长,知其学校”或“观其学校,知其校长”[2]。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高层领导,对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国外而言,正如洪堡之于柏林大学,阿什比之于剑桥大学,艾略特之于哈佛大学,安吉尔之于耶鲁大学,威尔逊之于普林斯顿大学,吉尔曼之于霍普金斯大学,哈珀之于芝加哥大学,克拉克·科尔之于加州大学,康普顿之于麻省理工学院等;就中国而言,正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马相伯之于复旦大学,朱九思之于华中科技大学等,在一定意义上讲,一部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就是知名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史[3]。教育是人的素质养成和能力形成的关键因素[4],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education background)和学术背景(academic background)对于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和办学实践起着关键作用。不同教育学术背景的精英是否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取向是值得深切关注的问题[5]。因此,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国际化背景下,探讨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肇始于1929年雷尼(H.P.Rainey)在《学校与社会》上发表《关于学院院长的一些情况》,国内外学界开始了对大学校长的研究与讨论,主要集中在大学校长的角色、大学校长的素质、大学校长的选拔、大学校长的运行机制及职业化等方面[6]。如Schmidt G.P(1930)、Harold W.Stoke(1959)、克拉克·科尔(1986)、Maurice Kogan(2000)、李延成(2002)、王洪才(2006)等探讨了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T.J.Sergiovanni(1984)、Paul Westmeyer(1985)、Burton R.Clark(1987)、Whcowley(1991)、Robinson(1997)、Brubacher(1997)、许晓东(1993)、牛维麟(2003)等研究了大学校长的素质;Cohen Michael D(1974)、Judith Block Mc Laughlin(1990)、W.Taylor(1992)、Jacqueline E.King(2008)等探究了大学校长的选拔路径;褚宏启(2002)、王继华(2004)、李树(2005)、刘庆东(2009)、陈潮光(2009)等研究了大学校长的运行机制及大学校长职业化。

教育学术背景作为大学校长群体特征的重要指标,但目前专论大学校长教育学术背景的学术文章较少,仅蓝劲松、徐文、李晓飞等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该研究主题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大学校长群体特征的其他指标的研究。如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 Council on Education)先后在1986、1990、1996、1998、2002、2006年进行了6次全美大学校长调查[7];白保中对中国排名前50名大学的校长群体特征进行了分析[8];张光进对中美大学校长的群体特征进行了探究[9];姚利民对中国34所大学知名校长的个人特征进行了分析[10];牛维麟对中美大学校长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11];史万兵对中美18所大学校长的知识背景进行了对比分析[12];尚冠军对中国115所大学校长的职业背景进行了研究[13];樊华强、刘秀丽对中美大学校长的任期进行了比较研究[14,15];姜朝晖、郭俊对中国“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校长的国际化特征进行了分析[16,17]。

总之,关于大学校长的研究,国外开始得较早,研究的内容具体,研究深入且偏重于实证研究;国内的研究开始较晚,研究的内容比较抽象,研究尚显肤浅且侧重于论述[18]。国内外学界对大学校长的研究对进一步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多停留在理论分析、逻辑演绎的阶段,鲜有研究使用实证资料对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论证[19]。基于此,本研究以115所“211工程”大学校长的基本信息数据和访谈的部分国外知名大学校长的资料为基础,采用SPSS18.0等软件对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进行分析与探讨。

三、实证分析

鉴于现有的研究条件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本研究通过各高校网站、人民网、教育部网站、科技部网站等获取了115位“211工程”大学校长的基本信息(截止时间为2011年6月30日),其中39所大学同时入选了“985工程”大学,为便于统计,用“I”代表39所“985工程”大学,“II”代表非“985工程”的其他76所“211工程”大学,“III”代表整个115所“211工程”大学。115所“211工程”大学类型分类如表1所示。同时,笔者访谈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8所大学校长或副校长。

(一)大学校长的最高学位层次

根据表2可知,115位中国大学校长的最高学位,1人为学士,13人为硕士,101人为博士,其中“985工程”高校38人,“211工程”高校63人,拥有博士学位的大学校长占总数的87.82%。就美国而言,2006年美国大学校长拥有Ph D的比例占校长总数的54.3%,拥有Ed D的比例为20.7%,拥有硕士学位的比例为9.5%,拥有JD的比例为5.7%,拥有MD的比例为1.3%,拥有学士学位的比例为1.9%。与世界最好的100所大学的校长都是博士学位获得者相比,中国大学校长在学位层次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大学校长的最高学位类别

根据表3可知,115位中国大学校长中,45位是工学出身,占总数的39.13%,30位是理学出身,占总数的26.09%,即工学和理学出身的大学校长(65.22%)超过总数的一半;拥有工学、理学博士学位的校长为69人,占拥有博士学位校长总数的68.3%。其中39位“985工程”高校的校长更是有31位是工学和理学出生,出身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校长较少。相对于美国而言,其大学校长获得的最高学位中,比例最高的领域为教育或高等教育,占43%,其次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分别占13.8%和13.7%,宗教或神学占7%,商学、法学分别为4.9%、4.7%,物理学或自然科学(3%)、生物(2.5%)、工学(2.1%)、医学(1.6%)、数学(1%)、农学(0.7%)等学科的比例都较低。美国高校的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以外,基本上都是研究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者[20]。

(三)大学校长的学位类别与大学类型匹配程度

本研究结合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对大学进行了初步分类,并探讨了大学校长的专业类型与大学类型的匹配程度。由表4可知,在综合性高校中,大学校长的学位类别相对较为多元化,在9大学科类别中,除医学和哲学外,其他学科类别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理工型的大学中92.3%的校长是由具有工学或理学教育背景的校长担任。在专业性较强的高校中,校长多拥有该院校主流或优势学科专业的教育背景,如8所农林类高校中,拥有农学背景的校长有5人;5所财经类高校中,拥有经济学背景的校长有4人;3所医学类高校中,所有校长的学科背景均为医学。

(四)大学校长的海外求学或访学经历

本研究中的海外求学经历是指在中国港澳台地区或国外高校攻读并获得学位的经历。根据表5可知,115位中国大学校长中,35位有海外求学经历,占总数的30.43%。本研究中的海外访学经历是指在中国港澳台地区或国外高校进行研修或开展合作研究的经历而非攻读学位的经历。根据统计,115位中国大学校长中,有71位大学校长有海外访学或研究的经历,占总数的61.74%。同时,大学校长海外求学或访学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欧美或日本等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见图1)。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受德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美国在被史学家称为“第一批在德国大学学习的美国人”埃弗雷特、蒂克纳、班克罗夫特和科格斯韦尔赴德国大学学习后,一大批美国人到德国大学进行学习。在德国留学回到美国并且后来成为大学校长的一批人,结合美国的国情和文化,将德国的学术理念、科研思想与现代大学的组织结构融入到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为美国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1]。

(五)大学校长的毕业院校

本研究中的名校主要是指“985工程”高校,中科院、中国港澳台地区部分高校,国外知名高校。根据表6可知,115名中国大学校长中,77人毕业于名校,占66.96%。其中“985工程”大学校长中35人毕业于名校,占“985工程”大学的89.74%;“211工程”大学校长中42人毕业于名校,占“211工程”大学的55.26%。这反映出中国高水平的大学由名校毕业生担任校长的比例比较高。就世界上最好的100所大学的校长而言,其基本上均毕业于名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基本上是由名校毕业生担任校长。

(六)大学校长的毕业大学数量

根据统计分析可知,115名中国大学校长中36人所获得的学位来源于同1所高校,占总数的31.3%,68名大学校长有在2所高校攻读学位的经历,占总数的59.13%,11名大学校长毕业于3所大学,占总数的9.57%,反映了大部分中国大学校长毕业于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大学。同时,“985工程”大学校长毕业于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大学占“985工程”大学校长的比例(77.14%)高于“211工程”大学校长的比例(71.05%),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985工程”大学校长求学经历的多元化程度略高。

(七)大学校长与现任职大学的关系

校友资源是大学的宝贵资源和财富。根据表6可知,115位中国大学校长中,63位大学校长是现任职高校的校友,占总数的54.78%。其中,“985工程”高校中21位校长是现任职高校的校友,占“985工程”高校总数的53.85%;“211工程”高校中42位校长是现任职高校的校友,占“211工程”高校总数的55.26%。相对于美国高校而言,美国高校只有大约1/4的校长来自本校,大部分校长来自其他高校。其中,公立高校校长中,来自本校的占28.1%;私立高校校长中,来自本校的占23.9%。

(八)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的研究

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主要治理者,有必要通过开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以形成其独特的治校理念和教育思想。有无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发表和发表多少是衡量大学校长高等教育研究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22]。根据表7可知,115名中国大学校长中,发表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在20篇及以上的仅有7人,占总数的6.09%;发表11-20篇的仅8人,占总数的6.96%;发表1-10篇的有84人,占总数的73.04%;还有16名大学校长尚未发表一篇高等教育研究论文。发表论文在11篇及以上的15人,主要以“985工程”高校校长为主,其要么是高等教育领域或人文社科方面的专家学者,要么在高校担任领导职务多年。

(九)大学校长的学术头衔

根据表8可知,115所中国大学的校长均由教授担任;“985工程”高校的校长全部是博士生导师,“211工程”高校的校长除了3人以外其余也均为博士生导师。同时,中国大学校长中,27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或外籍院士,占总数的23.48%。其中,“985工程”高校中17名校长是院士,占“985工程”高校总数的43.59%;“211工程”高校中10名校长是院士,占“211工程”高校总数的13.16%。世界上最好的100所大学中,排名前20位的大学,有6位校长是各自领域的权威人士,其中3位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最好的大学,其校长往往也是最优秀的学者。

(十)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聚类分析

本研究选取是否拥有海外求学经历、首次当选现任职大学校长时的年龄、最高学位层次三个作为变量,利用组间平均距离法进行归类,对115位中国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进行了聚类分析。聚类结果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适龄当选、海外求学”,共89人;第二类为“低龄当选、国内培养”,共25人;第三类为“高龄当选、海外求学”共1人。第一类大学校长当选校长的平均年龄为51.06岁,第二类校长当选为43.08岁。从年龄层面上分析,第一类校长当选校长的平均年龄符合国际大学校长的普遍当选年龄,该年龄段的校长在工作经历的丰富程度、身体健康程度等方面处于良好状态,尤其是该年龄段校长的改革创新意识较强,工作热情较高。第二类校长较为年轻,属于“少壮派”,适合对学校开展各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当今教育改革之际,此类校长更适合作为改革的开拓者。在海外求学经历方面,第一类校长中拥有海外求学经历的有30人,占总数89人的33.7%;第二类校长拥有海外求学经历的仅有4人,占全部21人的19%。第二类校长更多为国内求学后通过晋升当选校长的。

同时,根据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最高学位类别、海外求学经历、毕业大学数量、是否现任职校校友、是否博士生导师等因素在“985工程”和“211工程”大学校长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而最高学位层次、是否名校毕业、发表高等教育方面研究论文、是否院士等因素在二者中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大学校长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的发展方向。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是大学校长思想的重要基础,是成为校长及校长遴选的一个重要参考[23]。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首席学术领袖,其教育学术背景对其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影响。笔者对115所211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据此提出如下相关政策建议。

(一)主要研究结论

第一,拥有博士学位的理工科大学校长治校是主流。其在一定程度上与特殊历史环境有关,即现任大学校长接受高等教育时的中国高等教育模式主要受苏联影响,并与传统教育思想中重理轻文的现象密切相关,也与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服务经济建设,强调理工学科导向有关。

第二,专业性大学校长治理专业型院校匹配程度较高。这主要与中国大学校长的权力来源有关。中国大学校长任命权主要掌握在教育主管部门,大学的真正所有者实际上是以排他的方式代表全体公民的政府部门,具体就是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教育部(以及教育厅/局)[24]。

第三,大学校长是任职校校友和名校毕业的现象比较普遍。其主要原因在于知名大学具有良好的传统与优质的师资队伍,大学校长在知名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可以受知名大学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有助于其成长。

第四,大学校长国际化程度偏低,海外求学或访学主要集中在教育发达国家。大学校长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大学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海外求学或访学经历是国际化的重要指标,大学校长国际化程度偏低,容易局限其视野。

第五,大学校长以拥有博导头衔的学术精英为主体,但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不足。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做学问的场所,致力于保存知识,增进系统的知识,需要学术精英进行治理[25]。然而,其对高等教育研究不足,不利于其把握教育规律进而领导大学建设和推动学科发展。

(二)主要政策建议

第一,大学校长的选拔需兼顾本校校友与外校精英、内部选拔与外部选拔。本校毕业的人担任本校的校长有利有弊,利主要体现在其对母校更熟悉、更有感情,更了解学校的历史,更能理解学校的办学理念,更清楚学校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以便于管理;弊端主要体现在校长太熟悉本校,在管理过程中可能更容易受制于本校长期形成的复杂人事关系,也难免限于“局内人”的困境,从而使学校缺乏必要的“冲突”进而妨碍学校的创新和发展,同时校长毕业于本校也使得校长的视野偏于狭隘,很难超越本校的历史传统和环境去理解大学和识读大学[26]。目前,与美国选拔具有跨校求学和跨校工作背景的人担任校长不同的是,中国有偏爱“留校”的传统,大多数校长是本科或研究生阶段的留校学生,“近亲繁殖”和“校本色彩”的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大学校长选拔不仅要兼顾本校校友与外校精英,以吸收不同高校的优秀经验,同时要兼顾内部选拔与外部选拔,以形成多元化的背景进而综合形成新的特色与优势。

第二,大学校长的选拔需兼顾理工与人文社科知识背景、博士生教育与教授背景。目前,大学校长学科知识背景以理工科为主,较为单一且呈现失衡的现象。因此,在大学校长选拔中需要兼顾理工与人文社科知识背景,提高大学校长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背景和素养,充分发挥其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促进大学校长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的多元化。多元化的教育背景有助于大学校长开拓视野,形成海纳百川的胸怀与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同时,经过研究生阶段尤其博士生阶段的严格科研训练和知识积累的大学校长往往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其治校理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博士研究生学历是选拔大学校长中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27]。王英杰教授指出,对于一流大学校长,院士几乎是必要条件。虽然对于大学校长是否需要拥有院士头衔和院士是否适合担任大学校长都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重要课题,但是高等学校作为知识的殿堂和学术研究机构,需要教授担任大学校长,体现“教授治校”的理念与思想。

第三,大学校长的选拔需注重知名大学求学背景与国际化视野。知名大学的求学经历有助于其熏陶先进的理念和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贯彻到其治校理念和治校实践中,因此,大学校长在知名学校求学的经历可以作为选拔大学校长的其中一个指标。同时,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是教育发展的特征和主要趋势[28],大学校长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大学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大学教育国际化是21世纪大学办学的主要理念之一,也是高等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大学校长的国际化有助于加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因此,在大学校长选拔过程中要关注其国际化视野,通过大学校长国际化建设,培育先进的大学理念,制定完善的大学章程,建立科学的现代大学制度,搭建广阔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努力推进一批大学进入到世界大学国际化的行列中。

第四,大学校长的选拔需关注高等教育科学素养与综合治理能力。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通过开展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把握其客观规律,有助于大学校长形成其独特的治校理念和教育思想。大学校长作为学术机构的主要治理者,不仅要提高自身的专业学术修养,而且要研究高校人才成长规律、人才培养规律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大学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大学内部由谁控制[29],校长是学校行政的最高负责人,处于大学、市场和政府三者的场域中[30],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全面校务,因此需要具备综合治理的能力。作为大学校长,既要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教育家又要是具备政治理论素养的政治家,既要是具有创新能力的学者又要是研究并精通高等教育规律的治理者,既要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又要是富有教育理想的改革推动者,既要是积极为大学发展争取资源的社会活动家又要是大学形象的维护者。因此,大学校长应努力成为懂教育的政治家和懂政治的教育家。

摘要：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首席学术领袖,其教育学术背景对其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以115所“211工程”大学校长的基本信息作为样本数据,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中国大学校长的教育学术背景的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大学校长的选拔需兼顾本校校友与外校精英、内部选拔与外部选拔,需兼顾理工与人文社科知识背景、博士生教育与教授背景,需注重知名大学求学背景与国际化视野,需关注高等教育科学素养与综合治理能力。

3.兰州大学历届校长 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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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6 08:32:36 2014-06-09 15:21:24 2014-06-09 15:12:02 2014-06-09 15:06:50 2014-06-09 09:59:17 2014-06-08 20:15:00 2014-06-08 19:42:08 2014-06-08 18:26:53 2014-06-08 18:26:27 2014-06-08 18:22:21 2014-06-08 18:08:52 2014-06-08 18:07:46 2014-06-08 18:04:55 2014-06-08 17:56:27 2014-06-08 17:49:32 2014-06-08 17:48:12 2014-06-08 17:46:11 2014-06-08 17:42:31 5950 王琳 学科教学（英语）查看全文5948 基于输入假说的小学英语游戏研究 赵丹凤 学科教学（英语）查看全文5946 高中英语课堂沉默现象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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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昊 学科教学（英语）

2013-06-10 1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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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军 学科教学（英语）

2012-06-13 22:44:41 2012-06-13 19:01:14 2012-06-13 18:51:05 2012-06-12 22:15:05 2012-06-12 22: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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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针对农村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的行动研究

A Study on Validity of the Writing Item of NMET 初中英语教师反思性教学现状的调查研究

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高中英语课后作业的

对英语专业研究生写作中语言负迁移现象的研究

通过增强自我效能感提高英语口语能力的研究

英语专业课程教学中小组活动的应用状况研究

任务型教学在山东初中应用现状调查报告

英语专业学生批判性思维与写作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An Inquiry into the Beliefs Held by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nstructional

郭丹妮 学科教学（英语）

2012-06-12 22:06:53 2012-06-12 14:40:00 2012-06-12 11:16:36 2012-06-12 10:45:35 2012-06-12 09:29:56 2012-06-12 09:25:35 2012-06-12 00:25:42 2012-06-11 16:39:10 2012-06-11 16:34:45 2012-06-11 16:23:10 2012-06-10 10: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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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银华 学科教学（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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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神经科学视阈下的英语词汇习得研究--以思维导图为例

基于语料库的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学生口语语用策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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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3 12:01:11 2012-05-31 23:29:07 2012-05-31 20:19:30 2012-05-31 20:10:21 2011-06-10 15:41:31 201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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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in Junior English Teaching

刘瑶 学科教学（英语）查看全文3016 宋莉莉 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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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教材质量研究——基于《牛津英语》和《新目标英语》之间的对比与评价 教师期望对学生英语学业成败归因的影响—一项基于初中生的研究

概念隐喻理论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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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动机和策略对大学英语写作影响的实证研究

大学英语阅读测试中应试策略运用的研究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A级反拨效应实证研究

贺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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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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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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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兰州大学历届校长 篇四

老师们，同学们：

当你们在这座山清水秀的魅力城市xx翻开自己新的人生扉页时，我首先向你们介绍一下你们将在此渡过人生最宝贵最难忘时光的xx大学。

xx大学成立于1985年，是xx创办最早的本科高等学校。学校现为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支持建设的学校，也是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院校之一。

经过5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学校的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2万余人，专任教师1010名，有1个国家级重点学科、8个省部级重点学科，17个博士学位授权点，43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目前承担国家、自治区科研项目442项，项目总经费1.04亿元。近年来，有62项研究成果分获国家、自治区级科技进步奖。xx年学校接受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评估结果为优秀。现在，学校正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努力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培养基础厚、口径宽、能力强、素质高，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以应用型为主的高级科技管理人才，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向教学科研型大学发展，将学校办成位居自治区一流水平和全国同类院校先进行列的现代化农业大学。

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建设的大好时期，同学们能够来到九江职业大学学习深造，来到一个充满美好发展前景的大学里学习，大家一定会感到兴奋和自豪。

同学们，十年寒窗诚然刻苦，三载春华更须拼搏。大学时代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加油站，对大家的政治素质、道德水准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培养以及提高至关重要，你们正值风华正茂的大好年华，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奋斗结果和学习机会，珍惜自己的美好青春和大好前途。为使同学们三年学有所成，把自己塑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我借此机会向你们提出几点希望和要求。

一、希望你们勤奋学习、学会学习。

我们xx大学是一所职业院校，培养的是熟练掌握各种实用技能，毕业后能很快投入到生产一线中去的高素质技术和管理应用型人才，这是我们不同于一般高校的显著特色之一。在坐的各位同学从踏入校门的那一刻起就要始终铭记这一点，并朝这个目标去努力奋斗。

步入新的学校是你们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你们在xx将要度过的这段时光也是你们人生历程中十分关键的重要阶段，需要加倍珍惜。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你们学到的只是极为基础的知识和能力，还有许多对你们一生事业成功至关重要的东西没有学到。

因此，同学们一定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勤奋学习，全面发展。新的世纪，新知识层出不穷，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速度越来越快。世界的发展，时代的紧迫感催促我们不可懈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学习。学习能力是21世纪高素质人才的一项基本能力。正如《

“十年寒窗，终身受用”的观念已被新的时代淘汰了。学会学习已被喻为“通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个人护照”。

作为xx大学的学生，同学们一定要创造性地学习，学习新知识，学习新方法，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发展需要。当前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实现从中学学习到大学学习的转变，积极学习，主动学习，充当学习的主体。

二、希望你们积极上进、立志创新。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你们要敢于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到成才的座标之上并为之不断地去努力。只有这样，你们的大学生活才会更加丰富而充实;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完善自己的人生;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沿着职大的辉煌历史续写新的篇章。

同时，你们作为新世纪的年轻人，应该深刻意识到“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学校得以发展的不竭的动力和源泉。“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创新的国家必将被历史淘汰。” 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造能力的人才,是大学教育的神圣职责,也是教育的根本出发点。

21世纪的人才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这是知识经济时代高素质人才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普西所说：“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现在，我们的学校已经在这方面孕育了良好的氛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就要求同学们敢于标新立异，打破常规，善于逆向思维，开拓进取，真正成为顺应时代发展的创新人才!

三、希望你们崇尚文明，团结互助。

现代社会是崇尚文明的社会，你们应该成为崇尚文明的典范。文明要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自觉遵守学院的规章制度。通过入学教育和军训，同学们的组织纪律观念得到了加强，我希望大家能继续保持和发扬这种优良的作风，把它带到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去。

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xx是一所治学严谨，纪律严明的学校，严格遵守校规校纪是对每一个同学最基本的要求。良好的学习氛围，文明的生活环境，对于你们的成长和进步是至关重要的。同学们大多都是

大学开学典礼校长致辞2018

各位尊敬的领导、各位尊敬的老师、各位亲爱的同学：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特别愿意与诸位重温xx、xx副总理在今年视察海南时的讲话精神：过去30年中国所取得的成就都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今后中国的问题解决还需要继续改革开放。

作为大特区背景下新兴的三亚学院，这所在荒野诞生、唤醒万年沉睡人类文明遗址落笔洞的大学，是改革开放的全新价值观和全新体制给我们这所大学的大学之道铺平前程。当然，这样的制度的建立和价值观的形成还需要依靠人的积极因素。为此，我们特别感动于海南党政各级和社会各界英才对新办大学的不计求全、无私支持，特别感动于吉利集团董事局主席三亚学院的董事长李书福先生的不计成本不计利益的办好大学，特别感动于学界专家为办好一所朝向现代大学制度迈进的新型大学不止于疑问不止于思考而是更多宽容与期待，特别感动与学院的管理团队和教学团队高举理想主义旗帜、不畏艰辛、不计个人得失的为一所新大学而创新创业创价值;我们还特别感动于全国30个省市区的万名莘莘学子为了适合自己成长和未来效力社会的壮志舍近求远不远万里而来。

在过去的将近四年时间里，三亚学院靠“豪气、大气、正气”的做人智慧，靠“自立更生、合力更新、有容乃大、不懈则优”的做事智慧，在“创新、创业、价值”大学精神旗帜的感召下，从全国30个省市的近百名所院校中聚拢了数百名优秀的教师，形成了在校生一万二千多名的办学规模，现有35个专业及专业方向7个学科门类。学院在愿景共同、价值共享、保持个性、相生共济的阳光大学社区建设中，始终不忘专注培养学生的学以去惑、学以致用、学以济世的学习智慧。

众所周知，网络技术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平民化过程，因此，今天任何一所大学都不难提出一个好的理念。理念，可能是想象之物、是设计之物、是预见可以指导行为之物，但理念未必一定成为行动力。经验，是人类进步而少走弯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必要路径，但是，全球化的背景下，现代社会发展中的本土化、多样性告诉我们，世界上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是不可靠的。在这个意义上，三亚学院的成长之路唯一可以自豪的也许就是能够找到能够符合社会发展、符合教育发展、能够适合自己发展的理念通过有效持续的实践、通过制度，追求水银泄地般的在学院运行的人才物管理、在党政工团的调和及教学科研学工后勤的块上、在教学的教学计划、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上，一以贯之的坚持围绕“学生走进校园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走向社会”的办学理念。大学的功能有多种，三亚学院始终将育人功能，将“让学生更好的走向社会”作为自己的唯一使 命。

过去的岁月里，在有效的将“快多好省”，即把速度、规模、质量、效益的均衡发展作为经营学院的智慧的基础上，学院自己独特的做人智慧、做事情的智慧和做学问的智慧已经凝结形成成为学院校风、校训和学校文化。去年，站在万人大学规模台阶的门槛之外，我们已经思考将现代大学制度作为学院制度设计、制定和形成的智慧。

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在基本体制上，是校内外上下之间管理上，是使基层更多自主性，是使学术本身更大的自决性，在大学内部机制上，是使基层更多自主性，是使学术本身更大的自决性，是真正把教育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是什么把哈佛大学带到今天世界瞩目的好大学的位置?哈佛有无数的经验值得长期学习，但哈佛坚定的吧一个雅士文人的聚会处带到了一个可以更有效影响社会进程的精英荟萃的高地，哈佛智慧的在大学根植于地方文化和世界性机构的两种特性之间找到了平衡，哈佛有力的将学术科研支撑以学生为中心和以教育为中心的办学方向，这一切令人印象深刻。几年来，三亚学院在推进管理团队和教学团队的“职业化”建设，在“执行文化和讨论文化”的均衡发展，在“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型院校”的定位，在“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的教学价值取向，在倡导学生“愉快学习自主成长”的模式建构等方向的实践之路，让我们不断的坚定信念。面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我们充满信心的说，我们在路上。

在我们面前，中国有许多办学几十年、上百年的老校、好学校，值得我们不断奋起直追，不断地学习，值得我们不断地反思。诗人、哲学家纪伯伦感谓人类：我们已经走的太远了!三亚学院人每天面对上万名朝气蓬勃、志存高远的大学生，始终牢记“让学生更好地走向社会”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出发点，无论学院办多大、办得多久，我们都要不断地追问自己，我们是否走得太远?

让我们用掌声感谢如阳光雨露般滋润学院成长的党和政府领导;

让我们用掌声感谢如蜡烛、火炬开启了我们心智的老师们;

让我们用掌声感谢学院的特聘教授们的热情与智慧为学院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活力;

5.大学校长新年致辞 篇五

--2014年新年致辞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刘海军

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我们谨代表潍坊英才学校党政领导班子，向努力工作、热心奉献，为学校事业发展辛勤耕耘的全体教职员工，向励志敦行、奋发向上的全校同学，向关心学校建设发展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老教师，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各届校友、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致以新年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回顾2013年，我们以学校 “十二五”事业发展宏伟规划为主线，以优秀培训学校创建为统领，大力度推进各项工作改革，加强内涵建设，凝练特色、培育亮点，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大幅度增强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大学校长新年致辞。

2014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启新征程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攻坚克难的关键一年，更是建成优秀培训学校之年。我们既面临发展中的困难和挑战，更拥有诸多优势和机遇，我们要以积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全力推进优秀学校建设，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上级部门的验收，为把我校建设成区域示范校，为中国培训教育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风劲正是扬帆时。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面对大好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挑战，我们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振奋精神，团结实干，用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更严的标准，努力工作，艰苦奋斗，为建成优秀培训学校而努力奋斗。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精诚团结、不懈奋斗，我们的美好梦想就一定会实现！

6.兰州大学历届校长 篇六

一、学者眼中的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

当代最著名的高等教育家克拉克·克尔说过“人们期望大学校长成为学生的朋友, 教职员工的同事, 校友的可靠伙伴, 站在校友们一边的明智稳健的管理者, 能干的公众演说家, 同基金会和邻邦机构打交道的精明的谈判人, 同州议会交往的政治家, 工业、劳动及农业界的朋友, 同捐款人进行交涉的富有辩才的外交家, 教育的优胜者, 各专门行业的支持者, 新闻发言人, 地道的学者, 州和国家的仆人……”[1]。从克拉克·克尔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得出, 他眼中的校长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全才, 在他的述说中“教育的优胜者”“各专门行业的支持者”“地道的学者”这三个词是对于大学校长学术身份的认可, 同时我又觉得这三个词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究竟在学术上达到怎样的成就才能匹配上这三个词,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的, 同时, 在克拉克·克尔的描述中, 我们也很难分析出作为一个全才的校长, 究竟哪一种素质是占据着主导地位。

程诗敏在《大学校长角色定位研究综述》中将当今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 学者+教育家+管理者;第二种, 教育家+管理家;第三种, 形象代表+智者+执行者+战略家;第四种:多重角色。[2]鉴于我研究的视角是于大学校长而言, 学术权威是否是刚需, 基于此, 我把相关文献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强调大学校长的学术权威的, 第二类是并不苛求大学校长必须具有学术权威的。还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 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选择不同素养的校长, 典型的代表人物是王洪才和陈运超, 王洪才在《大学校长的理想类型》中提出, “就办学层次而言, 研究型大学宜选择学者型或大师型校长进行管理, 教学科研型的大学宜选择管理型的校长, 而教学型大学则适宜选择协调型的校长, 对于职业类型和私人大学而言, 采取经营型风格的大学校长进行经营管理为宜”[3]。对于这种观点我把它归为第二类, 因为学术权威也不是校长胜任的必要条件。

就第一大类而言, 坚持主张校长首先必须是一个学者, 支撑他们观点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这是由大学的性质决定的,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圣地, 学校的教师都是各个专门领域的专家, 而作为校长必定要作为他们的楷模, 因此校长无可厚非也应该成为某个学科领域的专家[4]; (2) 这是由外界的职业期待造成的, 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形象代表人, 必须具有相当的地位和分量, 而在学校这个场所内, 学问无疑是大家公认的标准, 所以校长应该是学术权威也就毋庸置疑了。

就第二类而言, 坚持大学校长应该是一个懂教育的管理者、执行者、协调者……, 他们的出发点大都是说现在大学的职能的拓展, 除了传统的教学、科研, 现在还有社会服务, 以及文化传承的功能, 大学已经走出了最初的象牙塔, 由原来的社会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越来越与社会上的其他组织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大学代言人的校长, 承担的任务也越来越多样化, 处理的事物也是越来越繁杂, 与此相适应的, 需要的素质也越来越综合, 一个领域的专家, 或者某几个领域的专家是不足以胜任这项工作的。

这是我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梳理, 发现, 对于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主要是分为两派, 一种是强调大学校长必须是学术权威, 另一种是强调大学校长的多元身份。

二、作为学术权威的大学校长的困境

(一) 校长自身精力有限

孟子曰:“鱼, 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校长作为出类拔萃之人, 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 但是作为一个有限的生命体, 任何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一个优秀的校长, 一定是一个专职的校长, 一个优秀的学术带头人, 一定是潜心研究的人, 这就像鱼与熊掌一样, 二者不可兼得。著名的浙大校长竺可桢的研究方向是地理学和气象学, 1918年获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博士学位, 然而在做了十年的校长之后, 却发出了这样的喟叹:“十年校长, 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竺可桢尚且如此, 又有谁还能坦然地说, 能在这两种身份中自由地游走。所以说, 一个称职的校长应该是心无旁骛的、全身心投入的。在刘道玉的文章《中国应当怎样遴选大学校长》将大学校长分为学者化的职业校长、革命化的职业校长、双肩挑的学者型校长。[5]他这里所说的双肩挑学者型校长就是我说的具有学术权威的校长, 刘道玉是这样评价这一类校长的:“缺乏艰难复杂的实际工作锻炼, 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管理能力、工作方法和群众工作经验缺乏;身兼数职不可避免地顾此失彼;由于只是某个专业的专家, 看问题难免受到专业局限性的影响;某些校长甚至可能会利用职权, 营造自己的学术山头, 在招收研究生、申请科研经费、研究成果评奖等方面, 与其他教授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5]。由此可以, 由于受自己精力的局限性, 一个人不可能一方面既是卓越的校长, 另一方面又在学术上持续开花结果。

(二) 强调学术权威也会导致校长选拔标准的不公正

校长选拔的标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学者, 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在这里我不再赘述。在中国学术界, 每一个专业的分量在整个学术界的地位是有等级层次之分的, 总的来说, 理工类比文史哲类的社会认可度要高得多, 既然选择大学校长需要依靠学术权威这一个标准,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那些当选的校长更多的是拥有那些拥有专业认可度比较高的专业背景的人, 而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变相的专业歧视呢?我想应该是的。在刘道玉说大学校长的遴选要坚持, “一是遴选的眼界要开阔;二要不拘一格, 打破门第观念和论资排辈的思想框框;三是正确地解决好校长双肩挑的问题”[5]。在我看来, 因为选拔校长看中学术权威, 那么真正做到刘道玉所说的这几条基本是不可能的。在学科最初诞生的时候, 人们就给予了它论资排辈, 传统优势专业日新月异, 新兴的专业无人问津, 每个专业本身的根基就不一样, 那么学习这些专业的人也有三六九等, 因为社会认可度的不同, 可能会导致小众专业的杰出人才不能得到社会的重视和认可, 至于校长之职, 于这些小众专业中的精英而言, 肯定是望尘莫及的。

(三) 大学的发展决定了校长素质的多元

最初的大学是一种行会性质的组织, 就是简单的老师教, 学生学, 老师就是所谓的教学能手, 作为教师代表的校长, 更多的也是一个学术形象, 随着教育的发展, 学校的功能也越来越多元,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等功能, 这就是克拉克·克尔所说的“多元巨型大学”。大学在发展的过程中, 规模不断扩大, 与社会的交往也越来越密集, 作为一个现代优秀的大学校长, 在内应该是一个执行者, 执行国家对于大学发展的规划和要求;应该是一个领导者, 能够有独立的办学方针和准则, 带领学校乘风破浪;应该是一个协调者, 协调教师与学生的矛盾, 教师与教师的矛盾, 让师生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学习生活;在外应该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能够在各种场合介绍自己的学校的理念发展目标, 能够跟其他学校的校长交流切磋;应该是一个社会学家, 胸怀天下,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在这些素质中哪一种最重要?这个问题很复杂, 应该依据学校的类型、学校的发展阶段而定, 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学术权威这个素质在校长应该拥有的所有素质中将不再拥有统治地位。

三、走出学术权威的怪圈

大学校长的选拔必须要有一个标准, 而且必须会有一个学术的标准, 我觉得对这个标准我们应该持一种正确的态度, 客观看待学术素质的刚性需求和弹性需求。

(一) 坚持学术权威的刚性需求原则

大学是传播高深学问的场所, 大学校长是维护这座象牙塔的忠实守护者, 只有一个懂得学术价值的人才会真心为学术奋斗, 所以大学校长必须是一个珍惜学术成果、捍卫学术尊严的人, 但是多大程度的学术成就才能胜任校长之职,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在校长选拔过程中, 学术权威只是一个门槛, 这个门槛究竟设计成多高, 需要我们商榷, 正如武功最高的不一定能当将军, 文采最好的不一定是宰相, 对于学术权威的刚性需求, 值得我们用正确的眼光正确地去看待。

(二) 坚持学术权威的弹性需求原则

学术权威是对一个人学术素养的肯定, 但是学术权威却不等同于管理能力, 而且这两者之间从来就没有必然的联系。基于这样的认识, 我们就要把学术权威这一个标准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应该依据学校的具体类型、学校的具体发展阶段、学校的发展状况选择合适的校长, 不应该拘泥于一个固定的标准。对于研究型综合性大学, 学术型的校长可能更具说服力, 对于教学型大学和专业性大学, 可能更需要实践人才;当学校处于发展的初期, 可能更强调校长的筹资能力和个人号召力 (是否能吸引到更多优秀的教师和学生) , 当学校处于成熟期, 可能更强调校长的运营能力、创新能力, 即能否在安逸中求突破, 当学校处于衰退期, 考验校长更多的应该是处变不惊的能力、乘风破浪的智慧。所以, 大学校长的遴选标准要顺应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参考文献

[1][美]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3:19.

[2]程诗敏.大学校长角色定位研究综述[J].校长治校, 2008 (03) .

[3]王洪才.大学校长的理想类型[J].江苏高教, 2005 (03) .

[4]胡秀英.浅谈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J].当代教育论坛, 2007 (01) .

7.北京大学校长 篇七

截止到目前，从聊城共走出了三位北京大学校长，分别为傅斯年、王路宾、季羡林。他们三者的家乡分别为聊城城里、蒋官屯办事处和临清。笔者将三者的情况汇总，以飨读者。

一、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年)，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初字梦簪。

1909年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不久退出学运，回到书斋。

1919年夏，傅斯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

1920年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负笈欧洲，进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兼修物理学、化学与数学。

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表示赞同清党。从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任主编。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兼任北大教授。

1932年，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

1937年春，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

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政治上亲蒋反共，他出于维护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目的，要求严惩贪官污吏，整制政风，反对“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在学术上，信奉考证学派传统，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作出不少成绩。

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

其著作编为《傅孟真先生集》。

二、王路宾

王路宾同志1913年9月9日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县王洪木村的一个书香家庭，1929年11月在济南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一名年轻的战士。

1933年8月，王路宾同志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生物系。1934年夏，负责山东大学党支部工作。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不畏艰难，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共、卖国投降的政策，发展进步力量。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爱国运动,组织成立山东大学学生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上街示威游行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斗争。因而被反动当局拘押。在狱中,他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

坚贞不屈的斗争。半月后，慑于社会各界压力，王路宾同志等爱国学生被释放。出狱后，他辗转到北平，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京大学接上党组织关系，并担任沙滩街道党支部书记。

1936年8月，王路宾同志考取成都国立四川大学生物系，在成都参与发展“民先”组织，成立“民先”四川省总队部，任副总队长。

1938年2月，王路宾同志因组织革命文化活动被川大开除，党组织委派他到四川民名山开展工作。1938年9月暴露身份被捕入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9年秋，他随董必武同志一行到达延安，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后赴莫斯科学习。1942年月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研究组组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路宾同志被派往冀鲁豫边区工作，先后任边区社会部副部长,公安处处长等职。1949年任中共平原省委委员，省政府委员，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

新中国成立后，王洛宾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分局政法委副书记，山东省公安厅厅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济南市委第一书记。

1959年，王路宾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1965年，山东省委撤销了对他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恢复行政级别。“文化大革命”期间，王路宾同志又一次受到迫害被关进监狱。1975年，山东省委为他彻底平反，安排他到曲阜师范学院工作，任党委书记。

1979年3月，王路宾同志赴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1月，调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校长，协调周培源校长负责北京大学行政工作，并参加北京大学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为北大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1983年，应邀担任中纪委特邀检查员。1984年，退居二线，任北京大学顾问。1990年离休。王路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三、季羡林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季羡林在阿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8.校长读《大学》有感 篇八

——爱国二小校长 李桂秋

《大学》是四书之首，其核心内容是修身。内容不多但确值得我们用一生来读。初读时比较生涩，虽然也有个别语句耳熟能详，但只读一遍是万万不行的，因个人感悟能力较差，所以我采取了反复诵读的方式，而且在教师学习型例会上还大胆的为老师们诵读了相关内容，在学习中享受到了诵读经典的乐趣，没有细数到目前为止至少也做到了通读十遍以上了。而且我觉得还应该继续读下去，用心感悟《大学》的深刻内涵。其中三纲八目是大学的重要内容，“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是纲，引领全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细化的具体内容，这八个方面就像人生从低到高成长的八个台阶，指明了我们不断向上提升自我造福家庭报效祖国的人生道路。这里核心的内容是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办法，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细细品读我们不难发现，修身实际上还在于修心，是通过人的内心活动来修正自己的言行，从而达到修身律已的目的。有几点感受如下：

一、做事要知其所止。

这里的知其所止可决不是事不关已高高挂起，而是我们要尽力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好了自己，那么整个社会就做好了。这里的止即是理想目标，又是底线要求，对于我们来说要树立远大目标，同时还要树立底线思维。做到知其所止，止于至善。指的就是知道自己应该停在哪里，努力做好，直到达到最完美的境界。这里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所止，而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场所都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儿子、父亲、上级、下属、同事、朋友等等，关键是我们要充分的认识自己，当好每个角色，才能够做到止于至善。特别是在忙忙碌碌的当下，如何保持淡雅清静的心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值得我们思考。我想只有不断学习提升自我修养才能让忙碌的心灵找到可以停靠的港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断的去打磨修炼自己，从而提高自己的修养，这才是知其所止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务本求实才是止于至善的追求。这样的修身这样的追求需要我们用一生来完成。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因为有品德的人会不断的追求自己达到最完善的道德境界，做到了盛德至善，才能知其所止，这应该是我们的最高目标。

二、做人慎独毋自欺。

“意”是人心里最初发出的念头，道德修养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真实，否则一伪百伪，真实的念头会让人很快乐，心安理得。所以做人要慎独，这里指一个人独处时，没人看没人监督时要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也指一个人在众人面前的心理念头，别人虽不知自己的想法但更需要谨慎。因为“人之视已，如见其肺肝”，这就是诚于中，形于外，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做骗自己的事情，人都有私心，所以有时“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就是说由于溺爱，不知道自己孩子的过失，由于贪得看不到自己庄稼的茁壮，这都是私心，这都是自欺欺人的现象，这种现象生活中随处可见，包括我们自己细思量也有自欺的时候，甚至现象也不少，改变这种现象的办法真得要读好经典，从正心诚意做起，从改变我们的心念做起，()用思想觉悟纠正自己不应该有的言行。所以君子要慎独毋自欺这是做人的关键。

三、修心要管好情绪。

大学中写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就是说当人有了情绪的时候，心就不正了，心不正则身不修，当一个人情绪脾气上来时，即影响身心，五脏六腹都跟着做痛，同时也可能伤及他人。我们每个人肯定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甚至有情绪及坏的时候，所以正心很重要，这是修身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何正心，简单的说就是控制情绪呗。《大学》中提到了知止而后定，定而后静、静而后安、安而后虑、虑而后得。这里的定、静、安、虑、得是我们调控情绪的很好办法。我们平时所说的遇事冷静，想发脾气时数上几个数等等都是先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将心念定到一个与当下无关的事物上，使之冷静思考，从而达到安的境界，安是静的升华，有了定、静、安的基础，再去思考问题就会柳暗花明，所以说“定静安虑得”是正心的五个办法，即可以调控情绪还能提高我们的思考力。这里五个办法中重要的还是静，孔子曰：“仁者静”，真正有修养的人一定能体会到静的作用。最近也试着采用了这样的办法重新思考问题，有时真的会有豁然开朗的时候，处事时的情绪也更加平稳了，竞然真的得到了同事的夸奖，谈到了校长的变化，我不禁心理有些美哉，真的是读书让自己有了变化，让自己在做人做事上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四、治学要格物致知。

我们常说治学要严谨，治学要勇于追求真理，要不断探索在研究实践中获得知识，其实这就是格物致知的精神。在治学过程中努力研究、充满好奇心不断去追问寻求真理，从而获得知识，所以说格物致知就是对世界的好奇心。然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孩子们就是缺少这份好奇心，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孩子们的很多知识只是接受的过程而没有了探索的过程，多数答案都是在书本中或网络中找到而不是自己探索研究实践出来或求证出来的，多数孩子不了解答案背后的意义，所以也就很难有持续的兴趣和爱好。这样的孩子缺少的就是格物精神，先致知再格物或不格物的现象是我们当下教育的常态。格物致知就是对世界的追问，对现象的追问，所以做为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就很重要。只要学习就应该有格物致知的精神，做为教师我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不紧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落实到行动上，如何培养我们的孩子追问真理和真相的态度，如何培养我们的孩子探索研究的欲望，多给孩子表达的机会，多给孩子创造思考的情境，这是我们要思考并努力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格物应该是我们培养孩子必须要做的事情。

9.大学校长行政伦理:困境与出路 篇九

一、当前大学校长行政伦理困境

所谓行政伦理困境指的是行政主体当面临两种以上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方案做出伦理评价与选择时的一种两难状态。大学校长在行政中作为各方协调力量由于角色的不同, 在不同权力的要求或在多种利益的诱惑下, 往往被夹在多种互不相容的选择之间, 面临“责任冲突”。这是大学校长行政伦理困境的最典型的方式。“责任冲突”在行政实践中有三种最常见的形式:“角色冲突”、“利益冲突”与“权力冲突”[1]。大学校长行政责任就是在激烈而充满变数的冲突中找到方法履行自身之职责。大学校长一般面临以下三重行政伦理困境。

首先, 由角色冲突带来的伦理困境。角色冲突是指大学校长在行政实践中因扮演不同角色承担不同社会责任与自身职业信仰的冲突。在社会生活中, 大学校长处于多重角色之中, 外部角色包括父母、儿女、配偶、邻人、朋友、公民等;内部角色包括教育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以及大学领导者与管理者等。大学校长因其不同的角色期望而承担不同的责任与义务。多种角色的责任与义务时常相互之间产生冲突:大学校长内部角色与外部角色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大学校长作为公民雇员角色和作为公民角色之间的冲突;内部角色冲突反映了在大学行政领域内部大学校长对上级负责、对社会公众负责还是对下属负责的矛盾冲突。大学校长为了成功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而引发与自身职业信仰的背离, 时常使自身陷入难以调和的伦理困境。

其次, 由利益冲突带来的伦理困境。利益冲突是指大学校长的私人利益与其担负的公共职责的冲突, 其本质是大学校长在行使公权时权衡“利他”和“利己”两种道德倾向的伦理困境。在利益分化的社会条件下, 不同的利益主体为了满足自身利益, 彼此之间必然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这就要求处于各方力量交汇点的大学校长在利益分配中秉承公共利益至上的精神, 而且要以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作为衡量其行政实践是否负责的标准。利益冲突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机制不能得到冲突各方的普遍认同。大学因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整合机制, 使大学校长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因秩序混乱而陷入伦理困境。

再次, 由权利冲突带来的伦理困境。权利冲突源自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权利加之于大学校长而使大学校长承担多重客观责任引发的冲突。权利实际上是被社会或国家认可的利益, 具有一定的历史性, 它是在一定的规则指导下对于不同主体间的利益界限的衡量。当前大学功能分化带来了权利的分化, 不同权利主体对大学校长要求的不一致而产生权利的冲突。大学校长一方面要对上 (政府) 负责, 严格执行政府指令;一方面要依据不断变化的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大学学科与专业建设, 引领大学适应社会的发展;再一方面有责任关注大学师生的生命、价值和意义, 强调师生的地位, 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这就使大学校长在履行自身责任的过程中陷入一种尴尬的伦理困境。

二、大学校长行政伦理困境的出路

消解大学校长伦理困境, 使之在困境中做出大学组织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最佳行政行为选择, 这关系到大学行政组织目标与行政职能的最终达成。消解大学校长伦理困境, 需要政府、大学和大学校长三者的有机协调配合。

(一) 政府层面

首先,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实现对大学适度放权。大学校长伦理困境实质是伦理自主性运用中的困境, 是伦理自主性的失衡与内在紧张。大学校长需要在法规约束之内具有一定合理的“自由裁量权”, 这是其作为大学管理主体主体性的基本前提。传统政府科层制管理体制要求大学校长一切行动听从命令, 这使其在面临行政伦理困境时难以实现自我伦理判断与统合, 造成行政伦理失范。因此, 政府应以行政流程转变为核心, 积极推进内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实现由科层制管理模式向流程制管理模式转变, 实现对大学适度放权。

其次, 加强大学校长行政伦理立法及制度化建设。改革大学校长职务任免与升降的人事制度, 使大学校长选拔与其行政主导价值相匹配, 将其道德品质高低作为职务升降任免的调控方式;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大学内部应积极推进廉政法律法规建设, 建立起不同层级权力主体的层层问责制度;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和道德制度化建设, 制定《大学校长道德行为准则》;建立健全民主制度及各种监督机制, 防止大学校长权力失控。

再次, 积极推进大学校长专业伦理建设。当前虽然并未对大学校长进行专业资格认定, 但大学校长日渐成为独立的、专业的职业群体, “行政人员的责任来自专业化的标准”[2]。今后应不断推进并完善大学校长专业伦理培训制度, 提升大学校长确认、识别、诊断与解决伦理困境的能力。

(二) 大学层面

首先, 树立真正“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促进社会发展、促进师生全面发展及促进大学发展的总体目标各自所依据的功利论伦理、德性论伦理与义务论伦理都是人类本性的反映。它们都只反映了人性的某一个方面。人类的理性、情感与卓越都是人性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实践中它们总是能够表现出彼此在某些方面的一致性, 并最终达到一种和谐统一。现代伦理观摒弃了人性问题上非此即彼的选择, 强调辩证处理好“差异伦理与道德共识的关系、理论体系意识与生活意识的互动、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的整合”[3], 在管理理念上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 它是一种对人性全面占有状态的肯定, 凸显人之为人的主体性, 以有利于人的持续生存与全面发展为价值支点, 在处理人际利益关系中注重实现某种“中度”。

其次, 建构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多元治理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内部仍然存在着权力关系的失衡与冲突”[4]。大学校长伦理困境的原因还在于在利益分配过程中的秩序混乱。大学是由多元利益主体构成的组织, 人在自然状态下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 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 由此形成利益冲突。只有在公共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关系链条中, 人才能由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转变为社会性的人, 人的需要才能体现天然的共通性, 人与人才能实现理性合作, 人的需要也只有在公共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持续的、更充分的满足。因此, 大学应加快建构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多元治理的现代大学制度。它包含外部治理制度与内部治理制度两个方面。大学治理的核心是学术人员对大学学术事务的独立管理。多元治理的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必须最大限度满足大学本质属性与公共利益需要, 构建政府宏观管理、市场适度调节、社会广泛参与、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多元治理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外部治理制度建构需要理顺利益相关者包括大学与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责任义务, 以公共的大学学科建设实践构建大学发展的整体目标, 各方在遵循大学学科价值增长规则和规律前提下, 在对客观环境变化准确把握基础上, 以是否能够实现学术生产力最大化为标准, 协调彼此利益关系, 求同存异, 构建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一体化的政府、市场、社会与大学协调发展长效机制。大学内部治理制度建构需要理顺行政系统和学术系统的关系, 清晰界定党委、校长、教授、师生员工权力的边界, 使之充分发挥各自作用。改变原有行政集权管理下的运行模式, 以学科实体化运作为核心, 构建学科相对自主的运行机制。具体而言, 一是在管理体制方面实行学院制管理;二是在决策机制方面, 充分发挥学术权力机构、院务会议及党政联席会的作用;三是在民主监督方面, 重视审计工作, 发挥党总支、二级工会和教代会作用;四是在实体化运作中, 构建完善的目标体系、责任体系、考评体系和激励体系, 让每个人都明确自身角色与目标。

再次, 通过学科价值经营不断提升大学学术生产力。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权利冲突说到底是利益主体与利益对象之间的矛盾问题, 也就是利益对象的有效供给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要大力解放与发展生产力, 而根本在于人的解放与发展。即通过提高人们自身能力来提高人们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矛盾的能力与水平。离开了生产这一路径, 解决利益冲突和权利冲突无疑会化为虚幻。因此, 大学以学科价值经营不断提升大学学术生产力是大学校长走出行政伦理困境根本路径。大学学科价值经营指的是大学在学科经营管理中, 遵循学科价值增长规则和规律, 通过对客观环境变化的准确把握, 动态创新学科价值目标, 通过各相关领域的协作推动学科内外系统有机结合以合理配置组织资源。它要求学科一切决策和行为都以是否能够实现学科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能力最大化为标准, 进而对学科发展运筹和谋划, 使其实现价值最大增值。大学学科价值经营是大学知识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 也是学科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佳体现。学科价值经营特点表现有三:一是实践性。学科价值经营的起点与终点都指向学科建设实践。学科价值经营需要紧密结合学科发展的实际, 在解决实践存在的问题、应对现实面临的挑战等重大课题上寻找学科价值的来源和可靠根据;而学科建设实践的实效———学科学术生产力的提升也最终是评价学科价值经营成败依据。二是关系性。学科价值经营坚持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全面关系思维, 在经营过程中强调学科组织所有成员在对共同目标的追求中建立有效长久的合作关系, 通过相互协调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 实现学科组织与学科价值主体的双赢。这意味着学科发展方式从离散的学科要素投入到系统提高学科组织化的转变。三是主体性。学科价值经营体现了学科价值主体的理性批判精神, 在对学科具体的、历史的实践客观条件把握的基础上, 进一步把各种孤立自存的抽象规定重新联结起来, 力求建立主客体之间与诸要素关系之间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进而完成思考力向行动力的转变。四是持续创新性。学科价值经营强调学科价值主体在无止境的对学科发展的理性批判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进而实现学科价值创新。

(三) 大学校长自身层面

首先, 以“公共信仰”统合自身职业角色。大学校长是个特殊的职业群体, 是多方权力主体的代理人, 手中掌握着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运用是为了引领社会发展、推进大学学术创新、提升师生生命的境界。它不能用来为个人谋取私利, 不允许其根本性质发生改变。大学校长必须让自己的意志、利益与行为尽可能地符合全体公共权力所属者的需要和意愿。然而, 市场经济是维护个人私利的, 当缺乏外在监督和约束机制时大学校长很容易将个人利益的追求作为从政动机。这就需要建立以公共权力为根基的公共性的信仰。只有建立起这种信仰, 才能保证大学校长在大学公共行政实践中获得合于伦理的行政行为。“公共信仰”能够增强大学校长对自身行政实践认识的整体性, 帮助其调整自身行为模式, 实现对自身“职业角色”的统合。

其次, 在行政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公共治理能力。“公共信仰”遵循的普遍伦理不可能为大学校长实践提供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公式。它只能提供一种相互矫正的系统, 指导大学校长在具体行政情境中做出相应道德决策的判断。大学校长道德判断能力的运用是在任何特定行政情形中问题解决的决定因素。人“只有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借着自己的选择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5],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 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一方面, 在行政实践活动中, 大学校长通过与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物质交往、语言交往和行动交往, 不断协调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 利益的协调过程就是各方利益主体之间交往行为合理化的过程;另一方面, 作为凝聚大学校长个人智慧的公共治理能力产生于大学校长行政实践过程中不断自我研究与反思。在行政实践中, 大学校长通过对自身角色建构某种“显著性等级”, 分配其“角色投入”[7], 将不同的规范、价值进行优先性排序, 建构自身的角色秩序与价值秩序, 保证在一定行政实践情境下坚持以最小恶果原则实现伦理妥协, 进而应对多重角色规范或义务可能引发的冲突与两难, 避免平行认同多重相互冲突的规范、价值所带来的伦理困境。

摘要：在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的背景下, 大学行政主导价值有所迷失, 这导致大学校长行政实践面临多重伦理困境。本文基于政府、大学及大学校长三个层面分析并提出消解大学校长伦理困境的路径。

关键词：大学校长,行政伦理,困境,出路

参考文献

[1][美]特里·L·库柏.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97.

[2]John P.Burke, Bureau cratic Responsibility.Baltimoreand London:Jo 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24.

[3]庞立生.转向生活世界的伦理学变革[J].道德与文明, 2009, (2) :12.

[4]戴跃农.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权力冲突与完善[J].阅江学刊, 2010, (2) .

[5]戚万学.冲突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5:16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