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

2024-06-27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共8篇）

1.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篇一

魏晋南北朝

东汉（建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魏、蜀、吴——西晋——东晋

南朝：宋、齐、梁、陈

——

东魏——北齐

北朝：（初期）五胡十六国——北魏——

——北周灭北齐

西魏——北齐

（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建立隋，隋文帝结束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

关于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的综述

前言：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期，经历了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晋实现短暂统一，之后又是南北朝分裂，此时期突出特点是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民族矛盾尖锐。

政治上，这一时期一个主要现象是门阀制度的存在。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士族与庶族矛盾不断激化，文学创作出现了歌功颂德和寒士不平两个倾向。思想上，首先是玄学兴起，其次是佛教、道教兴起。学术思想的兴起影响了文人创作。如名士们追求玄学中寓含的任达狂放的生活沈约、刘勰等与佛教关系甚密，王羲之、嵇康等受道教的影响。

文学发展中，诗歌发生了巨大变化，鲁迅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也发生了变化》），文学理论繁荣，文学批评兴起。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一大特点是文人集团的活跃。建安时代，以曹氏父子为首的文人结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集团。此外还有“竹林七贤”、“二十四友”、“竟陵八友”等文人集团。

文学发展中，诗歌形式丰富多样，曹操及建安文人大量创作五言诗，七言歌行体也得到确立。曹丕《燕歌行》为文学史上完整的七言诗，南朝鲍照进一步改进七言诗形式。齐梁时期，沈约创造“永明体”，为律诗形成铺平道路。梁陈时期，出现了宫体诗。

近几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高达200多篇，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1]王文生《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就把建安诗歌和陶渊明作为两个独立的章节研究；[2]赵东栓《魏晋南北朝文学》则依次对建安时文人诗歌及陶渊明诗歌进行评析，语言幽默易懂。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不同形式的诗歌都应受到关注研究。

正文：

一、建安正始诗歌

建安诗歌源于汉末大乱之际，此时汉统一思想结束，经学衰落。思想解放，建安诗风慷慨悲凉慷慨悲凉诗风相适应的是诗歌形式建安文人继承汉乐府民歌传统，创作大量五言诗，使之成为建安诗歌的基本形式。曹操擅长写五言诗，一方面继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一方面进行创新，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就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步出夏门行》则是创新，用来写时事和抱负。[3] 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曹丕则尝试七言诗创作，如《燕歌行》，对后来鲍照、庾信的杂言、七言诗创作起了推动作用。曹植是建安诗坛上很具有才气的诗人。《文心雕龙》中对其评价：“文帝以为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4] 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

代表建安诗风的作家，除曹氏父子外，还有建安七子和女作家蔡琰。曹丕《典论。论文》中，评价了七子的优缺点。七子中，孔融辈分最高，王粲被称为“七子之冠冕”，刘桢被曹丕称：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蔡琰的《悲愤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人创作的五言长篇叙事诗。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此时期以“玄学风流“著名。[5]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正始文学的基本特点。[6]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是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其中阮籍、嵇康文学成就最高。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嵇康善于四言诗，脱出《诗经》藩篱，既有高洁志趣，也有秀逸风格。

二、两晋诗歌

西晋时，国家统一，社会状况好转。以陆机、潘岳等人为代表，开始讲究藻饰，注重形式与技巧，形成华丽的风云。目前对西晋诗歌的研究较薄弱，但[7] 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陆机诗多模拟乐府、古诗，内容少创新，如《门有车马客行》，写吴亡之后对故乡的怀念之情与亡国感慨。《猛虎行》写人生的艰辛与自己的苦闷。西晋诗坛另一代表是潘岳，潘岳工于言情，今存诗仅十八首，《悼亡诗》占了之首。[8] 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此外，还有左思、陆机、陆云等作家。左思，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咏史》八首被译为“创成一体垂式千秋。”东西晋之际，诗坛上代表作家是以慷慨悲歌而著称的刘琨和以游仙诗为主导的郭璞。东晋时玄言诗兴起，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洵。东晋的玄言诗虽然没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对后来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等人的说理诗以及宋明理学之诗，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陶渊明在东晋诗坛上独树一帜，给诗歌注入新的生机的诗人是陶渊明。他以古朴自然的诗风，把诗歌提升到一种自然之美的境界，又以充满生活气息和生活哲理的率真自然的田园诗改变了空谈玄理的玄言诗，为后世的田园诗的创作树起了一面旗帜。

[9] 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

[10] 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陶渊明现存诗歌一百二十多首，最能代表陶渊明思想的是田园诗。如《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现其脱离仕途的轻松，返回自然地愉悦。《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无论其人格还是创作，对后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南北朝诗歌

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刘宋至陈，元嘉文学、宫体文学是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元嘉三十年间这一阶段，代表作家为谢灵运和颜延之的创作活动，上起宋晋之交，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把自然美景引入诗歌，在诗界独树一帜。下及于大明、秦始之际，其间鲍照不仅创作了雄健豪放的诗作，而且为七言、杂言乐府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谢灵运真正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1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继陶渊明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12] 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

颜延之与谢灵运齐名，诗歌往往一改典雅凝重风格，而流露出一片真情，如《五君咏》、《北使洛》就是这样的作品。

鲍照大力创作七言诗，语言奇特瑰丽、奇脚凌厉、风格豪放。代表作是《拟行路难》十八首。第二阶段即“咏明体”形成、兴起阶段。著名诗人沈约、谢朓等人，将声韵学的成果运用到诗歌领域，形成永明新诗体。沈约对永明体的产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诗歌成就也较突出。诗歌有“长于清怨”的风格特色，《八咏》诗是诗集中的压卷之作。

谢朓也是“永明体”创始人之一，诗歌成就杰出。钟嵘《诗品》中也记载，齐、梁人论诗，以为“谢朓古今独步”。[13] 朱起予《论谢朓的山水诗》将谢朓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朓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朓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朓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谢朓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对诗歌格律比起重要作用，奠定了唐诗基础，有些基本上达到唐诗风格。

第三阶段，即以“梁简文帝萧纲、梁文帝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兴盛阶段。宫体诗多描写女性和宫廷生活，风格轻绮柔靡，在诗歌发展史上仍有一定积极意义。代表作家有萧纲、徐陵父子等。

北朝诗歌相对南朝稍逊色，但也有自己特色，特别是庾信的“庾信体”，为南北文学融合、创新作出了杰出贡献。《拟咏怀》二十七首是他的代表作。庾信的诗体上更接近唐诗，可以说开了中唐以后唐诗的先河。

此外，北魏、东魏、北齐诗歌也各具特色，萧综、温子昇、邢邵、魏收等为这一时期代表作家。

小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长期分裂的时代，但是不同的阶段，诗歌创作也各具特色。而且正因为这一时期，诗歌不断发展，而且形式多样，对后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文生《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2] 赵东栓《魏晋南北朝文学》

[3] 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4] 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广西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5]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6] 《三国志。魏书。嵇康传》 [7] 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1期。

[8] 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9] 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学术交流》1996年第3期。

[9] 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10] 〕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1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3页 [12] 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学术交流》1996年第3期。

[13] 朱起予《论谢朓的山水诗》，《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2.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篇二

魏晋南北朝, 尤其是十六国时期, 中原地区长期战乱, 割据政权迭相更替, 经济凋敝, 文化教育衰废。但是, 甘肃境内的陇右、河西地区却相对安定, 中原官吏、学士纷纷前来避难, 于是“中原章句之儒业, 自此之后逐渐向西北转移”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再加上各个割据政权重视培养统治人才, 遂使甘肃地区的官私教育颇具特色, 并出现了一大批对发展封建教育有所建树的人物, 使陇右、河西地区文化教育繁荣兴盛, 人才迭出。

东汉末年,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 曹魏统治者鉴于世局动荡、经济凋敝、教育衰废、生徒流失的状况, 从培养人才、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 下令兴学, “其令郡国各修文学, 县满五百户置校官, 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 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益于天下”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同时, 在选士制度上, 实行九品中正制, 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教育和选士制度。魏明帝时, 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仓慈都在其所任, 倡导教育, 立学明训, 推行教化, 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兴盛和商贸的繁荣。到了西晋时, 学校教育有了重大变化, 中央官学除太学外, 又设国子学, 这是为贵胄子弟而设的“高等学校”, 也是我国于太学之外另设国子学的开始。

地方学校的设置, 教育的推行, 使魏晋时期陇人学有成者, 代不乏人。敦煌周生烈, 著有《论语义说》《周生子》, 被征为魏国的博士。天水人姜维自幼乐学不倦, 及长继承诸葛亮遗志, 独撑蜀汉危局达数十年, 名垂青史。北地泥阳人傅玄博学善文, 著《傅子》140篇, 提出了按所需官吏培养人才的教育主张。安定朝那人皇甫谧在医学、史学、文学等方面造诣颇深, 不仅著有《黄帝针灸甲乙经》《帝王世纪》《高士传》等传世, 还办学授徒, 培养出了张轨、挚虞等一批名臣。

五凉时期, 河西和陇右地区的各族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 大都注意引用汉族地主, 提倡汉族文化, 立学校, 置博士, 以教育贵族官僚子弟, 遂使官学发展, 私学昌盛, 学者云集, 人才济济。前凉的奠基者安定乌氏人张轨, 好学明经, 被誉为九品中正中的“二品之精”, 他出任凉州刺史时, 就设立学馆, 征召学子, 选拔贤才, 延师明训, 为其后世尊儒倡学树立了典范。陇西狄道人西凉武昭王李暠, 自幼好学, 既精通经史, 能诗善赋, 又熟诵兵法, 兼备武略。他割据河西后, 在敦煌建兴办官学, “立泮宫, 增高门学生五百人” (《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 并专设学官, 拜儒林名宿刘昞等人为祭酒, 掌管文教和注记。西凉官学的建立, 为贵族子弟提供了优先受教育的机会, 对培养人才和促进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仅汉人建立的前凉、西凉政权重视教育, 崇尚礼教, 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也很重视兴儒倡学, 起用士人。后凉主氐人吕光深受汉文化熏陶, 能诗善文, 尊重士人, 曾将敦煌学者宋繇“举秀才, 除郎中”。南凉王鲜卑人秃发利鹿孤为振兴图强, 重文倡儒, 推行教化, 并采纳臣僚“建学校, 开庠序, 选耆德硕儒以教胄子”的进言, 兴办中央官学, 聘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 以教鲜卑贵族子弟。北凉主卢水胡人沮渠蒙逊重视文教, 史载其博涉群史, 通晓天文, 钦慕华风, 倾身儒雅, 曾专门兴建游林堂, 与群臣在此谈论经传;他还拜刘昞为秘书郎, 筑陆沉观使其聚徒讲学, 并月致羊酒。由此可见, 北凉政权重视教育之程度。

五凉政权在兴办官学的同时, 还倡办私学。汉末以来, 由于战乱频仍, 官府学校日渐沦废, 陇右、河西地区的相对安定使中原儒业逐渐西移, 一些避乱的学者来此传学授业, 而本地的名儒硕士也纷纷开馆延学, 以至到五凉时期陇右、河西地区私人讲学之风盛行, 出现了拥有学生数百乃至上千人的私学。如敦煌人宋纤“隐居酒泉南山, 明究经纬, 弟子受业者三千余人。”敦煌人郭瑀“隐居临松山, 凿石窟而居, 作《春秋墨说》……弟子著录千余人。”陇西安阳人王嘉, 隐居东阳谷, “凿崖穴居, 弟子受业者数百人。” (均见《晋书》)

北朝时期, 随着佛学、玄学的传播和兴盛, 儒学独尊的地位已不复存在, 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为了加速封建化进程, 仍全面推行汉化措施, 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崇儒政策, 兴办学校, 培养儒士, 逐步建立起包括太学、国子学、四门小学、皇宗学以及算学、律学在内的中央官学体制。在地方还普遍建立了郡国学校制度, 学校教育出现了短暂繁荣的局面。

总体而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甘肃, 虽然玄学风行, 佛学兴盛, 儒学独尊的地位受到冲击, 但各割据政权为了巩固统治, 都十分注重提倡汉族文化, 遂使官学发展, 私学昌盛, 学者云集, 人才济济。尤其是河西地区, 在文化教育上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 成为北方文化教育的中心。

3.魏晋南北朝时期维摩诘服饰研究篇三

[关键词]维摩诘；服饰；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8-0053-02

根据《维摩诘经》，维摩诘是印度毗耶离城的一位大富长者，他身着白衣、深达实相、明于智度、通达方便、辩才无碍，为化导众生故示显有疾，代佛说法，广宣大乘理教。从文献记载的公元4世纪顾恺之首创维摩诘像，到传为公元12世纪李公麟所作《维摩演教图》，维摩诘形象的持续创造和流传长达800多年。魏晋时期，《维摩诘经》在江南地区风靡一时，“辩才无碍”的维摩诘被崇尚思辩的清谈家奉为新时代的象征。因此，维摩诘的服饰样式成为了当时清谈名士所效仿的榜样，如手执麈尾、身披鹤氅裘、头戴白伦巾、长须飘飘。

由于维摩诘是一位在家修行的居士，他的衣着打扮跟各个朝代的文人士大夫有相似之处，或者说是他们的形象体现。要研究历代维摩诘所穿服饰，必须先了解名士的穿衣风格所受到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决策的影响。本文从服饰的角度出发，解读历代名士的服饰特点，将历代维摩诘服饰与历代士大夫服饰相比较；把维摩信仰与维摩诘所穿服饰相结合，从而说明了维摩信仰在中原汉地流行的原因以及维摩诘受到历代士族名流所推崇效仿的根源。从历代维摩诘服饰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汉化的过程。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维摩诘服饰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维摩诘在造像上差异较大。北朝由于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较大，在服饰上突出了典型的胡人特征，例如尖顶蕃帽在北周时期，出现了一种胡汉服装混合穿着的样式，如深衣袍服外或襦裙外披长大衣、上着褶衣下着裙、宽衣袍服配尖顶蕃帽等。云冈第1窟和第6窟内的维摩诘都头戴尖顶帽，身穿宽袖长衫，就是胡汉服装混合穿着的典型。

南朝早期的维摩诘以白衣为主，白衣原指白色的衣服，佛教盛行以后，由于佛教僧侣依其部派不同而分著黄赤，而佛教在家居士或其他人则都穿白衣，因此“白衣”就成了在家修行者的代称，产生出一个新的词义，指称佛教俗家弟子。由于维摩诘是一位居士，又被文人名士所崇拜追捧，所以艺术家在创作他时，把他的衣冠服饰按照当时社会中世俗人物的衣冠服饰进行创作绘画，而且同一内容的经变画因绘在不同的年代，所以他的服饰特征也随着年代的变化而变化。魏晋时期的居士从上到下主要有纶巾裹头、上衣着宽衫大袖，下身穿襦裤，在襦裤之外，还得套上下裳，即裙子。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维摩诘形象所受到的影响

从文献记载来看，最早以维摩诘作为艺术题材进行刻画的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评顾恺之《维摩居士像》曰：“顾生首创维摩诘像，有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又说：“张墨、陆探微、张僧繇皆效之，终不及顾之所创者也。”据此我们可以知道，维摩诘的形象一开始便具有南朝士大夫秀骨清相、病态婉雅的阴柔之美，体现出了玄学的审美理想，是东晋佛画与玄学境界合流的产物。顾恺之所画维摩诘像是以个体形象出现，还是以经变中的文殊问疾的内容出现，已不得而知。以上是文献上记载的最早关于维摩诘形象创作的记载，原作皆已不存。虽然原作已不存在，但历代艺术家对维摩诘的形象创作皆以顾恺之为模本。

（一）政治影响

从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实行改革之后至北齐，维摩经变的题材便普遍出现于中国北部的云岗石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等大小石窟中，风靡一时，屡见不鲜，并且以维摩文殊相对而坐呈对称的形式谈经论道的《问疾品》情节，在石窟造像中成为维摩经变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中龙门石窟有关维摩变的题材就有129处，在中原地区的造像碑中，维摩经变的题材也成为构图的主要内容，且大都雕刻于碑首或碑中的主要位置，这种雕刻方式在石窟造像中不胜枚举，下面选取北朝有代表性的几块造像碑中的维摩经变来进行说明。如北魏《邑师道哈造交脚弥勒石碑》，东魏《道俗九十人造像碑》、北齐《佛时寺四面造像碑》，北齐《张瞰鬼造像碑》。这些造像碑中，皆选取经变中的《问疾品》来组织画面，或置于碑首，或置于主尊的龛楣两侧，维摩与文殊左右对坐，维摩头戴高帽，右手高执麈尾，面带笑容，精神焕发。

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以后，佛教的境遇大有改观，从云冈石窟到龙门石窟、巩县石窟、麦积山石窟，维摩经变题材很是流行。云冈第1窟内的维摩诘：头戴尖顶帽（胡帽），宽袖长衫，外加重裘，右手执麈尾，倚隐几，坐榻上，似正侃侃而谈；第有6窟龛内的维摩诘：头戴尖顶帽，身穿交领襦袍，右手执麈尾坐矮几，双腿自然下垂，身体微后仰，神态颇轻松。这两窟内的维摩诘从容貌上看都深目高鼻，从穿着上看都头戴尖顶胡帽，具有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特征，但又穿宽袖长衫，披重裘，又具有中原汉族穿着风格。可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改革，服饰的样式正在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

（二）社会影响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家们在创作维摩诘像时自然将现实生活的内容带到创作中。顾恺之所画的维摩诘像“清赢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正是那些瘦骨清相、褒衣束觏药酒相伴、手摇麈尾、论辩“忘言”，故弄玄虚，以显风度高雅的南朝名士们。据说顾恺之画像中有隐几、麈尾，这正是王导、谢安这些清谈领袖特有的形象。因此，顾恺之精心描绘的维摩像并非是佛教造像，而是当时典型的清谈名士形象。虽然维摩诘是居士是菩萨是神，但艺术家在创作中为了迎合当时社会和政治需要，把他画成了一个普通人，所以在穿着上几乎和世俗名士完全一致，使维摩诘成为世俗名人追求的模范。维摩信仰的传播，体现出了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

三、鹤裘大氅与维摩信仰的联系以及玄学对服饰的影响

氅是汉服中的一种，就是斗篷、披风之类的御寒长外衣。鹤氅，就是一块用仙鹤羽毛做的披肩。《晋书·谢万传》云：“万著白纶巾，鹤氅裘，履版而前。既见，与帝共谈移日。”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企羡》：“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宋陆游《八月九日晚赋》：“薄晚悠然下草堂，纶巾鹤氅弄秋光。”《新五代史·唐臣传·卢程》：“程戴华阳巾，衣鹤氅，据几决事。”可见氅从魏晋以来一直在流行，最初鹤氅的样子，就是一块用仙鹤羽毛做的披肩。后来的鹤氅，为士大夫所接受后，表现为大袖，两侧开衩的直领罩衫，不缘边，中间以带子相系。明代的鹤氅，和披风形制差不多，只不过有缘边多些，领子相合一些，比之褙子，袖子应更加宽大。

既然鹤裘氅是用仙鹤的羽毛做成的，那就跟现在的皮草一样，都是用动物的皮毛做成的，想要鹤裘氅做到美观实用，必然是要用仙鹤身上最软的羽毛做成，这样一来仙鹤必死无疑，这是杀生。佛教中规定弟子必须受五戒，受五戒是受戒人按照佛陀制定的戒律，发誓戒除五种行为，而且是专门为在家居士而受，五戒的内容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维摩诘既然是沙门弟子，是在家修行的居士，就应该遵守戒律，不穿鹤裘大氅，但是《维摩诘经》中讲：“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饰而以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味。”所以从《维摩诘经》中可以看出，维摩诘吃肉、喝酒、娶妻、穿鹤裘氅都是普度众生的一种善巧方便。其玄思的理念及将入世与出世予以完美统一的行迹，为正在寻求精神依托的魏晋名士提供了一个既能坚持俗世生活又可追求理想境界的模范，故而广受当时门阀士族、清谈之士们的推崇。

由于玄学崇尚清谈，放荡不羁，超然无物，潇洒飘逸，自然无为，以表达自我为主要目的，所以对服饰的传统礼法表现非常蔑视，这直接反映到当时人们的服饰观念和服饰风尚的变化上。人们对服饰个性化的追求，是对传统冠冕制度的轻视以及对传统礼法的唾弃，深刻影响到这个时期服装的款式。款式上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无论男女贵贱，均以大袖、褒衣博带为时尚。一些人为了追求自由奔放、自然飘逸的境界，使服装越来越趋于宽大。宋孝武帝刘骏即位时，周郎上书说：“一袖之大，足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见车马不辨贵贱，视冠服不知尊卑。”又有《晋书·五行志》记载：“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行相放，舆合成俗。”可见这种讲究衣服宽大之风成为一种风尚，以致尊卑不知、贵贱莫辨。褒衣博带，风流相放，上衣下裤，潇洒飘逸，推陈出新，奇装异服的大量出现，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对服饰影响的总述。

四、结语

4.魏晋南北朝诗歌必背篇目篇四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

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後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

曹操——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曹操——步出厦门行·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王粲——七哀诗其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刘桢——赠从弟其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曹植——七哀诗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曹植——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曹植--送应氏二首-其一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阮籍——咏怀-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其三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其六七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

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其七十九

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适逢商风起，羽翼自摧藏。一去昆仑西，何时复回翔。但恨处非位，怆悢使心伤。其三十二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

左思——咏史其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其六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其七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其五

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

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

咏贫士（其一）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移居其一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移居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饮酒其一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

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杂诗-其一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杂诗其二

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读山海经其十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谢灵运——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鲍照——梅花落

中庭多杂树，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

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

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风飚，徒有霜华无霜质。

鲍照——拟行路难·其四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鲍照——拟行路难·其六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谢眺——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

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庾信——拟咏怀其四

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

唯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

庾信——拟咏怀其六

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珠可吐。宁知炭可吞。一顾重尺璧。千金轻一言。悲伤刘孺子。凄怆史皇孙。

无因同武骑。归守灞陵园。

庾信——拟咏怀其十一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

《文心·神思》摘录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 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

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

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

《文赋》-摘录

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詠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

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婴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採千载之遗韻。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

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馺遝，唯豪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冷冷而盈耳。

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

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

杜甫——戏为六绝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黄庭坚——寄黄几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白居易---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柳湖松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卢橘子低山雨重，栟榈叶战水风凉。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

元稹

遣悲怀三首·其三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其二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纳兰性德浣溪沙·残雪凝辉冷画屏

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胧明。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采桑子·塞上咏雪花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谢娘别后谁能惜，飘泊天涯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海沙。

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夕如环，夕夕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画堂春·一生一代一双人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浆向蓝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忘贫。

木兰词·拟古决绝词柬友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李煜清平乐·别来春半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李商隐重过圣女祠

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谪得归迟。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

天涯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春雨

怅卧新春白袷衣，白门寥落意多违。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远路应悲春晼晚，残霄犹得梦依稀。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

韦应物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寄李儋元锡

5.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篇五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 0041)摘要：《诗经》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被后人文入模仿．借鉴。魏晋时期，曹操其四言诗对《诗经》形式及艺术表现手

法的借鉴，陶渊明诗歌形式到题材对《：诗经》都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诗经》对曹操、陶渊明及其创作在文学史上巨大成就的获得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关键词：曹操作品；陶渊明作品，《c诗经》；影响

《诗经》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被后世文人模仿，借鉴。魏晋的不少文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或为叙事，或为抒情，或为明理，常直接引用《诗经》成句，或化用《诗经》的诗句。下面着力谈

一下《(诗经》对魏晋时期诗人曹操和陶渊明的影响。一，《诗经》对曹操的文学作品的影响曹操四言诗今存八首，从题材内容看，主要有述志、纪事、咏

史三类。读其诗歌，可以发现从形式上、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上到

比兴手法的应用上多受《诗经》影响。1．形式上的借鉴。《诗经》在形式上多数是四言句，可算是四

言诗之滥觞。曹操四言诗从形式上看仍保留着《诗经》中二句一

行、四句一节的章法。曹操四言诗还借用了《诗经》中的成句，化句为用。如《[短歌行》其二，引用了《诗经·郑风·子衿》。青

青子衿，悠悠我心”和《[诗经·小雅·鹿呜》“哟哟鹿鸣，食野之萍”，表达了曹操招纳贤士的迫切心情。2．借鉴《诗经》中的艺术表现手法。曹操的四言诗之所以能

在汉末诗坛上令人耳目一新，是因为其内容上的深刻新警，是《诗

经》直面现实的创作精神的体现。如《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

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

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巳。盈缩之期，不

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率领大军征伐当时东北方的大患乌

桓。这是曹操统--：It：方大业中的一次重要战争。远征途中，他写

下了乐府歌辞《步出夏门行》(属于《相和歌·瑟调曲》)。这一组诗包括五个部分，其有中《观沧海》、《龟虽寿》。写出曹操北

征乌桓时的体验及复杂心态，我们可以感受纠他奋发进取，立志

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曹操咏史诗紧密联系自己的现实体验，从现实出发，以咏古人方式写己心，这就是曹操咏史的基本特点。

3．曹操的四言诗还借鉴了比兴的手法。比兴的运用，《诗经》

可称之为典范，曹操四言诗亦多用比兴。《短歌行》中大量使用比兴手法：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

故，沉吟至今。哟哟鹿呜，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

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阙谈禳，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

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全诗从感慨人

生不永恒这一主题入手，强调时不我待，末丽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点明主旨在求贤。诗中比兴既多且生动，使全诗韵味

深长。从“譬如朝露”到。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比喻精妙，含

义深广，形象性强，使全诗洋溢着动人的基调。二．《诗经》对陶渊明诗文的影响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在《c与子俨等疏》中云：“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这都表明陶渊明是非常喜欢读书的。他在《饮酒》(十六)中又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可见，“诗兰百”是在

陶渊明的开卷之列的。那么好读书、善作诗的陶渊明从我国这部

古老的诗歌总集中汲取养分就不难理解了。下面试就《诗经》对

陶渊明创作的影响作一简要的归纳。1．《诗经》在陶渊明作品中的呈现陶作中，直接引用《诗经》原句处不多，仅见一处，《与子俨等疏》的篇末：“《诗》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白程诗经?小雅? 车》)。还有把《诗经》句子“改造”过运用到作品中的几处，比如《拟古九首》(之三)：“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诗经?邶风?柏舟》为“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又如，《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诗(经?小雅?小》为“战

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陶渊明作品中化用《诗经》诗句，借用其意(包括词意和篇意)者较为多见。陶作《归去来兮辞》：“复

驾言兮焉求?”驾言，代指出游。《诗经?邶风?泉水》：“驾言出游。” 2．在题材方面，《诗经》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

“早在先秦，田园诗就已经在《诗经》中出现了。只不过人们往往不称其为田园诗，而称其为反映农业生产或生产劳动的诗”，即农事诗。如《臣工》、((噫嘻》、《丰年》等等。

我们以陶渊明最具代表的田园诗来看《诗经》对陶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乱荡不安，官场黑暗，陶渊明“三仕三隐”，最终走向田园，他的一屿诗作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c归同田居》其一)、“展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山

涧清且浅，可以濯我足”(《归园田居》其五)，其中包含着和《诗经》的相关诗篇相似的欣喜与轻松感。另外，《(诗经》中的一部分诗篇

还描写了下层劳动者艰难的生活处境，如Ⅸ豳风·七月》描写了

农民从正月到腊月，农耕打猎、采桑织布、凿冰舂谷、索茅修屋。

没有一刻闲着，而最终却。无衣无褐，何以卒岁”。陶渊明在归隐后期，也深深体会到农民的辛苦，“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

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

于西田获早稻》)，那些不被垂青的农村题材的诗作，为陶渊明赢得

了声誉，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参考文献：

【1】洪湛候：诗经学史(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5】夏传才：曹操集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t986．

【4】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印m讪惦me翠茹I．117· 万方数据《诗经》对魏晋时期诗人曹操、陶渊明诗歌的影响

作者：陈红岩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刊名：中国经贸

6.魏晋南北朝文学常识篇六

①“三曹”、“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观沧海》，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洛神赋》都很有名。

②“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yǔ)应扬(yáng)刘桢。王粲的《七哀诗》成就最高。

③“竹林七贤”指嵇康、阮籍、向秀等七位作者

④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桃花源记》《归去来辞》《归园田居》《饮酒》是传世之作。

⑤此外,诸葛亮《出师表》、范晔(yè)《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王羲之《兰亭集序》、刘勰《文心雕龙》、郦道元《水经注》都名垂史册。

B、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小说的发展期) ①志怪小说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干将莫邪》。

7.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篇七

建筑类型

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是佛寺、佛塔和石窟。佛教在东汉初就已传入中国, 至南北朝时统治阶级予以大力提倡, 兴建了大量的寺院、佛塔和石窟。梁武帝时, 建康佛寺达500 所, 僧尼10 万多人。十六国时期, 后赵石勒大崇佛教, 兴立寺塔。北魏元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 建都平城 (今大同) 时, 就大兴佛寺, 开凿云岗石窟。迁都洛阳后, 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

中国的佛教由古印度经河西走廊传入内地, 初期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 而后佛寺进一步中国化, 不仅把中国的庭院式木架建筑使用于佛寺, 而且使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佛塔是为埋藏佛陀舍利等, 供佛徒绕塔礼拜而作, 具有圣墓性质。传到中国后, 将其缩小成塔刹, 和中国东汉已有的各层木构楼阁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除木塔外, 还发现有石塔和砖石塔。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的窟洞型佛寺。自印度传入佛教后, 开凿石窟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最早出现于新疆, 其次是甘肃敦煌莫高窟, 创于公元366 年。以后各地石窟相继出现, 其中著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岗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等。

建筑特色

单栋建筑在原有建筑艺术及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楼阁式建筑相当普遍, 平面多为方形。斗拱有卷杀、重叠、跳出, 人字拱大量使用, 有人字拱和一斗三升组合的结构, 后期出现曲脚人字拱;令拱替木承转, 栌斗承栏额, 额上施一斗三升柱头人字补间铺作, 还有两卷瓣拱头;栏杆是直棂和勾片栏杆兼用;柱础覆盆高, 莲瓣狭长;台基有砖铺散水和须弥座;门窗多用版门和直棂窗, 天花常用人字坡, 也有覆斗形天花;屋顶愈发多样, 尾脊已有生起曲线, 屋角也已有起翘;梁坊方面有使用人字叉手的和蜀柱现象, 栌斗上承梁尖, 或栌斗上承栏额, 额上承梁;柱有直柱和八角柱等, 八角柱和方柱多具收分。

都城宫室建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宫室建筑因各政权相互争斗, 地点不断变更, 于是建设频繁, 为发展与探索创新提供了机会。这里依据历史时间的推移, 叙述重要都城的宫室建筑情况。

铜雀园是王家囿苑, 园内因城为基修筑了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铜雀台高10 丈, 有屋101 间, 金虎台高8 丈, 有屋109 间。冰井台高8 丈, 有屋145 间, 内有冰室, 室中有深15 丈的深井, 藏冰及石墨 (即煤) , 还有粟窖、盐窖, 以备不测。三台以浮桥相连, 浮桥以绳固定。邺城在中国都城中首创中轴线与对称布局, 又将宫城、官署、民居分开, 三台巍然崇举, 其高若山, 又象征了统治者政治权威, 于是对其他都城建设有重要示范作用。

城市建筑

邺城

魏晋南北朝建筑魏建国前以邺为政治中心。它平面为横长矩形, 东西宽2400米, 南北长1700 米, 城墙土筑, 基宽15~18 米。城有七门, 南面三门, 北面二门, 东西面各一门。东西门相对的大道分全城为南北两半。南部被南墙城门内的南北大街分割为四区, 布置居住的里坊、市和军营。城之北半部被自北墙东偏门内的南北街分为二区, 东区是贵族居住区, 西区是宫殿区。宫殿区占全城四分之一以上, 北、西两面倚城墙, 推想应是东汉时子城所在。自南城中门有南北街北抵宫门, 遥对宫中听政殿一组, 形成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在这条街两侧建主要官署。经曹操改建, 邺城发展为宫殿在北, 市里在南, 自城南正门有街直抵宫门, 夹街建官署, 形成全城中轴线的布局, 开中国古代都城的新模式。

统万城

统万城位于陕西省靖边县城北58 公里处的红墩界乡白城子村, 因其城墙为白色, 当地人称白城子。又因系大夏国王赫连勃勃所建, 故又称为赫连城。是匈奴民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的唯一一座都城遗址。已有近1600 年历史。统万城始建于公元413 年, 竣工于公元418 年, 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成。后来在北魏太武皇帝拓跋焘一统北方期间, 统万城被攻克, 从此设置为统万军镇。

统万城遗址全部为夯土建筑遗存, 位于无定河台地之上。城市的基本格局仍旧保留。部分城垣、城门、马面及角楼遗存清晰可辨, 城内主要建筑、道路均已无存, 仅遗留下高大的夯土台基。根据航空影像分析, 仍可看出城西北角的护城河及城内开渠引水的印记。

已发掘的统万城还可以看出内城和二道城的痕迹。二道城有506 米长的城址, 南面及西北角都保存比较好。内城南北长527.1 米, 东西长608.9 米, 略成方形。内外城都是用灰青色的白土所筑成, 板筑清晰可数, 很坚实。城壁遗址的高度, 从1.6 米至10 米不等, 宽度从0.07 米至0.19 米不等。城址一周和城连接的墩台也很多, 共计东面11 座, 西面8 座, 北面6 座, 南面11 座。

城内中部稍偏西南, 有一座土墩, 高约10 米, 久经风雨剥蚀, 形状已不规则, 但板筑仍很清楚。每层厚0.16 米, 自下至上, 有椽孔成方形;大小不一。每孔平行距离约2 米, 上下每隔板筑2l层, 即有椽孔一排。

砖石结构建筑

云冈石窟内方形塔柱

砖石结构建筑在两汉已逐步有所发展, 拱券主要用于地下墓室, 地上则出现了石拱桥。晋代造桥技术有所发展, 西晋在洛阳建有巨大的石拱桥七星桥, 在洛阳城濠及河道上还建有很多梁式石桥。据文献记载, 在西晋洛阳还造有砖塔。南北朝以后, 除地下砖砌拱壳墓室继续存在外, 砖石建的塔、殿有很大发展。北魏建都平城时, 建有三级石塔、云冈石窟。公元477 至493 年间, 还建有五重石塔、园舍石殿。迁都洛阳后又建了很多砖石塔, 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是建于公元523年的河南登封嵩岳寺塔, 塔体为砖砌而成, 平面十二边形, 高39.5 米, 内部上下贯通, 加木楼板。塔外观一层四角砌出壁柱, 南面开门, 东西面开窗, 余八面砌出塔形龛。一层塔身之下为基座, 上为密叠的十五层塔檐, 最上收顶, 上建覆莲座及石雕塔刹。全塔实际是一用砖砌的空筒, 向外叠涩挑出十五层檐, 上用叠涩砌法封顶。塔身砌砖包括壁柱、塔形龛、叠涩屋檐等都使用泥浆, 不加白灰等胶结材。各层塔檐叠涩和素平的基座都用一顺一丁砌成, 转角交搭处两面都用顺砖。

佛教建筑

8.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篇八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文化贡献文化典籍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6.01.017

The Fashion and Cultural Contribution of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Wei-Jin and Southern-Northern Dynasties

Zheng Yujua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Wei-Jin and Southern-Northern Dynasties，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formed a cultural fashion under the multiple factors and had some new features in the groups， regions， purpose and other aspects. Private book collectors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llection and use of books， and made collation， catalogue， works finished by their own private collection of books， and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sperity of academic culture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classics.

Keywords Wei-Jin and Southern-Northern Dynasties. Private book collection. Cultural contribution. Cultural classics.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政治黑暗、写本书普及、私人著述兴盛、官府藏书利用困难等多重因素的催生之下，私家藏书快速发展起来，不仅藏书家人数众多，而且藏书数量丰富，形成了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化风尚，引领了这一时期图书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1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风尚

1.1 从藏书群体来看，上至宗室诸王，下至穷苦书生

两汉时期，私人藏书家多为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如淮南王刘安、名儒刘向及其子刘歆、大学问家蔡邕等。与两汉相比，这一时期的书籍逐渐走向了寻常百姓家，藏书家人数众多，上至宗室诸王，下至穷苦书生。梁代宗室诸王堪称这一时期“私家藏书之翘楚”[1]90。昭明太子萧统、吴平侯萧劢有书三万卷;而后称为梁元帝的萧绎“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2]文人士大夫中藏书上万卷的已不鲜见。如曹魏时被称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经学家王弼，其藏书都达万卷之多;南朝史学家沈约“聪明过人，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3]242、王僧儒“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埒”[4]1462、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3]254;北朝辛术四处寻访书籍，藏书亦达万余卷等。据正史明确记录，此时有14人藏书达万卷以上[5]。穷苦书生如西晋张华“少孤贫，自牧羊”“却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6]1074;皇甫谧“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帝送一车书与之。”[6]1409-1415北魏的宋繇，幼时父母俱丧，衔胆自厉，博通经史，积书至数千卷;南齐沈驎士，家贫，织帘诵读，口手不息，怀书而耕，白首无倦，手抄书数千卷。据范凤书先生统计，魏晋南北朝的藏书家共有102人[7]，藏书爱书成为当时社会一种普遍的文化风尚。

1.2 从藏书地域来看，中心区域由北方逐渐向南方迁移

曹魏至西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洛阳一带，北方地区暂时的统一安定为私家藏书创造了良好发展条件。这一时期，收藏丰富的藏书家多云集在都城洛阳、长安及其周边地区。曹魏时，除藏书上万卷的王粲、王弼外，还有“谷不满斗斛”[8]347却藏书数百卷的王修、专门建造石窟藏书的曹参等藏书家。西晋时，著名的藏书家除张华、皇甫谧外，还有藏书甚多的杜预、裴宪、荀绰等人。

东晋南朝时，伴随着政权的南迁和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北方文化主流随之南迁，一些藏书家纷纷迁徙到南方，并将丰富的藏书转移到了南方，如刘正舆、傅颖根等人。此外，史载东晋葛洪藏书近万卷，郗俭之、张尚文、殷允、桓石秀等人都是多书之家。进入南朝，私家藏书发展得更快，出现了不少拥有万卷藏书的私人藏书家。《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载：“梁武帝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9]907萧梁时，江南私家藏书达到极盛，藏书家已多达二十七人。据史书记载，除梁宗室诸王萧统、萧劢、萧绎藏书多达万卷以上，沈约、萧纶、张纘藏书达二万卷，任昉、王僧孺、张缅都收藏有万余卷书籍。南方的宋、齐、陈各朝也都有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如宋朝的刘穆之、沈亮、谢弘微，齐朝的王俭、王昙首、褚湛之、褚渊、陆澄、陆少元、沈驎士、刘善明、崔慰祖，陈朝的孔奂、许亨、江总、徐伯阳等。总之，此时“南方是全国私家藏书最为集中的地区，无论从所藏书籍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是最为突出的”[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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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时期，北方战乱频仍，文化相对落后，私家藏书的人数和书籍数量都比南方要少的多。进入北朝以后，战乱有所减少，私家藏书开始出现。如北魏的李顺、平恒、宋繇等，北齐的李业兴、邢子才、辛术、魏收、颜之推，北周的贺拔胜、黎景熙等收藏有较为丰富的图书。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与官府藏书大体相似，藏书中心逐渐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

1.3 从藏书目的来看，虽目的各异，但多重怡情

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一时期的图书市场尚不活跃，藏书家收藏图书很少见有钱财功利性。私人藏书家们虽志趣各异，目的也多有不同，或为奋发苦读，以博取功名;或为治学著述，以留名后世;或为民间办学，以润泽世人……但他们不同藏书目的的背后，均有一种爱书藏书情怀，多注重在藏书过程中怡情养性、修养身心。如西晋褚陶雅爱书籍，常以坟典自娱;东晋陶渊明“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6]2461;北魏李谧“公府二辟，并不就。惟以琴书为业，有绝世之心。”[10]1225南朝齐梁时“（萧）琛常言‘少壮三好，音律、书、酒。长年以来，二事都废，惟书籍不废’”[3]397;“（萧劢）聚书至三万卷，披玩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刘显执卷策劢，酬应如流，乃至卷次行数亦不差失”[4]1263;王微“少好学，无不通览……图籍相慰，吾所以穷而不忧”[11]等等，由此可见，藏书家读书已经达到了一种忘我的至高境界，读书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对书自觉高雅的精神情趣，不仅大大丰富了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的精神和情感内涵，也受到后代私人藏书家们的推崇和效仿。

1.4 专藏某一类书籍的藏书家开始出现

这一时期的私家藏书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专藏某一类书籍的藏书家开始出现。如北魏江式六世家传书法、文字之学，其家多藏“古篆八体之法”[10]1280。南齐贾渊家专藏谱系之书，“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民曹。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12]907又南朝徐伯阳“家有史书，所读者近三千余卷。”[13]

2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的主要聚书手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的来源，除继承前世旧藏（如东晋王昙首、南齐褚渊等）、接受赠与或赐书（如曹魏之王粲、梁代王筠、宋之沈亮、陈之江总、南齐柳世隆等）、战争获得（如东晋杜预、应詹等）和购买外，其主要的聚书手段为抄录。自从纸发明后，书籍的生产全靠抄录复制。这一时期，抄书之风盛行，私人藏书家上至宗室诸王、下至贫苦书生，都以抄录作为获得书籍的主要手段。如东晋时裴启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14]318;庾阐作《扬都赋》，“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14]305;左思的《三都赋》问世后，轰动了整个京都，“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6]2377。南北朝时期，抄写书籍更为风行。梁元帝萧绎聚书四十年得八万卷，在自己写的《金楼子·聚书篇》中详述他书籍的来源，不少都是在各地抄录而来。齐宗室竟陵王萧子良集人抄成《四部要略》千卷。齐宗室萧钧为了利用方便，用蝇头小楷抄写《五经》一部，保存在巾箱中，后来读书人争相仿效他，“巾箱五经自此始也”[6]1038。南齐沈驎士“遭火，烧书数千卷，驎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手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12]944。袁峻“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4]1777北周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15]。李彪“好学不卷……于悦家手抄口诵，不暇寝食。”[10]1452王筠自序曰“少好抄书，老而弥笃……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3]486穆士儒“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余卷。”[16]郎基博览坟典，无所营求，“惟颇令写书”[17]。抄书不仅成为这一时期藏书家聚书的主要手段，更成为他们读书治学的一种好方法。

3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的整理利用

因为这一时期的私人藏书目的大多很单纯，多为自己苦读治学而收藏，因此这一时期的私人藏书家不仅重收藏，而且重整理利用，“藏以致用”的藏书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

3.1 为官府图书的收集、整理、抄录提供范本

对于动荡社会中聚散无常的官府藏书来说，收藏宏富的私家藏书成为官府藏书的一个很好补充，出现了经常被官府借抄或校勘的现象。如西晋张华收藏有不少稀世秘奇之本，以致“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张）华之本以取正焉”[6]1074。东晋时的殷允、张尚文、郗俭之、桓石秀等人都是“多书之家”，秘书丞王谧便命秘书郎分头去采借，即按每人专管一部来抄写，以增加国家藏书。梁代任昉藏书万余卷，多为异本，常供官府藏书校勘利用。

3.2 不秘私藏，对外开放，供人们借阅

这一时期，很多藏书家思想较为开明，藏书不再秘而不宣，一方面藏书家之间经常互通有无，相互赠书。如梁代沈约多赠书与王筠，刘显曾赠书与孔奂，而蔡大宝又得徐勉家藏书。另一方面不再单单局限于个人阅读，允许对外人借阅、传抄，甚至还提供便利的阅读条件。如蜀国藏书家向朗“开门迎宾，诱纳后进”[8]1010两晋范平“家世好学，有书七干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其孙）蔚为办衣食”[6]2347。南齐崔慰祖藏书上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12]901。《北史》卷八二《儒林传下》记载“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就之读书，向经十载……遂以儒学知名。”[10]2762

南齐人张率尽读陆少元家书;北魏人李彪抄诵于高闾家，甄琛又抄书于李彪家;北齐人刘昼披览于宋世良和宋世轨家，他们的成才多仰仗于藏书家的无私借读。私人藏书家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对提携培养英才俊秀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提高了图书的利用价值，对后代私人藏书事业发展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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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的文化贡献

4.1 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藏书活动已不限于收藏、借阅，而是开始有目的地对藏书进行整理利用，编目校勘、著书立说等，促进了这一时期文化学术的迅速发展与繁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为对藏书进行整理校勘，编纂私家藏书目录。如梁宗室萧静好学博文，收集经史，“多聚经史，散书满席，手自讎校”[3]350。北魏李业兴“爱好坟籍，鸠集不已，手自补治，恭加题贴”[18]1865。梁朝任昉整理藏书，编撰有私藏目录，“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3]254。南北朝时期，除了编写私藏目录外，个别学识渊博的藏书家广泛著录流传于社会的各种图书，远远超出了私人藏书的范围，编制出了体例严整、内容丰富的私家目录，这就是王俭编制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成为我国目录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两部重要私家藏书目录。

二为私人修书之风兴起。首先是私家写史的繁荣。《隋书·经籍志》著录史部书籍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这足以见得这一时期史书著作数量的巨大。如关于魏史，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用的史书就多达一百四五十种，主要的有孙盛《魏氏春秋》、孔衍《汉魏春秋》《魏尚书》等。关于两晋的历史，有束皙《晋书》、王隐《晋书》、干宝《晋纪》、孙盛《晋阳秋》等十几种。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梁朝周兴嗣《梁皇帝实录》等，分别创立了地方志和实录等史书新体例。其次是注经之学兴盛。这一时期，政治黑暗，士人多由关注社会转向关注生命价值，一时玄学兴起，注经之风盛行。清人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总结了这一时期经书注疏的主要成就，“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谷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18]第三，编纂总集、别集、类书等。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这一时期的“（总集）右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别集）右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计亡书，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9]1081-1089就作者年代而言，别集的437部中，365部皆为魏晋南北朝时人的文集;从编纂时间来说，除隋18部，余皆为魏晋南北朝时人编纂[20]。总集中最有影响当属梁代萧统编撰的《文选》和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类书编纂主要有南齐萧子良召集学士抄写《五经》百家，依照《皇览》体例编纂《四部要略》千卷;梁代藏书家萧秀招纳学士平原刘孝标编撰《类苑》等，卷帙浩繁，分类编排，检索便利，为后代类书等工具书的编纂提供了借鉴。第四，其他著述。如张华的《博物志》、葛洪的《抱朴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个人学术专著的产生，都得益于私家藏书的丰富。

4.2 对后世人们藏书爱书护书的精神风尚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私人藏书家们勤奋抄书、聚书，同时也深感书籍来之不易，开始注意对图书的保护，痴心爱书，精心护书。西晋人皇甫谧视书如珍宝，“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6]1410;南齐褚渊“推财于弟，惟取书数千卷”[12]425;王昙首“兄弟分财，惟取图书而已”[4]587等许多藏书家都将书籍看得比财物重要。此时期借阅的相对频繁也使书籍容易受损，私人藏书家开始特别注意图书的保护。如西晋时齐王司马攸“好学不倦，借人书，皆治护”[21];南齐虞和“少好学，居贫屋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4]1770;北魏著作佐郎平恒“耽勤读诵，研综经籍……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18]1865，即建立专门的独立于居室之外的藏书楼存放图书。这一时期，人们为了珍藏图书，还经常将珍藏之书放置巾箱中，称巾箱细书，类似今之袖珍本。据《南史·萧钧传》记载“钧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22]，这种巾箱细书不仅便于携带阅读，更有利于书籍的保护。

4.3 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贡献很大

私家藏书文化的社会功能体现于其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巨大成就[23]。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政权更替频繁，官府藏书经常遭受严重破坏，而私家藏书却能在民间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往往出现“王府所无，私家乃有”[9]1300的情况。每在新朝初建之时，封建政权就会向民间征书、索书，建立自己的官府藏书，以资借鉴。如“魏氏代汉，采掇遗忘……东晋之初，代更鸠聚。……（陈文好史）又更鸠集”[9]906-907;梁武帝还曾下《为梁武帝集坟籍令》，广罗图书等。有时政府还派人借抄或借用私家藏书，以供整理校勘之用。如西晋秘书监挚虞撰修官书，都借助张华的私藏来校勘版本;梁代沈约勘定官府目录时常到任昉家取之。还有私人藏书家主动向官府献书的，并可赢得官府的重用。如北魏江式祖父江强“上书三十余法，各有体例，又献经史诸子千余卷，由是擢拜中书博士”[10]2277。总之，私家藏书对于历经战火的官府藏书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播贡献很大。

参考文献：

[ 1 ]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 2 ] 萧绎.金楼子·聚书篇[M]//百子全书（第五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3005.

[ 3 ]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4 ]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5 ] 陈德弟.魏晋南北朝私家藏书述论[J].图书与情报，2006（1）：106.

[ 6 ] 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7 ]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30.

[ 8 ] 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 9 ] 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0]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1]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