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论文（共11篇）
1.湖湘文化论文 篇一
《湖湘文化》判断题汇编
（一）1，“文化”一词的意义和概念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和丰富的。（对）
2，湖湘学派的奠基者是胡安国和朱熹。（错）
3，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或称之为“复合体”)，它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和习惯。”（错）
4，凡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经验、感知、知识、科学技术、理论以及财产、制度、教育、语言等，都属于文化现象。（对）
5，宇宙观、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乃至衣、食、住、行、婚嫁、丧葬等一切社会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文式、情感模式、等级
观念、角色地位、道德规范、价值标准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对）
6，文化具有时代性、阶级性、和地域性，但不具有民族性。（错）
7，湖湘文化就是湖湘大地居住的人们长期形成的思想、道德、艺术观念的总和。（错）
8，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文化是变化的、迁移的和发展的，这也意味着各个
时代的文化都是完全不同的。（错）
9，在每个民族文化的时代性中，都蕴含着人类性这一永恒的内容和共性。（对）
10，决定文化的地域性的主要因素是某一人群所生存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生
活，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历史渊源。（对）
11，湖湘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是历代(包括现实)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造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的总和。”（错）
12，湖湘文化是一个丰富的、多层面的复合体，既包含了上层社会的主流文
化、庙堂文化和精英文化，也包含了世俗的大众文化、草根文化和江湖文化。（对）
13，湖南中北部在两汉时期才被称为“沅湘’’之地；由于湘江是贯通全省南北的最大河流，故至迟在南北朝时期湖南已经被称为“湘”。（错）
14，“湖湘”作为湖南地域之名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
（对）
15，决定地域文化特点的是自然地理环境。（错）
16，湖湘文化可以分为两大地域文化类型：其一为滨湖(洞庭湖)平原地区，是一种较为典型的稻作农耕兼及渔业的生存方式与文化类型；其二为以湘江流域为中心兼及资江、沉江、谨水流域中下游部分地带的丘陵盆地相间地区，是一种稻作农耕与渔猎混杂的生存方式与文化类型。（错）
17，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既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历史人文环境的影响。（对）
18，湖湘文化就是楚文化。（错）
19，最早出现“湖南”这一地域概念名称的时间是在宋代。（错）
20，周敦颐是理学学派闽学的代表人物。（错）
21，明代的“生苗区”是指湘西与黔、川交界之处的“红苗区”，又称苗疆。（对）22，1938年在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为国内绝无仅有的珍品，是夏商周时期湖湘地域文化的标志性成果。（对）
23，文化包括两种形态类别：第一类文化包括智能文化和物质文化；第二类文化包括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居于第二类的规范文化包括宗教、信仰、审美意识、文学、艺术等。（错）
24，湖湘文化指自古以来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各种精神文化及物质文化的总和。（对）25，夏、商、西周时期，湖南属于《禹贡》所称“九州”的“荆州”之地。（对）26，秦王朝在湖湘地区(包括与周边部分省区的接境地区)先后设置了黔中郡和长沙郡、武陵郡。（错）
27，“湖南”与“湖湘”作为行政地域概念与人文地域概念的专有名词，最迟在唐代已经出现。（对）
28，湖湘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是历代湖湘民众在湖湘大地上所创造的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的总和。（对）
29，湖湘文化具有时间(历史发展)和空间(地域存在)双重内涵。（对）30，“朱张会讲”是湖湘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朱张”是指朱熹与张载。（错）31，“磨血教育家”是指徐特立，他于1903年创办了湖南最早的私立明德中学。（错）
32，先秦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思想家屈原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天文、地理的光辉诗篇《天问》；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第一次回答了屈原提出的问题写作了《天对》。（对）
33，杨昌济是最早将西方的“哲学”概念引进湖南的。他说：“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对）
34，南宋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将公利与私利区分开来，并且充分肯定谋公利的正当性。（错）
35，“茶陵诗派”的领袖，是当过宰相的著名湖湘诗人李东阳，他开了法盛唐、宗杜甫的诗歌复古运动的先河。（对）
36，湖南现代作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直率而又细腻地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族传统女性的内心世界，震动了当时的文坛。（错）
37，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对）38，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沅湘一带就有了供娱神而用的“歌乐鼓舞”。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巫舞，通称傩，正是湖湘戏曲艺术的萌芽。（对）39，我国现代戏曲有四大声腔：昆腔、高腔、梆子腔、皮黄腔，湖南最早形成的是高腔。（对）
40，早在20世纪初，著名音乐家黎锦晖在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基础上，首创中国歌剧，其代表作《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儿童歌舞剧一度风靡全国。（对）
41，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沅湘一带就有了供娱神而用的“歌乐鼓舞”。这种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巫舞，通称傩。（对）
2.湖湘文化论文 篇二
一、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
湖湘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但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 有着自身特有的特征和风貌。通过考察湖湘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容, 将其基本精神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 经世致用的务实追求
学习为了什么?为了学以致用。这是古人的千年之训, 但把这个思想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是湖湘文化。在湖湘文化形成的初期, 即北宋时期的湖湘理学时期, 经世致用思想就已经成为了湖湘文化的主导性特质。从形成初期的体用结合、注重力行到王夫之提倡的“知行合一”、崇尚务实之风的过程可见: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过程是湖湘文化整体演进的一条基准线。这条基准线不仅在体系上、逻辑上、理论上将湖湘千年文化联为一体。而且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积累、衍生、发展成为一种积极的价值行为规范, 为湖湘人士积极治学入世, 施展雄心抱负提供了理论基础。
2. 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
湖湘士人的忧患意识, 远承《易经》“作《易》者其有忧患”的思想, 近受《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影响。左宗棠作此联时虽已中举, 但仍是布衣, 靠舌耕谋生, 并不拿朝廷一分俸禄, 而这个布衣的胸襟中, 装的是天下、社稷、苍生, 其思想境界便因此而升华。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书中指出:“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 给予了如此高的评价和赞赏。在这种文化的积淀和弘扬下, 湖南政治家纷纷出现在不同时期, 为拯救民族、振兴民族作出了非凡贡献, 被世人所称道。
3. 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湖南三面环山, 北临洞庭湖, 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 湖湘大地素来民风强悍, 人们以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见称, 故而又常用“石头”“骡子”“辣椒”来比喻湖南人的性格, 这是不无道理的, 这正是湖湘文化中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精神的体现。我们知道, 事业越大, 成功的障碍就越多, 能不能坚持下去, 常常成为最后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百折不挠的湖南人, 因此易于成为大事业的最后成功者。
4. 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
湖湘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 不但能集省内各少数民族文化精华, 以及道、佛教和儒家思想文化于一体, 而且还善于学习和创新, 冲淡了湖湘文化的保守性, 增进了它的先进性。杨毓麟在《新湖南》中将这种精神称之为“特别独立之根性”。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称湖南人“抑亦风气自创, 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这种特立独行就是一种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周敦颐创建理学, 开“三教合流”之先;南宋岳麓书院“朱张会讲”, 开自由讲学之先河;魏源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第一个提出把人才送到国外去培养;杨昌济倡导“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冶之。”可以说, 没有这种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湖湘学派也不可能在众多学派中脱颖而出。
二、湖湘文化与湖南崛起
在当代社会, 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更为密切。在某种意义上说, 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 就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没有先进文化的引领, 没有文化创新的持久推动, 在竞争中就要落后, 就会被淘汰。昔日辉煌的湖湘文化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中的湖南崛起不无借鉴作用。
1. 获取成功的核心力量是目标信念
百余年间, 中国的团队可谓风起云涌, 大部分的团队都没有成事, 湖南的三个团队皆成就了大事业。它们的诀窍在哪里?依我看, 团体有没有一个高远的信念, 应是其诀窍之一。湘军主帅曾国藩打出的旗号是“慰孔孟人伦之隐痛”, 华兴会的口号是“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 新民学会的目标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团队的核心力量, 现在又被称为团队文化力, 它对团队起着导向、凝聚、激励、约束、纽带、辐射等作用。能够担起如此重大功能的文化力, 必定源于信念的高远, 否则这个力量不可能强大, 也就无力承担重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坚定理想信念, 是每一个人特别是党员立身的最基本观念和最重要的基础。没有正确的“三观”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关键时候就会退缩;处理党和人民的利益与个人利益问题时, 取舍就会发生偏差;遇到急难险重任务时, 标准就会降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要获得成功, 就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 让他们始终信仰马列主义的真理性、共产主义的科学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2. 精英团队是成就事业的牢固根基
这个团队, 既要有能引领前进的领头人, 又要有精诚团结的合作人。我们先来看湘军、华兴会、新民学会三个成功团队的领袖曾国藩、黄兴、毛泽东, 毫无疑问是他们所处时代中, 整个中国最为卓越的人物。只有在全国范围内最卓越的人物, 才有可能将湖南的团队带进国家大舞台。湖湘文化哺育湖湘大地上千年, 但长期来, 湖南这块土地默默无闻。湖南大出风头, 也只是近百余年来的事。考察这段历史, 让人强烈地感受到, 它其实就是一群处于弱势地位而又不认命的湖湘精英, 依靠抱团结队拼搏而取得成功的历史。这一时期的湖湘文化史, 实际上就是团队文化史。只有把一个个单薄力量团结起来, 才能成为一股大力量。当前有少数党员干部是游兵散勇型, “单打鼓独划船”, 没有团队意识, 工作上形不成合力。为此, 我们提倡在人民内部和同志之间少些斗争哲学, 多些中庸之道, 营造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 使干部少受“内耗”争斗的纠缠, 把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集中于工作和事业上;要坚决治慵、治懒、治散, 努力建设成为学习型团队、实干型团队、创新型团队、为民型团队、清廉型团队。
3. 创造辉煌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发展
考查近代湖湘文化史, 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大型现代化企业在中国成批兴建的时候, 湖南与此机遇擦肩而过, 从而造成社会发展滞后的遗憾。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里, 乘湘军成功的长风, 湖南人得以在政治、军事、文化、外交上全面施展自己的才干。那时, 湖南生机蓬勃, 百废俱兴, 成为国内发展势头最好的省份之一。但是, 湖南在大型企业的兴建上, 则明显地落后。细细追究起来, 受湖湘心性之学影响, 湖南士人普遍重视人类社会秩序的整合之术, 而将工商实业等看作末技。湖南留学生虽多, 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留东洋而不是留西洋。留东洋者多学军事、法律、师范、宪政等学科, 只有留西洋的才大多学数学科技。受此影响, 近代湖南经济发展滞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 我们要以发展为主题,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湖南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我们要用湖湘文化培育和锻造经济湘军、产业湘军, 特别要锻造一批大批立志高远、视野开阔、坚忍执着的产业湘军领军人物——企业家。唯如此, 才能够使湖南的经济振兴、产业振兴, 在新一轮竞争中重创湖湘辉煌。
4. 中部崛起的动力保障是与时俱进
一种文化只有不断地在社会实践中进行锤炼、推敲、传承、丰富、发展才能保持其持久的魅力、才能发挥出其当代价值。当然, 湖湘文化也有着历史的局限性, 如重农抑商、保守封闭、独断专制、易走极端;还比如重性理, 夸大人的力量与人的意志的力量, 忽视制度及法规建设等。近百年来, 湖湘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自我的解构与扬弃中不断发展的。早期湖湘学派在创立湖湘文化的过程中, 比较好地解决了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他学派的关系, 表现出兼收并蓄、自创新路。到近代, 湖湘文化之所以能够再度辉煌, 重要的原因是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到改革发展的大潮中,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 接受挑战。当前我们要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及湖南发展的实际不断创新、发展、丰富湖湘文化。具体来看, 当前湖南要实现中部崛起, 必须要正确把握湖南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必须与时俱进, 突出战略重点, 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突破:在经济结构调整上实现突破, 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上实现突破, 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上实现突破, 在节能减排上实现突破, 在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上实现突破。
湖湘文化不仅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遗产, 同时也时时刻刻在润物细无声地滋养我们、塑造我们, 愿湖湘文化这株千年古树开出灿烂的新花。
摘要：湖湘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但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 有着自身特有的特征和风貌。本文试图将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行归纳, 并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湖湘文化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中的湖南崛起的借鉴作用。
3.“湖湘文化十杰”刍议 篇三
2015年湖南文化界有一件大事，就是由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发起，著名湘籍学者唐浩明、郑佳明、朱汉民、王鲁湘领衔启动的“湖湘文化十杰”评选活动。
湖湘之地向称人文荟萃，自屈原、贾谊以及宋代理学之宗周敦颐、明末大儒王夫之，至近代而人才趋于极盛。如何在灿若星辰的历代湖湘文化名人中选出十个对湖湘文化贡献最大，也最能代表湖湘文化的人物，这确实是个难题。为此，组委会确立了几条评选标准：一、上自先秦、截至1949年以前去世的有详细资料考证真实存在的人物（神话传说人物不在此列）。二、对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在文史哲领域丰富了湖湘文化内涵的、对湖南思想文化乃至政治经济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三、个人影响力不止于湖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定地位且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人物。四、籍贯地不限于湖南，但正史记载确在湖南生活过相当长时间。
根据这一标准，组委会列出了三十六个候选人名单，并附上其简介（简介略）：
屈原、贾谊、蔡伦、张仲景、欧阳询、怀素、柳宗元、沩山灵祐、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欧阳玄、李东阳、王夫之、罗典、欧阳厚均、邓显鹤、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谭嗣同、杨昌济、黄兴、熊希龄、杨度、陈天华、蔡锷、宋教仁、蔡和森
确立了候选人名单后，下一步就是评选的办法了。这次评选首开“互联网+传统文化”模式的先河，也就是并非由宣传部门主导，而是由学者发起，全民参与，自下而上的评选，网友投票的权重为百分之五十，分量最重。著名湘籍学者唐浩明、郑佳明、朱汉民、王鲁湘组成的总评委只占总权重的百分之二十；知名湘籍学者、文化名流夏剑钦、周秋光、廖名春、龚旭东、欧阳哲生、孟泽、陈明、肖永明、十年砍柴、谭伯牛等担任的推选委员会占总权重的百分之三十。
“湖湘文化十杰”评选活动正式启动后，各地网友踊跃参与，他们通过凤凰网湖南频道、红网等专题页面或微信平台等通道进行投票，选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湖湘文化人物。据统计，到截止日，投票的网友人数（次）超过六百七十万，周敦颐得票高达四十九万余。票数超过四十万的还有屈原、张栻、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从投票网友的地域分布来看，其中湖南省内ID占比为百分之五十九点三，广东、湖北、安徽、陕西、上海、广西、福建、北京、江西、贵州、新疆等地网友投票人数占比百分之三十二点七，港、澳、台地区投票占比近百分之六点九。活动还吸引了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华人、华侨及留学生群体参与，海外参与投票ID接近百分之零点四九，近两万人（次）国外网友参与投票。
经过一个多月网友投票与专家评审，最终确定了十位最能代表湖湘文化的杰出人物榜单，他们是：屈原、周敦颐、张栻、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
二
我以为，网友与专家学者共同评选出来的这个“湖湘文化十杰”的榜单还是较好反映了湖湘文化形成发展的清晰脉络以及湖湘文化的内在精神，但有美中不足。
湖湘文化的形成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战国时期屈原入湘到北宋初期滕子京被贬岳州为第一阶段，属于楚文化和中原文化注入湖湘，成为湖湘文化母体的时期。从北宋中期周敦颐开创理学，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对传统学术与文化进行系统性批判总结为第二阶段，属于湖湘文化内在精神传统形成与丰富的时期。清代以来至今属第三阶段，为湖湘文化这一内在精神传统的阐释、实践、传播（向省外）、创新与超越时期。所以，这次岳麓书院推出的“湖湘文化十杰”应当属于这三个阶段关键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在我看来，荣登这个榜单的十人中有七人非常恰当，但近代史上以事功闻名于世的左宗棠、黄兴和蔡锷入选却差强人意，而宋代的胡宏和近代的郭嵩焘、宋教仁似可取而代之。
屈原虽不是湖南人，但他入选“湖湘文化十杰”却是专业学者与网友两个层面争议较少的，这主要缘于他对湖湘文化形成的第一阶段的独特意义。
屈原入湘后，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传播楚文化，从而使湖湘土著文化与楚文化碰撞与融合。可以说一部《楚辞》就是屈原将湖湘土著文化与楚文化结合而成的代表之作，成为后世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特别是屈原悲壮自沉后，其爱国忧世的情怀以及上下求索的人格魅力不断被后世的湖湘士人（或外地入湘士人）歌颂，被老百姓以各种方式纪念，从而形成上下求索，心忧天下的文化内涵。
屈原之后汉代有贾谊被放逐入湘，唐代则有大量的士人或被贬谪或来湖南游历。开元年间中书令张说被贬岳州，其后有孟浩然、李白、杜甫、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白居易及元稹等先后入湘，他们或歌或咏，留下了大量的诗文，提升了湖湘文化的品位和格调。这种中原文化对湘楚文化的注入和提升基本上到宋初完成，其标志则是滕子京被贬岳州，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提炼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化情怀。
以上为湖湘文化形成的第一阶段，从文化形态言之，属于传播型的、诗性的、浪漫主义的文化形态。超越屈原等人对湖湘文化的贡献，并实现从传播型的文化形态到原创型的文化形态，从诗性的文化形态到哲学的文化形态，从浪漫主义的文化形态到现实主义的文化形态的转变，则属于湖湘文化的第二阶段。这个过程从周敦颐发其端，中经胡宏、张栻，最终到王夫之集大成，形成以理学精神为核心的湖湘文化的学统与经世致用的学风。
这次“湖湘文化十杰”的评选活动中，作为出生于湖南本土的候选人，周敦颐是专业学者和网友两个层面最少争议的人物，从网友投票中周敦颐高居榜首可见一斑。周敦颐是第一个出生于湖南但真正有全国性影响的思想家，他对于湖湘文化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理学，把儒学上升到纯哲学的高度，而宋代以后理学即成为湖湘文化的内核。也就是说，周敦颐是湖湘文化内在精神传统即学统的开创者，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这个“湖湘文化十杰”的榜单中没有胡安国、胡宏父子，特别是没有胡宏却颇令人遗憾，因为他是周敦颐开创的湘学内在精神传统在湖湘大地落地生根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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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开创理学，传承至二程、胡宏、张栻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周敦颐创立理学之时并未对湖南产生太大的影响，其弟子程颢、程颐也缺乏对湖湘文化直接的贡献。胡宏虽不是湖南本土人，但他在湖南生活、讲学二十余载，并正式创立“湖湘学派”。
胡宏原籍福建崇安，是北宋末期著名经学家、理学家胡安国幼子，很小即随父学习并接受其理学思想，后师事二程弟子杨时和侯仲良，终至发扬光大理学思想，著有《知言》、《皇王大纪》等。
胡宏的理学思想虽是对周敦颐、二程学说的继承，其探讨的主要范畴仍不出道、理、心、性等，但他对这些范畴的发挥和运用却表现了许多独到之处。如二程哲学以“理”为宇宙本体，胡宏哲学本体却是“性”。在“性”与“心”的关系问题上，胡宏以“性”为体，以“心”为用，二者的关系表现为未发为“性”，已发为“心”。后来“朱张会讲”时朱熹和张栻就反复围绕这一命题辩论。在“性”与“物”的关系问题上，胡宏认为“非性无物，非气无形”。因此其性本体论既不同于二程洛学的理本体论，也不同于张载关学的气本体论，是当时湖湘学派能作为一个独立学派区别于洛学、关学与闽学的重要原因。
在人性论问题上，胡宏也反对以善恶论性，认为人性本为中道，世儒以善恶言性，不过是远离实际的迂阔之论。其人性论阐述虽不够周密，但有其独到之处，对王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论断似有启发。
在认识论问题上，程朱理学都讲格物致知，胡宏也不例外，但他提出“缘事物而知”和“循道而行”的知行观，其命题亦有独到之处。特别是他认为“道可述，不可作”，即作为客观规律的“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可以认识它，但不可以制造和改变它，这样就肯定了事物规律的客观性，与周敦颐、二程明显不同，对王夫之的认识论有一定的启发。以上思想及其影响表明胡宏作为一代理学宗师，其地位是无可辩驳的。
胡宏之所以应登上这个“湖湘文化十杰”的榜单，不仅在于其理学思想是对周敦颐以来理学的继承与创新，还在于他正式将理学思想在湖湘大地落地生根，成为湖湘文化的内在精神传统。
宋高宗建炎年间（1127—1130），胡宏随父兄由荆门南渡湖南。其父胡安国在潭州湘潭建碧泉书院，后又在衡山山麓办文定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胡寅、胡宏、胡宪等以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子弟前来就学。绍兴八年（1138）胡安国在湖南逝世，其后胡宏继承父业，继续在衡山等地讲学二十余年。一批批志学求道的学人纷纷前来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其中就包括张栻。至此，胡宏在思想体系和人才群体上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正如钱穆所论：“南渡以来，湖湘之学称盛，而胡宏仁仲归然为之宗师，学者称为五峰先生。”
考虑到组委会所宣称的“湖湘文化十杰”要“能体现出湖湘文化清晰的传承渊源和代际特点”，我以为胡宏上承周敦颐，下启张栻，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张栻原籍汉州绵竹，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主管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达数千人，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成为一代学宗，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主要著作有《南轩先生论语解》、《南轩先生孟子说》等。
张栻理学思想上承二程，并极力推崇周敦颐《太极图说》以“太极”为万物之本原，主张“格物致知，知行互发”。他认为“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这种知行观成为湖湘文化注重“经济之学”，重视践履的重要精神源头。
张栻思想对朱熹亦多有启发。乾道三年（1167），朱熹闻张栻得衡山胡宏之学，并主讲岳麓、城南两书院，乃由弟子陪同，从福建崇安启程来长沙，与张栻会友讲学，展开学术辩论，即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两人的辩论与相互影响，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之新风，对于加强各学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次“朱张会讲”的“潭州嘉会”历时两个月，两人讲学于岳麓、城南两书院，附近学者闻风而至，听者甚众，盛况空前，成为中国书院史和湖湘文化史上的大事。
张栻对湖湘文化的独特贡献还在于将湖湘学派的重心从南岳衡山转移至长沙，并使岳麓书院成为湖南乃至全国的理学重镇。如果说胡宏将周敦颐开创的湖湘文化内在精神传统在湖湘大地落地生根的话，那么张栻则是使这一学统在湖南蔚然成林的关键人物。他在长沙培养了一大批弟子，如胡大时、彭龟年、游九功及游九言等，他们成为张栻之后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
元、明两代湖湘学派薪火相传，人才辈出，但都无法达到宋代理学家的高度，直到明季清初王夫之横空出世，成为湖湘文化史上与周敦颐并峙的又一座丰碑。
王夫之一生著述一百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及《春秋世论》等，对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学术、文化进行批判与总结。
在本体论与宇宙观问题上，他继承了张载关学“气”一元论传统，但并没有停留在前辈哲人的水平上，而对“气”的范畴作出了新的哲学规定，形成“太虚一实”的宇宙观。同时在宋明理学中长期争论的“理”、“气”关系问题上作了深入阐述，驳斥了程朱理学“理本气末”、“理主气从”的本体论。在道器关系上，他针对程朱理学用“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划分来割裂道与器的统一，提出“道在器中”的道器观。他进而提出“絪缊化生”，“要归两端”的矛盾观，“动静皆动”、“变化日新”的运动观，“理势相成”、“即民见天”的历史观，以及“能必副所”、“行可兼知”的认识论，全面批判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总结了中国古代哲学长期争论的理气、道器、有无、体用、动静、常变、古今、理势、理欲、能所、心物、心理、知行以及天人等关系问题，把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辨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平。王夫之哲学具有深刻而完备的理论形式，反映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精华，标志着中国古代独断哲学的终结，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重要源头。他还从其知行观出发，系统而全面地论证和阐释“通经史以致用”的学风，成为近代湖湘士人的一面重要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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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史学著作最重要的是《读通鉴论》与《宋论》，这两部巨著经过郭嵩焘的大力弘扬，在清末引起足够的重视，其民族主义思想被大力挖掘，成为清末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精神来源。
如果说周敦颐是湖湘文化内在精神传统的开创者，王夫之则是它的完善者与集大成者，往后人物则是对它的阐释、传播、实践、创新与超越。所以清代以来能登上“湖湘文化十杰”这个榜单的人物，一定要在这几个方面有独到的贡献。
三
清嘉、道年间，一个后世称之为“经世派”的湖湘士子群体拔地而起，从陶澍、魏源到汤鹏、贺长龄、罗典、欧阳厚均、邓显鹤和唐鉴等人，他们慨然卓立，以经营天下为志。他们打破乾嘉学派重考据、钻故纸堆的学风，对国家的漕运、河务、盐政、科举、官制、赋役、钱币、兵丁、边舆以及道德、风气和学术等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思想，系统性地阐释从张栻到王夫之大力提倡的通经以济世的思想。这个群体中，魏源无疑是杰出代表，他登上这个“湖湘文化十杰”榜单也较少争议。
魏源生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转折大时代，潜心经世致用之学，编辑而成《皇朝经世文编》。鸦片战争期间，魏源任职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发愤著《圣武记》，以清初军事成就激发爱国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后来他受林则徐委托，编成《海国图志》，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巨著，对中国人了解西方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洋务派办洋务的理论来源。
随后，以曾、左、彭、胡为代表的“中兴名臣”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至此，湖湘士子群体已不再是囿于湖南一地指点江山，议论风发，而是位寄封疆，手握实权，将湖湘文化的内在精神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曾国藩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曾国藩在成就非凡事成的同时，以其言传身教和各种著述，把湖湘文化的内在精神阐释得淋漓尽致。太平军起事以后迅速壮大，清廷正规的绿营兵和八旗军不堪一击，曾国藩毅然以一介书生墨绖出山，组建湘勇。面对势力全盛之时的太平军，曾国藩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咬紧牙关，苦撑危局，最终以杜鹃啼血之诚、精卫填海之力，从容补救，转危为安。曾国藩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他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学风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行之有节，持之以恒，大智大勇，坦荡无畏，担荷起世道人心。以书生救国，曾国藩走到了传统“人臣”的最高阶段，时人即把他与孔子、王阳明并称，谓之为成就了“三不朽”事业的非凡人物。
然而，同样作为湘军重要将领，左宗棠入选“十杰”却争议颇多。
左宗棠一生的主要成就是三大事功：其一为协助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其二为平定陕甘回民之乱，其三为收复新疆。收复新疆之役使左宗棠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在事功上或可超越平定洪杨之役。但是作为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左宗棠的政治思想、洋务主张以及对世道人心的影响，都无法与曾国藩相提并论，其他如彭玉麟、胡林翼等中兴名臣也大多数如此，其文化影响力皆可由曾国藩所代表，但郭嵩焘是个例外。
郭嵩焘是这一时期湖湘士人群体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不但对自周敦颐至王夫之的湖湘学统熟稔于心，而且在思想上超越洋务派，下启维新派，开近代湖湘西学之风气，其后湖南倡时务学堂，向日本等国派遣留学生，都受到他的影响。郭嵩焘是湖湘文化史上从旧学到新学过渡的关键人物，所以他在湖湘文化史乃至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弘扬湖湘文化学统方面，郭嵩焘特别推崇王夫之，为之建船山祠、思贤讲舍并奏请朝廷将王夫之从祀文庙。在建船山祠时，郭嵩焘亲撰碑记，将王夫之与周敦颐并列为湖湘学术与文化上的两大丰碑。
在洋务思想上，郭嵩焘认识到道光以来中国之开埠不仅仅只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是世界潮流之必然。郭尝言：“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之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应之，亦足为中国之利。”郭嵩焘在使英期间曾与严复探讨如何学习西法的问题。严复引左宗棠的话说：“泰西有，中国不必傲以无；泰西巧，中国不必傲以拙。人既跨骏，则我不得骑驴；人既操舟，则我不得结筏。”左宗棠的观点代表了绝大部分洋务派希望仿效西方、实现坚船利炮的主张，郭对此主张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洋务实践应以通商为本，培育经济基础；以政教为本，行君主立宪，培育利于工商的政治环境；以人心风俗为本，培育良好的社会风气与人才群体。郭晚年“不以显晦进退为异”，孜孜于教育事业，掌教城南书院，恢复湘水校经堂，创办思贤讲舍，并创立禁烟公社，正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教育事业与人心风俗之重要。
正由于郭嵩焘的见识超出侪辈甚远，所以他对当时最知名的洋务官员都有所批评，除左宗棠外，还包括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彭玉麟、曾纪泽及张之洞等。
郭嵩焘对于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才敢于“置区区世俗之毁誉”于不顾，毅然承担起“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重任。这种爱国热忱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敢为天下先的自醒自觉，实与湖湘文化内在精神传统一脉相承；其从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领域全面改革的主张，既是对洋务派思想的全面超越，又实为谭嗣同等维新派思想之先声。愚以为，在“湖湘文化十杰”的榜单上，郭嵩焘之取代左宗棠是站得住脚的。
谭嗣同作为维新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近代湖湘士人中的地位无可替代。早年谭嗣同亦深受湖湘经世学风影响，注重实学。甲午战争后，谭嗣同思想发生剧变，开始摆脱旧学羁绊，成为冲决专制罗网的激进的维新志士。
谭嗣同主要的著作为1896年写成的《仁学》，该书大声疾呼变法维新是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仁学》还勇敢地发出“冲决网罗”的呼声，不但要“冲决利禄之网罗”、“俗学之网罗”，还要“冲决君主之网罗”、“伦常之网罗”，这种反君主专制的思想，闪烁着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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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10月，谭嗣同弃官回湘，在巡抚陈宝箴支持下，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积极开展变法维新的宣传与组织活动，提倡新学，筹划新政，使湖南成为当时全国变法运动中最富有朝气的省份。
1898年夏，光绪帝下诏变法。谭嗣同被召以“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旋即百日维新失败，谭嗣同以自己的牺牲向顽固守旧势力作最后的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以身殉道，开创了湖湘士人新的救国之路，也激励着以黄兴、宋教仁和蔡锷“辛亥湖南三杰”为代表的革命志士。
黄兴和蔡锷在辛亥革命和之后的护国运动中以事功著称，两人基本上属于同一类人物，但宋教仁的政学思想与实践却远超黄兴与蔡锷。
宋教仁于1903年结识黄兴，1904年与黄兴等正式成立华兴会，同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1905年孙中山等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宋教仁成为与孙中山、黄兴并称的主要领导人，但宋的政治理念与孙、黄都有很大差异。
1905年8月，清廷刚开始预备立宪，宋教仁立即发表文章，剖析清廷立宪的可能性。他认为“立宪国民，其义务必平等”，“立宪国民，其权利必平等”，“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从这三个方面看清政府不可能真正立宪。义务平等、权利平等、监督财政确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制度框架。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第二天在寓所召开同盟会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未来新政府的组织方案时即出现重大分歧。宋教仁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他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他之所以坚决主张责任内阁制，主要在于他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性的设计而由革命党人掌握政府的实际权力，从而排除专制制度、专制思想以及可能存在的政治强人对新政权的不良影响。
但孙中山坚决主张总统制，且得到多数与会者的支持，会议最终决定实行总统制。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任法制院院长。不久形势发生戏剧性变化。2月12日，清帝逊位，依照以前革命党与袁世凯达成的协定，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这时革命党人一致决定未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实行责任内阁制，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这一制度作了宪法保障。
这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个政党组建国民党，他认为新建立的国民党属于“革命的政党”，不同于以前属于“革命党”的同盟会。1913年2月1日，他在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党”与“革命的政党”的概念，“革命党”与“革命的政党”的区别在于：“革命党”是秘密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公开的组织；“革命党”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的组织，“革命的政党”是“新的建设时期”的组织；“革命党”对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革命的政党”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坚信“虽然我们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进一步论述：“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凡共和国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在随后（1913年3月）举行的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此时已是众望所归，实现其政党政治的理想似乎指日可待。然而，1913年3月20日上海火车站一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也击碎了民初民主政治的梦想。国民党失去精神支柱与能够驾驭全局的领袖，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四分五裂，孙中山、黄兴也借机发动“二次革命”，中国再次陷入战争与动荡之中。
综上所述，屈原代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即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注入湖湘，成为湖湘文化的母体，形成上下求索、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周敦颐、胡宏、张栻和王夫之代表湖湘文化的第二阶段，形成以理学精神为核心的湖湘文化内在精神传统，包括理学的道统、学统以及经世致用的学风；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和宋教仁则代表湖湘文化的第三阶段，体现了对湖湘文化这一内在精神传统的阐释、实践、传播、创新与超越。
4.湖湘文化论文 篇四
该文为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新荣研究员执笔的民盟湖南省委2012年政协提案，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和省政协主席胡彪的高度肯定，被列为2012年省政协1号提案，并批示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采纳和落实。
推动世界经济前行的不只是经济资本，还有文化资本。放眼全球，文化资本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审视中国，备受世界关注的，不只是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是沉睡千年的文化资本；回顾湖南，文化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优势和不足并存。最大的优势：一方面，湖湘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既具有“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的特质，更具有转化为产业文化资本的现代价值。另一方面，湖南文化产业在中国中部率先进入千亿元产业，电视湘军、出版湘军、动满湘军等的体制改革在全国率先产生巨大影响。令人担忧的是：浙江等省后来居上，文化产业“湘军优势”在快速消退，特别是动漫产业等开始落于“醒得早、起得晚”的尴尬境地。究其原因：一是文化湘军三国鼎立，资源耗散；二是文化资源优势分散，文化资本积累不厚；三是文化人才尖子流失严重，本土创意稀缺；四是文化体制改革放慢，很不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五是湖湘文化走出去底气不足、实力单薄。提振文化湘军雄风，打造湘字号文化国际品牌，必须进一步整合文化优势资源、消除文化体制障碍、厚积湖湘文化资本。
一是整合优势打造文化企业航母，搭建湖湘文化资本平台。第一，着力打造创意文化资本的企业航母。以整合、优化国内和省内创意文化资源为目标，成立湖南省文化创意集团。第二，打造湖湘文化资本国际合作的企业航母，促进全球优质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湖湘文化走出去。第三，以开展产业深度合作，促进文化资源和文化创意在产业链上的优化配置、扩大产业叠加效益为目标，着力打造以影视、创意、出版、文艺为内涵的文化资本综合体。
二是挖掘传统文化优势，“唤醒”湖湘文化资本价值。第一，要用产业化机制来拓宽湖湘文化价值转化渠道，激活传统文化价值倍增效应。例如，引入战略投资者，加快对“炎舜文化”、“和平文化”、“伟人故里”、“湖湘文艺”、“湖湘教育”、“湖湘科技”等传统文化价值的产业链开发、资本化保护。第二，鼓励以湖湘文化为背景的文化精品生产经营活动，加大对湖湘文化再创作的知识产权保护，保障文化资本创新者的合法权益，提高文化创新者的积极性。
三是开发文化创意人才，增强湖湘文化资本动力。第一，加大文化创意人才培养力度，立足省内院校，加强对文化创意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力度，扩大人才培养规模，完善学科设置，改进教育方式，将理论教学环节和实践环节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努力培养大批符合文化大繁荣和大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第二，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制定优惠政策，重点引进急需紧缺的，善于开拓文化新领域的领军人物、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以及掌握现代技术的文化专门人才。第三，出台有利于激发人才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新政策，包括设立文化创意人才和创意成果基金，制定文化创意人才“杰出成果”奖励计划，完善人才服务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四是创新文化体制，激发湖湘文化资本活力。第一，加快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让经营性文化单位走向市场，焕发活力；要坚定快速地建立与市场相适应、与未来相呼应、与国际相对接的文化发展机制体制，确保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成功。第二，加快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加快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着力精简文化管理机构、完善文化管理规范，逐步实现文化行业管理模式向文化资本管理模式过渡，打破文化管理条块分割、文化市场“诸侯”盘踞和文化资本恶性竞争的格局。着力统筹建立融文化、出版、广电为一体的一元化管理机制，拓宽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渠道，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多途径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基本文化需求。第三，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培育新的文化业态。紧抓文化创意产业列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机遇，加快发展创意设计、数字内容、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业态，建好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用好国家动漫公共技术平台，稳健推进湖湘文化资本对接国际创意产业链。
五是促进中外文化的融合创新，推动湖湘文化资本国际化。首先需要加强与国际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既要让外国文化的优良元素融入湖湘文化创新氛围，创造出“我中有你”的湖湘文化新内涵；又要将湖湘文化的优秀素质推向国际，诱导“你中有我”的外域文化氛围，从而加快湖湘文化资本的国际认同时效。其次，促进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创新。科技创新正在成为推动文化国际化的新引擎，千方百计用高新技术来提升湖湘文化影响力、表现力、传播力，以新的文化形式，建立和扩大湖湘文化资本的国际认同感。第三，促进文化与产业的融合创新。优先
5.湖湘文化与湖南公安精神浅谈 篇五
湖湘文化，是指两宋以后建构起来并延续到近现代的湖南省区域范围内的地域文化形态。湖湘文化是中华文明中独具特色的文化奇葩，也一直是湖南人的骄傲。对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人、造就一方社会。在湖湘这块热土上，当代湖南公安人所表现出来的“忠贞智勇、奉献为民”的湖南公安精神正是受到湖湘文化优良传统的润物细无声的浸润。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讨论湖湘文化对湖南当代公安精神风貌的影响。
一心忧天下与奉献为民
近代以来，湖南人民积极投身救亡图存的爱国洪流之中，力挽狂澜，拯救中华民族于将倾，不断探寻着救国救民的道路。黄兴创建华兴会，而后指挥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壮举，他们是中华民国创建的先驱。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给世人以深刻的警醒。随着武昌起义的发生，又是湖南人率先闹起了革命，焦达峰、陈作新是战斗的先锋，腐朽的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而在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革命果实，企图独裁称帝时，又是湖南人挺身而出，为中华民国正名。宋教仁面对袁世凯的软硬兼施，毅然南下，组织政党内阁，为中华民国之民主与生存而战。孙中山曾在悼词中这样称道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袁世凯倒行逆施称帝后，蔡锷打响护国战争，迫使袁世凯退位，从而彻底铲断了封建帝制的根系……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湖南涌现出来的以毛泽东、刘少奇、贺龙、罗荣桓、彭德怀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将“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传统演绎得淋漓尽致，将之提升到新的高度。
公安机关是人民权利的维护者，是国家意志的践行者，当代公安工作者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必须对工作有深刻的认同感，就必须保有对人民的一腔热情，就必须有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精神，湖南公安人继承了湖湘文化中这种爱国的精神气质，时刻牢记宗旨。2008年那场百年一遇的冰冻灾害，救灾过程中湖南广大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们“舍小家、为大家”，在灾难面前心中只有老百姓、在人民群众遇到困难时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践行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从警誓言，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体现了当代湖南公安人心忧天下、奉献为民的爱国精神。常德市“全国优秀交警”沈国初几十年如一日接送小学生过马路，风雨无阻路面指挥，用兢兢业业的工作辛辛苦苦的劳动谱写了一首平淡无悔的奉献之歌。湘阴县“湖南省优秀人民警察”刘扬，从警八年，工作勤勉务实，不畏邪恶危难，一直英勇战斗在打击犯罪的最前沿，坚守正义，秉公执法，大义灭亲，用实际行动书写了一名基层民警的无悔人生。
打天下，坐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谋幸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康宁团圆……”，这就是全体湖南公安民警的最终目标，最朴实的幸福。
二敢为人先与破旧立新
从屈原求索天地由来开始，“流风所被，化及千年”，湖湘人思想开阔，总能顺应时代潮流，站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前沿。其间，周敦颐重构儒道、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致力引进西方技术开办洋务，宋教仁、黄兴进行民主革命推翻帝制，直至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事求是”、“ 为人民服务”等思想体系的形成等等，无不彰显湖湘文化思变求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
创新就是更新、改变、创造新的东西。创新精神表现为一种突破陈规、大胆探索、勇于创造的思想观念，表现为一种不甘落后、奋勇争先、追求进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表现为一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我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创新成为时代最强音，成为社会发展的潮流。因为创新，我国以少有的速度快速发展起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事实证明，创新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拓前进的不竭动力。
近年来，湖南省公安机关在创新精神的引领下，坚持积极探索警务体制改革，坚持实施科技强警战略，极大地提升了打击犯罪、管控治安、维护稳定的能力。
从2011年起，省公安厅设立全省公安工作“创新奖”，每年评选创新综合奖6名、创新单项奖45名、“创新之星”100名，并明确被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奖的，直接作为特别奖表彰奖励。
人才建设是队伍建设的核心。湖南省各级公安机关积极探索适应公安工作需要、符合公安机关实际的选人用人机制。省厅出台了《厅机关选拔任用副处级领导干部程序规定》，成功组织了厅机关正、副处长竞争上岗，并在全省公安机关正式实施派出所长任职资格考试制度。
湖南省公安厅在加强对领导班子考核的同时，着力加强干部选拔机制改革创新。2010年，全省公安消防部队提拔的7名正团职干部全部来自于基层单位，从基层提拔的副团职干部的比例由上年的88.52%上升到92.73%，19名素质优良、实绩突出、受到军地表彰奖励的副团职后备干部提前晋升职务。与此同时，省厅继续推进公安院校招录体制改革，并认真做好录警审批工作。2010年，全省公安机关共招录新警1808人，其中通过公开招考招录新警1367人
2010年，湖南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强队伍教育训练工作，从中央和省级公安转移支付资金中解决培训经费，按照每个市、州办案（业务）经费总额5%的比例列支教育训练专项经费，直接拨付至市、州公安局，有效解决了“谁调训，谁负责”的问题。
为切实提高教官和民警的素质，2010年6月，湖南省厅邀请香港警务实战教官对基层公安机关的80名骨干教官进行了培训。同时，制定了以基层所队主要领导为重点的《2010省级培训计划》，举办了包括11期全省派出所长（教导员）培训班在内的基层所队长培训班，全年共培训基层民警8000余名。省厅还通过电话随机回访参训民警，掌握培训班的质量和效果，并及时反馈调查情况。2010年一年，共对全省公安机关170个培训班的600名学员进行了电话调查，接受电话调查民警对培训班的平均满意率达98%以上。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前进的不竭动力。湖南公安机关要积极响应十七届五中全会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号召，响应公安部关于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号召，顺应时代潮流，锐意创新，实现湖南公安工作跨越式发展。
三坚忍不拔与忠贞智勇
湖南人民历来就是追求理想而坚忍执著，战胜困难而义无反顾。例如，左宗棠抬棺抗击沙俄，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就表现出强烈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式的历史责任感，展示了湖湘文化“荜露蓝缕”、奋发图强的坚毅品质。
湖南公安机关继承和发扬了这些优良传统，打造了湖湘铁警的当代风貌
不畏艰险。公安工作面临的艰难险阻和危险多，被人们称为是高风险职业。但是，作为公安民警在保卫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时，没有敢于冒风险的精神，却被一些艰难困苦所吓倒，就不配当人民的卫士。多年来湖南人民公安面对艰难险阻总是冲在前，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一致拥护和爱戴。这种品质值得永远发扬。
不怕牺牲。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为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人民警察的崇高品质的体现。公安民警在血与火的战斗中，要经得起考验，如果贪生怕死就不配当人民警察。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要敢于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多少年来，我们湖南公安民警在对敌、对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面前，勇于挺身而出，抛头颅，撒热血，捍卫正义，才使人民获得了幸福与安宁。
英勇善战。在与各种敌对势力和各种犯罪分子作斗争中，公安民警要英勇顽强，敢于碰硬，既要胆大心细，又要不畏强暴，用智慧去战胜他们。湖南公安面对犯罪分子的刀枪不畏惧，以心战、神战、技战去克敌制胜。敢于在关键时刻冲得上、打得赢，挺身而出，敢于“亮剑”。
6.湖湘文化论文 篇六
——中南大学暑期“研究生创新实践调研团”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实力与形象的良好展示，更重要的是她是一座城市的内核与灵魂。长沙，一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楚汉历史文化名城，是湖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她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
巍巍岳麓雄踞城西，滔滔湘水纵贯城中。在这里孕育出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湖湘文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里谱写了屈贾之乡的文化气质；这里创造了“潇湘洙泗，荆蛮邹鲁”的文化传奇；这里诠释了“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文化地位；这里播种了浪漫主义、爱国主义的文化种子；这里铸造了湖湘人开放、包容、务实、担当的文化精神。从这里走去的近代湖湘名人书写了半部中国近代史。从两汉时期屈居长沙的太傅贾谊心忧天下的治国之策到两宋时期纵论理学文化的朱张会讲；从清末变法图强的谭嗣同到革命复兴的黄兴；他们无不诠释了湖湘文化的精髓与灵魂。
此外，长沙除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外，文化古迹遍布湘江两岸。这里有千年学府之称的岳麓书院；有与醉翁亭、湖心亭、陶然亭并称中国四大名亭的爱晚亭；有酣睡于湘江中的橘子洲；有出土过世界上最轻的素纱禅衣和最早的印花织物的马王堆；有中国“孝”文化的代表—定王台；有中国“忠”文化的代表——贾谊故居；有禅宗文化的代表——开福寺；有饮食文化的代表—火宫殿等等，这些文化古迹无不是长沙深厚文化底蕴的良好见证，无不保存了对长沙历史文化的城市记忆，对长沙明确城市定位、决定城市品质、展示城市风貌、塑造城市精神、支撑城市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7.湖湘文化论文 篇七
关键词：湖湘文化,高校,高校校园文化,校园文化
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具有典型地方特色的区域性文化, 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种特殊的思想资源和教育资源。湖湘文化的精髓、优良传统以及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戏剧、工艺、文物、民俗等资源对湖南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发展都曾经或正在产生巨大的作用, 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正确的价值导向, 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湖南高校校园文化在湖湘文化大的环境中产生、发展、创新, 已经成为湖湘文化的不可分割组成部分, 彼此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湖南高校校园文化应该充分汲取湖湘文化的营养, 结合高校自身发展建设的传统与现实, 以物质文化为载体, 以制度文化为保障, 以精神文化为灵魂, 培育出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立足长远的校园文化。
一、以湖湘文化充实湖南高校校园物质文化
高校校园文化包括高校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三方面的主题文化, 高校校园物质文化主要由高校的校园环境、教学环境、教学设施设备、教学技术、师资力量等有形的文化因素组成。高校校园环境是宏观上高校校园物质文化的核心部分, 可以从千姿百态的湖湘自然、人文景观中寻找合适的参照。在房屋、道桥、廊台、亭榭等建筑的设计上, 可以从湖湘历史人文景观中, 特别是古建筑中汲取灵感, 比如可以从素有天下楼美称的岳阳楼, 在房屋、道桥、廊台、亭榭就有着他的古风借鉴之材;在山水、花木等园林的设计上, 可以从洞庭胜景、桃源美景和南岳绝景等湖湘自然景观得到启迪。比如, 可以从堪称天下水的洞庭, 学习、借鉴、思考、领悟, 或许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灵感。高校教学环境、教学设施设备、教学技术都可以从湖湘哲学、文艺、科教成果中找到启发。
二、以湖湘文化健全湖南高校校园制度文化
高校校园制度文化是约束高校师生员工行为的规范文件, 是高校校园文化有序的保障, 主要包括各种行为习惯、习俗、不成文的制度、行为规范等内容, 可以从湖湘哲学中去提炼。湖湘文化博大精深, 是湖湘人千百年来沉淀的精华, 湖湘人的哲学思想以其独到处, 生根于湖南大地, 根植于湖湘人的心里, 湖湘的哲学思想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 提倡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经世务实的治学观念和经世思想, 仁义中正、以忠信为本、以合群为教的处世原则和团队意识。以湖湘哲学思想作为高校校园的制度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能够更好的健全高校校园文化制度。
三、以湖湘文化创新湖南高校校园精神文化
高校校园精神文化是高校校园制度文化的内在动力, 也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 主要通过校歌、校训、校风等文化形式表达出来, 潜移默化的鼓舞、激励、督促着全体师生。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可以从湖湘精神中寻求滋养。湖湘精神是湖湘文化的灵魂。湖湘精神是“忠诚、担当、求是、图强”, 影响着一代代湖湘人, 是湖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 湖湘人、湖湘学子、湖湘文化名人一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湖湘精神, 湖南高校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阵地, 肩负着湖湘文化发展壮大的使命, 应该积极探索。湖南高校应该以湖湘精神作为食粮, 始终把高校校园精神文化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旋律, 并以传承湖湘精神为己任, 从湖湘人民心系天下, 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 勇敢尚武、卓励敢死的英雄气概, 力行践履、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 图变求新、敢为人先的创造意识, 自强不息, 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 淳朴尚义、独立不羁的质朴品格中, 提炼出一中有深厚底蕴和鲜明特色的大学校园文化精神。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高校办学的重要任务, 是高校师生的共同愿望, 也是高校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搞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一直以来都是高校办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也是社会广发关注的焦点。湖南高校做为高校的组成部分、重要成员、典型代表, 应该从湖湘文化中广泛汲取滋养, 充实湖南高校校园文化、健全制度文化、创新精神, 着力推进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让湖湘文化在文化的重要园地 - 湖南高校, 得以传承、发展、创新。
参考文献
[1]唐大光.高校质量文化及其培育研究[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9 (5) :23-27.
[2]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17.
[3]聂荣华.万里.湖湘文化通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5:35.
[4]刘旭.湖湘文化概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1.
[5]周兴旺.湖南人凭什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6]杨晓优.区域制度环境与区域竞争对策研究[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182.
8.湖湘文化的另一种解说 篇八
这部电视专题片以工笔画的起源为依据，以绘画史为线索，追根溯源，探析传统，向人们展示了湖湘文化中“精美精细”的神秘和悠远。工笔画的根本特征，是以精谨细致的笔法来描绘景物。这是中国独创的一种绘画方式。而迄今为止存世的最古老的三幅工笔画，都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于湖南。其中，一幅是1949年出土于长沙东南郊陈家大山战国楚墓中的《人物龙凤图》，另一幅是1973年出土于长沙弹子库战国楚墓中的《人物御龙图》，还有一幅是1971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辛追夫人”一起重新回到人间的“T”字形《“非衣”图》。这三幅帛画，都十分精美、精细，都有引导死者飞升天国的神秘寓意，且都出土于长沙，绝非偶然。专家们据此推断，工笔画缘起于宗教丧葬，发源于湖南。这部专题片以上述帛画和其他画作为依据，证实“精美精细”乃湖湘文化中固有基因和重要元素，并对历代湖南工笔画家进行了扫描，介绍了湖南工笔画发展的重要转折，以及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不仅视角相当新颖独特，且具有重大的、多方面的价值。
一是思想理论价值。湖湘文化有“理想、博大”的一面，也有“实在、精细”的一面；湖南人有血性、粗犷的一面，也有柔情、细腻的一面。专题片从另一个方面讲述和介绍湖南精神，让人们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湖南，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湖南人，丰富、提高了人们对湖南精神和湖湘文化的认识，这是前所未见的，可以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是文化研究价值。湘绣，西兰卡普土家织锦，醴陵（被称为国瓷即“毛瓷”的产地）和衡阳界牌的瓷器，湘西、湘南各种民族服饰、歌舞等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湖南文化产品，不都是十分“精美精细”的吗？湖湘文化和文化产品中具有“精美精细”特质和表征的东西很多，期待着我们努力去研究去发掘；用“精美精细”这一特殊视角来研究湖湘文化，也许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三是历史学术价值。专题片聘请了有关专家担任学术主持人，从全局和历史发展的高度来评介人和事，具有较高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对于我们全面、辩证认识湖湘文化，也有启示意义。该片在评介“人民艺术家”、“世界文化名人”齐白石时说，他早年是细工雕花木匠，后来开创性地把雕花、工笔与写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常常用极为精细的描绘来表现昆虫等小动物，而用大写意来泼写花、果、树、叶，形成精微与豪放、谨实与虚淡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为工笔画开辟了新天地，这就把湖湘文化中精美、精细这一重要元素的特点和特殊本质说出来了。这个元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元素“水乳交融”，并且是发展变化的。片中还评介了我省著名工笔画家陈白一，现年八十多岁的陈老，曾五十多次深入湘西体验生活，了解风俗民情，创作了“三月三”、“听壁角”等多幅影响全国、反映湘西人民生活的精美工笔画，实现了工笔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该片通过介绍当代湖南工笔画家群体，讲述了他们的画作题材由农村到城市的扩展，以及画作中对人类自然生存环境和社会生存环境的思考，向人们展示了工笔画的广阔发展前景。这同时证明：精美精细的艺术追求，与现代生活、现代人的思考，也是可以“无缝对接”的。
四是艺术欣赏价值。艺术中精美精细的表现形态及其给予人们的感受，片中并未多说，而只是展示了古代和现代的许多难得一见的著名精美、精细画作，让人们自己去辨析、领略、感悟，这对于文化、艺术研究者和广大观众来说，都有心智启迪作用，也是难得的艺术享受。值得一提的是，专题片在介绍当代湖南工笔画家时，每提到一人，都由画家旲志立即席挥毫，为其画一幅漫画式素描像，然后由主持人略作幽默、风趣的解说。这种形式既新颖又有趣，更提升了该片的艺术欣赏价值和人们的研究兴趣。
9.湖湘工作计划参考 篇九
②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了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和湖湘地区相关各界的领军人物的相关资料，以提供和协助外联部等部门组织讲座等各类形式活动。
③增进对湖湘文化的了解与研究，并协助组策部等部宣传湖湘文化的精髓，弘扬和传播湖湘文化精神。
④了解湖湘地区(长沙附近)的历史遗迹，提供活动目的地。
通过网络了解途经长沙的文化名人，以协助外联部全面落实好工作。
工作重点：
①安排适当的时间(最好事先做好调查)通过各种学术宣传方式提升湖湘文化学社的知名度。
②宣传湖湘文化的形式要多样化，不要仅仅限于讲座，内容更加精彩化。
3、办公室
部门期待：
新学期，新的开始，湖湘文化学社在上一届学长的管理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今我们拿起了接力棒，我们应学习经验，总结不足，争取在新的学期里将社团工作做得更好，使社团更上一层楼。
新学期里每一位成员都应各司其职，服从安排，积极为社团的发展出谋划策。我们要发挥团队的作用，认真对待招新招干工作，认真搞好每一次活动，使社团不断的发展壮大。
做好自己的工作，使办公室发挥作用，妥善处理好社团内部的资金账目问题，为社团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免除财政资源紧张的后顾之忧，为学社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
4、外联部
①背景
对于一个社团来说，自己是所有活动的基础，那么外联部的工作就是社团的根基。在这个层面上说，外联部工作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活动的质量。因此，做好外联部工作是振兴一个社团，扩大社团影响，获取优秀社团的重要保证。新学期伊始，各部门要密切配合，把活动做大做好，是我们社团工作的重大目标。为此，定下了新学期的工作规划。
②主要内容
近期规划：
1，新学期招新工作。征召一批热爱文化，欣赏文化，投身文化的学生作为我们社团的主体力量。外联部是一个团体，首先要求成员必须具有高度的团队精神，一心为团队着想，将自己融入团队之中，团结协作。外联部是一个特殊的部门，需要对外打交道，所以要求成员善于沟通，不怕困难。
2，百人登岳麓系列活动。根据活动策划，设计出一份含金量高的招商策划书，并组织人员招商。招商范围，中南大学附近所有中小型商家。
中期规划：
1，加强与宣传部，组策部的合作，发挥协同积极作用，充分利用电脑网络资源，为各个商家量身定做符合要求，符合其个性的活动策划方案，吸引商家赞助的目光，争取商家的支持与赞助。
2，外联部的工作应该是长期，持续的。因此，外联部的成员要具有长期眼光，平时密切注意与大学生相关的厂商，发掘潜在的赞助商，发挥本社团文化内涵优势，与协会地域人缘优势。在同学中开展调查，及时收集信息，了解同学们的需求和爱好。综合活动和商家业务，做出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商家赞助策划书，让商家获取更大利润。
3，与湘绣达成长期合作关系，并扩展到黑茶，红瓷等代表性的湖湘文化元素。
远期规划：
1，整理好上学期与本社团联系的商家资料，建立本部门商家资料库，对其进行分类，建立数据库。分析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便下次做好准备。
2，充分发挥成员的经济性和创新性，鼓励创新，突破传统外联的瓶颈，创新型合作。
③团队内部建设
1，制定部门规章，规范成员行为，加强纪律性和组织性。
2，外联部定期召开会议，征询干事意见，群策群力解决问题。
3，营造部门和谐融洽的团队氛围，充满爱的团队。
4，培养部门成员的工作能力，挖掘部门成员的潜质。
5，本部门各成员真诚友爱，互相帮助，团结共进。
④其他工作
10.湖湘文化论文 篇十
《湖湘论坛》以“直面社会现实，探讨兴湘方略，昌明学术理论，营建精神家园”为办刊宗旨。自1978年创刊以来，刊发的反映社会焦点、热点、现实问题，剖析理论难点问题的文章深受各界读者好评。是党政干部、企业家、社会科学工作者了解社会，学习理论，开阔思维，培养素质，提高能力的良师益友。
主要栏目：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党的建设”“思想道德文化”“民主与法制”“经济纵横”“农业与农村”“文史哲”“兴湘方略”
中国共产党类核心期刊
湖南省一级期刊
湖南省“十佳”社科期刊
主管单位：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主办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编辑单位：《湖湘论坛》编辑部
国内刊号：43-1160/D
国际刊号：1004-3160
邮发代号：42-13
5《湖湘论坛》常见论文发表范例：
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及现实意义---陈军莲
增强党员“三感”,发挥党员主体作用---毛栋英
以党员责任区制度为载体加强地方党委的执政能力---李红利 王耀华
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现状与途径的观点述评---王保彦
有效遏制腐败的战略思考---吴海红
邓小平知识分子观形成及发展的阶段分析---仲海涛 李卓芪
试论邓小平依法执政思想---邹国振
浅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意蕴---屈琦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辨析---周月春
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理论---张南生
怀化构筑区域性现代商贸物流中心的现实路径---刘承锋
加强政产学研合作,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湘潭市政产学研合作的调研与分析---向大顺 张大力 全教生 廖志鹏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与对策---谢自强
坚持以人为本 完善社会诚信体系---何红专
论社会主义政治诚信---宾先举
和谐生命的四重主题---王晓虹
论哲学视域中的两种和谐观---肖兴国 刘文明
近年来理论界关于“解放思想”研究的综述---卜昭滔
论继续解放思想---雷国珍
论和谐社会与志愿服务---简军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邓敏 王思敬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度”---王中原 刘莉
进一步解放思想,促进县级党校发展---彭亚平
改革企业党内选举制度的成功实践-长沙东风药业有限公司“公推直选”党委班子成员的调
查与思考---周云华 毛政相 徐少兵
重视上升法在领导工作中的应用---焦平贵
新时期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以党建工作“全覆盖”为视角---徐学通积极探索权力监督及制约机制---肖光荣
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党改进“五个关系”---欧阳冬子
论党内和谐机制的构建---王习贤
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点思考---段志超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龙斌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选择---杨柳
高职学院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优化作用思考---欧彦麟 应若平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施政策略---严小龙
现代农业建设的发展方向和政策取向---刘海金
略论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关于农业工业化理论与战略的研究---刘励敏 刘茂松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态的合法性---覃正爱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本性---林国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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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文化启蒙与湖湘女作家的性别书写 篇十一
关键词：湖南 文化启蒙 逃离 反抗
1927年至1928年，湖南诞生了三位名满天下的女作家，即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而称为“天才”的女作家丁玲;以《打出幽灵塔》而被称为“才女”的白薇;以《从军日记》而轰动文坛的谢冰莹。三位女作家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都从湖南走出，其个人经历与文本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互文性。湖南如火如荼的文化启蒙开启了她们的写作之路，促发她们用自己的笔、血泪和生命，在现代文学史上划出了一道性别鲜明的印迹。
一、湖南的文化启蒙
“现代湖南，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时处南北军阀混战的中心）和高扬蹈厉的近代革命传统，成为了除北京、上海以外的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基地。”[1]受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湖南的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气蓬勃的局面。
湖南的新文化运动有两大特色，一是文化期刊林立，二是文化争论频繁。据统计，五四前后湖南有数十种文化期刊创刊，影响较大的有：《大公报》《湘江评论》《救国周刊》《学联周报》《女界钟》等。这些新文学刊物热烈讨论国家大事、社会万象、人生理想等，推出新的文学题材与主题，预示着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湖南新文化运动的主旋律是提倡个性解放、呼吁民主自由。在这个主旋律中，女性的解放就显得特别重要，有关女性的婚姻、家庭、爱情问题也成为了湖南新文化运动最关键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与关注。五四前后，湖南《湘报》《大公报》等报纸尤为关注女性问题，在女性启蒙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在五四前后2年时间内，《大公报》成功组织了5次关于女性、爱情、婚姻的讨论活动，针对南阳街赵姓眼镜店之女新婚之日在花轿自杀事件、李欣淑女士出走事件、袁舜英女士自杀事件、彭襄与范女士结婚问题、周希颂与凌女士离婚问题等，将女性命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潮流结合起来，掀起了湖南妇女问题讨论的高潮，极大地唤醒了湖南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意识。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走出了三位人生经历和创作背景极为相似的女作家：白薇、丁玲、谢冰莹。细细考究，三位女作家的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离开湖南之前，她们拥有类似教育背景：白薇和谢冰莹都是长沙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院的学生，丁玲曾先后就读于桃源女师、岳云中学、长沙周南女中。促使她们出走的原因也有着惊人的相似：逃离包办婚姻。白薇有着一段痛苦的婚姻，“拳击，口咬，父亲的娇女被一个有名的凶恶寡妇，打破眼睛，咬断了脚筋，血流满面，血流染趾涂地，凶妇和儿子再撕碎她全身的衣服，打青她的胸背，又拿了斧头来斫她。”[2]丁玲是不愿与她定下亲事的三舅的儿子结婚，在当地报纸《民国日报》发表痛骂自己三舅的文章后，瞒着母亲逃离家乡。谢冰莹历经三次失败的婚前逃跑，仍未放弃，最终在婚后成功出走，登报申明离婚。当她逃奔中极度绝望的时候，就鼓励自己：“一个青年，尤其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女性，她不断要和万恶的封建势力奋斗，而且要和妨碍自己事业、容易消磨勇气的爱情奋斗！”[3]
三位女作家在现实中的“逃离”之路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她们逃亡又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就是五四新思潮传至湖南后，对她们产生的巨大影响：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一年，丁玲才十四岁，在桃源女师预科读书，“学校里卷入这一运动，我也投入了这场斗争，在同一天，我们同学就有五六十人剪了发辫，我也剪了。”[4]在这股文化浪潮的冲击下，丁玲开始了她的反叛之路。白薇的逃离虽然在五四运动前夕，然而她自己也毫不犹豫地指出新文化传播给她带来的精神资源，“在第三女师范，我曾以领袖资格，纠合年轻气锐的同学，要求先生讲世界大势的新文章，读白话文，至掀起学校新旧冲突的风波。[5]1918年，在县立高等女子小学校的谢冰莹收到了在外地读书的二哥给她寄来了两本书，一本是新演讲集，一本是胡适的翻译短篇小说集，使她“开始对新文学发生无限的好感与崇拜。”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三位女作家的出走显然都是受益于湖南新文化运动中对女性启蒙的推崇。
二、逃离：性别书写的主题
娜拉式的出走，对于五四以来的女性，似乎指出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对娜拉的想象、言说、仿效是新女性与过去诀别的第一步。在三位女性作家的笔下频频看见娜拉式的人物原型，对于这三位“打出幽灵塔”的新女性而言，逃离或出走的经历不单是个体性的，也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的集体宿命。
在《梅姑娘》中，谢冰莹描述了一个不幸的新娘，被父亲嫁给有钱人家一个患了软骨症的“怪物”软子，“她来到谢家之后，曾自杀过三次……但都被别人见到而得救了。这次啊，第四次，这最后的一次，终于死了。”在《女兵自传》中，谢冰莹详细记述自己的逃离体验，从“第一次逃奔”写到“第四次逃奔”。白薇《炸弹与征鸟》中的玥，从虐待她的夫家逃出，投水自杀未遂之后，决心逃离家乡，白薇详细描述逃跑时的心态：“她选着旁边幽寂的小路，这幽寂的坟山累累的小路，像有鬼神的诉哭。然她拖着伤痕的肢体在奔驰，这是她脱离压迫的最后的超度！我永不回首那冤家了，永不回首那冤家！她边想边像流星飞驰地飞过……”[6]丁玲《梦珂》写一个女性如何从乡村进入城市，无论是从学校逃离，进入大都市上海的经历，还是她想当影星来谋取自立的幻想，都能看见丁玲自己的影子。这是一个女性不断逃离，又不断为环境所逼迫沉沦的主题，在小说的结尾，梦珂去考演员，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导演一声“跑”的大喊下，一直隐忍着的梦珂晕倒了。梦珂的逃离和逃离后的“无路可走”真实画出娜拉出走后的困境，也为那一代的逃离者的未来画出一个问号。
白薇《打出幽灵塔》中的“幽灵塔”取自于雷峰塔镇压白蛇精的传说，剧中指的是作为封建家长和性暴君的“父”对女性的镇压与奴役，“家”无异于一个由男性恶魔主宰的地狱。在最后的剧情高潮中，所有受压迫受凌辱的女性全体登场，作为一个整齐的阵营出现在舞台上，有受难的母亲、受欺凌的妾、受摧残的女儿、女仆，她们汇成了一个复仇的性别群体。她们的反抗不是为了推到一个暴君、一个淫荡的父亲，而是整个“幽灵塔”，那镇压白蛇的整个实体，从而创造了一个“我们的世界”[7]
在背叛父权家庭的立场上，三位女性的态度是异常坚定的，正如谢冰莹在《不自由，母宁死》这篇文章中讲到的：“尽我们的全副精神到死，即使我们眼前不能得到自由，也可以为后来的青年男女开条自由之路，使他们循着这条路走入幸福之宫去。”
三、反抗：性别书写的出路
“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并非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从‘父之家里跑了出来的这一次，而是她们从‘父的家跑出来之后，却重复与在‘父之秩序下一般无二的角色后，无数“娜拉”痛不欲生的困惑与思索的这一次。”[8]逃离之后，她们的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她是谁？她是何种角色？她的生活，她的人生将与过去有何不同？如果从“父”的枷锁中逃出，仅仅是又跳进“夫”的火坑，如鲁迅先生《伤逝》中的子君一般，那么，娜拉出走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些“冲出家门”的新女性纯真的感情接着就被改头换面的公子哥借助“个性解放”的名义加以玩弄，女性真正的自由解放无从实现。丁玲笔下的莎菲提出：“我的病没希望好了”，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性别意识的女性所提出的一个女性必须在历史创造中有立足位置的振聋发聩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莎菲”既追求爱情又离不开爱情，又如此害怕爱情挑剔爱情的深层原因。“莎菲”们的呐喊标志着以丁玲为代表的这批女作家已经而开始了真正的对自我角色的质疑。从三位女作家的创作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湖南女作家的创作已经超越了第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她们开始真正思考女性出走以后的生存问题和对自我真相的寻找。
“如果确立新的道德标准，对于妇女来说，即要从‘贤妻良母中解放出来，做一个社会上的人”[9]这是1937年4月，白薇对《大公报》女记者蒋逸宵提出妇女问题的问题的回答。白薇作品中的女性从新婚的丈夫家逃出来之后，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开始对自我的寻找，余玥想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女性的地位和听人摆布的命运，而且她发现，在男性中心色彩依然很浓厚的社会里，女性还只是“点缀这个革命舞台的花瓶”。在这样前途渺茫的困窘处境中，她没有丧失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还是以极强的信念和毅力为争取自身的独立和生存孤军奋战。少梅被强迫卖给豪绅胡荣生做姨太太，在养尊处优的环境里，她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女性的自尊和清醒。她以丈夫的移情别恋为契机，大胆地用离婚的新式办法赢得了自由，开始了自食其力服务社会的新生活，她那种对物质生活的毫不留恋、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求体现了一个知识女性决绝的反叛姿态和清醒的女性意识。碧苇是一个饱受男性和男权思想侵害的受损女性，苦难的人生经历使她体悟到，在“男性中心色彩还浓厚的万恶社会中，女性是没有真相的。”这是挣扎在旧时代车轮下的女性的怨诉与哀吟。即使这样，碧苇还是以极其乐观的态度和鲜明的反叛意识对抗屈辱的命运和社会对女性的压制，表现出了女性难得的自尊和自信。
谢冰莹的四次逃婚经历让她深切体会到现存社会秩序对女性的压制和迫害，也坚定了她改变女性劣势地位，实现真正女性解放的决心。《女兵自传》记载了一个时代女性如何冲破封建营垒，忍饥受饿、千辛万苦，积极参加社会革命，始终不降理想的风帆，冲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之中，给人以奋斗之力、前进之力，是那个时代女性解放的一面旗帜。在离开“父亲”的家庭之后，谢冰莹并没有像其他觉醒了的新女性一样，醉心于讴歌幸福爱情、自由婚姻，而是把自己改造成为一名“女兵”，从狭隘的个人圈子走向了社会人生。
丁玲笔下的女性也正如瞿秋白所形容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梦珂看不惯学校男教师对女模特的猥亵，愤然离开学校，寄居在充满腐朽堕落气息的姑妈家里。梦珂没有像张爱玲《第一炉香·沉屑香》中的葛微龙一样在奢华荒耻的生活中迷失自我。相反，她与这里的一切都格格不入，时时保持一个知识女性的清醒和尊严。认定“无拘无束的流浪，便是我所需要的生命”[9]当她明白自己只是晓淞和澹明眼中的猎物时，毅然决然离开姑妈家，并拒绝了父亲给他安排的退路——回家跟农村青年结婚，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游荡生活。虽然在那个社会里，她无法摆脱女性被物欲化的命运，但作为女性自我本体，她坚守了女性心灵的那方净土，显示了觉醒女性独立不羁的人格魅力。莎菲更进一步张扬了女性的自我尊严和叛逆意识。在男女情爱角逐中，她一反女性被窥视的被动地位，以极其主动的姿态挑选自己的意中人。在莎菲眼中，被人称道的苇弟显得萎琐苍白，风流倜傥的吉凌士是个灵魂卑劣的男子;而平日里跟她接触的男子，一个个更是俗不可耐，不屑一顾。于是，莎菲以女神的姿态，在将身旁向她求爱的男人一一征服又随意捉弄之中感到极大满足，莎菲是在对男人的不断否定之中进而否定整个男性中心社会，凸显和张扬了其女性意识中的泼辣风格。贞贞是在逃避包办婚姻，追求人格独立的过程中落入日军虎口的。在被迫成为随军妓女之后，她虽然肉体上饱受鬼子摧残，精神上又遭受来自邻里乡亲的歧视和误解，可她以异常顽强的毅力默默地忍受这一切苦痛，并拒绝了旧日恋人夏大宝怜悯似的爱情，以选择离开家乡投奔光明区延安的方式维护了一个受损女性的尊严，反叛了传统习俗和男性中心思想中束缚女性身心的贞操观。黑妮，是一个与地主有着血缘关系的农村女孩。在土改运动中，当她意识到自己的爱情即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淹没时，她没有向程仁乞求爱情，而是等待程仁去向她再次表明心迹，保持了少女的高傲和自尊。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文中，她谈到的是女性问题，且关注的对象是当时的革命政权未公开讨论的性别观念及延安“新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上的两难处境。她充满感情地写道：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进而她发出了曾饱受批评的呼吁：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在描述延安女性的处境时，丁玲格外强调“社会”而非“个人”因素，她批评包围延安女性的各种说法中的性别观念，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非议;她更批判结了婚且生了小孩的女性之间的不平等，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了家庭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更重要的是，她提出在离婚问题上不应该简单地批评女性“落后”，而应该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与农村女性相比，延安新女性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走出家庭”的问题，而是在拥有社会工作之后，迫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而承受的身体、心理压力，以及被迫“退回家庭”之后遭受的歧视。丁玲赋予女性特别的同情，对性别观念非常敏感，文中她强调的是造成女性弱势地位的“社会”因素，这些都是“娜拉”出走之后所面临的真实问题。
丁玲、白薇、谢冰莹是“五四”女性文学由众声喧哗转入沉寂后步入文坛的现代女作家。她们的文学之路受益于湖南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对女性启蒙的高度推崇;她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五四”女性闺阁文学自怨自艾的情感宣泄，也逐渐摆脱了“五四”女性文学执着关注“娜拉出走”事件本体这样的文学母题。她们的写作把女性的生存命运同社会紧紧连接在一起，真实地展现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为争取人格独立而表现出来的抗争精神。她们的性别意识已从关注女性个体意识觉醒的层面上升到了推动整体女性乃至全体国民意识觉醒的高度上来了，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湖湘女性文学的文化内涵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2c0735]。）
注释：
[1]陈书良主编：《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2]白薇：《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白薇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3]转引自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家研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2000年版，第180页。
[4]丁玲：《我的中学生活的片断》，《丁玲文集》（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1页。
[5]白薇：《我投到文学圈里的初衷》，《白薇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6]白薇：《炸弹与征鸟》，《白薇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1985年版，第55页。
[7]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8]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9]丁玲：《丁玲文集》（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