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

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精选8篇）

1.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 篇一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 农村 改革已走过三十年的光辉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系统 总结 中国农村改革 发展 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 发展观，夺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农村改革；伟大成就；宝贵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谱写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壮丽史诗。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新的 历史 起点上，认真地总结农村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对于巩固农村改革发展取得的成果，夺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

（一）基本解决了中国人民温饱问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1978年冬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悄悄地签订了“包产到户”的“契约”并于当年获得了粮食丰收，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序幕。随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肯定和支持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在全国普遍实行起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农产品也逐年增收，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 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提前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在200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 000美元，标志着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已从2.5亿下降到1 479万，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1.6%[1]；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 140.4元，平均每年增加138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年均增长7.1%[2]。

（二）实现了农村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农业从传统农业迈向 现代 农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传统农业已显得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立“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明确目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改革实现了农村经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的高速增长，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接近25万亿元，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0%，进出口总额2007年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到21 738亿美元[3]。

（三）逐步提高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保障了农民权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扩大了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增加了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把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文化、教育 事业、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等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切实保障了农民的权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中央的一系列政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农民权益。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 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不断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4]

（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和重 工业、轻农业的城乡差别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已成为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过程中，这种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弊端日益突出，并且迫切需要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强调科学发展，强调社会和谐。三十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拥有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为解决三农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提供了强有力地物质基础。现在，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5]。

（五）建立了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1978年中国首先从农村开始进入改革，并且最终在农村突破。三十年来，党中央发布的十个“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地提高，党中央根据国情、时情作出了一系列的农村改革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农村改革的制度，逐步建立了农村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机制，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二、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

（一）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正是在我们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们党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三农问题是我们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重大发展战略。在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 规律，切实把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坚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针，自觉地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农村改革发展与是非成败的标准；坚持科学、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积极有力地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民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体，也是最富于创造性的力量。我们进行农村改革发展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必须始终把农民群众放在农村改革的主人和主体地位上，切实保障农民的自主权；必须认真落实同农村改革发展相配套的党在农村的一系列基本政策，依法保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调动农村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改革的目的是让农民在经济上得到实惠，享有政治上当家做主的权利。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在农村改革发展过程中，只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落脚点，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加强农村制度建设，切实保护农民权益，就能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获得改革的最终成功。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

中国三十年农村改革的高速发展，得益于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来进行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通过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农村 金融 和财税等体制、国家宏观调控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和调整，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经济迅速发展，资源配置效率逐步提高，乡镇 企业 发展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金融发展也正在步入国际化和全球化，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总的来说，经过三十年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中国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得以完善，社会经济系统的活力和效率不断提升。

2.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 篇二

一、会计理论研究的重新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动乱, 给我国国民经济带来无法计量的巨大损失, 同时也使我国在建国后十几年所初步建立起来的会计核算体系与会计教育科研体系遭受了巨大的破坏, 会计理论发展停滞不前, 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体现为会计体系受到严重破坏, 大学的会计专业停办, 会计专业刊物停刊, 会计理论与实务停滞并出现倒退, 因而根本就谈不上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学术探讨。1978年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 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提出了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上来, 接着中央正式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新的八字方针, 并且提出经济工作要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至此, 我国会计也开始进入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会计转轨变型的全面改革阶段。会计学术界的理论工作者们, 也由此开始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新征程, 会计学术领域才渐趋活跃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一) 会计理论研究呈现的主要特点

主要体现在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在思想上的转变、会计理论研究学术机构的系统建立、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披露窗口拓宽以及对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引进等方面。

一是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文革”以后, 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思想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突破, 对会计工作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8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在学术方面也逐步出现了活跃、讲真话的大好局面。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 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前后, 我国会计理论界就以清除“文革”中造成人们对会计的种种模糊认识为重点, 逐步纠正“左”的错误思想对会计理论工作的干扰, 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有组织地对会计的本质、会计的职能、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会计学的属性、会计学科体系的改革与建设等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讨论,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为了营造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理论讨论氛围, 针对我国在政治思想领域“左”的思想干扰严重的现实, 中国会计学会在其《章程》中明确宣布, 在理论讨论中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同时在其主办的会刊《会计研究》创刊词 (1980年3月) 中提出, 在会计理论战线上, 要对极“左”路线, 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 正本清源。1978年, “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一文的公开发表 (葛家澍, 1978) , “打响了会计界‘拨乱反正’的第一枪”。通过深入的反思与讨论, 会计界基本上统一了思想认识, 带来了会计思想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最终使“经济越发展, 会计越重要”的理论观点深入人心, 并为社会公众广泛接受, 从而为会计作用的充分发挥创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为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本目标, 奠定了必要的思想认识基础。

二是会计理论研究的各级各类学术机构系统建立。

1979年底召开的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和1980年10月召开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 对新时期会计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成立会计学会被一致认为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重新起步的重要标志。

1979年12月底至1980年1月初, 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在广东省佛山市召开。会议期间, 就会计学的属性、会计的职能、会计管理和经济效果、经济核算制的关系等若干会计理论的根本问题进行了研讨, 并且在本次会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我国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问题。这次会议大大推动了会计学术研究的开展,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会计学会和建材、机械、粮食、电子、铁道等全国性专业会计学会相继成立, 许多地、市、县和大型企业也成立了自己的会计学术团体, 还有各个不同区域间横向合作以及依托各大专院校所建立的民间会计学术研究组织。这些学术团体及组织所定期组织的不同专题会计学术研究活动, 成为繁荣会计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在这些会计学术研究团体的组织和推动下, 全国会计科学研究人员、会计教学人员和会计实际工作者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积极开展了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实务中有关问题的探讨, 为繁荣和发展我国会计科学事业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1980年10月, 财政部召开了全国会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第一次改变了“会计是经济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这一类传统提法, 提出“会计工作是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次会议为我国会计的改革、开放和发展, 指明了方向, 制定了工作方针, 从而使我国会计工作以崭新的面貌走上了开拓发展的道路。

三是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披露窗口大大拓宽。

20世纪80年代前后, 以不同归属的会计学会为主要依托, 创办的会计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其中既有全国性的学术性和综合性的会计杂志 (如1979年1月创刊的《财务与会计》, 1979年4月创刊的《财会通讯》, 1980年1月中国会计学会创办的全国性会计学术刊物《会计研究》等) , 也有按行业和地区命名的会计杂志。据1983年底的不完全统计, 当时全国出版发行的会计刊物已达九十多种, 每期发行量为一百七十多万份, 如果再考虑各大学学报及其他与经济相关的专业类杂志也时常刊载会计理论论文这一因素, 则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披露窗口即更加宽广。这些会计刊物为传播现代会计知识、交流学术思想、繁荣会计学术研究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四是开始引进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

从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 我国的会计以学习原苏联的经验为主。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 我国会计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曾结合中国国情, 力求体现自己的特色, 有所创新与发展。可惜到“文革”期间, 此种努力又遭夭折。“文革”结束后, 初期主要对原引入的苏联社会主义会计学的继续学习和研究, 并与我国会计改革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且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恢复和完善“文革”前的会计理论与方法, 是这一时期引进国外会计理论的主要特点。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 苏联会计学仍然对我国会计研究有着一定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 20世纪80年代我国仍翻译了10部苏联会计著作, 有许多苏联学者的会计论文被介绍到我国, 但1990～1997年仅有2部被翻译介绍到我国。

在苏联会计模式的长期影响下, 20世纪80年代以前, 我国会计理论界对西方国家会计理论、会计学科的进步与发展了解甚少。改革开放的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则开拓了我国会计界的学术视野, 这一时期即出现了一批主张引进和借鉴西方会计理论的有影响的论文。其中主要有:“结合我国实际, 学习管理会计” (阎金锷、汪家佑, 1980) 、“现代管理会计的主要特点及其吸收利用问题” (余绪缨, 1981) 、“对会计领域中吸取国外经验的几点看法” (白肇鲁, 1981) 、“西方现代内部审计简介” (陈今池、沈小风, 1981) 、“关于借鉴国外审计经验的一些看法” (孙昌湘、陈今池, 1982) 、“论会计理论的继承性” (葛家澍, 1982) 、“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对西方管理会计应作进一步研究” (丁平准、杨继良, 1984) 。此外, 在1980年至1981年间, 钱法仁在多期《会计研究》上连载论文介绍了西方企业财务管理, 娄尔行、石成岳、裴静之在1983年《会计研究》各期连续发表的“中美比较会计研究报告”系列文章, 较系统地引进和介绍了当时美国会计的理论和方法, 对于人们全方位认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会计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会计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

任何理论都是由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 会计理论也不例外, 不从会计基本概念探索入手, 就不可能把会计研究引向深入。此外, 还由于改革开放, 使我国国情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从而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对会计性质及其作用的传统认识。“文革”后会计理论研究的第一轮热点问题, 首先是围绕着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而展开, 如经济核算、会计的科学属性、记账方法、会计的本质、会计职能、会计对象和会计理论体系等。通过探索和研究, 一方面延续了因“文化大革命”而被中断的学术争鸣, 对原有会计概念和理论的认识有所提高和发展, 进一步澄清了原有模糊认识;另一方面从新的角度、新的内涵对原有理论、概念进行新的研究和表述从而产生了新的认识, 而且有所突破和创新, 推动了我国会计理论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 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核算的推广。

20世纪70年代初期, 我国曾有过关注经济核算制度改革的尝试。主要体现在1972年,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当时国有企业全面亏损的状况, 在由周恩来和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经济核算会议”上, 制定出台了考核企业的八大经济指标, 并起草了加强企业管理的相关文件, 会后还由《人民日报》发表了“加强经济核算”的社论, 但终因“四人帮”的阻挠而使这次改革夭折。直到粉碎“四人帮”后, 经济核算问题才又重新引起学者们的重新关注。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吴家骏 (1977) 、吴炯 (1978) 和吴水澎 (1977) 等的论文。

二是会计的科学属性。

关于会计的科学属性, 我国会计界于20世纪50年代就已讨论过这一问题, 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又掀起了第二次讨论高潮, 其主题仍然是围绕着会计有无阶级性这一主题。虽然讨论并没有新的观点产生, 但论证的角度却并不相同, 而且在争论过程中又对会计的内涵和外延产生了新的认识。

对会计的科学属性, 学术界仍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会计属于生产力范畴、会计学是经济学中的一门应用科学或会计学是一门方法性的学科, 没有阶级性 (王文龙, 1979;唐家敖, 1980;余绪缨, 1980) 。第二种观点认为, 会计具有两重性 (李天民, 1980;王晓伟, 1980;杨纪琬、阎达五, 1980) 。第三种观点认为, 会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李宝震, 1980;何光裕, 1980;余光耀, 1981) 。经过争论, 会计具有两重性成为比较一致的观点, 大部分学者认为会计是带有阶级色彩的一门经济管理科学 (娄尔行, 1980) 。因此, 西方会计理论与方法中的科学成份, 完全可以为我所用, 但要结合我国国情, 不能生搬硬套。可以说, 第二次关于会计属性的讨论, 是对建国初期否定会计技术性的否定, 也是对会计领域中极左思潮的一次拨乱反正。

三是记账方法的选择。

记账方法也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经热烈讨论过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因为政治环境的影响, 会计记账方法的争论以增减记账法取代借贷记账法而告终。“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一文的发表 (葛家澍, 1978) , 引发了关于记账方法的第四次大讨论。这次记账方法的讨论主要表现在记账方法有无阶级性、选用借贷记账法还是选用增减记账法这两个中心问题上。

通过一段时期讨论后, 会计界逐步倾向于记账方法是无阶级性的观点, 即记账方法本身只是记录经济业务的手段, 在各种社会制度中都可以通用, 借贷记账法也完全可应用于我国经济实践。但在应当采用何种记账方法的认识上, 仍然是存在增减记账法和借贷记账法之争 (葛家澍, 1978;张以宽, 1979;贾光锋, 1980) 。经过这一时期的争论, 主张借贷记账法的观点占了上风, 除了商业部门外, 许多企业基本上恢复使用了借贷记账法。

这次讨论围绕记账方法这一会计业务处理技术中最基本的问题作为切入点, 在分析记账方法本身的技术性、科学性、通用性以及应当如何选用记账方法等理论问题时, 向学界传递了会计方法及其理论发展的基本理念, 为20世纪80年代的会计实务与会计理论的发展在思想观念上扫清了障碍。

四是会计的本质。

由于对会计本质的认识是研究会计其他理论问题的基础, 因此, 这一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会计学术界讨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在1978年以前, “会计工具论”或“方法论”作为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成为学术界对会计本质认识的主导观点。1978年以后, 会计界仍有学者坚持“会计工具论”或“方法论” (上海财经学院工业会计教研室, 1978;顾准, 1979) 。20世纪80年代初期, 随着理论界的思想逐渐解放, 以及会计实践的不断丰富, 人们对会计本质的认识日益加深, 在我国会计理论界相继形成了“管理活动论”和“信息系统论”两种新的主流认识, 从而在我国掀起了有关会计本质的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为我国会计学界的百家争鸣揭开了序幕, 不仅发展和完善了各种学术观点, 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会计本质的全面认识, 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可以说,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 会计本质的争论、特别是“信息系统论”与“管理活动论”的论争, 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会计管理活动论”观点既否定了会计是一种应用技术的看法, 又否定了会计是管理经济的一种工具的看法, 转而强调会计具有反映和监督的双重职能。“管理活动论”将会计提到与管理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 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观点受到各级领导和财会人员的重视, 在促使人们重视会计工作和加强会计理论研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财政部于1981年印发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纪要》中即强调指出, 会计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会计的职能。

对会计的职能的认识受制于对会计本质的认识, 因此对会计本质的认识与对会计职能的认识有直接联系。虽然我国会计学界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关于会计职能的讨论, 但20世纪80年代关于会计本质问题的讨论使会计职能的讨论更加热烈及深化。

这一时期关于会计职能的探讨, 出现了会计“一职能论”、“二职能论” (顾准, 1979;葛家澍、唐予华, 1983;杨纪琬, 1985) 、“三职能论” (娄尔行等, 1984) 、“四职能论” (徐政旦, 1980) 、“五职能论” (许亚湖, 1988) 、“六职能论” (李天民, 1983;黄逸峰, 1984) 等多种思想认识。会计职能的讨论可以看作会计本质问题讨论的继续, 对会计职能的认识由单一反映职能向参与经营决策等职能的升华, 比较全面地概括了现代会计客观上所能发挥的作用, 这也是由当时的经济环境和会计学术思想的发展延续所决定的。

六是会计的对象。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 我国理论界对会计对象没有进行过太多争论, 一般认为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其财产。但在改革开放以后, 学术界在会计对象上又产生了一些新的观点, 如“资金运动论”等。其主要观点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 各类会计有各自的对象, 但没有共同的对象, 财产、经费收支均可成为会计的对象 (顾准, 1983) 。第二种观点认为, 会计的对象是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可以用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 (赵玉珉、黄代民, 1982) 。第三种观点运用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的理论, 将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概括为资金运动 (葛家澍, 1986) 。20世纪80年代后期, 又相继出现了会计要素概念, 使得在会计对象问题上的讨论更为具体。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论, 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会计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会计学的一个创新,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我国会计理论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七是会计理论体系的结构。

如何建立中国的会计理论体系问题由娄尔行与石成岳 (1980) 率先提出。1980年1月, 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也明确地提出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研究目标。此后, 会计理论界开始对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体系这一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围绕着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和层次结构问题, 涌现了许多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和思想。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杨纪琬 (1980) 、杨时展 (1980) 、王文彬 (1980) 和徐政旦 (1980) 等人的论文。这一问题的讨论, 使得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为目标的会计理论研究, 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杨纪琬, 1983) 。中国会计学会在1983年年会上就明确提出, 20世纪内中国会计学会组织和开展学术理论研究活动的目标, 就是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讲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

二、会计理论研究的不断探索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

1984年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 我国开始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 我国也必须进行会计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会计理论研究取得突破的基础上, 对“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认同, 也为我国会计改革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 即会计改革应当着眼于发挥会计的经济管理职能。20世纪80年代, 我国的主要会计工作都是围绕这一主旨展开, 故这一时期会计理论发展亦呈现出新的特点与具有倾向性的学术观点。

(一) 会计理论研究呈现的主要特点

主要包括会计改革思路、方向和要点的逐步形成, 会计规范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得以展开, 西方会计理论的系统引进与消化吸收, 会计处理的国际协调研究以及不同学派会计理论研究著作的出现。

一是中国会计改革的思路、方向和要点在探索中逐步形成。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期,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保证了我国经济改革的稳步前进。根据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一段时间以来会计改革的实践, 会计界逐步认识到会计改革是一项较长期的工程, 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设想。

1984年10月, 财政部会计司提出了《关于会计业务改革的设想 (讨论稿) 》。20世纪80年代后期,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 作为经济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要求改革传统会计的呼声日益高涨, 关于会计改革问题的讨论也不断深入, 会计理论界一方面介绍西方国家的会计政策和惯例, 另一方面对我国会计制度改革做了大量研究和论证工作, 发表了一大批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1987年3月, 财政部会计司又提出了《关于深化会计改革的几点意见 (讨论稿) 》, 这份讨论稿经广泛征求意见, 逐步形成了《会计改革纲要 (讨论稿) 》。为使会计改革方案更具科学性和操作性, 中国会计学会把会计改革问题列为一个专题并成立专门的研究组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进行研究。《会计改革纲要 (讨论稿) 》经反复修改, 并经1990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会计工作会议讨论, 由财政部于1991年7月发布试行。《会计改革纲要 (试行) 》是在深入研究我国国情、总结我国历次改革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的, 初步明确了我国会计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主要任务以及改革过程中需要掌握的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明确了会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 (1995年修改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求的会计模式, 对指导会计改革沿着正确的轨道推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是围绕会计规范体系建设展开理论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我国加强了会计立法和制度建设, 会计规范体系处于逐步改革和完善的进程中, 我国会计学者围绕会计规范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取突破性的进展。

会计要立法, 是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人大代表提出并正式立案的。与此同时, 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法制建设和进行企业整顿的要求, 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的会计法规和制度建设。1985年1月, 经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1985年5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1985) 作为会计工作的基本大法, 其颁布施行是我国会计规范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标志着我国会计规范建设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 随后初步建立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1985) 为中心的会计法规体系, 集中体现了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研究的成果。

我国的资本市场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逐步成长起来的。1984年北京天桥百货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起步。1990年11月和1991年7月, 上海、深圳分别成立了两个证券交易所。1992年, 《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关于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发布, 使我国资本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 这同时也表明我国资本市场对财务会计和财务会计报告产生了需求。因此财务会计理论研究进一步成为会计讨论和研究的热点, 中国会计学会和各地、各专业分会都利用各自的刊物, 推动研究的深入。1988年, 财政部设立了会计准则课题组, 1992年11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行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 (1993) 的颁布实施成为中国会计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为今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一系列具体准则和会计制度开辟了道路 (葛家澍, 1996) 。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以后必须加强会计查证、验证业务工作需要, 我国注册会计师制度逐步恢复并开始建立新的体系。1986年7月, 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 (1993年10月31日经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 。此后, 财政部又制定了《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暂行办法》、《注册会计师考试考核办法》等规章, 使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逐步走上依法管理、依法执业的健康发展道路。1989年2月, 经财政部批准, 按照国际惯例成立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与注册会计师的蓬勃发展相适应, 学术界及时对审计的定义、性质、对象、范围、职能、作用和任务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 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 促进了社会审计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 学术界也开始着手研究审计业务的专门问题, 包括审计计划、内部控制、审计证据、审计工作底稿、审计报告和审计标准等, 在学习与借鉴西方审计理论和审计准则的基础上, 对这些审计应用科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并为20世纪90年代独立审计准则的制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全方位地对西方会计理论进行比较系统地引进与消化吸收。

在这一时期, 中外会计学术交流空前热烈和频繁, 我国先后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欧洲大陆国家、其他西方国家以及国际会计组织在会计学方面开展了全方位的学术交流,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会计学的发展和进步, 促使中国的会计学开始走向世界。1983年2月22日, 上海财经学院娄尔行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The Intergovernmental Working Group of Experts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of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简称ISAR) 的第一次成员国际会议。1991年10月8日, 由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与用友现代会计审计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以“比较与发展”为主题的新中国第一次大型国际会计理论研讨会, 也使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与国外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工作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自葛家澍 (1982) 系统地阐述了会计理论继承性的观点后, 会计界就此问题达成一致共识, 认为应该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积极引进和借鉴西方先进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 由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这种引进和介绍便构成了我国会计研究发展的主流。主要体现在以论文和论著等不同形式从不同侧面对西方会计理论进行重点传播, 既有出版的会计译著, 也有系统推出的“世界会计审计名著译丛”, 在国外会计理论介绍内容的涉及面上也逐渐拓宽, 从范围上看, 不再是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由前苏联独领风骚的局面, 而是比较全面地对西方会计理论进行介绍和引进。据不完全统计, 1980～1989年的10年间, 中国会计学术界共翻译出版国外会计著作74部, 其中从美国引进的会计著作便达到50部, 1990～1997年翻译引进的39部著作中, 有30部来自西方国家, 其中来自美国的就达20部, 这一数据还不包括翻译引进的联合国会计著作 (汤云为、薛云奎, 1998) 。与此同时, 大量翻译、介绍和评价西方会计理论的文章也占据了这一时期会计专业期刊的大部分版面。

为促进对国外会计理论的研究, 中国会计学会从第三届理事会 (1987年) 起还专门成立外国会计研究组, 并将国外会计研究作为中国会计学会“七五”科研规划的重要内容, 以促进对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1988年, 财政部正式成立的会计准则课题组, 率先着手研究西方会计准则并制定我国的会计准则。西方会计理论的引进与吸收为20世纪90年代我国会计制度的全面改革和会计理论的飞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也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四是会计处理程式与国际会计通行惯例的协调研究取得重大突破。

我国的会计理论成果虽然是国际会计理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我国真正接近以至于加入国际会计大家庭的行列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 其主要标志是两个事件:一是1992年11月30日《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的正式发布;二是1997年5月8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被全票通过接受为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正式会员。这既是世界会计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也在我国会计理论发展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至此, 中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在内容上才真正冲破禁锢和封闭的状态, 进入了会计理论研究对会计改革实践进行具体指导的时代。

实际上,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中国会计改革, 就已经开始注重充分借鉴吸收国外的会计理论成果。如财政部1985年发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和1986年发布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 在许多方面就吸收了西方会计实务中的原则和方法, 从而与以往的会计制度形成本质的区别, 为吸引外资和扩大开放奠定了基础。而财政部在1992年颁布实施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和《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 则在更大范围内吸纳了国际会计惯例。

1992年11月, 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行业会计制度。该套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体系, 规定或重申了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和一般原则, 提出的谨慎性原则突破了传统的制度禁区, 明确要求采用借贷记账法;确立了国际通行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会计平衡等式和相应的会计报表体系;实行资本保全原则;改革成本管理制度, 采用制造成本法;充分借鉴国际会计惯例, 大胆采用了为世界各国市场经济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会计理论和方法, 在许多重大方面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的协调与一致。

随着会计改革实践的深入, 国内所有的重大会计类学术性会议均将中国会计处理程式与国际通行会计惯例的协调列为一个中心议题, 围绕着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及颁布方面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研究, 从而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以财政部会计司组织编写的“会计准则丛书”为基础, 一批与会计准则基础理论研究相关的专著也陆续问世, 大批专题论文也相继见诸于各种会计专业期刊, 其间所形成的理论研究成果, 对我国各项具体会计准则的发布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而也逐步缩小了我国会计理论与国际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的差距。

五是会计理论研究领域中不同流派学术著作争奇斗妍。

会计理论研究的着眼点开始逐渐跳出就会计论会计的框框束缚, 有意识地将会计理论的发展溶于一个更加广泛地与其他学科相互对接的学术环境中去进行研究, 特别是注重与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学术研究的领域和成果相互对接, 从而使会计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并向纵横发展的趋势。从横的方面看, 会计理论已经开始注重与某些自然科学、管理科学、技术性科学及其他经济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基础应用科学相互交融发展并形成为新的学科;从纵的方面看, 由于一些新的科学方法运用于会计领域, 也使各门会计学科的原有内涵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 为各门具体学科内部新观点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大多数学科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体系均处于创建阶段, 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与稳定的结构, 因此也使会计理论的发展在21世纪将会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

(二) 会计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1980年中国会计学会的成立大会上, 就曾将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目标确定为“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的方法体系”, 到1983年的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 即明确提出中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是中国会计改革全方位探索的时代, 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即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因而, 这一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的学术倾向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会计改革目标与内容的深入研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 关于会计改革问题的讨论也不断深入。1992年,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 对我国会计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原来服务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会计体系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则, 借鉴国际惯例, 建立新的会计体系。特别是1992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标志着我国会计工作由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转轨, 是探索我国会计发展道路所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为推动会计改革问题的研究, 中国会计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专门成立了会计改革研究组、企业财务改革研究组、会计教育改革研究组等七个专题研究组 (1990年将专题研究组改称为专业委员会) , 并把会计改革的研究、企业财务改革的研究、会计教育改革的研究作为“八五”科研规划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主要是围绕着我国的会计制度如何全面改革这一主题, 在会计学科体系建设、会计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会计理论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研讨。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刘德银 (1989) 关于会计改革目标的系统构思;阎达五 (1990) 和陈亚民 (1990) 关于我国会计法规的理论建设与发展问题;陈亚民 (1992)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改革的总体思路;杨纪琬 (1992) 关于股份制下的会计改革思路;张兆国等 (1991) 关于构建会计规范体系的讨论;毛伯林和赵德武 (1992) 关于中国会计管理模式研究;杨纪琬 (1993) 关于市场经济与会计改革的问题;张文贤 (1993) 关于我国会计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杨时展 (1993) 关于从市场经济看我国会计改革的讨论;刘永泽等 (1993) 关于改革会计学科体系的问题;张为国 (1993) 深化会计教学改革的设想;吴水澎 (1994) 关于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有关问题;许家林 (1993, 1994) 关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会计理论体系结构问题, 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会计改革问题;黄菊波和杨小舟 (1995) 关于会计改革的问题等。

二是会计准则建设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后期, 随着会计改革的深入, 会计学界认识到研究和制定我国的会计准则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于是会计准则成为当时会计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一时期主要讨论了会计准则的含义、我国要不要建立会计准则、如何建立会计准则、会计准则的作用、由谁制定和发布会计准则、会计准则的层次体系、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的关系、具体准则的内容、具体准则与行业会计制度的关系等方面的基础问题与应用问题, 为我国会计准则的发布实施以及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葛家澍 (1989) 、杨纪琬 (1989) 对会计准则的含义、作用等基本问题的介绍;张龙平 (1989) 、劳秦汉 (1990) 、冯学武 (1991) 、魏明海 (1992) 关于会计基本理论结构以及会计准则理论体系的论述;吴艳鹏 (1990) 关于资产计量的研究;于玉林 (1991) 和陈毓圭 (1991) 关于会计要素的研究;王春益 (1991) 关于会计环境的研究;阎达五 (1992) 关于中国会计准则模式、结构的研究;谢芳 (1995) 关于会计计量的研究;张俊瑞 (1995) 关于会计确认的研究;宋振康 (1991) 、王世定 (1994) 和孔庆林 (1995) 关于会计假设的研究;娄尔行、陈信元 (1994) 关于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完善问题;阎达五 (1995) 、葛家澍 (1995) 对基本准则与具体准则的关系、具体会计准则的含义、制定的必要性、具体会计准则的内容及其与行业会计制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许家林 (1996) 围绕会计准则的比较与完善的研究, 以及会计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等。

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 我国会计准则研究主要是以引进和介绍西方会计准则为主流, 通常仅是从技术层面来研究会计准则国际化与规则制定。就理论层面, 刘峰 (1992) 较早地通过科斯定理对会计准则性质及其制定层面进行了研究。对会计准则的层次体系, 主要有两个层次和三个层次两大观点。如何将会计准则划分为两个层次和三个层次, 又各有三种不同意见。在会计准则是否包括会计假设问题上, 学术界也有争论。在具体原则的应用上, 早在80年代初期开始, 我国会计界曾就是否采用稳健原则展开了热烈的论争 (徐政旦、吴诚之, 1981;杨纪琬, 1985;葛家澍等, 1988) 。有关行业会计制度与具体会计准则的关系, 有两种意见:一是用具体准则来取代行业会计制度;二是实行准则与制度并存的双轨制, 在条件成熟时再取消会计制度。

我国学术界关于会计准则的研究,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进程, 在已发布的会计准则上也留有这一时期会计准则理论研究的烙印。

三是部分会计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

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会计改革的不断深入, 一些学者对部分会计基本理论的既定结论与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新的认识。

(1) 会计与财务的关系。朱宅仁 (1987) 认为财务与会计既相互交叉又相互独立;阎达五、陈亚民 (1989) 认为财务与会计的关系实际上是指财务管理与会计管理的关系, 财务管理是对现实货币的管理, 会计管理是对价值即名义货币的管理 (凌志, 1987) ;张鸣 (1991) 对会计两大并列分支提出了质疑。与此相关的问题是会计工作与财务工作是否需要和能否分开、如何划分。比较集中的有三种意见:一是财务与会计是否分开, 视管理上的需要而定;二是会计与财务应分设, 会计负责报表的编制、计划及预算的编制和账表的分析, 财务管结算、筹资、保险和有价证券的投资;三是会计与财务应分设机构, 会计负责核算, 财务负责管理。

(2) 会计的本质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 “会计信息系统论”和“会计管理活动论”出现融合趋势。张新民 (1988) 从控制论的角度论述了信息系统论, 提出了会计控制问题。向德伟 (1992) 、王世定 (1993) 从哲学角度分别对会计信息系统论和会计管理活动论作了进一步论述。裘宗舜 (1993) 认为会计也是第一生产力。杨时展 (1992) 对反映论和控制论的论争以及决策论和受托责任论的论争讲行了评说, 并提出了会计控制论思想。

(3) 会计要素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 西方会计思想的引进, 对我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西方会计理论中很少明确地言及会计对象的研究, 而主要是展开对会计要素的讨论, 我国学者在研究吸收了这一思想后, 会计要素这一概念逐步在会计杂志和学术研讨会上出现, 并且开始替代会计对象的概念, 使得会计基本理论在会计对象问题上的探讨更为具体。到了20世纪90年代, 会计要素的概念被广泛接受, 我国会计界已很少探讨会计对象的问题。1991年, 娄尔行教授在其“关于会计要素的若干思考”一文中, 首次提出资产、负债、净权益、营业收入、费用 (成本) 和利润等会计六要素的观点。随后于玉林 (1991) 、陈毓圭 (1991) 、许亚胡 (1993) 等对会计要素的含义、基本特征、内容及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

另外, 娄尔行、张为国 (1991) 从经济生活的各个主要环节来考察会计的职能, 将会计的职能分为促进生产、节制消费、健全交换、确保合理分配四个方面。这是我国会计界从新的角度认识会计的职能, 也是对会计职能认识的深化, 而且充实了会计管理理论, 推进了对会计本质的理解。

四是中国特色责任会计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会计理论界不再局限于会计本质、会计职能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而是开始涉及许多新的话题并形成对会计的新认识。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新议题是责任会计。

随着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确立和西方管理会计的引进, 会计界开始对责任会计进行理论研究和总结, 我国责任会计理论和方法得到形成和发展, 如责任会计的内涵、责任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关系、责任会计与内部经济责任制的关系、责任会计与内部银行的关系、我国责任会计的模式、责任会计的基本点以及如何完善和发展责任会计等。通过研究和探讨, 以西方管理会计为借鉴, 并综合运用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财务管理等多种学科理论与方法,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理论。代表性文献主要有:丁俊歧 (1986) 研究指出建立责任会计是改革的核心;龙涛 (1986) 研究了工业企业责任会计的相关基础理论;阎达五 (1987) 根据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现实, 强调了责任会计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费中新 (1988) 探讨了行为科学与责任会计的关系;刘志远 (1988) 探讨了责任会计的概念;阎达五、陈亚民 (1988) 提出了责任会计应包括内部银行的创新性认识;石新武 (1989) 认为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是行为科学、代理人假说和信息经济学;陈信元 (1993) 介绍了联邦德国的社会经济和会计;宋献中 (1993) 指出不能忽视社会成本。责任会计的研究充实了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内涵, 是中国特色会计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的深入研讨。

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问题, 是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重要议题。但在建国后的近30年里, 成本作为会计学的重要概念, 成本管理作为重要的会计管理工作, 学术界很少对其加以研究和探索。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 随着经济工作中强调讲求经济效益, 企业开始重视成本管理, 对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的理论研究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尤其是在1981年中国成本研究会成立后的几年里, 出现了许多有关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的论文,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成本理论、成本预测、成本控制、成本核算、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等。对成本管理在企业管理中所占的地位及其同其他管理工作的关系, 存在着不同认识, 主要有成本管理中心论、质量管理中心论和利润管理中心论。有学者提出了“全面成本管理”的概念, 指出全面成本管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成本预测等六个环节 (陈元燮, 1982) 。在成本核算和成本管理的研究和探讨过程中, 人们意识到成本核算是加强成本管理的基础, 财务成本、理论成本、分析成本、目标成本、质量成本、责任成本 (管理成本) 和社会成本等新的概念相应出现, 成本在商品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被充分认识, 而且产生了许多加强成本管理的具体方法。代表性的文献有:孙锦华 (1983) 分析了理论成本;涵方 (1986) 研究了成本考核的指标;吴顺智 (1983) 、叶瑛材 (1986) 建议推行目标成本管理、目标成本考核;张善琛 (1983) 建议推行地区行业标准成本控制;陈元燮 (1984) 建议建立成本管理责任制;戴新民 (1984) 研究了标准成本与定额成本的区别;罗飞 (1985) 探讨了成本控制的基本原理;欧阳清 (1985) 从辽宁部分企业经验介绍了成本目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李家贵 (1986) 、李天民 (1986) 研究了目标成本管理和质量成本管理;赵璟 (1986) 研究了质量成本的概念、内容及核算方法;梁天德 (1987) 研究了管理成本的特点与内容;刘明辉 (1986) 、蒋义宏 (1990) 讨论了全面成本控制;楼申光 (1989) 、夏鹏 (1993) 分析了作业成本法的现实基础、理论原理及决策价值;欧阳清 (1993) 探讨了当时我国成本管理的现状并提出了改革思路, 制造成本法开始受到重视。

六是重建审计体制的基础理论研究。

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的重要内容, 还体现在围绕着审计在中国的重建这一主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 由于对西方会计和审计理论几乎持完全批判态度, 基本上仿照苏联的做法, 将其称为会计检查, 学术界也很少对审计进行专门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 由于中央决定成立审计机构开展审计工作, 我国开始重建社会主义审计体系。随着我国审计工作的建立和开展, 审计理论研究日益得到重视。当时, 对审计的基本理论以及审计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广泛性的基础性研究, 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肖正乾 (1983) 探讨了审计的基本概念;周舜臣 (1983) 论述了审计的职能和性质;管锦康 (1984) 论述了审计的性质、对象、地位和作用;李宝震 (1984) 、徐政旦和谢荣 (1987) 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审计的特色和原则;张以宽 (1985) 探讨了审计的性质及其与会计的关系;张齐新 (1986) 等论述了审计的基本职能;赵丽娟 (1986) 、汤云为 (1989) 论述了审计证据体系;朱荣恩 (1987) 介绍了内部会计控制种类与符合性测试方法;阎金锷 (1989) 综合研究了审计的概念、性质、职能、对象和作用等基本理论;张杰明 (1991) 论述了审计的独立性;蔡春 (1991) 论述了审计的基本假设等。

关于审计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 是关于审计的性质, 先后形成了四种代表性观点, 即:审计主要是查账;审计和查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审计所检查的不限于会计资料;审计是一种经济监督、评价、鉴证活动;审计泛指任何第三者对会计报告、会计记录等的检查等。第二, 是关于审计职能, 也有四种认识, 即:审计只具有经济监督的职能;审计具有经济监督、评价和签证三大职能;监督是审计的基本职能, 但审计还具有制约与控制功能、促进与推动功能、信息反馈功能、签证功能;审计的职能可概括为监督、评价、保护和促进四个方面。第三, 是关于审计对象, 有三种观点, 即:审计对象是会计工作和会计报表;审计的对象是被审单位的经济活动;审计的对象是多方面的, 不能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活动方面, 更要上升到宏观经济行为上去分析、观察。第四, 是关于审计地位, 主要有三种认识, 即:审计处于对其他经济监督的再监督地位;审计处于国民经济管理的第三个层次;审计可对国民经济进行广泛、全面和综合的控制。

除对上述审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充分探讨外, 会计理论界还对审计理论模式、内部审计、承包经营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形成了许多观点, 如王允孚 (1985) 、娄尔行 (1985) 等研究了经营效益审计的概念、程序和方法;张以宽 (1987) 论述了厂长离任审计;李恒发 (1987) 论述了承包经营审计的概念、性质;孔祥帧 (1988) 研究了如何发挥审计在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的作用;边恭甫 (1988) 论述了我国内部审计的地位、职能和作用;谢荣 (1993) 研究了民间审计职业责任;廖洪 (1994) 研究了企业审计模式。审计基本理论及相关具体审计问题的研究, 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制定独立审计准则作了很好的理论准备。

七是会计的发展历史问题。

郭道扬 (1982, 1988) 对上下五千年中国会计史的全面系统研究, 是中国会计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著作, 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充分肯定, 被公认为填补了世界会计史库中的空白。其研究涉及原始计量与记录时代、夏商西周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秦汉时代、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唐宋时代、元明时代、清代以及中华民国时期。系统地阐明了我国会计从简单刻记、结绳记事到单式簿记、复式簿记的发展过程, 对中国会计发展历程及其规律作了系统总结, 确立了中国会计史在世界会计史中的地位。《会计发展史纲》则是我国第一部会计史教材, 分四个专题对中外会计史进行了研究, 这一著作对我国会计史教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郭道扬, 1984) 。

此外, 还有其他会计理论问题。

这一时期除了责任会计、审计、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这些新论题外, 会计理论研究的领域还在不断拓宽, 其新的论题主要有:会计与经济效益;管理会计;社会会计;会计研究方法;物价变动会计;会计与社会环境;会计行为;会计模式;会计电算化;审计;税务会计;会计电算化;合并会计等。具有代表性的文献有:陈毓圭 (1990) 、唐国平 (1990) 关于世界会计模式划分的评介;黄寿宸 (1987) 探讨了中国会计的模式与特点;李敬辉 (1987) 研究了我国会计模式的选择问题;余绪缨 (1984) 、李天民 (1992) 探讨了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刘开瑞 (1990) 、毛柏林 (1993) 探讨了会计文化问题;夏冬林探讨了会计管理中的行为科学问题;赵德武 (1990) 、彭韶兵 (1993) 对会计行为及其优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毛柏林 (1992) 、张兆国 (1993) 倡导建立会计行为管理学体系;夏冬林 (1991) 、冯淑萍 (1993) 、李平 (1993) 探讨了所得税会计的沿革、现状及与财务会计的分离等问题;苏嘉锡 (1992) 指出必须重视会计研究方法的研究, 徐兴恩 (1991) 、周忠惠 (1993) 探讨了会计理论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问题;曲晓辉 (1989) 、娄尔行 (1991) 、汤云为 (1991) 研究了物价变动会计的理论基础和模式选择;余秉坚 (1991) 强调了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史研究的有关问题, 李中 (1993) 研究了中国会计史分期问题;张力学 (1984) 、郭雪亭 (1984) 探讨了电算化会计的记账方法, 唐清亮 (1985) 研究了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控制与管理, 严绍业 (1987) 进一步探讨了会计电算化系统的内部控制方法和技术等。

由此可见,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 我国会计理论研究不仅在范围上拓宽, 在内容上丰富, 在理论上深化, 在实践性上增强, 而且开始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 产生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在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活跃的学术氛围下, 会计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探索, 会计研究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

注:本文的主要参考文献为1980年～2007年各期《会计研究》 (限于篇幅, 具体目录略)

3.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 篇三

［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政策 回顾 思考

［作者简介］李光寒（1956- ），男，湖南龙山人，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湖南吉首416000）

［中图分类号］G5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9）05-0005-03

一、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回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党和政府在加快推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和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先后在办学形式、财政支持、师资培训、劳动就业等方面制定并实施了推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与措施。

1.办学形式与规模的政策。为了改变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局面，探索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之路，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确立了农村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的发展目标、规模、层次结构和课程目标，奠定了改革开放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1988年的“燎原计划”、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促进了农村职业教育“农科教一体，三教统筹”的综合改革与发展。1992年国务院《关于积极实行农科教结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通知》，强调农科教结合，建立以技术培训和成果推广为任务、多形式和多部门结合的农村科技培训和推广体系。

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和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是今后一段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推进农科教结合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加强农村职业学校与企业、科研和科技推广单位的合作，发挥专业优势，实行学校、公司、农户相结合，建立县、乡、村三级实用型、开放型的农民文化科技教育培训体系，把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办成人才资源开发、技术培训与推广、劳动力转移培训和扶贫开发服务的基地。同时，提出了扩大职业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强其自主办学和自主发展的能力，从制度上保障职业学校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确定、学籍管理、教师聘用及经费使用等方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并提出了跨区域招生、异地联合办学的思路。

2.完善财力支持体系的政策。为了解决农村教育发展中的经费紧张问题，国务院颁发了《关于筹措农村学校办学经费的通知》（1984）、《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1986）、《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规定》（1990）三个文件，充分调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增加了地方使用教育附加的权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教育投入的“两个增长”原则，即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提倡主办单位投入、社会力量捐资办学、国家贷款、勤工俭学和收取学费等多渠道的职业教育经费筹措体制，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中以法律确认。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中央财政增加职业教育专项经费，重点用于补助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训、课程教材开发和多媒体教育资源建设以及骨干和示范职业学校建设；各级人民政府在安排使用农村科技开发经费、技术推广经费和扶贫资金时，要安排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安排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时，要安排一部分农村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的建设经费。至此，具有现实意义的农村职业教育经费筹措体制基本形成。

从2005年起，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积极支持农村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逐步引导建设一批能够资源共享，集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同时，积极探索并启动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学生的资助工作。2006年，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的若干意见》和《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对建立和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评查程序、助学金的管理与监督等内容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从2006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8亿元、“十一五”期间共安排40亿元专款用于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助学制度建设。2007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决定从当年秋季开学起，进一步建立健全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中央与地方共同设立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中等职业学校所有全日制在校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面由5%扩大到90%，资助标准从每生每年1000元提高到1500元，国家资助两年，第三年实行工学结合、顶岗实习。

3.师资培养的政策。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规范了农村职业学校师资来源、培训渠道；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建立职业技术师范院校，有關大专院校要培训职业技术教育师资；1992年国务院《关于积极实行农科教结合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通知》又强调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适当技术培训的师资、教材建设，促进各类学校积极探索培养学生留校任教、社会选聘相结合的多渠道职业学校师资培养和继续教育的形式。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1983）和《教师法》（1993）在行政法规和法律上提出争取有效措施逐步改变中小学教师生活待遇偏低的状况，以确保教师的权利。2002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加强东西部地区、城市与农村学校对口支援的力度，通过培训、挂职以及合作办学的方式改善农村职业学校的师资和办学条件。

4.劳动就业的政策。恰当的劳动就业政策能彰显职业教育的价值，保障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合理权利；给予农村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以身份奖励，有利于激发农村人口的职业教育需求。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职业学校毕业生“先培训、后就业”的就业制度。后来，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委《关于积极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加快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意见》（1999）、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大力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1999）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大力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2000）等文件和法律进一步完善了此种制度。

与此对应，农业部的《关于开展农民技术资格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意见》（1990）和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1991）提出推行“绿色证书”制度，推动了农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把农村人口的就业同职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1999年修订的《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把农民绿色证书教育写进了相关条款，这是“先培训、后就业”制度在农业从业人员就业方面的具体化，是规范农民就业、促进农民专业化、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的重要措施。2002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大力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完善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优先在具备条件的职业学校设立职业技能鉴定站（所）或职业资格考试机构；鼓励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小城镇、农村就业或自主创业；优先为符合贷款条件的农村职业学校毕业生开展生产经营提供小额贷款。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贡献与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建设注重政策的稳定性，克服了政策执行的人为性。农村职业教育在总的良性政策的引导规范下数量增多、专业设置多样、层次结构完善、办学主体多元。与此相适应，政府逐步创建了多途径的师资培训渠道，实行了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不仅激发了职业教育的需求，而且赋予了农村职业教育新的内涵和意义。

1985年，教育经费“两个增长”的提出以及职业教育经费渠道的拓展，使农村职业教育在经费、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等方面逐步得到改善。据教育部公布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全国高中阶段教育中，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人数由1985年的415.1万人，发展到2007年的1987.01万人，净增了1571.91万人，增长了4倍；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占整个高中阶段在校生的比例由1985年的32.1%上升到2007年的43.88%，在校生数已达1809.99万人。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由1985年的7205所，发展到2007年的14832所，在校教职工人数由1985年的83.44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15.2万人，净增31.76万人，其中专任教师已达79.91万人。到2007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职业高中）固定资产达到14937779.13万元，其中教学仪器设备为2745654.68万元，均创了历史新高。

同时，职业技术培训已获得较快发展。据教育部教育数据统计显示，2007年全国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已达177686所，占地面积14171.54万平方米，图书藏量15470.79万册，固定资产5226227万元，教职工507008人，培训学生57336156人，其中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150955所，占地面积8776.40万平方米，图书藏量3774.91万册，固定资产2809191万元，教职工232579人，培训学生45205798人。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数、占地面积、图书藏量、固定资产、教职工、培训学生分别占全国职业技术培训总数的84.96%、61.93%、24.40%、53.75%、45.87%、78.84%。由此可以看出，农村职业技术培训的快速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村“两个文明”建设。

然而，政策中一些命令式的表述，缺乏计划性和可操作性的监督措施，消减了政策的执行力，导致政策落实不到位。其表现如下：第一，与城市相比，农村职业教育机构发展水平一直较低。据教育部公布的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城乡职业中学的数量差距始终保持在两千所左右，与我国农村和城市地域面积和城乡人口比例严重失调，导致了教育资源向城市流动，不利于农村人口就学。甚至，从1992年至今，农村职业教育机构数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农民成人教育机构、农民中等专业学校和农民技术培训学校数量也从1996年前后开始下降，与政策形成反差。第二，农村职业学校教师的结构严重失衡。职业学校专业性、技能性很强，师生比要大于普通学校才能保证职业教育的特色。而1995年全国职业高中专业老师和在校生之比为1∶15.35，2006年为1∶22.16，而同期的普通中学的师生比分别为1∶12.95和1∶18.13。此外，全国职业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也远远低于普通高中，且技艺型教师比例过低，影响实践课程的教学和学生技能的培养。第三，农村职业学校经费严重短缺。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06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全国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2163.69元，比普通高中生均的2240.96元净少77.27元；全国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407.28元，比普通高中生均的449.15元，净少41.87元。政策对农村职业教育资金的来源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措施，导致农村职业教育投入的随机性较大。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限制了外来投资的利益选择；农村人口缺乏自我投入的能力，政府就成了唯一的投资主体，但农民职业教育经费一直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因而农民职业教育只能是“讨米下锅”；再加上农村的传统观念、生存环境严重制约着教育投入行为，势必导致农村职业教育政策依然走“供应驱动”的老路。由此，农业职业教育出现“述而不做，做而不实”的现象，违背了农村职业教育的本意，削弱了其政策效力。

三、关于目前农村职业教育政策的思考

通过上述政策回顾、分析，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和创造性。但是在政策的规范及执行之间，并不是一一对等的关系。在执行过程中，对政策总是有所损益，其损益的方向和程度，不仅受到政策规范本身特点、执行组织的影响，还较多地受政策背景的制约。为了使农村职业教育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政策及时、准确地引导和规范农村职业教育的操作，密切关注农村职业教育环境的改善，从内到外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1.在加大农村職业教育投入的基础上增强政策的适用性。农村职业教育能通过培养农村建设中需要的各种规格和类型的人才，来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这不但对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还能促进城乡一体化。我国教育总投入不足以及投资的城市化倾向，导致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无法落实，严重影响了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因此，政府要在政策安排上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把它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因素来抓。同时，以系统观为指导，增强政策的适用性，保证政策“制度—实施—检查—评价”这一动态系统中的各个环节影响政策的效度。在重点加强政策实施环节的同时，要制定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既要使所有的政策都以解决问题为中心，又要充分考虑政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并通过制定其他辅助性政策，创设政策执行的有利条件，克服政策执行中的不利因素，促进政策的落实。

2.改革管理体制，提高办学灵活性。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没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普通教育机关、农业厅（局）等部门对其“兼”而不管。对此，政府应加强统筹，建立与市场需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布局合理、资源共享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上下统属、专门管理农村职业教育的机构，负责农村职业教育在全国和地方的协调开展，并促使农村职业学历教育、农民培训和农业推广形成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的良性关系。同时，改变以县为主的农村职业教育投资主体，集中财力、物力在区域中心城市集中建设一批高质量的职业学校，有效扩大教育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半径，以此有效解决目前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效益问题。另外，要打破城乡界限，使城市职业教育资源下移，面向农村招生或学校之间对口支援，利用城市职业学校教学设备、教材建设、师资队伍等方面的优势，带动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政策的引导上，要逐步形成职业教育层次上的初、中、高序列和进程上的终身化序列，构建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完善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

同时，改革校内管理体制，增强办学效益。推行教师聘任制、财务独立公开等制度。不断对师资队伍的组织结构和人员构成进行灵活、有效的动态调控，提高师资队伍的素质，充分调动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另外，增强政府的施政智慧，退出微观管理的操作层次，实行宏观管理，强化服务职能。

3.转移关注点，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主体需求。农村职业教育的正常发展以及独立生存能力的增强，有赖于受教育需求的激发。以往的农村职业教育政策在政治倾向和经济倾向为主导的政策前提下，往往只关注政治和经济建设所需的农村职业教育应是什么样的、应得到怎样的发展、应如何发展等问题，而忽略了影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人的受教育需求；只关注社会需求与人类需求的一致性，而忽视了社会需求与个体人需求间的距离，从而导致了政策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目前，独立的经营权和独立的经济利益，使农民越来越重视农业专业技术，由此刺激了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内在需求。但在原有的计划体制下，农村职业教育体制对市场信息缺乏灵敏度，所提供的教育服务不能满足农民的真正需求，造成了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与需求脱节的矛盾。为此，将政策的关注点转移到人的需求和未来人的生存状况上，可以有效地解决这种矛盾，这已成为农村职业教育政策新的关注点。

第一，转变投入方式，使农村职业教育因人受益而受益。转变按校投入的方式，实施教育券制度，通过学生自由选择学校促进学校办学体制的改变，进而发展自身的优势专业、提高教育的质量。政府还可以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预留部分职业教育经费，直接从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中购买培训成果，这样既能减少政府风险，又能促进职业教育市场化运作。

第二，整顿就业市场，增加农村职业教育受教育者的就业机会。通常人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是提高货币收益或身份收益，而农村职业教育毕业生的货币收益和身份收益都明顯偏低，求学的机会成本不降反升，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入学选择。所以必须落实、加大用人单位和职业教育机构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整肃就业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劳动用工制度，以提升职业教育的价值，提高职业教育的收益率。

第三，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刺激农村人口受教育需求。职业教育是科学技术普遍应用、社会劳动分工不断发展的结果。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很不充分，难以形成有专业技术含量的职业，因而无法形成有效的职业教育需求。特别是我国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农耕和养殖业基本处于粗放阶段，为数众多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导致职业教育需求不足。所以，应在倡导农村职业教育的同时，注重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村劳动的科技含量，进而激发农民受教育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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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部，等.关于2006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EB/OL］.http://

4.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 篇四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

Journal of Changchu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 ogy(H igher Educati on Editi on Vol 14 No 16Jun.2009 对三十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崔美花

(八一农垦大学人文学院, 黑龙江大庆, 163319 [摘 要] “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村土地制度问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经历了30年的历程。30年来,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有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一是坚持五个原则的情况下, 充分尊重农民的选择;流转机制;三是明晰产权, 科学规划土地用途, 严格执行土地规划。

[关键词]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流转

[中图分类号] F30111

1[文献标识码][作者简介] 崔美花(1971— , 女, ,。

正如十七届三中全会基础制度”。显然, “三农”问题的核心, 农村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是由土地问题引起的, 其政策的变化关系到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系到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民收入的提高, 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体目标的实现。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经历了30年的历程, 确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土地制度。30年来, 中央下发了十个中央一号文件, 先后颁布修改《森林法》《民法通则》《宪法》修正案、《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相关土地法规,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30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的成就

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 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地权的扩大, 实现了农业增产, 农民增收, 农村发展。当时的农民分享到了土地工业化、资本化的收益, 全国涌现出类似大寨村、南街村、华西村这样的富裕村7000多个。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作为中国农民的一次伟大创举, 它不仅迎来了中国农业增长的黄金时期, 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上亿人的温饱问题。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15亿人下降到113亿人, 贫困发生率从3017%下降到1511%, 成为人类消除贫困历史上的一项奇迹。同时, 它使整个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应该说, 中国的农民为启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立下了首功。

二、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几 个问题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土地制度, 不能解决农业增长中的全部问题。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以下几个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一 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权的边界不清

《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经济集体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 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乡(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土地法》还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种法律上规定农地所有权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产权主体形同虚置。在实际操作中, 很大一部分农地的产权关系模糊, 具体权属不清。集体是什么, 边界不清楚。长期困扰着人们的土地所有权不明晰和使用权不规范的问题, 是基层干部对现行法律和政策理解有偏差而执行不力, 还是农村土地制度设计本身有问题呢?(二 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和不顺畅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但决定并没有提出土地能否用来抵押获得贷款的问题。如果仅仅是流转, 就影响了土地作为一项资产的收益性, 是不完全的流转机制。另外, 宅基地流转的范围是仅限农村内部, 还是允许城市的人员、企业进来呢? 决定并没有说清楚。虽然法律规定我国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经营、管理, 但由于农地的产权模糊, 各级基层政府的行政干预, 使得土地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缺乏自愿平等的原则, 往往是政府得利, 农民受损。在这种行政干预下, 农村土地交易无法按市场化操作, 交易规则缺乏, 土地估价体系具有随意性, 缺乏科学合理性, 缺少完善的土地交易中介组织和监督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交易过程中“统”的功能乏力等等, 导致农村土地无法流转顺畅。

(三 30年农地制度改革使农民地权扩大了, 但农民获得的农业地租和土地资本化收益下降了

从1988年开始, 土地制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绝大多数

农民分享土地“农转非”, 但地租增值收益是下降的, 获得的土地资本化收益更是下降。进入90年代以来, 中央一直致力于在法律保护上, 甚至是扩大农民地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如:出台《土地承包法》延长农民土地承包权期;《土地管理法》保护农民地权不受侵犯、并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出台《物权法》促进农民地权流转、入股、继承等等。可是, 实际情况是, 和80年代相比, 农民在90年代获得的地租增值收益是下降的, 获得的土地资本化收益更是下降。以上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土地权利的脆弱和贫困, 说到底是农民土地权利上的虚化。因此, 改革当下的土地制度, 使农民拥有实实在在的权利。

三、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议

根据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 中国将保留土地分别由国家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制度框架, 土地不会“私有化”。与此同时, 改革现有征地制度, “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土地“同权同价”。的问题,(一 , 充分尊重农民的选择

第一, 坚持《宪法》原则, 坚持和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 如果违背了这一点, 土地就没有合法主体了;第二, 坚持土地所有权的惟一性原则, 农民集体是农村土地的惟一主体;第三, 坚持同地同权原则, 同样的土地, 不管是个人所有、集体所有或是国家所有, 不同主体都具有同等的土地权益;第四, 坚持地权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即多功能原则, 土地不仅是生产要素和私人财产, 还要承担粮食安全、公益事业、生态、社会稳定、村民自治等功能;第五, 坚持农民主体性原则, 农村土地处置权属于土地所有者———农民集体。笔者建议, 中央和地方政府或专家学者等都不宜直接插手农民和农民集体在地权经营和地权经营收益分配的自主决定权或选择权。要创新土地和土地金融制度来促进新农村建设, 在这一过程中, 应学习农民的实践, 尊重农民的实践和选择。农地农用是对的, 但应有更多的选择, 管制不应太死, 例如水稻田可以养鱼, 烤烟地也可种菜, 以便延长产业链, 达到增收的目的。(二 建立顺畅完善的农地流转机制

1.应尽快制定“农地流转促进方案”, 增设农地流转补 贴专项资金

目前农民承包地流转主要有转包、转让、出租、入股等4种形式。为了加强对农地流转的管理, 我国已经制订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农业部发布2005年1月19日 , 但这些法规和文件中基本没有促进农户之间土地流转的内容。鉴此, 应尽快制定“农地流转促进方案”, 以期促进农户的规模经营, 培育有效率的专业农户, 让留下来的农民专心当好农民, 让转出去的农民安心当好非农民。其中, 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 要在现有的各项农业专项补贴外, 增设农地流转补贴专项资金, 对出让农地的农民给予补贴。这在实质上等于国家承担了一部分地租。

2.允许农民抵押土地获得贷款

《物权法》及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的限制, 十

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没有提出土地承包经营权能抵押的问题。但笔者认为, 这是作为产权的核心———处分权完整性的分割, 是对农民土地权益的剥夺, 会引起广泛的争议。应当修改法律, 允许农民抵押土地获得贷款。如果土地可以抵押, 农村正规的商业性金融就会发展起来, 整个农村经济就会被激活, 形成自我发展的机制, 而不是像目前这样高度依赖政府。

3.建立科学、完善的流转机制

一是依法确立土地流转的程序和方式。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土地估价体系。杜绝土地价格确定的随意性, 以防集体土地资产流失。三是成立土地。保证土地交易的公正、合理, , 但必须以保护农。

4土地流转最大的好处就是加速城市化进程, 缩小城乡差距。如果继续保持二元户籍政策, 城乡差距会继续拉大。把失地农民留在农村并不能缩小城乡差距。因为种地的收入并不会因为土地流转而增加, 农村如果还是那么多人, 人均收入就不会增加。因此, 农村土地流转必须有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才行。

(三 明晰产权, 科学规划, 严格执行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要“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笔者认为, 在此基础上, 应“科学规划”及其“严格执行”土地用途规划。

第一, 改变土地权利结构, 确立多元化的土地产权制度, 让农民拥有充分的耕地财产权。第二, 各级代议机关通过制定土地利用规划, 按照规划的用途实施管理。把一定区域内的所有土地分为农业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等类, 确定国家和省级政府之间的土地规划分工, 中央管规模, 省政府管到地块, 实行土地规划法制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如果规划为耕地, 就不能随意变为建设用地。如果规划为建设用地, 则可用于非农建设, 享有与国有土地同样的权利。

以上的建议最重要的是要有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从开始就配套就约束, 就有相应确保农民生存生活生产的制度。改革是必须的, 步子也必须稳当。要让农民清楚明白, 政策和法规须公开透明, 尽量减少公共权力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制度要公开透明, 尽量杜绝资本强势横行霸道的可能。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OL].htt p://cpc.peop le.com.cn /GB /64093/64094/8194418.ht m l.[2] 杜润生.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之路[N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

5.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 篇五

政治与法学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0611班06103033柴韶华

内容摘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使我们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注意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在外向型经济中，我们实施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发展战略。本文将从中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战略，企业的对外发展和外商来华投资的态势，分析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举措。

关键字出口导向走出去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年均增长了9.8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3%左右的增长速度；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至2007年的246619亿元，进出口总数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到2007年的21738.3亿美元。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中经济总是位居世界第四，外贸总数居世界第三，外江储备居世界第一。实践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冰紧张把握住了全球化浪潮带给我们的机遇，站在时代的哦潮头，一个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永恒动力。

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引起了举世瞩目，而在经济不断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目前，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是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外贸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在出口贸易领域陆续形成了以质取胜，市场多元化和科技兴贸的具有鲜明特点的三大战略。

作为企业，截至2006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906.3亿美元，遍及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领域涵盖采矿业，商业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众多领域。①

目前我国“走出去”战略的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全方位，宽领域的“走出去”格局形成。就对外投资而言，基本形成了“亚洲和拉美为主，发展非抽，拓展欧美”的多元化市场格局，中国对外贸易比重占全球的8%左右。

二、对外贸易方式日趋多样，水平逐步提高。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7年，我国世纪利用外交9698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7754亿美元。

三、经营主题队伍壮大名企业跨国精英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国际竞争力增强，2006年中国境外企业实现小手收入2746亿美元，境外纳税总额28.3亿美元，2006年末，境外企业就业人数达63万人，其中雇佣外方人员26.8万人，境内肉孜主题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出口额达92.5亿美元。②

而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FDI）方面，虽然我国征服在中西部设置了不少优惠政策，但是东部地区忧郁在1992~1998年中形成了良好的产业集聚和配套生产能力，使得在东部与中西部吸引外贸差距不断扩大，FDI呈现出高度集中于东部

地区的特点，截至2006年底，东部地区吸引了84%的FDI，二我国的基尼系数为增至0.46高于国际警戒线0.06。③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出30年的改革开放成绩斐然，但我们还应当看到我国目前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出口导向”贸易发展面临挑战。在改革开放初期，为抵消进口替代的偏向性，达到进出口平衡，国家采用了大力鼓励出口的措施，这使得“新生商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继续实施“出口导向”难以为继，这一方面来自于中国产品的竞争压力和对能源的消耗对他国经济安全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中国市场份额快速提高打破了他国的全球贸易关系“平衡”，从国内层面来看，“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扭曲了生产要素配置，支持其发展的比较优势几处还在逐步弱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人民币的升值，能源、矿产资源等价格的上升等一系列的原优势基础逐步成为外向型企业发展的“门槛”。

政府的发展滞后。政府主观认识不足，孤立、静止地看待“引进来”和“走出去”，忽视“走出去”对“引进来”的推动作用，以及对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意义，制度建设滞后，法律法规政策尚未完善，项目核准程序繁杂不顺畅，产权保护机制缺乏，信息服务不宽善，政府定位尚未明确，政企不分的玩家仍旧存在，计划经济尚未完全退出中国经济的舞台。

企业发展仍旧难以与国际同步，作为企业，尚缺乏全球化战略意识和现代化经营手段对外投资战略不明确，投资规模较小，投资地区分布不合理，缺乏对外投资资金和高等质的跨国经营人才。2004年出现的“刘易斯拐点”使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向型企业更是面临巨大挑战。④

面对以上出现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我们不得不做出深深地反思，基尼系数显示了我国贫富差距偏大，从“民工潮”到“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从按劳分配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我们从“双边”贸易转为“多边”贸易发展后，就需要不断的调整思路，紧跟世界经济发展脚步，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长盛不衰，才能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在任何风浪面前稳步推进。

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实施“中性的”贸易政策。

1、从战略目标来看，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并追求多变目标，出口不再被视为追求的目标，而更多的应被视为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系。

2、通过国际规范的政策措施和工具来推动对外贸易发展，要在WTO的规范下完善现有的贸易促进政策体系，加强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继续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

3、实施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管理下的自由和自由上的管理。

4、充分挖掘大国的国内市场优势。

二、完善才政府职能，继续解放思想，扩大开放。

统一制定对外贸易的相关法律法规，积极遵守WTO的各项规章制度并进行充分合理的运用，正确处理“引进来”和“走出去”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到融通互补，加强社会资本的投入力度，加大资金支持幅度，促进对外经贸的发展。

三、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市场占有率，在对外经济中要占有主动权，环境诶国内能源资源约束，鼓励加强海外资源合作和利用，加快培育跨国公司，加强市场开拓能力。

我们应当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开放也是改革，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向国际展示一个制度更加完善，社会充满活力，持续稳定发展，对

外更加开放的中国。

注释：

①《2006中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商务部

② 同上

③《收入分配与和谐社会》李实中国人口科学2007第五期

④ 经济转机，社会分成和社会流动——一个部门检验王美艳

中国劳动经济学王德文张建武都阳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04

参考书目：

①《经济学摘要》保罗·R·格兰高利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10

②《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T·W·舒尔茨《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派译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01）

③北京市人口普查办公室：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策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④《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回顾与展望》李计广张汉林桑百川《世界经济研究》上海社会科学世界经济研究所2008年第六期

⑤《开放三十年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结构演变及动因分析》于蕾

《世界经济研究》上海社会科学世界经济研究所2008（06）

⑥《改革开放依赖中国周边外交变化与社会资本创建》韦红

《社会主义研究》（双月刊）社会主义研究编辑部2008（05）

⑦《我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三十年：理论回顾与述评》赵峥

《经济体制改革》（双月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8（05）

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态势及其目标》贺晓勤

6.改革开放三十年 篇六

改革开放三十年，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走向致富，奔向小康，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先拿列车提速来说吧。从90年代以来我国共进行了六次列车大提速，分别是1997年4月7日，1998年10月1日，2000年10月21日，2001年10月21日，2004年4月18日，2007年4月18日。不仅列车提速了，铁路也在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延伸。目前中国铁路里程7。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的一圈半，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的6%，运输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2006年7月1日世界上海拔最高，路程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它穿过了世界屋脊昆仑山的岩石和坚冰。它和神州六号载入飞船升空、三峡水电站建成称为发展中国家的三大奇迹。一个外国朋友说：“中国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再让我们来看看身边的。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棚户区的人们走进了宽阔的楼房中了，不再漏雨，不再透风。如今已有212万平方公里的棚户区消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公路修好了，人们走上了致富路，奔上了小康之路。

我想：这些辉煌成就，离不开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使我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致富路。

7.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三十年 篇七

一、基层民主的几种主要形式

1. 选举民主

选举民主的一般做法是:县委决定乡镇长副乡镇长候选人, 通过乡镇党委, 这些候选人交由乡镇人大主席团提名, 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并任命。这个过程中既缺乏竞争性又缺乏公开性、平等性, 其中引发的政府内部权力斗争以及矛盾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 扩大基层民主, 进行乡镇长任命方式的改革, 尝试乡镇长的公推公选以至于进行乡镇长的直接选举, 成为地方政府进行改革的一个首选方向。这个改革的方向, 从意识形态上落实的是“群众参与”、“把政府权力还给人民”等原则, 而这与执政党和政府所奉行的“群众路线”、“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等原则完全一致。[1]而从实际的效果看, 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 可以比较有效的解决干部腐败、干群关系紧张、社会不稳定等问题, 在有的地方甚至有立竿见影之效。同时也可以通过乡镇竞争性的选举选拔有能力的领导人, 提高乡镇政权工作能力和运转效率。[2]另外, 基层选举所需要的改革成本比较少, 便于操作。因此, 进行基层选举制度的改革, 成为地方政府进行政治创新改革的主要方向, 这个方向, 也得到乡镇政府和基层群众的支持, 以及学者和媒体的密切关注。

2. 参与式民主

参与式民主, 指的是由于公众既有的政治参与渠道不畅, 导致地方治理种种弊端, 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有志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地方官员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的一些拓展公众政治参与渠道的制度创新。从已有的地方实践中, 它主要包括民主恳谈以及在民主恳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而来的乡镇一级的公共预算改革, 如:“代表在线”, 市民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并发言, 社区管理体制创新改革以及听取公民意见的制度化安排, 听证会等。在层次上诸如此类的参与式民主由刚开始的体制外思想政治工作载体转变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基层民主形式, 这种基层民主形式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一种中国式的协商民主或参与式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形式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是一种体制外的创新, 很难纳入制度化的渠道, 同时, 其最终的表决方式也缺乏规范性, 民众的意见和建议更多的是作为民意来参考, 政府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3. 党内民主

到目前为止的关于党内民主的地方实践, 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推进党内民主为主旨的以实行党代会常任制为主要内容的试验, 一类是在实行其他改革的同时进行的相关党内民主的改革尝试, 这以乡镇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的选举制度改革为主要内容。前一类中主要举措包括直选党代表、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 设立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监督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和决策咨询委员会、规范党代表、党代会、全委会和常委会的职能和地位、构建党员监督党代表, 党代表监督全委会, 全委会监督常委会的履职评价体系等。在第二类改革中包括1998年底四川青神县南城乡五百多名党员参加了乡党委班子的直接选举的试验;2002年湖北杨集镇在实行两推一选镇长的同时进行两推一选镇党委书记以及两推一选村支部书记及的试验;2003年成都市新都区在综合政治体制改革中进行只选木兰镇镇党委书记的试验以及在重庆坪坝的综合政治体制改革中, 在直选镇长的同时实行三票制选举镇党委书记、建立党代表常任制, 实行常任党代表制度的试验。

二、基层民主发展中障碍成因分析

1. 民主参与主体所参政水平较低

所谓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指人民根据法律规定, 在所居住的社会基层区域内, 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一种制度, 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居民 (村民) 行使民主权利最直接、最具体的体现, 自治性是其集中的特点体现。在我国当前基层民主建设中, 主要是两大块, 一是村民自治, 一是城市的居委会建设。众所周知,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 这也直接制约着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首先, 由于经济发展落后, 各种条件的制约, 政治发展不可能超越这些瓶井, 因此到我目前我国直选的范围只达到了县级, 并且还相当不完善;其次, 由于教育水平不高, 市民社会程度低, 这直接制约着公民的参政水平;再次, 人民大众的参政热情也是有限的, 实践证明人们参与各种活动的热情与其利益的直接相关性是成正比例的, 同样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遥远的和抽象的。托克维尔就认为“很难使一个人放弃自我去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 因为他不太理解国家的命运会对他个人的境遇发生影响。但是, 如要修筑一条公路通到他的家园, 他马上会知道这件小公事与他的大私事之间的关系, 而且不必告诉他, 他就会发现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之间的紧密的联系”, “因此, 如果让公民们多管小事而少操心大事, 他们反而会关心公益, 并感到必须不断地互相协力去实现公益”。基与此, 在我国当前, 大力发展基层民主, 无疑是一个明智和务实的选择, 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的途径和低成本的试验。

2. 可直接借鉴的民主发展的经验不足

追求民主是我党孜孜以求的目标, 但是根据中国自身的特点, 可以直接用来借鉴的民主发展经验十分不足, 以党内民主为例, 二十世纪以来, 西方各国是党外讲民主, 党内讲集中, 有寡头化倾向。现在一些西方国家, 把选举即票决式民主形式作为实行民主的惟一形式, 当作民主政治的终极模式, 并以此为标准, 粗暴干涉别国内政。国内也有一些人, 热衷于盲目模仿西方的政治模式, 搞所谓“普选”, 搞“三权鼎立”。虽然, 西方选举式民主形式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 但并非完美无缺, 而且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众多的弊端。且不说其中的黑金政治和贿赂选举丑闻, 也不说一些国家和地区, 在选举后引起群族分裂和民族对立, 从而造成政局动荡等状况因此, 在中国执政党必须要反映多元化的利益诉求, 必须搞党内民主, 这样做是现实的, 是中国特色。在考虑一个政党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时候, 要注意法律上的禁止利益相反代理的原则。但是从国外民主化的经验来看, 并没有一党专政的国家首先实行党内民主, 由党内民主带动国家和社会民主的先例。因此, 党内民主的提法以及第一类地方实践, 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战略上的, 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而从地方上的实践来看, 第一类改革的局限性也主要在于, 并没有实行党委书记在内的党委班子的直接选举, 没有对党内的权力授受问题做出实质性的改革。

3. 基层民主平台搭建不完善

我国实行的协商民主, 主要体现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 贯穿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全过程, 体现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民主协商、团结共事的重要平台, 是党和政府同社会各界沟通联系、民主协商的有利场所, 同时, 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实行协商民主完全是在我国政协体制内的运作, 既能体现其广泛性和包容性, 也能确保其有序性和有效性。现实中由于各种原因, 对于基层民主实践的平台搭建被人们所忽视, 甚至有些人故意将民主平台破坏, 导致了民主沟通和建议渠道的不畅。因此, 建设、维护和利用好人民政协这一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 充分发挥其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既是各级党委的责任, 也是政协自身的职责和使命。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 不断加强人民政协的自身建设, 努力提高政协委员履行职能的水平和能力, 自觉将协商民主贯穿于具体实践中, 体现在各项工作中, 为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我国基层民主发展路径探析

1. 关于认识问题

民主政治是人类文明的体现,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实行民主政治的具体途径和形式, 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统一模式。我国的协商民主, 不仅体现在选举前和选举中, 而且贯穿于选举后各级领导者制定和实施决策的全过程。其突出优点, 就是保证社会各界和广大公民, 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实现和推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在理性的讨论和协商中作出大家都能接受的决策。这样, 既能弥补选举式民主形式的不足, 进一步保证选举结果的公正性, 又能促进当选领导者制定和实施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安定。

实行协商式民主, 是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创举, 不但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而且对推进世界和谐也具有深远意义。对此, 我们要克服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妄自菲薄思想,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道路, 在科学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稳步推进和不断完善选举 (票决) 民主形式的同时, 自觉地坚持和完善好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形式, 使两种民主形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以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2. 关于实施问题

在我国, 实行协商民主的主体是广大公民, 这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国家性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一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但在具体实施中, 各级党委、政府和党政领导干部处在民主协商双方主要方面的位置上。因此, 在制定重要决策前和实施决策的过程中, 能否运用协商民主的形式, 广泛听取和认真吸纳社会各界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其主动权也在党委政府一边。所以, 各级党政领导者, 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执政治国理念, 自觉坚持和实行协商民主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不断提高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水平, 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8.悠悠产权改革三十年 篇八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口出狂言，中国必定会放弃大锅饭体制而转向私人产权发展。果不其然，不久中国真的调转船头，开始了从计划体制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摸着石头过河”渡河计划。张五常也由此在中国经济改革道路上崭露头角，与他相关联的制度产权学派也开始在中国的学术界大红大紫起来。屈指算来，已有三十个年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今年在中国的几场演讲中都反复强调中国已经走出改革初期的浅滩阶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选择彼岸的到岸位置。斯氏的“河中央”经济模式实际上已经向世人宣告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改革由此进入“过大关”的关键时期。

但“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整个改革的完成”此言非虚，非常中肯，也提醒我们这些过分沉溺于11％经济增长率的中国人有必要在现今GDP可谓奔腾发展、同时又与物价飞涨、高房价、高顺差并存的改革大背景中，回顾总结一下我们在过去三十年中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想想中国改革的彼岸在何处？渡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我们用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是否完成改革的核心。而且现代经济学之父约翰·凯恩斯（John M. Keynes）的那句至理名言:“长期，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ll Die）更是提醒我们要在有限期完成改革，至少某一部分路线图计划，要不又要被人嘲笑成遥遥无期的马拉松式改革拉力赛，再好的未来改革宏图也真的只是一个饿汉画饼充饥式的自我安慰而已。

盡管我们的改革遍地开花，但当初的改革既不是张五常这样“经邦济国”的经济学家们来推动的，也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所能预见的“穷图匕现”，谁料竟是那十几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们冒死签下的一份生死状！可悲？！可叹？！可喜的是，终于有人弄明白了私人产权的重要性，以前计划体制的“大锅饭”注定是要走向死亡，而小岗村农民滚打摸爬出来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恰恰能将民众的进取意愿和政府的保守意愿中找到这一突破口。于是，接下去的中国改革道路就是在民众的进取心和政府的保守意愿中相互博弈，不断讨价还价，不断演进中进行的。

1993年，将近10年之后，中国政府正式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终极目标。人们似乎一夜之间发现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各种弊端，股份制改造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国有企业应当改组为多元持股的现代公司，这些公司必须确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资不抵债的企业应当在债权人的监督下进行重组等等原则开始确立。不过，这一轰轰烈烈的专制改革却在2005年的“郎顾之争”的民族情结中偃旗息鼓。

尽管如此，但我们仍然不能忽略国有企业改革在整个经济改革中的重要性。有不少经济学家极端地认为，实际上中国改革实际上就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如果没有国企改革的溢出效应，那么就不会有私有企业的增量溢出效应。不管这些论断的正确与否，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充分认识国企改革的过程，认真总结其中的教训与经验，才能将这一改革进行到底。

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那样，观念的改革比那些正式制度的确立更加重要。正式制度，我们甚至可以一夜之间就确立，而观念的惯性是整个制度系统变迁中最关键的内核，也是最慢的一个环节，它直接决定着改革生死攸关的“咽喉”。那么，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所谓的经济成果其实只不过是观念变革的一个结果而已，而不是改革的充要条件。这样，我们也能回答萨克斯等人所辩解的中国经济成果。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经济成果背后折算的是产权观念的形成和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