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共12篇）（共12篇）

1.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篇一

关于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标志着国家改革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也是国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为国家改革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为何提治理？一是传统社会管理空间位移。过去不是没有社会管理，但主要结构在职业空间里，社区只是单位体制的附庸和补充。现在，两个空间的位置做了互换。社区在整个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作用日益凸显。在社区这个单元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利益处理机制完全不同于单位化、行政化的模式，需要新的设计。二是行政体制存在先天缺陷。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阶层、社会需求，政府的行政管理越来越不适应。首先是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往往是标准产品，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的非标需求，结果造成大量的社会需求成为制度、政策的“溢出”部分。其次是政府管理属于科层制、宝塔式的管理，处理社会问题的效率难以跟上社会变化的节奏。再次是政府的职能“盲区”，难以应对综合性越来越强的社会问题。三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大的机构改革已进行多轮，但事业单位、财政供养人员越来越多，主要原因还是社会发育不够，政府职能转变缺乏合格的社会主体承接。群众利益诉求的碎片化，也与社会诉求表达组织化程度低，缺乏社会有效整合机制有关。事实上，社会治理水平的滞后，已成为改革发展稳定深化的瓶颈。

治理的基础是什么？一是公共空间正在萎缩。私人财富不断增加，对社区组织的依赖度下降，原来单位制下的公共物品不断私有化，如住房商品化、电表分户化等。在这些情况下，公共意识的形成、公共话题的捕捉、公共参与机制的形成，就显得相对困难。公共空间实际上在不断缩小，显然这大大增加了治理的成本。二是传统自治组织式微。居委会是传统意义上基层社会最大的自治组织，其地位作用得到法律的固化，但实际上这个情况已有很大改变。居委会缺认同、缺机制、缺能力、缺资源。严格讲，居委会的自治作用在退化。三是各种治理关系错位。首先是自治主体。即便我们界定居委会仍然是一个自治主体，但也绝对不是唯一一个。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各种文化团队等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正在互换位置。其次是社区服务。政府的公共服务、市场的有偿服务、社会的互助服务各自边界在哪里，相互关系又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再次，党的工作层次也不清晰。政权层面、社会层面、组织自身层面，党的工作重点和机制有何区别，也不是很明确。

治理的路径在哪里？一是倡导系统思维。在目前转型期，确定工作重点，考虑资源投放，不宜人为地分轻重主次，既不能对传统体制全盘否定，也不能守着传统格局不放，而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更多做融合的工作。二是发展协商民主。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由原来政府一个主体、行政一个手段，转变为政府、市场、社会三个主体，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而是各主体平等参与，协商机制就是保障这一治理结构正常运作的重要制度。三是推进法治建设。单一社会结构向多元社会的转型，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关

系和秩序，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制。在原来社会事务由政府统包统揽的情况下，政府与社会事务经办人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运作的机制就是文件。实行社会治理后，政府与社会事务经办主体的关系不再是上下级关系，更多的是契约、合同关系。此外，随着社会主体的大量发育和作用的扩大，也需要建立除行业自律以外的更为规范的约束机制，这就会大大激发全社会对法治的需求。从法治的角度讲，当务之急就是要确立与社会治理相匹配的法治理念、法治导向与法治环境。作者系上海市人大法工委副主任

来源： 解放日报

2.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篇二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是适应新常态的迫切需要

面对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博弈,各种矛盾冲突不断显现,原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已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和新型社区发展的要求,亟需创新完善,重构新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实现城乡社区的有效治理。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要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变革过去那种以单位为主体、以行政权力和资源垄断为依托、依靠自上而下的动员和命令来推进的传统治理方式,汲取世界新的治理模式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体现党的执政能力。当前,党对新涌现的个体企业、行业协会、合作组织等新型社会组织的领导力还不够强,加上目前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年龄老化、学历不高、综合素质偏低等问题,使党对基层社会组织的领导出现弱化的倾向。必须始终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有力有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二)适应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实现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三大挑战:一是伴随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一方面,城镇化地区原来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治理结构与高度开放的现代社区建设不相适应,面临如何解决外来人口有效融入当地基层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地区人地分离,面临如何解决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农村空心化”问题。根据《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广东省将有超过1300万人口进城,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提高到73%,届时“农村空心化”问题将更加严峻。二是农村集体资产如何有效监管问题。一方面,已城镇化或半城镇化地区,原农村集体经济面临如何改革转型,建立适应城镇化发展的新形态;另一方面,农村地区则面临集体经济如何在有效监管基础上做大,以支撑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正常运作。三是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如何维护农民居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在广东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有四类社区最容易引发矛盾冲突:撤村建居社区主要因村集体资产分配不均、社保城乡标准不一等;新建住宅小区主要因物业管理、环境治理、政治诉求等;房屋拆迁类城市社区主要因拆迁补偿标准不一、迁建选址不符合部分人利益等;农地征用类农村社区,矛盾主要集中在征地补偿标准不高、内部分配不均等。这四类社区成为基层社会利益矛盾爆发的“焦点”。若引导治理不当,将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对新常态下社会基层治理构成重大挑战。必须将创新完善基层治理机制摆在更重要、更突出的位置,把握群众利益的正当诉求,切实化解基层社会利益矛盾,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稳定基层治理秩序。

(三)贯彻落实“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2014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视察时对广东提出“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广东省提出到2018年提前两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我省经济社会结构、城乡结构、利益格局等发生深刻变化,农村面临着村庄空洞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乡村治理失范等诸多问题,城市中因经济成份、就业形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和价值观念多样化而导致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原有的基层治理机制无法满足新常态下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只有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从根本上改变基层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基层社会治理不适应新常态的局面,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新常态下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趋势、新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多次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从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制”、“人民公社”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社区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基层社区在提供公共服务、反映公众诉求、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常态下,我省基层社会治理呈现许多新特点、新趋势。

(一)治理目标法治化。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广东省积极推进基层社会依法行政、依法执法、公正司法,不断优化基层政府职能设置、流程运作和治理能力,厘清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初步构建起政府依法治理和居民依法自治有效衔接的社区治理机制。近年来,广东省改革信访制度,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依法表达利益诉求,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鼓励群众依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互联网,依法、及时表达利益诉求,把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纳入法治化解决轨道,信访、越级上访量明显减少。

(二)治理主体复合化。广东省把强化政府治理主体责任、扩大社会组织参与、发挥居民自治主体作用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点,积极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从行政力量的一元化治理、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治理转向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探索推进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工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模式,大力发展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服务类及社区基金会等新型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初步构建起多元参与、多元协商、多元共治、协调发展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目前,全省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各类基层社会组织达数万个,注册志愿者突破700万人。

(三)治理手段多样化。一是价值观念治理。广东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实现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二是社会规范治理。广东省高度重视运用市民公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多种形式的社会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和成员个人,实现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规范。三是调解治理。广东省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矛盾纠纷调解衔接配合机制,依法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四是互联网治理。我省建立和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机制,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大力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初步构建起以信息化为支撑、以专业化为主体的矛盾调处机制。

(四)治理方式差异化。由于我国实施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出现了一些新型社区,但大体上分成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两大类,城市社区又分为老居民区社区、单位型社区、村居混杂社区、新型住宅小区社区等;农村社区又分为一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等不同类型。综合来看,基层社会可以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中村社区、城乡结合部社区等四种类型。由于不同类型的社区在人口结构、人际关系、资源结构、文化积淀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很难用某种共同的方式对所有的社区进行治理。因此,对不同类型的社区,根据其不同文化特点、矛盾冲突、利益诉求,实施不同的治理方式,分类施策,差异治理,就成为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五)治理制度系统化。在建立社区管理制度方面,中央先后出台了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等意见,省出台了加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规范化建设、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等意见,逐步构建起与流动性和开放性相适应的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形成了以发展谋稳定、稳定中求发展的基层社会稳定机制。在建立公共服务制度方面,统筹城乡,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逐步建立起“以块为主、以条为辅、以钱养事”并存的多样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推进基层政府转变职能方面,探索增强公共服务职能,实行政居分开,逐步建立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在发挥居民参与、自治作用方面,逐步建立起参与社区重大决策机制,建立社区民主选举制度,真正还权于民,有效保障了基层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

当前我省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广东省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矛盾凸显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在思想观念、主体定位、模式创新、治理手段等方面仍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思想观念落后。当前,广东省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们政治诉求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形势更加纷繁复杂,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多变。一些基层干部在基层社会治理上存在“求稳怕乱”、“怕闹事”、“怕上访”思想,依靠强硬的“管控”、“管治”旧观念、旧思维求稳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没有树立以人为本、保障人权、尊重人格的观念;一些地方政府只讲“维稳”,不讲“维权”,不善用法治、经济、民主、协商、新载体等新型手段、方法来解决新矛盾新问题,应对社会风险的创新能力不强。

(二)治理主体职能模糊。长期以来,受“万能政府”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乡镇、区街道基层政府充当了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主角,管理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存在社会治理“过度行政化”、“头重脚轻”现象。村委、居委成为在基层政府办事的延伸机构,与其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功能属性不符,基层政府越位、错位管治现象十分严重。同时,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存在弊端,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在县、市区,而具体行政性、事务性工作却由基层机构承担,事权和能力不匹配、权责不对称,村委、居委承担了过多不该干、干不了、也干不好的工作。

(三)治理管理方式落后。一些地方误以为治理就是收费、审批、处罚,治理的过度行政化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和低效,在社会冲突中基层政府置于矛盾的焦点。一些地方误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对上访群众无原则的妥协,鼓励了群众用“大闹”、“重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基层治理陷入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恶性循环,群众信访不信法,恶化了基层的秩序生态。加上信息化管理落后,基础信息采集不及时、不互通互享,社会管理“高本低效”现象普遍。

(四)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滞后。治理制度的缺失、滞后和不规范是社会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当前,我省“重管控轻制度”现象普遍,主要是在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基层治理绩效考核评估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落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城市地方政府习惯沿用“运动式”思维应付危机、冲突,习惯于表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修补,缺乏深层的制度变革动力,造成社区治理制度严重缺位。

完善我省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对策建议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今后一段时期,我省要把基层治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树立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分类治理理念,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治理与建设并举,为全省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可靠保障。

(一)县(市、区)对基层治理负总责,分类治理问题型社区。胡春华书记强调指出,县级党委是抓基层治理的主体。为此,一要明确县(区)委对基层治理负总责。要转变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不是要将老百姓“管死”、“控住”,而是要从坚持社会正义、公平的角度尊重民意完善社会治理政策,逐步建立起地方党委负治理总责的制度化安排。二要转变基层政府的职能定位。界定政府权力控制和社区自治之间的界限,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明确是服务型政府,把行业管理、社会生活事务管理等职能向具有资质条件的社会组织转移,实现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的转变。三要重点治理问题型社区。对实施了村改居的“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社区,探索将合法的集体建设用地征为国有,有偿出让给村股份公司、集体经济组织;对有干部因征地款、集体分红不均引发贪腐行为的社区,要依法严惩查处;对因物业管理不善、占用公共用地引发矛盾的城市社区,要引导建立物主委员会,加强社区的自治管理;对恶意上访、故意聚众闹事的社区,要依法严惩带头闹事头目,以维护城乡社区的和谐稳定。

(二)扶持发展社会组织,推进基层社会合作共治。要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推动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构建开放型现代社会组织生态系统。一要制订重点领域社会组织培育、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财政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意见,大力扶持发展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如居民社区业主委员会、志愿者组织、行业协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二要积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社区治安、环境维护、养老助残等群众急需的社区服务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推进网络化治理。三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平台。开辟网络参政、议政渠道,同时加强对网络参与主体教育和监督,建立网络监督队伍,减少公民接触不良信息的机会。

(三)建立自我管理调节机制,完善基层社会自治。社区是以社会互动为基础的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有机体。要完善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落实居民、村民组织的自治权,把基层重大事务的决策、管理、监督等事项归还给基层,使群众能够真正参加与自己利益有着切身关系的自治活动。要加大政务、事务公开力度,将群众关心、利益相关的重大事项进行公开,激发群众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要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大力宣传基层自治的精神实质、目的以及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价值,让基层群众在政策宣传的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对自治制度的认知,逐步培养基层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基层群众参与基层事务的积极性。

(四)加快法制建设,构建法治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一要加快社会领域立法进程。当前,要逐步完善劳动就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二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积极开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执法司法公开、行政案件异地管辖、审判权运行机制、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改革试点,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三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核心是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重点是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基本经济、公共财政、收入分配、社会公平保障等制度,以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四要开展法治教育。在农村、社区、企业、学校设立“法律工作室”、“道德法律文化墙”,树立法律权威,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强化法律对社会治理的促进作用。

3.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篇三

摘 要：目前，朝阳市经济的发展面临严峻的社会风险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以法治引领，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主要是构建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抓社区法治化建设，探索实践“六张网”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关键词：基层治理；创新社会治理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思想，体现了新时期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创新。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十三个五年规划》针对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的重要部署。当前，朝阳市由于受整体经济形势影响，经济持续下滑，社会各个领域面临诸多矛盾和风险隐患。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必须以法治引领，推进基层治理新模式。

一、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

（一）创新社会治理理念

理论指引行动。正确的理念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关键。社会治理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牢固树立创新社会治理以人为本，维护广大人民利益。随着改革深入，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各种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各种群体性事件多发，这就强烈要求我们要积极响应群众的利益诉求，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改变治理就是管住的观念，要牢固树立管理与服务相结合的新理念。所以，創新社会治理必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首要位置。

（二）创新社会治理主体

社会治理主体是执行力。不同的主体相互配合构成合作共治的新模式。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下，社会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公众积极参与。但各个主体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各有定位，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当前，在我国社会治理当中，尤其公共服务方面，政府还存在着越位与缺位。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把各方积极性调动起来，协同治理。

（三）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治理方式是治理行为的反映。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的社会治理方式单纯注重自上而下管制，主要采取强制性，手段单一，有些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在升级。创新社会治理要求治理方式要与时俱进，以互联网+为信托，运用法治化的方式，实现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环节前移，标本兼治，协同参与，法治保障。

（四）创新社会治理体系

构建全面、系统、有效的供给、服务和保障体系，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根基。一要扩大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底线。没有良好社会保障，人们没有尊严感。二是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公共安全事件频发，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最近，假牛肉干事件，山东疫苗事件，造成民众心里恐慌。加强食品药品安全是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三是要完善应急管理体系。面对风险隐患多，治理难度大的现实，必须以信息化为引领，加快形成治理在源、时时动态化、预防为先，多方协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四是加强国家安全体系。确保国家安全，应需完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这就要求创新社会治理要注重整体性、合作性。

二、朝阳市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朝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平安朝阳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取得了新突破、新成效。借鉴并推广建平县、青峰山镇、万寿街道小平房村的经验做法，积极探索社会治理创新方式。我市的社会治理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各种矛盾和隐患仍较为突出

由于全市经济持续下滑，相当一部分企业关闭停产，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问题。企业停产造成民工失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房地产企业不能按合同期限向购房户交房、金融领域非法集资、设施农业合同纠纷等多领域不稳定问题同时凸显，群体访、进京访高位运行。尤其是个别县（区）进京非访形势仍较为严峻。2015年前九个月，朝阳县进京非访总量62人次，集体访6批44人次；双塔区35人次。针对这些情况说明，说明我们在处置进京非正常访工作中还存着疏漏与不足。特别是一些地方进京非访预警工作不到位，矛盾隐患排查不实，对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重视不够，没有及时进行研判、及时预警、及时稳控。

（二）公共安全问题仍时有发生

2015年，我市没有发生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但公共安全领域各类不安全隐患依然存在。仅以道路交通公共安全为例，截止2015年9月末，全市共发生一般交通事故545起，同比上升4.01%；死亡182人，同比上升3.41%；受伤658人，同比上升8.76%；财产损失102.19万元，同比上升15.89%，各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地上升。从全国看，各种公共安全事故频频发生，虽然诱发公共安全事故的原因很简单，但公共安全隐患治理的难度却日益增大，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不断增多，公共安全的形势将愈发错综复杂。

（三）一些基层单位服务管理工作还不到位

个别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干部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不强，特别是在规范化建设方面存在着不尽责，不主动等问题，工作推进力度明显不够大，特别是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开展的还不均衡。虽然我市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起步较早，先后形成了“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城乡一体化推进的建平模式和“网格化管理、扁平化服务”的喀左模式，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还不平衡，在网格化、信息化一体化推进和应用上还有差距。

三、朝阳市创新社会治理的具体措施

当前朝阳市综治委严格按照中央、省、市的统一要求，以改革务实的工作作风，部署了“234工程”，即“两个建设年”、“三项创建活动”、“四个体系”任务，各地区、各部门深入扎实地推进“234工程”建设，不断采取有效的新举措，创新社会治理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

（一）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抓社区建设

社会治理人民群众是主体，如何组织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是关键。朝阳市创建了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一是构建组织体系。朝阳构建了四级平台（即市、区、街、社区四级行政体系）、五级服务管理（即市、区、街、社区、网格五级工作体系）的体系。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细化，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二是形成制度政策体系。朝阳市综治委制定的《关于开展“网格服务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将全市划分为基础网格，实现城乡层层网格服务管理全覆盖。打造规范、便民、高效的基层公共服务平台。三是打造信息化支撑系统。实现人进户、户进房、房进网格、网格进图，实现全市社会治理立体化和精准化。

（二）构建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综合机制

随着社会社会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其发展态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就成了当务之急。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目前，朝阳市委下发了《关于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专项行动的通知》，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围绕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人员和重要时间节点，深入开展社会矛盾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和苗头隐患，要加大解决处理力度，做好应急疏导和化解，确保不出影响社会稳定的事端。二是规范“大调解”的工作程序。首先，健全大调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领导小组定期召集联席会议，对各地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督促，增进各单位之间的沟通交流，提升解决处理重大疑难社会矛盾纠纷的水平。其次，发挥司法调解主导作用。积极做好法院与各级人民调解组织的沟通联系，定期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的业务指导和人民调解员的业各培训[2]。再次，突出行政调解作用。把110报警服务台接报的可以进行调解的纠纷，及时分流到相关责任单位。

（三）探索实践”六张网“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

面对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朝阳市直面问题，加强政法基层基础建设，筑牢“六张网”，打造平安朝阳。一是做好顶层设计。市里出台了《关于创新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治理目标精细化，采取有效治理方案。二是突出问题导向。针对朝阳存在的现实治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和专项打击，提高防控能力，提升百姓安全感。要按照“全覆盖、零容忍、嚴执法、重实效”的要求，在全市组织开展好公共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三是织密六张网工程。加快推进社会面治安防控网、重点行业和重点人员治安防控网、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治安防控网、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安全防控网、信息网络防控网、公共安全防控网等“六张网”建设，有效促进信息共享、资源共用，提高治安防控的科学化水平。四是明确防控责任。推动各级领导认真履责，真抓、真管，尽快在全市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协调、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社会治安防控工作格局。

参考文献：

[1]姜晓萍.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14.56

[2]佟岩刘娴静.社区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知识产权出版社.[M]2015.315

[3]周红云.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中央编译出版社.[M]2015.32

[4]龚维斌.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治理创新.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M]201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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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洪灾之后,反思基层社会治理 篇四

这个夏天，中国从南到北的很多地区遭遇洪灾。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提醒整个社会展开更深入的反思，在天灾难测之外，是否还存在不能回避的人祸因素。这不仅是为了事后追责，更是为了亡羊补牢，防止未来更多的悲剧发生。最新一轮洪灾中最刺激人心的，是河北邢台一个村庄被淹，好几个孩子在洪水中丧命。之前流传的上游水库泄洪的说法被官方辟谣，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半夜洪水冲进村庄的时候，那些村民没有得到及时预警。事后，邢台市防汛办和下辖经济开发区的官员，就是否及时下达撤离通知，都有了截然不同的说法。防汛过程中的混乱脱节问题，由此可见一斑。

洪灾面前，相信绝大多数公职人员都能坚持守土有责，主观不负责任的“人祸”并不多见。但如果把天灾比作大考，其所测试的并不只是考场上的应试态度，还要追问考前的各种防汛准备。如果平时疏浚河道、修建防汛设施不力，汛期也没有做好各种应急预案乃至救生演练，等洪水冲到眼前，再多的努力也是临时抱佛脚。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受灾之后，网上“今不如昔”的感慨不少。被淹的村民指责地方政府和官员抗洪救灾不力，参与抗洪的基层官员抱怨“我们水里干，百姓看翻船”。这种相互不满的背后，反映的是基层官民之间的失信甚至情绪对立。敌对情绪之下，防汛救灾陷入某种程度的混乱，也就不难理解。

这种失序是怎么发生的？最自然的原因，可能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很多农村青壮年离开农村，不再以田地安生立命，对于防汛等工作重视程度下降，剩下的老幼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因为缺少来自基层的监督和压力，上级政府对于农村问题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忽视。平时相安无事，一旦出现危机，农村的“空心化”就会放大风险和矛盾。所以，对于很多农村被淹，反思不能局限于防洪排涝本身，防洪设施的修建和维护，无不是长期的工程，背后都涉及人员组织、物资调配等等，汛期更是考验基层政府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今年一些灾区的事实证明，基层治理能力的不足，会放大天灾的危害和后果。如何提升转型期的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基层治理能力，是较为关键的问题。

在转型中的社会，民众会对政府的治理能力要求更高，维护权利的意识更强，通常来说这不是刁民，是公民意识的体现。当然也可能出现“过分维权”的情况，要改变这种情形，除了坚守法治之外，基层政府也要积极推动治理方式的转型：治理主体不能权力包办，要善于组织社会；维护权威不能只靠强制，要尝试协商；权力运行不能只自上而下，还要尝试平行推动、相信民间力量。如果像过去一样总是塑造“全能政府”的形象，民众也就会习惯要求政府负全责。

5.以党建创新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篇五

一、安全环保方面

20xx年度，我车间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思想，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抓好班组安全教育和安全制度建设，全面落实安全环保生产责任制，各项工作任务安全、稳定、顺行，为完成全年工作计划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针对本年度外聘劳务派遣员工数量持续增加，新进员工安全意识较为淡薄这一情况，车间专门在6月，10月，分别组织了覆盖车间全员的专题安全基础培训，及针对电焊班的电焊安全培训，并积极安排员工参与公司组织的消防安全培训，安全意识提高培训等专题培训。

本年度车间响应集团公司号召，积极参与“安全生产月”，“百日安全”等各类主题安全活动，回望过去的一年，车间实现全年0工伤，全年新增职业病为0，安全教育100%，持证上岗率100%等公司安环目标。针对公司的事故案例通报，我们及时进行教育，组织全员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事故经过、事故处罚情况以及事故造成的后果，敲响警钟，从思想上引起重视，总结经验教训，学习掌握类似事故的解决方法和预防措施，杜绝类似事故的发生。应公司的指导，车间与班组签订了《20xx年度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责任状》，签约率为100%。成果喜人，但也存在不足，车间还存在个别员工不按规定佩戴劳保用品的情况，虽未发生安全事故，但存在安全隐患。员工的环保意识比较差，危废物和生活垃圾的分类存放做的比较差，环保设备的使用情况不佳，对此，车间制定了危废物处理办法，更新了车间的安全管理条例，逐步完善了车间的管理制度，使员工的行为有了制度保障。在新的一年里我车间将一如既往的配合公司做好安环管理工作，在集团公司的领导和安环设动管理部的指导下，力争在20xx年，车间的安环管理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设备能源方面

设备是生产的根本，本年度前半段，我车间设备管理情况整体较差，维护保养不到位，故障频发，设备完好率走低，在安环设动部的指导下，部门着手制定设备的《定人定机管理制度》，并于本年度中旬全面推行该制度，该制度极大的促进了员工的责任心，使员工认识到设备完好是一切生产活动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车间鼓励设备小故障的自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的管理成本。本年度下旬，车间设备完好率显著提高，基本稳定在99%以上。车间在各类记录表格的填写上存在不足，运转记录，保养记录的填写情况较差，对此，车间召开专题设备管理会议，商定了新的设备管理制度，新制度的管理主体由个人转向班组，形成了以车间，班组，个人三级体系构成的设备管理系统，并下发了班组管理手册，车间监督班组，班组监督个人，梳理了车间的管理流程，建立起更加立体，有效的管理机制。目前车间的困难在于缺少具备专业素质的设备维修、维护人员，维修电工，这给车间的设备养护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望安环设动部为我车间协调配置一位专业的设备维保人员，以提高我车间对设备的管控能力，在即将到来的20xx年，进一步做好车间的设备的管理工作。

三、现场管理方面

6.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篇六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的经济的发展，社会格局和利益分化也逐步形成，这使各利益群体的阶层化加剧，而阶层的利益取向分歧就越来越大，由此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基层矛盾让我们不容忽视。我们必须对社会基层的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以发现不同社会矛盾背后的共性原因，从而有效应对社会矛盾，也从而避免了可能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的社会动荡。

一、基层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

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有其深刻政治经济根源和社会背景，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只要有以下的原因：

（一）政治因素

（1）我国基层干部官僚作风和腐败问题严重，使群众产生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再加上有的基层党政干部基本素质较低，“官本位”思想和特权思想严重，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较差，对人民群众缺乏感情，不能够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对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推诿拖拉，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能及时处理。这种政府不作为让基层群众无法通过体制内的合法途径解决问题，而造成了矛盾的产生和扩大。比如干群之间的矛盾，甚至民族之间的矛盾，这样矛盾沉积一久，便会爆发大规模的群众性事件。

（2）我国基层政府的组织社会管理能力薄弱，基层干部专业结构单一，机构设置不合理，出现臃杂或是空缺的问题，甚至有的基层组织形同虚设，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群众对政府管理能力产生质疑。不能正确利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理念，也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是态度，不能把群众的民生问题化解在最基层。在“第一道防线”即出现崩盘，并不能把党和国家的意志和政策贯彻到基层，加之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尚未完善，导致群众自身利益诉求渠道闭塞。

（二）社会因素

（1）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副作用凸显，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两极化加剧。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利益结构的调整，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加之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尚不完善，以致于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公。这种由于利益关系调整带来的不平衡，造成职工、公民的心理不平衡。

（2）社会风气下降，唯利是图，传统道德约束功能呈现弱化，趋势造成人们之间关系的冷漠，这种冷漠的意识使群众的内部矛盾不能“大化小，小化无”，反而使简单的问题升级为群体性事件，甚至是民族间的矛盾或对抗，这就是得不偿失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社会公民的心态，或是说，现今社会的软件建设并不完善，并不能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社会建设的断层。

（三）思想因素

（1）公众维权意识增强。近年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深入，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以及注重民权、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群众的人权意识、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对政府在社会管理、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等方面要求随之提高。有时基层群众之间在生活中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摩擦，本应在友好协商下能够和解，却会因维权意识的发酵，致使这些小的摩擦变为难以化解的矛盾。

（2）部分群众法律法规认识尚不到位。使得部分群众对法律法规的了解只处于一知半解的水平，甚至存在“断章取义”的现象，导致部分群众在生产生活中一旦遇到自身权益被侵犯的情况，便会以自身所认知的“法律”说事，一旦问题解决得不到自身认可，极易出现聚众上访、无理闹访等现象，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二、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和措施

（一）、建立和完善民意表达机制。拓展群众诉求渠道，畅通信访渠道，是保障公民的建议权和申诉权，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有群众把自己的利益表达出来，才有可能让政府知道，这是化解基层矛盾的前提与基础，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至于如何建立健全民意表达机制，主要可以采取政务公开、领导下访等多种方式，让广大群众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二）基层政府要增强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在法制还不太健全、公民法律意识还普遍不高的国情下，信访就是群众合理反映问题的渠道，信访是群众相信党和政府的一个表现，信访也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民意的一个窗口，因此，目前信访非但不能削弱，反倒还要加强。要避免越级上访就要及时为群众解决题，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劝阻、堵截越级上访者。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中，主动了解民情，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疾苦，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同时，不断完善权力监督机制落实行政问责制、维护司法工作的独立与公正、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措施，这些都是减少上访、越级上访的根本途径。此外道德素质、心理素质亦要加强，还要重视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尤其是代表政府形象、直接与群众接触的干部更要注重言行举止，防止因工作方式不当而引发冲突。

（三）确保利益分化的合理性、有序性。其合理性：一是机会和起点上的均等；二是过程或规则的公正。机会均等就是人们在获得发展机会(如就业、升迁、教育等)的权利方面，不受诸如户籍、性别、身份、种族、资本占有状况等的影响，不同的利益主体应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规则公正则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要遵守同样的规则,如同一法律法规和政策，不存在特权和例外。公平公正历来是群众关注的重点，只有保证竞争是在公正、平等条件下进行,其结果的差异才具有合理性，人们才可以接受。因此,我们必须要尽快完善竞争规则，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对不平等的利益加以有效遏制,使社会利益得到合理的分配。其有序性：一是要确保利益诉求的程序合法；二是要确保获取利益的手段合法,即合法得利。要确保利益诉求的程序合法，主要是要构建一个程序规范和广泛参与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表达主要有个人表达和团体表达两种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表达利益的途径主要有利益团体的结成、利益代表的选举、利益要求的提出、利益侵害的申诉等等。要保证这一过程的顺利展开，就必须建立健全顺畅的利益表达、补偿机制。

7.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篇七

乡镇作为基层政府代表着国家行政权力, 其属性是服从上级的决定, 执行上级的任务, 要对上级负责。这就导致平常我们所说的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的现象。上面设置了多少个机构, 下面都要挂上相应的牌子, 并有专人去负责这一块的工作。与此相对应的是, 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所选举出来的自治性组织, 其代表的是自治权力, 其执行的是全体村民 (通过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达成的) 决策, 维护的是全体村民的利益, 而且每一名任上的村委会成员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三年一次的换届, 这就导致其在执行工作时, 不同于基层政府所代表的行政权力, 出于换届的考虑, 其更多考虑自治的因素会多一些。这就造成了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碰撞, 结合近几年来发生的多起群体性事件来看, 基层政府的因素占了很大比重, 根源就在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末梢, 与自治性权利属性相异的权力 (利) 在直面过程中, 更容易发生摩擦或者说碰撞, 严重者发生群体性事件。

2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对乡镇基层政府的需要

第一, 现有法律法规的缺位。对于农村基层社会治理, 在国家层面, 我国目前仅有一部偏重于组织的《村组法》, 但在当前中国城镇化的背景下, 如对于某些村改居基层社区, 仍旧存在着部分田地, 或者集体财产, 因此其在治理的过程中还是适用的《村组法》, 这一点在《村组法》中并无相应的规定。地方多以通过地方性法规的方式来对适用法律进行规定。

第二, 农村基层自治主体自身的局限性。因工作原因, 接触到的大多数村干部都具备有相当的能力, 在发展经济、处理村级事务过程中都能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但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情形就是, 在中国处于转型期的当下, 利益的诱惑使得原有的农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闻报道中, 我们不乏看到类似于村干部因违法违纪而受到纪委的查处, 或者接受法院的审判而入刑。

第三, 乡镇政府自身的职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相关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行使的职权中与村级事务相关的包括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 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等行政工作;维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以上规定表明村级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都脱离不了乡镇基层政府的各项工作。

3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融合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 村级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两种主体的存在, 总会出现博弈的情形, 二者又有融合的必要性及现实性, 关键就是解决好乡镇政府对村级工作管什么以及怎么管。

管什么?依据《村组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基层政府对村级组织的管可以分为静态管和动态管。静态管指指对村民自治章程、乡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是否有违法或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进行监督。动态管则是指基层政府对村级事务的公开合法与否进行监督, 这种管还包括资金上的支持, 在村委会办理本村公益事业所需经费确有困难的, 地方政府要给予适当支持;动态管还包括村委会成员的任期和离任时组织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怎么管?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法律所定位的指导、支持和帮助?通过实践中的一些正面案例, 我们能够得知, 一方面, 乡镇政府的管主要是侧重于对程序的监控。在城镇化进程中, 如何让村干部对法律有所敬畏?光靠书面的普法显然不能达到这一目标, 笔者所在区域实行合同监管和项竞标, 使得村干部的权力运行不能暗箱操作而需放在阳光下接受检验, 使村干部能够从被动最终转向主动守法。另一方面, 基层政府的管也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基层政府只有在全体村民同意作出委托决定并签署委托协议的情况下才可以受托监管公章和三资代理。如果没有这一程序的严格遵循, 则会造成行政权力对自治权利的蚕食。任何瑕疵都会导致村民的埋怨及法学界的指责。最后一点不得不强调的是, 基层政府的管更应该侧重于对村级自治营造更好的氛围, 这种氛围不仅仅指基层政府要为村民自治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 约束自身的权力不要到处伸手, 更为重要的是要对村民自治所应具备的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孕育, 这应该是乡镇政府长期致力的一项任务。

综上所述, 在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下,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乡镇基层政府与村级自治组织这两个主体的博弈这一情形, 但也不能否认二者中间也存在着融合必要性和现实性这一事实。当前我们更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就是乡镇政府如何做才能更好地符合融合的需求, 从而更好地实现农村依法自治。

摘要：城镇化进程中,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既有自治性村级组织, 还有基层政府的身影, 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博弈的情形。但基于当前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村级组织自身的原因,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要求又决定了二者有融合的需要, 这就要求乡镇政府采用正确方法来促进农村依法自治的最终实现。

关键词：社会治理,自治,乡镇政府,融合

参考文献

[1]尤琳.中国乡村关系[D].华中师范大学, 2013.

8.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篇八

[关键词]大学生党员；理想信念；现状；思考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6-0034-03

一、三个“迫切需要”

（一）适应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两个转型”的大背景中，伴随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碎片化”状态，具有多元性、开放性、整合性等特点的“区域化党建”，日渐成为执政党有机嵌入转型后社会结构的新途径。虽然区域化党建实践形式各地各有不同，但其目标指向都是要改变传统党建的封闭性模式，转到开放性的区域空间模式，将传统的“以我为主”的党建行动逻辑，转到尊重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以他为主”的服务逻辑，从而既实现执政党政治资源和价值权威的再造，又促进区域和谐、稳定和发展。马陆镇在从“传统工业城区”向“现代科技城区”转型的过程中，正是通过健全区域化党建组织架构、完善区域化联系服务群众体系、创新区域化党建工作机制，达到了以区域化党建推动区域化联动发展的目的。

（二）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迫切需要。深化区域化党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上海（包括嘉定）的城市结构、城市布局、人口与组织结构、社会管理组织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基层的体制、队伍、治理和服务保障对这种形势已经非常的不适应，而且非改不行。马陆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新城建设的推进，大量楼盘落成、大量人口涌入，社会管理服务对象不再只局限于行政隶属关系范围内的人、财、事、物，而是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空间形态转变的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扩展。马陆镇探索的区域化党建正是基于解决这些现实的困惑应运而生的。

（三）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的迫切需要。区域化党建是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载体。马陆镇多年来的区域化党建实践积淀已经形成了组织互联、资源互通、功能互补、工作互动的良好局面，在服务机制、工作途径和组织平台上形成了很多有益的经验。要进一步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还需要在贴近群众需求、完善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方法和工作载体上做更深入的探索，还需要在虚事实做、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深化区域化党建，这正是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适应时代变化实现功能转换的具有创造性意义的工作。

二、马陆的基本做法

（一）上下联动，完善组织架构。首先，镇级层面建立完善“一会四体三社”组织架构。“一会”即“新城党建联合体”促进会，“四体”即产业互联体、资源互补体、组织互助体和多边互动体，“三社”即疁青人才服务社、让爱传承公益志愿社和尚学公益服务社。“一会四体三社”组织架构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化党建的资源整合力，为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了组织基础。一是创新升级，推出“互联网+党建”线上服务。2015年，镇党委在镇级层面推出“新城党群e家”APP平台，在各基层党组织建立8个社区微信公众平台，通过双向链接形成区域党建信息网络，打造“移动式”掌上党建。二是党员共管，实现思想上同频。镇党委为本镇2100多名有智能手机的党员和驻区单位建立APP实名制账号，打破了行政隶属关系或单位、部门和行业的壁垒，广大党员通过平台上多个板块实现组织生活互动、公益项目互领、学习心得互通。三是资源共享，实现服务上同步。镇党委创立“新城党建联合体”，通过线上新媒体提供党员教育、党费缴纳、信息查询等服务。联合体成员单位可以通过APP平台发布“爱马社”、“法律诊所”等公益合作项目，以更便捷的方式展示资源、对接需求，实现区域内党组织服务党员、服务群众同步同行。四是群团共建，实现目标上同向。镇党委开设工会、团委、妇联、统战等多个群团组织服务窗口，针对不同的对象，定期发布工作动态、政策文件、办事流程、主题活动等讯息，通过“伊人风尚·魅力密码”、“梦想舞台”等群团参与项目，努力扩大党在企业职工、团员青年、优秀党外人才等群体中的号召力，不断把党建带群建工作引向深入。五是项目联建，加强区域发展合作。镇党委推出了7大共性化项目，即党员组织生活开放点、联组课堂、家园建设服务项目库、新锋V力、议事会和议事日、宅舍文化、新城党群e家公众平台，结合各基层党组织和驻区单位的个性化项目，形成纵横双向延伸的“7+N”项目清单，进一步加强区域项目合作。六是社会联治，促进区域发展合拍。镇党委以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为平台，依托“新城党建联合体”，围绕区域社会联治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面向驻区单位建立了“上门走访—了解诉求—解决问题—及时反馈”联系服务机制、“社区—单位”双向服务机制，引导驻区单位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

其次，社区与村居层面推行五类党建模式服务群众。一是在城市社区建立“组织部门抓总引领、民政部门牵头指导、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社区建设领导小组成员与社区密切协作，从各自职能出发积极发挥作用，形成“服务民生、服务社会、服务发展”的合力。二是在农村社区构建“三位一体”社区管理架构。党支部、村委会、服务站“三位一体”，重要事项村党支部提议、党支部和村委会商议、党员代表审议、居民代表决议，建立起党组织为核心，机构健全、功能完善的农村社区组织体系。三是在村居混合社区，鼓励社区党总支围绕构建和谐社区主题，确定“新老社区整体推进、联动发展”的工作思路，使新老社区有效进行嫁接整合，全力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混合型社区党建工作品牌。四是在园区社区，鼓励社区党总支根据实际情况，整合现有资源，努力将管理园区的职能转变为“为园区服务，让企业满意”，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为企业服务的能力及创新园区社会管理的水平。五是针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的不同情况，引导建立不同的单位党建模式。如，对政府机关，着力探索把机关党建同机关建设有机结合、以机关党建引领机关建设、创新机关服务管理模式的道路。针对企事业单位类型众多、分布广泛、情况复杂的特点，引导和鼓励企事业单位党组织探索形成适合自身特点和任务使命的党建活动形式和机制，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事业单位全面贯彻落实。

（二）齐抓共管，建立工作机制。首先，健全区域党建联席议事机制。为了形成区域党建整体合力，镇党委建立了区域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与区域条线部门形成定期沟通机制，共同协商解决区域内党建工作和相关事务。健全区域党、工、团共建制度，积极开展“党建带工建”、“党建带团建”的“双带双建”活动，做到党组织和工会、共青团组织人员相互兼职、工作形成合力。探索建立企业代表座谈制度，定期听取企业对党建和政府工作的要求与心声，同时及时向企业反映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注重与驻沪流动党委开展党建联建，借助辐射效应更好地服务社会，凝聚人心。其次，健全党建项目征询领办机制。镇党委全面推行基层党建“书记项目”制度，各级党委（党组）书记需牵头谋划党建项目，列出清单，对口领衔领办。镇域内有19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多名政府机关书记分别领办对应的基层党建项目，所有项目需定期公示进度，并作为日常督查评价和年度述职评议重点内容。再次，健全区域化党建内生动力机制。一是深化教育，大力实施党员干部培训计划，以政治定力增动力。二是实化职能，给予基层干部与责任相称的、调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权力，明晰职责，实现权力责任对等，以下放权力给动力。三是优化环境，资源优先向基层倾斜、资金优先向基层投入，以发展实力变动力；四是严化督导，真正放活基层、强化基层，指导基层每年在做好基础性工作的同时有重点地抓实1-2项重点工作，以传导压力驱动力。最后，健全双向评价激励机制。建立党建工作承诺、践诺、述职、评议、考核激励制度。把落实党建责任制纳入绩效考核体系，通过年初签订目标责任书，实施双月基层党建督查、季度基层工作考核、年中条块双向考评、年末党代会集中评议和专项群众测评，切实加强基层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的职责担当，增强责任意识。

（三）内外协同，构建工作载体。首先，践行“双报到”和“双报告”。一是完善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功能，加强与驻区单位党组织、社会组织的联系沟通，发挥组织、协调、联络、服务等职能，策划开展全镇区域化党建各类活动。二是完善社会组织承接服务项目功能，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让爱传承”、“V爱计划”等公益性、志愿服务性团队健康发展，逐步建立党的组织或派驻党建工作指导员，强化党组织的政治引领功能。其次，推行“双认领”。一方面，依托“新城党建联合体”，推出“7+N”区域化合作项目清单，着力在区域内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帮互促、共同发展的大党建格局。另一方面，深化“新锋V力”党员公益志愿行动，推出主打项目“点亮心愿”。活动至2015年11月底，已帮助解决群众现实需求问题300余个，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再次，完善“双互联”。镇党委完善“新城党建e家”APP平台功能，线上建立社区党群APP，线下各基层单位推出特色区域共建项目，通过“线上+线下”服务互联深化区域化党建工作。以新城党建联合体成员、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信息管理系统、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系统等为基础，发挥党建咨询热线、微博微信等作用，构建区域化党建信息共享平台。

三、几点思考

（一）坚持组织覆盖与功能提升相结合，增强基层党组织的社会领导力。首先，以区域化党建为枢纽，构建基层社会管理核心。基层党组织要进一步突破传统组织体系和治理结构，以“区域不变”应“单位万变”，可在“两新”组织和流动党员比较集中的社区、农村、商圈楼宇、专业市场、产业园区，实行“1+N”组织设置模式，统筹推进区域内党组织设置、党建阵地建设、党员发展和教育管理等工作。“1”为区域内党组织，统筹负责整个区域的党建工作，重点帮扶区域内未建党组织的单位，育党员、建组织；“N”为区域内单建和联建的党组织，当个别党组织因单位变动、党员流动等原因撤销时，其党员自动归属区域性党组织管理。其次，坚持条块联动，建设“区域共建、动态开放”的协商议事组织体系。探索党组织主导下的基层社会协商协调机制，推动区域内各类组织和群体横向联动和沟通，充分发挥区域党组织在整合资源、畅通诉求、协调利益中的作用。积极创新和改进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促进党的领导、政府管理和基层自治的有效衔接，强化“三位一体”的区域化社会管理模式。比如，对于镇内企业、尤其是非公企业参与区域化党建动力不足问题，应该从正确认识企业党建的地位和作用入手，找到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工作融合互动的最佳结合点，采用柔性整合方式，吸引企业参与区域化党建工作。

（二）坚持工作覆盖与激发活力相结合，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凝聚力。首先，健全组织网络，增强辐射功能。要进一步完善党群工作共建机制，努力促进党群工作一体化，依法推进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积极开展共青团和妇女工作。推进党建工作共享机制，由社区内的机关、国企党组织与“两新”党组织结对共建，传授好传统、好经验，促进“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其次，盘活各种资源，搭建服务平台。要以推进党员服务中心建设为依托，搭建全镇共享的党建综合服务实体平台。集中财力、整合力量，在区域化党建推进较快的城市商贸区、城市社区、产业园区等重点区块建成一批区域性党员服务站，将服务半径扩大和覆盖到整个区域。再次，转变工作方式，增强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无偿为区域内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众提供党员教育培训、组织关系转接以及党代表接访、议事协商、法律咨询、纠纷调解、困难帮扶等“一站式”贴心服务。

（三）坚持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协调力。首先，强化主体意识，创新区域共治共建载体。通过建立完善区域性党组织，完善协商议事组织体系，搭建区域内成员交流沟通、体现各方利益诉求的平台；通过广泛开展社情民意调查、建立非营利性服务组织、开设区域论坛、举办区域重大事务听证会等形式，建立和完善区域内成员共同参与区域事务的工作机制。其次，优化组织职能，实现党与群众联接体的定位。淡化基层党组织的非本职功能，降低组织的功能负荷，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为此，一要防止基层党组织异化为准政权性质的组织，二要减少基层党组织的经济职能，集中精力于服务功能上。再次，依托信息化手段，创新社区公共服务载体。推进区域实有人口信息库和社区事务信息共享系统建设，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探索条块结合新模式，初步实现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积极引导区域各服务组织依法经营，支持和鼓励它们开展各类社会服务活动；整合各类区域资源，培育专业服务组织，通过政策帮、项目带、社团促，培育一批充满活力的社会服务实体。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嘉定区委党校副教授

9.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篇九

重 要 精 神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十九大报告的相关内容，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指明了前进方向。我通过系统培训学习和认真研读十九大报告，认真体会十九大精神。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作为法律工作者，更应加强法治理念学习，在本职工作中坚守法治理念，推进法治建设。

法治是国家行驶在平稳发展轨道上的润滑油，也是推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助力剂。在全面深化改革之际，国家亟需呼 唤法治的完善实施，为改革保驾护航.只有以法治为准绳、以法治为抓手，党的执政基础才会更牢固，党的壮大发展才会更坚实，党的领导指引才会更有力。唱响“法治”主旋律，推进法治新步伐，传播中国最强音，让这股正能量谱写依法治国的新蓝图。

10.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篇十

道路平整、楼道干净卫生，车辆停靠整齐有序，文化长廊里展示居民孝善榜样和党员先锋事迹，居民自治栏有居民共创的“快乐邻里笑脸墙”和“楼栋公约”。党群驿站有“张校长调解室”和“红色微商联盟”，睦邻长廊里，几位居民正围坐在一起下棋……走进富国街道富盛社区示范小区——美景百合苑，一派群众自治的和谐景象。

一、网格精细化，小区党建穿起治理线

富国街道在全科大网格建设的基础上，在8个城市社区实施社区网格“1+4+5”协商工作机制，力求管理服务精细化。“1”即以社区党委作为轴心；“4”即党支部、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党群服务队“四位一体”合署办公，党支部书记、业委会主任、网格员、党群服务队队长“四职合一”；“5”即五事闭环工作法，居民提事、网格议事、民主定事、联动办事、民主评事。

通过摸排小区党员数量，建立居民党员信息台账，鼓励小区党员居民亮身份，优先选拔具备业主身份、有热情、有公心、有能力的党员担任小区党支部书记。每栋楼选派一名楼宇党小组组长，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宇党小组”三级组织架构的创建，把党组织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

二、治理人性化，党群驿站建在家门口

富国街道以富盛社区美景百合苑小区为试点，以点带面，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该小区推选某中学副校长张学福同志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党支部带领下，小区陆续成立了业委会、党群服务队，成立了解决居民矛盾纠纷的“张校长调解队”和为居民提供上门维修服务的“便民小分队”。通过实施“1+4+5”协商工作机制，物业提供场地，建立了“党群驿站”+“睦邻长廊”，小区党支部、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党群服务队“四位一体”合署办公，小区里所有事关群众利益的大事小情、群众反映强烈的意愿诉求，都让群众听一听、议一议、决一决、评一评，让群众享受家门口的服务。目前，共举办居民议事协商活动15次，破解多项小区治理难题：确定创建“富盛百合•四美八景”院落自治品牌，设计“合合、美美”小区专属吉祥物，共建文明美、孝善美、健康美、自治美四美宣传氛围；吸纳物业经理为小区党支部委员，真正解决居民对物业“不明白，不了解，不愿意”的难题；成立“小区党群巡逻队”，早中晚按时巡逻，随时排除安全隐患；对居民供暖管道统一检修，更换老旧管件，确保供暖不出问题等等。减少居民“12345”投诉，调解居民矛盾纠纷25起，确保“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在小区党支部引领下，居民积极开展趣味运动会、废旧轮胎涂鸦改造等各种主题活动。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发起“我种植•我管护•共建美好家园”公共绿植绿地认领行动，鼓励居民参与小区建设，提高了居民参与度和家园归属感，逐步实现小区院落自治。

三、服务多元化，创造居民服务新形式

此外，富国街道通过推行“党建引领+社区服务”，因地制宜，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打通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最后1米”。例如富盛社区针对辖区内妇女学历低，工作不稳定问题，实施“党建+就业服务”模式，发挥“志愿梦工厂”阵地作用，建设巾帼创业基地和就业服务中心，积极打造“党建+社区养老”品牌，引入北京普天“12349”居家养老照料中心项目，打通党组织服务群众的“最后1米”。如富泰社区主要服务范围是老城区，离退休干部职工较多，重点打造党性教育、廉政教育基地，依托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建设，丰富离退休干部文化生活。富民社区则建设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人大代表联络站、社区老年大学、社区治理学院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社区。富中社区接入全科大网格云平台系统和智慧警务调度系统，打造网格员培训中心，为网格员增能赋能，不断探索社区现代化管理和服务模式。

11.基层人才建设的主要问题对策刍议 篇十一

关键词：基层人才；建设；管理

一、绥江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才建设现状

2014年末绥江县总人口167686人，全县生产总值实现19亿元，同比增长0.5%；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12亿元，同比增长16.6%；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11.64亿元，同比增长0.3%；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7.8亿元，同比增长16.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8亿元，同比增长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235元，同比增长1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72元，同比增长10.5%；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4%以内；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6‰以内。

进入新世纪，绥江基层人才建设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2015年全县聘用事业人员3161人，其中：高职357人，中职1191人。对于绥江这样一个人口不足17万人的小县而言，占比应该不算太低。

二、基层人才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困难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队伍建设的成败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党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领导骨干和各类人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国家层面而言，今日之中国可谓人才济济，但在建设任务最重最艰巨的基层，人才建设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与问题。

第一、人才总量不足，人才队伍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从分布上看，基层人才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占近3/4之多，农村实用人才严重缺乏，仅占1/4左右。目前基层队伍人才的结构严重制约着新技术推广和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加之干部培训和外出学习的机会少，知识更新慢，为农民服务本领亟待提高。

第二、农村基层人才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村基层人才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差，条件艰苦。工作矛盾多，社会理解少。农村基层人才长期工作在固定的区域，人才交流出口不畅，存在“进城无望、进修无门”的消极思想情绪，造成思想僵化工作无动力、无激情，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三、人才作用发挥不充分。一是为人才服务不到位，对人才没有足够的重视，人才的潜能发挥不足；二是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地方财政力量有限，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人才培训多元化格局尚未形成，无力对人才进行系统有效的培训，对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训更不用说，导致人才多侧重于自我封闭的学习，知识更新和继续教育跟不上，人才层次和总量提高缓慢；三是“专才不专”，许多专业技术人员（如水利、农业、牧业工作者）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专业技术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三、基层人才建设的对策建议

第一，强化人才意识，更新人才观念。越是基层，越是忽视人才建设的重要性。县乡基层领导必须强化人才意识，充分认识到人才在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作用，牢固树立“人才兴，事业才兴”的意识及“人才投入是效益最大”的理念，改变过去那种以文凭定人才的观念，去除本本主义，不拘一格选人才、用人才。

第二，突出重点，积极培育基层实用人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贫富差距、大中城市与小城市及县城资源差距、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也在不断的增大，这种差距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差距造成的。各级应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基层人才，培养过程中应突出农村实用技术，结合当地实际开展技能培训。比如绥江应多开展桃、李、板栗、核桃、猕猴桃、大棚蔬菜等实用技能培训，少开展驾驶、电焊、服装、美容等方面的培训。

第三，健全激励机制，用好用活基层人才。有能力的人总是自然地向那些工作报酬优厚、更尊重人才，更能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的地方流动。县乡政府应制定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一方面能引得进高素质人才，另一方面又能留得住现有人才。比如，绥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从外县引进优秀教师，助推绥江教育；而近十几年则是通过考试增添、补充师资力量。

第四，加强人才管理，努力做到基层人才人尽其用。基层实用人才缺乏，本来就少之又少的技术人员也大多待在县乡，很难进村入户。县乡各级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强化人才管理，使农技、兽医、医护、教育、种植、养殖等专业人才能够驻村入户，真正驻得了村，入得了户，使其技术在新一轮脱贫攻坚战役中发挥其应有作用。

第五，借风使力，用好流动人才。近几年来，国家相继开展了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志愿者等活动，但由于制度和编制上的种种问题，这类青年并没有真正进入到乡镇的行列中去，而且流动性较快。县乡政府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认真研究，用好用活这些流动人才，为地方发展注入新的血液与活力。

12.基层社会治理主要问题 篇十二

10 月26 日至29 日,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 会议主题聚焦于十三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 更加强调发展的科学性、包容性、可持续性,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关键时间节点上的重要战略部署, 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总体方略遥相呼应。

从发展脉络看, 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 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 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2014 年12 月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四个全面”集其大成十八届五中全会部署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蓝图, 与前面几次重要会议环环相扣, 围绕推动改革开放的关键问题系统谋划, 必将对未来的发展格局及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总体方略和十三五发展战略部署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舆论环境,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 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度发展进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深层次矛盾, 改革成本分摊与利益分配之间的矛盾激化, 不同背景出身的人发展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系统差别日益增大, 阶层流动固化, 使相当一部分群体的期望挫折感与相对剥夺感日益强烈, 这是转型期社会发展面临的内在困境。“新常态”下, 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潜在的动荡因素增多, “全面深化改革”既涉及理念和方向之争, 也不可避免利益和权力的激烈博弈, 属于社会发展的非常态运行阶段,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 兼顾稳定秩序和发展活力, 因势而谋、顺势而为, 以有效的舆情治理在多元中立主导, 在多样中谋共识, 在多变中把方向, 是顺利深化改革的基本保障。

二、推进舆情治理创新需要深刻认知引发潜在舆情危机的当前社会矛盾总体特征

当前, 社会发展动力转换而制度变迁远远滞后, 技术赋权带来传播主体多元化, 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逐步增强而法治观念依旧单薄, 传统媒介舆论引导的影响力实现模式面临危机, 而新媒体舆情往往风起于青萍之末, 由个别事件经由新媒体传播升级扩散成为公共事件引发全社会关注, 并因为网络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非体系化的人群聚合能力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网络舆情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 并深刻影响到社会治理其他层面的实施效果, 适应时局与传播技术的变革不断优化舆情治理方略、推进舆情治理创新则成为一项历久弥新的学术课题。

推进舆情治理创新, 首先需要对当前时点上我国社会总体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社会矛盾总体特征有准确判断和清醒认知。

就国内形势而言, 改革与转型交织, 利益博弈与观念交锋并存, 内外环境、矛盾、风险、困难多重叠加;就国际环境而言, 我国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与全球治理结构的深刻调整同步, 国内政策溢出效应日益明显, 也不可避免会受到外来力量和外来因素干扰;就改革本身而言, 立足长远健康发展的改革会引发局部短期阵痛, 群众追求公平正义的心理期待与可能承担的改革成本错综交织, 有可能引发局部社会心理震荡;深水区的改革本就暗礁密布, 是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过程, 现有的政策工具腾挪空间日益狭小, 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势在必行, 一旦创新或实施过程中出现操作失误或用人失当都可能激化既有矛盾;

就社会矛盾总体特征来说, 有两条彼此关联的主线需要在舆情治理中进一步重视:一是社会快速发展和新风险社会来临凸显出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爆发式增长需求与落后的供给体制、薄弱的供给基础之间的矛盾;二是当代中国社会“二阶冲突”凸显带来的细微矛盾扩散化、公共化风险。

从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 《2015 年上半年网络舆情热点》①可以管窥当今社会矛盾在舆论场域中的表征和体现。位居前20位的舆情热点事件中, “上海元旦夜踩踏事件”、“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漳州石化爆燃事件等多个突发事故发生后, 网民态度、意见、情绪短时间内迅速集结, 话题在个别事件上集中之后不断扩大化, 最后上升到体制性问责的层面, 直指我们当下社会管理中的积弊并唤醒以往类似事件的记忆, 在对比类比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对体制的不满情绪。这种舆情生发扩散模式在2015年8月12 日天津港大爆炸事件中得到了典型体现, 连续多日的舆情鼎沸与追问让当地政府承受了巨大舆论压力, 天津本地媒体更因为在此过程中“失语”、“失责”遭到网民嘲讽。突发事件暴露出的公共管理体系漏洞与吏治、司法等领域的积弊交织, 夹杂着工资改革、养老并轨、公共卫生等民生议题, 在意识形态话题上得到另一种宣泄和释放, 社会舆论场的热点话题并非彼此分立, 而呈现出复杂交织、交互强化的特征。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大方针下反腐重拳不断, 各种类型的大案要案贪腐数据也都在不断挑战着公众的神经, 尤其是7月份股灾以来围绕国家对救市所爆发出的各种小道传闻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为传播, 处理不当会进一步形成对政府公信力的极大伤害。

1986 年,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出版《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 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出现以来风险因素日益突出的现象进行了批判分析, 《风险社会》出版当年, 就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核辐射威胁覆盖整个欧洲。新媒体的裂变、社交媒体对社会生活的高度渗透让风险性事件的可视化程度及传播速度大大提升, 其社会传导性进一步超越了传统突发性事故后果所涉及的地理疆界, “新风险社会”隐然而至。所谓“二阶冲突”, 是指由第三方干预所导致的各方与第三方之间的冲突, 是社会冲突升级和扩散的一种激烈形式。由于体制惯性, 我国政府机构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运行过程中发挥着比较强势的作用, 但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需要处理和应对的不确定事件和公共管理问题不断增多, 公众对政府“高依赖、低信任”的现实困境使政府在面对一些问题的处理过程中稍有不慎就滑入“塔西佗陷阱”②, 导致简单冲突复杂化。社会宽容度不够, 共识度不高, 潜在冲突和矛盾复杂交织, 这是当前形势下我们舆情治理所面对的社会矛盾大背景。

三、着眼“四个全面”推进舆情治理的协同创新

“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③, 党领导全国人民着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谋发展, 追求的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 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 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而“包容性发展”亦即意味着立足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 深入剖析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 针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与机遇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 让发展红利惠及所有人。

如前所述, 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矛盾就是新风险社会来临大背景下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带来的矛盾沉积与集中爆发, 因此舆情治理创新也必须更加强调系统性、协同性, 秉持问题意识和科学思维、围绕“四个全面”总体战略布局深入推进细化研究以指导实践操作。

“四个全面”辩证统一又彼此支撑:只有全面深化改革, 破除利益藩篱, 实现全面小康才有动力;只有全面依法治国, 建立规则秩序、推进公平正义, 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障;只有全面从严治党, 锻造领导核心、提供政治支撑, 实现全面小康才有保证。深化改革包括民主法制领域改革、党建体制改革、纪检体制改革;依法治国涵盖依法治党、用法治方式推进改革;从严治党对改革和法治进程具有重要的引领、护航作用;要立足中国国情土壤, 综合历史文化、现实国情、时代精神和未来趋势深入理解“四个全面”在新时期我国治国理政战略布局上的重要意义, 才能准确把握其对舆论引导和舆情治理关键点、切入点、着眼点的内在要求, 避免舆论工作的碎片化、盲目化。要深入探索新形势下舆情治理的手段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 站在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构建起国家立法、公民守法、社会协同、共识引导、技术保障、多元互动、分类治理、彼此协调、自律与监督相结合的常态化、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现代化舆情治理体系。对大众传播媒体, 要以良好的治理策略和激励机制鼓励其进行传播创新, 恪守媒体职业道德, 凝聚传播共识, 牢记话语底线, 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对于广大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用户, 要通过敏锐的舆情采集、研判和反应机制的构建, 让他们切身感到自身的声音能够被倾听、被尊重、被采纳, 让民情民意的社会表达有合理合法有效的渠道, 并且因为这种倾听、尊重和表达渠道的有效性避免情绪的积压与态度观点的极化, 以传播的温情和温度带来理性温和的沟通, 在寻求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推动发展共识的形成。

摘要：本文着眼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总体方略及其内在联系,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入剖析的基础上, 针对性地提出了推进舆情治理创新、提升舆情治理协同性的思路与建议, 以更好服务于“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科学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发展和“两个一百年”长远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四个全面”,主要矛盾,舆情治理创新

注释

11参见廖灿亮, 《舆情地图:2015年上半年网络舆情热点》, 人民网舆情频道2015年7月10日

22 古罗马普布里乌斯·克耐里乌斯·塔西佗 (Publics Cornelius Tacitus) 在出任执政官时, 曾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 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地得罪人民。”这个见解后来成为著名的“塔西佗陷阱”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