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数据治理

金融机构数据治理（精选8篇）

1.金融机构数据治理 篇一

数据治理专家岗位职责

1、配合公司战略规划，协调公司相关资源配置，推动集团数据治理体系建设。具体包括协调集团以及相关部门的需求，制定集团层面数据治理、数据标准、数据质量相关的制度和流程，规范公司数据质量管理相关程序;

2、根据国家、证券行业和集团实际情况，理解集团内部各类业务具体内容和实际数据结构，牵头相关方建立健全集团层面覆盖监管、客户、业务、管理等各方面的统一数据标准，推动公司数据标准体系和统一数据字典的建设与落地;

3、根据公司的规划，组织相关部门的资源，协调业务部门与IT部门推动公司统一数据平台建设与落地;

4、牵头建立集团层面数据质量管理机制，组织制定数据质量规则，建立健全数据质量监控体系，并组织相关部门不断提升数据质量。

数据治理专家岗位职责(二)

1.负责或领导数据治理解决方案规划及咨询服务，包括数据治理体系框架，数据标准、数据质量、数据架构与模型、元数据等

2.负责或领导数据治理类方案的市场销售

3.负责或领导各类数据管理平台/工具咨询、实施服务

4.负责数据治理类项目实施管理

数据治理专家岗位职责(三)

1、负责数据清洗相关策略工作，包括对虚假、重复、低质等数据的发现及处理，提升数据服务的质量

2、以数据质量和健康度为驱动，梳理高效的分析方法，并结合用户应用场景，建立业务指导方向和打法

3、完成项目推进过程中的跨部门沟通、协调、组织、落地等资源，确保项目质量和上线时间

4、制定业务目标，完成目标拆解和完成路径规划，把控风险，并执行落地

数据治理专家岗位职责(四)

1.负责数据治理类项目的开展实施，梳理数据资产，提高业务系统的数据质量;

2.负责制定数据标准、数据管理体系和流程;

3.负责大数据的元数据、主数据、数据质量流程处理等工作;

4.负责开展大数据平台、大数据管理系统的建设规划、制度建设、应用推广等工作;

5.负责大数据治理开发工具(元数据管理、数据质量管理、数据生命周期管理等)的设计和开发。

数据治理专家岗位职责(五)

1、负责为客户设计数据治理解决方案，给出落地实施建议并指导实施;

2、数据治理平台产品解决方案需求分析和技术方案设计;

3、竞品分析;

2.金融机构数据治理 篇二

近年来,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移动互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的不断成熟, 以这些新兴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政府各信息化系统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规模应用, 大数据不断被应用到政府日常管理和各种惠民、便民服务中。

通过大数据分析, 政府不仅能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 更重要是, 可以预测未来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从而帮助政府更科学、准确以及快速地制定相应决策, 这也成为推动政府政务公开、完善服务、依法行政的重要工具。但与此同时, 政府各业务系统之间条块分割、数据孤立, “信息孤岛”现象普遍存在, 成为现阶段大数据在政府大规模应用的重要掣肘, 而由此引发的重复建设, 不仅造成大量浪费, 也让政府工作效率乃至公信力大打折扣。因此, 现阶段如何有效实现政府各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交换迫在眉睫。

在大数据应用快速发展的时代, 政府数据通过开放、交换、融合与共享, 将原来各部门的“条数据”逐步整合成“块数据”, 深入实施大数据政务应用, 数据价值才会产生成百倍的裂变效应, 大数据的应用价值才会被深入挖掘, “倒逼”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改革, 形成政府层面的创新示范, 有助于政府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和经济社会改革, 加快向透明、高效、廉洁的服务型、责任型政府转变。

政府各部门数据共享交换存在问题

首先, 政府各信息化系统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与系统规划, 无统一的建设标准。政府信息化基础设施大部分是以前由各部门根据本部门的业务实际需求, 逐步分散建立的, 各信息化系统没有建立在统一规划的云计算平台之上, 如:需要邮件系统就买几台服务器, 装上相应的邮件系统软件, 能实现日常基本的收发邮件就完事;以后如果需要建立网站, 就再买几台服务器, 部署上网站系统, 能实现部门信息发布、用户能利用网站办理相关业务就竣工;后来再需要什么就添加什么系统, 甚至各部门有各自不同版本的办公系统, 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混乱。各部门信息化建设标准不统一, 分散建设、重复建设, 资源浪费, 各部门的系统相互独立, 之间存在物理壁垒, 没有很好地形成系统之间的互联互通, 不能很好地实现信息数据等共享交换。

其次, 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体系保障数据共享交换的安全。大数据的发展与应用在创造价值的同时, 也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安全挑战。如果留意今年“两会”消息, “大数据”尤其是政府数据公开共享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现阶段大数据在政府的应用过程中, 还没有相关有力的法律来规范政府数据共享交换的行为、保障相关数据共享交换的安全。在大数据时代, 想完全屏蔽外部数据商“挖掘”政府相关数据信息非常困难。目前, 电子邮件、微信、微博、视频发布、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等已成为人们日常数据交流发布的平台, 通过交流平台数据中大量的个人信息, 可以关联分析和挖掘出公民个人身份、账户、位置、轨迹等敏感或隐私信息, 使得对大数据的采集和应用很容易侵犯个人信息和隐私, 恶意利用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

数据共享交换系统因部署在分布式的云化计算平台上, 系统在上传、下载、交换的同时, 也极易成为黑客与病毒攻击的对象, 平台一旦被入侵并产生泄密, 则会对政府和相关企业的信誉、研发、销售、服务和品牌等多方面带来严重冲击, 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还可能为网络恐怖主义提供新的利用资源机会, 网络恐怖主义可通过分析工具窃取无所不在的数据资源, 获取情报, 进而威胁政府甚至国家安全。如2013年美国“棱镜门”事件和2014年国内“携程网”数据泄露事件, 这警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政府各部门数据共享交换的安全问题。

第三, 缺乏数据共享交换意识。各级政府部门主管人员对数据资源共享交换还不够重视, 缺乏数据共享交换的意识, 政府各部门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 甚至将数据视为本部门的“宝贵财产”, 不愿意将自己的数据拿出来共享, 即使在领导的安排下让共享其数据, 通常共享的数据也是质量不高、格式各异等, 让对方无法使用或者使用价值不高, 政府也没有统一数据共享交换的总体主管协调部门。

最后, 没有建设统一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政府各部门系统后台数据库大部分各不相同, 有的是Oracle, 有的是SQL, 有的还是My SQL, 有的甚至不是业界常用的数据库, 就算是Oracle版本也不尽相同, 只有建立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才能有效整合政府各部门分散异构系统的数据资源, 消除“信息孤岛”现象, 提高政府的信息化水平, 灵活实现不同异构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 开展大数据在政府方面的应用, 进一步发挥信息资源和应用系统的效能, 提升大数据在政府业务和管理方面的科学、精准支撑作用。

政府数据实现共享交换的建议

首先, 要彻底实现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 政府各信息化系统要开展顶层设计与系统规划, 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 按照统一建设标准, 逐步走上“云”端。云计算平台具有本身的特点与优势, 在政府各信息化系统逐步云化之后, 由于底层采用相同的平台, 系统中各异构化的数据才容易整合, 各信息化系统互联互通才容易实现;目前政府购买云服务的主体往往是单一部门而非政府整体, 并且通常局限于服务器、存储等硬件基础设施, 云应用服务涉及很少甚至没有, 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云, 后期无法实现跨部门的数据整合。建议当地政府可以出台购买云服务相关文件, 加快推进政务云服务纵深发展, 提升政务云应用的广度和深度, 为政府数据的整合、开放、共享及交换奠定基础, 可以从财政、安全保障及能力评估等方面予以保障。

其次, 加强对政府数据共享交换的安全管理。构建政府数据共享交换的安全监管体系, 由于数据共享交换的安全立法有一定的滞后性, 因而应实施数据共享交换的等级保护制度, 按照数据价值、数据特征等属性进行分级管理, 数据共享交换相关应用的“事前”审批制度, 严格落实数据脱敏、风险评估、数据流控、事态预警和应急处置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建立健全数据共享交换的考核评估机制, 将数据开放、共享和交换等全生命周期的关键环节纳入监管范围, 对涉及政府甚至国家利益、国防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身安全等关键行业领域的数据, 建议由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集中监管, 确保数据在规定的范围进行使用和传播。此外, 还应建立适应政府数据共享交换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最后, 建立政府数据共享交换统一平台。要实现政府各部门的数据共享与交换, 必须先建立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通过共享交换平台实现各异构数据库之间的数据集成, 实现原有各业务系统在数据级集成, 保证异构数据库之间的数据交换与共享。在建立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的基础上, 针对政府各部门业务系统的技术和体系结构, 配置各业务系统的数据交换映射关系, 形成各业务系统的应用。当平台建立好以后, 业务应用可以任意扩展, 添加新的共享交换数据。

如何构成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应该包括数据共享交换管理、交换共享总线、前置交换、交换桥接、接入管理子系统等功能。其涉及的信息库包括部署在前置交换系统的前置交换信息库、信息资源中心的基础信息库和共享信息库以及交换应用牵头单位的专业主题信息库。通过交换桥接子系统将部门需要交换的信息交换到前置交换信息库, 在交换管理子系统的流程控制下, 通过交换共享总线、前置交换子系统, 把需要交换的信息定向传输到接收部门。

数据共享交换管理子系统

作为数据共享交换系统的中心管理模块, 提供图形化的配置工具, 实现对整个信息交换过程的流程配置、部署、执行和整个信息交换系统运行进行监控、管理。

交换共享总线

交换共享总线是数据交换的枢纽, 通过交换共享总线, 在前置交换系统之间构成信息交换通道, 根据部署的交换流程, 可实现交换信息的打包、转换、传递、路由、解包等功能。交换共享总线通过消息总线模式, 实现部门前置交换信息库之间的信息处理和稳定可靠、不间断的信息传递, 并提供目录注册与传输功能。

前置交换子系统

为确保各部门现有系统的运行不被资源整合所影响, 保障原系统数据安全, 使用前置交换子系统作为各部门与数据交换平台进行数据交换的窗口, 也作为各部门业务系统与数据交换平台之间的数据流动中转站。

交换桥接子系统

交换桥接子系统是部门业务信息库与前置交换信息库之间的信息交换接口, 可实现两个信息库之间的信息交换。

接入管理系统

对接入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的系统进行接入管理, 接入点的注册、接入点的配置、接入点的维护。

建设模式

3.如何完善全球金融治理 篇三

国际金融架构缺陷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2016年中国G20金融治理议程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IFA），致力于从五个层面完善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增长乏力、政策分化、市场动荡加剧的深度调整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6年4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称，当前国际金融市场风险正在不断累积。

国际金融架构缺陷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背景下，2016年中国G20金融治理议程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IFA），致力于从五个层面完善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主权债务重组、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管理、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建设、增强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对此，来自二十国集团智库的专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牵头设计的“二十国集团调查问卷”中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持续推进国际基金组织治理改革

当前全球金融治理最大的挑战是严重依赖于美元货币，随美国货币政策的周期变化而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已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暴露无遗。

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缺失和影响力的弱化导致全球金融系统中的一方独大现象。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大多数学者和部分发达国家的学者呼吁，G20应该继续推动IMF的投票权改革，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和发言权。尽管美国政府于2015年底批准了IMF份额改革，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代表性依然不足。

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权和话语权远小于其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当前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规则制定过程往往忽视新兴市场国家的诉求，不能有效反映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比例不断上升的事实。因此，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赋予他们在IMF中更大的发言权应是未来数年G20持续坚持的工作。

加快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步伐

防患于未然永远是危机管理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要求。而危机防范的关键挑战是如何应对政策溢出和持续的以及不可持续的失衡。学者们普遍认为，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有助于应对资本流动的扭转，降低各国对储备资产积累的依赖，是应对危机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并就如何建设全球金融安全网提出建议。

首先，加强全球、区域以及国别层面各类型金融安全网之间的协调。当前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四个层次：以IMF为主的全球安排、区域金融安排（RFA）、双边货币互换以及各国外汇储备安排。大部分学者认为IMF在构建全球金融安全网方面拥有显著优势，应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发挥基石作用。但同时IMF也存在一定劣势，比如可用金融资源有限、灵活性不足等，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不像美联储在2008年和2011年通过央行货币互换措施那样有效。因此，区域金融安全网、货币互换等作为金融安全网的一部分存在非常必要。建议G20应继续加强IMF与各区域金融安排（RFA）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平衡二者的决策机制。

此外，G20还需解决主权国家间如何在区域和全球层面进行合作以及提升区域金融稳定性等问题。对于货币互换，学者认为，G20需要增加货币互换政策透明度，建立一般性的准则和指南。

加强全球资本流动性监管

对于G20是否应推动建立一个全球流动性监管机制，来自学界的反对声音居多。理由之一是目前国际清算银行（BIS）和IMF对全球流动性状况都有一定的监督职能，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职能范围，进行统一管理不太可行。此外，建立单一的全球机构负责监督全球流动性不符合现实，因为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通常受制于一国国内政策需要，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创造的国际流动性的范围很广，各国都没有准备好由一个国际机构来进行监管。

为了更好地管理全球的流动性，学者们建议，应该充分发挥已有机构的职能，使他们在各自管理领域更有权威，同时鼓励金融稳定理事会（FSB）、IMF和BIS等采取联合措施，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建议在G20平台上鼓励各国汇报流动性管理制度、分享数据库、提出预警措施。也有部分学者建议将全球流动性监管写入G20议程，努力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间达成共识，此后再采取具体的政策协调与执行。

推动国际储备多元化，强化SDR作用

学者认为，当前全球金融治理最大的挑战是严重依赖于美元货币，随美国货币政策的周期变化而变化。要改变这一状况，既要承认美国的领导力和IMF的价值，同时必须强调新兴国家的重要性，推动国际储备多元化。多数学者认同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大作用，建议推动人民币国际成为第三大储备货币。但同时认为这需要中国政府进行大量配套的金融改革。

对于加强SDR作用，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SDR的内在缺陷限制了其作用和使用。理由如下：一是目前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非常有限，考虑到IMF的关键成员强烈反对对特别提款权进行大规模分配，预计SDR在未来可能难以发挥更大作用。二是SDR对于金融家来说太过复杂，其创造更多依赖于政治决定，而不是对每天流动性状况的实际分析，因此特别提款权并非合适的国际储备资产。三是提升SDR作用的政治条件到目前尚不成熟。在没有一个全球中央银行和全球政府的情况下，短期内SDR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性很小。但长期有可能实现，尤其随着人民币或欧元国际地位持续上升，国际货币体系将会更为多元。

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目前困难很大，SDR的作用仍然需要提升。建议一是完善SDR的供给机制，采取渐进的改革路线，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规模，发挥SDR在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方面的优势。二是进一步完善SDR国际货币职能，可以考虑发行特别提款权标价债券，促进特别提款权在全球贸易、金融资产中的标价职能和钉住货币职能，在贸易和金融标价、钉住货币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加强全球债务管理

当前全球债务规模不断上升，正成为世界经济新的风险点。学者们建议G20加强对新发行债务和存量债务的管理，同时改善主权债务重组体系，维护债务的可持续性。具体操作建议如下：

第一，建议G20在改善集体行动条款（CACs）和同等位次条款在主权债券中的应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和榜样作用，在新发行的债务和存量债务上进一步推动以上两个条款的实施。

第二，继续建立和完善量化指标体系，加强对债务的监督。如债务与GDP之比，主权债务评级等，同时在IMF《财务监测报告》中加以反映。并加强各国经济信息和数据的共享。

4.金融行业治理商业贿赂自查报告 篇四

现将近阶段自查情况汇报如下：

一、对授权授信管理的自查

经查我社信贷人员在信贷管理方面能够严格执行《贷款通则》的有关规定以及贷款“三查”制度办理各项贷款业务，无利用职权进行“吃”“拿”“卡”“要”等不正当交易的行为。

二、对储蓄业务的自查

经查我社均能够认真执行储蓄业务管理的有关规定，无集体或者工作人员“送各种礼品给客户”等变相提高存款利率的不正当交易的行为。

三、对房屋租赁及装修的自查

经查我社出租房屋2间，年租金为6600元，符合当地房屋租赁的市场价格；无重大的房屋装修工程，即使资金较小的装修项目，均向联社部门报批，在核准的各项费用范围内进行装修。

四、对中间业务的自查

经查我社目前开展的中间业务主要有联行汇总业务，交通罚款代缴业务。前者按照人民银行的规定收取手续费，后者目前不收取手续费，均无不正当交易的行为。

五、对会计结算的自查

经查我社会计业务能够严格按照规定认真操作，能够进行事前审查、事中复核和事后监督。各项费用均凭合法的发票报销，并严格执行“三签”制度。无不正当交易的行为。

六、对不良资产处置的自查

经查我社在此期间已处置的不良资产共12笔，金额25.6万元，均严格执行呆帐核销的有关规定，无不正当交易的行为。

七、无不正当交易行为的投诉和举报

自查情况总结：

通过此阶段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开展，从自查的情况看，我社各项内控制度能够覆盖各项业务，各项业务操作均能够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无集体和工作人员为了获得与客户、其他单位和个人的交易机会或者有利于实现交易目的，向其赠送现金、物品或者其他有价证券等行贿的行为；也无客户、其他单位和个人为了获得交易机会或者有利于实现交易目的，向集体和工作人员赠送且被接受的现金、物品或者其他有价证券等受贿和索贿的行为。

5.金融机构数据治理 篇五

治理 重磅

江苏已在拟定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方案，条件不具备的要终止教学活动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葛道凯厅长近日在接受扬子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江苏已在拟定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方案，校外培训机构在营业范围内如有涉及学科教育的内容，须要向当地教育部门报备，得到许可才可以实施。葛道凯称，即将着手做几件事情：

第一要关一批条件不具备、安全环境存在巨大隐患的校外培训机构；

第二要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为培训条件具备的机构补办准入证，条件不具备的要终止教学活动。”

第三是严格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在营业范围内开展教学活动。在营业范围内如有涉及学科教育的内容，必须要向当地教育部门报备，得到许可才可以落实实施。

第四要打击一批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损害学生利益的校外培训。“我们将联系相关部门把这件事情做好。”

葛道凯厅长认为，要减轻学生过重的课外负担，需要全社会努力。“我认为全社会都要转变观念，家长要根据孩子的成长需要，设计相应的人生道路；课外培训机构不能忽悠误导家长；学校也要进一步改进教学，提高教育水平；当然还需要政策制度、法律保障。这样才能营造整个教育健康的氛围。” 学生课外超前学，课内教师深感苦恼

“作为一名中学教学一线教师，我觉得国家四部委联合发文规范校外机构办学行为，非常必要、非常及时。”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学处副主任李鸿彬老师如是说。事实上，在日常的学校教学中，不少老师也深感苦恼，一个班的学生，常常一部分超前上过培训班，一部分没上过，这样对正常教学干扰很大。

“课外办学机构针对中小学生的辅导形式常是超前教学和同步训练提高两种形式，这会导致学生做无谓的重复劳动，课堂上似懂非懂，听课缺乏兴奋感和积极思考的好奇驱动，正常的课堂教学达不到预期效果。”在李鸿彬老师看来，教育的目的是要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准，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提高科学与人文并重的良好素养，还有致力于探究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与兴趣等等。

这些都是孩子们成长、成才和日后成功的重要品质。而办学机构的课外辅导没有这样的目标指向，他们仅是通过训练来提高学生解题的熟练程度，短时间内从知识掌握的层面上看也许有一点效果，但这决非是教育教学的本质。“华杯赛”发布暂缓决赛通知 最近，南京家长陆续接到通知，全国华杯赛决赛暂缓，等教育部重新核准后会另行通知决赛时间。相关培训机构告知家长，赛前培训及冲刺班一并暂停了。已有报名点通知家长退费。

“华杯赛”是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的简称，是为了纪念和学习我国杰出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于1986年始创的全国性大型少年数学竞赛活动，被有的人认为是国内小学阶段规模最大、最正式、难度最高的比赛。

国内数学另外两项重要比赛“希望杯”、“走美杯”在大部分省份暂时没有发布取消的通知。不过此前，上海地区已经叫停数学“迎春杯”、“走美杯”等数学竞赛。

武汉颁布《民办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6000家无证机构面临整顿

近日，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通知》明确，将针对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学科类培训及竞赛活动的培训机构，进行严格规范整顿。2月27日，武汉市召开2018年度全市教育工作会。会上，武汉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对该市近日颁布的《武汉市民办培训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详细解读。

《办法》对武汉民办培训机构各方面明确要求和规范，明确了民办培训机构的内涵、管理体制和各项组织活动的要求，还针对部分行为列出了处罚措施。

“今年，武汉将把清理、规范校外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作为工作重点。”武汉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政将于3月15日正式施行。1.禁止培训机构面向小学生举办竞赛

民办培训机构不得面向社会举办或者承办以小学生为参赛对象的与语文、数学、外语等学科相关的竞赛活动或者考试、测试活动；不得将机构内部举办的竞赛或者考试、测试结果以任何形式提供给本市中小学校。

如有上述行为，区教育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并予以警告；逾期未改正的，将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2.教学计划和退费制度向社会公布

培训机构在进行审批时，需要将教学计划上报相关部门进行备案，还需要将教学计划进行公布，接受社会大众监督。《办法》要求，民办培训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应依据办学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确定，并向社会公示。按照学时收取费用的，预收费不得超过80个学时；按培训周期收费的，预收费不得超过6个月。若未按照规定收费，或将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此外，民办培训机构还必须在显著位置公示退费制度。培训对象在上课前提出退学的，应当退还其缴纳的全部费用。3.在职教师不得在培训机构任教 《办法》对民办培训机构中的教师也作出了明确要求，不得聘用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教师或管理人员，违者或将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同时，民办培训机构不得聘用公办中小学、公办幼儿园在职教师，不得为公办中小学、公办幼儿园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辅导提供场地条件。4.幼儿托管机构不属于培训机构

从事3周岁以下婴幼儿与照护服务、中小学生及幼儿托管服务、自学考试助学等活动的机构，并不在《办法》的监督管理范围内。

5.证照不全的机构将被暂停招生

以往，武汉市有教育部门批准的培训机构400家，人社部门批准的100家，工商部门批准的6000多家。

《办法》的第二条，明确了民办培训机构指的是“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不具备学历教育资格的教育培训机构”。这其中包括文化教育类机构和职业技能类民办培训机构。《办法》施行后，将只有教育部门和人社部门能批培训机构。

2017年9月1日前已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教育类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范围包含文化教育类或职业技能类培训的，在《办法》施行之日起暂停招生，并在一年内依法取得办学许可证，办理变更登记。

另外，2017年9月1日前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教育类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若经营范围中未包含文化教育类或职业技能类培训但却以教育咨询、教育服务等名义开展相关培训活动的，也被要求在《办法》施行之日起停止相关培训活动。继续开展相关教育培训活动的，由所在区人民政府组织工商、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进行专项清理规范。长沙推进无证办学和违规办学专项治理，年底前完成培训机构集中整治

针对教育部近日发布的《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长沙市教育局出台了一系列的“硬性措施”。

重点关注“有安全隐患、无证无照、应试倾向、超纲教学”等家长们反映最强烈的6类突出问题，将强力推进无证办学和违规办学专项治理，重点清理整治无证幼儿园和名校周边的黑培训机构。

6月底前完成全面部署和排查摸底，2018年年底前完成培训机构集中整治。

长沙市教育局新闻发言人 缪雅琴：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办竞赛、主要指语文、数学等学科，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无证无照责令其停止办学。校外培训机构办学内容、经费都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并坚决查处“非零起点教学”行为。

教师在外补课或将取消资格证，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等行为，一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直至取消教师资格。长沙市教育局 民办教育处 处长 刘凯希表示：欢迎家长举报，如果查实，将追究学校责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初中学校自办或与社会培训机构合作开办小学生学科培训、并通过考试选拔和预录优秀小学毕业生的违规行为被称为“占坑”，属于教育部门严查的违规行为，长沙市教育局提醒广大家长们保持理性，别被“占坑班”坑了。2018年教育培训市场发展现现状及趋势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最教育越来越重视，给予教育一些优惠政策，从而导致教育培训机构快速涌入教育市场，使得教育机构的数量逐年增加，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中国教育培训历程

20世纪80年代---职业培训，90年代---留学培训，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小学课外辅导，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线教育火热。

我国现代教育培训行业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市场主体是以技校为代表的职业培训。随着政府对留学的鼓励力度加大。

90年代起，出国留学培训热潮掀起。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大量面向中小学的学科辅导开始涌现。在家长对提分效率的强烈需求下，中小学课外辅导形态逐渐从个人家教演变为商业机构，班型也逐渐从大班演变为小班和一对一。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在政策、资本和技术的共同促进下，在线教育从2010-2013年的暗流涌动，进入到2013-2015年的疯狂爆发，经过2016年的反思沉淀，目前的从业者正逐渐走向理性，走向新一轮的稳定增长，具体表现为：不再像前两年那样迷恋“免费”“流量”和“纯线上”，不再对“自适应”“人工智能”等新概念怀有过高的期望；不再盲目创投，在线教育开始持续稳定发展。我国教育市场现状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深入发展，政府政策的放开和支持，财政和家庭教育支出的逐年增长，消费升级大势下人们对教育服务的需求集中爆发等多方面原因，从2014年开始中国教育行进入飞速发展通道，2016年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近2万亿，教育培训行业主要包括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课外辅导+民办学校）、职业教育、语言学习、才艺培训、企业培训等细分市场。2009年以来市场规模保持16.2%的年均复合增速。

2009-2017年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单位：亿元，%）2017年中国教育行业市场规模 人口基数大，总量平稳上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至2014年我国每年新增人口数与出生率逐年上升，2016年受二胎政策刺激，出生率同比大幅提升至 12.95‰，新增人口达 1786 万，为近6年最高。国家实施稳健增长的人口政策，国务院颁布《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显示，我国 2020、2030 年人口总数将达 14.2 亿与 14.5 亿人。

课外培训现状

课外培训：基数大、增速快，规模有望突破万亿。课外辅导潜在客户基数大。教育部《2016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 年我国K12阶段在校生人数共计约1.66亿，其中小学在校生人数9913万，初中在校生人数在校生4329万，普通高中在校生2367万。另外，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的阶段战略目标，到 2020年我国K12阶段的实际在校人数将达到2.12亿。

K12课外培训市场增速快。参培率和客单价是K12课外培训市场规模扩大的主要驱动力，我们假设k12课外培训参培率为50%，人均单价为5500元/年，则2016年我国K12课外辅导市场规模大约在4565亿元左右。2020年参培率如提升至70%，人均单价提升至7000元/年，则2020年市场规模约为10388亿元，2017-2020 年年均复合增速达 22.8%。2018年教育培训机构市场发展趋势 教育初心的回归

无论哪种形式的教育，重点依旧在“教育”二字，品牌、师资、产品，仍旧是决定学校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对消费群体的服务和教育效果势必成为选择关键因素。在刚需的市场上，教育回归到教育初心上，维持教育优势，大力重视教研效果和教学效果，利用互联网思维和教育思维的结合，得到颠覆性的变化。

强化口碑和产品重要性

大部分的教育机构，都是通过优质教学体验、教学服务、教学效果的产出，实现口碑上的传播。现在机构的发展趋势就是招生任务下沉，从营销层面来讲，教培机构的基石必须而且绝对必须是“内容服务”，宣传单页或各种网络宣传对学生和家长的吸引力正慢慢下降，唯有优质的、能及时体验的内容才是吸引学生和家长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所以，教育机构优质内容的传播，除了提高机构口碑，更重要的是可以赋予它招生的属性。

单一产品走向多样化垂直产品

在教培行业，1对1一直是利润大的产品模式，但是随着获客成本、师资成本等上升，导致1对1利润下滑。因此，越来越多1对1教培机构发展小班教学。

随着教育机构的发展，教育机构深耕自身领域的同时，为了能够让用户重复消费，也应积极发展各类教育产品。可以出中考、高考模拟套题，供同学们购买。

出击“治理课外辅导班乱象”成两会热点代表委员为家长这块心病“开方子”

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掷地有声地说！

校外辅导班，一直是家长们的心头之痛！而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和管理问题，也是有关部门管理的难点。今年2月，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以期通过更大的力度、更综合的手段来治理这一长期存在的社会难题。

这不，两会上，课外培训的问题也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关注。大家纷纷建言献策，家长的这块“心病”，一定要医！课外培训的诸多乱象，一定要治！课外培训火得邪性！代表委员齐关注

要说这课外培训有多火，中教君前阵子听说了这么件事儿——

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三年级小学生朵朵（化名）的日程表上，培训班被精打细算地排到了腊月二十八：7天数学寒假班、12天英语冬训班……而学费也随之破万。“寒假时间紧，也就报了这些，另外还有个音基中级考级。暑假的话，还会有体育和语文。”朵朵妈说。

假期、周末乃至日常放学后，各大培训机构总能见到中小学生们忙碌穿梭的身影。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

本应为学校教育有效补充、满足多元化需求的校外培训机构，在“校内减负”初见成效的当下，却裹挟家长带着孩子一路狂奔，成了“校外增负”的主力军。这种现象带来的不只是家庭经济负担，更是学生的课外负担。对此，今年两会伊始，代表委员就对这乱象“开炮”了——

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课外培训不能成为有些人牟取暴利的工具！

在3月2日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也表示，要加强对各类校外培训的管理，切实把教育部等四部门部署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落到实处，让课外培训成为学生素质教育的补充，而不是变成家长和学生负担的“增压器”，更不能被有些人用来干扰教育秩序，煽动社会焦虑情绪，成为牟取暴利的工具。全国人大代表李鸿彬：规范校外办学行为，使之成为正常学校教育教学的补充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外国语学校教学处副主任李鸿彬曾经也是一名中学生的家长。他透露，他孩子之前也上过培训班，但当时确实是因为一门功课有短板才去补课的，那时培训班不像现在这么火热。

“有报道说孩子的课外辅导已严重影响了一部分家庭的生活质量，课外辅导费用俨然成为一个家庭最大的乃至不堪重负的沉重负担。”李鸿彬了解到，许多学生的课余时间被填满了，甚至吃饭都没有充裕的时间，睡眠时间得不到保证，“因此规范校外办学行为，使之有序，成为正常学校教育教学的良好补充，非常有必要。”

李鸿彬还表示，教育的目的是要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提高科学与人文并重的良好素养，还有致力于探究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与兴趣等，而办学机构的课外辅导只是通过训练的方式提高学生解题的熟练程度，短时间内也许从知识掌握的层面上看有一点效果，但这绝非教育教学所追求的。

民革中央：去年以来做了大量调研，两会中将做重点建言 两会前夕，在2018年全国两会民革新闻宣传工作通气会上，民革中央就表示，从去年以来，民革中央就义务教育“减负”问题做了大量调研工作，今年全国两会中，民革中央就强化义务教育“减负”、切实推进素质教育发展提交相关书面发言材料，将重点建言。

民革中央主席万湘鄂、副主席张伯军此前曾带队在吉林、广西等地开展专题调研。调查发现，“不在培训班里坐着，就在去培训班的路上”是当下很多中小学生的真实生活写照。在这个过程中，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打着“提优补差”的旗号，野蛮生长，某种程度上扰乱教育发展的作用多于补充学校教育的作用。

在民革中央围绕“减负”问题的几点建议中，特别提到：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联合监管机制，加强教育、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力度，取缔无证培训机构，严禁培训机构超范围经营；杜绝各类学校与培训机构合作择优、“占坑”录取等行为，坚决打破已经固化的“利益链”。培训机构乱象，各部门重拳出击

2017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外负担，建立健全课后服务制度，规范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严格办学资质审查，规范培训范围和内容。

今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简称《通知》），旨在通过全面开展拉网式摸底排查，治理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有安全隐患、无证无照、应试倾向、超纲教学等公众反映最强烈的六类问题。

而针对一些机构和组织举办学科竞赛并与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挂钩、“山寨社团”为营利举办赛事等乱象，教育部还专门发出了《关于规范面向基础教育领域开展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的公告》，明确强调了“完善管理权限、重新登记核准、严格组织实施、强化日常监管、约束结果使用、推动社会共治”等六方面具体措施。

这套专项治理行动的“组合拳”，打得漂亮！课外培训，几多怪象几多问题！

校外培训机构，为什么急需治理？家长们的无奈究竟有多深？

侵占孩子休息时间——家长不忍又无奈

家住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的张莉（化名），女儿读小学三年级。今年寒假以来，她一直在关注年级其他孩子的动向，生怕女儿巧巧（化名）比别人学的东西少。

张莉特别在意孩子各方面的能力培养。最多的时候，巧巧参加了10个补课班。从周一到周五，巧巧疲于应付各种培训。重庆市巴南区鱼洞第二小学校校长刘玉霞说，各种各样的培训、作业挤占孩子休息、玩耍的时间，表面上看可能提升了孩子的成绩。但长此以往，孩子的创新力、想象力都会受到抑制，甚至与人打交道，与社会、环境相处的能力都受到影响。

补课费直追住房按揭——普通家庭倍感压力

“年轻时不理解为什么孩子要花这么多钱，自从补课后才明白。”儿子就读高一的胡女士说，“一对三补数学或英语两个半小时至少1000元，大课200多元，每个月都要上万的补课费。”她说。

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一直关注并反对过度补课现象：“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家长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送给了培训机构。” 虚假宣传、良莠不齐——补习收效存疑

并非所有辅导机构都对师资有要求、都能保证辅导教学质量。“我曾经在一家小型教育培训机构工作,那里的问题实在太多,没过几天我就不干了。”一位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说,那家教育培训机构虚报老师学历,而且没有正规执照,他们拉学生家长全靠连哄带骗。“有些家庭的经济条件不算好,但家长都把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交给了这家培训机构,我看着挺难受的”。超前学习、超纲教学——损害孩子学习兴趣

李鸿彬说：“日常教学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一个班的学生，一部分超前上过培训班，而另一部分没上过，这样的情况对正常教学干扰很大。”课外办学机构针对中小学生的辅导形式通常是超前教学和同步训练提高两种形式，无论是哪种方式的辅导都会导致学生做无谓的重复劳动，课堂上似懂非懂，听课缺乏兴奋感，以致正常的课堂教学达不到预期效果，不少老师也深感苦恼。

孩子的接受能力有限，提前接受下学期知识的补课班并不是对任何学生都适用，也许家长的一片苦心反而变成孩子学习的负担，也会影响孩子对学习的兴趣。

“6岁的人学15岁的东西，我很不感冒。”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表示，民办培训领域对中国教育体系是良好补充，但整顿很有必要，他个人很反对超前教育、难题教育。俞敏洪认为，孩子的成长过程像一棵树，浇了大量化肥可能会迅速成长，但到后期会发展病态，“这也是中国很多小天才长大后爆发力差的原因。”

降低成本、租用旧房——这些都是安全隐患

中教君发现，市场上充斥着很多教育机构，质量参差不齐。有些教育辅导班藏匿于普通的单元房，卧室被充当教室，课程包括语数课程同步辅导、数学思维拓展和小升初冲刺班等等。

这些机构，有一些手续不完善，甚至一些完全没有办学资格。“没有手续就是黑班，还组织学生补课，就这么一个场所，要是一旦发生火情，跑都没地方跑的！”有家长担心地说。合力抵制课外辅导乱象，关键还得看落实 既要专项治理，也要长效机制

首先，推动国家就校外教育的专门立法。还要制定更为明晰的培训机构设立与营运管理标准。同时，发挥多方力量，完善民办校外培训行业的管理体系。这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教授薛二勇的建议。对不合法、不合规机构坚决关停

“对于类似不合法、不合规，尤其是无资质和有安全隐患的培训机构，有关部门一定要联合起来，坚决关停。”谈及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管理，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观点鲜明。

不少教育培训机构证照不全，利用政策执行漏洞，以教育咨询等名义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没有办学资质，却从事教育培训业务。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坦言，地方教育部门规范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愿望强烈，却也力不从心，还存在包括职责划分不清、人手不够、缺乏执法权等问题。但孙惠玲表示:“规范民办培训机构，各地不能靠等待，必须结合地方发展情况，积极探索、敢于亮剑。”

在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看来，规范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合规的课外培训是对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是应该大力支持的。但在市场急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种种违规乱象，有关部门一定要及时出手治理，这既能保护合法合规的培训机构，也能更好地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超纲教、超前学等培训行为必须警惕并治理

“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超前教育。”每当有家长问全国政协委员、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孩子该上什么辅导班时，她都会这样回答。在这位北京名校长看来，超前教育非但没有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反而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孩子对课上的内容不感兴趣，以及重复学习导致孩子休息不好、疲惫不堪等。《通知》要求，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班次、内容、招生对象、上课时间等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委员介绍，今年上海市实施了“一标准两办法”，严禁民办培训机构拔高教学要求、加快教学进度、增加教学难度。在课程时间安排方面，要求合理安排教学进度，不得妨碍未成年人正常休息，授课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上海的实施方案向社会公布，并欢迎大家监督。现在看来，民办培训机构‘拔高抢学’现象已经大大减少。”

治理公办学校教师参与课外培训

“无论任何形式，公办学校及教师都不得有参与民办培训机构的行为。”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说。在此轮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中，对公办学校及教师的违规行为动了真格。《通知》要求，坚持依法从严治教，坚决查处一些中小学校存在的“非零起点教学”行为，严厉追究有关负责人责任；坚决查处个别在职中小学校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并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等行为，一经查实，一律依法严肃处理，直至取消教师资格。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教科院副院长胡卫指出，在《通知》的基础上，需进一步考虑通过地方法规及国家立法，进一步规范公办学校及教师行为，划定办学及教学红线。家长心态放平稳，减少焦虑

汪女士的女儿在南京一家民办学校上五年级。“寒假我给女儿报的是数学班，上课时间持续到除夕前一天结束。”汪女士说，女儿所在的学校有提高班，每个学期都会通过考试选拔学生，基本上是每个班不到一半的孩子能考上提高班，而且是淘汰制，寒假如果不补课，就怕孩子开学考不上提高班，自信心会受到影响。汪女士坦言，给女儿报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看到周围的孩子都在学”。

6.税务机构改革筑牢国家治理基础 篇六

日前，中央审议通过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规定，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承担所辖区域内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并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级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这次税务机构改革，既涉及税收管理制度的进一步理顺，也涉及税收职能职责的进一步优化，同时涉及多方利益的调整，必将载入新中国税收发展史册，谱写新时代税收事业发展新篇章。

“利国利民利企利税”的重大举措

此次税务机构改革，体现出加强党对税收工作的全面领导、优化配置税收职责、理顺统一税制和分级财政关系，是“利国、利民、利企、利税”的重大举措。

其一，深化税务机构改革，是夯实国家治理基础的重要举措，是充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新定位的重大制度安排，将其纳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体方案中部署，彰显出税务机构改革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足够分量和应有地位，显著提升税收服务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其二，包括税务机构改革在内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深化税务机构改革，顺应了社会关注和人民意愿，拥有广泛民意基础。同时也必将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纳税缴费服务，增加纳税人、缴费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其三，深化税务机构改革，与“放管服”改革结合起来，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消除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企业的税费遵从和增强税费确定性，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助力开道。

其四，深化税务机构改革，着力解决了税务机构设置不够科学、职责交叉和效能不高等问题，破解了现行两套征收机构并存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也顺应了税制改革深入推进和现代财税体制构建的需要，将极大提高税收征管质效，推动税收征管模式创新发展，必将筑牢财政收入可持续增长的财力保障基础。

其五，《改革方案》确立了税务机构双重领导管理体制。从党的建设、干部管理、机构编制管理、业务收入管理、经费保障体制、构建税收共治格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明确了央地税务双重领导管理体制的重要内涵，优化了税务系统党的领导组织架构，既是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国地税机构改革各方面，也是重塑税务系统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税收事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筑牢国家财力可持续增长根基

伴随着近日税务机构挂牌的平稳有序、圆满完成，标志着深化税务机构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为后续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纵深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办税避免了“两头跑”，不需要再接受两头管、两头查，不再会出现标准打架、无所适从，纳税的确定性明显增强，有效降低了纳税遵从成本，提升纳税获得感。

按照《改革方案》的规定，逐渐把非税收入也纳入税务纳税征管体系，税收和非税收入将统一由税务部门组织征管。原来税收之外的诸多收费项目分散在各个部门组织征缴的，其规范性较差、随意性较大、确定性不强等，社会各界一直反映强烈，改革呼声很高。将非税收入统一归口由税务机关征缴，将使非税收入的征管在制度层面更具规范性，在执行层面更具刚性，为统一政府收入体系，规范收入分配奠定基础。

随着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的合并顺利完成，逐步推进非税收入划转，对税务部门构建新型税费征管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国税、地税机构合并，业务平台统一，将彻底解决原有的两个部门信息整合利用效率问题，“金税三期”系统的整合力度将会极大增强。同时将非税收入纳入征管系统，有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覆盖涉税与非税征管和风险管控平台，税务部门掌握的数据资源更加丰富了，对组织涉税收入、非税收入形势的研判，乃至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都具备了足够的基础数据支撑。

可以说，税务部门的聚财能力增强了，国家财力的保障性作用得以提升，筑牢了国家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

助力提升国家税收治理水平

当前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是一场触及利益、触及灵魂的国家治理的重大变革，任何领域或层面的改革都必须坚持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着力提升国家各个方面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早在2015年10月中央下发的《方案》就明确指出，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确定了新时代税收的战略定位，也为深化税收各方面改革指明了方向。

此次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改革，纳入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层面统筹谋划，从着眼于发挥好税收治理的支柱性地位的战略高度有序推进，着力在重塑税收征管新体制的构造上下功夫，打造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税收治理模式。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不是国税地税机构的简单合二为一，而是从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完善税收征管机制、优化税收征管资源配置、推动构建新时代财税体制着手，牢固树立并贯彻“优化协同高效”的理念，以有效提高税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着眼于未来税收治理模式的科学定位，注重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税收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税收治理能力。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涉及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覆盖税收治理领域的各个方面，构成一项结构复杂、关联紧密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统筹性设计方案、渐进式改革路径、稳步性有序推进的基本思路，正确处理好近期改革与长远规划、整体设计与分步实施、顶层设计与问题导向、机构整合与职责优化的关系，切实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体制保障。

为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保驾护航”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以国税地税机构合并为核心的现代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是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基础性工程。对于构建科学完备的财税体制，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提升国家治理水平，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有序推进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改革，必将全面提高税收征管能力建设水平，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奠定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为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提供强有力的征管保障。

比如，营改增试点改革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举措，不仅极大增强了税收制度供给质量，显著提升了税收治理的制度支撑基础，而且也直接触动了既有的税收征管格局，体现出税收征管顺应税制改革之需，从而助推了目前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改革的全面展开。

再比如，以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为主要内容的直接税改革将是构建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内容。而直接税改革涉及的计税收入和财产，流动性强，分布不均衡，单纯依靠原有的地方税务机构的征管系统，无法实现有效的税源监管，这已成为推进直接税改革的“瓶颈”。原有的国税地税征管格局严重制约了税制改革深化和现代财税制度的构建，如果不能够有效解决这一征管机制的缺陷，直接税改革难以推进和全面展开。因此，深化税制改革与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必须相向而行，有机结合，才能形成改革合力，达到预期效果。基于此，推进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改革，是顺应税制改革深化的必然选择，唯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税收征管对税制改革落地实施的“保驾护航”作用。

7.大数据治理框架体系研究 篇七

随着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 政府、企业、高校以及社会各个团体部门纷纷大力开展信息化建设, 例如企业ERP、人力管理系统、物流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在某些程度上满足了企业信息化需求, 实现了管理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但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

1. 系统相对独立, 缺乏统一治理的方法论。

企业内部建立了各种规格的信息系统, 这些系统大多以独立系统的方式存在, 然而这些系统内部的信息往往是有关联的。由于每个应用所持有的数据具有越来越高的耦合度, 使得对某些公共数据的读、写、删、更新等操作十分繁琐。一些企业希望通过系统集成的工作来整合这些数据, 然而却缺乏统一方法论的指导, 导致数据集成工作十分混乱, 甚至加大了系统维护的开销。

2. 数据爆炸式增长, 全局数据治理需要引入大数据解决方案。

众所周知我们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首要的一个特征是数据量庞大且增长迅速。2013年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超过0.8ZB (相当于8亿TB) , 相当于2012年的2倍, 2009年全球的数据总量。预计到2020年, 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达到16ZB, 这是2013年的20倍。为了解决数据量过大的问题, 个别企业或者企业中的某些部门纷纷引入大数据的解决方案, 例如Hadoop、Spark等等。这些方案的引入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部门内的“大数据问题”, 而大数据的解决方案还没有引入到全局统筹治理的方法论中。例如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 相关部门的大数据解决方案在技术上无法共享, 更无法从根本上发掘“大数据”为具有的真正价值。

3. 传统企业缺乏“数据创造价值”的基因。

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中是否包含了“数据创造价值”这样的基因直接决定了企业大数据战略能否得到有效实施。然而企业中, 特别是传统行业中往往不具备这种“数据文化”, 这需要在企业的建立“数据治理”相关部门, 并与其他部门并行展开工作, 确保企业信息化健康的开展。

综上所述当前企业信息化建设仍存在许多问题和挑战。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贵阳数博会上指出:“政府就要在其中发挥作用, 打破信息孤岛。目前信息资源80%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 除涉及隐私之外, 其他信息都应该向公众和社会开放, 形成人在干, 数在转, 云在算的局面。”要实现李克强总理的目标, 就需要一个统一的、科学的、公共认可的方法论来指导企业、政府以及社会团体的信息化建设, 以此进一步提高信息化建设质量、减小信息化为企业带来的风险, 增加政府、企业对大数据浪潮下发展机遇的把控力。

二、数据治理概述

由上一节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当前大数据环境下缺乏统一的方法论来指导数据的管理、集成、存储和维护。为了应对当前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挑战, 数据治理的概念被提出。数据治理是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进行科学评估, 通过统一的数据管理机制来帮助企业业务得到健康发展, 并最终对治理结果予以客观评估的全部过程。与单纯的数据管理不同, 数据治理更倾向于建立一整套完整的组织体系, 赋予管理者绝对的权利, 管理者需要决定数据治理的时间、条件、执行者以及目标对象, 并最终对治理的结果负责。

数据治理作为一个新生概念在国外被首先提出。国际数据管理协会 (DAMA) 认为数据治理是对数据自然管理行使权利的活动集合[1]。国剧数据治理研究所 (DGI) 则提出数据治理是信息相关过程的决策权和职责体系[2]。而对国内而言, 数据治理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提出了高校图书馆的数据治理方法[3], 提出了高校信息化建设中数据治理的应用问题[4], 提出了应用于电力系统的数据治理方法[5]。显然近些年国内的研究更关注与某一行业或者领域的数据治理应用情况, 缺乏通用的数据治理框架体系。本文针对这一问题, 提出一个通用的数据治理体系架构, 并分析了架构内各个模块的功能与作用。

三、数据治理框架

本节我们给出通用的数据治理体系框架, 包括数据持久化层, 数据集成层, 统一建模层、数据质量层、元数据管理层和数据治理人员组织层。

持久化。持久化是数据治理的基础问题。在传统的场景, 一般由关系型数据库作为数据持久化的载体。对于这一问题已有许多研究, 本文不再赘述。然而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很难应对数据量过大的问题。因此在数据治理体系内引入NOSQL数据库是大数据问题驱动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 非结构化数据往往以大文件的形式存在。这些大文件通常依赖分布式的文件系统, 如HDFS、TFS等。相比于传统的数据治理方法, 新一代的数据治理体系应当对这些新生的大数据技术给予支持。

数据集成。企业内部不同系统之间, 往往存在许多共有的复用数据。在传统的管理体系下, 并未对这些数据给出明确定义。在数据治理体系下, 这些数据以“主数据”的形式表达出来。主数据是指具有高业务价值的、可以在企业内跨越各个业务部门被重复使用的数据, 是单一、准确、权威的数据来源。主数据的实施, 更有利于系统的集成和数据的协调管理。

作为不同系统产生的大文件数据, 上层的系统应用需要统一的SQL接口来部署和管理, 这就用到了数据仓库技术。例如Hadoop体系中的HIVE, 可以很好地将不同的大文件抽象出统一的SQL接口供上层使用, 通过将SQL语句转化为大数据常用的Map Reduce程序来实现数据查找等功能。这一过程对上层完全透明, 大大简化了开发难度。

统一建模。统一建模是主数据和数据仓库建立的重要标准。从本质上看, 数据治理体系下的数据建模与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的建模并无本质不同, 同样存在着三级数据模型, 即概念数据模型、逻辑数据模型。本文不再赘述这些传统的理论方法。

数据质量。数据质量是数据治理的重要内涵, 我们可以把数据质量理解成为“数据满足要求的程度”。其中数据质量又有许多评估维度, 例如数据的来源是否可靠?数据是否完整?数据是否可访问?数据是否是安全的等等。这些都需要根据客观的实际需要来制定。

元数据管理。元数据 (Metadata) 通常被用来表达实体数据的描述信息, 即可称为“数据的数据”。抽象出这种用来表述数据特征的数据, 是为了加强数据的统一管理, 实现数据资源的科学整合, 有利于数据的长期保存。例如, 统一建模的描述信息, 数据质量的定义等信息可统统交由元数据库来管理。

数据治理人员组织。数据治理的真正实施, 说到底还是要依赖企业的人员组织部门。具体来看, 是由战略决策者、业务管理者、业务操作员具体推进了数据治理的实施。战略决策者制定了企业大数据发展的重要战略和决策。其主要人员往往是企业的决策和高层管理人员, 如企业技术总监、首席数据官和首席架构师等。战略决策层实施大数据治理的动力在于利用大数据辅助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重大决策, 支持企业风险管控、价值实现和服务创新, 从而建立并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业务管理者一般由IT项目经理、IT部门主管, 或者IT部门经理组成, 负责企业的具体运作和管理任务。业务管理者在数据治理实施过程中的负责提升企业IT管理水平, 降低数据的运营成本, 提高数据的客户服务水平, 控制数据管理的风险等。业务操作员一般不具有监督和管理的职责, 通常负责执行具体地工作。在业务操作层, 大数据治理实施的动力就是规范和优化大数据应用的活动和流程, 提升大数据的业务处理水平, 具体包括大数据应用的效果和质量, 大数据应用的可持续性、时效性、有效性和可靠性等。通过有效的人员组织, 将大大提高数据治理落地速度和实施效果。

四、总结

当前企业面临大数据问题的挑战, 急需一个科学的方法论来统筹指导企业数据的管理、部署、集成等问题。针对这一现状, 本文提出了通用的大数据治理体系框架, 包括数据持久化层, 数据集成层, 统一建模层、数据质量层、元数据管理层和数据治理人员组织层。并进一步分析了框架中每一个模块的功能和作用。有别于传统的数据治理方案, 本文框架充分考虑了大数据环境的现实需求, 能够通过企业合理的人员组织, 最终使数据治理在企业中快速落地并发挥其作用。

参考文献

[1]DAMAInternational.The DAMA Guide to the Data Manag ement Bodyof Knowledge[M].1sted.NewYork:Technics Pu blications, 200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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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智慧教育与大数据治理 篇八

唐斯斯，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同时也是一名三年级学生的母亲，对于教育信息化和智慧教育，有着更直观认识。她在演讲一开始就抛出了自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该怎样去立体地、智慧化地评价一个孩子？孩子不是平面的，不是血型、成绩就能代表他的好与坏，更不能就此打上标签。而是应该从他的创新能力、人格品质等方面去立体评价，这就需要很多的数据支撑，从健康数据到行为数据，到实践项目、创客教育等，归纳、分析一系列的数据，才有可能还原或者相对准确地体现一个孩子特征与潜质。”

智慧教育的生态体系

每个人对智慧教育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唐斯斯看来，智慧教育应该要实现泛在的、随时、按需的学习，要能实现教育资源的无缝衔接，要实现多层次个性化的教学，要能实现智能化的管理，要实现智能化的决策等。“也许每个人理想的智慧教育都不一样，但不管是怎么样的，背后一定需要保障系统和很多的技术去支持。”她解释说，这些技术的核心要素包括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以及教育云平台、教育产品、智慧校园等。

唐斯斯认为，大数据对教育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加速智慧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什么样的智慧教育才是理想中的发展方向？我认为，大数据的评价体系能起到引导、抛砖引玉的作用，引领我们去发展。大数据对教育的影响，在理念、发展以及融合创新层面，都有着不同的促进作用。同时，就现有的效益层面来讲，大数据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整合、降噪、倍增效益，还具有破除效应，能够破除教育的不均衡，而最重要的，是能够加速智慧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我理想中的智慧教育生态体系，应该是一个能够实现教育自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多元互动的环境体系，包括多元教育体系、完善的教育机制和成熟的教育产业基础，缺一不可。”

具体而言，智慧教育生态体系要以教师、家长、学生、公众和管理者等五大教育主体为基础，搭建一个以大数据为支持的平台体系，同时具备良好的智慧教育环境、完善的智慧教育机制、成熟的智慧教育产业链，以及完备的运行机制，包括管理机制、激励机制和反馈机制等，从而保障生态体系的良好运行，实现数据到服务，服务到数据的转换模式，最终能够实现一个良性互动。通过这一完善的体系，用其中的大数据去更好更快地修正不佳的教学行为、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等。

唐斯斯说：“目前，我国正在从国家、省级到市级全方位地部署大数据战略，这为智慧教育生态体系做一个很好的铺垫，我们可以通过对从学习、管理、教育、科研各方面数据的采集来丰富智慧教育的大数据资源，从而丰富教育产品和服务，构建成大的服务体系，最终能服务于教师、家长、学生者、公众和管理者等五大教育主体，实现‘人人可学，覆盖全人群的大教育的愿景。”

教育大数据解决三大问题

起初的大数据，是为了使各种各样的数据变得可用，消除数据割据、数据孤岛和数据碎片化现象，从而提升数据的质量、可用性、安全性。发展教育大数据的意义在于解决现存的三大问题。

一是信息资源不匹配。唐斯斯说，现阶段，社会上都广泛关注着互联网教育，但是政府推行的“三通两平台”、“数字校园”、原题库等教育信息化措施往往是在校内进行，与广受关注的互联网教育相脱节。同时，存在互联网技术人员懂IT不懂教育，教师懂教育不懂IT的现象，使信息资源不能匹配。

二是行业规范不健全。我国目前尚未出台智慧教育行业的统一标准，从而产生数据不兼容、系统不兼容，以及规范欠缺等问题。

三是资源融合不足。既然要立体地评价学生，就不能局限于学习本身，还需要跟其他行业、领域的资源整合，包括学校与学校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融合等，目前这些领域的融合仍显不足。同时，从国家到省市到县村的总体大数据体系尚未完全打通，也是资源融合不足的原因。

唐斯斯归纳说：“我们希望通过教育大数据策略的实施，能够很好地对教育数据做科学的分类和管理，同时对教育数据做全流程的管理，促进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及加强安全管理，从而提升教育服务水平，加强教育管理能力以及科学制定教育发展的政策。”

如何发展智慧教育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同时，教育也正进入新常态。教育法律的修订，高考等教育体制的变革，民众需求的变化、信息技术的渗透，使改革、融合、创新成为了教育新常态。目前，智慧教育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国各地的智慧教育发展呈现不均衡的现象。在经济发达、信息化基础较好的地区，智慧教育正从数字化走向均等化、智能化和精准化，但在经济欠发达、信息化基础较弱的地区，智慧教育仍停留在数字化阶段。唐斯斯分析说：“在教育新常态下，我们要用新的方式并行发展，从普惠到个性，从数字到智慧同步发展，这既是机遇，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唐斯斯认为，智慧教育发展的重点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思维。利用大数据开放、共享、融合、创新的特点，整合、运营全国的智慧教育云平台。同时，将各类信息技术的应用进一步融合，使之能够更好地为老师所用，使学生接受。

第二，要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变。例如，编写、采用互动教材，更好地衔接校内外的教育子云，以及更好地让教育大数据落地。同时，还要思考如何使老师更好地适应教学模式的变化，怎样借智慧教育发展去更好地培育创新性人才。

第三，将智慧教育深度融入到智慧城市的建设中去。要促进教育数据的开放、共享，加强智慧教育发展研究，丰富智慧教育产品服务，加强智慧教育人才培养，同时要强化智慧教育统筹发展，通过对浙江省宁波市智慧教育试点进行总结、归纳，给全国更多的城市做智慧教育起到示范作用。同时，要健全管理机制，建立协同机制，完善评价标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