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谈家乡

莫言谈家乡（11篇）

1.莫言谈家乡 篇一

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谈“人生”

莫言---【人的一生】0岁出场，10岁成长，20岁彷徨，30岁定向，40岁打拼，50岁回望，60岁告老，70岁搓麻将，80岁晒太阳，90岁躺床上，100岁挂墙上。生的伟大，死的凄凉，能牵手的时候，请别肩并肩，能拥抱的时候，请别手牵手，能相爱的时候，请别说分开。一生就这么短暂而已。你们都是凡人，没有必要“轰轰烈烈”，惊天动地，做点实在的吧，从现在做起，从自我做起，珍惜享受现在拥有的---你我呢？想一想，在单位，在家里争什么啊！

2.莫言谈家乡 篇二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

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3.谈莫言获诺贝尔奖对金融影响 篇三

关键词：莫言 诺贝尔奖 金融 影响

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在文化领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对我国的社会和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前几日我国作家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对我国的社会和金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将主要就莫言获奖对我国的社会和金融等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作一下简要介绍。

一、莫言获诺贝尔将所产生的经济学意义

据诺贝尔官方网站在10月11日北京时间下午七时发布的消息，我国作家莫言获得了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消息刚一出来便在我国社会各界掀起了巨大轰动。从整体上来看，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也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表现。莫言获奖体现了我国民族力量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一些大型机构和游资敢死队，在莫言获奖过程中蓄势待发，并且他们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这对于我国的传媒机构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会。在莫言获奖的推动下，很多传媒机构的股票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

莫言获诺贝尔奖，对我国的文化产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契机。很多出版企业借助这个有利机会，纷纷推出莫言的相关作品，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他出版行业也看准了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机会，纷纷加快了出版行业的发展步伐，使我国的文学领域顿时升起了无限生机。

而实际上，近几年来，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一直并不乐观，甚至处于一种消退的状态。这也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观望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并对莫言获诺贝尔奖寄予了厚望。现实生活中，诺贝尔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期待，应当要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负起责任。

二、莫言获诺贝尔奖可以在国内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亮点

自从诺贝尔官方网站宣布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我国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都显现出巨大的变化。其中有关文化传播的相关媒体在莫言获奖后其板块纷纷领涨，而且涉及文化传播的多支股票也出现了涨停的状况。在作家莫言的故乡，当地政府正在积极推出一个新的经济景点，也就是红高粱文化景点。这种种现象都说明了莫言获奖对我国社会和金融的巨大影响。

通常情况下，诺贝尔文学奖都会给经济领域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和变化，这对我国来说同样如此。有传媒公司将莫言的相关作品和未来的新作品进行买断，成为内地唯一的授权出版方。这对于促进出版行业的快速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且莫言获奖也会为出版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由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其影响力和知名度进一步提高，在其身上蕴藏的商业价值变得更加深不可测。比如，莫言获奖对于增加出版企业的版权税收，提高影视剧院的商业票房以及增加巨额的广告收入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

莫言获奖对于我国的电商营销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莫言获奖后，国内各大网站纷纷打起了莫言牌。有些网站将莫言的作品进行打包介绍和推销，并且这一推销方式极具视觉冲击力，莫言获奖激发了大批读者对莫言的追随和喜爱。在莫言获奖的影响下，很多网站的莫言作品都卖到了缺货。并且需要预定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迫切需求。莫言作品将会给我国的出版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利润，同时也会促进更多的莫言作品改编成影视剧，这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会产生积极作用。

三、莫言获奖引爆莫言概念股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我国的股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从莫言获奖前后，相关文化传播媒体的股票也出现了连续几天上涨的现象。其相应的股市交易额也出现了较大的涨幅。受莫言获奖的影响，新华传媒成为一支莫言概念股。因为此前曾出版了莫言的十多部作品，几乎将莫言的所有作品收入囊中。莫言获奖使国内多家出版媒体销售火爆。很多网站不仅对莫言进行相关介绍，而且着重添加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相关作品等字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版企业的销售业绩。

由于我国在近年来比较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而且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也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我国的文化市场迫切需要一种令人兴奋和激动的巨大亮点。因此，莫言的获奖无疑是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注射了一支强心剂。莫言获奖能够引爆中国股市，证实中国股市特别需要一个炒作的对象，也说明了我国在文化市场的欠缺。实际上，我国的很多文化传播媒体都在以往的市场行情中扮演了重要的先锋角色，在這种情况下莫言获奖更是一种极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四、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及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在文化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成就。尤其是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更是对我国文化领域的极大推动和激励。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对我国的社会和经济领域中的各个行业几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莫言获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进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我们只有积极合理地利用好莫言获奖这一机遇才能推动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冰.美国诺贝尔奖村的隐忧[J].科学大观园，2008（02）

[2]伊瓦尔·贾埃弗.诺贝尔奖与科学的未来[J].科技潮，2010（10）

4.莫言谈家乡 篇四

于坚、谢有顺在《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曾说到：“文学的书写史是身体的语言史，最优秀的作品一定是有身体质感的”，梅洛•庞蒂也说：“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意都在强调文学必须从真实的存在的感受,即肉体的感受写起。没有肉体的在场,则只有空洞的符号、理性、知识和无生命的物质。而莫言也曾说出类似的论断：小说是有气味的，这里的气味虽与身体字面不同，但也有着相似之处，都强调文字的感官性和张力，注重生命主体性。而莫言的作品总是从身体的感受性出发。

作为我国新一辈极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莫言的创作大概经历三个阶段：早期的作品描写童年记忆的乡村世界，表现独特的生命体验；中期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塑造神秘的超验的对象世界；而后进入新的探索期，画面五彩斑斓，语言充满进攻性和张力，语言反叛，具有一种能强烈地触动神经末梢的艺术效果。因此本文主要研究莫言对身体和女性人物的描写上的特色，通过这点研究体会莫言创作上的艺术性。

在他的中长篇小说《透明红萝卜》中，主人公“黑孩”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这孩子刚出现的时候普普通通：“孩子赤着脚，光着脊梁，穿一条又肥又长的白底带绿条条的大裤头裤子，裤头上染着一块块的污渍，有的像青草的汁液，有的像干结的鼻血。”“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在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但是越到后来，这孩子越像个小精灵，还透着几分神秘：他从来不和人说话，他从不怕冷，当十分强壮的老铁匠都穿上棉袄量，他仍然光背赤足。他用手去抓热铁，让热铁像知了一样在手里滋啦滋啦地响，把手烫得冒出黄烟，可他还不慌不忙，仿佛那皮肉的痛中有一种快感。他在一个夜晚看见了透明的红萝卜，那萝卜晶莹透明，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萝卜里还流动着活泼的银色液体。于是孩子便着迷地去寻求它，以至于到一萝卜地去，把每一个萝卜都拔下来举到阳光下端详，最后把一地萝卜全部拔光„„从莫言对黑孩子的这些描写中显然看出他不会是一个肚皮充实的孩子。而且从他的头颈与身体的比例来看，属于严重“营养不良”的病孩。这个孩子能说话但从不和人说话，说话对他几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他可以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苦难。他在大冬天可以穿一条短裤，光着双脚，他可以把烧红的钢铁握在手里，他可以不理自己身上的伤口。他有惊人的幻想能力，能够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奇妙而美丽的事物，他能够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他能嗅到别人不能嗅到的气味。

正如我们知道的，文学中身体的叙述也成为一种隐喻，间接折射出特定的历史、文化信息。“黑孩”成了一个中国乡村的孤独的“麦田守望者”，中国农民的伟大性格和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性格和力量,人类的伟大性格和力量,多多少少是浓缩在黑孩身上了。从他身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人性和历史文化。作品影射的是中国五十年代那场刻骨铭心的改革———人民公社运动。那是一个人民群众都在经受苦难与阵痛的年代。除了集体似乎漫无目的的劳动外,人们仍然要忍受着饥饿的煎熬。而黑孩又是这个年代中极端的典型。他是与现实间隔着一段距离的,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悲哀。同时“黑孩”也是莫言记忆的投影，莫言说过：“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莫言通过黑孩来诉说他少年时代吃过的苦，生活环境的寂寞荒凉，无人理睬却又耽于幻想的那一段时光，但作者不用自我感觉去替代黑孩，而是利用黑孩的生活来体现农村土地上的神秘感和复杂的迷惘感。因此透过黑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莫言，理解莫言作品的内涵。

莫言笔下也有着众多生动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命运多姿多彩、性格各异，美丽而野性的“我奶奶”戴凤莲、风流俏丽的“狗肉西施”孙眉娘、冰清玉洁的孟喜喜、坚忍顽强的上官鲁氏„„她们都是在苦难土地上开出的艳丽花朵。我们无法用传统道德来评判她们的对或错，她们所做的都顺从于蓬勃的生命激情和自由解放的灵魂。上官鲁氏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一生劳苦养育了九个孩子，但是这九个孩子全是“借种”而生，他们的亲生父亲有她的姑父于大巴掌、土匪密探、江湖郎中、和尚、败兵、教堂的牧师等。这些集“美与丑、善与恶、贞洁与淫荡、鲜艳与颓废、悲剧与喜剧”于一身的女性，她们身上无不充满生命力的强大光辉，她们是鲜活的丰满的个体。在苦难中品尝着欢乐的女性把生命特征发挥到极致，甚至把自己的一生凝结成一段不朽的传奇。在莫言笔下，我们发现这些勇敢反抗的女性在追寻自我欲求的满足中彰显出生机勃勃的生命意识。这在莫言作品中突出表现为她们对爱情的无所畏惧的追求和对自我欲望的满足。

《红高粱家族》中“我奶奶”戴凤莲不甘于拿自己年轻的身躯去换取一匹大黑骡子，更不甘于把自己的火热的青春交给一个猥琐的麻风病人。她在绝食三天后摔破了碗的那一刻就是向过去甘受摆布的懦弱的自己告别的时刻，也是她决定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变得无比强大的时刻。“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她临终前的这段心理描写无疑是对她这一生作了总结，既批判了压抑个性、束缚生命自由的所谓正统之道，又大胆地发出了“我的身体是我的”的女性解放的号召，这里的身体正是布莱恩•特纳所说的“代表和表现权力关系的符号系统”。

《白棉花》中的方碧玉是个有勇有谋的奇女子，也是不甘心自己被许给大队支部书记的疤眼儿子的命运，在棉花垛中偷偷幽会，献身给多才多艺的李志高。对于她的死，人们更多的是同情，甚至最后有人相信她并没有在清花机事故中死去，可见方碧玉的敢爱敢恨已经留给愚昧麻木的人们太多太大的震撼。小说中，莫言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描述方碧云的身体、姿态，直白的文笔并没有淫秽的色彩，读者更多感受到的是生命的勃发和人性的解放。这些都显示出作者对于敢爱敢恨、无所畏惧地追求自我欲求满足的女性的赞赏，这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的象征，是一种生命激情的展示。在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胆小、软弱、卑下、受欺凌、依附于男性不再是中国女性的代名词，她们身上显现出的女性对于自由、对于新生、对于人性的追求，闪烁着女性自我解放的光芒。莫言曾说过：“女人代表了爱，代表了繁衍。”莫言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种对母性的依恋，在他的笔下母亲几乎就是孕育万物的大地的代名词，在他的笔下母亲几乎就是孕育万物的大地的代名词。

5.谈家乡变化作文 篇五

以前，我的家乡经常发洪水，那洪水像淘气的孩子，每年要淹没好几次农田，冲毁我们的公路。可是现在却不同了，国家给我们修筑了河堤，这个淘气的孩子就不能像以前那么肆无忌惮了。原本危险的吊桥变成了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大桥，我们不再为出行担心了。

我再带大家一起去农田里看看吧！农田当然也得有主角啦，这里的主角就是农民伯伯。以前农民伯伯总是使出浑身力气干活。现在不同了，种地都机械化了，耕地不用牛，收麦不用人力，农民伯伯学会使用微耕机和收割机，种地就方便多了。

以前的打麦场变成了人们健身活动的广场；一片闲置区变成了青年人和孩子们的烧烤园；一块空地变成了招待外来游客的农家乐；一块水塘变成了垂钓爱好者的鱼塘……

6.谈改革开放给家乡带来的变化 篇六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从而在全国进行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批判了“二个凡是”，人们的思想得到了不断地解放，特别是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国兴起持续经济大发展，从而奠定了目前国家空前发展与强大。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似乎一眨眼的功夫，改革开放的征途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这30年里，我的家乡发生发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十年的时间里，改革开放几乎走遍了中国大大小小的角落，给我们的祖国揭开了一层又一层新的面纱；三十年的时间里，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中国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屹立于人民面前！

“车岭车到天，九岭爬九年”、“地无三里平，十里不同天”，这便是我的家乡，全省二个重点扶贫县之一的寿宁县地理概貌。寿宁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偏远自然村的数量与分散程度，为宁德的各个县(市、区)中少见。这些自然村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数百年的历史。由于地处偏远山区，这些自然村是当年红军、游击队的后方根据地。

由于闭塞、贫困，导致一些自然村群众的生活与外界隔绝。听父辈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老干部下乡到达一个偏远自然村，随身携带着2斤香蕉送给一户农民。热情的女主人将香蕉洗净，切到锅里煮烂，然后端上餐桌招待客人。有些人一辈子没坐过车，也不知电灯为何物?据说，当年一些自然村群众第一次下山走亲戚，看到大村庄夜间亮起了电灯，惊奇地发问：这样的小葫芦也能发光?能不能帮我做一个?他们第一次看到汽车时，惊叹“灰楼房”怎么快的连人都赶不上!随着改革开放不断的推进，原先村民们挤在狭小阴暗的老式平房，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楼房；以前田间的农活都要靠自己辛苦的体力付出来完成，现在现代化的农用机器彻底改变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历史；以前狭窄小的土路，一下雨泥泞不堪，现在变成了宽阔的水泥大道，下雨天也不怕出不去了。更令人惊喜的是，镇与村、村与村之间开通了公交，村民们的出行变得异常方便起来。现在国家又减免了农业费，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农业税，也被彻底取消了。父老乡亲们得到了实惠心里乐开了花。

寿宁素有廊桥之乡的美誉，现在生活好了，人们在物质文明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注意精神文明的发展，以寿宁犀溪乡为例，寿宁县政府正大力将其浓郁的古镇魅力展现给更多的人看。将其打造成生态第一乡，旅游第一乡。跟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人们尝到了甜头，坚定了信念。同时这样翻天覆地喜人的变化，也验证了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方针的正确性。

三十年风雨历程，谱写老区不朽篇章。作为全省46个重点老区县之一的寿宁是闽东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光荣的历史和重要地位。全县201个行政村中有老区村179个，其中老区基点村8个，基点自然村69个。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老区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基础设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升到一个新台阶。

甲坑：喜看今朝谱华章

甲坑村地处闽浙两省的寿宁、福安、泰顺三县交接处，是原“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中共闽东特委福寿办事处”所在地，有革命烈士62人，革命“五老”62人，系省重点老区基点村。

解放后，由于地处偏僻，受立地条件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甲坑村的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生产生活条件和各项事业建设长期滞后，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全村仍无路、无电、无水、无医疗站。由于长期饮用污染严重的田沟水，其中麻竹宅自然村甚至病灾蔓延。

2006年，甲坑村通往乡里的水泥路全线贯通，老区村的交通面貌得到全面改观。今年，从甲坑至麻竹宅自然村全长约5.5公里路程水泥硬化工程动工建设，水泥路延伸到老区自然村。

“路变好了，什么都值钱了。”甲坑村民主任叶申根告诉笔者，“几年来，村两委带领群众种种植优质观音茶与锥栗、柿、油柰、脐橙等果树，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村貌美了，村民富了，群众普遍过上幸福的日子，甲坑人民先后建起砖混结构的楼房，家家户户添置了电视机和其他家用电器。在村里，几乎人人有手机，个个有摩托车。

甲坑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绽放出勃勃生机。含溪：敢叫旧貌换新颜

边远偏僻、山高坡陡的含溪村地处闽浙两省三县交界处，是老区基点村。1934年，叶秀蕃、范式人等在此秘密组织成立了“中共含溪区委”、“含溪中心区苏维埃政府”、“含溪中心区警卫连”。1935年，“福寿县委”机关迁入含溪，成立了新的“中共福寿县委”，闽东临时特委委员叶飞、阮英平、范式人召集各地斗争的负责人在含溪举行会议，组建“中共闽东特委”。

改革开放初期，含溪村人民的生活仍然十分困苦。

要想富，先通路。从1986年起，村民们自力更生，开始修路打开山门的艰辛历程。在省委组织部的挂钩帮扶下，1997年，含溪村里修了一条简易公路。今年，省委组织部下派干部杨小飞驻含溪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在他带领下，原简易公路被拓宽，并全程浇灌成水泥路。

基础设施的改善，为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村两委引领群众重点发展茶业、畜牧业、反季节蔬菜等特色产业，注重老区劳动力培训，从劳务信息、就业引导、技能培训等方面提供服务，有力促进了老区劳动力合理转移。

我们带着大山的气息，带着勤劳纯朴，山里的农民也走向城镇、走向都市、走向文明。这不得不说是改革开放的功劳。改革开放早已不是三十年前的一句空话，而是在我们的身边无时不刻都能感受到它的关怀，它的存在。祝福祖国，祝福人民，是改革开放让我们有如此多的期待和梦想，让我们的家乡这样绚丽多姿！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7.莫言《蛙》 篇七

最近看了一篇名为《蛙》的莫言的长篇小说。该小说题材新颖，语言简洁有力，读后令人感觉意义深远，发人深省。

《蛙》是一篇以乡土中国六十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为背景的小说。全篇以我的姑姑为线索，贯穿全文，再以书信体和戏剧的写作方式展开，为我们讲述了姑姑这个山东高密地区妇产科医生传奇而复杂的一生。全文以计划生育为时间背景，向读者们再现了那个年代的新中国的人们的生活。他们人生中的经历充满了痛苦与无奈，既现实又残忍

文中对姑姑的描写很简单，但是这种简单的描写方式却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姑姑的描写多次用到了“飞驰”与“冲”等动词，从侧面描绘了姑姑不羁，率直，强烈责任心的女医生的形象。那时的姑姑

还被人们赋予了“活菩萨”、“送子娘娘”，这样神圣的称号。也许“姑姑”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那些既要忠诚于党和国家，又要给人民百姓带去痛苦的人们吧。

文章以《蛙》命名，其实代表了两层含义。首先，“蛙”与“娃”同音，象征着新鲜生命的繁衍不息。其次，蛙也反映了姑姑愧疚与惶恐的内心的心理写照。因为国家要求计划生育，姑姑秉着一颗爱国，敬业的心，不知让多少无辜的生命，命丧在她的手下。所以，后来也有人们称姑姑为杀人魔王，与文章前部分的活菩萨相对应，给这部小说增添了一定的讽刺意味，令人深思。

8.莫言 篇八

法新社：中国的一些艺术家说莫老师和共产党的关系有些密切，比如说你抄写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个艺术家说，莫老师站在权力的角度去谈社会。我想问莫老师对这样的评语有什么看法？

答：诺贝尔文学奖是文学奖，不是政治奖。诺贝尔文学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上评价一个作家的创作，是根据它的文学的气质和文学的特质决定是不是给他奖项。在诺贝尔的历史上，像萨特，就是你们法国的共产党员。像肖洛霍夫是苏联的共产党员，他们的作品依然是经典，依然在被千百万人阅读。我在中国工作过，我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里面写作，但是我的作品是不能用党派来限制的。我的写作从80年代拿起笔来，很明确的，站在伦理的角度上，写人的情感，人的命运，早已突破了阶级的和政治的界限。也就是说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

很多人认为我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密切，就不应该获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我觉得这也是很难有说服力的。这一次瑞典文学院把这个奖授给了我，我觉得这是文学的胜利，而不是政治政权的胜利。如果说是政治政权的胜利，那我只能是不能得这个奖。我得了这个奖，说明瑞典文学院比发这些议论的人要高明。这是一个文学的奖项。

莫言：我不希望引起什么“莫言热”，如果不幸引起的话，我希望这个热尽快地冷却，顶多一个月，大家赶快忘掉。由此会不会引起一种文学的热情？这是我很期待的。

莫言：我离开了国家干吗，我连高密都不想离开，我就想呆在高密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生我养我，我熟悉这个地方，这里的食物特别适合我，所以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而且我也认为一个人他有各种各样选择的自由，现在离开中国到国外去生活去写作，我觉得也很好。有的人选择留在他的故土写作这也很好，你不要认为谁出去了谁不爱国，谁没出去谁就是爱国，这都是非常片面的认识。谁愿意走就走，谁不愿意走也不要强迫人家走。我们过去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是孔夫子的教训。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对的，己之所欲强施于人就对了吗？

南都社论：莫言获奖，文学的，世界的 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中国，莫言因其作品“很好地将魔幻现实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成为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作家第一人，填补了中国文学界的空白。对于有着两千年文学传统、急切融入世界的国度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大事。

诺贝尔奖的符号意义，早已为舆论所津津乐道，它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盛事一道，为民众所翘首以盼。而不同于后两者，诺贝尔奖情结维系了更为复杂、纠结的国民心态：崛起之中国并非简单的国力强盛所能支撑，不只是实现共同富裕之理想，更有待个体提升独立性与创造力。从这种角度看，诺贝尔奖情结背后的国民焦虑，可追溯至19世纪，启蒙与救亡之际，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鲁迅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对于如何改善国家命运，中国精英先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就在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公布前，这种焦虑仍然在网络四处弥漫。博彩公司青睐莫言，反而让很多人担心，这个没有潜规则传统的世界级奖项，将再次与中国作家失之交臂。最终结果使得所有的争论和分歧暂时中止，人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然而，这是一个突破，却也只是一个艰难的开始。不禁要问，在诺贝尔文学奖出现明显的“欧洲化”倾向的今天，莫言凭什么获得评委会的认可？

有必要回溯当代中国文学史，莫言的创作成熟期，恰逢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式“文艺复兴”。那是一个充满理想斗志昂扬的黄金年代，至今为无数文学青年所缅怀。莫言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然而，寻根之成功，其作品中所表现的“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绝不只是“爱这土地爱得深沉”的结果。作家的视野离不开社会大环境，“寻根”之所以被冠以“魔幻现实”，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中国与世界的思想交流。在莫言身上，我们看到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式的想象力，美国作家福克纳式的颠覆性，我们看到了《百年孤独》，想起了《喧哗与躁动》。

80年代，大量西方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得以引进中国，并因此开启了现代乃至后现代风格的文学征程。中国作家融入世界，莫言应该感谢这个开放的思想环境。以莫言为代表，中国产生了大量才华横溢、具有世界性高度的作家。关注中国文学的人不会遗忘那时的文学试验，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格非的《褐色鸟群》，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以“先锋文学”为代表，大量作家留下了属于他们的时代激情；当然，我们还会想起那个高呼“我不相信”的北岛，幻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以及那个“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的顾城。

这批作家们的创作既受惠于西方的智慧，亦是回归由“五四运动”所打造的20世纪的文学盛世。以莫言为代表，作家们颠覆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文学传统，他们摆脱了文学传统中僵硬的“文以载道”，激活了文学传统中激情的“诗以言志”，呈现出个体的关怀和对形而上的思考。

诚如2008年被授予“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时评委的授奖词所言，莫言的作品“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然而关怀脚下的土地之余，莫言又主张关注“那种与众不同的、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生活”，追求写作的“个性化”。在现实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的交融中，我们不难看出莫言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更因为他看到了世界。正如中国作协的贺辞所说：“莫言的获奖，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作品价值的获胜，也并非证明写作方法的技高一筹，而是不同思想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的结果。这是莫言们的成功之道，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赋予中国作家所带来的启迪。

致渊：以平常心看待莫言获奖

文学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创作，不是集体的功劳，莫言的作品也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水平，代表不了其他人。

昨晚，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刚刚揭晓，莫言获奖，成为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获奖，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中国文学界的喜事。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如沈从文等作家也曾经非常接近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也满足了很多国人心中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

不过，诺贝尔文学奖也只是对莫言个人的肯定，这固然会令国人兴奋，会对中国文学起到激励作用，但是，也不妨看淡这个奖项。

事实上，莫言本人和家人对待这个奖项，也都非常淡定，并没有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光环下，失去平常心。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表示，“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莫言说，接下来还是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莫言的二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弟弟得奖自己“很高兴”。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全家共同庆祝时，他平淡地答道：“这很平常。”

相对于莫言及其家人的平淡，各方局外之人又能否平常心待之？

在莫言获奖之前，国内各种公共舆论场即充满了各种争议，莫言获奖之后，争论也没有停息。在一个多元社会中，有各种不同的意见非常正常，谁也没有权利强制别人用同一种声音说话。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因为诺贝尔奖，莫言也不会成为舆论焦点，一贯低调的他，或许仍然会和火热的公共舆论场，保持一定的距离。

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知名汉学家马悦然一再所讲，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文学。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个人的文学成就，而不是因为其他。大家既没有必要将其获奖过度拔高，也无须上纲上线。（马悦然于是通过陈文芬表示，“对你们的意外很意外，人家(莫言)的译本已经这么多了。”据悉，莫言的《红高粱》等作品都很为瑞典文坛所看重，《生死疲劳》今年更在哥德堡书展上被隆重推荐，诺奖评委对莫言早已不陌生。）

当然，莫言获奖或许与中国今日之国际地位有关。近年来中国因为经济的腾飞，而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引来了对中国作家的关注。如果以此而证明中国文学就怎样了，则仍然难以摆脱东方主义的窠臼，仍然没有摆脱“被审视”的心理，还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事实上，无论有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垂青，中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质量如何，就在那里。

而且，文学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创作，不是集体的功劳，莫言的作品也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水平，代表不了其他人。

一个人获奖，并不必然代表中国文学登上了世界文学之巅；正如无人获奖，也不必然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园林里无一席之地。莫言获奖的最大意义或许是，引导人们重新关注文学，而对更多作家来说，要思考拿什么作品才对得起“作家”的称号。

董阳：文学，回归我们的内心

在中国当代文坛，莫言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作家，他的小说以异常浓烈的色彩和极具阅读快感的语言渲染出山东高密乡村的隐秘世界，这个世界对读者来说具有触手可及的质感，常常令人过目难忘，甚至仿佛能够闻到其中的泥土香，看到那浓郁的高粱地，体验那似乎夸张变形却更显悸动的心理真实。是的，在莫言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与鲁迅、赵树理笔下完全不同的乡村，那里充满原始的生命力、野性的思维、对命运无常的悲悯，它触摸到了意识之下巨大的心理冰山。

莫言并不是每一部作品都令人赞叹，但他不断用貌似“癫狂”的语言与现实碰撞，在看似荒诞的表达中透露出隐秘的真实，并陆续地显现他内心的世界观。

“语言的狂欢”成为评论家描述莫言的标准用词。是的，和其他重要作家一样，读者们之所以如此重视莫言，首先是那些作品对汉语表达可能性的新发现。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但总有一些人去挑战语言的极限，去碰触语言表达的“天花板”，尽最大可能地传递言说者的精微意蕴。

历史不过百年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也许还是一个孩子，他的成熟需要标杆性作品对语言表达可能性的探索，并为之树立界石。作为汉语的使用者，我们感谢鲁迅、老舍、沈从文那样的“先行者”，感谢像莫言一样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贾平凹、余华、王安忆等汉语表达的“探路人”，他们的“粉丝”也许并不比莫言少，他们获得汉语读者的评价未必比莫言低，这也印证了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推荐所有口味的精神“美食”，更不是绝对的标尺。

伟大的心灵超越语言，这话没错，只是，判断什么是伟大的心灵，人们不总是意见一致，也许这是一次例外。尤其是像莫言那样以语言见长的作家，我并不认为不熟悉汉语的评委和读者们能够通过具有创造性的外文翻译获得那种原汁原味的阅读体验，不过那些特定的读者一定是在其中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对于真正热爱阅读的人，获奖与否并不会影响他们对文字的喜恶，他们会相信自己的阅读体验和独立判断，回归自己的内心。

【莫言：我平时可以是孙子 写作时色胆包天】作家莫言曾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中国籍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有过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的传统文明古国，一个曾诞生过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鲁迅、巴金、茅盾等等灿若星辰的文学巨匠的文化大国，而今，终于和诺贝尔文学奖结缘了

叶小文：莫言获奖空前不绝后。

莫言获奖，君有言。

瑞典的评委作何言？授奖词称：“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中国籍作家优秀作品当然还有，过去为什么一直不能获奖？据说原因之一，是评委不谙中文。真如此，对于一个约占世界1/5人口广泛使用的语言文字的陌生和冷落，不能不令人遗憾。现在，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广受瞩目，“中国热”、“中文热”席卷世界。评委诸君，谢谢你们，显然你们也重新“寻找到一个出发点”了。

获奖者本人作何言？“得了这个奖，并不证明你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这个我心里很清楚，中国作家有很多，写得好的也有很多……作家最重要的还是作品，不是奖项。能让他站稳脚跟的，还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土地的热爱，最重要的还是脚踏实地的、勤勤恳恳的、对土地忠诚的写作态度。”“我想尽快地从热闹和喧嚣当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善哉此言，君子慎笃之言。始终对祖国怀着真挚情感，与人民大众保持紧密联系，潜心于艺术创新，这就是君子莫言。

中国作家们作何言？王蒙：莫言的获奖说明了中国当代作家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获得了世界的关注。铁凝：莫言获奖，对今后的中国文学引起国际上更多读者的关注、研究、了解和兴趣，以及中外文学交流，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舒乙：莫言的获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对中国有开拓性的意义。张抗抗：这意味着中国文学不再是隔绝、封闭的，而正融入世界文学。李敬泽：今天不论你的文学观点如何，都会是欢乐的时刻。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开心大笑三声……

中国领导作何言？李长春的贺信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学迸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广大中国作家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分量重啊，发自肺腑，掷地有声！

读者诸君作何言？“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莫言之外，中国还有许多优秀作家，他们对文学的真诚投入同样值得人们尊重，他们创作出的优秀作品与莫言的作品在文学成就上也难分伯仲。莫言获奖“空前但不绝后”，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多优秀中国作家问鼎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乃“君子之国”，请诺贝尔奖评委诸君不妨听听中国传承的“君子之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莫言获奖君有言，百花齐放春满园。

【人都是有自卑感的，一个永远自信的人不是白痴，就是魔鬼。】

莫言：时代变了，文学变了。我们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当时也曾有很多文坛老同志对我们的创作表示忧虑：这种东西是我们的文学吗？我非常赞同“80后”、“90后”的年轻人对我们这些老东西、老家伙持不屑一顾的态度：我们就是要超越你们，就是要打倒你们，就是要写得跟你们不一样。如果写得跟莫言、王安忆一样，你就没出路了。克林顿当年是什么样一个人？吹吹萨克斯，唱唱摇滚，甚至还吸大麻，当时美国人哪里会想到这么个人若干年后会成为总统，而且还干了8年！应该说干得还不错，当然缺点是经常犯一点领导干部爱犯的小毛病。

莫言：其实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感觉女人比男人伟大，这在我写《丰乳肥臀》时已经表达得很明确了。每逢重大历史关头，女人总是表现得比男人坚强。男人是破坏者，女人是建设者。男人总是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只要有女人，马上就能恢复。《丰乳肥臀》里写母亲，一般人家乡发生了大战都会逃难而去，母亲跟着逃了一段，下决心不逃了——家里就是炮火连天也是自己的家，我们要回家去！别人往外跑，她是逆着人群、冒着炮火回家去。

人物周刊：您曾说，“我对人类的前途满怀忧虑，我盼望着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您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莫言：这不是悲观，反而是一种动力。知道罪赎不完，那就永远抱着罪感生活。没有罪感的人是不会成为善人的。

PART2【文化解码】星巴克“入侵”灵隐寺？

9月22日，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在杭州灵隐寺景区开店，引来吐槽声一片。

连锁咖啡店星巴克最近在杭州西湖灵隐旁开了一家新店，引起社会议论。看大陆新闻报道，好像都是反对的声音。反对的主要理由为，“星巴克是美国饮食文化符号。用美国饮食文化侵略了中国传统文化。”

较年长的中国观众也许看过一部好莱坞经典电影《茶与同情》（Tea and Sympathy），1956年出品，大导演文森·明里尼执导，故事叙述一名住在寄宿学校17岁而又多愁善感的高中男生（约翰·柯尔饰），他喜爱音乐、戏剧、艺术、花卉、缝纫和烹调，却不参加球赛、不跳舞、不交女生，被同学讥为“娘娘腔”（sister boy），羞与为伍，他因而孤独又寂寞。学校体育老师的太太（德博拉·蔻儿饰）同情他，常请他喝茶，最后发展出一段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感情。

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嗜饮咖啡，其实他们也爱喝茶，茶是仅次于咖啡的第二大饮品，而茶又是“舶来品”，影片叫《茶与同情》而不叫《咖啡与同情》，或能更受到美国人的注意。

茶的原产地是中国，举世认同。说神农氏尝百草时发现了茶，也许在正史上找不到根据，但《茶经》是唐代人陆羽写的，可是一点也不含糊。中国茶叶、茶树、制茶技术和喝茶习惯，随着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而传播开来。最早传入日本和朝鲜，其后由南方海路传到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国。16世纪之后，欧洲各国开始引进，北方则传入俄国。

西方人爱饮茶，以英国为最。80％的英国人每天饮茶，茶叶消耗量占各种饮料总量的一半。英国本土不产茶，而茶的人均消费量占全球首位，因此茶的进口量也长期遥居世界第一。

清朝时由于从中国进口茶叶，英国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英国感受威胁，乃向中国输出鸦片，把白银赚回来，最后酿成了中英“鸦片战争”。英国又向美洲殖民地抽取很重的茶叶税，在波士顿港口引发了移民把英国商船上三百多箱茶叶丢到海里，美国独立战争从兹开始。

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等等，几乎无一不是饮茶国。若谓星巴克是“美国饮食文化符号”，是“美国饮食文化侵略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毫无疑问的，茶是中国饮食文化符号，我们的饮食文化已侵略到全世界了。

不仅是茶，中国料理在欧美也颇受欢迎。中国菜和法国菜、日本菜、意大利菜，同是他们老饕最爱选择的项目。据说由李鸿章发明的“杂碎”，对美国食客来讲更是大大有名。恕我孤陋，似乎没听他们说过这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侵略。

星巴克2007年曾进入北京故宫，因大家反对，被迫撤出。据说原店改了一个“汉化”的名字，加卖茶，但咖啡还照卖，就相安无事了。这回星巴克到灵隐寺，并未进入寺内，而是设在寺外商业街，旁边还有肯德基及其他饮食店。如果要维持庄严肃穆，故宫和寺庙内外不能开饮食店，那就什么样的饮食店都不能开，不应以招牌来认定。

正像美国一本畅销书的名字一样——“世界是平的”，人、物产、贸易、文化等等流通会愈来愈快，一定会相互冲击、相互影响，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再说，美国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等饮食之所以风行世界，因其质量一致、点购容易、携带方便，不是随“船坚炮利”而来。如果我们真想维护和发扬中国的饮食，就要设法推销自己，而不是排拒他人。譬如我们的豆浆、烧饼、小笼包、蟹壳黄，能不能设计成有营养、好口味而又方便的“快餐”，让外国人也竞相追捧？台湾业者研发一种饮料叫“珍珠奶茶”，流行大陆和海外华人社区，似乎也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不久前有新闻报道，设于德国的麦当劳已开始供应“珍珠奶茶”了。中国有很多文化古迹，其风雅、精致和宽博，可能与星巴克等这类外国商店不相容，但不必以“侵略中国传统文化”目之。若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么不堪一击，它也就没有什么可贵了。

灵隐寺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是印度僧人慧理游方到此兴建的。源于印度的佛教，入中国则中国之。我们对于很多外来事物，或许亦应如是观。“茶与同情”也好，“咖啡与同情”也好，都先要有宽容和理解的心。

PART3“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这是饶老尤为喜欢的句子。他说，不磨就是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名。中流犹言在水中央、大潮之中，自在则是指独立的精神。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艺术。立足学术主流，追求博大而深远的大智慧。精通琴、书、画，饶宗颐却从不与人对弈。在他看来，“下棋有输赢，做人当平和”。和季羡林先生共称为“南饶北季”。

PART4中国首善、正义人物、高调慈善倡导者，这些头衔都属于陈光标，作为中国媒体的集体围观对象，自汶川地震后，关于他积德行善的种种事迹，便时常见诸报端。砸车、送钱、卖空气„„他像蝙蝠侠一样，出现在几乎所有重大新闻之后，而与之相随的，永远有“疑作秀”这三个字。陈光标活得像支广告，只是谁都猜不到他的下一步。

【免费换车】2012年10月10日,陈光标兑现了“对抗议钓鱼岛事件中他的部分粉丝私家车被砸给予以旧换新”这一承诺。身穿一套绿色西装的陈光标为43对夫妇赠送了43辆价值12.8万元的吉利帝豪EC8。对现场媒体提出是否有作秀嫌疑时，陈光标坦然，“如果认为我是在作秀的话，我觉得这样的秀做得越多越好。”

【卖空气】2012年9月16日，陈光标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举行销售新鲜空气和“陈光标好人”系列有机食品启动仪式。在发布会上，陈光标透露：“愿把卖有机食品的第一笔资金捐给人民军队，用于捍卫钓鱼岛国家主权。”他介绍说，自己销售的新鲜空气来源于宝岛台湾，还有大部分来源于井冈山、延安等红色革命老区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给这些经济欠发展的地区带来商机和发展。摄影/代斌

9.莫言获奖 篇九

莫言何许人也？你可以没看过他的书，或者你连他是干嘛的都不知道，但是，你若是连“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奖”都不知道，那么，你真的已经OUT了。

莫言，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今年是2012年。没错，如果2012真的是世界末日的或，怎么轮也该由中国那一次奖了吧？当然这是笑谈。中国能够有一位作家可以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还是值得举国同庆的。闷骚了这么久的中国文坛，每次都把不被嘉奖一事当作一缕轻烟，莫言这颗重磅炸弹平地一响，浮尘四散，各领域各阶层各单位„„纷纷发来贺电。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作协，自己人拿了这么大的奖，哪怕这个人他不是自己，作为领导作为同僚，怎么也得一番褒奖吧。主席致辞，这是中国作家在世界获得肯定，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大飞跃，客套话，听听开心开心得了。网上书城也瞅准时机，莫言书系一版再版全部卖脱销，消费者买的可是诺奖获得者的传世之作，就算不看，往书柜上这么一摆也是有学识的象征！紧随其后的是莫言的老家，旅游局早早规划好了，当年莫言写作的屋子要盖一座纪念馆，瞻仰诺奖人风采不能没地儿去。“红高粱”旅游区规划好了，不劳费心早就被执行力超群的乡亲们提上日程。“莫言牌”××商标以确定被其老家一个卖烤鸡的商家抢注，打上“莫言”商标那就是销量的保证啊。为家乡贡献一份力量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事，不是吗？

莫言好忙，元芳你怎么看？身为作家出品好的文学作品记录真实感情，莫言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如果不是活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相比大多数国人会陷入笔者开篇所述的窘境。获奖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势，这是莫言的荣誉，我们只是沾光，光有射程，也有暗淡的一刻，以此“光”炒作的集体与个人都是不当的，胜不骄，各行各业欢腾过后还是该干嘛干嘛去吧，莫言已经够忙了。

10.莫言获奖致辞 篇十

日前，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出席了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对于莫言此行，除了着装这样的八卦新闻以外，引发最广泛关注的是莫言在典礼上的发言会讲些什么。这不仅仅因为莫言是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大陆第一位获得此项殊荣的作家，也因为中国与人文类诺贝尔奖之间长期存在的微妙的内在紧张关系。

本来，一些海外舆论（特别是在港台的部分媒体和文化人中）对于诺贝尔奖授予莫言这样一位仅有小学文化程度，从中国穷苦农村走出的农民子弟，一位曾经的解放军军官，中国共产党员和在西方媒体眼中具有官方色彩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就颇有微词。而另一些人则显然希望这位红色中国走出的作家，也能和一些原苏联的获奖者一样，成为批判本国政府和制度的异见先锋和公知代表。然而，莫言的发言却让这些人大失所望。香港媒体评论员梁文道认为莫言回避批评大陆的文化审查制度显得“很低级”，另一位香港作家梁伟棠更直言其讲话的价值观“很可怕”，还有一些港台媒体也摆出一副西方价值观二手教师爷的面孔，对莫言的演讲指手划脚，什么“又臭又长”“像个絮絮叨叨的老太太”，“没有情怀”，“苦难并不是文学，母亲并非信仰。”那么，莫言在演讲中讲了些什么，让一些人如此气急败坏呢？

莫言在12月8日凌晨发表的获奖演讲的主题是“讲故事的人”。在这篇演讲中，莫言回顾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和文学之路，以及自己对于文学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对母亲的回忆。莫言坦承自己的文学创作曾受到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启发，但是他也强调自己的创作灵感更多地源于包括上自蒲松龄下至说书艺人的深厚的乡土文化传统。

正如其演讲主题，莫言将自己定位于一位“讲故事的人”。他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文学家当然有自己的一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但是莫言认为好的文学远远高于政治：“文学发端于事件但要超越事件的关键在于，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

莫言的演讲几乎通篇都在讲自己的故事，其中最后讲到的三个故事给人的印象很深。

第一个故事讲到他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所在的班级参加一个忆苦思甜的活动，为了装出深受感动的样子，他自己拼命地挤眼泪，并且向老师举报了一位不哭的同学，导致这位同学受到处分。多年以后他找到当年的老师，表达了对于这次告密的忏悔。而那位老师却告诉他，其实当年的告密者远不止他一人，而是全班有十几位。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他年轻时在部队中的一个经历。有一天晚上，他一人在宿舍看书，一位老首长推门向他对面看了一眼说道：“没人啊”。当时，年轻军官莫言当即反驳了一句“我不是人吗？”让那位首长很是尴尬。事后他为自己的勇敢表现非常得意，而现在却觉得非常内疚。

第三个故事是听他爷爷讲给他的：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里，有八个人在庙里避雨，雨越下越大，让人害怕，有人说这是老天要惩罚有罪的人，谁有罪谁应该出庙接受惩罚，免得让好人受累。结果当然是谁都不承认有罪，于是又有人提议大家向外扔草帽，谁的草帽被吹出庙门，谁就是有罪的人。结果，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刮出了门外，但那个人仍然不愿意出去，于是另外七个人合力把他扔出庙宇，但就在这时庙塌了，把七个人埋在里面。

这三个故事，情节很简单，但却意味深长。这其中当然有对历史的反思，有对现实的批判，但似乎又不止于此，更有对社会，对人性的揭示。比如有人听到这些故事，会想起“多数人的暴政”，有人则会想起人与人沟通的艰难，还有人会想到因与果，罪与罚，真相与忏悔…… 对于第一个故事，莫言总结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对于第二个故事，也许我们可以说：“应该允许人们自说自话。”而对第三个故事，更是可以有许多解读，它好象说的是政治，但又不全是，好象说的是道德，但也好象不全是。

恐怕，讲这样的故事就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吧。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亲被人扇耳光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喜欢讲故事 名字“莫言”像讽刺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是有神论者 相信万物都有灵性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文学创作必须颐指气使 独断专行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丰乳肥臀》献给天下母亲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写作者必须站在人的立场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 我如看戏人般看众人表演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当哭成为一种表演 应该允许有人不哭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11.莫言个人简介 篇十一

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了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出神秘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莫言很多作品都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出版。《红高粱家族》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等；《丰乳肥臀》被译为英文、法文、日文、意大利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西班牙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文等。

迄今为止，莫言有三部作品（《红高粱》、《白狗秋千架》、《师傅越来越幽默》）被改编为电影。其中，由前者改编的电影《红高粱》，曾获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由中者改编的《暖》，曾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麒麟奖。而莫言自己却认为，只有《丰乳肥臀》可以拍成气势磅礴的巨片。

大事记历程

1955年2月17日 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

1976年 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1981年 开始创作生涯，先后发表了《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

1986年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1987年 《红高粱》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根据此小说改编（莫言参加编剧）的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1988年 《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文学奖，根据此小说改编的电影《暖》获第16届东京电影节金麒麟奖。

1991年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

1997年 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1997年 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2000年 《红高粱家族》被亚洲周刊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2001年 《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文学类最佳书奖；《酒国》（法文版）获法国“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获第二届冯牧文学奖。

2003年 《檀香刑》获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

2004年 获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获第三十届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

2005年 《四十一炮》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2006年 出版第一部章回小说《生死疲劳》；获得福冈亚洲文化大奖。

2006年12月15日 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莫言以34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0位。

2008年 《生死疲劳》获第二届红楼梦奖。

2011年 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荣誉成就

茅盾文学奖：

“莫言的《蛙》以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起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体现出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冯牧文学奖：

“莫言以近20年持续不断的旺盛的文学写作，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他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

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您写作的长、短篇小说在法国广大读者中已经享有名望。您以有声有色的语言，对故乡山东省的情感、反映农村生活的笔调、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将中国的生活片段描绘成了同情、暴力和幽默感融成一体的生动场面。您喜欢做叙述试验，但是，我想最引起读者兴趣的还是您对所有人物，无论是和您一样农民出身的还是所描写的干部，都能够以深入浅出的手法来处理。”

福冈亚洲文化奖：

“莫言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像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莫言先生的作品引导亚洲走向未来，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2012年10月11日晚19时，被授予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