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社会实践报告

读书社会实践报告（精选12篇）

1.读书社会实践报告 篇一

一、调查对象情况概述

本报告是以“社区读书日”为主题的关于家庭成员读书情况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我所在社区中的100个人，不分群体，不分年龄的随机调查。在具体操作上，我选取了街头拦截、机关发放等比较科学的方法，以个人为单位，也能辐射出家庭成员的读书情况。以更好、更广泛的了解社区家庭成员的读书情况。

二、调查过程

这次我发放了一百份问卷在社区中，基本上代表了整个社区的读书的大体趋向。所以我这次的调查结果基本上比较客观。我设立了总共十一个问题，其中十个选择题和一个开放题，这样可以减少填答者的填答和阅读难度，实现了节省时间和回收周期的效果，开放题可以使人们畅所欲言，不受客观题的约束，可以说是对前面十个客观题的一个延伸和继续阐释。问题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是否喜欢读书，平时是否读书，受教育程度，是否做读书笔记，读书载体，读书时主要采取的方式，读书的目的，读书对人的帮助，年平均阅读量，家里藏书情况，心目中的最喜欢的一本书或作家或最欣赏的一句话。根据他们的答案，我又随机询问原因。在整个的调查过程中，大多数人都是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或回答其中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积极配合，使调查进展的顺利，效率较高。

三、体会及总结

唯有书香，秀于百卉;唯有书馨，泽被万生。坐拥书城，品居香茗，胜却经纶浮生。鸢飞戾天者，望书山而息凡心。而现在这个信息高度集中近乎爆炸的时代，我们阅读的可选性前所未有的膨胀，乱花渐欲迷人眼，但随之伴生的问题是，我们并不具有一个完备的出版体系和规范的图书市场，而市面上的图书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是我们在选择上有很大的迷惑性，杂草与芳卉共生，泥沙与珠玉共一色。汉人刘向云：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们需要的是良药，虽然有时候可能使我们难以下咽，而不是贪图一时的.阅读快感而损坏自己的身心健康。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夫子的这句话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也是我做这份调查问卷的宗旨，我们的力量很弱小，但我们拥有激浊扬清的勇气。

(一)调查结果

1.喜欢读书吗：喜欢92%，不喜欢8%

2.平时读书吗：读66%，不读34%

3.受教育程度：大学35%，高中45%，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20%。

4.做读书笔记的人：36%。

5.读书载体：网上阅览25%，传统纸质书籍75%。

6.读书时主要采取的方式：快速阅读37%，批注阅读34%，仔细读但不做批注29%。

7.读书的目的：兴趣28%，提高修养20%，休闲娱乐40%，其他12%。

8.读书对人的帮助：非常大70%，一般25%,不大5%。

9.年平均阅读量：10本以下36%，10~20本47%，20本以上17%。

10.家里藏书在200本以上的有25%，在100本至200本的有60%，50本以下的有15%，

11.写出心目中的最喜欢的一本书或作家或最欣赏的一句话：各执己见，从答案中看出每个人的个人修养。

(二)调查中顺延出的问题

从调查结果上看，大多数人都喜欢读书，但平时读书的人只占了半数多一点。谈到原因，一部分人是因为忙碌，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迷茫，不知道该读什么书。对于此调查结果，可能我们都不会吃惊，因为我们的心态就已经不经意间成了这样一种矛盾，人人都说好但人人都不去做。读书这一永恒的学习主题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逐渐降低，精神的调料已经让步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生活的佐料。从《财务人在读什么书》中也可见一斑，阅读人在减少，阅读量在降低，阅读面在缩小，为什么?因为忙，忙于生计!

受教育程度在关于对读书态度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学历高得人，读的书相对于学历低得人可能就多一些，或多很多;收藏的书也会多一些;他们对感兴趣的书籍会做读书笔记，写下自己的感想。学历高得人对读书都比较主动，为增长知识或提高修养而读书。

职业不同，业余时间就有多有少，读书的时间有长有短。在办公室闲坐的人，读书的时间就会比较多，闲暇之余，读书会调节人的情绪。读书也会感染身边的人，我们读书，可能是被书中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也可能是被其主人公的性格所折服，也可能是看到闻所未闻的事物产生的好奇，也可能是我们对某些事物的看法与作者产生共鸣而在生意场上的商人，他们总会与他们的利益作为伙伴，同时间竞争，读书的时间少之又少，他们的经验或许不在书中，而在平时的生活中，阅历让他们头脑清醒，书在他们看来或许只是白纸黑字，纸上谈兵。 年龄不同，对书的取向和爱好就不同，每个年龄段都有他需要摄入的养分，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每一个群体的生活目标不同，心理需要不同，社会意识不同，对生活的观点不同，对书的意识，书的必要性理解也不同。各有所好。

网络日益发达，无处不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订阅网上报纸，在网上看新闻，在网上看书，一台电脑能查阅资料，又休闲娱乐，何乐而不为呢?搜集资料如果用书作为参考，需要几本、几十本，浪费时间又消耗精力，网络这个现代传媒非常重要。用眼睛看书和网络阅读，最大的不同就是静心。手捧一本书，你可以静静地读，遇到有回味的内容，可以回过头来反复品味。古语说：“养心莫如静心，静心莫如读书。”而在网络中读书多少有些浮躁，不停的滑动着鼠标，网络里的内容却如浩瀚海洋，不仅多而且一波紧跟一波。因为他的前面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很难让人再回头。我倡导在使用网络的同时，也要静心去品味书中的故事。

(三)读书倡议

“读一书，增一智。”“不吃饭则饥，不读书则愚。”“蜂采百花酿甜蜜，人读群书明真理。”“用宝珠打扮自己，不如用知识充实自己。”关于读书的名言很多。人的一生都离不开读书学习的，读书对人生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作用。读书学习，不仅为你事业成功带来希望，而且也是自己心灵永久的归宿。现代竞争的社会，人们越来越失去自我而成为空心人。许多人体验到失去自那种冰凉彻骨的虚无感，天地一沙鸥，飘飘何所是?带着这种迷茫和困惑，不断的阅读，从书籍中体会人生的智慧和乐趣。林语堂对于读书读诠释是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善于读书的人，久居香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而香却浸在骨子里了。让我们广泛的阅读好书吧!她可以使你摆脱愚昧，变的豁达;她可以启蒙你的心智，完善你的人格;她可以更新自己，超越自我。她是你事业成功的奠基石，是你消遣娱乐的精神家园，是你拓展视野广增知识获得人生共鸣和启迪的最佳途径。即使，我们不想做一名人，那为了心灵的丰润，生活的充实，精神的愉悦，工作的称职，也要读读使我们获得快乐的书籍吧!

2.读书社会实践报告 篇二

一、人类的政治方式

摩尔根认为, 人类的经验只产生两种政治方式。第一种, 也就是最古老的一种, 称为社会组织, 其基础为氏族、胞族和部落。第二种, 也就是最晚近的一种, 称为政治组织, 其基础为地域和财产。这两种方式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一个属于古代社会, 一个属于近代社会。摩尔根通过对易洛魁人、希腊人、罗马人的氏族、胞族、部落、联盟、民族的实证与文献分析, 来论证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及政治制度的建立过程。

氏族是具有共同的氏族名称的血亲团体;胞族是有亲属关系的几个氏族为了某种目的而结合的一种更高一级的集团;部落是若干氏族结成的集团, 通常分组为一些胞族, 全体部落成员操同一种方言;部落联盟的成员各自操同一语系的不同方言。“一个氏族的成员人数增多而分化为两个氏族, 这两个氏族再进一步分化, 到了某个时候就会重新组合成两个或更多的胞族。这些胞族组成一个部落, 其成员操同一种方言。历时既久, 这个部落又因分裂作用而变成几个部落, 而他们又重新组合为一个联盟。像这样的一个联盟就是由两个氏族通过部落和胞族形式而发展来的。”

从氏族到部落联盟, 看来有这样一个过程。有一个中心地区因为生活资料的充裕而造成人口过多, 于是出现人口外流的现象, 年复一年, 便在距离本部较远的地方出现一群居民。久而久之, 外移者的利害关系与本部落产生区别, 在感情上也成了异乡之客, 最后在语言上也发生了异化。即便他们的居域与原地毗邻, 也会因此而分离独立, 一个新部落就这样形成了。分离不是一场冲突, 也不是一场感觉到的灾难, 而是在一片辽阔的地域内自然扩散所造成的分割, 继之以彻底的离异。“如果让我们用强调语气来描绘的话, 那么可以说, 每一批移民都具有军事殖民的性质, 其目的在于找寻和占有一块新地域;他们在起初是想尽量保持与母部落的关系。他们就以这种联系不断的迁移运动来力求扩大他们的共同领土, 然后又力求抵抗异族入侵他们的疆域。”部落和方言的增多, 成为土著间不断发生战争的根源, 而这却是部落联盟的必要条件。

二、家族观念的发展

在第三编中讲摩尔根讲到家族观念的发展。这部分是摩尔根最有意义和最富创造性的研究。他以亲属制度来阐述已经消灭了的古代家族及婚姻制度, 为人类的婚姻制度的完善及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认为家族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环节。摩尔根列出了五种顺序相承的家族形态, 也是家族发展的五个阶段:血婚制家族;伙婚制家族;偶婚制家族;父权制家族;专偶制家族。血婚制家族是由嫡亲和旁系的兄弟姊妹集体相互婚配而建立的, 由此产生的是马来亚式亲属制度。伙婚制家族是由若干嫡亲的和旁系的姐妹集体地同彼此的丈夫婚配而建立的;同伙的丈夫们彼此不一定是亲属。它也可以由若干嫡亲的和毫无关系的兄弟集体地同彼此的妻子婚配而建立;这些妻子们彼此不一定是亲属。由此产生的是土兰尼亚式和加诺万尼亚式亲属制。偶婚制家族是由一对配偶结婚而建立的, 但不专限与固定的配偶同居。婚姻关系只有在双方愿意的期间才维持有效。这种家族没有产生出亲属制度。父权制家族是由一个男子与若干妻子结婚而建立的, 通常由此产生将妻子幽禁于闺房的风俗。这种家族也没有产生亲属制度。专偶制家族是一对配偶结婚而建立的, 专限与固定的配偶同居。它产生的是雅利安式、闪族式和乌拉尔式亲属制度。

摩尔根之所以能够区分各种不同类型的家族, 按照他的说法主要参考的根据是亲属制度。通过对亲属制度的分析, 可以得出家族婚姻制度分类的结论。另外, 各种家族之间相互处于一种逻辑的序列之中, 总合起来贯穿了蒙昧社会到文明社会的各个文化阶段。也就是说文明社会阶段的家族就应该是专偶制的婚姻关系, 它不能倒退到伙婚制或父权制婚姻状态。摩尔根推断出血婚制家族属于蒙昧社会, 偶婚制属于野蛮社会, 专偶制属于现代社会。

三、财产观念的发展

在第四编中摩尔根讲到财产观念的发展。摩尔根认为, 财产观念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财产是积累起来的生活资料, 对财产占有欲的热情, 在野蛮时代就存在, 后来变成为支配着文明种族的心灵的强烈热望。财产的发展, 与发明和发现的增加, 与都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几个文化阶段的社会制度的进步, 有着密切的联系。每一个阶段财产发展状况及继承都是不同的。财产和职位是产生贵族的基础。“多少世纪过去了, 但是除了美国之外并未能消除特权阶级, 特权阶级之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

当然, 摩尔根在第一篇中所涉及的是一种总论性的内容和人类发现与发明的内容。不过, 我们在这里限于篇幅并不将其最为本文的主要探讨对象。但是这无疑又是重要的, 因为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按照普遍的古典进化论思想的看法) 总伴随着一种技术上的突破性进展, 而我们那些古典进化论者们都是以这些社会的技术发展水平对社会进化的阶段进行划分的。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摩尔根就是以一些技术上的成就来区别人类的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摩尔根无论是从人类的政治组织方式, 还是从人类的家族观念抑或是从财产继承史方面的探讨。事实上他所要给我们展示的正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的不断变迁的过程, 而这种变化的原因, 尤其是变化的路劲相同的原因, 则被摩尔根认为是一种人类心智的一致性的结果 (其伴随的论证基础则在于人类的一元起源论) , 我们将在下文提及到这个论点, 并发表自己的反思。

经过上述的这些主题的探讨, 摩尔根想要论证的结论便是:人类社会普遍遵行一种途径在向前发展, 可以将人类社会的发展相应的分为大致的三个阶段: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而前两个阶段则又可以分别分为低级、中级以及高级阶段, 这样,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被划分为七种形态。关于各种形态的特征和表现方式, 摩尔根在著作的第一章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这里将不再赘述。

四、反思

对于摩尔根的著作及其思想, 再后来人的赞扬和批判中几度沉浮。我们知道他的著作赢得了马克思的高度赞赏, 后者对其著作做了大量的批注和笔记。而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批注及笔记写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但是, 在人类学的后期发展中, 对摩尔根 (或者是对其代表的古典进化论) 的批判也是十分激烈的。然而他并没有被彻底遗忘, 新进化论人们对他做出了中肯的评价, 尽管并不十分赞同他的观点及方法, 但是也承认了摩尔根对人类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贡献。

作为笔者自身, 想要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不同看法:

首先, 我们看到摩尔根在对其论点进行论证时, 使用了大量的材料来作为支撑, 而且, 他尽量告之读者这些材料的来源以及提供材料者的背景以使读者更加确信材料的真实性。这一点是十分值得赞赏的, 至少比起英国早期人类学的发展状况而言。而且, 摩尔根自己对北美印第安人进行了实际调查和体验, 这也是十分难得的, 在他的那个时代。但是, 当他将不同地区的材料进行比较时, 我们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这些材料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可比度。因为作为文化的许多习俗, 它都与产生这文化的习俗的人们的生活背景具有重要的联系。换句话说, 文化的整体性被忽略, 他为了便于比较而开始对这些文化进行拆解, 那么这种拆解是否合理呢?

其次, 我们看到, 在摩尔根的著作的第一部分, 他大量的阐述了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进步。然而, 他似乎并未将社会的进化归结为一种可验证的技术手段, 而是, 正如他多次提到的, 乃是由于人类普遍的心理一致性。笔者更加赞同那种客观的事实的是由于人类普遍的心理一致性。笔者更加赞同那种客观的事实的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将社会变迁的原因归因于人类的心理作用, 看来有失妥当。我更加确信, 在摩尔根所比较的要素之外, 这些不同的社会还有诸多的不同特点, 这些将如何解释?而笔者的另一个看法是, 人类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 但是很多情况下是受到文化背景的强烈影响的。我们总不能陷入弗洛伊德的解释吧?这种难以验证的解释方法如何是我们确信它所得出的所谓“事实”呢?

最后, 有一个细节性的问题, 就是摩尔根根本反对一种家族在社会中基础地位, 不但在氏族社会是不可能的, 而且在近代文明社会也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与我们对传统中国的看法不尽一致,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 家族正是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单位而存在的。而到今天, 即便公认的是家庭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家族势力依然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一种重要力量。

摘要：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建立在其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长期研究基础上。书中他对人类的政治观念、家族观念以及财产观念进行了一次整体的人类史的表述, 本质上, 他揭示了一种社会的组织方式的进化史。

关键词：摩尔根,古代社会,社会组织,政治方式

参考文献

3.读书社会实践报告 篇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

刘建武的《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依据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等重大问题。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来和依据

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历史经验、苏联模式衰败和世界社会主义多样化演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也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进程。走自己的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与弄清本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只有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才能真正弄清楚为什么要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會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列宁说过：“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国际形势的相对和平，给每个国家和民族集中精力进行建设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条件。发展已成为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抓住机遇，寻求发展，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看法，后来人们把他们的观点简要地概括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无商品、货币和无市场。“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以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勇气，提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能够结合的，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有物，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彻底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就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遵循什么样的规律，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无法预料的，只有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力争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的和平。这是邓小平总结经验，给我们指出的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

中国特殊的两制关系，不仅仅指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更多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走出了新的道路，开创了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三、收获和启发

过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一条适合中国独有国情而与众不同，有着明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然而，我们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又“特”在哪里呢？对于这些问题，只是从教科书上的知识有模糊的了解。通过对《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研究》一书的阅读，重新认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深入了解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这一理论。未来是无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仍需要我们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页

通讯作者：

4.《社会实在问题》读书报告 篇四

——读《社会实在问题》

吴俊蓉（2014级114030505001）

《社会实在问题》是阿尔弗雷德·许茨许茨到美国后写的第一部学术论文集，但生前并未来出版。该书通过人的“常识世界”的视角来观察整体世界，探索和概括它的基本特色，并且勾勒出它的多方面联系，以建立关于世俗实在的哲学——有关自然态度的现象学。全书包括三个部分：社会科学方法论；现象学与社会科学；符号，实在和社会。理解常识生活的最高实在是理解许茨的著作的线索，也是反观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一种新的视角。

许茨认为，“常识世界”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存在着，它具有自己的历史，并且是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呈现给我们的。它是我们进行各种行动的场所，是我们对行动作出反应的场所：我们不仅在这个世界中活动，而且也影响这个世界。常识世界的认识是通过自然态度获得的，自然态度就是类型化看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活动、并且解释这个世界。个体的“生平情景”、“现有知识储备”、“社会基质的坐标”构成了其认识世界的基础，个体与个体的“主体间性”、“行动”和“设计与角色”构成了交互式的“常识世界”，并使其自身得以解释。

许茨对“常识世界”的哲学阐释以社会现象学为其基本构架，结合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一些基本方式，打开了有别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方式的另一扇窗。再结合现象学其他流派所关注的有关意向性的理论和“在场”与“缺席”、“充实”与“空虚”、“居间”等等范畴，我们就会发现，现象学其也给人展示了一个完整的理念世界，这个理念世界同样异彩纷呈，并充满了人文关怀。现象学所构筑的这个世界，在谈论整体的时候，也让心灵想到自我；它不仅反对现代科学的自我遗忘，也反对后现代的自我否定；它帮助我们思考最初与最终的议题，而且有助于认识我们自己。

由此反观我们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传输方式的知识化和科学化与所处地位的边缘化的现状，这其间当然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的直接相关性，但地位的边缘化又何尝不是传输方式的知识化和科学化所导致的呢！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其路径恰恰就在于其对主体生活世界的认识与介入。这也即是现象学的“常识世界”能为我所用的缘由所在。

5.社会语言学读书报告 篇五

《社会语言学》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它研究社会的各个层面对语言运用的影响，包含文化准则、社会规范或情境。重点研究语言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从中也发现科研成果向社会应用转化的途径，为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贡献。

该课程将讲授相关理论，并以详细的案例示范来表明有关理论或实际问题是怎样通过使用适当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的。介绍社会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了解社会科学的特性，明确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及相关的实践教学。

语言认同要求了解语言对社会结构、家庭制度的反映表现及语言认同的价值。语言的认同性与文化心理英文的Identity这个词通常有两个含义: 1)指人的身份;2)一致。这两种意思都是相对静态的、名词性的概念, 是指人通过一定方式获得的生理、社会、心理特征;如果考虑人类获得这一特征的过程,“Identity”这个词其实还有相对动态的动词性的含义,即认同。名词性的身份或一致与动词性的认同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前者强调选择的结果, 后者强调选择的过程, 两者相辅相承,缺一不可。

本文所说的语言认同实际上同时包含着动态与静态两个方面。但本文论述的重点在其动态方面, 故称之为语言认同。如果把语言认同看成是受各种各样因素制约的人为选择,那么, 这种选择应该包括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两个方面。而且, 它的认同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必须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完成。语言认同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趋同现象, 它与文化心理的认同程度成正向关系。语言身份的相似度越高, 文化心理的认同度也就愈高。当语言成为重现或追溯民族文化最直接的方式时, 它就不再单单是一种交际的工具, 而变成了文化的象征, 具有了文化身份, 使用一种语言, 就是选择了一种文化, 并以这种文化身份存在。这种共同的语言身份特征,将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链接在一起, 使他们即使处在异地他乡也能得到社会的归属感和心理的慰藉。语言认同的语境可以分为两大类: 社团语言环境和个人交际环境。社团语言环境, 是指由特定目的及言语特色形成的社会群体环境, 包括处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某个民族语言环境, 和同一语言内部地域方言和行业语言环境。从共性的社会语言交流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身份。社团语言注重该群体的共性身份, 其成员通常会主动地接受这种语言身份,从而与其他成员一起形成文化、心理的共鸣, 确立其文化地位。

个人交际环境指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共同语交流的环境, 个人交际注重语言的殊性身份, 从而受到交际话题、言语基调(包括语气、情态、称呼)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语言认同放在这两种语言交际环境中加以考察。

一、社团语境下的语言认同

我们这里讨论的社团语境(speech community)是指人类语言交际中的一个具体的交际系统, 即同一语言系统内的语言社团、方言社团和行业社团。(一)同一语言系统内的语言认同

长期在外工作、学习、或生活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经历, 当他或她在工作、生活中突然间听到熟悉的家乡口音时, 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欣喜, 一种亲切的感受油然而生, 这就是一种语言心理的认同。这种心理认同因语境不同而有程度差异: 如果生家乡的地方, 相邻言语社团的话音同样能引起共鸣。

一个西安人长期生活在说广州话的环境中, 即使遇到河南人、甘肃人、新疆人都可能相互称呼老乡, 同样, 一个福州人如果长期生活在沈阳而又没有满足他或她说母语的愿望, 即便是偶然碰到广州人、厦门人也会感到亲切的。当然, 如果能有与相同言语社团的人一起叙旧的机会, 那他就不会首选与相邻语言社团的人交谈。中国各个高校差不多都有同乡会, 同乡会有以省级为单位的, 如山东同乡会、河北同乡会、山西同乡会等等;有以县市级为单位的, 如烟台同乡会、聊城同乡会、临沂同乡会、曲阜同乡会等等。以什么为单位, 不仅取决于会员的数量, 而且取决于是否持同样的社团话语。相同言语社团的人总是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如果我们把同一个省区或大的行政区(在中国, 行政区的划分, 尤其是大行政区的划分, 往往与话语社团的语言密不可分)的人称作大同乡,把小的行政区的人叫做小同乡,那么可以看出: 在交际过程中, 就交际者的心理期待值而言, 说相同话语的小同乡的语言认同度比说相邻话语 大同乡的语言认同度要高。也就是说一种语言内部的身份认同是有层级性的, 语言身份与言语社团的大小成反向关系:同一语言内部言语社团越小,交际时人的文化心理认同感越强。20世纪60年代, 甘伯兹(Gumperz 1966)曾在挪威的一个小镇作过一项调查研究。发现那里的居民使用两种方言: Ranamal 和Bokmal。前者是地方话, 后者是挪威北部的标准语。对外地人来说,单从语言形式上很难区分这两种方言,但是当地人却很容易区分。

通过研究和观察,甘伯兹认为当地人能区分这两种方言, 与这个小镇的社会结构层次有关。这个小镇存在三种不同的交际网: 当地出生的工人以亲属关系的网络连接在一起;从城市移民来的企业主的关系网络遍及挪威;中间层次的商人, 处于这两个网络之间。甘伯兹将这些关系网络分为封闭网络和开放的网络两种类型。他认为那里的工人处于封闭网络中, 后两处于开放的网络中。封闭网络与本地话相联系, 说本地话含有明显的社会意义,强调本地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体现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语言身份阻隔;开放网络则与标准语有联系,强调地域文化的共同性, 体现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语言身份认同。在这个开放的网络中, 其语言交际的社区范围大, 参与的人数相对较多, 而且复杂,这时认同度的形成只能靠共同语(标准语), 认同程度相对也低;在这个开放的网络中也存在很多个封闭的网络, 这些封闭的网络言语交际社区范围小, 人群集中、单一, 当处于开放的网络之中时, 他们很容易辨认出自己社团的语言风格, 并积极融合进去, 这时语言身份的认同度就高。上两个例子都是关于方言社团中的语言身份认同, 如果我们进入到这个方言体系, 或者说一种使用共同语的社团中时, 就会发现不同的行业社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身份的认同问题, 即行业社团中的语言身份认同。我们都知道文学作品创作中, 现实主义流派大多提倡作家深入农村、工厂、基层体验生活, 为的是写出地道的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 于是出现了许多描写各行各业人群实际生活面貌的文学作品,如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 以孙犁为代表的 白洋淀派, 以刘呐欧为代表的新感觉派 等等。不但文学作品如此,学术研究也一样,如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学者,为了深入研究某个行业的生活状况, 往往装扮成他们的样子, 学着说他们的话, 以便取得他们的信任。这种情况都说明, 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行业之间存在着特定的为这个行业所认同的语言。行业语言是各个行业的阶层的共同话题, 这种语言的认同是社会行业分工、各种行会赖以生存的基石。从甘伯兹和拉波夫开始,人们就意识到这是一种语言社团的社会心理趋同现象。由此可见,在同一种语言内部, 言语社团的大小,会直接影响交际时语言身份认同度的高低。言语社团规模越小)言语表现形式的相似度和地域的集中程度越高, 该言语社团的语言身份认同度也就越高。(二)语言身份的主动认同和被动认同 语言身份不仅有保持共同文化纯洁性,凝结族群的功能,也有瓦解、阻隔和抵御异文化, 保持该群体文化心理高度认同的作用。这时语言身份的认同就有了主动被动之分,即主动的选择认同一种语言身份和被动的接受一种语言身份。在二语习得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外国人腔(foreigner talk),指说本族语的人为了让学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听懂自己的说话,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语言,以适应对方的需要。他们会放慢自己的语速清楚的发音,简化用词和语法结构在这里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语言以适应对方的需要, 其实是想从交际对方那里得到某种语言上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语言身份认同。但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 这种外国人腔的使用和说话人交际的目标有关, 如果说本族语的人希望对方听懂他说的话, 或者说得到对方的心理认同, 那么这就是一种语言身份的主动认同, 说本族语的人会积极模仿并运用第二种语言;如果说本族语的人交际的目标是要强调自己与对方的不同,是一种文化语言的代表,那么它就会尽量不用外国人腔,而保留自己原来语言的原貌,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语言的身份认同就是被动的,而且本族语会对这种语言产生抵制作用。实际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强势文化的语言和文字经常充当文化侵略急先锋, 而弱小文化则常常以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做为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有力武器。比如中国历史上北魏时期鲜卑族统治北方时期, 在其统治区内有民族气节的汉族士大夫则禁止儿女学习鲜卑语, 坚持让子女学习正宗的汉语和文字, 自觉运用民族语言文字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如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 内容讲述的是一个中学法语老师的最后一堂法语课。课文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讲述了一个对法国语文不感兴趣的小女孩,在她得知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听本民族的语文课时,而此后则不得不使用德文授课时的心灵感受。当老师讲完课文时, 教室里鸦雀无声, 师生们长时间沉浸在对自己民族语文的感情里不能自已。这实际上是语言身份认同或自觉运用语言身份认同抵制另一种语言身份的范例。主动认同和被动认同是言语交际中共生共存的两个方面, 受交际目的的影响而此消彼长。当交际双方处于平等的交际平面, 以最优交际为目的时,本族语言身份的主动认同起主要作用,如:外国人腔的出现;当交际双方处于不平等的交际平面,以文化渗透为目的时,本族语言的被动认同起主要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抵制对方文化侵入的目的,如:日本在华日语政策受阻的情况。

二、个人交际语境中的语言认同

个人交际语境是指发生在同一语言社团内的对话环境。这种环境里的语言身份受到双方交际话题和话语基调的影响,从而对交际双方的文化心理认同产生影响。

(一)交际话题对语言身份认同的影响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几个人总是喜欢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他们不见则罢, 只要见面总是谈个尽兴, 不欢不散, 常常相互引为知己。对这一现象, 人们一般解释为意气相投, 这固然也不错。但我们以为, 这其实是一种语言身份的文化心理认同现象。这些只要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的人,如果将他们置于一种不能使用话语交流的情境中,他们不见得能够相互欣赏也许就不再是知己朋友了。喜欢高谈阔论并在其中享受乐趣的人,他们之所以互相欣赏,那是因为他们彼此欣赏并高度认可对方的话语主题,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有共同的话题。正是由于共同的话题使他们聚集在一起, 逐渐形成了同一语言内部的殊性语言群体,并且拥有自己的话语风格。文人雅士喜好典雅,引经据典,老百姓说话喜好直白,喜欢直来直去。文人雅士也好, 老百姓也好, 他们之所以彼此有话可聊, 是因为共同的话题确定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身份, 而这种身份使他们在心理有了归属感。我们有时会经历这样一些事情: 在一片嘈杂的语境中,当有人提到你的名字, 或者你熟悉的字词时, 你的注意力会立刻被它吸引, 进而仔细地聆听别人的谈话。在这一语境里, 这个名字, 或者那个熟悉的声音, 就成了一种话题, 吸引你让你在嘈杂的环境中尽快地确立你自己语言的身份, 试图找到与你相关的语言群体,并很快地加入到对话之中。可以看出,交际话题在语言身份的确立过程中相当重要,交际话题的交集越多,语言身份的认同度越高;反之,认同度就越低。

(二)话语基调对语言身份认同的影响

话语基调是功能语言学中的一个概念, 它是指在话语分析中, 对交际双方语气、情感和称呼等的研究。话语基调是语言身份的一个显性因子, 它与话题共同决定一个人在普通交际过程中的语言身份。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两个熟人因为种种原因很长时间没有互相联系了, 突然有一天, 其中的一个给对方打电话。打电话的人只说了一个字或者一句话, 对方立刻就知道打电话的这个人是谁。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通电话的双方并没有见面, 他们的交流只能使用话语, 因此不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干扰。这种原因只能归结于对方的话语基调使其语言身份显现, 从而使受者能从心理上立刻认同这种对方的话语。虽然这两个人最近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但他们在此前已经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 使得他们对对方使用的殊性语言尤其是说话的语音语调相当熟悉, 彼此认同。话语基调的丰富程度, 直接决定着语言身份认同程度的高低。例如: 在舞台表演中, 这种对话语基调的把握, 能更好地表达情感, 激起观众的语言认同感。角色的台词, 是揭示人物个性特征的重要手段,也是展现人物内心世界, 传达人物思想情感,体现人物行为意志, 反映人物的出身、地位、性别、年龄、性格以及习惯等等特征的工具。话语基调的合理把握和运用在语言上更快地激发起观众心理认同,保证剧情的顺利进行。周翰文曾在关于台词处理的几个问题中指出:“确定人物语言的基调, 要符合人物的个性, 因此要分析、了解人物所具有的个性特征。但不是单纯理性的去分析, 作为演员更重要的还必须在自己的想象中-听.到人物的声音、言谈笑语,-看.到人物的形象、举止姿态。要用心去感受, 使人物形象活跃起来, 逐渐使自己产生于人物相融合的情感, 这时才能够说出符合或接近特定人物思想情感的台词。”如何更好地将台词表达出来, 其实就是如何更好地确定人物语言身份, 利用话语基调激起演员与观众之间文化心理认同感的一个过程。音色明亮, 语言速度节奏明快, 底气十足,这些都是青年人的语言身份属性, 观众自然认可。气顺畅,精神爽;气音粗,人恼怒;呼长气,心哀伤;气抖颤, 神慌乱;气轻托, 深思索, 其中气是话语基调中的一个影响因子, 而其表现出来的情感,则反映了语言的身份, 是现实生活交际中对语言表达的一种认同。

三、语言认同与文化心理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语言认同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人的语言的身份一旦确立, 其社会角色也就随之而确定。精神分析学家曾经创造性地把“identity”变成一个心理问题(在心理学里被很好地译成自我认同), 这种关于自我认同的理论相信每个人都有对身份的自觉意识、对人格统一性的追求以及对某种人生或社会理想的趋同。这种趋同心理反映在语言上就是对语言身份的认同, 这种认同的不断加强也就是一个民族文化不断强大的过程。在与另一种文化接触的过程中, 本族语的身份在与其它语言或方言的区别中不断被加强, 通过这些差异建构自己的身份特征, 而这些特征就构成了该语言的文化背景。语言的身份成了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载体, 一种外在的体现。人们在使用这种语言时所体现出来的心理行为风貌, 建构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而语言身份的认同其本质上是一种对本族文化或社会历史的趋同心理, 因此语言身份的认同是构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手段。然而, 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反过来又会影响该民族对于本族语言身份的认同程度。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开放与封闭的一面)既接受来自异文化影响, 又极力地维护自己文化的独特性, 这种文化心理通过各种外部的方式得以实现, 如: 政治的干预, 经济的交流, 媒体的宣传等等。当这些外部因素足够强大时, 对本民族语言身份的认同程度也会相应地提高。如: 普通话的推广会使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有一种民族归属感, 而普通话的推广本身是一种政府行为;再如, 广东话(粤语)和东北话, 前者通过强劲的经济交流不仅在中国, 而且在世界上获得了一种方言身份的认同, 而后者则通过媒介的传播, 不断在中国扩大自己的语言身份的影响。可见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不是单一因素激发的过程, 而是多种因子共同作用, 共同努力的结果, 并且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 语言身份的认同就是民族文化心理形成的一个影响因子;反过来, 民族文化心理也会影响到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也包括语言身份的心理认同。

一般来说, 人们用文化概念来代表由于各种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作为一个整体, 文化是有结构的, 或者说是分层次的。所以在大文化背景下就必然会存在小的文化社团。作为一个言语社团, 人们通过共同的交际工具))语言联系到一起, 彼此交流, 彼此认同, 从而形成一个小的文化圈, 并拥有自己独特社团文化身份, 并反映到语言上。通过对社团语境下语言身份的认同问题的分析, 我们发现语言社团的文化相似度越高, 社团内部语言身份的认同度就越高。

在个人交际的语言环境中, 个人不再单单是一个自然的相对存在, 而是一个活动的、开放的文化载体, 交际一方的一举一动都反映了其文化背景, 而当通过语言的形式将这种文化信息传达给对方, 等待对方识别的时候, 个人交际的话题以及使用的话语基调就成了识别语言身份的标识。交际对方对该语言身份的识别, 也就是对交际方身份的认同, 会随着交际话题的增多而提高, 随着话语基调的丰富程度而加强。由此可见, 语言身份的认同不仅是一个心理问题, 也是一个文化问题, 同时也是文化心理形成的动力之一。

6.读书社会实践报告 篇六

热能工程 ZZK(0X0XXX5X6)研究生期间我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课程，并在此期间读了于庆峰著、于今年3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后。有了以下感想：

读过该书后，首先跟随者著者对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体系提出几个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处于什么地位，有什么重要意义等问题，使得自己在读书学习过程中更有目标性和目的性。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正是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并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理论成就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完成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转变，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在此之前，尽管空想社会主义都的思想体系中有不少合理因素，但从整体上看，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具有根本缺陷，是不成熟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思想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思想置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基石之上，使其由依靠纯属更改原思辨和首先说教转变为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分析；它使社会主义对问题的认识从现象上升到了本质，由对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现象的批判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揭露，由对未来社会的简单描述变为对其历史必然性和基本原则的深刻揭示；它使社会主义不再停留在书本上，而是真正找到了实现它的现实道路和物质力量。

科学社会主义成功地回答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与历史发展规律的关系，不仅指明了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且阐述了未来新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一般特征。科学社会主义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途径，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必将经历三个阶段，即革命转变或过渡时期、工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工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与此相对应，他们大致勾勒了各个阶段不同的时代特征和主要特点，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不 历史时期的斗争策略。科学社会主义指出，未来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不存在阶级和国家，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汲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和世界发展新趋势进行科学分析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认真总结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成果。科学判断和始终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实践依据；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不竭源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其科学涵义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而是走自己的路，具有中国特色。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联系中国实际所共同努力总结出来的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发展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理论体系。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好诠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清醒的认识和科学的回答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三大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紧密围绕探索和回答这三大基本问题展开，从实践到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造，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汇集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心血和智慧，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应该加倍珍惜这个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充分运用和发挥这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的作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当代中国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旗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思想保证。

7.“读书报告”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篇七

2.身体力行, 教师要积极引领。在读书报告活动中, 教师要积极参与其中, 不仅要和学生一起阅读, 而且要读得更深更透, 要时刻准备面对学生的“质问”。另外, 教师可以在学生阅读之初或阅读之后, 做相应的讲座。读书前, 进行阅读方法、读书笔记的写作要求、评论的写作技巧、读书报告的写作内容等方法的指导;在学生阅读后, 可分作家、分时代、分国家, 或对某本书的人物、技巧等方面开设专题讲座。

3.细细咀嚼, 不可粗枝大叶。朱光潜在《谈美》结束的时候送青年朋友一句话:“慢慢走, 欣赏啊!”人生是这样, 读书更是这样。要写出好的读书报告, 细读文本是基础。有的学生匆匆看一遍文本, 就为了完成任务埋头写读书报告, 这样的读书报告十有八九写不好, 要么浅尝辄止, 要么以偏概全, 甚至出现错误的观点。要知道好的读书报告的来源是正确深入的文本解读, 这就要求我们放慢脚步, 学会欣赏。

4.读书报告会, 反思中提升。举办读书报告会对激发学生求知欲、表现欲和锻炼学生语言交流能力有着很大的作用。每有读书报告, 教师一定要组织形式多样的读书报告交流会, 让学生在探讨、交流中, 甚至争辩中, 自找差距, 交流感受, 碰擦火花, 使优秀者更自豪, 后进者更自勉。这正如萧伯纳所说“你有一种思想, 我有一种思想, 交流之后, 我们就各有了两种思想。”

8.《蒲寿庚考》读书报告 篇八

关键词：《蒲寿庚考》；桑原骘藏

该书作者桑原骘藏，是日本东洋史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師从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那珂通世。桑原骘藏于1909担任京都帝国大文科大学教授，讲授东洋史，一直留校直到退休。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视野广阔，详略有序。东洋史由那珂通世于1895年提出，他认为“在西洋史之外，另立东洋史学科，讲授以中国历史为主的东亚诸国的历史。”

桑原骘藏对东洋史的看法是，“在地域上，以东亚中国为主，兼涉与东亚历史有关的南亚、中亚的意识沿革涵盖了满蒙、西藏等边疆地区以及印度、西域、朝鲜、蒙古、安南等周边异族民族和国家。在内容上，是以中国历史为主，还宽泛地包含了地理、经济、宗教、艺术、政治等诸多领域在内的大历史。”他的观点在《蒲寿庚考》一书中都有所体现。全书以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为为中心，讲述各个贸易港的兴衰与管理、居民生活等情况，在相关注释中介绍与中国通商的东南亚各国的位置、风土人情等。这要结合具体章节说明，如第二章藩客侨居中国之状况，讲的是对藩商的管理、藩商在中国的生活情况以及他们的社会习俗，考证了昆仑国的位置，大食到中国的航程时间，介绍南洋贸易船只的构造、与航海有关器械的使用，外国人对国人的称呼，该章涉及的内容较多，较全面的体现了东洋史的研究范围。

其次是作者精于国学，引经据典。一直以来，日本研究中国的学派分为两大主流，一是东京学派，一是京都学派，按照学术谱系来看，桑原骘藏属于京都学派，该学派精通中国的传统典籍，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在论证问题上经常旁征博引。在第三章蒲寿庚之先世中，涉及很多零散琐碎的描述，桑原骘藏引经据典，一一详解，如[注十六]大食之蔷薇水（第101页），他先截取《太平寰宇记》百七十六中有关蔷薇水的记载：“其（占城国）王释利因得漫遣其臣蒲诃散等，来供方物，中有撒衣蔷薇水一十五瓶。”随后点名《册府元龟》中的使臣萧诃散是蒲诃散的误写。不仅如此，他还再从南宋初蔡绦的《铁围山丛谈》检索出蔷薇水制法的记载。在此注释中既有官修文集，又有个人记述。对个人笔记的运用，更是随处可见，他引用《萍洲可谈》、《岭外代答》、《梦粱录》等笔记中的很多记载，此处不再类举。在有的注释中，他还以历史事实或古人的习惯来解释，如第四章的[注三]蒲寿宬（第124页），列举古人兄弟命名的规律所在，古人名字之间也存在联系；[注五]楚材晋用主义（第125页），运用史实说明“华人素不排斥外人。”随后附举了汉唐引用之实例。在书中对唐宋诗词的运用倒是不多，第一章[注二十八]Zaitun名称之解释（第32页），引用宋赵令衿“偶然游宦刺桐城”和王十朋“刺桐为城石为笋”，别处很少见到诗词的运用。

再次是考证严密，博采众说。同时，他又受到东京学派的影响，他强调“科学的历史”，十分注重文献的收集与考证，以确凿的史料来求证历史事实，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便不会下结论，正如他所说“没有调查的事我绝对不说。”如他在第四章[注二十一]蒲寿庚降元之年（第140页），便采用了各类史料予以考辩，先后采用了清绍远平的私人著作《元史类编》卷十八中的记载；“蒲寿庚……见宋军不可支，以全军来降。”他认为此说不可信；又采用正史《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四年（西一二七七）六月条和《元史·董文炳传》至元十四年四月文炳谒世祖时语的记载推出蒲寿庚之降元在至元十四年四月前；再又结合《宋史·瀛国公本纪》景炎元年（西一二七六）即至元十三年十二月条：“蒲寿庚、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的记载，又加上宋陈仲微《宋季三朝政要》附录：“景炎元年十三月[元军]至泉州，蒲寿庚降。”的描述，最后他得出结论蒲寿庚之降元“景炎元年十二月说最可信。”在这一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桑原骘藏严谨缜密的治学态度，他兼采诸说，再详细对比，最后才下结论。桑原骘藏在说明问题时还参照诸说，先列举各家之言，在表明自己的立场，最后详细考证，如第一章[注五]Khanfou之位置（第9页），先后介绍了Khanfou为杭州说、为广州说两种说法，接着他以“新旧《唐书》及当时各记录，”断定Khanfou为广州；[注二十八] Zaitun名称之解释（第32页）；第三章[注三十三]外人称中国为唐（第80页）解释Taugas时也是列举诸说，最后考证。

同时，桑原骘藏还十分注重利用西方的资料来研究中国，他不仅精通汉语，还可以熟练的运用英、法、德文。无论是上文列举的外文文献中几处地名的考证，还是南海各国位置、人名的考证，都在使用不同语种外文，如乃劳特《印度中国见闻录》、希尔德与柔克义《中古地理新资料之赵汝适》等。

以上内容就是读了《蒲寿庚考》一书后的感想，此书无论是在论证还是在考据方面，都堪称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1][日]桑原骘藏（著），陈裕菁（译）. 蒲寿庚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马原读书报告：实践论 篇九

中山大学 工学院

这是我第一次拜读毛主席的非文学著作，也让我见识到了伟人的另一面。在《实践论》中，毛主席对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了解释、阐述，加诸实例与自己的理解并加以阐发，使得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由一个抽象的名词变成了容易理解的概念，普及开来。因此，在这篇读书报告中，我也将采取类似的形式，试图将自己的理解与之比较、切磋，改良、完善自己的认识论观点，并尽量从中发现更多或者更适应当今时代的东西。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如同我们高中所学的那样，物质决定意识，生产活动决定了人的行为，生产关系决定了人的关系。这是我一向所赞同的：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除去无法改变的先天因素，很大程度上都是源自于后天的条件，即我们的生命中发现的每一件事都会对我们的人生观造成影响，都会对我们人格进行塑造，有任何一点改变、任何一点偏差我们都不是原来的自己。而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对社会的认识也在逐渐变得更加全面，为之后的社会实践又补充了精神上的依持。如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就这样，实践与认识互相推动发展，相辅相成，而整个人类社会，也会因为实践与认识中的真知被总结出，而随着个体的进步而进步。马克思的观点令人叹服，毛主席的解释十分精辟——我不能再同意更多。

然而，在之后出现了这样的话：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属于阶级社会，因此这方面的观点我不是很能够理解。如果将场景放到近代的历史社会中，我可以设想：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等等的思想有着阶级烙印；如果说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西方国家，也是有着大资本家、中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的阶级划分，思想中含有各自的阶级烙印；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当今中国，全国人民不存在思想的阶级烙印呢？可是，既然这样，为什么又会有层出不穷的“官二代”“富二代”事件，这些事件又是因何而起的呢？从实践论的角度而言，我认为这也是实践与认识互相推进发展的结果：现有的优越条件使得有些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产生了自己高人一等的认识，并且利用自己手上的资源破坏社会秩序，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很大部分民众对此敢怒而不敢言，这样就又造成了他们“我可以继续这样做，没有人可以管得了我”的心理，又推动了自己的不良行为，从而产生了恶性的循环。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方法：第一，从源头上着手，建设健全的制度，使得社会权力、财富不致于成为为恶的工具；第二，加强监管，遏制“可以继续做我想做的事”认识的产生，使他们“吃一堑长一智”，能够合理地面对自己父辈给予的资源。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是一个精辟的总结，是对过往经验的概念的总结，也是对实践与认识关系的升华。我们在实践中，须得发现和总结出规律，才能使我们的工作与生活事半功倍。追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斗争，颇多苦涩的失败，其中第五次反围剿尤其令人心痛——反观长征之后的一派新气象，我们可以看到总结经验教训之后的红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发展壮大，除去客观因素外，主观上对“联系”的研究，“概念”的提出，都为革命提供了积极的主观能动性。而这样的认识在未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实践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主席在文中谈到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这些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歧则很有意趣。首先关于“右倾”，按照小子的理解姑且可以通俗点称之为“保守派”，保守派往往是在旧社会中地位较高的人，如地主、读书人、贵族等等，他们不愿意正视现实，不愿意遵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左倾”呢？左倾相对于右倾其实已经较为进步，可惜“不切实际”，是过于激进的表现——同样却有些不一样的，是忽略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现实，妄图“一步到位”“立刻成功”。从他们的出发点看，右倾主义者根本上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维护旧有的秩序，属于“机械唯物主义”；反观左倾主义者，他们往往一无所有，而容易被新传入的思想鼓舞、感染，表现得过于理想化，也就是“唯心主义”他们的行为也授予了右倾主义者口实——因为改革的实际过程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快捷有效”，反而有些“滑稽可笑”，大众会因此变得失望，对改革失去信心。而身处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得出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的结论。这是身处新时代浪潮中的我们值得关注的——因为我们还年轻，并非纯粹而理智的马克思主义者，“左”与“右”的错误我们时不时还会犯下，所以要格外警惕，时刻自省，避免酿成大错。

10.《实践论》和《矛盾论》读书报告 篇十

毛泽东于1937年先后写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都是为了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而写的。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

《实践论》以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为中心阐释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认识的发展过程。读 《实践论》，就要先搞清楚什么是实践，什么是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的活动，强调实践的社会性。毛泽东在文章中例举，人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活动，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多种形式。认识是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反映不是对客观世界的消极被动的直观，而是积极的、能动的。

《实践论》论述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一方面，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只有通过实践，人们才能够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才能从客观世界获得信息。另一方面，实践是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是主观符合客观的认识。只有实践的直接实现性，可以把认识变成直接的现实，从而对主观和客观进行比较。只有在实践中，人们达到了预想的结果，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最后，认识是实践的目的。认识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认识的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指导实践，在于去能动地改造世界。

《实践论》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过程。认识发展的第一阶段，人们在实践中看到了事物的现象，事物的片面以及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也就是在实践中引起了感觉和印象，这是感性认识阶段。随着实践的继续，由于认识的能动作用使认识过程发生了第一次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运用概念做出判断和推理，得出合乎论理的结论，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认识运动发展到理性认识阶段后，发生了认识过程第二次更为重要的飞跃，也即是认识的目的所在，把理性认识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由于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斗争，一切过程都在向前推移和发展，认识运动也应该随之推移和发展，以适应实际。因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是无穷的，所以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是无穷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不懂得认识发展的辩证统一过程，片面的强调认识的某一阶段。教条主义者颠倒事实，否认了基于实践的感性认识的基础地位，只会对理论生搬硬套，纸上谈兵。这也是人们在学习过程中最容易犯的错误，将权威的、书本上的知识奉为圣经，不会动手检验，不会结合实际作调整。经验主义者注重经验，看轻理论，拘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样的人往往没有全局观，不了解事物的全面和本质，无法获得长足的发展。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则是认识与客观过程的发展不相适应。前者思想落后于实际，后者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或是把幻想当做真理或是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这些错误思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正是基于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而作出的哲学总结。

《矛盾论》对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问题展开论述，阐释了辩证唯物法的矛盾法则。

文章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对立的宇宙观。形而上学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只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辩证唯物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辩证法的宇宙观指出，要学会通过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来解决问题。

文章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尤其着重于矛盾特殊性的问题。矛盾存在并且贯穿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这是矛盾的普遍性。而在各个事物中，在各个事物的各个发展过程，在各个发展过程矛盾的各个方面，在各个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以及各个阶段矛盾的各个方面，矛盾又有其特殊性。在对矛盾特殊性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在复杂事物发展过程的许多矛盾中，必然有一种主要矛盾起着领导作用。在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存在着主要的一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由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矛盾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相互转化使矛盾的性质发生变化。矛盾的不平衡性要求我们既要重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要注意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非主要方面。

文章论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矛盾的各方面互为存在条件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矛盾的斗争则贯穿一切过程。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在矛盾的斗争形式中，即有对抗性矛盾，又有非对抗性矛盾。

事物矛盾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对于矛盾法则的论述，无论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不平衡性，还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都要求我们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认识是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不具体的分析事物，思想僵化空洞。经验主义者不会利用自己的经验深入的研究事物的矛盾。

11.《现代制造业与设计》读书报告 篇十一

关键词：约翰·罗斯金；现代制造业；装饰艺术

约翰·罗斯金（1819-1900）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艺术批评家之一，他的艺术思想对许多国家的现代实用艺术发展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罗斯金总是把艺术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伟大的艺术离不开伟大的心灵，而培养伟大的心灵离不开健康的社会环境。他的实用艺术理论推动了几次重大文化和艺术思潮的发展。罗斯金对待装饰艺术的态度与阿道夫卢斯的截然不同，罗斯金肯定装饰艺术，在这篇讲演稿的第三段，罗斯金这样说道“装饰性艺术适用于某一固定的地方，在那里装饰性艺术或是从属于或是支配着其他艺术品的表现效果。”他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最高级的艺术，只存在装饰性艺术。他以拉斐尔、米开朗琪罗、柯勒乔等艺术大师的作品为例，说明艺术大师的最优秀作品往往都是以装饰性质存在的。罗斯金断言，装饰性艺术绝不是一种堕落艺术，也绝不因为固定在某一个地方就是低等艺术，他认为艺术无低劣之分，有的只是艺术的和谐互补。

文章中罗斯金以荷兰风景画与贝诺佐创作的比萨公墓的绘画做了个比较。荷兰风景画大多是一些小构图的作品。画面地平线很低，天空极其开阔。大多表现一个角落或一个海湾，很少作全景式的作品。色调柔和，多为棕色和灰色的调子。贝诺佐是佛罗伦萨画家，擅长于绘画大幅巨型宗教题材的笔画。显然，荷兰风景画与贝诺佐创作的大型绘画相比不值一提。但是，罗斯金认为荷兰风景画的装饰性却不比贝诺佐的大型绘画低，罗斯金进而得出“所有的艺术都可以是装饰性的，并且迄今为止所创造出的最伟大的艺术也是装饰性艺术。”

罗斯金认为艺术最重要的是师承自然，他说“没有任何人会采用传统艺术来装饰房间，伟大的画家呈现在你眼前的总是自然艺术。装饰就是对自然形状的模仿。罗斯金鼓励学生从大自然中获得创作灵感，比如对静物、花朵、动物，更重要的是对人物的模仿。罗斯金说：“所有伟大的装饰艺术，不管是什么，都建立在工匠描绘人物时所付出的努力，而在最优秀的学派中，则表现为其成员对自己在周围活生生的自然的描绘上。”从罗斯金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认为的好的艺术应该是以大自然为蓝本，建筑的装饰也应该建立在对大自然模仿的基础上。

其次，罗斯金认为在装饰艺术中，艺术家必须处理好材料、位置和功能三者的关系。罗斯金在《现代制造业与设计》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装饰原则。他认为，材料、位置和功能在装饰中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需要艺术家做出恰当的处理。在处理材料方面，如果所使用的装饰材料具有局限性而无法达到理想状态，这就需要遵循传统的手法，即尽可能简化其美，但是不能错误地表现其美”。总而言之，当材料需要我们使用传统的方法时，一切试图避免使用传统方法的努力都会降低艺术品的档次，是艺术家对事实的漠不关心，只能制造出粗糙的艺术品来。在处理艺术品的位置时也会受到一些原则的限制：比如，建筑装饰中，艺术家要考虑到装饰离观众的距离、光线，以及对粗糙的或精细的装饰的选择，使其达到预错误的地点，任何完美的绘画和雕塑都不能被称作是建筑的装饰。”离观众相对较远的雕塑会做得粗糙些，相反，离观众近的艺术品必须使用精细的方法。罗斯金说：“装饰艺术与其他艺术之间的唯一真正的区别就是它们是否在合适的地方，以及与周围的主要的或者辅助的其他艺术是否协调。世界上所有最伟大的艺术都是因为它们有个合适的地点和目的。”也就是说，装饰艺术的可见性是艺术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它在什么位置，离观众有多远距离。在建筑装饰中，最精致的装饰往往离观众最近，而在建筑上部，离观众较远的地方最适宜放置比较宏伟的装饰，但不必要精细。

罗斯金强调装饰的材料要简朴诚实。他在《建筑的七盏明灯》中对此有大段的论述。比如，他认为教堂的建造要简朴诚实，如果教堂中乱涂上斑驳的色彩，这不仅仅意味着品味差，而且，把虚荣和欺骗带入祈祷之所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或者是可以原谅的错误。因此，教堂的设备要简朴，不装腔作势，不虚假，不俗气。罗斯金不赞成在建筑装饰中大量使用现代材料，他说：“使用铁材的道理就如同饮酒一样，饮酒也许可以治病，但不能赖以为生。”所以他认为钢材在建筑中应该限制使用。他也不赞成对金属材料的过度使用，因为那样将不仅降低建筑的诚实，而且会削弱其尊贵。他说，如果钢材在建筑中取代了石头，起着防止碎裂的作用，承担着重量，或者凭借自身的重量起着平衡的作用，取代尖顶或扶壁而抵抗侧向推力，或者以杆或梁的形式被用来承担木梁的功能，那么那一刻这座建筑就不再是真正的建筑了。在建筑的装饰方面，罗斯金极力提倡诚实，反对装饰材料使用仿制品。他批评大英博物馆的“壮丽的花岗岩楼梯在平台处使用的竟然是仿制品。”这不免让人对其他部位的装饰材料也感到怀疑，连建筑师本人的诚实都受到怀疑。这种建筑装饰的“表面的欺骗一般可以定义为诱使旁观者相信实际并不存在的某种材料，如常见的在木材上进行绘画，使之与大理石相似，或者在装饰品上进行绘画使之产生凹凸感等等。”

罗斯金的艺术思想是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表达了那个时代艺术家对艺术走向的见解和判断艺术好坏的标准。理解了那个时代经济的发展及艺术的地位也就为我们理解罗斯金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罗斯金所处时代的境况早已发生改变，在今天看来，当时社会的种种困境很多都失去了时效性。但是，只要我们换位思考，把罗斯金的理论放回当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下，我们就能够体会到罗斯金思想在当时的先锋性和超前性。

参考文献

[1] 约翰.罗斯金著翟洪霞，余艳译 芝麻与百合[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

12.读书社会实践报告 篇十二

年轻时的弗兰克是一个思想激进的学生, 20世纪70年代开始, 他就已经参与了左翼政治, 并脱颖而出, 建立了革命共产党并担任主席一职。20世纪90年代, 他活跃于人道主义这一重要议题, 尤其是言论自由运动。弗兰克的学术研究肇始于帝国主义与种族关系, 近年来, 他的工作开始着眼于探索社会学的风险以及低期望。正是弗兰克勇于求知的迫切心情让其在这本书中展现出了不一样的声音。21世纪的社会环境呈现出这样的两种情况:一方面, 知识分子独守自己的象牙塔, 为适应瞬息变化的知识经济社会, 攥取工具主义之利器, 安于一隅。另一反面, 公众的大体倾向让知识分子从象牙塔中推了出来, 从被迫到主动, 把他们的头脑与知识变成服务大众的工具, 媚俗文化又一次成为知识界的主流文化。“知识分子”在成为脑力活动代名词的同时被知识界的人士抛弃。大学也愈发成为工具主义的发源地, 被培养成各种工具的学生大批涌入社会, 新时代的庸俗之气可见一斑。对知识和真理的悲观怀疑似乎使得知识分子消失了, 沉默在庸人的世界里。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弗兰克·富里迪不甘沉默, 宣称“一场对抗庸人的战争早就该开始”。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还有一个响亮的副标题《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 这样的标题更像是一场战争前的号角声, 告诉前方的敌人我军已经整装待发。弗兰克·富里迪在这场知识分子的对抗赛中思想的激进性由此可见。

在这本书中, 似乎可以看到弗兰克·富里迪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抱怨身影, 全书看似平和, 却无不透露出其间的抱怨, 抱怨21世纪庸人主义的盛行和知识分子的沦落与失声。那么, 什么是知识分子?富里迪将知识分子范围局限于文学确实有他的道理:其一, 科技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的支柱, 是科技进步的代表, 他们一直就在那里, 不用寻找;其二,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 “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的晚期, 它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那时的大学由教会创办, 在大学里教书的是教士, 他们的职业与思想的传授自然越不出“文科”的范围。如今这一滥用的名词已经被运用到每个上过几年学的人身上。

知识分子在不断贬值, “你才是知识分子, 你们全家都是知识分子”, 这句话成为对知识分子的惯常回避。反而那些充满热情地追求自己爱好的个别学者面临着被贴上“不切实际”“精英”“脱离实际”和“边缘化”标签的危险。不仅个人如此描述知识分子, 社会所形成的“脑体倒挂”现象更是促成了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消亡:社会上的蓝领工人工资高过白领工人, 当然, 这里不是仇视或看不起蓝领工人, 只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这样的现象难道不值得反思吗?人们崇拜平庸, 庸俗化的进程前赴后继, 对真理的描述进化为古怪的、任性的、不切实际的。“多少有些不可靠”, 这是英国教育大臣查尔斯·克拉克为对教育而教育这一理念的描述。克拉克把对知识的描述引申为中世纪的偏见, 这证实了目前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中弥漫的庸人之气。并且这一影响并非只是从外部指向教育和文化, 它们也已经在政策这一最高层面被制度化了。

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 并不是靠思想而活。或者说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而活, 但它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成为知识分子意味着“投入到创造性的思想活动中, 担负起社会责任, 承担一份政治立场”。这一政治立场不一定是站在政府的角度, 更多的是代表民众的心灵和思想。米歇尔·福柯说:“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真理”, 真理被降格为主观的阐释和看法。在一个真理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时代里, 人们对“优秀”即有了多元的解读。任何所谓的“优秀”, 如果被特殊的往某一领域偏执, 则会遭受到贬斥, 理由是与其他人和其他文化在不同条件下取得的那些成就相比, 不足道也。因此, “标准”作为评判“优秀”的根基自然就土崩瓦解, 在“标准”面前, 人们一再讨价还价, 并把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美其名曰为“包容”。

事态的发展并不是能随意控制的, “包容”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媚俗文化”一个肆虐的场所, 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不分轩轾。以大学为例, 取悦学生成为一项重要的标准准则。学校在慢慢变得麦当劳化, 与相对应的是转换为顾客角色的学生, 学生被暗暗鼓励以一种被动的态度接受褒扬, 而不是主动积极地学习。媚俗文化得以支撑, 还不是因为有着将民众当做儿童的逻辑思维, 民众似乎需要被牵引着才会完成对知识的理解。知识此时被赋予了几近庸俗的特性, 知识经济的社会背景下, “知识”像是“产品”, 在创造的过程中, 被“包装”“配发”“销售”。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21世纪的快节奏、高科技给了世界富足的生活环境, 但同时让原本应该细细品味的知识与经济迅速挂钩, 成为牟利的工具。经济上发展了, 思想上平庸了, 我们该说这样的时代是“好”还是“坏”?弗兰克·富里迪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对当下的中国有着深刻的启蒙意义。作为一名当代中国大学生, 最能引起我共鸣的即是本书中对于高等教育和文化机构的思索。一方面, 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成为当代嘲讽的一个对象, “教授”一词有名无实, 成为“叫兽”, 在中国这个骨子里就把老师奉为与人父母一样的社会地位之下的国家, 发生如此现代化的冲击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另一方面, 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让老师们改变思想观念, 使大学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 就像是商店里奉行的真理“顾客是上帝”一样, 大学的麦当劳化使学生成为顾客。如此这般, 本是崇高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师生关系, 也无法避免步入庸俗的物物交换的层面上了。这种情况也不止是在中国, 一位不满美国现状的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贾克比写了一本书主张:在美国“非学院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怯儒、满口术语的大学教授, 而社会上没有人很重视这些人的意见。今天的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关在小房间里的文学教授, 有着安稳的收入, 却没有兴趣与课堂外的世界打交道。他认为, 知识分子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这种已经失去社会中文化目标, 而盲目地坚持那些制度化手段的形式主义有待批判”。

学生不是为了知识而学习, 老师不是为了知识而育人, 归根究底, 其中存在个人的因素:最该指责的就是知识分子的逃避, 转移明知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 畏首畏尾躲在权威身后, 不出一份力, 就想得到平和、客观的美誉。终至戕害热情知识分子的生命。往深了说, 制度建设永远是一块大头, 学生地位的膨胀和老师地位的相对萎缩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 期间必定是有着深刻的追究。我们是否应该为知识分子腾出一丝空间, 让他们做做梦, 幻幻想?我国在高等教育这一块总是不尽如人意, 过去就理性和信仰的价值而展开的哲学性争论, 已经成为学生时代的回忆。大学的浮夸之风培养出的一代代变形的“人才”如今几乎都成为潜在的“杀手”, 学府太过浮躁, 纵观近几年的新闻事件, 复旦大学投毒案件、武汉投毒案件等, 公众在谴责大学生的同时也该反思是什么样的大环境扭曲了这些高等学子?中国对于人才的考核标准和指标被限定在一个死胡同里, 制度喜欢抓几条活鱼放在死潭里, 哪里来的生机?真正的研究知识分子得不到重视, 不是知识分子不作为, 是体制不允许知识分子作为。

通读全书, 看不到任何怨言, 却在无形中, 体会到弗兰克对与21世纪知识分子现状的深刻批驳, 因此, 我将其归结为“21世纪的怒号”, 对于富里迪的这本书做出相应的一些评价。书名即是一个问句:知识分子都到哪儿去了?富里迪看来, 工具主义成为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的一道红线, 这条线一边站的是为思想而思想的知识分子, 一边是为人类活动提供脑力的人。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务实”与“务虚”是人类思想和行为活动的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 富里迪自己也说:“即便是在最好的时代, 为思想而思想也只是伟大的理想”。由此推断, 不应该只是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去哪儿了?其中应该包括对于历史上的知识分子都到哪儿去了的诘问。那么这本书即是富里迪发出的对于整个人类进程的呼号了。

富里迪认为, 在法国这个被称作为“知识分子故乡”的地方, 今天的知识分子看起来更像是小技术官僚。这样看来, 过去曾经把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身上的人们, 如今又该把思想的灵魂寄放在何处呢?书中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作者死亡、书籍死亡、主体死亡、教授死亡, 富里迪希望知识分子复活, 却没有提出能够让他们起死回生的办法。

弗兰克·富里迪在书中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悲哀, 明晰而有力的呼号中充满了对社会的批判和讽刺, 这让我们在阅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快感, 仿佛又看到了作为知识分子良知的存在, 但是书中充满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不由得令人担忧, 如果连“知识分子”这一称谓都带上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这难道不是社会的悲哀吗?不能怪富里迪, 在21世纪的大浪潮下, 富里迪就像是一个挂在悬崖边上的探险者, 他愤懑于知识分子的沦落, 只能顺藤摸瓜, 在抓住工具主义, 实用主义的藤蔓后, 努力挣扎, 将罪责归咎于庸人主义的蔓延。这样的呼号不能说是值得赞赏的举动, 只能算是生存的期望里, 好歹存留着一丝活气。

参考文献

[1] (美)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2]《江南时报》.《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读有所思) 》, 2005.

[3] (美) 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4]戴从容.《世俗批评家和流亡的知识分子——爱德华·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观》,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