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

历史与现实（精选7篇）

1.历史与现实 篇一

从《意见》来看,林权改革是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到林地的拓展和延伸,因而,起始于分田到户的农地制度变革的方向就是林权改革的方向。30年来农地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是不断确定农户作为农地经营和使用权的基本单位,并朝着长期性和物权性这两个方向汇聚。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户已经成为耕地的基本经营单位,但是,大部分地区出于各种实际情况,实行的是“两田制”,村社集体在相当大程度上保持了对耕地的控制权。从农地制度的实践过程来看,“两田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部分村社集体保留了数量不等的集体统一经营的耕地,即所谓的“机动地”或“公田”;二是大部分地区在村社集体范围内维持着“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土地均分习惯。由于“两田制”的客观存在,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各地的实践千差万别,体现了不同的地方习惯,在形成不少问题的同时,也应该承认这种制度事实上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过,大概到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也即土地二轮承包的1990年代中后期,农地制度改革的单向性已越来越明显,其重要表现是“两田制”基本上被抛弃,强调农地经营制度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唯一正确性。其中重要的政策信号是明确规定集体统一经营的机动地应该保持在最小范围内,甚至应该取消机动地(中央规定机动地不能超过总耕地面积的5%),并且,明确规定农地承包一定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甚而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3月人大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中指出,“中国要给农民的土地经营权以长期的保障,15年不变,30年不变,也就是说永远不变”。2007年,《物权法》正式颁布施行,土地承包经营权被进一步确定为物权,并明确规定耕地承包期为30年及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至此,经过30年的改革,家庭承包经营制基本上到达了其作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地位。

林地制度改革一开始就与耕地制度的变革方向相一致。改革开放初期“林业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成是“分田到户”的翻版。不过,与分田到户的成功实践相比,“林业三定”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失败的改革。衡量其失败的标准是实行“林业三定”以后,一些地区大量的林木资源被破坏,决策部门不得不于1987年叫停改革。从“林业三定”改革终止的1987年到林权改革全面推广的2008年,未尽的改革制度在林业政策领域实行了20余年的时间。20多年来,林业资源的流失并没有因为改革的终止而得以遏制,林业管理实际上陷入了困局,这也实际上构成了林权改革得以推动的背景之一。决策部门基本上把20多年来林业管理的困局归因于“林业三定”政策,认为在不合时宜的情况下推行“林业三定”,广大林农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接受政策要义,最终导致了林业管理陷于失控的境地。并且,通过这次改革的教训,认识到林地和农地的性质有所不同,其生产周期等方面的不相一致导致了农民对土地产出的预期不一样,从而也就有可能产生不尽一致的行为逻辑。

仔细分析“林业三定”与“分田到户”截然相反的政策后果,对于理解林权改革的方向与实践过程是相当有帮助的。当前的林权改革方向在本质上仍然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耕地到林地的拓展和延伸,是这一制度在林业上的丰富和完善,这一点与“林业三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而,改革的方向本身并非决定成败的唯一要素,关键还在于改革是否适合时宜。除了决策部门所言的林业与农业的性质有所不一导致了‘林业三定”改革的失败这一逻辑之外,还有一个重要背景是先行一步的分田到户已经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客观上的缘由还在于,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吃饭问题之后,致富的问题已经成为当时农户生产的一个最重要的考量因素。由此,造成长期以来林业管理困境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是否进行“林业三定”的改革,而在于快速启动的现代化刺激了农户致富的欲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林业的延伸产业迅速发展,对林木的需求量急剧上升,因而,在市场的撬动之下,无论是集体经营还是家庭经营的林业,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冲击。改革开放30年来林木市场需求量的大量增加,是‘林业三定”之前及之后林业资源大量减少的根本原因。

因而,进一步分析林业改革的方向及实践时,就不能不考量林业对于农民家庭生计及村社集体而言所具有的特殊重要的位置。‘林业三定”使得大部分林区及山区的集体林地具有三种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经营制度,一种是自留山,对于农民家庭而言,这是一种最具物权性和长期性的家庭经营的山林,不过,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家庭所拥有的自留山,不仅所占所有山林面积的比例极小,而且绝对数量也极少,并不能完全满足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还有一种是承包责任山,由于改革的不完全性,各地的责任山所占的比例并不平衡,不过,总体上都要比自留山要多出不少;绝大部分山林仍然属于集体统一经营管理性质的“公山”。从“林业三定”后的林业政策实践来看,无论是自留山、责任山还是“公山”,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林业管理的政策绩效实际上与林权性质没有直接的关系。‘靠山吃山”历来是山区林区农民生存的主要手段,集体化时代甚至一度形成了‘农副结合,以林养农”的家庭和集体生计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山区及林区提出的致富口号是向山要钱,林业不仅在维持生存的意义上继续发挥作用,而且在农民发家致富的意义上具有战略地位,如此,应该承认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林业资源转化成资金和资本的冲动客观上与林业的生态地位发生了冲突。“林业三定”的改革方向并没有错,决定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分田到户后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释放及快速致富的冲动与林业的特殊性质发生了冲突。

在过去30年的林业政策实践中,由于集体统一经营的山林仍占绝大部分,并且林业税费也相对比较高,这其中包括村社集体收取的林地及林木管理费,客观上而言,集体林地收益的“大头”在村社集体及国家手中,而不在农户手中。基于此,新一轮的林权改革把改革的主要原因归结为“集体林权制度虽经数次变革,但产权不明晰、经营主体不落实、经营机制不灵活、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仍普遍存在,制约了林业的发展”。客观上而言,林权改革所揭示出的当前林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恰恰是长期以来‘两田制”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又一证明。广大山区林区,特别是具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特征的南方广大林区,林地是一个一点也不亚于耕地的重要生产资料,分田到户以后,“一分田”基本上都已承包到户,基本上是最为彻底的大包干,并且,相当多的山区并没有实行“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土地微调政策,村社集体对集体资源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对山权林权的控制上,以及对“公山”的统一经营管理上。与平原地区及粮食主产区的村社集体的“机动地”所发挥的作用相似,广大山区的村社集体对山权林权的控制,为集体经济的壮大,集体公益事业的举办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造成了农户收益的减少,以及基层腐败的发生。

30年来农地制度改革的实践表明,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即确定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合法地位,但是,这种制度的实践在各地却普遍以“两田制”而非“一田制”的形式而存在,从而使得家庭承包经营的农地并不具有相对完整的物权,集体对农地有相当的控制权。“两田制”的形式,在广大平原地区及粮食主产区是通过土地调整和机动地的存在得以实现的,而在广大山区林区则是通过“公山”的存在及集体对山权林权的控制得以实现的。因而,客观上而言,如果说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基本上为耕地的相对完整的物权的实现划上了一个句号,从而实现了农村耕地之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长期性和物权性的话,那么,2008年的集体林权改革的全面推广,同样是要让林地沿着耕地的物权化道路前行。林权改革将最终使广泛存留于中国农村的“两田制”走向终结。

分析至此,可以看出林权改革的实践方向实际上有两个相当重要的历史线索在起作用。一是30年来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这一变革已随着2007年《物权法》的出台而基本完成,是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从“两田制”走向“一田制”的过程;二是30年来林权山权在农村中的实践,“林业三定”政策客观上适应了广大林区和山区实行“两田制”的需求,却因为林业管理环境的变化而使得这一政策的实践效果并不尽善尽美。30年来农村耕地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以及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社会的相对稳定,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是相当成功的,也让决策层有理由相信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足以为林权改革提供完整的经验借鉴。尤其是在不满意于当前的林业现状,以及在社会和市场需求对林业提出更高要求的情况下,林权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一开始就抓住了耕地制度变革的经验。

不过,从《意见》及相关的政策解读来看,几乎没有提及30年来农村耕地制度变革的极端复杂性,其成功经验远远还不在于“分田到户”本身,而还在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下的“两田制”在各地的积极实践;同样没有注意到的是,30年的林地制度实践,客观上已经构成为农地制度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两田制”在广大山区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考量30年来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不仅仅要看到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应该看到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及社会福利的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应该归因于分田到户以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不断释放,还应该归因于在两田制的实践过程中,集体经济承担了大量的水利、教育、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为农村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大量的森林资源转化为资金和资本以后,一部分成为农民生产和生活的资金以及发展的资本,而相当大部分维持了集体经济的运转,并完成了大量的国家税收,林业资源的流失在相当大程度上表现为利益主体的分配不均问题。如果不从这方面去认识30年来的农地制度实践,是不完全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农地制度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中审慎地看待当前林权改革的方向及实践是相当有必要的。30年耕地制度的变革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国家不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全国各地长期进行农地制度改革实验,而且,农地制度的完善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到了近30年后的2007年《物权法》出台之时才基本上确定了农地制度。简要地分析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过程,主要分为三大步骤:一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分田到户,部分土地承包到户,但集体保留了部分机动地,并拥有调整土地的权力;二是1990年代初期以后,逐步规定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保持长期不变,并最终演变成为“30年不变”及“永远不变”,集体调整土地的权力受到法律限制;三是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央逐步规定集体统一经营管理的机动地比例将受到限制,并鼓励取消机动地,集体对农村耕地的控制权进一步受到限制。这三个步骤的最终成果集中表现在《物权法》中,也就是说,农村耕地的承包经营权实际上拥有了较为完整的物权。在这三大步骤的过程中,中央和各地还进行了无数的土地制度改革实践,并对土地流转等改革领域进行了谨慎的探索,并至今仍然在试验之中,并没有形成相对确定的政策制度。相对于耕地制度的改革而言,林权改革几乎是“一步到位”,遵循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对30年农地制度的所有改革经验,并有相当大尺度的突破。《意见》决定,在5年之内于全国范围内完成林权改革,而实际上,福建、江西、辽宁等试点省份在《意见》出台之前已基本上完成了改革,浙江、云南、河南等改革力度较大的省份也接近完成,而大部分省市的改革都将在两三年之内完成,换言之,林权改革实际上是要在几年之内完成耕地制度改革几十年来形成的经验。而林权改革的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改革的意见和方案明确鼓励林权的二次流转,并为此鼓励搭建市场交易平台及政府软件,市场化的取向是相当明晰的,这一点已经远远突破了耕地制度改革的经验。如果说30年来农村耕地制度的变革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的话,那么,当前正在推行的林权改革,则是相对激进的一步到位式的改革。

林权改革坚持了30年来农村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却与30年来渐进式的农地制度改革多有相悖之处。对照30年来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评估林权改革实践过程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有必要的。诚如《意见》所指出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事关全局、影响深远”,从30农地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手,但同时也是造成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从林权改革的出台来看,人们更容易看到的是前者,而对于后者却有可能估计不足。事实上,从已有的林权改革试点和实践来看,如此彻底的改革对农村社会所造成的震动是难以估量的。林权改革同时带来的是林业资源进一步转化为资金和资本,从这个意义上看,林权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几乎是必然的。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从林权改革的实际操作过程来看,资源转化为资金和资本,基本上依赖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大规模的资本进入林业领域几乎是必然的趋势。这一点,已经从林权改革的几个试点省份如福建省的试点中看出来。从媒体的报道来看,集约化经营林业已经成为林权改革后林业经营管理体制的主要方式。《意见》调了林权改革中初次分配的公平公正性,也即均分到户,但是同时规定落实处置权,鼓励林地和林权的二次流转,而相当多的试点地区在初次分配中就实行了招标的形式,把集体林权一次性地过渡到少数人手中,由此,造成的分配不均等后果已在《意见》出台之时即已表现出来。在允许甚至鼓励二次流转的状况下,林权的集中几乎无法避免,这在事实上改变了30多年来农村社会基本的生产关系。

在土地二次流转仍受到相当大限制的情况下,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变革实际上仍然只是在村社集体内部进行,换言之,是村社内部集体和农户之间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村社集体的完整性。并且,农村耕地经营管理制度中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始终坚持的一点是土地均分的原则,在“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情况下,均分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因而,必须注意到的是,30年来农地制度的变革不仅仅在制度上实现了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地位,还同时带来并强化了村社集体成员内部的平均主义观念(这一点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相衔接),村社成员内部分配关系的不平均必将带来种种社会问题。但是,允许及鼓励二次流转的集体林权改革,不仅容易形成村社集体成员内部的不平均,还事实上造成了村社集体外部力量的进入,这对长期以来形成的集体“成员权”是一个根本的冲击。林权改革打破了改革开放30年,甚至是建国60年来形成的集体成员间平均占有资源的社会主义新传统,无论这种突破是在正面意义上还是在负面意义上。

应该充分认识集体内部成员资源占有的不平均,尤其是外部力量进入村庄给村落社会带来的强大冲击,从一定意义上看,林权改革所带来的资源重组,不仅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还意味着农村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外部资本及随着资本而来的各种管理力量进入村庄以后,历史形成的相对封闭却较为完整的村落社会共同体将被打破,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将被瓦解,这将对农村社会的治理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很遗憾的是,无论是多年来的林权改革试点,还是《意见》的出台,都没有对林权改革所可能带来的农村社会关系的变革及治理环境的变化作出积极的反应。

2.历史认知与现实困境 篇二

关键词:

东北亚地区;和谐世界;和谐东北亚建设

收稿日期:2010-03-12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07)第153号)《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谐世界与国际法治》(2008Bgjwt02)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吴疆(1963-),男,吉林白城人,白城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关系;赫崇飞(1967-),男,广东中山人,广东省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思教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杨雪虹(1972-),女,吉林白城人,白城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刑法。

冷战后近二十年来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为建设和谐的东北亚地区积累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克服了不少分歧,增进了许多共识,创建了和平、发展、总体稳定的局面,找到了解决制约和平发展的难题的基本路径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方法。然而,由于东北亚各国社会结构及文化复杂多样,历史认识及现实利益冲突一时难以弥合,导致相关国家政治互信不足,既有大国的积极干预,也有某些国家出于利己目的,卷入地区矛盾冲突。这些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东北亚和谐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必将是一个漫长、渐进而又艰巨的过程。

一、东北亚各国社会制度及文化复杂多样影响国家间和谐

东北亚地区在地理范畴上主要包括中国、俄罗斯(东部)、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六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多方面多种类表现形式及各自不同利益的多样性是其最明显的特征,主要集中表现为社会制度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及差异性。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的制约与影响,使得各国在对外政策制定和实施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间的合作和地区和谐造成了困难。具体而言,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上的多样性影响国家间的和谐。在东北亚六国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中国和朝鲜是社会主义社会,其他四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其中俄罗斯和蒙古是在冷战结束后由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易帜”“和平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而且,即使是在同一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国家仍然有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模式,中国和朝鲜同属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朝鲜则是以“主体思想”为核心理念的朝鲜式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上的根本对立和发展模式上的多样性使国家在对待地区合作的态度上产生天然的隔膜,乃至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上的摩擦,加上冷战时期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强化了这种隔膜。时至今日,日本和韩国等国对朝鲜的敌视以及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担心和忧虑都是这种思维的突出表现。

第二,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多样性影响国家间的和谐。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蔓延全球,文化作为国际政治的“软力量”日益被重视,其作用不断提升。东北亚地区现仍存在着儒家(或称儒教)文化、(东正教)斯拉夫文化和佛教文化三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文化的保守性、民族性和排他性使得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国际矛盾冲突、国际争端的难度加大,这是不利于东北亚和谐地区建设的深层次问题。

就具体国家而言,俄罗斯作为跨欧亚国家,在国际战略上欧亚并重,正由传统上重欧转变为重亚,在东北亚有着最为奇特的身份,其虽与中国有着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存在地缘政治共同安全利益,但却与中国在文化、宗教以及人种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俄罗斯属于东正教文化圈,历史上有长期宗教文化民族化积淀,主体是斯拉夫人,东正教作为一种信仰已经融入到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血脉之中,而且由于位于欧亚交会处,其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边缘文化”特性。正是这些差异,使得中俄两国始终无法建立一种完全政治互信的国家关系,双边合作时好时坏。蒙古主要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佛教文化特色,其文化与中国局部地区如内蒙古和西藏等是相似的,但由于其在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在外交上与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而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四国则各自有其民族文化传统特色,又大体上同属于儒家文化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尽管如此,四国在文化上也仍然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其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和谐,“和谐世界”理念在历史根基源流上来源于此,日本文化的核心则是“神道思想”,而韩国和朝鲜由于同根同源,在文化共性上都属于高丽文化。不同的文化虽然也有可能达到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同一,但也难以避免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历史和现实都昭示: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国家在沟通与合作上必然必定需要跨越更多的障碍。

二、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使国家间难以和谐相处

由于长达四十多年冷战的原因,东北亚地区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至今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这一地区的主要问题有:朝鲜半岛问题、中日韩东海划界问题、中日钓鱼岛问题、日俄北方四岛问题、日韩之间在日本海的划界问题、中国台湾问题等。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直接牵涉中、俄、日、韩、朝等国,也间接地涉及到美国。在朝核、台湾问题上,更是如此。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直接相关的是安全形势不稳定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互信严重不足。这些问题使日韩关系、日俄关系、中日关系等受到极大影响,矛盾与冲突不断,国家间和谐相处难以真诚落实。近些年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在修改历史教科书及朝野政治人物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依旧我行我素,对于那场曾经给东北亚各国人民(中韩朝)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日本丝毫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真诚反省和虔诚道歉,更谈不上起码的正确历史认知。对于东北亚各国来说,受侵略国对当年日本侵略的历史记忆因为日本错误的历史认知而被放大,进而形成对现在日本的“威胁”认知。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国家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四五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史告诉我们,国际诚信是国家之间进行国际友好合作的前提和基础,缺失了相互诚信,国际关系既无道德基础,也不可能有法治基础,国际合作就无从谈起。

三、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利益分配冲突增大了实现国家间和谐的难度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从国际经济利益上视之,相对收益是国际合作的阻力,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对欺诈和对相对获益的关注是国际合作的两个主要阻力”,[1](P.117)而发生欺诈问题也是由于相对获益的考虑,因此最终是出于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导致了国际合作困难重重、难以为继和更势必依赖国家权势。对此,沃尔兹做了这样的阐释:“当面临共同获益的合作可能时,那些对共同获益心存疑虑的国家肯定要问,各国将如何对共同获益进行分配?这些国家不急于问‘大家都能获得利益吗?’而是要问,‘谁将获得更多的利益?’如果两国以2:1的比例在对一份预期获益进行分配时,其中一国就会使用不均衡的获益,来执行一项旨在损害或摧毁对方的政策。只要双方担心对方会把增加的实力用于权力扩张,那么,即使双方同时拥有大量绝对获益的前景,双方还是不愿合作。”[2](P.91)因此,国家被看作以追求相对获益为目标,由此而阻碍国际合作,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互利共赢。此外,进入 21世纪,中国与日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处于同一竞争层面上,中国与韩国的产品竞争也呈现同样的发展态势。中国与日本、韩国在农产品出口问题上也是摩擦不断。这些因素都影响到地区经济合作的开展,而在经济合作方面的利益分配冲突却增大了实现地区和谐的难度。

四、现实主义冷战思维下的地缘战略增大了实现地区和谐的难度

冷战思维是在冷战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和以零和关系分析国家安全的特定国际政治思维和国际政治战略观念。它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在冷战时期的具体体现。冷战虽然结束近二十年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明争暗斗却并未如有些人预计那样止息,与文化融合趋势日益显明同时,文化矛盾也愈演愈烈。因此,冷战思维作为冷战的“遗产”在东北亚地区仍然继续存在并起作用,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局势。在地理概念上,美国不属于东北亚地区国家,但从地缘政治角度,由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奉行欧亚并行并进的全球战略,是影响和决定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主导性重要角色。美国为了确保其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不断强化其与日韩的军事同盟关系,将中俄作为其主要竞争对手,并且以朝鲜核问题为借口,力图在东北亚事務中施加尽可能大的影响,为美国保持世界领导地位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日本则依托美日同盟,借美国之力,谋求重新建立其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而韩国也希望通过搭美国的“便车”,彻底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实现其“亚洲主导国家”的构想。美日韩同盟关系的建立是对中俄朝三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利益的巨大挑战。朝鲜的苦苦挣扎、俄罗斯维持利益现状的策略以及中国和平发展的态势,使得三国在制定东北亚战略时不得不重点考虑美日韩三国同盟的挑战。这样看来,东北亚地区处于“亚稳定状态”,这种状态更“易于受到因不和谐的力量冲击而造成的破坏性连锁反应的损害”。[3](P.126)而这种客观的地缘政治环境又反作用于各国,影响各国新外交战略的制定。这种被现实主义和冷战思维所主导的地缘战略的相互作用,从而增大了实现东北亚地区和谐的难度。

参考文献

[1]大卫•A•鲍德温,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罗伯特•基欧汉,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地缘战略[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3.真“语文”的历史镜像与现实困境 篇三

张 毅

摘要：“语文”是19 世纪末洋务派官员应器用之需而创造的一个词，“语文”在1950 年成为课程名称是开明派知识分子以具有器用色彩的“语文”抵御各种纷扰因素的结果。六十多年来“语文”名称问题长期纷争是学界对于我国语文教育内容和性质的不同认知使然。未来，“语文”应作为以培养语文综合素养为其旨的一个人文教育领域的名称而存在，在语文领域应实现内部分科教学。

关键词：“语文”名称；语言文字；器用；人文;建构性缺陷 “语文”自1950 年成为课程名称的60 多年里，受到了众多学者质疑。但也有反对将“语文”名称的讨论继续下去的学者，例如2008 年温儒敏先生就表示：“这次课标修订，我主张不要抠字眼，不要纠缠概念。”“语文作为一门母语课程的命名，已在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中积淀下来，约定俗成了，我看不必再纠缠、争论。”[1]但事实证明“语文”课程名称及其释义这样重要的问题悬置，已经给课程建设带来种种困扰。与质疑“语文”名称的取向相反，近来王旭明先生则通过倡导“真语文”教学来捍卫“语文”，“真语文”是否真的就代表了应然的语文教育发展方向？审视中国语文教育问题，还需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去审察“语文”的历史镜像。

一、器用之需：“语文”的应用而生

中语会副理事长王本华先生曾撰文《“语文” 一词从何而来》,认为“语文”一词系1949 年叶圣陶先生首创,这也是几十年来大陆教

育界普遍的说法。但实际上，“语文”是伴随清末洋务外交和学堂教育兴起而产生的一个词。当时的洋务派官员急迫希望通过兴办学堂培养能够掌握各国“语言文字”（即“语文”）工具的人才。此词最早出自1887年张之洞所拟的《创设水陆师学堂折》，其文使用了“英国语文”“德国语文”等说法。1903 年张之洞在《致东京近卫公爵、长冈子爵》中又有“请贵国教员就华教习学中国语文及中国经学，华教习就贵国教员学日本语文及理化学等科，彼此互换知识，作为学友”[2]之句。可见，“语文”一词最初使用时充满了器用色彩。

“语文”一词经过几十年使用，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成为一个常用词了。建国前书名中含“语文”一词的图书多是语文学术（如郭绍虞1941 年的《语文通论》）、大众语文建设(如曹伯韩1946 年的《通俗文化与语文》）和语文教与学（如叶之华《中小学语文读物·模范学生》）类的图书。1949 年以前标题中含“语文”一词的文章非常多，这些文章主要有五类：一是讨论语言文字的学术问题，其中又以讨论语言文字改革的居多，二是讨论外国语文的，三是讨论民众语文教育的，四是关于语文的教与学的，如佩弦（即朱自清）《语文影之一——撩天儿》、朱光潜《文学与语文》和张九如《小学语文测验法》等。

“语文”何义？1936 年王向辰认为“语文是什么？语文就是国语，这个词是从language 翻译过来的。学校课程原来只有‘国文’，后来觉得不妥，于是改为‘国语’，亦不能尽此课程之含义，于是又改而为‘语文’。”[3]1941年曹伯韩更明确指出：“语文是语言文字的合称，分开来说，平常所谓语言是口头的语言，而文字是书面的语言”

[4]。吕叔湘先生1944 年也指出：“语”作为“语言”是指“表情达意的声音符号”，而“文”作为“文字”是指“连缀成文的字”。[5]解放前陈望道所言“把语文的距离缩到最少甚至零”[6]，王森然所言“所有新人生的指导,理想世界的显现,非有语文之传达,何由表布”[7]、周作人所言“国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学生习得英文以外的语文”[8]、廖泰初所言“语文教育方面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学者最注意的。中国文字的烦难,言文的不统一，……”[9]等语句中的“语文”均用以“语文”本义。语文（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所以民国时期的“语文”仍是一个带有明显器用色彩的词。当然“语文”一词也有他义，例如1931 年《新学制中学国文教科书初中国文》的使用说明里所言“本书语文分配，以语体文为主，文言文为辅，俾学生有综合比较之研究”[10]中的“语文”则指“语体文”和“文言文”。

“语文”与译自西方侧重表音的Language（语言）严格来说并非同一概念，所以“语文”在1950 年成为课程名称客观上表明了一种言文一致、言文并重的思想，但从更为直接的原因探析，“语文”之选是建国前后特殊的政治语境（例如“国民”改“人民”、“国乐”改“民乐”、“国术”改“武术”、“国币”改“人民币”这样大的去“国”化社会政治趋势）使然，其中也暗含有宋云彬和叶圣陶等开明系知识分子在当时语言文字运用的生态中希望通过更名来确保语言文字应用的技术训练的学科建设追求。

二、器用之选——开明系知识分子主导的“语文”课程更名 “语文”与“国文”是并不等同的概念。1924 年黎锦熙曾将“国

语要旨”诠释为“（形式的）语文方面”和“（实质的）心意方面”，[11]此观点得到了教学界的普遍认同，所以，解放前许多人用“语文方面”来与“思想方面”相区分。叶圣陶就曾指出国文教育的弊端是“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12]，“忽略了技术的训练”[13]。为了让国文教学走上科学训练的道路，叶圣陶等人冀望为这一课程重新命名。从史料来看，到上世纪40 年代末，叶圣陶使用“语文”一词的频率明显增加。例如：叶圣陶1949 年2 月20日日记：“余偶尔提及广东学生语文方面负担太重，诸人遂相继发言。”[14]5 月6 日记：“偕建功小餐于灶温，杂谈语文方面之近时现象，甚畅快。”[15] 当年在新教材编写中使用“语文”名称的最早提议者是宋云彬和叶圣陶。宋云彬在特殊历史时期里被划归右派，所以当年学者谈及“语文”命名时都不便提及其姓名。宋云彬与叶圣陶都有着开明书店编辑人员特有的耿直和认真的“开明风”，对于语言文字使用有着特有的职业敏感。1950年前后，新的文化建设尚处草创阶段，一些来自乡村的同志尚缺乏语言文字修养意识，语言文字运用水平较低，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新教材的品质，叶宋二人对当时的“语文”(即口语和书面语）运用状况深感忧虑。从宋云彬和叶圣陶先生当年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二位先生在新旧之交的特定时代语境中对于教材语文（语言文字）品质的坚守。

口头语言方面：宋云彬在1949 年4 月6 日的日记写道：当时“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16]。4 月10 日记“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17]。5月5 日记：“有些浅近的道理

大可‘一笔带过’，而彼乃反复陈说，便觉辞费矣。”[18]6 月25 日某同志发言充满“泛滥无归之言词”[19]。这种现象在叶圣陶的日记中也有记载，1949 年6 月10 日的日记记述某同志“言解放区于艰苦中办教育之情形，谈锋甚健”，但“讯滥无归”[20]。

文字表达方面：宋云彬1949 年3 月31 日读《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感觉“内容贫乏，叙述失次”，非常失望。[21]7 月13 日记：“文供社托审阅邓初民之《寻找知识的方法》，看前三章，无论文字内容，均有问题，修改太费事”。7月27 日他阅读拟作教材用的某历史学家的著述，感觉“叙述无次序，文字亦‘别扭’，再加删节，愈[22]不成话。”8月19 日，他审阅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等国文》第三册，有些文章“不知所云，非特文句不通，语意亦不连贯”。对此他忧心忡忡：“近来朋辈中颇有强调所谓思想问题者，以为只要思想搞通，文章写不通也无关重要；又，凡解放区刊布之小册子，不论其文字如何不通，必奉为至宝，大有‘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之慨。最近彬然与朱智贤合辑一书，供师范作教本，所搜集者皆解放区材料（大抵是讲各科教学法的），文句不通，出人意表，而彬然则赞美不置。圣陶曾因此大为不快，颇有辞职不干之意。此类文字，如任其谬种流传，毒害青年将不知伊于胡底。圣陶拟订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有一项说明：‘一个词儿用得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惟有语言运用的得当，才能表达的得当。’至哉言乎！圣陶殆有为而发欤？”[23] 5

宋云彬对把几篇文字欠佳的文章收为课文颇感烦恼，就连茅盾的文章也成为宋云彬批评的对象。1949 年8 月29 日，他审阅清华大学教师所选的大一国文教材，认为“茅盾之《托尔斯泰博物馆》，疵

[24]谬百出，此种作文，若在教刑时代，应责手心数十下矣”。同年9 月24 日记：某同志“发言稿文字不通，念出来当然也不通，俨然以学者身份登台发言，殊令人齿冷也。”[25]1950 年1 月6 日记：“圣陶《语文随笔》载三日《人民日报》副刊，对当前写作家颇有所针砭，居然引起异议。余笑谓圣陶，吾辈今后最好作文盲，一任谬种流传，不闻不见，岂非快事。”[26]为了强调语文品质，宋云彬在这一年的二三月间专门撰文《谈中学语文教学》和《再谈中学语文教学》。6 月21 日记：“看田世英地理稿本，文字多‘别扭’。我处宜添聘一文字通顺，能专事修改原文稿者。以此意告之圣陶，圣陶亦以为然”。[27]宋云彬11 月3 日的日记说《新建设》上一篇某学者写的学术论文，“从题目到文章全部不通，真所谓不知所云，然得大名，俨然学者，[28]真令人气破肚皮矣”。1951 年1 月5 日记：“余谓自然课本亦须注意语文方面，否则我们辛辛苦苦编语文课本，而其他课本之文字不能与之配合，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圣陶颇韪余言。”[29]

叶圣陶在建国初的日记和文章中也表达了对一些同仁书面文字运用状况的批评。1949 年7 月3 日讨论教代会成员所拟干事会“缘起”，叶圣陶在日记中叙说这份“缘起”经他改定后，“又有两处改动，结果文理不清，疵病百出。余主不用缘起，否则以教育人员而出此，令人齿冷。大家皆主张用，并有人谓此稿‘四平八稳’‘平正无疵’。

余因思现在一般人几不能辨何者为通，何者为不通，文件传佈甚多，而谬种流传，不知所届，深可忧惧。”[30]8 月8 日记：“课本内容尚充盈，但表达不佳。急于应用，亦未能细改也。”[31]……

“语文”命名用心良苦，可以说，叶圣陶、宋云彬和朱文叔等开明系知识分子用意之一就是通过强调语文（语言文字）的器用和品质来防止外部种种非语文因素的干扰，完成最基本的语文教育的任务，提高国人的语文品质。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宋云彬、叶圣陶等人对自己当年这一更名的意图难以言明，对1887～1950年60多年间“语文”一词的使用史也不得不有意规避，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对“语文”一词使用历史的集体性失忆。

三、名实之惑：在“语文”的苍穹之下

从课程建设角度看，1950 年“语文”课程名称的确立有着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是解决了“国语”“国文”上位概念名称阙如的问题，二是强调了语言文字运用教学在基础教育中的重要性，有利于改变中国几千年来重道轻技的传统。但是，在“语文”名称进入课程的同时将“国语”“国文”名称废掉，对课程建设而言负面意义颇多。百年来语文教育的发展是中国文化发展变迁的缩影。语文教育史家一致认为中国语文课程独立设科的时间是在1904 年，但事实上清末《奏定学堂章程》中的“中国文字”“中国文学”“读经讲经”是一个课程群，其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上位名称来统括这些课程。这个课程组合里不仅有侧重文字和文章教育的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课，还有着眼于经典教化的读经讲经课，其内容并不只局限于类似古代的“小学”（语

言文字学），还包括类似于古代通过诗书等来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的“大学”的一部分内容，仍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特点。民国时期虽然砍去了文化经典课，但仍然是一种分科教学的课程体制。1931 年程其保在《初级中学课程标准之讨论》中就指出，“国语”和“国文”其实是在不同年龄段开的两门课，国语和国文课互相联系，但课程目标和内容显然有异。当然，正如曹刍所言“国文每与文学相混，往往以此两词混为一义”[32]，民国时期的“国文”课程内容仍然混沌不清，对此，民国时期吕思勉、周铭三和胡怀琛等学者都希望通过拆分国文课来让文学课独立的方式解决。但令人遗憾的是，建国后不但文学课没能相对独立设科（除1956-1958 年的汉语和文学分科改革外），原有的分科教学格局也被破坏。建国初的“语文”教育思想上承清末以降的国语运动和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在多数国人是文盲的时代语境中，强调语文教育的“工具”作用，旨在扫盲，所以当时语文课程的顶层设计者考虑更多的是在课程建设上做减法，希望设立一门单一的类似于古代“小学”但更具科学性的“语文”（语言文字）运用学习课程。但这样的取向无疑背离了中国语文教育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在课程建设上关上了通向中华5000 年文化的大门，将语文教育引向一个逼仄的境地。这样的设计与广大语文人的实际认知并不一致，“语文”的名实之争由此产生。直到今天，“名实相副何其难”仍是中国语文教育界最主要的困扰，要求“语文”更名的声音仍然此起彼伏。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关于“语文”名称的争论毫无意义，认为课程叫什么并不重要，但这种认识显然违背了弗雷

格、罗素等人发展起来的名称理论。课程名称是通名，是对课程本质属性的揭示。课程名称存在争议，其实正是课程实体建设上出现了问题。须知，任何更名意图都在表达着对实体改革的欲求，我国“语文”课程名称问题长期纷争的背后正是对于我国应然语文教育的性质和结构的不同认知使然。对于当前“语文是什么”的认识，温儒敏先生的阐释比较全面，他说：“对语文是什么尽管有不同说法，但大家还是可以找到互相重叠的共识部分，那就是母语学习。不会有谁反对，这就是语文的核心。从这个内核往外辐射，诸如语言、文学、文字、文化等方面，都和母语学习紧密相关，这几个方面应当是互相融合的。”[33]陈平原先生也指出：“‘母语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等。”[34]二位先生的这些阐释实际揭示出，在当今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下，中国语文教育已非单纯的母语教育，而是包含着母语教育在内的以提高学生语文素养（而非单纯的母语能力）为其旨的“综合性”人文教育。这种新语文教育就是要改变过去试图不断做减法、偏重器用的小语文教育导向，向“语言系统、美学系统和价值观系统”（王开岭语）完备的大语文教育方向发展，这也是对于叶圣陶小语文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目前有三类学者从不同角度丰富完善着我们对应然“语文”的认识。第一类是一些要求“语文”课程更名者。例如：潘涌建议将“语文”改为“汉语”，王文彦建议将“语文”改称“华语”，邓维策提议将“语文”改称“国语”，这些更名诉求的实质是希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课程能从混沌的语文教育中剥离出来真正独立设科。第二类

是“ⅩⅩ语文”（例如真语文、本色语文、正道语文等）的倡导者，他们通过在“语文”名称之前缀以修饰语的方法表达着他们各自的学科追求。其中，王旭明的“真语文”将目光聚焦在学生语言文字品质的提高上，在理论取向上更多遵从的是叶圣陶先生的小语文教育思想，在当前汉语教育评论2015 年6 期生态遭遇危机的背景下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第三类是一些“语文”教育的批判者，例如叶开。与王旭明认为的“语文是一种技能”[35]不同，针对过去语文教育偏重器用的倾向，叶开指出：“（应然的）语文不是一门科学”。针对近期王旭明“不赞同偏文学化的语文”的表态，他直言不讳地批评王旭明“对语文的认识并没有能打破一个视野狭隘的语文老师所固有的局限，也缺乏站在不同视角看待语文问题的能力”，旗帜鲜明地提出“语文就应该是文学”，他甚至将矛头直指“语文”本身：“五十年代之前，没有语文；中国之外，没有语文。把语文当成是一门工具的，也只有中国语文教育界。”[36]叶开先生的一些观点虽有偏颇，但这些批判无疑有助于我们思考叶圣陶先生小语文教育思想的不足和几十年来语文课程的建构性缺陷。

“语文”虽然当年也是叶圣陶等人的借用，但公允地说，这一被大众习用的名称不可能被废除，因为离开它我们难以指称。目前学界认为语言文字运用是语文教育的本体，这就为“语文”名称的合理性存在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但问题是新语文教育中的文章教学、文学教学和文化经典教学在目标、内容等方面毕竟不尽相同，所以在课程建设上我们还需要从“相”“用”角度再作考量。

从历史纵深角度看，要求“语文”更名的实质其实就是要求课程内部的分科教学，而细分出的科目需要新的命名。本着前瞻和务实的态度，参考香港和台湾地区基础教育界的做法，在未来，“语文”不应再作为温儒敏先生说的一门“母语课程”的名称而存在，而应该作为人文教育学习的一个领域名称而存在。1951 年黎锦熙先生主编的《学习词典》将“语文”释义为：“①语言与文字的合称。②现在中等学校课程的一种，把以前的‘国文’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充实，大量加入新的语体作品学习。”未来对于“语文”的释义，应继续采纳义项①，对义项②则应在推行语文内部分科教学的背景下做出修正，可释为：学校教育中以培养学生语文素养为其旨的一个教育学习领域，开设侧重于学习者一般语用能力提高（主要是口语交际和文章写作）的国语课、重审美的文学课和重教化（含“新民”）的中外文化经典选读课。这样的解释定位既肯定了“语文”名称的合理性存在，也可弥补从1950 年起因“国语”“国文”名称消失而形成的课程建构性缺陷(香港、台湾的语文教育现在实际上也都是内部分科教学），而且可纠正1912年文化经典选读课（读经讲经）遭取消的历史失误，有利于语文教育工具性和人文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统一以及真善美（不能只求“真”）原则的落实，有利于中国语文教育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找到自己正确的道路。

——————————————————————— 参考文献：

[1] [33] 李节.语文教育研究、文学教育与课程改革——北京大学

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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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

51、57.[16][17][18][19][21][22][23][24][25][26][27][28][29]宋云彬.红尘

冷眼[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118、119、125、135、117、144、152、154、167、172、197、207、217.[14][15][20][30][31]叶圣陶研究会.叶圣陶日记：一九四九年 [EB/OL].http://,2008-12-05.[36]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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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工智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解读 篇四

计科、090213 引言

人类梦想发明各种机械工具和动力机器，协助甚至代替人们从事各种体力劳动。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开辟了利用机器动力代替人力和畜力的新纪元。此后，显著减轻体力劳动和实现生产过程自动化才成为可能。人类同样梦想发明各种智能工具和智能机器，协助甚至代替人们从事各种脑力劳动。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发明和50年代人工智能的出现开辟了利用智能机器代替人类从事脑力劳动的新纪元。此后，显著减轻脑力劳动和实现生产过程智能化才成为可能。然而，人工智能的发展远远说不上完善，它仍然在发展，在成长，在前进。因而，我们今天来关注它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1.人工智能的概念

人工智能分为“人工”和“智能”两部分，其中“人工”的概念不难定义，至于“智能”这涉及到其它诸如意识（CONSCIOUSNESS）、自我（SELF）、思维（MIND）（包括无意识的思维（UNCONSCIOUS_MIND）等等问题。人唯一了解的智能是人本身的智能，这是普遍认同的观点。但是我们对我们自身智能的理解都非常有限，对构成人的智能的必要元素也了解有限，所以就很难定义什么是“人工”制造的“智能”了。因此人工智能的研究往往涉及对人的智能本身的研究。其它关于动物或其它人造系统的智能也普遍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课题。2.人工智能的历史

1950年英国数学家图灵（A.M.Turing,1912—1954）发表了《计算机与智能》的论文中提出著名的“图灵测试”，形象地提出人工智能应该达到的智能标准；图灵在这篇论文中认为“不要问一个机器是否能思维，而是要看它能否通过以下的测试；让人和机器分别位于两个房间，他们只可通话，不能互相看见。通过对话，如果人的一方不能区分对方是人还是机器，那么就可以认为那台机器达到了人类智能的水平。这算是对人工智能最初的定义。而“人工智能”一词最初是在1956 年在达特茅斯大学召开的DARTMOUTH学会上提出的。

1956年夏季，年轻的美国学者麦卡锡、明斯基、朗彻斯特和香农共同发起，邀请莫尔、塞缪尔、纽厄尔和西蒙等参加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举办 了一次长达2个多月的研讨会，热烈地讨论用机器模拟人类智能的问题。会上，首次使用了 “人工智能”这一术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人工智能研讨会，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1956年正式提出算起，50多年来，人工智能学科取得长足的发展，成为一门广泛的交叉和前沿科学。

“人工智能”的目的是模拟人类的思维，当计算机出现后，人类开始真正有了一个可以模拟人类思维的工具，在以后的岁月中，无数科学家为这个目标努力着。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物模仿用来建立功能强大的算法。这方面有进化计算，包括遗传算法、进化策略和进化规划（1962年）。1992年Bezdek提出计算智能。他和Marks（1993年）指出计算智能取决于制造者提供的数值数据，含有模式识别部分，不依赖于知识；计算智能是认知层次的低层。今天，计算智能涉及神经网络、模糊逻辑、进化计算和人工生命等领域，呈现多学科交叉与集成的趋势。

专家系统在90年代兴起, 模拟人类专家解决领域问题,知识库的改进与归纳是其重点。从功能上可分为解释、预测、诊断、设计、规划、监视、控制、调试、教学、修理等专家系统。从原理上可分为基于规则、基于框架、基于模型的专家系统。新型专家系统分为分布式和协同式。驱动方式有控制驱动、数据驱动、需求驱动，事件驱动等。诸多模型中，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应用最为广泛。

自动规划是一种问题求解技术，从某个特定的问题状态出发，寻求一系列行为动作，并建立一个操作序列，直到求得目标状态为止。发展的技术有分层规划、长度优先搜索、应用最小约束策略、准则法等。已发展了HACKER系统 STRIPS规划系统、PULP-Ⅰ机器人规划系统（有学习能力）、问题求解系统NOAH等。

AI的发展促进自动控制向智能控制发展。从1960年以来，神经网络已成功应用于自动控制研究。这是因为神经网络适于实时控制和动力学控制；可实现非线性控制；可进行信息熔合处理，特别适于复杂的、多变量大系统的控制。原理方面，1965年，傅京孙引入AI的启发式推理规则，1977年，Saridis引入运筹学的概念智能控制，提出分级（组织级、协调级和执行级）递阶智能控制方法。之后，蔡自兴再引入了信息论。

正是在一代代各学科专家的努力下，人工智能从最初的一段幻想、一个假设，变为了一个策划、一段程序，一个出现在了地平线上的现实。

3.人工智能的现在

如今人工智能已经不再是几个科学家的专利了，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学的计算机系都有人在研究这门学科，学习计算机的大学生也必须学习这样一门课程，在大家不懈的努力下，如今计算机似乎已经变得十分聪明了。例如，1997年5月，IBM公司研制的深蓝（DEEP BLUE）计算机战胜了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洛夫（KASPAROV）。

大家或许不会注意到，在一些地方计算机帮助人进行其它原来只属于人类的工作，计算机以它的高速和准确为人类发挥着它的作用。人工智能始终是计算机科学的前沿学科，计算机编程语言和其它计算机软件都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的进展而得以存在。现在，研究和应用从实验室到工业现场、从家电到火箭制导，已经广泛用于武器控制、机器人规划与控制、（制造业采矿业等的）自动加工系统的智能控制、故障检测与诊断、飞行器的智能控制医用智能控制、智能仪器等。

自然科学方面，AI与其它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AI向其它学科提供了工具和方法，如知识表示和推理机制、问题求解和搜索算法，模糊逻辑推理和非单调推理技术，以及计算智能技术等，可以解决从前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其他学科的重要概念，在AI研究中也得到发展。如计算机系统的分时系统、编目处理系统和交互调试系统等[2]。

社会科学方面也是如此。在需要使用数学－计算机工具解决问题的学科（如经济学），AI带来的帮助不言而喻。

更重要的是，AI反过来有助于人类最终认识自身智能的形成。在重新阐述知识历史的过程中，AI有望解决知识的模糊性，消除知识的不一致性。这将导致逻辑和哲学等等方面的改善,影响到心理学、认知学的核心理论，对于哲学社会学方面的理论也将带来彻底的变革。

此外，综合应用语法、语义和AI的形式知识表示方法，有可能改善知识的自然语言表达形式与此同时，潜在的知识，直感灵感等等也能够阐述为适用的AI形式。从而扩大知识的领域，以及对现有知识进行提纯。

AI应用领域甚广，专家系统更深入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宏观效益。

4.人工智能的未来

如果说生物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光子计算机是未来计算机硬件系统的发展方向，那么实现人工智能就是日后计算机软件的努力目标，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却是脱离计算机，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子系统来存在。它将渗透入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润物无声。

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的完善，它将对人类整体的文明产生巨大冲击，事实上，这个冲击已然产生，只是它的步步推进不足以产生爆炸性的效果，因而，注意者并不包括大多数人。（1）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影响

成功的专家系统能为它的建造者、拥有者和用户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在信息爆炸的知识经济时代，优秀的信息处理便是财富，它会为部分人的经济效益做出极大贡献。同时，尽管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是脱离计算机，成为独立的应用，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它还会依托于计算机存在，越来越优秀的人工智能对计算机的软硬件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将会成为计算机行业的一个推动力。（2）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影响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行业几乎是亲密无间，在欧美，工业过程控制系统、智能机器人系统和智能化生产系统开始起步。我国也从无到有，出现了机械手生产厂家，机器人产业的雏形已经形成，在10～20年后有望形成规模，脱离自动化而形成独立的产业。这却带来了劳务就业

问题。由于AI 在科技和工程中的应用，能够代替人类进行各种技术工作和脑力劳动，将迫使人们工作方式的巨大改变，甚至造成失业，数字巨大的失业者将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3）人工智能对人类思维的影响

伴随着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人们越来越相信智能机器的判断和决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人类失去对问题及其求解任务的责任感和敏感性。进而致使认知能力下降，思维变得懒惰。通俗来说，就是变蠢。人类用了200万年进化成现在的智慧生物，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这一逆过程或许不需这么久。

至于所谓的“人工智能失控”、“智能机器人反噬人类”，好莱坞已经做出了太多猜测，但不得不说，所谓的“阿西莫夫三定律”真的能永远束缚机器人（狭义上的人工智能）吗？这很难说。自然是难以揣测的，两个原子的偶然碰撞擦出了生命的第一缕火花，那无数个0、1的组合难道没有那灵光一闪的瞬间吗？混沌机制向来是上帝的领域，数字生命无穷小的诞生概率在数学上可以被认为为零，但现实中却存在可能。

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人工智能已经——或正在——或即将证明它在人类社会中的的巨大作用，对于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我们应当持乐观态度。我们相信人工智能有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尽管这一天的到来，需要付出辛勤劳动和昂贵代价，需要好几代人的持续奋斗。一代代科学家为我们提供了巨人的肩膀，正是为了让我们立于其上，继往开来。

参考文献：

[1]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第四版，蔡自兴，徐光祐．本科生用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New Synthesis》.N.J.Nilsson.Morgan Kaufmann, 1998;机械工业出社，1999 [3] 《人工智能及其在决策系统中的应用》．蔡自兴．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4] 《专家系统》，蔡自兴，John Durkin，龚涛．原理、设计与应用．科学出版社，2005 [5]人工智能与智能机器人探析.数字制造网

读书的好处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达尔文

5、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

6、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

7、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8、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

9、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10、一日无书，百事荒废。——陈寿

11、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一日不读口生，一日不写手生。

13、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高尔基

14、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陆游

15、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谈——歌德

16、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笛卡儿

17、学习永远不晚。——高尔基

18、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志而好学，如炳烛之光。——刘向

19、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孔子

5.历史与现实 篇五

1 关于课程价值取向认识的分类与评价

关于课程的价值论问题曾经引起过学术界激烈的研究与争执。其研究结果是将课程价值取向论归纳为两种:“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有的学者在上述两类之外,加上“学科(或知识)本位的价值取向”。“两种价值取向论”着眼于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探讨的是社会与个人谁最根本,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的问题,并认为知识既可以服务于社会,也可以服务于个人。

社会本位课程价值观重视课程对于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价值,同时也强调人的个性发展的社会化导向,但轻视人的发展,鼓励和诱导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使人在社会中被工具化。知识本位课程价值观关注学科知识的进步与开发,排挤或淹没教育对象――人本身,结果,不是学科知识服务于人,而是学科知识统治人,使人成为了知识的奴隶。个人本位课程价值观强调对人性、人格的终极关怀,但将其神圣化到了超越时代、脱离社会的地步,出现厌弃科学、排斥理性的倾向,构成了对科学文化和科学精神的反动。事实上,课程价值的三种取向,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同时也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和偏颇性。课程内涵的丰富性与外延的广阔性,使得课程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而课程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相对而言,“三种取向论”的课程价值取向更具有包容性、也更全面。

2 关于课程价值取向研究的动态发展及后现代课程观

当然,上述“三种取向论”只是一个横向的切分,在不同历史时期,三者当中,是有不同侧重点的。学术界注意到从动态变化的角度对课程价值加以研究,比如王军认为:“我国大学课程价值取向的变化与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具有密切的相关性,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程:(1)对大学课程政治价值的赋予和膜拜;(2)对大学课程经济价值的认可与追求;(3)对大学课程文化价值的思考与关注;(4)对大学课程人性价值的呼吁和倡导。”“大学课程”作为“课程”的`子概念,从局部反映出课程价值取向的变化特征。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概念重建为核心的后现代课程研究蓬勃兴起。它以一种后现代的价值取向、文化态度、社会精神、思维方式来探讨课程现象和课程问题,它将课程研究从一个本质是技术性、实践导向性的、“非理论”的和“非历史”的领域转变为一个理论化的、概念自主的,本质上是历史的、个体的和运动变化的领域。后现代课程研究致力于寻求课程理解,反对课程领域中的技术理性,重视理论性、研究性,关注学习者的自我意识和创造,弘扬整体观和联系观。应该说,后现代课程为我们揭示出了课程研究的新视野,对于我们转变课程观念,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汲取了后现代课程研究的有关观点,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3 新时期合理的课程价值取向之思考

传统而单一的课程基本价值取向争论的焦点往往在于强调各自观点的独立性特点,而没有将课程看作是一个具有多方面价值属性的有机整体。因而我们认为,合理的课程价值观,应该是建立在一个具有多方面价值属性的有机整体的基础之上、兼顾课程价值的纵向与横向、历史与现实、多元性与动态性的联动关系的、动态与均衡相兼的课程价值观。并以此出发,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高校课程改革提出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实质性的设想:高校课程改革应以体现多元性、动态性与开放性为特征,全面改革课程体系:改变课程观念,重构课程目标;更新课程内容,调整课程结构;改变过程僵化、方式机械的课程实施方法;改革课程的评价机制。改革的核心在于摒弃传统的、静态的、唯知识论课程目标的课程价值观念,重视课程作为一种学习经验的积累,加强学习中的对话和反思,从而使课程焕发出勃勃生机而成为一个主动的、开放的、多元的、动态的、反思的过程。在改革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课程知识结构的合理性特征,目的性、广泛性、纵向性、综合性、动态性、超前性、连续性、局限性,应是课程知识结构合理特征的基本内容。

由于课程价值取向还将受人的本质观、文化传统观、教育哲学思想观、高等教育的功能观等诸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新时期我国的课程价值取向势必兼顾各种因素。当然,在各种因素中,有主有次,因此,树立中心突出、动态平衡的观念,将“个人本位的课程价值取向”、“社会本位的课程价值取向”和“知识本位的课程价值取向”三者有机统体于一体,形成综合平衡、多元动态、协调发展的趋势,在当前形势下,以服务于“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促进科学发展观是相当必要和重要的。正如张华所说:“紧紧把握住教育经验的特点及其内在运动过程本身,通过体现教育经验特点的研究方法构建体现课程领域特殊性的概念体系,最终确立起课程领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就是课程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总之,课程价值取向,应坚持社会进步、个人发展和知识传授的综合取向,实现知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个人,个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理想状态。

参考文献

[1] [美]小威廉姆E・多尔 [澳]诺・高夫 主编 张文军 张华等译.课程愿景[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200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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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刘旭.再议大学课程的价值取向及其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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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6.浅谈教学中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篇六

一堂好的历史课, 并不是教师一一罗列历史知识、学生拼命记笔记, 更不是教师从头到尾的长篇大论、满堂灌, 而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让学生在很自然的情境中了解历史。教师得帮助学生捕捉历史与现实的契机, 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这样, 历史将不再是遥远的过去, 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回忆, 而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连的, 学生也会自然而然地由关注现实的需要把目光转向历史课堂。那么, 在教学中如何才能做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呢?

一、教师应该善于积累在现实生活中的历史教学资料

每逢重大节日、纪念日, 国家及各地方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会、专题报告会等, 如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日、2008北京奥运会, 报纸、杂志等媒体相关内容的报道及图片很多。如果能将这些相关的报道和图片等资料有意识的收集起来, 再按照历史阶段、课本内容相应的排列存放, 等到讲述时再加以运用, 在讲述相关内容时进行展示。同时, 教师还是很多重大事件的经历者, 如香港、澳门回归, 许多实物如报纸、图片、旗帜、纪念章等都是很好的教学资料。

除此之外, 教师还应收集乡土历史教学资料, 适当的在历史教学中运用乡土历史资料, 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历史, 更能让学生明白家乡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以笔者所在的三穗县为例, “良上红军亭”、“红军风雨桥”学生都很熟悉, 在上《红军长征》这一课时, 就把这些相关的图片用上来, 学生马上就提起了兴趣:“红军为什么要长征?长征除了经过贵州遵义为什么还会经过三穗良上, 他们是从哪里出发的, 最终去了那里, 有什么意义?”所有的问题都顺理成章的提出来了。这样, 对曾经去过“良上红军亭”的同学而言, 无疑是加深了历史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对于没去过的同学而言, 也了解了乡土历史知识, 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掌握了如何将课本内容和现实生活中的历史遗迹相结合的方法。

二、用现实生活经验理解历史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 现实是历史的延伸, 是正在谱写的历史。因而, 教师应帮助学生架起了解过去、理解很多学生都有旅游的经历, 有的学生可能去过遵义。因此, 在上到《红军长征》这一课时, 笔者问到“有没有同学去参观过遵义会议会址呀?”去过的同学马上就兴奋起来了。然后, 请这些同学以小导游的身份来介绍遵义 (要求要介绍到与课本相关的内容) , 这时课堂气氛就更加活跃了。事实也证明, 由学生生活经验来分析历史问题, 有利于学生接受历史知识, 理解历史问题。

三、用所学知识观察今天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 人类积累和认识了许多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 这些经验和规律为人们观察今天、预知未来提供了借鉴与帮助。例如, 在分析台湾问题的走向时, 可以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 向学生摆事实讲道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史、《开罗宣言》等)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虽然台湾在历史上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并且与大陆分离至今, 但是我们要坚信,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统一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改革开放和祖国的强大, 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 我们要与一切台独分子和分裂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台湾终将会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历史教学中, 如果借助学生的现实经验去理解历史, 用所学知识观察与预见明天, 就能帮助学生架起过去和未来的桥梁。让学生学以致用, 拉近学生与历史的距离, 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四、借助先进的教学手段拓展历史

课堂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 它不仅需要教师、学生来完成, 更要借助其他媒体才能提高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教师在讲课前也要充分准备, 不仅是通过语言和手段, 还要发掘校本资源, 帮助学生掌握、理解历史古迹和文化遗址, 尽可能地调动学生自己动手通过网络信息搜集和查找资料等多种渠道获取信息, 丰富学生的知识, 培养学生对历史学科资源进一步地探究和开发, 有效地达到历史教学创新的目标。如在“让历史走进学生的精神生活中”的“丝绸之路”的教学, 上课前先布置学生上网搜集、查阅与丝绸之路有关历史读物、图片资料, 特别要求学生注意西部大开发的资料。上课时将学生分为四个小组, 合作讨论学习“中国加入WTO与丝绸之路”。

7.历史与现实 篇七

“经典素材”是指在历史的长河中影响深远，能够启示后来者并引以为范的素材，它往往具有深刻的内涵、多层的寓意、多维的解读视角，具有深厚的人文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时事素材”是指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包括时政要闻、社会热点、焦点人物等，它富有时代气息，贴近生活实际，具有较强的时效性。考生在用这两道主菜烹制考场作文时，如果能将“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融为一体，这样既有经典素材的底蕴，又有时事素材的新鲜，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就可以成就一篇闪耀着历史的光华和具有时代感的好文章。

2016年高考湖北卷满分作文《多一点表扬，少一点责骂》就是一篇范文：

多一点表扬。少一点责骂

湖北一考生

赞扬与责骂的差别在哪儿？

对于小明来说，是100分与98分问的毫厘。

对于小亮来说，是及格与不及格间的跨越。

看似两人的差别待遇毫无道理，仔细思索却能悟出其间的合理。

如他人言“人生来不平等”，自呱呱坠地时起，每一个生命便是一个独自的个体，有着其属于自身的优劣与价值，生而如此，又怎能以一条统一的刻线，单薄地规矩丈量一个个鲜活而独立的生命呢？

千年前，圣人孔子便提出“因材施教”的主张，弟子3000人，有富可敌国的巨贾，有位及人臣的政客，形形色色不一而是，而孔子，则成为后世称赞景仰的伟大教育家，究其根本，在于其能准确地把握每一位学生的优劣长短，扬其长补其短，因材施教，正是因为这样的“差别待遇”，才使得每个人都得以尽展其能，各得其所。

社会对于每个人，应有不同的要求，正如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既不能缺少轰隆雷鸣的马达，也不能松懈默默无名的一颗一颗小小螺丝钉，可能对于小亮而言，90分是他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及格便是其尽其所能的结果，若是我们只是用统一的标杆来评价不一样的人，那世间将会埋没多少人才！

是的，我们社会存在差别！正如航天器的研发需精确到小数点后十多位，而汪洋恣意的书画只求神形俱备即可；正如廉颇以身经百战显赫战绩位列上将，蔺相如以如莲巧舌精巧说辞为上卿；正如《舌尖上的中国》中一位位能人以食物铺写精致，《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一双双巧手为古物刻写精华……各行各业，各得其所，差别对待而实现整体的共赢！

由此观之，作为肩负向国家与社会输送人才责任的学校，更应抛弃条条框框，摒弃墨守成规，改革创新，因材施教，用一把把不同的刻刀，雕琢出每一个学子的独特光华，以不同的标准，相同的诚意，培养出各有所长的栋梁之材！不同的对象，相同的匠心；不同的准则，同样的期许。

我一直坚信，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芳华；每一个存在，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而我，愿养我浩然之气，展我独特风采！

“差别待遇”不差别！

[亮点指要]

这是阅卷组评定的一篇考场满分标杆作文。除了主旨凸显、结构圆融、论证严谨外，作者巧妙运用作为论据的素材是这篇文章出彩的重要因素。作者将“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融为一体，灵活运用，使得文章文化底蕴深厚又富有时代气息，让人一见倾心。

首先，作者分析漫画，思考差别对待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接着，作者将“孔子的因材施教”这一经典素材与“社会的各行各业”时事素材结合，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差别对待的重要性；特别是倒数第四段，作者浓缩古今素材，以排比的形式形成合力，让文章的主旨具有了永恒的魅力，最后水到渠成地引出观点：“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芳华；每一个存在，都有其独特的意义”。

可以说，全文内容充实，材料丰富，既具有历史文化的厚重，又饱含时代特征，彰显出了作者娴熟运用素材和驾驭素材的能力。

那么，如何把“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融为一體，灵活运用呢？

一、将“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中的名人串联。让文章的主旨具有跨越时代的永恒魅力

名人有历史名人，也有当今名人，他们都是写作的绝好素材，把“经典素材”和“时事素材”中的名人串联起来，挖掘出他们身上的相同点，组成排比，形成集团效应，这样既有历史名人的光环，又有身处同时代的榜样，让文章的主题具有跨越时代的永恒魅力，使得所用素材更具有感染力。这种方法，把众名人集中在一个作文主旨的大旗下，很经典，也很新鲜，征服人心的力量很强大，显示出的底蕴非常丰厚。

2016年高考福建卷优秀作文《“分数至上”会误导错误的价值观》，就是运用这一技法而亮人眼眸的：

正确的价值观是引领成功的航标。正如孔子以仁爱孝悌为修身的原则，勾践以艰苦奋斗为成功的契机，苏武以忠贞爱国为心中不变的信仰，林俊德以国家事业为终生之所重……他们的闪亮点虽不同，但在实质上都是追求精神上的富足——积极而又高尚的。就是在这样的价值航标下，孔子克己复礼而成万世师表；勾践卧薪尝胆胜利复国；苏武的守贞持节19年流芳百世；林俊德临终也坚守在工作岗位上，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正是他们积极正确的价值观使他们一往无前，无所遗憾地坚持心中所想，走出一条璀璨的成功之路。

上述文段就是“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名人大串联的最好写作范本。孔子、勾践和苏武属于“经典素材”人物，林俊德属于“时事素材”人物，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人生、经历、内在情感等都不相同，如何才能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呢？那就是找到他们身上的共同点——积极正确的价值观使他们一往无前，走出一条璀璨的成功之路。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名人串联起来，同质叠加，组合排比，来揭示古今名人具有的共同特质，由此形成集团效应，就像构成集束炸弹，威力不可估量。

二、将“历史的岁月”与“时代的气息”互相对照。互为映衬。让文章的内容具有穿越时空的精彩

一般来说，“经典素材”都是经过岁月的沉淀，而被人们引为经典；“时事素材”都是当今世界发生的事情。运用素材时，我们可以将这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照，以此推導出它们之间的差异点，使结论映衬而出，作者的观点就更为鲜明突出。这种运用素材的技法，让文章的内容具有了穿越时空的精彩，新鲜亮眼。

请看2015年高考广东卷优秀作文《远近结.合，感受自然》是如何运用这一技法的：

回溯古代，杜甫能体验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概；李白能感受到“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的蜀山之险要；苏轼有对长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赞叹，有“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淋雨漫步之悠闲，古人对自然有着无比丰富的体验与感受，毕竟他们与天地伴，与日月行。然而，却缺乏对自然的科学认识，不能完全把握天地之属性，世界之本原，树木之纲属，因而不能完全利用自然规律，以造福于人类，以改造自然。跟古人相比，我们是有优势的，我们可以利用完备的信息系统，获知大自然的一切信息，能把握自然的本质及规律，既可亲近自然，又能了解有关于自然的一切，远近结合地感受自然之魅力。

再看现代，不少人仅仅满足于“数字自然”，缺少对大自然“身临其境”的感受，难道“百度网上动物园”能体现鹰翔狼啸的气势么？难道一张张图片能尽显花木之美？难道那一段段生硬的文字能描述出长江之气势如虹、珠峰之直入云霄？现代人也许能说出很多关于自然的一切，然而当被问及草木之气味，花鸟之姿态时，却哑口无言。那么，让我们放下手机，离开电脑，走进大自然，去亲自体验“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的恬适，去感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然……

文章对现代科技背景下人们感受自然和古人感受自然的方式进行了对照，列举了杜甫、李白、苏轼等古代诗人写景的诗句说明古人对自然有更丰富的体验和感受，离自然更近，但不能把握自然规律和本质；而今人借助技术手段认识自然的利弊则与古人相反。“历史的岁月”与“时代的气息”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的不同感知，互为映衬，不仅使得今人要取古人之长补自己的短，全面感受自然，即取两者之“利”，远近相结合地感受自然这一结论鲜明突出，更让文章内容具有了穿越时空的精彩。

三、将“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精当搭配，有详有略。让文章的布局具有灵动的效果

“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中的典型事例，要根据需要详略搭配，一详一略。一般“陌生”的典型事例稍作详细叙述，并加以挖掘，给人新鲜之感；“熟悉”的典型事例略写，使得笔墨简洁集中。这样有详有略，相映成趣，让文章的布局具有灵动的效果。

如，2016年高考上海卷满分作文《你活好自己了吗》：

唐朝的大诗人刘禹锡，曾被贬到一间“陋室”，简陋到比当今的“蜗居房”还要简陋。人们纷纷议论着刘禹锡的生活该将是如何悲惨，同时也有庆幸自己没有违背官府，生活尚没落得这般下场。但实际上刘禹锡那种安贫乐道的心态早就将他置于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境界了，该写诗写诗，该喝茶喝茶，日子过得闲适惬意。

别人的生活需要你来议论吗？一个表面光鲜的公司总裁背地里可能是个境界一般的俗人；而一个落魄的流浪歌手也许会因为自己时常追逐梦想而使思想变得无比光鲜。生活，是活给自己的，不是活给别人看的。

以上文字，“光鲜的公司总裁”与“落魄的流浪歌手”表里不一的情况，人们司空见惯，因而略写。以刘禹锡的“陋室”为经典事例详写，因为读者还不太了解刘禹锡的生活状况及心态等。这样详略搭配，引发读者对问题的审视与思考，进而自然地联系到“对他人的评价”上面来。说明评价他人是不容易的。只要活好自己就是值得肯定的，先活好自己，活出味道，活出精彩，才有资格对别人“评头论足”。这样详略搭配，不仅主旨凸显，更让文章的布局灵动多姿。

四、将“经典素材”中的经典名言名句和“时事素材”中的活生生的事例巧妙组合，让文章的语言具有征服读者的力量

“理”，即原理或名言名句；“例”，即事例。“经典素材”与“时事素材”结合运用时，将引用原理或名言和举例相结合，这样既有活生生的现实，又有权威的“经典”，使得科学原理、名人名言和具体事例交相辉映，让文章具有征服读者的力量。

如，2016年高考四川卷优秀作文《承担责任，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承担责任，还需要一身正气，勇于担当。你的角色决定了你应当承担的责任，该你担当的你永远无法躲避。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远不能解除了。”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勇敢地担负起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呢？何不做一个“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呢？朱镕基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彰显了勇于担当起一国总理职责的非凡勇气，令人敬佩。

文中先引用梁启超的经典名言素材和于谦的经典名诗句，再运用朱镕基的名人事例，这样使得论证既有文化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经典名句与现实事例交相辉映，不但增强了文章说服力，还使语言富有文采，让议论文的说理更精彩靓丽，具有了征服读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