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

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共8篇）

1.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 篇一

从“某县计划生育政策”看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 【摘要】：

执行政策的措施不合理，明显反映出政策问题构建的错误。在政策执行主体在实施政策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其行为效果偏离政策目标并产生了不良后果，导致了公共政策执行的偏差。

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力度；计划生育；

 【案例】：

某县新任领导为挣脱长期以来背负着的“计划生育落后”的帽子,积极推行其 “计划生育高额罚款”的新政策。具体的新政措施如下：针对不同超生数量的情况而定的不同等级的罚款处理。另还附加了对工作人员进行“罚款提成”的相关规定，用来解决基层工作的艰巨性而带来的经费不足、及工作人员的消极情绪等问题。

而在两年后的调查中发现，这个本是为有效控制县中的人口数量的政策，却没有达到县政府的预期目标。超生问题不但没被解决，结果却是愈演愈烈。具体又包括：一方面，县中的村民宁愿缴高额罚金（甚至举债超生）来买超生的权利，并认为这是种理所当然的事了；而另一面，县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人员将这种罚款当作创收的途径，对超生现象乐此不疲。

 【背景透视】：

众所周知，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积极贯彻由国务院领导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规定，“各地方政府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在其所管辖区域内要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并合法的受法律保护”。因此，案例中县政府为落实上级任务而制定具体的政策实施办法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也就是说，县政府在制订执行政策措施这一方面是由法律基础作为保证的。那么作为政策服务对象，该县村民为何如此钟情于超生？也是有其情感原因的。由于此县长期以来的落后封闭，导致人们的思想无法与外界交流而造成其顽固的传统观念以根深蒂固，意识僵化。

而当村民们的这种“多子多富、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群众思想与县政府所承担的行政责任发生冲突时，自然造成了双方利益的矛盾，甚至陷入不可解决的难堪状况。事实上，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过程，更是双方的一种利益博弈的较量。只有双方都满足就可以达到平衡状态。若双方都不妥协退让时，就导致问题的无法解决，造成公共政策难以有效地被执

行这一现象。

 【分析成因】 ：

一、政策目标与政策执行手段冲突

公共政策理论认为，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是政策主体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通过各种手段作用于政策对象，使政策内容转化为现实的实践过程。可见，政策目标与政策实施手段是影响政策执行的原因之一。

目标，即行动方向，具有导向性与规范性作用。同样，在政策科学当中政策的执行更是不能缺少政策目标的引导。可以说政策目标就是政策之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若目标偏差或不明，都将公共政策的执行导致失败。

在目标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通过某些渠道来执行政策，它是指执行机关人员为实现一定政策目标而采取的贯彻落实一系列措施和方法的总和，即公共政策执行手段。执行手段有很多种，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及技术手段。多种手段的恰当运用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政策执行力的大小和效果。

在本案例中，通过采用“罚款机制”这一经济利诱手段，迫使许多工作人员把村民的超生看作自己的创收途径。虽然加强了他们的经济意识，但无形中他们已经被金钱化、物质化了，这不得不使大多数工作人员只能向金钱利益低头。此案例中政策目的本是为了减少超生数量，而通过不适当的“罚款提成”的执行手段，使结果相反方向发展，越办越糟糕。

二、“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政策执行偏差

执行政策的措施不合理，明显反映出政策问题构建的错误。在政策执行主体在实施政策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作用，其行为效果偏离政策目标并产生了不良后果，导致了公共政策执行的偏差。

在此县政府作为政策的执行者由于考虑到私己的特殊动机，使得政策执行出现了偏差。县政府的这种做法纯属挂羊头卖狗肉的替代式政策执行，即执行者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用自己的一套政策代替既定政策，对于符合自己利益的就充分利用。

三、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欠缺，道德欠考察

作为政策的执行主体是具有能动性和主动性并存的。人们在一个社会中，就赋予了人们多重的社会角色。然而，当私立与公立发生冲突时，作为行政主体就应该毫不犹豫的追求国家利益，这是公务员最起码应该具备的公务特性。

相反，在案例中的县政府工作人员没有为民众派有的使命感，仅仅凭着手中人民授予他的权力私用。在利益因素、心理因素的考验下，他失败了。

四、作为政策执行对象的人们的传统观念太重，太愚昧，其思想观念严重被束缚。

这是长期的生活环境造成的，贫穷、封闭让他们不开化，导致他们顽强的从不退化的传统思想和利益取向。因此，对他们做说服工作就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宣传，提高他们接受政策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加强公共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取向分析，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

五、封闭的环境不利于人们接受新鲜食粮

任何案例都是处于一定的客观系统当中，有其自身特有的社会背景。置身于环境当中自然受环境的影响并改变着环境。

在此县，由于没有一个沟通交流机制让大家被驱使着思考一些事情。大家的思想还很封闭，未得到完全发展。只有置身于社会互动的环境下，才能让人开拓，接受新事物，不断地丰富自己且更易于接受开放先进的思想理念。

六、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 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 这表现在: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 从而, 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 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2)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

从行政的角度看, 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 变化的随意性很大, 人治色彩浓厚。目前, 政策执行中“按章程办事的运作”, “受规则约束的运作”, “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 “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 “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 这是真正的管、卡、压”[ 4 ]。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 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 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

3)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美籍加拿大学者戴维·伊斯顿认为: “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 5 ]。政策的核心就是要解决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 所有政策最终都表现为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处理。公共政策对利益的分配,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经历四个环节: 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和利益落实。公共政策的目的在于调整和规范社会的利益结构, 促进整个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因此, 它适用于全社会, 代表和维护的是一种整体利益, 符合全体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有些政策未能充分体现, 甚至损害广大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 以致目标群体难以认同和接受这些政策, 进而对政策的执行产生消极情绪和抵触。同时, 政治决策者和市场决策者一样, 也是理性的追逐自身利益的人。在政治环境中, 犹如在市场环境中一样, 个人也会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 人们追求的是效用的最大化。我国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也表明, 人们是在利益的推动下去实施政策行为的。公共利益与地方利益、私人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决定了政策执行偏误的现实可能性。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长期存在的。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作为政策制定者的上级政府和作为政策执行者的下级政府以及作为政策执行的目标群体的广大利益主体必然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

在一个制度比较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中, 在法定的权限和正当的利益范围内, 官僚们在制定政策时, 由于受自利动机的驱使, 往往会尽可能地在公共政策中体现、维持、实现、扩大自身的利益, 但是这种自身的利益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范围之内, 不至于与公共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相反, 如果在一个制度不完善, 尤其是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下, 官僚的自利性往往难以受到有效的约束而发生膨胀, 他们就会通过所掌控的公共权力, 通过公共政策这一“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手段进行“政策寻租”, 把公共政策变成赤裸裸的追逐自身利益的工具。

 【解决办法】：

一、建立公共政策监督机制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奥斯特罗姆指出：在每一个群体中，都有不顾道德规范、已有可能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人；也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其潜在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恪守信用的人也会违反规范。因此，有了行为规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就有了行之有效的安全监督机制，对政策执行情况及时跟踪、评估，强化控制。并加强了廉政建设。

二、引入竞争

公共选择理论学派之“政府中的个人也是经纪人，都天生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但政府机制并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他们常常以公仆的角色自居却不能公开追求自身的经

济利益，因此他们的自利动机受到限制，从而迫使一些公职人员的寻租行为和心理倾向的产生。因此要结合竞争和奖励机制，比如公开选拔、考试等。

 【参考文献】 ：

[1] 李成智编著：《公共政策》，团结出版社，2000年8月。

[2] 曾纪茂等主编：《公共政策导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

[3] 朱崇实等著：《公共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

[4] 胡宁生著：《现代公共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

[5]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创刊15年学术论文引文分析,2007年7月。

2.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 篇二

所谓货币政策, 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 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货币政策作为世界各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 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发挥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在我国, 货币政策从1984年实施以来, 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 逐步走向稳健, 在经济宏观调控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93年, 针对当时经济过热和高通货膨胀的局面, 央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 抑制了带动经济过热的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1994年, 针对我国通货膨胀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 央行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有效治理了通货膨胀, 并于1996年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2003年, 针对伊拉克战争和非典疫情造成我国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既维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又缓解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和通货紧缩现象;2006年, 针对我国投资及信贷增长过快、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 央行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促进了经济金融的平稳运行。综合来看, 我国二十几年来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在复杂的内外经济形势下, 货币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 既保证了货币供应和币值的基本稳定, 又促进了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本文从货币政策的不同理论入手, 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并根据我国具体情况, 提出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1.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对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存在争议, 分为货币中性论、货币非中性论和货币短期非中性而长期中性三种观点。

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倡导货币中性论。古典学派认为, 经济的长期发展完全由实物部门决定, 政府任何的积极的货币政策都是多余的, 货币政策任务只在于控制货币数量, 稳定物价水平和维持货币的购买力;新古典学派基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认为对那些已被人们准确预期到的经济政策而言, 如果人们希望维持原先的经济地位, 他们就会采取措施来抵消这些政策的作用, 使它们无效。

凯恩斯学派倡导货币非中性论。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指出“古典”学派所谓充分就业的均衡只是一个特例, 通常情况总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由于货币供求关系决定利率, 利率又决定人们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所以, 凯恩斯学派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 国家应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克服经济危机。

货币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则认为货币在短期是非中性的, 而在长期则是中性的。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 在短期, 经济增长中“货币最重要”, 物价、就业、产出等的变化都是源于货币的变化, 只有正确的货币政策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而在长期, 经济趋向于充分就业, 货币供给的变化虽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 但不会引起实际产出和收入的变动, 所以长期中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不承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无效性和货币中性的结论。在他们看来, 尽管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能影响产出和经济周期, 但在长期内却是中性的。

2.国内相关研究

巴曙松 (2000) 推出著作《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 以目前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研究主题, 详细研究了新经济运行环境下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并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货币传导机制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汪红驹 (2003) 推出著作《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通过实证分析, 探讨了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等方面对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 主张具有预防性和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李春琦 (2003) 推出《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通过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的研究, 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 揭示了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诸多因素, 建立了货币供给有效区间模型, 提出了增强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若干建议。崔建军 (2006) 推出著作《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 , 论证了货币政策得以发挥政策的三大前提, 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 提出了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

三、实证研究

1.我国近几年货币经济状况

从图1可知, 1998年起, 我国货币供给量增长率的总趋势是上升的, M2增长率在2000年最低, 在2003年最高, 为19.58%。同一时期内, 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趋势也是上升的, 最低为7.6%, 最高为11.4%。M2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定正相关关系, 但并非严格的正相关关系, 因为2000年M2的低增长率并没有改变同年经济增长率高于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趋势,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货币供给的低增长率并不一定带来经济的低增长率。

数据来源: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2.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选取1998—2008年的季度数据为研究对象, 分别用M1、M2、CPI、GDP表示基于1978的狭义货币供给、广义货币供给、消费物价指数和国内生产总值。其中CPI是以1998年为基年的价格指数。计算出排除价格因素影响的实际货币供给RM1、RM2和国内生产总值RGDP。用移动平均季节乘法消除CPI、RGDP、RM1和RM2的季节因素, 记为CPISA、RGDPSA、RM1SA、RM2SA。对RGDPSA、RM1SA、RM2SA取自然对数, 记为LRGDPSA、LRM1SA、LM2SA。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2008年统计年鉴》, 统计软件为Eviews6.0, 所有数据均采取手工方式录入。

3.实证检验

(1) 单位根检验

对于时间序列, 通常假定变量是平稳的, 但实际上大多数数据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用非平稳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检验的功效会被降低, 结果往往出现伪回归, 所以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是避免伪回归的前提。一般用ADF检验法对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 如果变量的ADF值大于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 则该变量非平稳, 不能直接用它进行回归分析, 需要对其进行一阶差分甚至更高阶数差分, 直至第i次差分时其平稳, 并称该变量服从i阶单整。

对各变量进行ADF检验, 得到表1。从表1可知, 由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 CPISA、LRGDPSA、LRM1SA, LRM2SA的ADF统计量都大于临界值, 所以均接受原假设, 即各变量存在单位根, 非平稳。对它们进行一阶差分, 得到△CPISA、△LRGDPSA、△LRM1SA, △LRM2SA, 由于它们在1%的显著水平上的ADF统计量都小于临界值, 所以不存在单位根, 平稳。△CPISA、△LRGDPSA、△LRM1SA, △LRM2SA均为一阶单整。

注:C代表截距项, T代表趋势项, K代表滞后阶数。

(2) 协整检验

有些时间序列, 虽然自身是非平稳的, 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 该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称为协整关系。当检验的变量是非平稳的, 且各变量是同阶单整的, 想进一步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可进行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主要有EG两步法和JJ检验。EG法是基于回归残差的检验, 可以通过建立OLS模型检验其残差平稳性, 可用于双变量模型。JJ检验是基于回归系数的检验, 前提是建立VAR模型, 可用于多变量模型。本文采用EG法。

由于LRGDPSA和LRM2SA具有大致相同的增长和变化趋势, 且都为一阶单整, 故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 对LRGDPSA和LRM2SA进行最小二乘回归估计, 得到:

undefined, 自变量通过统计学检验。由 (1) , 长期中, LRGDPSA和LRM2SA呈正相关关系, 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LRM2SA每增加1%, LRGDPSA增加0.911%。

其次, 对 (1) 的残差e进行单位根检验。从表2可知, 在5%显著性水平下, e的ADF统计量为-2.606058小于临界值-1.948686, 所以估计残差e平稳, LRGDPSA和LRM2SA具有协整关系, LRGDPSA和LRM2SA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注:C代表截距项, T代表趋势项, K代表滞后阶数。

最后, 建立ECM模型。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是为了建立短期动态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它不仅能反映不同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 也能反映变量在短期偏离它们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 很好的消除伪回归。定义ECM=LRGDPSA (-1) -0.911*LRM2SA (-1) , 回归D (LRGDPSA) 、D (LRM2SA) 和ECM, 得到ECM模型:

自变量通过统计学检验。由 (2) , 在短期中, LRM2SA与LRGDPSA呈正相关关系, LRM2SA每变动1%, LRGDPSA变动89.8%。

(3) 格兰杰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一个变量如果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 则称它们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

由协整检验可知, 长期中, LRGDPSA与LRM2SA存在协整关系。为了解LRM2SA的变化是否就是引起LRGDPSA变化的原因, 对它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之前, 先对ECM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 得到图2, 由于所有单位根均落在圆内, 故序列是稳定的。再基于ECM模型检验各变量之间长期和短期的关系, Sims、Stock、Watson (1990) 曾指出, 传统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检验分布是非标准的, 若考虑到协整性, 就会有渐进标准分布。所以, Granger因果关系可以由误差修正项的显著性和一阶差分的滞后项的系数的显著性来揭示, 前者表明了长期效果, 后者表明了短期原因影响。

根据经济增长水平和货币供应量的ECM模型, 本文采用wald法对误差修正模型中方程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检验, 来判断各变量长短期因果关系的方向, 得到表3, 由于ECM的系数都是显著的, 故在长期中, △LRM2SA和△LRGDPSA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又由于△LRM2SA和△LRGDPSA的系数也都是显著的, 所以在短期中, △LRM2SA和△LRGDPSA之间也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注:表中数值为零假设 (非格兰杰因果关系) 的伴随概率。

另一方面, 由于货币政策的实施是通过调节实体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来影响实际产出和收入的, 所以我们在对RGDPSA和RM2SA进行分析的同时, 也要分析RM1SA对CPISA的影响。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变量必须是平稳的, 而CPISA、LRM1SA不平稳, 故对DCPISA和DLRM2SA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经过VAR检验可知, 滞后一期是合理的, 则得到表4。可知, DCPISA不是DLRM1SA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2.34%, 故能在5%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至少在95%的置信水平下, 可以认为CPISA是LRM1SA的格兰杰原因;LRM1SA不是CPISA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6.09%, 故能在10%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至少在90%的置信水平下, 可以认为LRM1SA是CPISA的格兰杰原因。

由以上分析可知: (1) 1998年到2008年, 我国的货币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 我国实际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对实际产出有一定影响, 我国货币政策非中性。 (2) 实际货币供给量RM1SA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SA也有一定影响, 可以认为LRM1SA是CPISA的格兰杰原因。

四、弱化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及政策建议

1.弱化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1) 外汇储备增长过快

由图3可知, 2006年底, 我国外汇储备为10663.44亿美元, 跃居世界第一。尽管外汇储备的增加增强了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 维护了的国际信誉, 但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 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使我国基础货币投放过大, 通货膨胀压力增加, 给货币政策的执行带来巨大困难, 妨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

数据来源: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2)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一般而言, 利率降低, 居民将增加消费减少储蓄, 企业将增加投资;反之, 居民减少消费增加储蓄, 企业减少投资。由图4可知, 尽管2002年我国一年期存款和贷款利率达最高, 分别为0.0414、0.0756, 但同年M2的增长率仍高达16.7%, 这是因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究其原因, 有两点: (1) 我国贫富悬殊大。2000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58, 超过国际警戒水平。我国大部分城市的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者, 尽管消费意愿强, 但因收入不足, 消费仍有限, 而我国高收入者的消费意愿较低。 (2) 我国的社保制度还不健全。由于我国的社保覆盖面小, 实施范围窄且社会化程度低, 居民生病或失业时只能依靠自己, 因而不得不减少消费以增加储蓄。M2的快速增长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 对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造成了影响。

数据来源: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2.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 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是明显的, 但货币政策在实践中也受到了很多制约, 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大意义。在此结合我国具体情况, 提出了几点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1)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尽管我国已加入WTO组织, 利率市场化只是时间问题, 但仍有一个过程, 故应采取措施, 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仅要提高居民储蓄和消费的利率敏感度, 还要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 大额存单利率由金融机构和客户协商决定。 (2) 稳定外汇储备规模。可采取的措施有:改革外汇管理体制, 放宽企业和个人的用汇自由度;提高外汇利用率, 贷款给有实力的企业, 鼓励它们进行跨国兼并投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扩大能源、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外部消化, 用外汇储备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合理投资。 (3) 改变居民对物价的预期。提高居民的工资, 使其有物价上涨的预期而增加消费。 (4) 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央行拥有更多的主动权, 以避免其因政治压力而采取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 (5) 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一方面, 疏通银行信贷传导渠道。正确认识风险, 既不置风险于不顾, 片面追求收益最大化, 又不惧怕风险, 不求收益;适度加强防范风险的措施, 保持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疏通金融市场渠道。正确认识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加紧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 建立多层次的证劵交易体系。

摘要：本文首先综述国内外学者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成果, 再选取我国1998年——2008年的季度数据, 使用ADF检验、协整检验及Granger因果检验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 最后结合我国具体情况, 指出弱化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 并提出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有效性,外汇储备,国内有效需求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2]崔建军.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6.

[3]楚儿鸣.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系统有效性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4]李春琦.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5]李念斋.中国货币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6]汪红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7]郭锐.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9) .

[8]李玮玮.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1, (2) .

[9]林婧.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4) .

[10]张冲.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4) .

3.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 篇三

一、“中立”政策能够给美国带来经济和政治实利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19世纪末，美国工业产值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一，对外贸易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巨大。一战前，美国的出口额逐年增加，工业品的出口比重也在大幅度增加。

外贸的增长刺激了美国国内工农业的发展。191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仅为249.2亿美元，到1919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迅速增长为639.7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的百万富翁增加了1.7万人。

英、法等国因巨额贸易逆差，不得不付给美国大量黄金。美国借机收回了超过20亿美元的证券，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到1919年，美国借给协约国的战债约为100亿美元，成了多个国家的债主。同时，世界黄金储备的40%也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大大提高。

二、“中立”政策有利于美国攫取新的市场

19世纪20年代，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这使得拉美成为美国独有的市场。美国对拉美的进出口总值从1914年的7.98亿美元增长为1920年的33.93亿美元。到1917年，美国已控制了墨西哥的石油、玻利维亚的锡矿、智利的硝石、巴西的咖啡等贸易。

此外，美国还加强了自己在中国和中东市场的地位。美国的私人资本输出从1914年的35亿美元增长为1919年的70亿美元。在政治上，美国占领了拉美的海地和多米尼加，武装干涉了墨西哥，控制了古巴、尼加拉瓜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国家。可以说，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了拉美。

美国统治集团对“中立”带来的好处颇为得意。威尔逊总统的顾问豪斯曾说：同一个时期里，美国越来越强，交战国越来越弱，就等于美国力量在成倍增长。1916年7月10日，威尔逊总统在底特律工商实业家大会的演说中说道：我们必须在财政上大量支援世界，但谁支援它，就应该认识它、了解它，并应善于依照自己的知识和见解来管理它。

三、“中立”政策有利于美国保持国内政治稳定

當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和平主义很强烈，人民普遍存在反战情绪。孤立主义是美国的对欧政策，华盛顿总统早在1783年的“告别演说”中就特别指出“卷入欧洲冲突是不明智的”，他告诫美国人应“避免同外部世界的任何部分永久结盟”。自美国建国以来，虽然并未真正实行过孤立主义，但每当欧洲发生战事时，美国就会宣布“中立”。

一战刚爆发时，美国国内就开展了反战运动。参加和平团体的有知识分子、工农和教会人士等各阶层代表人物。与外贸有关的制造商和出口商由于想在中立贸易中获利，因而普遍反对参战，甚至有些资本家还资助和平团体。德国担心美国参加协约国，也在幕后资助了美国的一些和平组织。种种复杂因素造成了美国和平主义、反战思想占了上风，影响到了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

四、“中立”政策有利于威尔逊连任总统

战争爆发后，威尔逊考虑了美国保持“中立”和参战的各种可能性。“投一石以试水之深浅”，威尔逊在1916年同国会领袖举行了试探性的“黎明会谈”，研究参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些人士尖锐地拒绝支持任何类似政策。考虑到年内将进行大选，威尔逊也不敢冒在大选胜利结束以前就因参战问题使党内出现分裂的危险。在“黎明会谈”失败以后，威尔逊确信，在大选结束以前没有希望使美国参战。最终，威尔逊赢得了连任，民主党以“他使我们免于战争”的口号取胜，这从侧面证明了美国国内和平主义思潮占有优势。

4.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依据 篇四

（一）整体政策的依据

一般说来，人口发展状况、原有人口政策、整体的制度安排与结构、经济发展及其战略和人口、资源与环境所形成的人地关系构成人口政策环境，并成为所有参与人的共同信息。依据共同信息，参与人形成有关人口均衡发展的不同战略，在反复出现的博弈中，各种决策规则被参与人不断尝试，进而从众多的决策规则中分离出一种参与人都认可、都相信的共同知识，在供给方形成条文化、客观化的政府规制，并在各参与人处得到实施，从而凝结成共有信念。在各种影响因素当中，一定时期的人口发展状况是人口政策形成的重要依据。原有人口政策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影响以后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演变。整体性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也成为选择人口政策的重要环境。由于制度结构中各种制度安排的相互关联，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导致严重的制度非均衡。经济发展及其战略、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形成的人地关系内生不同的人口需求，诱发新的规则。

总体来说可以归类为以下三个依据：

1.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是我国制定人口生育政策的思想理论依据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有什么样的思想认识路线,就会制定出什么样的政策来。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毛泽东、邓小平人口思想不是就人口谈人口,而是运用唯物论的方法,把人口现象、人口运动及其整个过程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加以考察,从而既科学地阐明了人口自身的发展规律,也阐明了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生产”理论、人多也好也坏的两点理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理论、中国是大国也是小国的理论、人均是主要尺度的理论,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为我们制定出一个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我们在人口问题上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2.我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现状及其交互作用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客观国情依据。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口生育政策,都是从自己的国情及其需要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基数大、素质偏低;经济较为落后,底子薄,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多；各种社会设施和社会福利的人均水平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各种资源总量可观,但是总的人均水平则归于世界上最低行列;自然环境虽然空间较大,但是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环境相对紧张,环境的人口承载力已接近饱和。我们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已经承受了来自人口的巨大压力,我们不能再继续加压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承认现实,在已有国情的条件下寻求快速发展的路子。在人口方面,要尽量减少出生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在经济方面,在充分利用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同时,大力采用最新技术,以尽快提高社会平均劳动力生产率水平；在社会方面,改善社会设施,增进福利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在资源方面,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在开发新资源的同时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提高单位资源的贡献率；在环境方面,合理人口分布,减少污染或破坏,大力发展环保产业,使生态得以平衡,并处于良性循环状态。以上国情诸多要素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依赖,其中特别是人口要素,既与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又与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既与资源有着关系,又与环境有着关系,人口的数量过多和素质偏低的现状正在通过许多途径给经济、资源、环境以不良的影响。我国国情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要求我们制定一个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

3.绝大多数人的生育观念定势及其可塑性是制定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社会心理依据。

生育观念是人们生育需求的反映。生育需求即生育动机,有经济的、社会的、精神的、宗族的、夫妻之间的等等多个方面。由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形成的人们生育观的定势,虽然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出发点,但不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决定点和最后临界点。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和生育极限性才是我们制定人口政策的决定点和最后临界点。从出发点到最后临界点的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是有较大幅度的。我们决定人口政策内容及其量点究竟在较大幅度的哪一点上？对此,我们认为,在控制人口过速增长方向已定的条件下,主要就决定于经过努力工作后人们心理的承受能力了。能承受得了,我们的人口生育政策最终就能落实,也会有很好的政策效果。承受不了,就会造成诸多矛盾,出现各种阻力,人口生育政策就不能完全落实,政策效果也不会是理想的。因此,我们在制定人口政策时,要认真考虑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和人们的不断变化着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执行人口政策时,要从育龄群众现实需要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急人所急,帮人所需,不断加大人们生育观的可塑性,提高他们对人口生育政策在心理上的承受能力。只有这样,我们的人口生育政策才是从实际出发的,才会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也才能顺利地得到贯彻执行。

（二）各个阶段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据

1、现实与要求：计划生育提出的起点（1949—1953）（1）毛泽东《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之潜在影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新生的人民政权处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包围之中。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曾大肆散布：“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吃饭的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一件事情。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针对这种否定、怀疑中国革命的谬论，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历史唯心观的破产》一文，严正批驳艾奇逊的人口观，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情，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象马尔萨斯之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批驳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世间一切事务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对人民的热情洋溢的赞扬，有力的批判了人口决定论和人口悲观论者，驳斥了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在那时候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针对艾奇逊认为中国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观点来说的，强调的是革命加生产便能解决吃饭问题，并不是回答新中国成立后要不要控制人口的问题。加之那时候战争还未结束的情况下，控制人口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所以我们不能撇开当时的历史背景，而用今天的计划生育的观点来看待毛泽东的这种论述。

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在强调人的创造性、批驳人口悲观论的同时，也潜在着忽视人口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因素，使中国人民在认识人口问题的道路上多了一些曲折。后来，其中的部分论述被一些人所误用，据以反对节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导致片面的、错误的人口理论曾盛行一时，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放松了对急剧增长的人口的控制，直接、间接地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后果。

（2）经验不足与盲目照搬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可能立即充分认识到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没对人口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缺乏准确的资料，对全国的人口总数还没有摸清底细，连起码的人口总数，也是沿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4.75亿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次讲话中，都说我国人口是4.7亿。统计资料的模糊，制约了国家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包括人口结构、人口分布、发展越势和发展规律等。1950-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更是难以让人超越战争环境而去提倡计划生育。直到1953年，“人多是好事，人多不是坏事”的观点，成为当时人口问题的主导思想。在此思想指导下，1950—1952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了一些限制节育、鼓励多生的社会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

在医疗卫生方面，对绝育手术和人工流产采取严格限制的方针。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发布《机关部队干部妇女打胎限制的办法》。规定：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的生命．禁止非法打胎。并规定了可施行打胎的6种情形。打胎以前，必须经本人丈夫同意并签字。打胎者，或经公立医院妇产科医生证明，申请批准，或经机关首长批准。属中央所属单位的。须经李德全部长审核批准。军事范围的由傅连暲部长审核批准。凡未经批准而打胎者，对其本人及执行打胎者，分别予以处分。1951年12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复了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及《婚前健康检查试行办法》二草案，规定施行绝育手术的条件为：①妇女有重症痨病、心脏病、。肾脏病、恶性贫血或其他足以影响生命之疾病者：②妇女因骨盆狭窄、畸形，难产或其他原因剖腹生产二次以上者；③已婚妇女年逾35岁，有亲生子女6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人年逾10岁，如再生育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施行人工流产手术的条件为：①孕妇患肺结核、心脏病、肾脏病、恶性贫血或其他重病，继续妊娠将危害母体生命或对母体健康有重大损害者：②发生流产现象，实施安胎无效者；③因骨盆狭窄、畸形或其他原因剖腹生产二次以上者。施行绝育及人工流产手术的批准手续有一些具体规定，在实行绝育手术及人工流产手术之前，必须夫妻双方同意，并经组织批准，违反者以非法堕胎论罪。此外．草案还规定：药房出售节育药具，须向当地卫生主管机关呈报批准等。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14日，卫生部批复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并抄送全国卫生机关及中国医药公司，重申对节育用具的制造销售应予登记，严加管理。

2、计划生育呼之欲出（1）人口激增的社会现实

为进一步摸清人口底数，掌握我国的基本国情，以适应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从1953年5月开始，我国进行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的标准时间为1953年6月30日24时。普查的项目有：总人口(其中分男、女、育龄妇女)，总户口数，各年龄组人口(其中分0—6岁、7-14岁、劳动年龄人口、男60女55岁以上人口)，市、镇县人口。这次普查，全国共动员了250万统计员、记录员、调查员和监察员等，以个人常住所为计算基础，获得了1953年人口总数、性别、年龄、民族构成和城乡人口分布情况等项目的情况，准确度是较高的。1954年11月1日，普查结果公布：全国人口总数(包括台湾、港澳、国外华侨和留学生在内)为601938035人，其中大陆人口达58060万人，占世界人1：3的1／4：少数民族人人口数为3532万；城市人口占13．26％，农村人口占86．74％。1949—1953后的短短4年中，全国净增人口4600多万．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3‰。经过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使人们看到了中国6亿人口的现实，摸清了全国人口的底码，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明朗化。在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的同时，我国内务部还进行了人口动态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已出现高出生率和较低死亡率及高自然增长率的发展趋势。人口基数之大，增长速度之快，使人口问题不容忽视。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人们日常生活中已感到城市住房有些紧张，青少年升学受到校舍的限制，育龄人群的避孕要求也变得强烈起来。正如周恩来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所言：中国老百姓“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一个大负担”。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动态统计分析的结果，使人们看到了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的社会事实，为计划生育的提出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始意识到控制人口盲目增长的必要性，并从政策上、技术上为开展节制生育作了很多准备工作。

（2）群众普遍的节育要求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我国广大妇女翻身得到了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她们得到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和男女平等的权利。人身解放与政治自由的获得，使广大妇女释放出巨大的热情。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妇女就业人数的迅速增加，生育子女过多过密，必然影响她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和对子女的教养。许多已婚妇女既要参加工作、学习，又要兼顾家务劳动、照料孩子。早婚多育与工作、学习、生活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为摆脱家庭羁绊和多子女的拖累，她们迫切希望晚结婚、少生育。少数农村妇女也迫切希望少生育，更好地参加生产劳动，但她们多数不知如何避孕，又羞于启口询问，更没有避孕节育的措施，私下堕胎的现象也经常发生。

在此期间。我国政府对群众的节育要求有所觉察。1954年5月27日，邓颖超(时任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写信给邓小平(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提到“关于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以及避孕的问题。……确是带普遍性的。”“有不少已婚男女干部为了避孕，由于得不到指导及适宜的药物工具等而被迫自行盲目解决，采用了一些有损身体健康或引起疾病以致造成不良后果，倘主管及有关方面不及时注意，采取主动的方针和适宜可行的步骤，任其自流，则会使许多干部因缺乏避孕的医药卫生常识而造成不良的后果，将影响干部的身体健康，也影响家庭幸福及女干部的工作与学习。”邓颖超的信真实地反映了广大育龄妇女要求少育、节育的强烈愿望和急切心情，也反映了中央领导对避孕节育问题的重视和关切。收到邓颖超来信的第二天，邓小平即在信上作了批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有必要的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刘少奇也意识到农民的节育要求，“现在乡下人也在叫苦，他们不知道如何节育，也不知道可不可以不生孩子，溺婴的很多，特别在贫困农民中更多。可见农民中也不是没有人要求节育。做妇女工作的同志就应该采取适当办法，告诉他们如何节育。”在现实与要求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始考虑计划生育的政策制定和技术服务，计划生育事业呼之欲出。

2、政策与宣传：计划生育起步的双翼（1954—1957）（1）宣传活动的展开

这一时期由严禁节育到逐步主张节制生育阶段。此时的避孕宣传工作由过去的口头的、不公开的宣传变为登报的、公开的宣传活动，如1956年6月15日，《健康报》发表题为《进行避孕知识的宣传和指导》的社论，6月20日，《光明日报》载李德全(时任卫生部长)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人民保健事业新任务》，6月26日，《光明日报》以《要做好节育问题的宣传和指导》为题载邵力子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8月6日，卫生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形势发展需要，发出《关于避孕工作的指示》。同年，全国各地报刊如《浙江日报》、《新湖南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都宣传报道了大量有关节育、避孕的新闻，浙江、上海《新知识》、人民卫生等出版社还出版许多相关书籍。

在人口政策较为宽松的环境里，人口研究之风也日渐兴盛。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倡导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医学家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参加座谈讨论，阐述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提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推行避孕节育的途径和建议。如罗青（北京劳动干部学校校长）的就出生率的降低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节制生育和提倡晚婚，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在众多研究论文中最其代表性、影响最为深远的要当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马寅初利用他担任人大代表、人大常委

职务之便，每到一地都深入工厂、农村，间工人农民干部座谈人口问题。7月5日，《人民日报》刊载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题为《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在《新人口论》中，马寅初根据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客观地估量了中国人口发展的态势，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与资金积累、轻工业原料生产、粮食生产以及科学研究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对人口盲目增长作了探讨，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入口质量的主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人口观点，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

（2）计划生育的初步开展

1957年3月28日，商业部、卫生部和供销合作总社发出联合通知，决定扩大供应避孕药具并全面降价，实行全国统一价格。5月15日，卫生部发出修改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简化了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手续。10月10—31日，卫生部、化工部、商业部联合举办避孕工作展览会，并介绍了正在研究、试制中的避孕方法及药具。3月31日，中华医学总会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成立。马寅初应邀与会并发言，他说：“我们的经济是计划经济，生育也必须耍有计划。”“控制人口必须要由政府来做，这件事只有我们这个政府做得到”。避孕药具的供应和质量检查的加强，避孕指导门诊点和避孕药具销售点的扩大，人工流产和“结扎”手术手续的简化，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和分会的建立及节育技术人员的培训，都大大方便了有计划生育要求的人民群众。

针对中国人口快速增长势头和群众较为普遍的节育要求，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实行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并在宣传教育、技术指导和药具生产供应等方面都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使得我国人口从1952年开始的第一次生育高峰增速趋缓。但由于各项工作的开展还仅限于在个别大、中城镇以及个别省、县展开，而且很快即告中断，对于全局的控制人口增长没有多大变化。计划生育要走上正轨，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3、争论与批判：计划生育发展的歧路（1958—1961）

计划生育指导思想的反复。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整个文化教育界迅速受到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冲击，计划生育指导思想出现反复，刚刚起步的计划生育工作遭受挫折。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人口问题上的矛盾心理，误导了对计划生育问题的争论，挑起了对人口研究的错误批判，计划生育认识的误区导致了计划生育航向的迷失与发展的歧路。计划生育成为政治运动的殉葬品。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出：“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又不能控制自己……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但是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节育的。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5月5日，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说：“一些学者认定农业生产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左”倾错误的影响，造成对工农业生产盲目乐观、不切实际的估计，片面强调人多是好事的一面，忽视人多有困难的一面，形成对计划生育必要性的挑战。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升高，自然增长率降低，人口增长陷于停滞。大陆总人口由1958年年底的65994万人反而减至1961年年底的65859万人，1960年更是出现1949年以后的首次人口负增长。1949年以来第一次人口发展低谷，迷惑了一部分人的眼睛，他们认为无需提倡计划生育，也很少有人再愿过问。计划生育工作被搁置下来，广大群众的生育又回复到自发状态。

4、计划生育的再起与停顿（1962—1970）（1）计划生育的再度兴起（1962—1965）

从1962年起，我国结婚生育人数大幅度上升，初婚妇女数由1959年339.2万猛增至

1962年的577.4万和1963年的507.9万，增福分别达70.2％和49.7％。与此同时，大量已婚育龄妇女开始进行补偿性生育。受此影响，我国人口发展迅速走出低谷，并开始猛增，人口出生洪峰接踵而来。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文件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1963年2月1日，周恩来在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上说：在这里我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晚婚和节育。1962年2月7日。周恩来在《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一文中指出：“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仅要减现在的城镇人口，减现在的职工，还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在人口多的城市，在人口密的地区，应该提倡节制生育、计划生育。”1963年9月18日，徐运北（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二次城市工{乍会议上发言，就开展计划生育的步骤和要求提出了明确的方案。1965年2月21日至3月16日，周恩来在对卫生工作指示中强调：“计划生育工作应先搞城市，农村要有重点地结合社教工作来搞，避免强迫命令，要求太急。技术指导，培训干部，卫生部要抓，也要定几条。计划生育是一件大事，要有规划。”

1963年，全国部分省、市已经设立了计划生育机构，配置了少量专职工作人员，有些较大的县也设立了专门机构。1964年1月15日，国务院召集有关部委、群众团体、解放军总政治部开会，研究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会后成立，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2）计划生育陷于停顿（1966—1970）

在此期间，计划生育在口头上是“要注意计划生育”，但在实际上却是陷于停顿状态。1966—1970年间，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没有放弃人口控制的方针。计划生育的政策也没肖大的改变，但社会环境处于无政府状态，地方计划生育机构或被“革命委员会”取消，或名存实亡，计划生育领导干部靠边站，工作人员包括小分队无法开展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状态。1968年8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卫生部，由栗秀真任办公室主任，有关计划生育工作由卫生部军管会业务组统一领导，但实际上只是一种摆设，投有发挥作用。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周恩来提倡计划生育的建议，大多难以付诸实践，全国人口又处于盲目发展的状态。计划生育工作的受阻，使1962年开始的全国第二次人口生育高峰居高不下，并呈现出峰值高、峰期长、惯性大的特点。

5、计划生育的勃兴与普及（1971—1978）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我国人口在无政府状态下急剧膨胀，人口与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口与经济的相背运动，使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不得不用于新增人口德生活需要，资金积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限制，市场供应、往房、交通、教育、医疗以及劳动就业等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更加严重。全园人均耕地面积由1965年的2.14亩减至1970年的1.84亩。1970年，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93公斤，比1957年还少13公厅。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越来越成为国家的当务之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倡导下，顶住“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克服重重困难，重申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并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表明了国家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决心。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从战略高度明确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思想，统一了全党全民的认识。在1971-1978年间．国家加强了对计划生育药具的生产和管理，全国各地组织机构相继恢复，计划生育政策初步形成，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认识到人口控制势在必行，广大城市和农村普遍大力开展了计划生育，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渐入正轨。

1978年2越24日，国务院批转《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报告》，提出力争在三年内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0‰以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关于国务院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

告》（中发第69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晚、稀、少”的内涵，即“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三年以上。”这样，我国以“晚、稀、少”（后来发展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具体表述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基本形成。

6、计划生育的限制人口增殖政策在生育数量上的进一步收紧（1980—1984）邓小平指出，“人口多、耕地少和底子薄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看到的两个重要特点。”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人口众多，使我国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争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10‰以下，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口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基于上述考虑，邓小平反复提到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国务院在1980年9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指出:“国务院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必须在人口问题上采取一个坚决的措施，就是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争取全国总人口在本世纪末不超过十二亿”。同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执行新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具体规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一些。计划生育工作要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既要控制人口数量，又要提高人口素质。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时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至此，我国限制人口增殖的生育政策在内容上有所扩展和充实，在生育数量上又进一步收紧。晚婚、晚育没有变化，少生从允许生二孩调整为基本只准生一孩，稀是就生育间隔而言的，只生一孩，就不存在间隔了，稀被取消了，增加了一个优生，即提高人口素质的内容，而且第一次把计划生育提高到基本国策高度来认识。

7、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稳定（1985—1991）

在这一阶段，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了逐步的完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的。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写入我国的宪法。”在坚定不移地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大前提下，从中央7号文件出发，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分类指导，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生育政策，使我国生育政策逐步建立在坚实可行的基础上，保证了生育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985年10月和11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先后在山东省荣成县和陕西省勉县召开南片和北片试点县经验交流会。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了我国主要生育政策为：各地区、各部门要继续把计划生育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大力抓紧抓好。计划生育部门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指导；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农村中有实际困难的夫妇，可以按计划生育两个孩子；少数民族夫妇，一般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个别可以生三个孩子。5月9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六五”期间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和“七五”期间工作意见的报告》。在批语中说，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制定出经过教育、绝大多数群众能够接受的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12月1日至5日，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强调，计划生育一定要继续抓紧，不要动摇。

1988年3月31日，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第18次会议强调，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既坚定而又可行的基础上是中央的决定。“农村应该有个长期、稳定、得到多数农民支持的计划生育政策，除了过去规定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生两个孩子以外，要求生第二胎的独女户，间隔几年以后可允许生二胎。”1989年2月27日，李鹏在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会议上坐重要讲话，“我们现在的人口政策总的要求是，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基本的政策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58次会议认为，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必须稳定；政策的波动会引起多生、抢生，因此既不能再放宽，也不能再收紧。1991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坚决贯彻落实现行政策，依法管理计划生育。总之，“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基本经验，其中首要一条是必须制定一个既坚定又可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必须稳定，并且要把计划生育工作逐步纳入法制轨道。”

在这一时期，组织机构日益健全，事业机构如计划生育服务站的广泛建立，计划生育相关科技攻关硕果累累等。

8、计划生育的新形势与新探索（1992—2013）

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逐步建立起来。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不会因为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而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主要体现在一些重要会议、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早在1992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172次会议认为，“目前计划生育工作绝不能有丝毫松懈，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坚持不变，已经统一的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指标也不能随意改变。”1993年3月21日，李鹏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三次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说：“在计划生育中有诸多经验，其中有一条是：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政策上不能摇摆。”

调整后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具有三点新意。其一为控制生育二胎的条件有所放宽,原先定的十几种情况加上独女户,农村政策生育率约为1.76 孩，大大缓解了生育政策与生育需要之间的矛盾；其二为严格禁止计划外生育，特别是计划外三胎生育；其三为对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要求进一步明确起来，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少数民族，原则上与汉族同样要求，1000 万以下的，根据人口密度等情况，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但不准生育四胎。调整后的现行生育政策，受到绝大部分城乡群众和育龄夫妇的欢迎和支持，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因而需要稳定，以充分发挥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导向作用。

随着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近年来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一是人口性别结构问题。资料统计我国近几年新生人口男女比例117:100，国际公认比例107:100。男性比例过高造成：婚姻压力大、加剧性犯罪、卖淫嫖娼、拐卖妇女儿童等现象，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大。

二是人口老龄化。我国进入“未富先老”困境。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快，老年人绝对数量大、区域差异明显，人口老化与综合国力不相适应，即进入“未富先老”的困境。

三是劳动力就业问题。劳动年龄人口供应跟不上经济发展需求，靠人力实现增长的中国经济面临持续衰退。预测表明中国劳动适龄人口将从2013-2015年减少。未来10年内，20-40岁年龄段减少1亿以上。

四是是对家庭规模结构的影响。421家庭结构导致独生子女老年父母“老难所养”和“老无所依”。

五是独生子女的性格健康问题。社会学家研究发现，大多数独生子女在人格特征方面缺乏合作、共享和宽容精神。与老一代相比，抗挫折能力和心理素质差，不及父辈勤俭节约，由此可能引发其他社会问题。

所以基于上述原因，在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1].杨魁孚、梁济民、张凡：《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大事要览》，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页。

5.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 篇五

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 马骏 [ -09-01 ]

摘要：本文指出，由于六个宏观和结构性因素的变化，中国GDP的年均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十年的10%左右下降到今后十年的7%左右。这六个原因包括：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减速、城镇化速度放缓、劳动力增速下降、生产率增速下降、资金成本上升。我们的使用数量模型估计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如果承认增长潜力的下行，则宏观政策的基本前提就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实际GDP增长率下次再降到7%时，就再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应该理解为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不断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

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另外，今后几个季度，即使同比GDP增长速度可能降低到8%左右（环比增长在三季度可能到7％），都只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从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 3-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

引言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对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一个枯燥的学术命题 ，但却有十分现实和重要的政策含义，对这个问题的政策反应最终也会影响到每个企业和家庭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具体来说，如果中国的GDP增长潜力只是7%，而政策却人为地将增长推高到10-12%，那就必然要求向经济中注入过多的货币，从而导致通胀、资产泡沫、银行坏帐等恶果。由此而来的经济过热之后则是政策紧缩和经济大幅波动。从经济结构来看，如果增长超出潜力，在经济上行周期内会出现投资过度、能耗和污染大幅上升，随后的下行周期中又必然出现产能过剩。

打一个比方，一定年龄段内的孩子的体重增长是有自然规律的。如果非要他“快速成长，”迫使他超量进食，短期内会使他体重迅速增加，但此后会导致肥胖，最终不得不去看医生减肥。搞得不好甚至会影响其终身健康。再用开车做另外一个比方。汽车在“正常”时速下行驶是最省油（符合节能减排的要求）、最不容易损坏汽车的零部件（可持续的）、最不容易出事故（可减少危机的风险）。但是，如果超高速行驶，一时间固然风驰电掣，但驾驶同样距离的能耗反而会增加，机件损耗加大，故障率上升，车辆寿命缩短；更可怕的是，高速驾驶可能会导致车毁人亡。

所以，正确判断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制定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误判经济增长潜力，就会人为的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结构失衡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而如果宏观(总量) 政策失当，结构调整就必然面临“两难”。例如，当GDP增长达到12%时，经济规律表明能耗增长必然超过GDP增长，节能减排就自然成为空话。换句话说，结构优化的前提是宏观政策保证经济增长接近潜力、避免大大超过潜力。笔者认为，所谓科学发展，在宏观政策领域的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搞清楚中国的增长潜力到底是多少。

下文分析了将改变中国今后经济增长潜力的六大原因。前三个原因（包括出口、地产和城镇化）主要从需求角度来判断经济增长潜力的变化。此后两个原因（包括劳动力、生产率）从供给角度看增长潜力所受到的制约。最后一个原因（资金成本）则从供求两个方面影响增长潜力。

根据这六大原因，我的结论是，中国在今后十年的GDP增长潜力很可能只有7% （甚至低于7%），远低于过去十年（定义为到 ）10.1%的GDP平均增速。笔者因此建议决策层在下一个“五年”和“十年”发展规划中将GDP增长预期定在7%。另外，基于这个7%的GDP增长潜力和3%左右的通胀目标，我认为适度的货币和信贷的年增长速度应该是14%，而不是17-19%。过高的货币增长会再次导致通胀、资产泡沫和经济结构失衡。

原因之一：出口减速

过去，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贡献了约3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但是，这个阶段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国际与国内背景，是今后无法复制的。

第一，中国加入WTO，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的配额和关税大幅下降，这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估计，在到之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其年均出口增长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但到最近几年，中国入世对出口的推动作用已经逐步消失。

第二，发达国家（G3）在过去十年保持了年均2.8%的GDP快速增长。经过过去两年的金融危机，美、欧政府债台高筑导致财政政策被迫长期紧缩，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的2.8%左右下降到1.8%。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增长与中国出口的相关性，发达国家GDP增长减速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就会减速7个百分点。

第三，过去10年，出口行业中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增长只有5%，而今年多起罢工事件之后低端劳工工资大幅上升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按人民币计价的工资增长达每年1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则按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增长就达到每年18%。面对这样的成本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如服装、制鞋、家具、电子零部件等）行业将很快失去竞争力，许多工厂将被迫搬到越南、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成本更低的国家。

基于上述理由，中国出口年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明显减速。笔者估计，今后10年中国年均出口增长很可能只有12%，为过去10年均增长率（23%）的一半左右。

原因之二：房地产需求减速

过去10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是内需中最主要的一个增长来源。但是，房地产的这种高速需求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原因有三：第一、据不完全统计，房改之初，城镇家庭拥有住房的比率约为20-30%。10年之后，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比率已经达到70-80%，高于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比率。第二、，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8平米，现在已经达到30平米，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鉴于这些变化，现有城镇居民对房地产的基本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有显著下降。第三、下文将阐述，中国城镇化的高峰已经过去，由城镇化所带来的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将减速。

基于上述原因，并根据与中国发展水平可比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过去10年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在10%左右），笔者估计，今后10年内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很可能减速到10%，比过去10年的平均速度减低一半。

原因之三：城镇化速度放缓

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虽然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是已经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出现“九五”、“十五”时期每年1.35-1.45个百分点的增幅。这与联合国开发人口署的计算基本吻合。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是，中国城镇化速度在“九五”期间已达到峰值，当时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未来10年此城镇化率的增幅将降为年均0.8个百分点。最近的一些实际数据也支持对这个趋势的判断。比如，根据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全省“农转非”数量从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

城镇化速度放缓是人口结构老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制造业已经大量向内地迁移等一系列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伴随城镇化的对投资与消费的需求，如建筑服务、建材、汽车、通信基础设施、餐饮、公用事业等，其增长也将相应减速。此外，过去数十年间城市快速膨胀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也将愈加显现，例如污染、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土地征用补偿不足、城市产业定位雷同等。例如，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00多个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CBD、大广场、度假村、欧化建筑等千城一面的投资建设短期内刺激了地方GDP，但随着城镇化速度放缓，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则不得不改变此类粗放型的规模增长，转向产业配置和城市宜居等精心规划设计，从而放弃部分经济增长速度而提高增长质量。

总体而言，城镇化速度从每年1.4个百分点降到0.8个百分点，将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而降低GDP增长的潜力。

原因之四：劳动力增速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从供给角度看，资本的.高速积累和技术进步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我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样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P的研究认为，在1983到间，人口红利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7%。

1980年至今，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婴儿潮和大规模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农民工进城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都预期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在前后达到顶峰，之后第一文库网将逐渐减少，因此人口红利因素对GDP的贡献将大幅减少。今后我国GDP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

根据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研究结论，中国人口红利在已经达到最高获利点，此后则老年人口负担逐步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现实生活中，高考报名人数已经开始逐年下降，农民工中青年比例不断下降，使得初级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已经开始逆转，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水平正在迅速增长。

在企业层面，由于劳动力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劳动力绝对供给水平的下降，工资增长的压力也必然上升。另外，上国民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明显恶化导致的社会压力，将迫使政府将不得不大幅度、持续地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养老金的标准。劳力成本增长的加速会导致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的减速。虽然工资增长有利于促进消费和社会稳定，但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果显示，工资增长对GDP的净影响是负的。

综上所述，劳动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将在未来10年内将导致GDP增长潜力的下降。

原因之五：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下降

从供给面看经济增长的来源包括要素投入（劳动力、资本等）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过去，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达到年均3%左右。但这个生产率增长速度在今后也将难以持续。

今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4200美元，2年之后将超过5000美元。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明显低于5000美元时，由于产品、技术、管理水平明显落后与发达国家，简单复制其他国家的经验――即通过引进外来资本、人才和管理经验――就可以实现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但是，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再靠简单“复制”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就会明显下降。我们通过分析典型国家和地区（如法国、韩国、台湾、日本、巴西）的经验发现，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的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比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前十年下降一个百分点。

当然，不同的国家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之后经济增长的表现差异很大。在30年以前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增长大幅减速。过去30年，只有韩国和新加坡这两个国家从“发展中”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例如韩国的人均GDP从5000美元（按美元不变价）翻了四倍，达到现在的 0美元。相反，许多拉美国家在30年以前与韩国的人均GDP相当，但在过去30年之内几乎原地踏步。比如，按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巴西的人均GDP在1979年到20之间累计只增加了29%，这就是所谓的“拉美陷阱”。

这个陷阱的背后是自主创新能力和生产率增长的缺失。在达到人均5000美元的GDP水平之后，生产率提高的的主要推动力就必须从“拷贝”转向自主创新，而拉美没有做到。 韩国过去30年间，人均专利注册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6倍，而同期巴西的人均专利注册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0.3倍。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显然是巴西难以维持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国的人均专利注册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0.6倍。这比巴西好一些，但远远低于韩过去30年的水平。除非中国能将自主创新能力成倍地提高，否则很难重现韩国在人均GDP在超过5000美元后所保持年均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中国对知识产权不加大保护力度、自主创新受到抑制，“拉美陷阱”就可能是前车之鉴。

原因之六：利率将逐步提高，从而增加投资成本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的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和按揭利率都呈现出严重的实际负利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实际利率也呈现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持续偏低的倾向。用过去10年的平均数据计算，中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存款利率减CPI同比增长率）在我们所比较的六个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美国、印度、英国、台湾、韩国）。中国的长期实际存款利率只有0.8%，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接近2%。同时，中国的实际贷款利率（名义贷款利率与GDP平减指数年增长率之差）也在所比较的国家和地区中为最低。中国的长期实际贷款利率只有2%左右，而其他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则接近5%。

经济和金融理论的基本共识是，实际利率过低，表明资金成本相对投资回报率或产品、资产价格上涨的幅度过低，就会导致资产泡沫、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一点已被国际实证研究所证明。我们用20多个国家过去2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实际利率与通胀率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表明抑制通胀要求提高实际利率。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均表明，实际利率过低，会导致和加剧通胀和地产泡沫；另外，负的实际利率会加剧通胀预期。因此，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则要求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上升。

另外，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将增加对消费和通胀的上行压力，从而迫使利率上升。人口老化也将降低储蓄率，从而推高利率。最后，随着资本帐户的逐步开放，中国的长期利率将开始出现与国际长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目前中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仅为百分之3点多，远低于正常情况下美国国债长期利率5%左右的水平。

综上所述，长期来看，中国的利率水平应该也将会逐步提高，而利率的上升将推高投资成本，从而抑制投资增长和GDP增长的潜力。

长期GDP增长潜力为什么是7%？

上述六个原因对GDP增长潜力有多大影响？首先，我们用最简单直观的分析办法判断其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出口减速和房地产增长减速――带来的影响。然后，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来估算这些原因多GDP增长的总体影响。

出口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5个百分点：如前所述，出口增长减速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3%下降到今后的12%，减速11个百分点。历史数据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出口增长减速7个百分点，中国GDP增长就会减速1个百分点。所以，出口减速1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GDP增长潜力下降约1.5个百分点。

地产需求增长减速将降低GDP增长潜力1.2个百分点:? 如前文所述，中国房地产销售面积的增长率很可能从过去10年年均20%下降到今后的10%。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12%，假设地产需求与地产投资增长基本一致，则需求减速10个百分比就意味着GDP增长减速1.2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地产投资减速导致的产业联带效应，则对GDP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仅仅由于出口和地产需求减速这两个因素，就已经将中国的GDP增长潜力从10.1%降低了2.7个百分点至7.4%。城镇化的减速从需求面来看对GDP增长潜力还有额外的的负面影响。同时，劳动力的下降、生产率增长的减速、资金成本的上升等对GDP增长潜力还有来自供给方面的负影响。[2]? 所以今后十年GDP增长的潜力很可能会降低到7%左右，在今后十年的后半部分增长潜力甚至可能低于7%。当然，保障性住房、新能源建设等政策可能提供一些新的支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我们估计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和新能源方面的支出增长的加速基本上会被今后对传统基础设施投资的减速所抵消。

我们的CGE模型表明，GDP增长潜力会下降到7%：为了比较系统地量化上述因素对GDP增长的影响，我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模拟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形。这样就可以将对需求和供给面的各种冲击在一个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内综合考虑。基本假设包括：与基准情形（即过去十年所经历的年均10.1%的GDP增长的经济环境）相比，今后十年的（ 1） 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个百分点；（2）劳动力的年均增长速度比基准下降1.2个百分点；（3）居民对房地产的需求偏好变化，导致地产销售增长比基准下降约10个百分点；（4）在出口价格不变的情况下， 国外对中国出口的年均需求增长下降12个百分点；（5）资金成本比基准提高1个百分点。上文提到的城镇化放缓的部分影响已经反映在房地产增长减速中，但城镇化减速带来的其他服务需求的减速则比较难量化，暂时没有在模型中处理。

在上述五种冲击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我们的模型显示，GDP年均增长率比基准情形约下降3.1个百分点，使得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到7%左右。结果与我们前文的判断基本吻合。

宏观政策含义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是7%，而不是曾经经历过的10%。GDP增长如果降到7%，不意味着经济陷入萧条，而是进入了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由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的下降，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社会稳定的压力。

因此，不应该继续将8%作为今后的GDP增长的官方目标和增长的底线，更不应该将9-10%作为实际政策操作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增长潜力是7%，而一定要用刺激政策将增长提升到9%以上，这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繁荣，但会导致资产泡沫、通胀、坏帐和经济大起大落等长期成本，最终不可持续。笔者建议在“十二”规划中正式使用7%的增长目标。

笔者估计，今年三季度GDP环比增长会降到7%；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也很可降低到8%左右。但这些都仅仅表明经济回落到接近本身的潜力所在，并不说明经济需要新一轮政策刺激。

准确判断增长潜力对货币政策有重要意义。如果经济增长潜力是7%，年度CPI增长目标为3%，理想的名义GDP增长就是10%。按历史经验，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长3- 4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在今后几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4%，而非17-19%。从更长期看，在中国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几年以后M2的增长速度恐怕只需要高于名义GDP增长2-3个百分点，届时12-13%的M2和贷款增速就足够了。

如果政府确实担心GDP下行到7%时将导致社会不稳定，对策应该是加大社保支出，而非政府主导的投资、货币扩张和重新启动地产泡沫。

注：

[1] 笔者没有选取2000-这个十年的阶段，因为2009年的增长受到几十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特别影响，不具有代表性。

6.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 篇六

刘靖琳 201324071XXX

(13音乐学院音乐学2班)摘要：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实行多年，使我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这项政策也造成了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等消极影响。

关键词：积极、消极、自然增长率、生活水平、人口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独生子女

引言

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和历史的创造者。人口问题不仅是家庭延续的个人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公共问题。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计划生育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30多年前，我国在正确把握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审慎地把实行人口计划生育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使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历史性转变，步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有效控制两大奇迹。现在，40多年过去了，作为后人，我们今天来审视一下这项改变历史的基本国策到底有何深远影响！

正文

一、“计划生育”的积极影响

计划生育实行这么多年，其积极性影响不容置疑。

中国经过40多年努力，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2013年12.08‰，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3‰下降到2013年的4.92‰。新世纪以来，妇女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标志着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计划生育的不断深入，中国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急性传染病发病率已由1949年以前的2万／10万下降到1998年的203．4／10万，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由建国初期的1500／10万和200‰分别下降到1998年的56．2／10万和33．1‰。目前预期寿命男性达到69．36岁，女性达到73．11岁。

实行计划生育为人民生活带来实惠，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据统计，中国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由1949年的不足100元和50元，增加到2013年的26955元和8896元，农村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由1952年的每人80元提高到2013年的9453元。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13年8249万。计划生育的实行还使中国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中国在40年间少生了4亿多人口，对促进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综合国力的提高、缓解人口给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带来的沉重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有效控制，中国已经提前实现了解决人民温饱和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两个战略目标。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使世界60亿人口日的到来推迟了将近4年，为稳定世界人口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计划生育”的消极影响

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实施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中的不良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趋势。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平均寿命不断再延长，老年人口的总数在不断增加。我国的老龄化是“未富先老”。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新增人口变少，我国老龄化进程提前。与发达国家同水平下的生育率相比，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显然较为落后。而发达国家到了同水平生育率下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社会财富，基本上可以维持了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解决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更为棘手，我国养老社会保障的缺口也就更大。

2.男女比例失衡

早在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之初，政策制定者已经考虑到了该政策会带来的男女 比例问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劳动力还主要是以男性为主，加之传统的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以及养儿防老等观念的影响，在只能生一个的基础上，势必会导致人们选择性的生育男孩。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出生性别比为118.06，这意味着将来这批孩子到了婚期附近面临着每六个男性中将有一个男性不能结婚。

3.出现了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问题以及独生子女将来面临严重的养老负担，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展，独生子女现象在我国成为了主流。结论(结语)说到底，计划生育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享受它带给我们的贡献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如何合理的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还要看国家的政策。

参考文献：

7.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 篇七

一、我国企业信用政策制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 盲目制定信用政策

我国许多企业虽然制定了自己的信用政策, 但是, 在制定信用政策时, 往往不明确所要制定的信用政策在实施后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因此, 事先对信用政策的成本收益缺乏周全细致的考虑, 制定出来的信用政策往往偏离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和战略发展目标。结果可能会因盲目地制定了过于宽松的信用政策 (信用期限长、现金折扣高、信用额度高、信用标准低) , 而取得了较大的销售业绩, 但也因应收账款占用的资金水平较高以及呆账坏账的增加等问题而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也可能因盲目制定过于严格的信用政策, 而丧失了应有的市场份额, 在避免了信用风险的同时也制约的企业的发展。可见, 信用政策作为企业的一项重要的财务政策, 缺乏明确的目标, 其效果也就不尽人意了。

(二) 信用政策的制定缺乏有效及完整的信息支持

信用政策的制定需要充分的信息为依据, 其所需信息资料来自于多方面。目前, 我国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又由于缺乏权威专业的企业信用等级评估机构, 而使企业外部的客观、公正、真实的客户信息来源很缺乏, 企业很难收集到充分准确的客户信息。因此, 我国企业在制定信用政策时, 一般以销售部提供的客户档案及以往的销售记录为依据。其实, 除销售部门以外, 企业的其他部门也掌握了与自己业务相关的客户信息, 对客户有不同侧面的了解, 由于缺少独立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 其他部门间往往缺乏有效的沟通, 使客户各类信息之间无法有机地联系起来进入到客户的档案中去, 再加上这些信息还主要依靠人工或简单的计算机系统进行采集和处理, 这使企业所撑握的客户信息不充分、不完整。另外, 对信用政策实施效果缺乏有效的后续追踪管理, 对原有信用政策的实施效果缺少及时的分析和综合有效的评价, 这样也使原信用政策不能为新信用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可见, 我国企业制定信用政策所依据的信息, 在有效性和完整性等方面都难以达到要求, 这样严重影响了信用政策的效果, 甚至有些企业的信用政策仅仅流于形式。

(三) 信用政策制定采用的技术手段与决策方法不科学

我国很多企业还没有很好地将现代先进的信息技术运用到信用政策的制定中去, 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客户信用评定模型, 一般趋向于凭经验对客户资信状况和信用风险进行主观的判断与分析, 这样, 客户的资信和信用风险可能缺少准确的评估和预测, 对客户的信用水平可能缺乏专业的判断, 制定信用标准时容易存在主观上的判断失误, 选择信用政策方案时, 缺乏科学的决策依据。结果, 因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而增加了信用政策的制定成本, 更重要的是会因缺少科学的决策依据而影响信用政策的效果。

(四) 信用政策的制定缺乏独立有效的职能部门

在我国, 绝大多数企业都没有设立专门独立的部门来负责信用政策制定与实施, 由于信用政策主要涉及到销售和财务两方面, 因此, 信用政策的制定工作, 基本上是由销售部和财务部两个部门负责, 有些企业甚至没有专职的信用管理人员, 一般由销售管理人员或财务人员代理。这样, 信用政策的有效性往往受部门利益的严重制约。销售部门为了实现其管理目标即销售业绩的上升, 可能会偏向制定过于宽松的信用政策, 结果是实现了销售额的同时也带来了较高的信用成本和较高的信用风险;相反, 财务部为了实现其财务目标即利润的增加, 则偏向制定过于严格的信用政策, 结果是在应收账款回收上颇有成效, 但可能会导致企业因失去部分潜在的客户而在竞争中失利。而且, 当出现了问题时, 销售部和财务部常常会相互推卸责任。其实, 销售部和财务部由于管理目标、职能、利益和对市场反应上的差异, 都不可能较好地承担起企业信用管理和应收账款管理的职能。

另外, 有少数企业虽然设立了类似的信用管理部门来负债信用政策的制定, 该部门的运作不够规范, 职能和隶属关系不清, 难以有效地开展工作, 信用政策的制定往往是流于形式, 其效果当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 忽略了对催收政策的制定, 使信用政策内容不完整

信用政策的内容包括信用标准、信用条件 (信用期限、现金折扣和折扣期限) 、信用额度和收账政策四个部分。目前, 我国许多企业在信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往往只注重信用标准与信用条件两方面, 忽略了对催收政策的制定, 使应收账款缺乏健全有效的催收计划和催收方法。这样, 由于缺乏催收政策的要求和指导, 企业对应收账款收回往往靠客户的自觉, 有些款项超过了信用期限都没有发现, 有些款项被拖欠了一段时间之后才采取催收措施, 这样, 影响了应收款的有效收回, 增加了坏账风险, 催收过程中的收账成本也会随着收账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情况恶劣时甚至出现业务人员为获得清欠奖金而有意让客户拖欠账款的现象, 使企业顾此失彼, 加大了企业的授信风险和信用成本。

二、企业信用政策制定问题的成因

(一) 企业对信用政策不够重视

在我国, 企业信用政策的使用比西方发达国家要晚, 许多企业对信用政策的认识比较淡薄, 没有充分认识到信用政策的重要性, 不愿意在信用管理上投入太多, 认为没有必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及财力, 去系统地进行信用政策的制定。因此, 大多数企业的领导者不重视信用部门的建立, 简单地将信用政策的制定工作交由销售部和财务部负责;信用政策的制定工作往往从简行事或流于形式, 在信用政策的制定中, 不注重先进的信息技术和客户信用评定模型的运用, 而是偏向于简单地凭经验进行主观的判断和分析;也不重视信用政策的追踪管理与评价以及信用管理人才的培养。

(二) 缺乏经过专门培训的信用管理人员

信用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 这就要求制定信用政策的工作人员有较宽的知识背景, 有信息、财务、管理、法律、统计、营销以及公关等多个方面的知识。目前, 我国教育系统基本上没有设立信用管理专业, 专业的研究人员也不多, 企业对信用管理方面的培训也比较薄弱, 因此, 在企业中从事信用管理工作的人员, 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难以达到胜任该工作的要求, 如销售人员往往缺乏财务、管理信息及信用管理方面的知识, 而财务人员则往往缺乏营销、信息、公关及信用管理方面的知识。由于缺乏经过专门训练的信用政策制定人员, 导致企业在信用政策制定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 如信用政策的制定比较盲目, 在制定过程中考虑不周, 对收益成本和风险的分析不够到位, 不能及时地根据具体环境的变化对本企业的信用政策进行有效的调整, 对客户的资信状况和信用风险情况掌握不足, 对催收政策的制定不到位, 对信用政策的实施效果不能有效地追踪管理和评价等等。

(三) 资信评估行业发展滞后, 使企业缺乏有效的信息渠道

信用政策的制定需要有充分、可靠和完整的信息为依据, 在制定信用标准时通常应当展开对客户的资信调查, 以便获得最真实、直观的资料, 据此判断出客户的业务情况、持续盈利能力、发展前景及信誉状况等信息, 以此来判断客户的资信等级, 为信用标准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通过资信评估公司获得客户的信用分析报告, 是企业用来获取这些信息的一条有效途径。在西方发达国家, 资信评估公司是企业通常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虽然, 我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组建资信评估机构, 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探索和经验积累, 但是,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 我国目前的资信评估行业的发展还很不成熟, 全国至今还没有一家公认的权威评级机构, 最早建立的信用评估机构, 一般是由人民银行或商业银行建立, 现虽都已和原设立机构脱钩并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与发展, 但依然存在着独立性不强、运作不规范、评估标准不一等问题, 未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不能坚持客观公正地为企业提供真实的信用分析, 无法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的信息需求, 难以为企业信用政策的制定提供客观、公正、真实的信用分析资料。

根据本文的分析可见, 我国企业信用政策的制定水平远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 这对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会有较大的影响。引起企业信用政策制定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 既有企业自身的原因, 又有国家社会信用政策体系不完善的原因。因此, 要解决这些问题, 提高我国企业信用政策的制定水平和信用政策的有效性, 需要企业和国家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也需要各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8.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 篇八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失败；原因分析；对策

中图分类号：D73／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283 c2009)04-0079-02

1引言

公共政策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其触角已渗入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

由于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和公共政策的形成、执行、终结过程的复杂性，而使其难免出现偏差或停滞，进而导致不能实现其预期目标，甚至产生破坏，这种现象即为“公共政策失败”。

2公共政策失败的原因

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度与实践的成功与失败的原因都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究其失败原因来说。大概有以下几种因素：

2.1人的因素

(1)政策指定过程不够民主。首先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程度不高。一方面，由于我国当前制度方便的缺陷导致公民的“理性无知”普遍存在，他们对政策指定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很多人都认为指定政策只是政府官员们的事情，与自身关系不大。虽然也有人意识到政策指定与自身利益的实现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还是很少有人对政策的制定给予足够的关注，即使有，那通常也是在政策执行中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才会站出来。另一方便，公众表达意愿、参与政策指定的渠道不多，不通畅。随着社会主义时常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迫切希望充分表达他们的意愿和要求，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但是我国目前还缺乏有利于反映群众呼声和愿望的有效沟通渠道，大量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不能即使反馈给政策制定系统，从而使公众参与政策指定的权利得不到法律和制度上的保证。

(2)领导者的素质不高。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某些领导的观念没有能够及时地转变过来，计划经济下存在的一些旧观念如管本位思想，权力意识等还在许多领导者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而新时期的一些新观念如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并未被某些领导者很好的接受。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长管意识”盛行。政策制定者只注重自己的想法，不能够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想问题，这样就导致制定出来的政策往往是带有强迫性质的，要通过强迫的手段让人们顺从，这种政策的后果可想而知。其次领导作为政策制定主体，其责任意识不强。责任意识的核心内容是负责与服务的观念。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还存在责任意识谈薄的现象，例如许多政策制定主体不是本着对人民负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态度来指定政策，而是胡乱拍板，有的甚至置人民利益不顾，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使得政策制定趋于功利化。

(3)利益冲突和伦理失范。只注重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眼光也是导致公共政策制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由于缺乏充分论证，或被眼前利益所左右，没有长远眼光，政策指定主题制定的政策，往往起初看来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种种弊端会显现出来。具有多重叫色的公共政策主体，利益纵横交织，即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者。还是本部门，个人利益的维护者，若没有良好的自律，将会导致政策失败。

2.2政策本身的因素

(1)政策的合法化。政策的合法化首先是指政策规定合乎民意。这就要求政策规定必须反映民众的意愿和要求，能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提供手段和条件。这样的政策之所以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在于它从根本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和自身的权威，反之，则不但得不到接受和认可，反而会遭到民众的冷遇和抵制。其次是指政策规定和政策指定程序必须合乎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这就要求政策规定为法律所允许，政策指定程序要符合法定程序，以使政策直接取得合法地位和自身的权威。政策的合法性是政策得到有效执行的一个根本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政策的有效执行将无从谈起，政策失败也就再所难免。

(2)政策的合理性。政策的合理性，是指政策本身所具有的因果联系。其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政策是否针对了客观的政策问题。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是否最终反映了客观存在的显示情况，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是否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这一点要求我们制定政策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切忌主观臆想设计一个政策问题。并主观的制定一项政策以期待解决所设想的问题。其次，政策的执行是否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亦即是否具备切实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一项政策的成功实施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与可能，否则，再好的政策也只是“一纸空文”，也就是说，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实施。要求有配套的相关条件。

(3)政策的稳定性。政策的稳定性是指政策在其有效期限内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政策一经指定和公布，就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并要求执行主题在相应的时期内诉诸于一定的政策资源。把处于观念形态的政策内容转变为实际的政策效果。可见。政策在其有效的期限内是处于一种相对的稳定状态。政策的稳定性是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重要前提条件，其是否稳定，关系到政策执行主题对政策的认同和接受态度，并对现实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果政策稳定，相关的政策主体就会真诚的支持它，接受它，就会自觉的再它的约束下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并因为政策系统的稳定性和相应的可预见性而逐渐形成对政策的持久坚强的信任，忠诚和认同。如果政策变化频繁，就会使执行主题。甚至使目标群体感到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政策木边也就不可能得到实现；政策执行主体在执行政策时就会感到困难’重重，政策本身也无法得到目标群体的接受和认同。

(4)政策的具体明确性。政策目标是政策运行过程的指挥棒，起着中哟啊的导向作用。一项政策要能够顺利执行，从操作上和技术上来说，它必须具体明确，即政策方案和目标明确，政策措施和行动步骤明确。作为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政策必须具体，清晰，决不可含糊不清，否则就会因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目标和内容的误解而造成政策执行阻滞。

2.3政策资源有限

公共政策需要必要的资源支持，否则就难达到预期的目标，而现实之中政策资源是有限的。其主要表现在：

(1)人力、物力、财力共给不足。政策目标要依靠人力借助一定的物力和财力来完成的，这些必不可少的条件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状况的限制。

(2)信息资源是有限。公共政策特性决定了对信息的高要求，但要准确，全面和迅捷的收集信息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这必然制约公共政策的形成和效用发挥。

(3)权威资源有限。权威是一种特殊资源，来自公共权力，是政策的保证。无论是授权论，分权论还是法制论，民众的让渡是有限的，运用权利的目的与手段都有法律权限。

(4)时滞性的存在。“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与政策相对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每一项政策都有其失效过程。”若不把握最佳时期和运用一定的时间差，政策难以成功。

2.4程序方面的不完善

由于信息不对称方面，很多政策问题难以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以致日积深重；政策制定中民主性，科学性存在缺憾：政策宣传薄弱，沟通的不畅；坚控机制不健全，监控主体责任感缺乏，评估流于形式。责任追究制不健全，造成不公正，不科学，不民主，无效率等后果。总之，公共政策从问题的认定到政策的终结是个连续的过程，不科学，不完善的程序或环节的断裂和错乱等都可能造成政策失败。

3解决我国部分公共政策制定失败问题的对策

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存在的这些

问题，必须下大气力，加强我国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公共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提高政策制定的质量，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3.1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

首先，强化公共决策信息系统。提高决策信息的完备程度，尽量减少政策本

身的缺陷。决策的科学性依赖于决策信息的完备性，因此，一方面，要建立一个面向社会的开放的公共决策信息系统，确保决策信息的完整，准确，及时，公开；另一方面，要通过专门化的信息机构和专业化的信息队伍建设，运用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和网络化的信息渠道，缩短信息传递距离，从而大幅度提高信息传递速度。此外，还应该重视政策调查，因为这是提高政策信息完备性的主要途径之一。其次，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实现决策过程的程序化。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出台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决策程序就是决策过程规律性的体现，它是在以往政策指定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来的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该经历的工作流程和活动步骤。在做好信息处理之后，政策制定还必须严格遵循合乎科学决策规律的决策程序。第三，加强对政策制定主体的监控，以防止和减少制定过程的偏差。政策监控的主体由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党系统。利益团体，大众传媒以及人民群众等组成。从我国当前政策监控的现状来看，如何使上面的每一个主体都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使其监控的权力不再只是象征性的，是做好政策监控的关键所在。

3.2实现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

要做到公共政策指定的科学化，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正所谓没有决

策的民主化，就没有真正的决策科学化。要加强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必须做到：

首先，政策制定要强调公民参与。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各种需要是我国公共政策的根本目的，因此，引导好，组织好，调动好，协调好人民群众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发挥人民群众在决策中的作用，促使决策的民主化，即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基础。为此，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进而提高他们参与决策的意识和水平；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决策参与机制。进一步拓宽决策参与渠道，建立社会交流和协调制度。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以保证人民群众能有效参与决策。其次要充分发挥一些政策研究，咨询组织的作用，进一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1)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政策主体是权，责，利的统一体，要明晰责任，健全，完善首长负责制，目

标责任制，岗位责任制，确保每个执行者都能够明确自己应该做什么。做到何种程度，对政策的效果及时了解和恰当评价，明确是政策制定的失误还是政策执行的偏差，依法追究责任。

(2)完善政策的沟通与协调机制

沟通与协调是政策执行过程中两种极为重要的活动。有效的政策执行沟通机

制必须遵循明晰性，一致性，正确性以及完整性的原则。必须确保政策执行，政策制定，政策适用主体之间沟通渠道的畅通。还要采用各种行之有效的协调途径和方法，加强和完善政策的沟通和协调。

(3)完善公共政策评估制度

评估是检验政策结果的必要途径和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要提高对政策评估

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建立独立的政策评估组织，明确政策目标，精选评估对象，引进科学的评估理论，方法和技术，建立，健全政策评估的信息系统，推进政策评估的制度化。

(4)完善公共政策监控制度

要及时检查，监督，控制和矫正公共政策，建立健全多层次，全方位，多功

能，内外沟通，上下结合的监控网络，提高监控者素质，把党，人大，舆论等监控结合起来，采用多元化的监控途径，建立及时，有效的控制与纠编机制，制定可行的监控程序和实施细则，依法监控。

(5)完善公共政策调整制度

行政系统是一个处于诸多因素中的开放系统，由于生态环境不断变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