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读后感

历史读后感（精选13篇）

1.历史读后感 篇一

《水晶城-历史中构建未来》读后感2-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什么?每个人对历史的想象都不同，与他的记忆存在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我不太同意书中93页写的，“可惜解放后，我们常把这个地方视为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腐朽生活的写照，没有从中找寻合理的、历史的元素来建造新天津，把一个城市最核心的文脉抛弃了，后来新建造的宿舍大院就基本毫无特点了。” “万科在开发水晶城这个项目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五大道考察，他们花了不少时间，反复推敲如何能够在新住区里把握好五大道的精髓。” 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说什么样的话，解放后的那个动荡的红色年代，能够“因为种种原因”把五大道保留下来，就已经不错了，哪有人还敢再提出从中提炼元素来建造新中国，新中国就是一切都是新的，这就是那时候的历史。要说新建造的宿舍大院毫无特点，也不对，没有特点也是特点，他也属于解放后工业建设的痕迹，对于历史的诉说，不能只说好的，不说不好的`，就好比爱一个人，不能只爱他的优点，不爱他的缺点。我印象里还依稀记着那时大院的感觉，每个人的历史都与他的记忆存在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要说万科现在如此重视对五大道的研究，那是在当今的历史下，对外开放，思想自由，加上国人还依旧存在着崇洋媚外的心态，研究五大道就无妨了，并且他也确实有可研究的地方，要是放在解放后，估计万科也不敢。 不要把自己标榜的多么伟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已。抛开历史的大背景，谈艺术就没有意义。在政治面前，经济可能都算不了什么，更何谈文化和艺术了，文化和艺术都只不过是历史的描述，政治、军事、经济、科技都可能影响艺术产生的新流派，但艺术永远都滞于他们之后。

2.历史读后感 篇二

街道的用途

雅各布斯认为:“城市的街道除了承载交通外, 还有许多别的用途。街道应该具有活力, 并给人以安全感。周围地区功能的多样化, 能促成使用者及其日程的多样化;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 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 能增加街道的安全感。”

作者通过非专业化的清晰语言, 将人们与人们的活动、活动的场所交织起来, 为我们展示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画面:孩子们在公共空间中嬉戏玩耍、邻居们在街边店铺前散步聊天, 街坊们在上班途中点头问候。这些“街道芭蕾”具有生活气息, 是传统街道的展现。

20世纪60年代, 道路的主要功能是城市交通。现代主义规划的代表人物勒·柯布西耶认为, 在城市中应改变沿街建筑密集的状况, 应增加道路宽度及两旁建筑的间距, 减少道路交叉口或组织分层的立体交通。这种以机动车为先的规划思想在当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雅各布斯通过观察发现, 人行道是城市中重要的公共区域, 其除了承担马路之间的交通功能外, 还应满足其他的要求, 即“安全”、“交往”等。

同样, 街道在城市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街道的公共空间性质对于社区安全、孩子成长、邻里交往具有重要的意义。街道的有序混杂性正是大都市的魅力所在, 也是其生命力所在, 但是, 街道活力的培育不能通过硬性的规划“制造”出来, 它应以尊重当地居民、建筑历史和街区肌理为出发点。

城市的多样性

雅各布斯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的产物, 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 而这些人的兴趣、能力、需求、财富却千差万别。无论从经济角度, 还是从社会角度来看, 城市都需要尽可能错综复杂并且相互支持的功用的多样性, 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多样性是大城市的天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 城市功用的多样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重要的原则。要理解城市, 就必须将功用的多样性作为基本的现象来正确对待。

城市的活力来源于多样性, 城市规划的目的在于催生和协调多种功用来满足不同人的多样而复杂的需求。正是那些远离城市真实生活的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乌托邦的城市模式和机械的、单一功能导向的城市改造工程毁掉了城市的多样性, 扼杀了城市活力。

因此, 作者强调城市规划必须以理解城市为基础。要挽救大城市活力, 必须体验真实的城市人的生活, 必须理解城市中复杂多样的过程和联系, 谨慎而精心地, 非粗鲁而简单地进行城市的改造和建设。正是从一个城市居民的生活体验出发, 她发现城市生命和社会经济的活力在于城市功用的综合性和混合性, 而不是其单一性。城市应该为多种功用提供足够的空间, 城市功用丰富多样, 才能使城市有活力, 城市文明才得以延续和繁荣。城市是一个活的有机体, 城市规划应该促进和保持城市活力。

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 因而城市是复杂的, 但是, 它也是有序的。我们可以去感受丰富多样的城市生活, 去挖掘隐藏在背后的秩序, 因而我们也就可以通过规划和设计去引导城市的生活, 通过引发城市的多样性, 而使城市富有活力,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尽管我们面临着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 但是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因为“一个城市有了活力, 也就有了战胜困难的武器, 而一个拥有活力的城市则本身就会拥有理解、交流、发现和创造这种武器的能力……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是自我再生的种子, 即使有些问题和需求超出了城市的限度, 他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延续这种再生能力并最终解决那些问题和需求”。

雅各布斯觉得:“要想在城市的街道和地区生发丰富的多样性, 四个条件不可缺少:1) 地区以及其尽可能多的内部区域的主要功能必须要多于一个, 最好是多于两个;2) 大多数的街段必须要短, 在街道上能够很容易拐弯;3) 一个地区的建筑物应该各色各样, 年代和状况各不相同, 应包括适当比例的老建筑, 因此在经济效用方面可各不相同。这种各色不同建筑的混合必须相当均匀;4) 人流的密度必须要达到足够高的程度。”

反对大规模计划

大规模改造计划缺少弹性和选择性, 排斥中小商业, 必然会对城市的多样性产生破坏。应该“从造成剧烈的、迅猛的变化转化成持续的、渐次的、复杂的和温和的变化。”

雅各布斯所批判的是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特别是二战之后十多年里那种无视城市社会问题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和重建方式。传统的城市规划在描绘美好的物质空间的同时, 也在设计着美好的社会和生活;注重空间的物质属性, 却忽略了空间的社会属性, 似乎只要用新环境来替代旧环境, 各种社会问题就能自动解决。事实并非如此, 大规模城市重建创造了许多钢筋混凝土森林, 城市容纳了更多的人口, 但却没能提供一个温馨的家园, 反而造成了各种消极后果:社会结构被肢解, 人际关系被割裂, 种族隔离、贫富差异、犯罪率上升、小汽车肆虐、社会动荡等问题越来越尖锐。

事隔几十年, 快速城市化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运动已经在中国展开。当前在许多城市的旧城地区, 那些按照简单的新区建设方式进行的大规模改造, 对城市的多样性造成极大的破坏。城市用地按功能简单地划分, 造成城市功用的分离, 带来诸如交通、安全等许多社会问题;尺度宜人、形态各异的传统街巷和古老房屋是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岁月的见证, 作为居民的日常生活场所, 曾经孕育了丰富的城市生活, 如今却在城市建设的大潮中, 无一例外地被笔直宽阔的交通干道和尺度庞大的高楼大厦取代。这些问题的出现就在于对复杂多样的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的忽视, 丰富的城市生活正在被简单化。因此, 我们在旧城更新中应避免破坏旧城区现有的丰富的多样性。此外, 在保持旧城区传统的多样性的同时, 还应当通过旧城更新使这种多样性得到新的发展。例如:在旧城区增加新的功用和新的生活内容, 改善旧城与外部地区的联系, 促进老的功用的现代化等等。只有保持并发展城市的多样性, 才能确保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

城市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

雅各布斯认为:“城市的发展是自发性的, 一个有效运转的城市是基于人们的活动, 而不是在人们的设计之上的。”

经受过传统规划教育, 从事这个行业的规划师, 常常沉迷于一种宏伟的、激动人心的、终极目标式的规划设计成果, 而又为其实施所困扰。“墙上挂挂、纸上画画”, 常常是规划师所面对的无奈。而有些时候, 规划的实施未必真的能带来图板上的蓝图所描绘的那种美好场景。

我们在建设和使用城市, 对这种使用的经历都有亲身体验, 因此可以说, 我们拥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和理解城市的基础。跳出传统规划师的视角, 以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观察, 也许会有更多的体会和收获, 正如本书作者以一个普通公众或社会工作者的角度去观察城市中的生活一样。城市是一个极富动态和多样化的地方, 书中提到的那些成功的城市区域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作者用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的文字对大量城市生活进行了生动描述, 这能让我们深切体会到, 当我们面对城市时, 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生命, 一种最为复杂、最为旺盛、最为真实、最为鲜活的生命。因此, 当我们面对和处理城市问题时, 必须抱着一种敬重的心情和谨慎的态度, 去仔细观察和辨析城市生活中的细节及隐藏在背后的秩序和原则。

旧城改造的启示

从书中主要观点可知, 面对旧城的复杂情况, 大规模的改造方式将很难避免简单化的倾向, 难以不给旧城的城市多样性造成破坏。而小规模的改造方式, 由于它的“小而活”的特性, 更容易适应城市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 保持并创造城市的多样性。

首先, 小规模改造由于规模小, 对所在地区原有的城市基本功能的混合关系影响不大, 使多样性的繁荣有了根本的保证。其次, 小规模改造由于造价低, 满足了大量的中低收入的企业和个人的需要, 有利于“从属功能”的更新与继续繁荣。此外, 改造的范围小 (常常是单个或几个建筑物) , 必须适应周围的环境关系, 而且, 这种改造的结果必然导致新老建筑的混杂, 这样就为多样性的繁荣提供了合适的物质空间环境。

其实, 小规模改造目前在旧城内的许多地区都在发生。但由于缺乏政策上的支持, 许多小规模改造都属于“非法行为”, 因此, 小规模改造的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同时, 因为没有相应的规划和设计方法进行指导, 许多小规模改造都存在很大的盲目性, 给城市环境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 小规模改造的能力较大规模改造要小得多, 因而它的破坏程度也较小, 并且易于补救。

3.触摸历史　享受历史 篇三

之所以将艺术品的历史价值作为艺术品投资收藏的第一要素是有其特别意义的。

所谓艺术品的历史价值是指：艺术品在民族的演变及发展进程中所呈现的标志性的社会、人文、精神等意识的象征表现。例如，甲骨文与甲骨实物，在研究中华文明史及中国文字史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从本世纪初王懿荣因病抓药初识甲骨以来，近百年来人们对甲骨文的深入研究，不仅极大地推进了对中华文明历史的深入研究，更使中国文字的诞生与人文进程有了清晰的阐定。而在投资收藏中，收藏甲骨文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即使有零星的甲骨流入市场，也因本身的诸多不确定性而流标。笔者曾在上海的一次拍卖主持中将一批流传有序的28片甲骨实物拍出了5280万元人民币。最近出现在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的唐代摹本王羲之的《妹至帖》更是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它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固然可观，但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字历史价值，毕竟它是研究中国行书发展历史进程中重要的佐证。

2007年秋，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推出了圆明园遗物——大水法自鸣钟之马首。澳门巨子何鸿桑以6700万元的高价购下，然后捐给国家。曾几何时，在前些年见诸市场的虎首、牛首、猪首等均为台湾收藏投资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以支付不足200万人民币的价格购藏的。“时间是最好的投资收藏保险箱”。在许多人还在质疑这些牛头马面到底值不值的时候，聪明的投资人已经赚了盆满钵满。投资人的成功在干

1、注重艺术品本身的历史性价值。上世纪80年代，当中国大陆还处在改革开放初期时，海外的有识之士已经把目光和金钱瞄准了国人心目中最痛的“圆明园”。有着“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沉淀了中国五千年中最灿烂的文明，更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晶。

2、虎首、牛首、马首、猪首等反映了乾隆时期中国的铸造工艺水平，对研究圆明园的建筑构成有着及其重要的参考意义。

3、此物由意大利人朗士宁亲自主持设计督造，是研究外国传教士、外国艺人于康雍乾三世在中国活动的重要实物。

4、投资人当时的投资是以收藏为目的，却有着长远打算的，不在乎一时的得失，赢在未来。

4.新疆历史读后感 篇四

新疆作家艺术家的《中国新疆作家、艺术家告世界书》，句句血声声泪声讨了７.５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让我这个远方的人清楚地知道这场暴力事件的本来面目极其罪恶，让人知道了这场暴力事件给新疆各族人民造成的残害，让人知道了这场暴力事件的罪恶目的极其背景。

７月５日在乌鲁木齐发生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了无辜公民的大量伤亡，在每个人的内心投下了痛苦的阴影。这个巨大的悲剧，刺痛了维吾尔民族的心，也刺痛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所有善良人的心。当我们从电视里网络里听闻到这一重大事件时，作为一个生活在祖国内地的居民，看到新疆同胞遭受到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的袭击，他们的生命无端受到残杀，他们的财产无端受到毁坏，人的心也流血了。这伙狂热暴徒，丧心病狂，把人们的美好安宁的生活毁坏。这伙暴力恐怖分子，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和理智，是罪恶的化身，魔鬼的行径。这些滥杀无辜的暴徒，他们真的是全体维吾尔人的敌人，真的是新疆各民族人民的敌人，真的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敌人，真的是我们人类的敌人。

新疆作家艺术家用自己的亲历和见证揭露了整个残酷的打砸抢烧杀事件过程，控诉了热比娅和“世维会”的罪恶行径，让世人见识了事情的本来真相。在这里，我们真诚的感谢新疆的作家艺术家，并对您们的正义行动表示敬意。

我们中国的丝绸之路，从古到今走来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丝绸之路的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这个文明，是由中华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新中国六十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祖国的大家庭里，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又谱写了崭新的历史篇章，让丝绸之路的文明更加发扬光大了。

热比娅和“世维会”暴力恐怖分子，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搞打砸抢烧杀，破坏我们安宁和谐的生活。他们真的是新疆人民的死敌，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试想，如果我们的身边发生这样的打砸抢烧杀，我们的生活能安宁吗？这我们会答应吗？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和睦相处的多民族大家庭，几千年来，各民族为了共同的繁荣富强，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壮丽诗篇。

今天，热比娅这个跳梁小丑挑起事端，妄图捣乱和破坏，达到中华民族的敌人做梦都想实现的目的，妄图让我们中华民族重新回到受八国联军欺辱的时代。这是我们每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都不会答应的。

5.读历史读后感 篇五

始终觉得读史是明鉴的，历史总是给后人看的，读历史可以读得一把心酸泪，也可以读得慷慨激昂，你可以感受到很多你不曾经历更无法想象的情境，于这时的情，你可以不吝啬言辞去赞美，于这时的境，感受那时那人的那些故事。你可以评头论足，你可以长篇大论，那古人、先哲安静的安静的等待着，等待着你去翻阅，等待着你付出感情去感受那时的情境，可以说，不是为了明鉴而读史，而在于明事。

冰心曾说过“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一本好书就是一个好朋友，尤为历史更甚。五千年在优秀历史，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如画卷般在书中一一展现。

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为任何一个君王、一个党派，一个民族而停留过，一个君王有多么大的功绩，多么的文成武德；一个党派有何等优越的制度；一个民族有何等优良的血统，多么的文明灿烂，历史都是如公证的无私的，并没有给予他们更多的宽容和庇护。因而不断思索历史的意义作为一个永久的命题和课题值得所有有知的人去探求与解决。大唐盛世时魏征直谏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不说话，她的沉默正是她的价值。善于反思的人或民族在历史的兴亡更替当中领悟中兴的规则，使国家与民族以后的历史朝良性发展，避免使之步入危亡的境地，而纳入自我的掌握之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处在新时代，从历史中找寻相关的意义，不论我们何种角度去看待历史，得出怎么样的结论，哪怕是肤浅甚至的错漏屡现的结论亦不能阻挡我们初衷。广视角多维度地去把握历史，应该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责任所在。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悠久的历史不为权位停留，却留下了无数风流才子的段段佳话，老子的五千言，司马迁的史记，王羲之的兰亭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郦道元的水经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悠久的历史，无数的伟人，铺写着光辉的历史篇章。

6.世界历史读后感 篇六

奈何对历史不感兴趣并且没有解读方法的我，照本宣科给孩子念，没了生动的故事情节，孩子根本就不喜欢听。可愁坏了我。

谁曾想，还有专门为孩子解说的历史书。可真是我的福音呀～

这本书讲述了世界史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历史人物，麦哲伦，马丁路德，伊丽莎白一世，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们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该书作者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描述了地球是圆的，又是谁被称为不结婚的女人～

小朋友要问了，这些跟我都有什么关系?他们个人的事情和我们是没关系，可是，没了这么些人，我们何来‘环游世界’之说?因为地球是圆的，我们才能围着地球转一圈呀～这种敢于尝试不怕危险的精神是不是我们值得学习呢?

当然，也不是提倡每个人都要单身过一辈子，你只要记得，在其位谋其职，做什么事情，都要用全力去做好，就对了。

讲历史就像讲故事一样，何愁孩子不去学不去听呢?

开篇的人物介绍，结尾的世界历史年代表，让孩子有更整体全面的把握～

7.历史读后感 篇七

《置身于市场经济》是九年级历史与社会第四单元第一课的内容, 主要介绍“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教材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其实就是价值规律, 很抽象。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机制, 即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如何自发地调节人、财、物等经济资源在社会范围内的分配。很多老师都觉得很难讲清, 学生也觉得很难理解这部分内容。因为绝大部分学生是第一次接触我国的经济现状。没有机会深入了解市场经济。所以我们教师必须通过表面看本质。胡老师就很好地把市场经济理论融于问题情景中, 透过中秋月饼的商战, 让学生理解了这只“看不见的手”。

将知识转化为问题情景, 这是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产生的一种教学模式。建构性学习强调使学习者建立丰富的、复杂的、具有高度联系性的记忆表征, 从而能够自主地在自己已有的背景下学习知识, 对具体问题做出解答。因此, 设计有效的问题情景就成为积极有效的教学行为。

一、“问题情景”支架化

按照“最近发展区”的要求为知识建立框架, 在框架中寻找某个确定的知识支点, 它在整个概念框架中处于核心地位, 以便使学生进入教学情景。这样的支点一般以问题的形式出现较为适宜, 它能以“激疑”为起点, 通过学生独立探索的过程“化疑”, 最后导向“成趣”的目标, 点燃学生在问题情景中进一步学习的愿望与渴盼, 让学生在问题中完善思维体系, 将知识内化到自己的智能结构中, 促成智慧升华。

要实现课堂有效提问, 必须对所提问题进行合理的总体设计, 在认真分析教材内容的过程中, 设计一个主题, 在教学过程中围绕这一个主题展开, 所设计的问题不宜过多, 应突出教学重点、难点, 以一个中心主题贯穿整个课堂, 实现课堂的整体生成。

胡老师围绕“月饼商战”这一主题, 设计了以下问题: (1) 李师傅开月饼店致富的原因是什么? (2) 众多商家为什么争抢着生产月饼? (3) 两年后, 由于月饼店多了, 李师傅生意受到了影响, 假如你是李师傅的话你的选择是什么?李师傅的朋友老王最终亏的血本无归说明了什么? (4) 如果李师傅要继续生存于这个市场, 他应该怎么做?偷工减料行不行? (5) 如何才能使月饼在商海中“一路走好”?五个问题层层递进, 最终顺利总结出市场经济的好处和弊端。再由市场经济的弊端过渡到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过渡自然流畅。学生深切地体会到“两只手”要紧密结合。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通过教学实践发现, “市场经济”等抽象概念很难直接“植入”学生的认知结构, 即便一时产生效果, 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在课堂教学中, 会出现这样的矛盾:教师上课行云流水, 学生听课自觉听得懂, 但检测时发现自己并不会。问题的症结在于, 教师将自己的思维过度提纯, 没有站在学生思维的立场, 即没有将自己的思维还原稚化。作为教师, 除了对教材有极高的把握外, 还要对学生学情进行充分的认知, 对学生思维过程的认识应该换位思考, 不能想当然。进行课堂有效提问, 应站在学生的思维角度、思维习惯、思维方法的角度, 根据学习程度提出相应难度的问题, 要触及到理解掌握的深度, 力求师生双方的思维活动同步协调进行, 这样才有助于反馈学生真实的学习情况信息。

提供学习问题, 给学生一个有力的“支架”, 根据教师所给的“框架”, 学生就可以自主思考问题, 化解疑难, 学好知识, 并运用知识解决社会问题。

课堂教学中难免会遇到很“麻烦”的问题, 当遇到较大、较难、一下子难以解决的问题时, 教师可以将这类问题进行合理拆分, 围绕一个大的主题进行层层“锁链式”的提问。通过这一系列更具针对性的提问, 一方面, 可以减少问题过大过难所导致的学生无从下手而出现思维空白期, 不利于教学展开;另一方面, 通过互相关联的提问, 再加上正确引导, 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对学生思维方法予以引导, 提高学生探究、剖析复杂问题的能力, 再者, 通过拆分此类问题, 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在课堂中展示自我, 更主动参与到讨论中, 调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问题情景”生活化

建构主义认为, 学习者要想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 即达到对该知识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联系的深刻理解, 最好的办法是让学习者到现实世界的真实环境中去感受、去体验 (即通过获取直接经验来学习) , 而不是仅仅聆听别人 (例如教师) 关于这种经验的介绍和讲解。“生活是一切知识的源泉”, 来自生活的问题, 学生更有探求的欲望。

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来源于生活, 生活中处处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影子。把“问题情景”生活化, 就是把“问题情景”与学生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让学生亲自体验问题情景中的问题、增加学生的直接经验, 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理解问题情景中的数学问题, 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初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而且有利于使学生体验到生活中的数学是无处不在的, 并体会到学习数学的价值。

去年9月12日为中秋节, 学生刚刚吃过月饼, 体验完中秋节。中秋过去还不到一周, 胡老师就用“月饼商海路”的故事, 可以使学生感到历史与社会学习的现实意义, 认识到经济知识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因此, 也就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

问题情景生活化既避免了知识以枯燥、呆板的形式传授给学生, 又实现了知识与技能的融合, 使教学内容在联系现实世界的情景中加以呈现。杜威提出, 教育即生活, 教育即生长, 在新课程理念下不要只构建知识的课堂, 更要构建生活的课堂。

当一节课结束时, 大部分学生一般都能得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也会高高兴兴地走出教室。无可否认, 课堂教学确实解决了问题, 也完成了教学任务。但这并不是理想的教学。在每节课或每段知识结束时, 应设法在学生心理上留点余味, 可以为以后的课埋下伏笔, 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一些素材, 使学生有“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之感, 不管是课前、课后, 自始至终主动参与学习活动。教师要进一步诱发学生的灵感, 使学生将这种自主学习一直延伸到课外去。美国著名学者布鲁巴克精辟地指出:“最精湛的教学艺术, 遵循的最高准则就是让学生自己提问题。”教师要引导他们启动大脑, 使其问题意识实现从无到有的飞跃。教师要鼓励他们, 设法使潜在、静态的问题意识外显化、动态化。教师要在巩固学生已有问题意识的基础上, 提高其问题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2]朱慕菊.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8.历史学家的历史 篇八

十九世纪在西方号称为历史学的世纪，自然也是史才辈出的世纪。当时德国的史学尤为发达，有关德国历史学的论述占该书约四分之一的篇幅。尼布尔、兰克、蒙森皆为一时之彦，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最强调“客观公正”的兰克学派和最提倡“主观实用”的普鲁士学派都出现于同一国度。前者对西方史学界影响之巨如同法国年鉴学派之于当代，后者也曾在德国学术界独步一时，占尽风骚。

惩恶扬善，鉴往知来，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自古以来就被史学家视为天经地义的信条，也几乎成了史学家自我标榜的广告用语。一八二四年德国一位年轻的中学教师兰克，却在他的处女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不冷不热地写道：“历史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育当前，嘉惠方来。可是本书并不敢奢望完成如此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不过是如实直书而已。”此言貌似谦逊，其实极为自负，大有拨乱反正舍我其谁的气概。文艺复兴以降，西方史学恢复了古典史学的传统，历史研究日趋昌盛，其缺欠也日益暴露。翻检前史，兰克发现一些史学大师往往徒有虚名，他们的名著有的是抄袭古人，有的为现实的合理性提供历史的注脚，有的为未来的时代寻找历史教训，有的把历史作为攻击异己的武器、自我辩护的盾牌。总之他们打着鉴往知来的旗号，却在兜售充满偏见的私货，这些史著往往名噪一时，但其宣传价值远远大于科学价值。针对这种学风，兰克提出“如实直书”的原则，他强调要尽最大可能把研究过去与研究者本人的感情区别开来，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详加考订，力求还事物以本来面目。“如实直书”的原则并非兰克首创，但他以自己的史学实践极力倡导了这个原则。兰克一生著作等身，全集计有五十四卷，这尚未包括他的《世界通史》在内。无论是无籍籍之名之时，还是功成名就之后，力求客观的态度则贯穿始终，有时甚至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例如，身为普鲁士的史官，兰克却对普鲁士与奥地利的领土争端袖手旁观，非但不肯动用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国家利益论证一番，反而冷言冷语地说：“幸而，这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以至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读了他的《普鲁士史》后，也愤愤地表示，如果自己是普鲁士人或德意志人的话，必向兰克大声抗议。可见，过于不偏不倚，结果往往左右不讨好，热心的民族主义者感叹他世界主义的平静态度，道德家非议他在伦理方面的中立倾向。蒙森在兰克九十华诞之际，似褒似贬地称他为“我们中间最宽大的一个”。老前辈格维纳则直截了当地嘲笑他“想洗澡而怕湿身”。兰克对批评的答复倒也颇具雅量：“最好大家不要从同一途径来攀登历史科学”。他依然我行我素，并在柏林大学首创学术研讨班，广招弟子，培养了不少史学名家，影响遍及欧美，被推崇为近代历史科学的一代宗师。兰克第一部著作的出版日期一八二四年也被视为史学批判时代的开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兰克学派声誉鹊起之时，在德国却出现一个与兰克治学宗旨形同冰炭的普鲁士学派。此派学者根本不承认兰克的伟大，对兰克标榜的那套理论嗤之以鼻，认为书斋里的历史学家是平庸的，只有参与并影响实际政治生活的史学家才是非凡的。他们大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公然鼓吹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其中尤以德罗伊曾、聚贝尔、特赖齐克三剑客最为典型。

德罗伊曾的代表作《普鲁士政策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来证明，只有霍亨索伦王室才能承担起复兴德意志帝国的重任。他坚信：“历史本身不是光明与真理，而是对它们的搜寻，是关于它们的说教，是对它们的供献”，而“政治家就是实践中的历史学家”。

聚贝尔是兰克的及门弟子，他却公然与老师唱反调。他坦然承认：“我这个人七分之四是政治活动家，七分之三是教授”，“我在任何地方都不掩饰我作为普鲁士人和民族自由党人的见解”。他一生挥舞着普鲁士的旗帜，历史则成了为他提供进攻和防御武器的大型兵工厂。

普鲁士学派的殿军，年轻的特赖齐克对兰克更是不屑一顾，他声称：“那种不表明自己站在哪一方的残酷无情的客观态度，正是同真正的历史感背道而驰的。”“只有心如铁石，同祖国悲欢与共的人才能写出信史。”他说，自己身上爱国者的成分比教授的成分要大千倍。正是他喊出了“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铁的时代，如果强者征服弱者，那便是生活的法则。”因此古奇指出，他的每一篇论文都执行了它的政治任务，他是“最雄辩的宣教师，最热情的信徒，最激烈的党棍，最完备地体现了历史学与政治的融合，那也就是普鲁士学派所要达到的目标”，并将他谥为“讲坛上的俾斯麦”。

政坛上的俾斯麦一向瞧不起高谈阔论的教授学者，但普鲁士学派的业绩使他不得不刮目相看，昔日不足挂齿的学者成了铁血宰相的座上客。他感谢聚贝尔“在祖国共同事业中的长期协作”，并向特赖齐克许以柏林大学教授的诱饵。普鲁士学派的历史学家也确实没有辜负俾斯麦的一片深情厚意。在他们笔下，法国人疯狂，俄国人贪婪，英国人狡诈，奥地利人鼠目寸光，犹太人自私自利，唯有德意志人是理想主义者，普鲁士人更是出类拔萃的民族，俾斯麦也被打扮成一个正人君子。如果说政治是肮脏的，那么热衷于攀龙附凤的学者也难免不干不净，刻意为政治服务的历史学也就谈不上什么科学的尊严了。

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学派史学家并非一班不学无术的浅薄之徒。《普鲁士政策史》乃德罗伊曾三十年辛勤笔耕的成果，聚贝尔的史著也以史料充实见长，特赖齐克更是为《德意志史》倾注了一生的心血，他们颇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憨劲。当然，强烈的偏见使其科学性大打折扣，但人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用史书“来唤起同胞努力奋斗，而这种奋斗精神终于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实用的手段奏效了，实用的目的达到了。看来，作为政治附庸的历史学确有其存在的理由。古奇的结论也颇耐人寻味，他认为，如果说历史学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一个民族采取行动，那么普鲁士学派三剑客都有资格跻身于伟大的历史学家之列，如果说历史学的基本目的是揭示真实情况和解释人类的活动，那么也就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算作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当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如果让俾斯麦来评判，德罗伊曾之流堪称一代史学精英。

与俾斯麦相比，拿破仑更是技高一筹。据说拿破仑向来重视知识分子政策，在戎马倥偬之际，也不忘对文人学士优礼有加。古奇的书则从历史学方面又提供了一个佐证。拿破仑称帝以后，于一八○六年提出，应在大学增设各种历史讲座，他尤其重视当代史，认为当代史有五十年的空白是不正常的，“人们常说历史只有在事件发生后很久才能编写，我不以为然。人们写一年前的事情能够同写百年前的事情一样，也许更容易写得确切，因为读者可以按照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作判断。”“我不需要哲学，也不需要宗教史，而是需要事实的历史。”何等冠冕堂皇，今天的历史家听了也难免受宠若惊。然而不久皇帝就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了。一八○八年，有人请求皇帝批准续编维利的史著，内务大臣回答说，政府要资助更重要的事情。皇帝闻悉此事，龙颜不悦，口授备忘录如下：

“我不同意内务大臣的原则，继续维利和埃诺著作的编写工作是非常有用的。最重要的是确定续编这部著作的精神。我已命令警务大臣监督米洛著作的续编工作，我希望两位大臣为续编维利和埃诺著作的工作作好安排。这项工作不仅必须委托给有真才实学的作家，而且必须委托给能够按照真实情况叙述事实，把读者引导到一八○八年，以提供正确教导的可以信赖的人。字字句句都必须表明罗马教廷的影响以及华洛瓦王朝和波旁王朝的软弱无能，必须以描绘宗教裁判所和‘十六区大屠杀’那样的笔法来描绘九月大屠杀和革命的恐怖。必须说明过去不断出现的财政紊乱的情况，最高法院的僭越行为和行政工作之失去常规，使读者在读到当代时，感到如释重负。当这部以适当的倾向性巧妙地编成的著作出现后，不会有人再有重做这个工作的愿望和耐心，特别是当他从警务部方面得到的远不是鼓励而是阻挠的时候。”

从这绝妙的自白中可以看出，拿破仑不像那班头脑冬烘的大臣，认为历史编纂无足轻重，而主动将有真才实学的史学家网罗到皇帝的麾下，也就是说需要帮忙，不要帮闲，让他们按照皇帝的旨意撰写历史，通过否定过去，来肯定现在。皇帝深知倾向性过于明显，效果适得其反，因此指示要以适当的倾向性巧妙地编写，使他人因“眼前有景道不得”，而为之敛手。倘若还有人不自量力胆敢一试，皇帝就亮出最后的杀手锏——警务大臣。可见拿破仑不光是深谙韬略的军事天才，也是文化专制的行家里手。他重用史学家，但“凡是天真地接受委任的学者，必然会发现自己像关在镀金的鸟笼里一样”。其后果恰如法国史学家西斯蒙迪所言：“没有一部近代史能避免那些‘必要的’谎言，那些‘令人钦佩’的沉默。”皇帝重视历史，则历史科学亡，正如美妇为衙内看中，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胡适曾将历史比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似乎谁都可以随意摆弄，殊不知她若被权势者占为己有，又岂容他人染指。女为悦己者容，充当高级化妆师的史学家自然代不乏人，须知镀金鸟笼里的生活毕竟与陋室寒窗不可同日而语。何况他们还为后世的同行提供了就业机会，让他们有翻案文章好做。解铃还须系铃人，史学家所纂改的，必由史学家来纠正。历史规律难以捉摸，历史学的这条定律倒是不难理解的。

英雄不入彀，入彀非英雄。拿破仑可以委任史官，却无法造就伟大的历史学家。十九世纪英国史坛巨擘阿克顿就坚信史学家应不为世俗权势所左右，而是一个主持正义公道，为人伸冤昭雪的法官。阿克顿也推崇兰克无证不信的治学方法，但他反对过于冷漠超脱的态度，强调历史与道德的一致性，在他看来，史学家不仅是事件的记录者，而且是道德的捍卫者。他对历史的评判自有一番相当偏激的理论。他认为：“在判断人物与事件时，道德应走在教条政治和民族前面。”他在评论莫尔斯、斯蒂芬斯时写道：“我们对于人物与党派的判断乃是从他们所达到的最低点来开始的。作为此事最低点的凶杀，对于我们衡量的基础具有极大价值。如果我们没有科学的零点作为开始，所有对腐败、虚伪或叛逆的谴责都将没有意义，而道德与历史也必将分道扬镳。”他呼吁永远不要让道德的通货贬值，历史的审判宁可失之过严，也不可失之过宽。“不容任何人、任何事逃脱那永久的处罚，这便是，历史有权对作恶行为所施加的处罚。”然而，当人们祈求历史的公正之时，现实已无公正可言，只有生不逢时、投诉无门的冤鬼才会向历史法庭上诉。说来令人泄气，历史的审判毕竟是迟到的审判，它纵然可以慰亡灵于九泉之下，却难以对恶势力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史笔曾被誉为“惩罚暴君的鞭子”，可罗马的君王却一个比一个残暴；孟子曾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然而，君不见，后世的乱臣贼子日见其多，孔孟后学的胆子倒是日见其小了。对于死后管它洪水滔天的君王来讲，历史的审判云云，简直可笑之至。历史已多次证明，历史的威慑力是极其有限的。无怪乎，阿克顿在弥留之际劝其儿子不要像他那样对人过于苛刻，而要“尽量宽恕人们的弱点”，不知是教儿媚俗，还是伤心悟道之言。

有能耐的人被人作传，没能耐的人为人作传，为人作传者又被人作传，或许是一个有心而无力治国平天下的学者所能享受的最高待遇了吧。古奇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任何一个为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党派或教会大声辩护的人，是无缘进入历史女神之庙的。”此庙的门槛实在太高，在古奇看来，兰克或许有资格进庙受供，但后人早已指出，兰克也是有倾向性的。古奇此书对十九世纪的同行有褒有贬，立论似乎也力求客观，然诚如谭英华先生中译本序言所说，此书也有不少偏见。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史学家必有时代、阶级的局限，即使能摆脱这些局限，作为人，他也无法摆脱人的局限，事实上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局限出发，来评判他人的局限，又有什么“绝对的”客观公正可言呢？这样看来，史学家的相互攻讦，有时恰如五十步笑百步。然而，这里毕竟还有五十步之差，笑笑又何妨，世上百步笑五十步的事情不也很多吗？钱钟书先生说过，为人作传，正是为己作传。从这个意义上看，史家秉笔作史，倒是在为自己作传，其著作正是他们自作的墓志铭，这是任何史学史都取代不了的。

9.中国历史读后感 篇九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观看这本《全景图说》就好像是仰望星空一般，那丰富生动的历史画卷便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眼前。如同滚滚洪流中揭开的一个断面，将时间凝固，仿佛看到了春秋战国时的男耕女织，怡然自得；还有那大榕树下讲学授课的孔夫子，坚守仁义，有教无类。继续往下探索还能看见一个大唐盛世中的繁华与喧闹，让我不禁幻想起当时的种种可能……

当想象放飞之时，我的感受也随之涌动。如读到《荆轲刺秦》时，秦王的慌张失措让我感受到了一个领导人面对生死之时，也如常人一般，会惊，会恐。与我印象中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不一样。当那易河的水倾泻而下，被风雕刻的故事暴露无遗，我突然钦佩起那个企图用一把匕首改变历史的末路英雄――荆轲。曾经，我笑他不自量力，而此刻，合着图画，从他视死如归的背影中，我读懂了两个充满温度的字――“侠义”，还有众多的英勇，无畏与刚直。

也许，我们都有英雄情结，骨子里永远住着一个英雄，替平庸的我们在这江湖中惩凶除恶。一个热血的民族，不能缺少这样的人。“少年强则国强”，就在这时，我幡然醒悟。薪火相传，一个民族的脊梁与火把，不就是需要我们少年传承吗！用侠义的精神支柱，支撑倾斜的`天平，这就是我们缅怀英雄的意义。透过历史的风烟，让英勇，无畏与刚直在我们少年的血液中奔涌。

10.《中国历史常识》读后感 篇十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历经几千年的风风雨雨，源远流长。“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这一系没有中断地延续了下来。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和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在总结历史中不断开阔进取。

源远流长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动力。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无数的历史人物演绎了一幕幕惊天动地，在中华大地上永久传唱。作为中华儿女，特别是对于我们年纪尚轻，对中华历史缺少认识的我们来说，了解中国过去发生的大事，体味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中国历史常识》这本书选取那些最值得叙说的历史概况，使五我们在轻松阅读中，就能了解到历史中的重大事件、经典典故、著名人物乃至文化内涵。

11.创造“历史”以进入历史 篇十一

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一定比“历史”低级，二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只不过是对历史的叙述，只是“历史”往往倾向于总结出一定的规律，总是摆脱不了某个特定思想框架之下史观的影响，缺乏小说细节所提供的情感性、精神性和心灵的内容，而这正是小说想象性的特长。虽然小说也存在着同样受主导性思想支配的问题，但它却可以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最大限度地保留开放性和毛茸茸的多样性。亚里士多德说“诗比历史更真实”，其意义就在于在此。因而，在虚构性的小说中书写历史是作家们乐此不彼之事，这当然与小说的起源有着莫大的关联——它与神话传奇、史诗吟唱、史书叙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小说必须以超越于历史的包容性和真理性参与到历史实践之中，才能使自己不再是游离于时间之外的浮游生物，摆脱怡情遣兴的雕虫小技的形象。司各特的《艾凡赫》、雨果的《九三年》这样直接书写历史的小说无论在观念和技法上都曾经给中国的现代小说以示范的教益。事实上，通过小说来写历史一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早期的重要一脉，他们往往带着一种“古为今用”的灵活性去复活“资治通鉴”的史家古训。郁达夫、郭沫若等从事过历史小说实践的人物都力图将“历史”作为对象，以烛照当下的现实，充满明确的主体意识和政治关切。这种“古为今用”或者“以今述古”，意在通过小说的写作进入到改变历史的进程之中。

这与早先的历史通俗化形成了一定的区别，比如冯梦龙、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或者蔡东藩卷帙浩繁的历史通俗演义，往往秉承史书常见的春秋笔法，并不注重人物个性塑造，而突出事件来龙去脉的趣味和各种人际与社会关系的曲折离奇，并贯穿作者个人符合大众趣味的素朴道德教化。这种大众娱乐与教育产品并不具备史观的自觉，而现代历史小说则要明确得多，姚雪垠以五十年之力完成的《李自成》就是典型的代表。如董之林所说，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观察和阐述中国历史得出的重要结论。对历史本质的这种判断和解释，使建国以来的文艺运动，始终把塑造工农兵形象，塑造阶级斗争中“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典型形象当作文艺工作的首要任务。姚雪垠赞成这种主张，并以《李白成》参与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但结构的复杂性在于，历史小说描写的一系列“事件”和“必须符合思维法则地加以认识的行为，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确定的”。规约在创作中不断实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撒播与移植中不断变形的过程，正如小说家关于只有“深入历史”和“跳出历史”才能完成“艺术使命”的比喻。因此，无论从整体布局还是具体描写，《李自成》实际上要比意识形态规定的范围丰富、复杂得多。在观念与小说之间的隙缝中，文学得以生成，而它自身也成为一个标本性的文本，滋养着后来历史小说的历史形态。

当然，新时期以来，随着历史观念的多元化，历史小说的面目无疑要复杂得多。既有徐兴业《金瓯缺》、刘斯奋《白门柳》那样讲究名物考证、注重史实的“还原历史”名作，也有高阳的历史人物系列小说，二月河讲帝王心术的“王朝系列三部曲”那样更多传奇化之作。在新历史主义理论的熏陶之下，“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熊召政的《张居正》，孙浩辉的《大秦帝国》，王跃文的《大清相国》之类作品则更着眼于某种个人观念的表达。而这些历史小说之外，先锋文学中常见的私人化、欲望化、碎片化的历史表述，如苏童《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之类，则已经几乎抛弃了史实本身，而将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为符号，缀结在结构网络之中，成为修辞的一种。

对于当代历史的热情也促生了大量作品，它们延续了“新历史主义小说”普遍存在的特征，尤其在革命历史的叙述中，以个人化、传奇化、风格化对抗革命历史主义和宏大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带来的是历史本身的淆乱。关于王安忆的《长恨歌》《天香》，金宇澄的《繁花》，艾伟的《风和日丽》，严歌苓的《陆犯焉识》，贾平凹的《古炉》，阎连科的《四书》，莫言的《檀香刑》《蛙》等，已经有很多批评，我想绕开这些所谓主流文学叙事中的作品，谈两部“非主流”历史小说，我认为它们显示了两种历史小说的当下途径。

一个是历史学家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他自称其中的史事，“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它的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在做好历史考证后，尽量删去历史中的伪作……而存真实。……史事以外，人物也是一样。能确有此人、真有其事的，无不求其符合。除此以外，当然也有塑造的人物，但也尽量要求不凭空捏造”，并且总结说：“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G.B.Shaw）剧本《一人演说》之谶。”李敖学识渊综广博，单是开头对于法源寺的来龙去脉的纵向考察也颇见功力，其思想中时时闪现的火花完全是在阅读与行动交替中淬炼出来的，充满明晰的智慧与深刻的认知。但是如果以 “纯文学”观点来看，《北京法源寺》却是个失败的小说，书中大量的人物之间的辩难、诘问、回答、分解、提炼、厘析、剖辨，往往脱离了情节的语境，而直接成为作者本人的代言。但是，他本意是通过“法源寺”勾连挂牵起千年的风云变迁、人事更迭，更强调对于晚清民初几十年风流际会的康梁谭王的思想走势集中的写意式勾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启蒙与变革思想的通俗化解读，目的在于“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好、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这个目标实际上部分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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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编剧宋方金的《清明上河图》，这个小说整个叙事语法就是虚构改编现实，或者说历史和生活是按照想象进行的。本着这种结构，宋方金对历史进行了一番戏谑性的重写，将《水浒》中的虚构人物和历史中真实的宋徽宗、李清照交织起来，虚实相生，书写了一个亦真亦幻、妙趣横生的故事。小说中充满了各种无巧不成书的设计，却又严丝合缝、自圆其说。可以想象，当作者终于找到所有历史和幻想、事实与捏造、正史叙述里正襟危坐的君王奸臣与文化传说中的好汉名妓邂逅的门径之后，如释重负的感觉。这种感觉带到了小说里，形成了卡尔维诺般的轻逸气质，也带给了读者，让阅读感觉也轻飘起来，你会感觉作者在满足于讲一个好看的故事，故事讲完了，然后就没有了。在讲述这些已经被讲述过无数次的传说与故事的时候，宋方金必须要另辟蹊径才能避免重复前辈已经踏上无数次的道路。他是经过了80年代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和无厘头电影之后的文艺青年，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戏说的途径，通过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再造出一个新鲜烂漫、如同初心的那种根本上的故事。最初的故事总是带有街谈巷议、流言蜚语的特征，人们听故事并没有指望从中得到伦理教化和微言大义，它是一种无功利、非目的、去意义的娱乐行为，因而宋方金的描写和叙述下意识地流露出童心般的诗性气质。

我在与宋方金聊过《清明上河图》，他自己非常满意这个作品，说不是要还原历史，而是以历史作为材料，写一种可能性，或者是一个平行宇宙。他相信故事把无限凝于一瞬，同时又使一日长于百年：“我希望能拆掉历史的藩篱和界石，让读者直接和故事对接，而不是要通过知识的鸿沟”。这个话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过于严谨地按照史实叙事，没有特定知识背景的观众往往会不明就里，难以进入。不过这番说辞其实也暴露了《清明上河图》作为小说的不足之处，它太像一个电影剧本了，起承转合间的蒙太奇导致了情节的跳脱式发展，人物像赶通告一样气喘吁吁地奔向下一个场景，因而就来不及展示自己的个性。他们像一个个提线木偶纷至沓来，让读者目不暇接，叙事的加速已然失控，作者已经刹不住车了，只好草草了事，呈现出一副高潮来临的模样。小说和电影的戏剧化都是我们时代的大俗套，虽然宋方金摆脱了好莱坞式故事的高度概念化，却也不能免俗。这样固然完成了类型化电影般的叙事，却也锁死了故事生发的多种可能性。原本轻盈的飞翔，到最后落地变成了一个光明的大和谐，这多少让我有些不满。

之所以谈到这两部作品，因为他们都是“反文学”的小说，即基于对既有历史小说叙事理论的不满，而一个以政论式叙述，一个以电影化手法叙述，意在生发讲述历史的可能，而不是讲述“历史”的已然。小说的意义在于它是“历史”之外的东西，它通过叙事加入到历史现实的实践之中，“历史”总是被当下所讲述，而这个“当下讲述”本身构成了历史实践的组成部分。这种有些绞绕的表述并不是我的文字游戏，而是要表明历史、“历史”（历史记录）和小说之间的平行关系，它们共存于时空之中——历史似乎已经远去，但“历史”和小说却可以改变历史的认知。小说中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寻找到自己独特的叙述维度，创造出新的“历史”和历史，而不是跟在已成俗套的既定文学话语后面规行矩步。

作者简介：

刘大先，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

12.初中历史教学需要乡土历史 篇十二

一、乡土历史是生动的直观教材

美国现代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的最好刺激, 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多年来学生认为课本上的历史事件离现实太遥远, 学习历史没有实用价值, 因而提不起兴趣。而乡土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土生土长, 学生对此有一知半解, 可以大大激发他们求知的欲望。

比如, 对初一新生讲宗教的时候, 学生不感兴趣, 于是笔者就添加了乡土历史的资料:本市孔望山的南麓的汉代佛教摩崖造像, 属于东汉晚期, 比前秦苻坚时期敦煌莫高窟的佛教造像约早二百年。这时, 学生们的兴趣已经被引起。笔者接着说:孔望山摩崖造像中, 一百余尊人像各具姿态, 最大的一点五四米, 最小的仅十厘米。以三尊立佛和三尊卧佛较为突出。那么, 佛教在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统治者为何如此重视?带着疑问, 我们一起学习。由对乡土历史的兴趣逐渐迁移到历史学科的学习, 从而为历史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二、学习乡土历史,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著名教育家加里宁说过:“关于爱国主义教育, 是从深入认识自己故乡开始的。”乡土历史就是对学生进行爱家乡、爱祖国教育不可缺少的好素材。连云港城风景秀丽, 人杰地灵, 有许多名人在这里留下他们的足迹, 丰富了当地乡土历史的内容。比如, 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 因在此登山望海, 世传其山为孔望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曾三次来到海州, 并留下了十四首诗词;《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曾任海州沭阳主簿, 对海、沭一带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吴承恩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是一部与我市花果山有着血肉联系的文学巨著, 被拍成电视剧后更是家喻户晓……有这么多名人都在我们的家乡生活过, 大家有何感想呢?此时, 班级的气氛活跃起来。

家乡辉煌的过去、灿烂的文化、名人的事迹是学生引以为豪的最佳材料, 可成为激发和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生动教材。学生通过对家乡历史发展的认识, 促进对家乡现状的探究, 培养他们为建设美好家乡和中华民族腾飞而努力学习的志向。

三、学习乡土历史,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

让学生走出课堂关注乡土文化, 能培养学生以“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为核心的人文关怀情感, 强调人的创造性的充分发挥, 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连云港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锦屏山桃花涧、孔望山、将军崖以及东海县大贤庄旧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和发掘, 说明四五万年前的人类就曾在这里繁衍生息。1981年, 在锦屏山南麓将军崖发现了一幅属于原始社会的岩画, 它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岩画时代最早的一处岩画, 也是岩画艺术在汉族地区的首次发现。

随着将军崖岩画知名度的提升, 慕名而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然而, 人们对这处宝贵的文化遗存的保护意识却非常淡薄。虽然, 桃花涧景区现在进行了一定保护, 但岩画刻像变得模糊不清, 出现了严重的损坏。

当笔者在课上讲解这些内容时, 课堂沸腾了, 学生们为了保护石刻纷纷献计献策。有人说在石刻的上方搭建筑物;有人说加强石刻周围的保护;还有人说应该在桃花涧门票的背面印上宣传口号, 提醒游客在游玩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护文物。笔者的课堂增强了学生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培养了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

四、围绕乡土历史的活动课,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美国教育家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 即教育不能割断与生活的联系, 教育就是经验学习、重组或改造的活动, 经验从做中学。因此, 应当积极转变教学理念, 调整教师教的方式和转变学生学的方式, 立足“学以致用”。

最近, 学校要求各学科编写校本教材, 而笔者则将校本教材与学生的综合实践课相结合, 给学生布置的课题是“连云港历史的变迁”, 并做了适当的分工:第一组学生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去了解家乡社会生活的变化;第二组学生用新旧照片的对比来证明家乡城市面貌的变化;第三组学生到博物馆、民俗馆查找资料;第四组学生采访身边的老人, 收集口述史料。但是这些活动单靠初二学生无法独立完成, 所以笔者带领学生走上社会多实践、多体验, 使广大学生在参观学习中深切了解家乡悠久的历史和今天的腾飞, 从中得到激励和鼓舞, 并立志投身到现代化建设中去。

13.疼痛的历史读后感 篇十三

（一）严紫涵

从学中医到进入中医行业，到2016年认识朱国苗老师了解软组织理论，直到到脊近完美工作，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个阶段，看到了许多病人一些莫名的疼痛不适，或者刚开始的一些轻微不适长期积累后产生无以名状的疼痛痛苦。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也对痛这个字有了特别的感觉，一听到这个字神经就会有反应，哪里痛？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多久了？刚开始是在什么情况下造成的？一连串的问题在脑海中蹦出来。我是一个究根问底的人，不会轻易选择接触一样事物，选择后就会刨根挖底，从刚开始对疼痛的理解，到给病人解除疼痛，到现在天天和不同产疼痛症状相处、找答案。在这个情况下，我看到了这本书，《疼痛的历史》！

这本书是法国历史学家罗塞林.雷伊的著作，在他完成这本书不久后就离开了人世！他用历史学家的态度和考证的眼光对西方历史中在面对疼痛和治疗、克服疼痛做了全面、客观的阐述。书中也有对东方的针刺和艾灸有客观的记录，在看完这本书后，试着对疼痛的历史贯穿进行了总结和一些摘抄。

第一章古代的疼痛：受希腊希波克拉底思想的影响，认为疼痛无法避免，不管是健康人还是病人都会把疼痛看成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认为疼痛的随意性很强，认为疾病和疼痛的存在是一种合理现象，医生和患者的交流和治疗无法达到理想的结果，而理想的结果通常包含了很多接近宗教思想的陈旧思想。公元前331，亚历山大的统治，解剖临床得到了发展，希波克拉底的思想得到了医学界的承认，为解剖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重要事件：

公元1世纪时的罗马医学：瑟尔苏—医学知识普及者，百科全书编纂者。《药学》

杰出的临床医师：卡帕多西亚的阿勒特奥斯。《论急性病和慢性病的起因和征兆》

帕加马的盖仑：疼痛，是一种感觉。一生著作颇丰，大概有500部作品，其中流传下来的只有不到100部。《发病部位的研究》

第二章中世纪与疼痛：古代末期延续到文艺复兴初期是东方和西方成为对立双方的开始，那个时代的文化复杂，那段时期的疼痛理论最显著的是盖仑，他的理论在当时盛极一时，被认为是一种完美的连贯体系，给中世纪甚至是中世纪以后的医学提供了满意的答案。

这个时代，阿拉伯医学涌现了众多名医，如阿维森纳和拉齐。

重要事件：

迪斯克里德斯的《药物学》《医学诗篇》和盖仑的《论医学》。

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和疼痛：基督教把疼痛看作是神的惩罚形式，看起来疼痛无论何时来临，终会消失。医学和宗教似乎势不两立。

第三章文艺复兴时期的疼痛：文艺复兴时期始于14世纪，在16世纪中叶达到鼎盛阶段，文学和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1520到1535暴发了鼠疫，1582年为高峰期，1596到1598才被人类征服。此外，每五年暴发一次饥荒更增加了鼠疫的严重性。外科医生昂布鲁瓦兹.帕雷1568年出版《瘟疫论》。

重要事件：

解剖学的复苏，安德烈亚斯.维塞利亚斯用拉丁文写作的《人体结构》发行于1543年。

昂布鲁瓦兹.帕雷：战争外科手术的创始人，《外科学教程》解剖学的发展到此时还没有加强人们对疼痛机理和疼痛治疗的理解，尽管此时人们能把骨骼和关节韧带描述得更加准确，但盖化学说在这时还占有统治地位。

止痛药疗法：从绑扎到禁药。瓦列里乌斯.科达斯生前所著《高级提炼学》在他死后于1561年由GESSNER整理出版。

蒙田《随笔集》以自传形式的体裁表达对疼痛的感受，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独特的思维。

第四章古典时代的疼痛：人类的知识在17世纪突飞猛进。归功于哈维发现了人体的血液循环，他在1628年出版《关于动物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研究》一书中训详细描述了血液循环。这部著作算得上是医学史上的转折点，它让许多生理学家和医生逐渐摆脱了盖仑著作的束缚。他们可以自由创造一些新的调查方法，也可以大胆地宣称他们的观察和推论比古代的那些方法准确得多。这种分析态度16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根本原因是物理学和天文学发生了大变革，用数理原则对宇宙进行了新的诠释。

重要事件：

笛卡尔的机械论和感觉论。《折光学》主要论述一些关于感觉的理论，认为人体不存在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否认神经膜和皮肤有感觉功能，也不承认神经内部物质的运动能力。1644年出版《哲学原理》他认为感觉是连接肉体和精神的桥梁。1649年出版《论灵魂的激情》强调：灵魂与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是相连的，灵魂与人体的结构、大小或特征没有任何关系，松果体公公是肯有灵魂功能的某个特定器官。笛卡尔在《谈方法》《沉思集》《形而上学原理》后果了了人的灵魂和动物的灵魂有差异这一观点。

托马斯.威利斯：疼痛和反射运动。1644年出版的《人脑解剖》一书是中枢神经系统和植物神经系统的基础。

希德汉姆的实用医疗方法：鸦片酊的世大作用，希德汉姆对鸦片赞不绝口，只要理解了鸦片的作用，他就会在任何一门医学中有所建树。

这个时代也是宗教和医学分野的时代，宗教更多的是祈祷，医生和病人终究要面对疼痛，他们急切的想了解一些更多的知识，以便消除疼痛，因为对个人而言，疼痛总是令人不快，也难以名状的。

第五章启蒙时代对疼痛的认识：18世纪后期，人们对疼痛的认识和定义上逐渐明朗起来。与其呼应的是，长久以来确立的思维方式也发生着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与社会的非基督化、思想领域的世俗化和科学与玄学的他离有关，都是理想化的源泉。

这个时代对疼痛的理念有了不同的理解、分野和细化：

1、疼痛的价值和形式：疼痛的症状学。疼痛的价值和作用是什么？

2、疼痛的类型。

3、疼痛的定位和疾病的所在：从器官到组织。

4、了解如何衡量疼痛：以病人的询问。

5、不同医学学派的问题。

6、机械主义与疼痛。

7、万物有灵论和疼痛的心理学解释。

8、疼痛的心理条件：关于敏感度的讨论。

9、高勒和应激性与敏感度的界定。

10、活力论者的敏感度理论，卡巴内斯：向疼痛的心理——生理学概念发展。

11、从有机敏感到肉体敏感度以及门槛概念。

12、感应学说或疼痛的游移。

13、启蒙时代的疼痛治疗学。

第六章19世纪大发现：19世纪，人们对疼痛原因的认识有了越来越多的突破，各种各样的临床原理和医疗方法上的革新也层也不穷，这一时期真正成为整个大发现的世纪。1885年《德尚布尔辞典》对疼痛的历史分成三个时期进行了总结，他兴致十足的模仿安古期特.孔德。认为玄学时期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在于肉体和精神之间的纷乱混淆；接下来是生理学时期，这一队段重点是那些与感觉能力相关的主要器官进行结构和功能方面的实验研究；最后一个阶段的特征描述的是，最终，在病人床边或尸体解剖室待了40年之久的医生们----无论是从临床角度还是从解剖学角度-----都开始对疼痛的症状进行研究。

这一时期的临床观点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

1、无力反抗的时期：拉雷和19世纪初战争中的外科手术。《军事外科学和战争回忆录》

2、艾，一种疗法，它的名字对患者来说意味着恐怖。当时用艾进行治疗时是把一些植物扎起来成一小捧或一小束，然后放置在离患外尽可能近的皮肤上，点燃这束植物，直到患者感觉到疼痛。

3、1840年韦尔波用动物磁力理论让病人在手术时尽量减少疼痛。

4、19世纪初人类对气体的化学实验和分析方面的进步，开始进行以治疗为目的的呼吸方面的研究。

5、1847年是医学专用辩论重大变革的一年。《医学专用教程》对医学专用药物的作用方式进行了综合全面的说明。

6、高尔和施普尔茨海姆对大脑不同区域的进行分工。

7、19世纪，关于医学专用的辩论，以及更普遍的越来越多减轻疼痛的方法出现，向人们提出了在有关疼痛部题上教会地位的问题。

19世纪由于对肉体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此可以更准确地对疾病加以区分，并更准确地进行诊断、预诊以及发现病因，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在这个时代也有许多研究对神经系统疾病的疼痛进行不断地完善和发现。对于创伤痛、富人的痛风、穷人的风湿、电疗法、催眠法都进行学科的完善和进步。

第七章交流策略20世纪前半叶的疼痛研究：一个世纪过渡到另一个世纪，并不一定就表明在整体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方法上有了什么转变，与世纪之交相符的任何变革都十分可能出自人为。如果我们在可能的变更来源中去检查我们的研究方法、哲学概念、或者是那些哲学家们研究的与疼痛有关的问题门类，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早在1880年到1890年之间人们就已经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

德热里纳，研究神经系统的经典方法和最新方法，关于丘脑综合征功能以及丘脑与大脑皮层之间关系的新型研究扫清了道路。

戴维.费里尔画出脑脊髓神经中枢的详细图，并将术语：传入、传出、代替、感觉、运动，推广普及。

黑德1903年4月25日切断自己的桡神经的皮肤分支，然后将其缝合，并观察其康复的速度。而研究精细感觉和原发感觉的来源。

神经生理学家谢灵顿将进化理论转换至神经元和突触的水平，1908年出版《神经系统的综合作用》。

赫伯特.斯宾塞的《心理学原理》及约翰.杰林斯.杰克逊在生理心理学领域的贡献。在这里，两条途径汇合了，都把疼痛看作是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一种情绪反应方式，认为痛觉来自于最基本的大脑结构，甚至自原始人类形成时就被保留下来。

沃尔特.B.加农出版于1915年的著作《人体在疼痛、饥饿、恐惧及愤怒时的变化》说明了疼痛被合理、适合地个体安全保护的反应。

1928年埃德加.道格拉斯.亚德里安在他重要的著作《感觉的基础》中通达针刺手指描述神经冲动的速率和传导。

来自圣路易斯的赫伯特.S加塞和约瑟夫.厄兰格在1927年确立了神经冲动传播的速度方面纤维的实际直径起了重要作用，并且在《美国生理学杂志》发表了这一结果。

1844年达斯特和莫拉特进行的研究中得到交感神经系统以及它在营养和其他本能功能方面的统一概念。他们论证了需要揭示血管舒张和血管收缩，或者活化作用抑制作用这些在所有中枢中的基本现象的综合概念。

1941年，德斯克雷.德.布鲁威在《查利特科学》报发表了题为《什么是疼痛》的关于疼痛的引起争论的文章。

现代观点的疼痛：当这段从人类产生就开始了的关于疼痛的研究让位于现代的研究时，这段关于疼痛的历史也就划上了句号。

现代对疼痛的定义：疼痛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感受，我们最初将其同身体的损伤联系在一起，或是根据组织的损伤来描述它，或者是两者同时使用。

我们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不可避免都会遭遇到疼痛，而我们天生的本能也一直在挑战、克服、逃避疼痛。现在的工作也要经常面对病人许多无法言说的疼痛，最近因为一些病人的病痛持续存在，我一直在想，病，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来的？记得老师说过，你要改变疾病的形式，就要在时间和空间上去给到它足够的的干预和耐心，还有医者的慈悲。我想，总总的病痛，也是大自然给人类的一部分，让我们去克服，去不断地进化，去发现，在这个过程中走向更优质的生命形式！

在阅读和整理这本书的时候，似乎看到了整个人类奋进的过程，也为生在这个时代的优越而感恩，在这个信息丰富的时代，享受着一切的便利，突然觉得，许许多多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活着过完了这一生。我想，人最大的幸运应当是在此生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而为之前行、奋斗吧！

疼痛的历史读后感

（二）我疼痛，故我在刘垒

在我们的日常理解中，疼痛，到底是一个生理问题，还是一个心理问题？法国历史学家罗塞林?雷伊则告诉你，纵观疼痛的历史，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文化问题。在《疼痛的历史》这本书中，雷伊开宗明义的指出：疼痛被发现和承认的历史，就是现代医学知识体系的边界和内容不断厘清的历史，科学和玄学分野的历史，个体的自由意志得到彰显的历史。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视野中，疼痛所具有的含义也不相同。譬如在远古时代，古希腊与古罗马的文化中，即使在这些文化中，关于疼痛的理解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

荷马史诗中经常会出现由于战争而遭受的疼痛，这种疼痛的特征是快速的、尖锐的，然而史诗中的英雄们个个气势如虹，在他们眼中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疼痛概念，如《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所说：“我并不害怕这样的疼痛，我每天都可能在战斗中失去生命。”这也就意味着：当史诗中的英雄谈到疼痛时，指的是别人的疼痛，自己并不感觉疼痛。

而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里，剧中人物对疼痛的感受明显比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丰富。个体开始对疼痛有感知，当赫拉克勒斯遭受凶猛剧烈的疼痛时，他“躺在地上翻滚、跳跃，大喊大叫，声音都变了。”而菲洛克忒忒斯被疼痛折磨得神志不清，他只能疯狂的吼叫。但是人们无法解释疼痛的本质，只能认为这是神的旨意。

古希腊最著名的医生当属希波克拉底，他创造出了类似于中国古代医学的望、闻、问、切的诊断疾病的疗法，他的医学体系就是要在诊断过程、医生以及病人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叫做“希波克拉底三角”。在这个关系中，病人要主动从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出发，描述疼痛的症状。从病人的主观感受中，希波克拉底发现疼痛不是一种孤立的症状，它往往对应着身体某个部位的病变。尽管希波克拉底想出了一些减轻疼痛的办法，但是仍然受医学条件所限，认为疼痛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无法避免。

古罗马时期的医学知识开始变得普及起来，著名的医生瑟尔苏认为疼痛就意味着疾病本身，并且能够预示病情的走向；而随着解剖学的发展，开始有医生从脑的感觉神经传输来研究疼痛，并且会分析疼痛的起因。

这个时期，人们对疼痛的探究不仅仅是从生理学或医学的角度展开的，哲学流派中，伊壁鸠鲁主义主张人们应当享受欢乐，抵制痛苦。伊壁鸠鲁主义的信条被人们严重曲解了，他们认为伊壁鸠鲁主义只为了追求穷奢极欲的放纵和无节制的寻欢作乐。而真实情况是，伊壁鸠鲁主义实际上强调的是要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尽量避免遭受更多的痛苦。古罗马时期，禁欲主义在与基督教结盟之后，一起反对伊壁鸠鲁主义，他们信奉“只有精神上的罪恶，没有肉体上的罪恶”。因此对待肉体上的疼痛，禁欲主义的态度就是：咬紧牙关，无动于衷。

中世纪作为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教会基本上统治了当时欧洲社会的各主要方面，科学受到宗教的迫害。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把疼痛看作是上帝惩罚人类罪恶的一种方式，或者是赐予人类的一种礼物。在基督徒和修行者中间盛行“炼狱”，他们往往用折磨肉体的方式希望得到上帝的宽恕，考察那时的绘画艺术就可以发现，圣徒们在遭受巨大的痛苦时流露出的却是自我满足的状态，对他们而言，面对疼痛，不仅仅要学会忍耐，更要学会享受它。

从文艺复兴之后，个体自我意识开始逐渐觉醒，人们在面对疼痛时，不必做任何掩饰或伪装，可以直接地表达出疼痛的感受。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文艺复兴后期的社会战乱带给人们巨大的疼痛，那时虽然已经发明了禁药，不过在外科手术中并没有大范围的应用，仍然使用传统的“绑扎”进行止痛。

在剧烈疼痛的折磨下，人们认为死亡是解脱的最好方式，譬如西塞罗在他的《论神之本性》中就谈到过这一点，大思想家蒙田由于被石头所伤，不得不忍受由此带来的长期疼痛，他在《随笔集》中表达了对疼痛的看法：“疼痛是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最大不幸，如果不能治愈，我们至少要缓解，但是如果想尽诸种办法都无能为力，死亡就是最好的解脱方式。”蒙田虽然信奉禁欲主义的某些教条，但是在对待疼痛的观点上，蒙田与其南辕北辙，他认为当人们遭受疼痛的折磨时，大声地表达出来并不是什么丢面子的事情，应当想办法缓解疼痛，而不是咬紧牙关苦撑。

进入17世纪后的理性主义，一方面，医学知识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人的主体意识开始张扬。笛卡尔在他的《哲学原理》中断言：大脑才有疼痛感觉，人的肉体和精神都会产生疼痛。但是我们知道，笛卡尔解释自我意识的由来，把它归结为万能的上帝，同样他把这种思路套用在解释人的疼痛问题上，于是模棱两可地指出：疼痛是由人的灵魂决定的。这说明那个时代人们对疼痛的认知仍旧未能摆脱基督教的影响，不过那时在医学上出现了一个可喜现象，人们研制出了一种叫做“鸦片酊”的止疼药，医生们在实验中开始发现鸦片是一种非常好的缓解疼痛的药物。

人们对疼痛的认知真正明晰起来始于18世纪的启蒙时代，这个时代的哲学革命开始把客观观察作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并由此催生了医学上“精细解剖”的概念，可以说，这是一种科学与神学开始分离的表现。人们逐渐建立了一种关于疼痛的症状学，来分析疼痛的价值和功用是什么。关于对疼痛的分类、定位、测量的研究开始变得系统化。同样在疼痛的治疗学上，医生们的手段逐渐多样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症下药”。人们不再“谈疼色变”，而是认识到疼痛能够给予生命以新的力量。

毫无疑问，19世纪的神经学大发现为疼痛研究提供了更多学理上的支持。这时期的各种殖民战争频繁，也促使医生们开始考虑如何减轻士兵们的痛苦，1828年在英国实施了世界上第一例人工医学专用手术。医学专用剂是这个时期医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从艾草、氧化亚氮、禁药到氯仿，一直处在不断研究和实验中，由此难免会造成医疗事故，即由于对医学专用剂的使用不当发生病人死亡的情况。一度引起了伦理学的批评，但是通过调查发现，由于人们对疼痛的恐惧和厌恶，因此患者宁愿承担手术中的风险，也要极力避免手术中的疼痛。这说明人们当时认同这样一种观念：医学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

到了20世纪，受达尔文和斯宾塞进化论的影响，人们开始把疼痛作为一个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痛觉是生物自我保护以及生存的必不可少的能力，如此才能预知迫在近前的威胁。人们对疼痛的理解就不仅限于它是一种感觉，而是和人的情感因素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人们开始逐渐获得一种关于疼痛的意识，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作家兼记者的朱利安?泰普反对“疼痛的暴政”，“疼痛有益主义”成为一种流行趋势，这种观点认为，疼痛是一种自我发现的方式，当疼痛发作时，它能主宰一个人的自我。当然，这个时期的缓解疼痛的药物被大量研制出来，特别是吗啡的大规模使用。

然而疼痛毕竟总是令人不快的感受，现代社会的医生们在面对患者的剧烈疼痛时，出于人道主义，不能把这种“疼痛有益主义”作为某种哲学术语加以把玩，医生们的职责应当是采取紧急措施，让患者尽量避免遭受痛苦——这是作者雷伊在本书结尾处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