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的影响（共11篇）（共11篇）

1.儒家文化的影响 篇一

在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中涌现出来的儒家学说，因为与中国古代封闭的封建社会制度相适应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自从西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作为封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占据了历史主导地位，与封建专制思想并行绵延流长。不可否认，儒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起了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时，它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儒学思想在后世的文化发展中一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受它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在追求统一的形式化过程中逐步僵化，经济上的自洽满足沦为了贫穷愚昧，文化上的皓首穷经变成了思想桎梏。虽然对儒学思想的反思自“五四运动”以来从未中断，然而，由于极力维护旧传统的保守势力阻扰，儒学从来没有受到全面解构，以至于它仍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现今还有人设想用儒学的保守意识形态对民主和科学的价值进行评判。孔子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他的思想进行研究，吸取其中合理的成分，当在情理之中。只是“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似乎不能笼统而论。“影响”有正面负面之分，此处认定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却只字不提负面影响。比如，孔子以及儒家的思想作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对于那些要维护正统的人(例如皇帝)来说，确实就像命根子。至于平民百姓，却如李贽所言，只是“儒先亿度而言之，父师沿袭而育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千年一律”，方才“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大概就有一扫这种专制与愚昧的考虑。如今把孔子思想当作“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去继承弘扬，却是意欲何为？新儒学思想对当时中国有何影响:“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民主与领袖》)。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明清以来“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说法，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一直被斥为现代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总之，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所在。

2.儒家文化的影响 篇二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

通常所说的企业文化, 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精神财富, 是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 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 包括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传统风俗、精神风貌, 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与活动等。如企业人员的构成、企业干部及职工队伍状况、企业生产资料的状况、企业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物质成果特色、企业的组织形象等等都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表现。企业文化的基本要素包括共同的价值观, 企业主导信念、企业宗旨、企业精神、企业作风、风尚和传统、礼节和仪式等。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 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 其核心是企业的精神和价值观。这里的价值观不是泛指企业管理中的各种文化现象, 而是企业或企业中的员工在从事商品生产与经营中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其主要特点有:人本性、系统性、群体性、开放性、稳定性、渗透性、群体性、独特性。

二、儒家文化的精髓

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被辑录在《论语》一书, 儒家文化最核心的思想有“仁”、“德”、“信”、“义”等。“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道德的基础。它概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 核心是仁爱, 即同情、爱护和帮助人。“仁”是德行的根本, 体现于万事万物中, 而使天下人相亲相爱, “义”、“礼”、“智”是“仁”的推广和延伸, 是道德情感的不同表现。儒家所谓的“孝悌忠于职守信”、“恭宽信敏惠”等等皆发端于“仁爱”, 着意在“和谐”。仁爱, 体现的是人道原则。任何一种有生命的管理理论都不能回避这个主题。“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孟子·离娄上》) , 管理中也是如此。企业领导者爱职工会赢得职工对领导的尊敬和对企业的爱, 有利于培养职工爱厂如爱家的意识, 使他们忠于职守, 忠于企业, 有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 因此企业内部容易协调一致, 形成强大的内聚力和整体力。“德”是为人们服务的高尚行为。儒家道德的价值取向首先在于服务广大百姓, 所谓达则兼善天下”。“德”是实行“仁”的手段, 孔子重视教育, “为政以德”, 他认为施行德治的关键是领导者能否以身作则。“信”是“诚实不欺”, 诚信乃人性之本、天道之源。“人而无信, 不可知其可也” (《论语·阳货》) , 说的是守信用则别人愿为你服务, 为你办事, 有信的人才会得到人们的信任、拥戴。“义”是正义。它要求人们谨遵仁义之德, 要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先利顾客, 后自己获利。在“义”和“利”发生相互冲突、不可兼得时, 儒家强调义重于利, 精神价值高于物质价值, 重视道德境界的追求, 重视人格尊严和气节。

三、儒家文化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的价值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吸收其精华对于建构现代企业文化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人本主义。

人才是企业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最为深远的影响莫过于倡导以人为本。儒家创始人孔丘在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贡献是, 他最早开始把当时人们的视野从“天”转向了“人”。孔子认为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这就是说, 管理的核心是人, 即管理的主体是人, 其客体主要也是人。中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当然离不开传统文化的特质, 即人本主义、中庸主义和理 (礼) 性主义。儒学所创立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对企业文化建设具有历史价值的贡献。儒学性本善之说, 与美国学者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在《企业的人性面》建立的Y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学强调尊重人性, 弘扬仁爱之心, 挖掘人的智能潜力, 可谓人本主义企业文化之先导。在企业经营中形成“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重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点。

(二) 以德服人。

企业的根基是人才, 管理者能否正确地识人、用人, 决定着企业在竞争中的成败。儒家思想突出强调了“贤人”治理国家的重要地位, 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孔子主张“贤人治政”, 但贤人首先自己必须修身正己具备优秀的品德, 才能知人善任, 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对管理者来说, 以身作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是管理者树立威信的重要条件, 是实现管理目标的重要因素。被领导者总是以领导者的言行决定自己的行为, 领导者的价值取向将对员工起着重要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甚至决定着社会道德的发展方向。现代企业的竞争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才的竞争, 企业管理说到底就是人的管理, 要真正实现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这是对现代企业管理的一大挑战。只有培养、发现和留住人才, 企业才能占领市场, 赢得生存。

(三) 诚信为本。

诚信, 被儒家视为“立人之道”、“立政之本”。孔子提出“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的思想。诚与信是一脉相承的, 诚实无欺, 必立其信。企业在处理与外部关系时, 要讲“信”, 企业信誉是一项无形资产, 在处理内部人际关系时, 企业也要强调信誉, 主要是管理者要守信。一个企业是否诚实守信, 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台湾研究企业文化的学者将诚信视为企业伦理, 认为企业伦理的根本要旨是要做到四安:安顾客、安员工、安股东、安社会, “四安”考虑周全, 运作方便, 是诚信在现代企业文化的恰当诠释。

(四) 义以为上。

义以为上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价值论, 也是现代儒商的管理价值观。所谓“义”, 是指人的道德价值。所谓“利”, 是指人的功利价值。在义、利关系上, 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的命题。“义以为上”是“重义轻利”之意, 在对物质利益和社会权势的追求中, 应该“以义取之”, 而不应“以利取之”。现代企业文化提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 正确处理义利关系的激励机制, 与“义利并举, 义以生利, 以义为上”的儒家价值观是相吻合的。作为企业应追求利益共享, 回报社会。利益由股东、顾客、员工、企业四者共同分享,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最终回馈社会。既要处理好企业本身与内部员工的义、利关系, 制订一套合理可行的利益分配制度, 又要正确处理好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义利关系, 恪守企业对于社会、国家的职责和义务, 自觉遵守国家的法令与社会的规约, 以正道谋取企业的利益。

四、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冲突

儒家文化博大庞杂, 精华与糟粕并存, 其封建性、保守性、盲从性和封闭性等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冲突, 可能阻碍现代化进程。

(一) 儒家文化的“仁”对企业文化精神层的冲突。

由于儒家的“仁”者精神建立于“血亲”的基础之上, 就给企业的“人本神”、“团队精神”打上了“小群体”的符号。在企业中, 以关系为基础的非正组织会阻碍正式组织的正常运行, 降低企业的执行力度。特别是中小企业, 实以人为本时, 先会考虑领导者个人的利益, 提高员工福利待遇的同时, 会让员工付出更多的劳动力。以“个人”为中心的爱人用于今日, 更多地被企业领导演化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爱人。以食品为例, 明明知道合成色素不如天然色好, 但为了节省成本, 宁愿使用合成色素。明明知道不能给蔬菜打激素, 为了使产品卖个好价钱, 仍然给蔬菜、瓜果乃至家禽注射激素。

(二) 儒家文化的“德治”主张与企业管理的“法治”理念的冲突。

在管理层面上, 儒家提倡以仁义治天下, 注重人治, 提倡感情化论理规范, 而不太重视程式化的法律制度。封建时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就体现了这种重德轻法的倾向。而企业管理作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管理。显然, 儒家重德轻法的思想是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

(三) 儒家文化的“贵和”思想与企业“竞争”意识不一致。

儒家思想文化表现出来的一些精神气质与现代企业精神的要求不一致。这些不一致突出地表现在儒家的“贵和”与“内敛”的倾向上。在处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 儒家注重的是自我的内在精神和“向内用功”, 认为只要去发掘、完善自我的内心世界就可以达成与外部世界的统一即所谓只要“内圣”就能达到“外王”了。

(四) 价值取向上重理想而轻效益与现代企业文化之间的冲突。

历史上自从儒家文化处于独尊地位之后, 中国思想界一切“尚力”之说均遭非议, 儒家的大同社会和小康思想成为统治者欺骗民众的工具。在管理中过分重视精神激励, 忽视物质刺激, 缺乏利益机制, 权、责、利不能统一, 虽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却难以各得其利。另外, 在决策时易根据理想办事, 缺乏按效益原则决策的机制。

五、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的有效结合

儒家文化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和管理理念, 是整个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必须看到它可取的部分及不可取的部分, 同时看到儒家文化在当代的应用价值, 一味的否定与盲目的肯定都是不可取的, 要坚持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用科学的方法结合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 塑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现代企业文化。

(一) 找准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契合点。

在企业管理中, 人始终是第一位的。人的心理品质与心理因素与企业的发展关系非常密切。实践证明,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权威管理者造就而成的。企业权威管理者拥护什么, 实施什么, 奖励何种行为, 反对何种做法, 最直接有力地影响到企业文化的定位与指向。在现代企业文化的构建中, 一个权威管理者持有什么样的思维意识和做事风格, 是这个企业文化的精髓, 也是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契合点, 而这个契合点需要一个企业权威管理者发现获取。

(二) 掌握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结合的合理方法。

运用儒家思想构建企业文化要因地制宜, 不能随意照搬, 应该在对儒家思想的智慧充分了解、掌握和消化的基础上, 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才能够用于指导现代企业的文化建设。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在企业初创期, 要取“礼”治企, 建立起严明合理、不偏不倚的企业规章制度, 无论高低, 凡是违规犯纪一律按规定处理, 公平公正;二是在企业成长壮大后, 要以“人”治企, 在共同遵守规章制度的氛围中, 推行情感管理, 与员工和谐相处;三是待企业壮大稳固、和谐平稳发展成熟之后, 要取舍“中庸之道”, 建立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具有强大的韧性力量的企业文化理念。至此, 企业就可以成为一个可以自行运转、强大、高度智能、不可摧毁的组织, 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的构建中就可以得到尽善尽美的体现。

总之, 建设现代企业文化不是重新创造传统, 而是根据时代经济和政治的要求, 去发掘和发扬传统中的积极、进步的成分, 如人本主义、以德服人、诚信为本、义以为上等儒家文化精华, 改造传统并使之表现时代精神, 适合时代要求。对待儒家思想文化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找准契合点, 掌握好方法, 来塑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现代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 .葛荣晋.儒道智慧与现代社会[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6:211

3.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篇三

关键词：天人合一;建筑;和谐;文化;内涵

一、儒学思想的兴起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独领风骚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并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吸收外界差异文化融合成为新的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且儒家主张的“仁”的思想有利于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更是有着现实意义。因此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中国传统的历史建筑也都充分体现了国人追求的和谐统一原则。

二、儒学思想在中国建筑中的体现

儒家学说在中国古代是占主导地位的正统哲学，伦理思想，它渗透到这个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深影响了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性的中国古代建筑活动。

（一）礼制与居住建筑

儒家认为礼就是秩序与和谐，其核心是宗法和等级制度，人与人，群体与群体都存在着等级森严的人伦关系。在古代社会长期发展中，礼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思想体制和制度。出于对秩序的要求，从公元7世纪起，就制定了皇族、贵族、官员和普通百姓建筑上的宽度、深度、屋顶形式、装饰式样等方面的限制条文，并被纳入法典。故宫是儒家"礼"制思想表现得最强烈的地方。儒家思想中一直强调的个体在群体之间的关系，在故宫这个规模最大、形态最复杂的四合院建筑群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故宫显现了儒家礼制在君臣关系、夫妻关系、嫡庶关系中的表现。帝王的办公区在前，主要有皇帝举行重大典礼、召见文武官员的三座大殿，它们由南向北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工字形台基上，用最高贵的建筑规格体现着皇权的尊贵。

（二）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对中国民居建筑的影响

北京的四合院不仅反映着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也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揭示了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思维规律与自然规律的统一性。天人合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造成了这个文化中整体系统的辩证发展的思维方式，造成了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主义，推动人们在成己成物，人我交融中实现人格，品德的完善。在中国古代居住建筑的空间布局上，合院的御局既符合礼制，又顺应气候特点，合院的四面用走廊，围墙将建筑连接起来，保证了安全，防风，防沙。合院的布局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对不同气候地区，对庭院数量，大小，单体建筑加以变化，形成许多变种。

除了宅旁建园以外，人们还十分注重内院的处理。在我国，内院不但有助于解决建筑布局中的一系列功能问题，而且人们还将内院看作是人与天地，人与自然相沟通的场所，中国人常常在这露天起居室内引入大自然的情趣，或植树栽花，或叠石理水，即使面积很小，也要种植几株素竹，几棵芭蕉，使人们能随时欣赏绿色景观，随时与自然对话随时感受自然的气息。

（三）逾制的孔庙

中国有一座建筑在礼制上是例外，熟悉中国文化的人都知道，龙是帝王专用的，而数字"九" 通常用来象征皇权的尊贵。而在孔庙里竟有十根龙柱，这不是违背了"礼制"吗？事实上，这正是为了表现人们对儒家学说的尊崇。由于有效地稳定了封建社会秩序，儒家学说取得了近似宗教的地位，把政治、哲学和伦理三者融合为一体，形成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的儒教，孔子本人也被不断偶像化、神圣化。

孔子死后第二年（公元前478年），他的府邸就被當时的诸侯王改建为庙。历代帝王在一定的日期都会选派官员到这里来祭祀，其中有些人还亲自前往。因此，在孔庙出现的龙柱，不仅不是违背儒家所强调的礼制，而是在显示孔子地位的尊崇。

三、儒家思想与当代建筑的发展

建筑在许多体量与形制上的规范是文化的体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诸多建筑中留下了痕迹，甚至形成了儒家文化独有的建筑类型、样式和基木的范式要求。

儒学精髓使得中国建筑迥异于外国建筑。自儒学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贯彻了这种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无论是在社会交往或是建筑文学方面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建筑中的追求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强调人自身的感受，注重以人为本，尊崇自然的原则，始终贯穿着建筑的发展，也逐渐成为建筑设计中部可缺少的精神核心。同时，对于传统儒学中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腐朽思想也该予以舍弃与革新，例如中国自古以来传统严格的阶级制度，在当代社会，因更多的注重于设计以人的基本需求为主，更多的倾向于人的感受，因此儒学中的和谐，以人为本原则显得更为重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和幅员广阔的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建筑经验。从社会发展看，一定历史时期的审美需要对艺术的创作形式起着主要的影响，它规定这艺术家朝着怎样的方向去形成和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并打上深刻的社会历史烙印，赋予它们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应重新评价我们的建筑遗产，把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融为一体，运用和借鉴传统建筑的精神，营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

【参考文献】

[1]熊明.建筑美学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侯幼斌.中国建筑美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3]李厚泽.美的历程[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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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建明.论建筑的艺术意蕴[J].东南大学学报，2002

[6]杨学礼.人、环境和建筑艺术[J].工业建筑，2002

[7]刘心武.建筑艺术与艺术建筑[J].重庆建筑，2003

4.浅谈儒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篇四

摘要：儒学的现代意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儒学如果能复兴为现代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它的意义肯定是在提升人的道德。在现代中国，旧的道德观已经崩溃，新的道德观尚未建立起来，各种道德理论和观念暗中相互打架和相互交汇，情形很复杂。那么在这样的境况下，儒学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还是值得探讨的，并且是不容忽视的。如何看待，如何应用，如何弘扬都日益成为我们现代社会迫切面对的问题。关键字：儒家文化 现代社会 影响 弘扬

一、儒家文化概述

儒家文化是在传统中国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得以存续。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经久不衰，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第一，人本主义思想；第二，“内圣外王”思想；第三，“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善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出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与西欧现代精神的对比

首先，在西欧现代精神当中，理性主义具有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感性分离的二元结构，并把前者（人、主体、理性）对后者（自然、客体、感性）奴隶和支配当成是正常的和合理的东西。在儒家看来，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精神与肉体的关系具有相互对待的存在关系。因此，这里就不存在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区分，也不存在它们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在这种对待视野中，所有的事物和现象都互为因果、相辅相承的整体，而不存在“中心”，因而具有趋于平衡的合理性。而且，由于对待主义不是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它又具有趋于协调的合理性。

其次，儒家的理性所立足的是不同于西欧绝对个人主义的道德个人主义而西欧的个人主义是个人从中世纪的传统、权威、宗教、国家那里获得人权和自由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它根基于从共同体分离和独立出来获得自由的个人。

三、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积极作用

一）儒家文化的守礼思想，能使社会安定，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守礼思想，虽然有不少的消极因素，但也有教导人们守于本份，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这能使社会安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儒家文化的重义轻利思想，有利于维持商业道德，发展经济，有利于现代化经济建设。儒家文化的重义轻利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准则都要以“义”为最高标准，人们必须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做到“义然后取”，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义。义比利重要，义比“仕”重要，义比生命还重要，孔子鼓励人们要见义勇为，“舍生取义”。

三）儒家文化的勤俭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有助于生产的发展与积累。儒家文化的“节用”、“薄敛”、“富民”、“博施”、“使民以时”的思想，养成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坚韧不拔的品格。儒家文化的克勤克俭精神，也一直影响着东南亚各国人民。

三、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消极作用

（一）儒家文化重义轻利思想，也有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消极一面。孔子的所谓“君子唯义而己矣，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文化讲究仁义礼信等道德准则，而贬低物质利益。不讲物质利益，只讲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就会挫伤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经济就不能发展。

（二）儒家文化重道德而轻农工商的思想，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孔子一贯轻视农业和商业，当樊迟问及孔子种田的知识时，被孔子训斥为小人。孔子又批评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把商业生产列入违背天命的不轨行为。“君子不器”（不从事农工商和实际技艺）成为儒家的规训。尤其是商业，最没有社会地位。直到清朝末年，随着商业的发展与海外的影响，商人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地位才逐渐提高。因为商业不发达，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一直未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只产生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儒家文化的价值观是重道德而轻实利，重精神而轻物质的，所以，过去成功的商人及其后代子孙，如果要想晋升，就必须弃商而读书当官。这各观念一直阻碍着经济向前发展。

（三）儒家文化不分治家和治国的原则，对现代化建设也带来了不利的因素。儒家文化的治国办法是人治。儒家关于治国的办法，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孔子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明确说明修身齐家之道就是治国之道：“古之欲明德于天下，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心正而后修身，身修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平天下。”孔子认为治家与治国都同一个道理，能治好家的方法也就能治好国，而治家的法则是道德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也即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人治的方法，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除了以上的影响，儒家文化还有着其他很重要的积极作用。第一，孔孟的思想主张和平，对促进世界和平意义重大；第二，孔孟思想主张忠孝，有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增强向心力与凝聚力；第三，孔孟思想主张修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第四，孔孟礼乐思想有助于提高民族的人文素质、精神素质；第五，孔孟的诚信思想，对建立市场规范意义重大。第六，孔孟儒家思想长期以来一直是维系中华民族精神团结的重要纽带。

四、弘扬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

通过以上的分析，儒家文化对现代化经济建设既有利又有弊，我们要弘扬其有利的部分，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一）要用儒家文化的“仁、义、礼”的道德规范、培养新一代的“四有”新人。

（二）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待儒家文化，也应向先进的国家学习一些好的治国经验。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西方文化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同样要一分为二的对待，各取其好的一面，排斥其不好的一面。

（三）发扬仁爱精神，加强热爱人民，尊师爱生教育孔子把“仁”由西周时的“爱亲”扩展为“爱人”，由家族之爱推广为天下之爱，不但体现了由亲而疏的爱的变化而且包含着“泛爱众”的质的升华。

5.儒家文化的影响 篇五

1.您在该企业的工作时间是？

A、6个月以内B、6—12个月C、1年—3年D、3年以上

2.您的文化程度是？

A、初中B、高中C、中专或大专D、本科E、硕士或以上

3.您认为该企业的最大优势是什么？（备注：可多选）

A、领导远见卓识，决策能力强B、员工向心力强、士气高

C、规模大D、管理独特、水平高E、具有良好的企业文化建设基础

4.您认为制约一个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备注：可多选）

A、管理效率比较低B、制度不健全

C、员工素质有待提高D、缺乏系统、先进的企业文化

E、缺少团队学习的氛围F、形象宣传与推广力度不够

5.您认为该企业在哪些方面急需提高或改善？（备注：可多选）

A、管理模式与管理水平B、人才建设

C、企业凝聚力D、创新精神E、其他

6.您认为该企业发展的长远目标应是什么？（备注：可多选）

A、行业旗舰，百年企业B、树行业经典，铸知名品牌

C、追求社会效益和企业效益最大化D、实施文化管理，全面提升竞争力 E、企业可持续发展F、创国际一流的现代化集团公司

7.您在工作中是否受到尊重？

A、非常受尊重B、比较受尊重C、受尊重

D、不受尊重E、不知道，也没想过

8.您所在的部门对员工的评定是否有一套客观标准？

A、有，而且不错B、没有C、不知道

D、有，但不科学，不利于人才的评定与选拔

9.您认为员工的合理化建议是否受到重视？

A、很受重视B、受重视C、一定程度上重视D、不受重视

10.作为该企业的员工，您是否有强烈的自豪感？

A、有B、时而有C、没有D、不知道

11.平时您了解企业各类的信息主要渠道是什么？（备注：可多选）

A、会议传达B、文件通告C、同事传达D、宣传栏E、其它

12..您认为该企业现有的文化活动足够吗？

A、足够B、不太够C、不够D、不清楚

13.您在该企业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

A、生存赚钱B、工作轻松C、工作环境良好

D、学习新知识、新技术E、实现自我价值F、其他

14.您认为企业应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内容？（备注：可多选）

A、经世致用B、厚德载物C、以人为本D、创新求变E、与时俱进F、甘于奉献G、自强不息

15.您认为您所在企业的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是？

A、有很大联系B、有一点联系C、几乎没有任何联系D、不了解

16.您认为儒家文化对企业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哪方面？

6.我眼中的儒家文化 篇六

然而随着慢慢成长，走入社会，慢慢失去了原有的那一丝文化气息，很难再引经据典。

感慨之余，稍微令人安慰的是，尽管现在说的、用的少了，但从小学习、耳读目染的一些文化理念一直默默的埋藏在心底深处，并影响着我的一言一行。

其中一些，更是深刻的影响了我的成长。

“和”，这是一个简单，却又内涵丰富的字。

记得从小父母便教育要与人和善，待人接物要和和气气。

如果邻里发生了纠纷，大家都会劝慰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家族中更是常说家和万事兴。

上学后，关于“和”则接触得更多一些。

一直影响着我的是“君子和而不同”。

记得上学时，好辩论，性格也比较固执，颇有一些“坚持真理、绝不屈服”的观念。

因此，偶尔都会和朋友探讨问题时因观点不一致而发生争执，而每每都会用“和而不同”予以化解，并未因此产生隔阂，反而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

“和”的观念俨然已经成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工作中、生活中，都希望和大家和气相处，也鲜有冲突。

另外一个字，则是“信”。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而这也一直是我的做人准则。

经济社会中，信用是一个人的基石。

要做到这点，也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守信的准则会让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变得谨慎，然而我始终觉得要做到守信必然要“誓不轻许，故我不负人”。

就这样生活着，尽管显得偏小心，不够大胆，却觉得活得踏实，不累。

所以，当我们在谈论传统文化，谈论儒家思想时，我其实是在谈论“和”，谈论“信”，谈论“义”……在过往的经历中，这些点都在帮助着我慢慢成长。

7.试论儒家“乐”文化对陶诗的影响 篇七

《论语·雍也》中孔子称赞颜回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这里都谈到了“乐”,儒家所追求的“乐”,是一种超越世俗,追求坚守高节而带来的精神之乐,这种“乐”并不仅仅是物欲满足所带来的一时之乐,而是一种永恒的“乐”,正如颜回那样,即使在外界环境极度糟糕的情况下,也能做到“不改其乐”,可见儒家所追求的“乐”是一种坚守信念、安贫乐道的达观自信的处世态度与人生境界。

孔子及其弟子生活在战乱频繁、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这一点与陶渊明所处的晋宋之交时期相似。陶渊明也曾有过远大的理想与抱负,他曾做过桓玄、刘裕的幕僚,也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有补于世。但无奈的是,现实官场的黑暗与腐败让陶渊明的理想一次次成为泡影,因此陶渊明任职不久便主动辞官。最后一次踏入官场担任彭泽县令,是在迫于生计的压力以及亲友的劝说下做出的选择,但现实的黑暗与残酷让他更清醒地认识了当时的社会,也更加坚定了自己与官场彻底决裂、回归田园的决心,于是在担任彭泽县令八十余天后,渊明毅然辞官,自此陶渊明再从未踏入官场。但与官场决裂意味着他要独自面对“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的艰难困窘,渊明因此而对自己的选择表现出悔恨和动摇了吗?显然没有。在作于辞官第二年的《归园田居》中,辛劳困苦的田园躬耕生活给陶渊明带来的不是悔恨而是惬意,带来的是一种“乐”,尽管躬耕生活劳苦,但渊明却感叹“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渊明的“愿”就是自己坚守儒家信念,于乱世中洁身自好。而也只有在山水田园间,陶渊明才实现了自己的“愿”,所以陶渊明找到了“乐”,这种“乐”是坚守自己理想信念所带来的满足安心之“乐”,孔子的弟子颜回的“乐”也在于此。

陶渊明可以选择官场,完全可以改变自己以适应官场,虽不一定能做到高官,但即使是小官,也可解决生计问题,绝不至于后来最穷困时的乞食地步,但陶渊明却依然选择退出官场,《饮酒》其九中陶渊明自述己志: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

“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

“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

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

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

面对田父的劝说,陶渊明表达自己固守高节、不违初衷的决心。支撑他做出这样选择的力量与勇气何来?从儒家那里也能找到答案。《论语·述而》,子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告子上》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孔子认为富贵来的不合乎“义”,则富贵如浮云不可取,只要坚守住信念,即使“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也是自在逍遥充满“乐”的。孟子也认为不合乎“礼”、“义”而获取富贵就是失掉本心。陶渊明也多次对守节固穷之士表达过赞赏之情,其《咏贫士》七首就表达自己淡泊名利的情怀,也对古代贤士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等的安贫乐道、守节固穷的行为加以赞赏。《咏荆轲》一篇则歌颂了义士荆轲,朱熹认为陶渊明《咏荆轲》一篇“露出本相”。《咏贫士》其四“……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可见,陶渊明将名利看得很淡,追求的则是儒家的“道”,而在自身所处的黑暗乱世,坚守住“道”,就是最大的“乐”,所以说陶渊明的“乐”在于他能拒斥外在利益之引诱,逍遥任性,随顺自然。

2.“融入自然”以自乐

儒家所追求的“乐”,也表现为一种将自身融入自然而获得的一种超功利的精神境界,这种心态境界使不为世俗荣辱所羁绊,表现在儒家对富贵的一种豁达态度。《论语?先进》:“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以自然山水娱情养性,融入自然以保持自己的操守成为了儒家士人在邦无道时坚持遗世独立的一种生存方式,可见儒家体会到了自然山水对人带来的精神愉悦。

陶诗中最能表现陶渊明热爱自然,能将自己融入自然以获得精神上的超脱的则属《时运》与《饮酒二十首》。

其一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

袭我春服,薄言东郊。

山涤馀霭,宇暧微霄。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其二

洋洋平潭,乃漱乃濯。

邈邈遐景,载欣载瞩。

人亦有言,称心易足。

挥兹一觞,陶然自乐。

其三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

童冠齐业,闲咏以归。

我爱其挣,寤寐交挥。

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其四

斯晨斯夕,言息其庐。

花药分列,林竹翳如。

清琴横床,浊酒半壶。

黄唐莫逮,慨独在余。

在这四首诗中,陶渊明表达出自己对曾点之“乐”的赞同。《时运》四首描写了诗人暮春之时穿上春服,漫步于山野田间,望见山间云气雾霭与春雨后的彩虹,柔和的春风轻轻拂过脸颊,吹开了田间的新苗。诗人于山间溪边欢饮自乐,陶醉于山水之间,仿佛自身融入自然与之成为一体。其三、其四中,陶渊明在淘最自然间要想到曾点之“乐”,但又慨叹前贤之世的遥不可及,但这并未影响诗人从自然中获得“乐”。陶渊明热爱自然,他的本性也属于自然,这与政以贿成、暗室欺心的官场格格不入,于是陶渊明与官场决裂,选择回归田园、回归自然《归园田居》其一中陶渊明对于自己的选择言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向往的是自然,展现的是一位摆脱世俗官场羁绊的,终于得以回归“自然”的诗人发自内心的欢欣。《饮酒》其五、其七中,陶渊明也表达自己融入自然而乐的情怀:

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汎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陶诗中对自然山水、田园山水的描写是其自然本心的丝毫无遮蔽的展露,陶渊明因此也从自然中找到了“乐”的所在。

3.“淡看生死”以自乐

陶渊明之所以成为文化诗人,还在于他那种对生死现实的透彻领悟。忧叹生命的短暂,悲慨人生苦短,对死亡怀有一种逃避或恐惧,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对于生与死的话题,他们都表现出同样的态度,贵生重生,对死亡采取回避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庄子在妻死后鼓盆而歌,实则就是藉以宣泄心中哀痛之情的极端之行。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期,不少显宦士人都在求仙服散以求长生,生死也成为汉末魏晋时期诗歌的一个主题。但陶渊明却能看淡生死,泰然处之,是一种超脱。这也是渊明在生死问题上对儒家的一种超越。《形影神》一诗中,陶渊明通过“形”与“影”的争辩论及生死问题,进而引发对人的价值的思考,在《形赠影》中“形”认为“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形”感叹人生短暂易逝,劝告“影”要及时行乐,而在《影答形》中,“影”则认为人生虽短,但“立善”才能实现价值。最终在《神释》篇,“神”均否定了“形”与“影”的看法,“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认为有生必有死,不必为生死左右自己的心态,随顺自然,不为物欲俗言所羁绊,陶渊明对于生死是一种泰然处之的态度,对于富贵,陶渊明认为确实是珍贵的,但又如人生短暂一样转瞬即逝,《拟古九首》其四: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

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

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

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

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

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

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

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8.儒家文化的影响 篇八

一、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

汉代大理是“蜀身毒道”必经之地，印度、缅甸人到过大理。唐代，印度僧人到大理传教游览，有的还成为南诏王的“国师”；唐初，唐将梁建方率兵讨松外蛮，招降河蛮首领杨敛，在大理地区游历考察，他将耳闻目睹的大理地区的部落、特产、风俗等内容写成《西洱风土记》；唐贞元十一年（公元1287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大理旅游，著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元末明初，有几个日暗本僧人到大理旅游居住，有四位日本僧人圆寂后，还葬在苍山龙泉峰，并修建了著名的“日本四僧墓塔”；元代十七年至二十年（公元1280-1283年），西台御使部松两次到大理游览，调查了大理的山川、风俗、物产、社会生活，写出了著名的《大理行记》。民国初，英国人弗茨杰罗德到大理旅游考察，著有《五华楼--对大理民家族之研究》一书；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被贬到云南的翰林修撰杨慎，与大理白族学者李元阳结伴漫游苍洱名胜，写了《游点苍山记》，明末清初，著名诗画僧人担当，走遍苍洱之间，留下许多赞美大理的诗名；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6年），地理学家徐霞客来大理旅游，在他的《徐霞客游记》中对大理的苍洱名胜、传统的三月街等均作了翔实的记述。清代，大理的苍洱风光业已驰名，来大理游历的人更多，陈鼎在他的《滇游记》中，对大理三塔、一塔、感通寺、三月街等名胜古迹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剑川州牧张泓游历大理，在《滇南新语》中记述了大理的龙女花。大约在四千年前，大理便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战国时期，有大批移民从中原来到大理。早在汉代，大理就是古西南丝路的交通要冲。公元七世纪初，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较大的民族部落。在唐五朝中央的支持下，蒙舍诏逐步吞并了其他五诏和许多小部落。公元738年，南招把政冶中心从巍山迁到了大理，筑太和地为都。同年唐玄宗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设"云南安抚司"，从此，大理成为云南的政治中心。公元937年，段思平联络滇东三十七部进军大理，建立了"大理国"。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十万大军乘革囊，渡金沙江，灭大理。大理国相传二十三王，共318年。元朝在云南设立了中书行省，并将行省的治所东移到昆明，才结束了大理五百多年一直是云南政治中心的历史，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改大理国为大理府，称太和县。清沿明治，民国二年改太和县。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大理县、下关市建制撤销，组建为大理市。大理白族的风情浓郁，民族文化多姿多采，至今仍保留着独具特色的语言、服饰、风俗。还有许多具有地方特点的民族成会，如本主节、绕三灵、耍海会、三月街等。白族民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华丽典雅，别具特色，"家家养花"的美好环境令人流连忘返。

“文献名邦”一词在云南，常被人们作为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地区的称誉。“文献”二字的含义为：“文，典籍也；献，贤也。”用现代的话说，文指的是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的是熟悉典故的人才。因此，文献名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丰富的能够反映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典籍，二是要有精通典籍的人才。大理被誉为“文献名邦”的历史根据，就是高悬在大理古城南文献楼上的匾额。匾额是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云南提督偏图所写。偏图是汉军正白旗人，原姓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偏图以督标别将随云南总督赵良栋征讨吴三桂，第二年被提升为云南随征够兵。平定云南后，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偏图任云南提督。云南提督府衙门就设在大理。偏图身居大理15年，深感这里的人文兴盛故报请清政府颁发了这块匾。大理被誉为文献名邦的依据，在民间还有这样的说法，是根据大理文献村而来的。建于康熙年间的文献楼楼上有一副长联，为大理近代文人周仁所撰：“溯汉唐以还，张叔传经，杜公讲学，硕彦通儒代有人，莫让文献遗风暗消在新潮流外；登楼台而望，鹫岭夕阳，鹤桥小路，熙来攘往咸安业，但愿妙香古国常住于大世界中。”这幅长联道出了文献村的来历。联中的张叔何许人也？乃汉代大理文献村先贤。据传，汉武帝时，文献村名叫南山村。当时，大理地区还不开化，特别是文化方面更处于迷蒙状态。天资聪颖的张叔与同村好友盛览一块放牛时，深感不识文字的缺憾和痛苦，于是二人商议出走学习。他俩历尽千辛万苦，到处寻师访尊，终于寻访到了汉代大学问家司马相如，拜司马相如为师学习经文。司马相如授其经文，张叔、盛览学成归来，教化乡人。因张叔、盛览被后人尊为精通学问、精通典籍的人才，故将南山村改名为文献村。明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人物》载：“张叔，叶榆人，天资颖出，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思变其俗。元狩间，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负笈从之，授经，归教乡人。”

二、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文化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的影响有着根本的联系。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缔造的儒学，自春秋起就开始书写她源远流长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发展的历史的演进，儒家学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其社会功能也在与时俱进，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其后，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儒学文化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与终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如他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去实践。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按照古代的说法，“文，典籍也；献，贤也；邦者，国也。”也就是说，大理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地方，既有浩瀚典籍供人穿越时光，也有胸存甲兵三千的饱学俊士，可谓人杰地灵。毫无疑问，那时以及更早的大理是无愧于这块悄无声息的匾额的。白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少数民族之一，同时又是南诏国、大理国文化的直接承传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白族文化、别具一格的民风民俗。这些文化通过文物古迹、文献典籍、口头文学流传下来，记录了白族人民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特殊认识和深邃思考。

【基金项目】2014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在白族地区的传播研究》，重点课题，课题批准号JD2014ZD19.

（作者单位：大理大学）

地址：云南省大理市弘圣路2号，李群：13988557787.

9.日本企业文化中的儒家文化的烙印 篇九

当我1993年底进入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工作不久，一次工作上遇到了紧急的问题，赶紧去向总经理请示，却莫名其妙地遭到了训斥，原因是我没有首先向这个业务的主管和副总经理汇报，直接找到了这位总经理。显然，我在无知的情况下犯了日本公司的一个大忌，即：“越级报告”。此时，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曾经工作过的国家机关或者说是国营企业的感觉，那就是所谓的“等级观念和制度”。随后，我注意到职员手册中明确地将职员规定为九个“级别”，另外还有一套“职称”评定规定。我突然意识到，这种等级制度和职称评定与军队建制几乎丝毫不差。军队是按照“士、蔚、校、将”分级，同时有“班、排、连、团、师”等职称。

仔细想来，中国的国营企业体制实际上就是从战争时期延续下来的战时经济体制，或者说是前苏联斯大林体制的继承。经济学家们把这种体制称为“计划经济”，而我更愿意称它为“战时经济”或“军人经济”。考查日本两家最大的财团，即；“三井财团”的起源和“三菱财团”的创业，可以发现它们都是由日本的武士家族弃武从商而来。另外，从两家有名的日本综合商社“伊藤忠商事”和“丸红商事”的创始人“伊藤-长兵卫”和“伊藤-忠兵卫”的名字可以看到日本武士“长兵卫”和“忠兵卫”的身影。日本财团企业的快速发展的历程与日本的对外战争和大规模军需有着密切关系。另外，日本的复员军人也有相当数量被安排进大企业工作。所以说，日本的大型企业集团具有军人的血统和属性，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军国主义的藏身之处。可以不难想象到，一旦战争爆发，日本的财团企业可以迅速完成向军队的转变，综合商社也会随之成为军团的指挥中心。然而，与中国国营企业不同的是，日本企业或着说日本社会还有另外两种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家属性，这同样有着历史渊源，并不断延续至今。人们通常按照西方教科书的习惯谈论“市场经济”，而我更喜欢把“市场经济”称为“商品经济”或“商人经济”。“商品”和“商人”并非西方所特有或独创的东西，而是我们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社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的属性。只不过，这种属性在一定历史阶段受到了压制，不被显现出来。当人们赞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雄伟，感叹秦始皇凭借强大武力征服各国建立中国历史上首个统一国家时，我们往往忽视了造就这一切的背后人物--大商人“吕不韦”。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证实吕不韦是秦始皇赢正的生身父亲。吕不韦担任秦国宰相期间，秦国由弱转强的史实，我们可以体会到“商人”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强大的属性。

在日本大企业工作的中国职员往往感觉日本企业是国营公司，可能是体验到了日本企业的组织方式和行为方式其间隐藏的军人属性。而日本人通常称日本的这些财团大企业都是民间企业，他们事实上强调了企业的发展历史和其中包含的商人属性。“企业就是社会”，这几乎是所有日本人的共识。至此，我可以说“军人属性”和“商人属性”是日本企业和日本社会的两个本质特征。记得年轻时对商人的最初感知仅仅是个体户或香港商人的形象，他们不过是一个或几个人从事买卖，而且是一种自由而随意的经济活动。可是，来到三井物产工作后，我发现原本自由的商人也可以用军队的思想组织起来。也许“军人属性”和“商人属性”的结合就是巨大的综合商社产生于日本的根源所在，也是日本一百多年来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奥秘所在。

如果说强大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商人”与“军人”属性结合的结果，可是这种结果并没有持续很久，秦朝在建立统一帝国15年后很快出现了危机而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长期繁荣和强大的国家，这就是“汉朝”。众所周知，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成为大汉王朝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由此，儒家思想确立了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成为两千年来中国各代帝王得以继承的治国之道。同样，我们看到日本大财团和其所属的大企业领袖们采用儒家思想为经营理念，指导企业做大、做强和做长。事实上，儒家思想和道德一直在日本社会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与日本和中国古代交往的历史密不可分。有西方学者把日本视作“儒家资本主义”，“公社制资本主义”或“从外看是资本主义，从内看是社会主义”，这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如此说来，“儒学主义”、“公社制”和“社会主义”存在着共同的哲学思想基础，这也是我后续研究设立的一个新命题。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日本大企业和日本社会是一个“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思想”的统一体。换一种说法，现代日本经济是一个“儒学主义的商人经济”三位一体的结合体系，日本财团和其所属的大企业是一个儒家思想指导的、商人领导的和军事化体制的经济组织。日本的综合商社和财团体系是考察这一结论的最好的实证。与此同时，我作出了如下大胆的联系和臆测：“社会主义”对应“儒学思想”，“计划经济”对应“军人属性”，“市场经济”对应“商人属性”。那么，我要问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日本的“儒学主义的-军事化的-商人经济”是否存在着更多的哲学共性呢？汉王朝时期的强大力量和长期繁荣来是楚人“反秦”既而又“承秦”的产物，也是官、私工商业近一步发展的结果，实质上正是“儒学主义的商人属性”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与此相反，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变革中，大量的机关分流人员、高学历理论家和留美经济学者进入国营企业，形成了“自由主义-文人属性-官僚属性”的结合体，不由得不让人担心他们面对日本企业军团的战争结局。

西方人的基督教实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哲学，它将教义中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的辩证关系称为“三位一体”。以此为对照，我们看到日本财团大企业和日本现代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首先，父辈是武士（军人属性突出），开始创业；其后，子孙坚持继承武士属性的同时，又建立综合商社这样的商业组织（保留军人属性，突出商人属性），使父辈的事业发展壮大；其间，朱熹的理教（儒家思想）成为日本社会近千年以来思想和道德的主导力量。此时，我们看到日本大企业和日本社会是一个军人属性（圣父）、商人属性（圣子）和儒家思想（圣灵）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的完整体制。缺少其中任何一种属性都不可能造就持续长久的统治力量。“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把日本企业管理的精髓总结为“士魂商才”，而中国学者普遍按照传统思维把其中的“士”理解为“文士”，也就是那些高学历的理论家。但作为一个在长期日本综合商社的中国人，我有不同的理解：“士魂商才”指的是“武士的精神”与“商人的才智”的结合，其中“士魂”指的是“武士的精神”，说白了就是武士道（军人属性+儒学理论）。

军人属性是父性，也是任何组织强健的根本，是成功创业者和继承者必须具备的属性。日本首相小泉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不断参拜专门供奉日本历代军人（包括二战战犯）的靖国神社，其实质就是在提醒当今不断自由化的日本年轻人不要放弃祖辈的军人属性。所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强国思想的根本，是他们不会抛舍的军人属性。只不过，这种军人属性在某些时期被其它属性的相对强势而掩盖，没有被外界注意到。“军国主义”原本是描述一个国家动员所有资源形成的“全民皆兵”的体制，是一种绝对的“军人属性”体现。从中国秦汉时期的历史考察中，我们可以深切领会“军国主义”的强国力量。几百年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造就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军国主义体制，为其短时间内迅速跻身于世界列强奠定了基础，但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亚洲国家带来了战争的灾难。

当军国主义无限膨胀，使一个国家或组织的“军人属性”绝对化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必将出现崩溃的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的失败和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最终解体都重新验证了二千年前中国秦王朝短命的历史教训。从近年中国企业的兴衰中，我们可以看到德隆集团倒台和长虹企业危机都隐含着军人属性绝对化带给扩张型大企业的灾难。与之不同的是，海尔集团却在过去的几年中拼命打造它的“商人属性”，这是其高明之处。日本在二战后吸取了教训，首先制定贸易立国的政策和措施，培育和强化商人属性。同时，日本将“军国主义”隐藏为“军团主义”，表现为以综合商社为核心的商业军团（财团）重新集结和占据

10.浅谈儒家文化在当今的道德意义 篇十

自己吧一直以来就比较喜欢中国的千古文化，因为在我心中，它不仅是遗产，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积淀，更是一种精华所在，它包含着千百年来孔子及其弟子对人生的探索，对人性的教化。从中我可以学习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我看来，儒家文化影响更多的是在道德上吧，儒家文化是文静的，是有理可循的。它潜移默化影响人生的轨迹，人生的道路和为人的方式。我甚是喜欢！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中，我们积淀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以及大众所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传统道德是根植于传统的文化的，特别是受古典哲学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呈现出多元向善和与天友善的关系。简而言之，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就是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基础的道德体系。三家文化各有其气质，这决定中国传统道德的多元性。儒家注重入世道德，道家具有出世的风骨，佛家讲究二者兼备。虽然各家有其不同特点，但是他们又是互通的，都强调善，都讲天与人的关系。因此它们能相互融合，这使得中华民族的道德观更丰富与完善。并且引导着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走向和人文情操。儒家的道德观大致起源于周的礼，可以这样认为，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儒家文化的根基，这在孔子的言语主张中可以得到信息。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在看到周末的礼崩乐坏的时候，他积极奔走呼号，试图重新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主张用仁政治理天下，以礼乐维护天下。礼乐文化和其倡导的亲亲·尊尊的家长制到现在仍然影响着我们的国家。儒家在人生观上是积极地，主张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儒生都把建功立业当做神圣不朽的事业。儒家文化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所倡导的道德体系没能在春秋和战国的乱世中建立起来，但却在以后的岁月里逐步的成为官方倡导的中心文化。儒家道德也得以建立并深入人心。在今日的世界，我们仍旧能看见家长制和建功立业的思想在大众中的影响。在家里父亲事一家之主，在单位，领导是一家之主。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能金榜题名为国效力。。但是儒家文化和道德也有一定的缺陷甚至消极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的平等，强调等级。这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本位思想。比如官本位，可以说官本位思想是造成国家现在腐败的很大的原因。强调秩序和等级也扼杀了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形成民族的劣根性。这是我们在近代无法做出民主制变革的真正原因。虽然儒家道德有缺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却为稳定社会的建立，孝悌的发挥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11.儒家文化的影响 篇十一

关键词：中国儒家思想；企业文化；积极影响

企业文化是影响企业自身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因素，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升企业竞争力第一步就是构建合适企业发展的科学的企业文化，而构建一个适应企业发展需求的企业文化，需要企业能够扎根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对我国企业文化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用儒家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指导思想，能够进一步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又好又快的发展，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分析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积极影响。

1 帮助企业树立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重民”思想是我国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指导思想，更是儒家思想一直所倡导的，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的观念，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人为本”即是“重民”思想的体现。而对于一个企业发展来说，企业一切经营活动的开展都需要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只有企业能够从多方面进行企业员工积极性的调动，培养企业员工的认同感，才能为企业今后的发展提供智力和动力支持。新经济时代下，企业的发展需要理论文化的指导，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转变为了人才的竞争，人才能够更好的为企业提供智力，帮助企业尽快的实现其自身的发展目标。

2 充分体现 “诚信”的价值作用

新经济时代，企业的发展需要提升对 “诚信”的重视，认识到“诚信”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要性，做到以“诚”经商，以“信”服人，才能赢得人民对企业的支持，帮助企业更好的发展。在《中庸》中更是强调“君子诚之为贵”，其意思是说，那些有修养和品德高尚的人都非常的看重诚信，认为诚信是我国传统道德的缩影和体现，因此，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是要遵守诚信，将其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保障。

此外，在儒家思想中认为 “诚信乃人性之本、天道之源”，在企业发展中如果遵守承诺，做到童叟无欺，必能推动企业经济的发展。目前在我国市场经济中都是将“契约经济”作为根本，企业之间业务的往来也都是采用合同的方式，合同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所以，只有企业认真的履行合同的内容也就体现企业的诚信。

3 提升企业凝聚力

结合企业目前的发展现状，以及企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来说，企业离不开信誉和凝聚力。因此，现代企业想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提升对企业员工的关怀，让企业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暖，调动企业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同时强烈的关怀感，也正是中国儒家推崇的思想。所以，儒家思想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和企业凝聚力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管理者更是要重视员工，关心员工，得到员工的拥护，推动企业的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企业的发展现状来说，企业管理还是采用奖金、福利等方式激烈员工工作，尽管这样的方式能够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但不具备长久性。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生存需求是最基本的层次，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是最高的层次，企业用奖金的方式激励员工工作，只是满足了员工低层次的需求，没有满足员工高层次的需求。所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创造一种人人相互关心、尊重的文化氛围，为企业员工自我价值的实现奠定基础，同时更需要企业领导者关心企业员工，推动员工发展，才能实现企业长远的发展。

4 贯穿企业的仁义精神

儒家倡导“仁者爱人”，将“仁义”看成道德的重要体现和人的高尚品格，只有学会了关爱他人，做到 “推己及人”，才是一个合格的人。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企业想要在原先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处理好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当前的经济背景下，企业面临着 “义”和“利”的取舍，而儒家崇尚 “以义取利”。所以在构建企业文化中要坚持“仁义”精神，做好以下几点，一是要求企业能够树立正确竞争态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意识，强调自身发展和竞争对手的“双赢”，绝对不能盲目的追求利益，而伤害他人；二是，做好企业 “义利并重”。在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为国家创造利益。例如，海尔以“海尔，中国造”为企业口号，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企业的民族忧患意识，实现企业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5 帮助企业实现生态化发展

生态文明背景下，企业想要赢得人们的尊重，获得长远的发展，就必须推崇生态文明，将生态循环系统纳入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去，同时采用先进的生态技术进行企业的改造，实现生态平衡。

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作为经济利益的主体的同时，更是生态文明的实体，企业在将经济利益作为其追求目标的同时，更是应该进行生态系统的优化，而一旦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发生冲突，要无条件地保障生态利益。在儒家思想中，一直强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與理念，即天地与人本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推动企业更好的发展。另外就是儒家更是将人视为“天地万物之灵”，人不能违背生态进行发展，所以在企业文化中树立企业生态化发展的理念，坚持“生态本位”思想，坚决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企业发展。在现代低碳经济发展中，更是要学会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6 小结

新形势下企业的发展需要企业文化的指导，特别是新经济时代，企业文化在企业中的作用表现更加明显，是企业竞争力中的重要部分。构建科学有效的企业文化，是企业赢得自身发展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结合企业自身发展实际情况，运用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融入到我国现代企业管理中去，进行企业文化的创新和完善，进一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汤丽萍.基于儒家思想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思路[J].商业经济研究，2015（1）：14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