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警示教育心得体会

贪腐警示教育心得体会（共6篇）

1.贪腐警示教育心得体会 篇一

贪腐官员忏悔录：汶川地震后开始追求金钱享乐

《忏悔实录Ⅱ》封面

9月25日，四川省纪委、四川省监察厅在全省范围内下发了6.4万册警示教育读本《忏悔实录Ⅱ》。这本记载了24名因贪腐入狱的基层官员忏悔自述的小册子，被免费发放到全省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手中。据四川省纪委网站通报，2013年至2014年9月底，全省共立案查处涉及“四风”问题的案件3847件，处分3306人；建立分级通报曝光机制，点名道姓内部通报典型案件736件（次）、公开曝光376件（次）。

自十八大以来，四川成为官员落马的重灾区。按照四川省纪委及四川省监察厅的要求，《忏悔实录Ⅱ》被要求作为党委中心组学习、民主生活会、任前廉政谈话的警示教育读本，以及“廉政教育大讲堂”、党校（行政学院）培训的必修课。

这是四川省继去年下发《忏悔实录I》之后的又一本警示教育读本。今年以来，四川省纪委监察厅还组织播放《聚焦廉政》37期，制发《阳光下的“黑幕”》警示教育专题片6500套，组织397个单位的27000多名党员干部到省法纪教育基地参观接受警示教育。

24名贪官忏悔自述，全栽在钱上

《忏悔实录Ⅱ》全书由24名因贪腐入狱的官员自述组成，每篇官员自述后配有一篇名为“警钟长鸣”的具体点评，针对该官员具体的贪腐事项，做出说明，并加以告诫。

全书由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作序。王东明在《序言》中写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毁。反腐败斗争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个人放松了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动摇了理想信念，与党的宗旨背道而驰，最终在权力、金钱和美色面前打了败仗，沦为历史的沉渣。”他希望这些真实的案例，能够给人以思想震撼，起到警示教育意义。书中选取的24名基层官员，分别来自四川全省除资阳市外的20个地级市（州），其中达州市、广安市、眉山市、甘孜藏族自治州各有两名官员入选。

“5·12之后，我觉得要吃喝玩乐”

在24名官员的忏悔书摘录中，12名官员自述出身农村，艰苦求学后方入职党政队伍。“看到那些来找我办事的煤老板，素质不高，个个开好车、住好房、胡吃海喝，莺歌燕舞，于是心理开始失衡了。把自己与他们比，心里不服。”、“拒绝了第一次、拒绝了第二次，没能拒绝第三次；拒绝了其他老板，没能拒绝朋友推荐的老板。”有官员在忏悔自述中这样写到。

24名官员都对自己从政生涯中的错误做了总结：“人生坐标错了、个人私欲膨胀、组织观念淡化、责任意识丢失”、“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学习”、“盲目自信、心存侥幸”、“下属撺掇”、“交友不慎”、“放纵欲望，没有时刻约束自己”、“不讲党纪国法，胆大妄为敛财；不讲组织纪律，对党不敬不忠”、“唯我独尊、过于自负”……在这些小标题下，是他们写下的对父母妻儿的满纸悔意。

不少官员都提到自己年轻时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后随着职务的升迁，社交圈子的变化，他们的想法与行为也出现了变化。“与有钱人打交道的时间多了，大家谈论比较多的话题是如何当官，如何挣钱，如何送子女出国。”一名前县委书记写到，他曾经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模范个人，三年前，因收受贿赂138万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一名前交通局局长写到：“我把哪些钱能收，哪些不能收的分开，一类是自己觉得收了人家的钱，要给自己在工作上添麻烦、添乱的不敢要，即便收了也要退回去；另一类是事情已经做完，且没有给自己添麻烦的，收了就觉得没事，他们是在感谢我。”

这名前交通局局长因收受贿赂144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特别是5·12汶川地震后，我更加感觉到人的生命脆弱，活一天算一天，活着就要抓紧时间吃喝玩乐。……我的人生没有目标，生活追求享乐，我开始无休止地追求金钱和享乐。”每名官员从廉洁走向腐败的转折点不尽相同，这位前体育局局长，最终被判处了十二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交友不慎，染上赌博恶习

达州市某乡财政所长，侵吞、挪用、借款近150万元，用于赌博。

“2008年，我挪用单位公款23万多元，大部分打麻将输掉了。我没有办法，就用单位的专用收据向民间借款，自己支付利息，如果有机会赢回本钱，就把本钱还给人家。但后来我又输了15万，所以我又挪用公款26.3万元。为了填补这笔漏洞，我先后两次采用收入不入账的方式贪污公款26.3万元。然后，我在一个诗人茶馆里又输了22万多元。”这名官员详细陈述了自己多年来慢慢被赌博改变的人生轨迹，后悔不已。他回忆，很多年前，自己是一名成绩优异的农村少年，有过聪慧贤达的妻子，乖巧听话的儿子，“但因为赌博，我用双手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这名官员被判处二十年的有期徒刑，他最后写下的话是“千万要远离赌博，远离损友，它会葬送你的一切，它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它是一个无底深渊。”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

在每篇官员的忏悔书后面，都附了一篇评论。评论分析该官员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贪腐，受到了怎样的诱惑，然后对领导干部给予谆谆告诫。

“谭XX极爱思考，但他对‘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底线在哪里’，‘利与义孰轻孰重’这三个问题却没有弄明白。他面对金钱的诱惑、权力的考验，没能经受住，丢掉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思想防线失守后的谭XX自此犹如江河决堤，屡屡触碰法纪红线，彻底蜕变为一个为人所不齿的贪官。”

除了类似上述的点评外，全书评论中共引用33句古文，劝诫人们为官莫贪：“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者从其所欲而及于祸”、“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以权交友，权倾则情绝；以利交友，利尽则友散”、“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临财勿苟得”。此外，评论中亦引用康德的话，“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同时，全书还配发了66幅漫画，直指官员贪腐后必被绳之以法。

“这个书是通过真实的案例，原原本本的忏悔，深入浅出的点评，以案说纪，以案明法，给人以强烈的思想震撼，为我省实施‘三大发展战略’，实现‘两个跨越’提供坚强的纪律保证。”王东明在序中说到。

“上班时间，下河游泳” 县委书记的绝对权力

在一名前县委书记的自述中,他称自己,“上班时间，下河游泳，给全县机关作风带来不良影响；在接待方面讲排场，衣着讲名牌，讲派头，忘了党的艰苦朴素。”

这名县委书记年轻时也有过“到边远地区干实事”的想法，他用了5年的时间，使乐山市的一个区综合考核排名年年上升。“然后，就有人叫我老板，逢年过节就有人给我送钱送物，我就真的以为是自己能力高、威信高，就开始飘飘然。”

“我感受到，党和人民赋予县（区）委书记的权力是很大的，区县的所有决策部署，虽说是由县（区）委集体决策决定，但作为县（区）委书记的意见是起主导作用的。

在区县，虽说党政主要领导在事权上有所分工，但实际上，县（区）委书记，不但掌控了人事权，而且也掌控了经济圈。因此，在区县，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请求协调工作，帮忙办事或希望升迁、调整岗位等，县（区）委书记手中的权力，都是能办到的。

在区县，谁不听招呼和服从安排，我可以以影响阻碍发展、办事不力的理由，对部门的负责人提出调整意见，即便是重要部门，人事权不在区县，我也可以以县（区）一级党委的名义向他们上面反映，提出建议调整人选的意见。”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该县委书记在面对组织调查时，还试图转移非法所得财物，找相关人员串供，并拒不承认所有罪名。“现在我认识到，自己的这些做法是非常愚蠢和错误的，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这名前县委书记后被判无期徒刑。

2名试图辩解的贪官自述

在24名官员忏悔自述中，有两名官员的忏悔书被点评为“一再为自己开脱，并不全面、深刻。忏悔中颇多狡辩之词。”相比其余22位官员的深刻反省与自责，这2位官员的忏悔自述显得简短而自信。

其中一人的忏悔书是其在法庭上的发言，“我来自农村最基层，镇政府补助给我的工资是每月510元，且是半年发放一次。就光是我工作的地点离乡镇大约是20公里路来讲，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两轮车费来回都要60元。如果全靠镇政府所补助给我的工资来养家糊口，那是远远不够的。”这名官员是内江市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因侵吞集体财产2.96万元被判刑四年。评论中指出这是一起典型的村干部在村级事务管理中滥用职权、相互串通、共同违法的案件。“他的行为表明，目前在一些村干部中，还存在着‘法盲’，他们缺乏基本的是非判断，不清楚错与非错，罪与非罪的边界”。

另一官员因滥用职权改变土地用途而被判十三年零六个月，他称“在招商引资中，先上车后补票的现象普遍存在，想到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就同意该集团落户产业园并答应边干边完善手续。”

评论里严厉批评了这一托辞，称其“胆大包天”。“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政治制度，必须严格执行，要严以用权，按规则、制度行驶权力。”

四川省纪委要求全省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分层分类采取集中学习、个人自学、座谈交流、撰写体会等形式，认真学习《忏悔实录Ⅱ》。书中还设计了“回执单”，要求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学完后，必须填写回执单，撰写读后感。

在全书最后，引用了郑板桥的诗作为结尾：

名利竟如何

岁月蹉跎

几番风雨几晴和

愁风愁雨愁不尽 总是南柯

2014.10.22

2.以动真格教改铲除教育贪腐的土壤 篇二

蔡荣生一案还需司法机关调查确证，但值得警惕的是，这再次暴露高校在招生环节存在贪污的问题。一直以来，高校的招生、财务、基建、后勤被认为是腐败高发的领域，我国有关部门也曾多次强调要把好决策权、招生权、财务关来杜绝贪腐现象，但在这些“关口”总会有新的“案例”涌现，而且，每一个新的案例，涉案的金额、对公众的冲击都远超过往。

据报道，蔡荣生涉嫌招生腐败，主要是利用自主招生、提前录取等机会收受贿赂，有舆论据此质疑高校的自主招生。而其实，目前的高校自主招生，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而且高校也没有针对自主招生建立新的学校管理体系，由此滋生招生腐败。遏制高校的教育腐败，不是不要推进改革，而是以动真格的改革来铲除贪腐的土壤。

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是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一名学生可以拿到若干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再做选择。按照这种自主招生机制，受教育者拥有充分的教育、学校选择权，进而也就拥有对学校的监督和评价权，这要求学校必须公开、透明的招生，对自身的教育声誉负责。

可目前的自主招生，只是有限地扩大学校的招生自主权（给学生一定的录取分数优惠），却没有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学生获得自主招生资格之后，必须填报志愿，把该学校填报在第一志愿位置或者A志愿位置（针对平行志愿），高考成绩达到录取优惠条件后方被录取，这种自主招生，与高考加分没有多大不同，学校处于强势地位，一方面把自主招生变为抢生源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制造权力寻租空间，高考加分有腐败，“自主招生”也就难幸免。

另外，大学实行自主办学，必须建立确保自主权能合法合理利用的制度，这就包括大学校长应该从行政任命变为公开遴选且取消行政级别，这样遴选的校长才会对学校办学负责，而不是对上级部门负责；大学内部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分离，成立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独立负责学校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学校行政只是执行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决策而已，这可避免行政权力对教育事务和学术失去的侵蚀。具体到招生中，就应该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负责制订学校的招生标准，并监督职能部门具体实施。学校领导不可能对招生指手画脚，更不能干涉招生结果，如果出现这类情况，校长将面临教授委员会的不信任，直至被罢免。

但我国高校并没有建立这样的治理机构。学校校长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有行政级别；学校内部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不分，行政权主导教育和学术资源的配置，直接介入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就是学校成立有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也只是摆设。这种学校治理模式，导致行政权力极大，且缺乏监督和制约，招生、基建、财务、后勤的贪腐问题就这样出现，学术腐败也频发。——一个大学招生处长，贪污金额上亿，这背后是怎样的权势交易？

说到底，要制约高校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不能指望行政领导自觉“把关”，而必须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有效制约学校行政的权力。这就必须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学校内部治理改革。在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方面，核心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包括改革拨款体系、实行校长公开遴选、依法落实学校的招生、学科专业设置等自主权；在学校内部治理改革方面，核心是调整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明确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尤其要通过受教育者的选择，来督促学校转变办学理念——必须对受教育者负责。没有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没有受教育者的选择权，很难改变学校的办学态度。

这是一个系统的改革。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到位。如果只改变其中一个环节，而且这一环节还错漏百出，那么，出现问题是意料之中的。其实，我国三年前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以及最近公布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对上述系统改革设计了可行的方案——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实行升学考试制度改革。但遗憾的是，改革没有得到深化、系统推进，政府没有向学校放权；学校内部也没有实行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总体而言还是行政治校，有的改革只是打着改革旗号的伪改革。一次次教育腐败案件的发生，提醒大家，必须深化推进改革，而不能再贻误改革时间，败坏教育形象，影响教育的公信力。

3.贪腐警示教育心得体会 篇三

2011年03月21日 14:44:40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中新网3月21日电近年来，一些领域和地区“一把手”带头贪腐的现象引发各界关注。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载祝福恩的署名文章称，监督并打击一把手的贪腐已成为反腐败斗争的艰巨任务和重点，需要深入研究一把手监督制约规律，制定切实可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文章引述中纪委的最新消息称，2010年中国纪检监察部门处分县处以上干部50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人。与2009年相比，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同比增长三成。据对这804人进行分析，被惩处的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占绝大多数。

文章对一把手的贪腐现象做了归纳和概括，具体提炼为几个“一”，以便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

——财务审批上：一支笔。许多贪腐分子都是独揽财务审批大权的一支笔。如北京市交通局原局长毕玉玺是典型的财务审批一支笔，局里财务唯有他签字才好使，甚至把局里的支票和财务公章放在自己的皮包中，不按规章办事，随用随添。财务审批上一支笔的一把手很容易就走上了犯罪之路。

——选人用人上：一人定。这是某些腐败分子买官卖官的典型特征。一些基层干部就是干得很好，口碑很好，不送钱他就不提，而就是不干事甚至是不干好事，钱送到位了他也提。这些人的所做所行严重破坏了党的形象，阻碍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民主集中制上：一霸主。有些一把手完全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把民主集中制当成一种摆设，当成通过个人意见与想法的程序，他这个一把手把自己当成班子中的霸主。党委会成为通过其个人意见的会议平台，或是通报并通过其个人意见的程序。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如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等也是这样走上了犯罪之路。

——权力运行上：一把抓。有些贪腐的一把手对权力、特别是对人财物等实权十分眷恋，不讲班子分工，把实权全部抓在手中。有的专家学者曾对走上犯罪之路的一把手做过理性分析，指出这些人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不讲究班子的团结与分工，人财物实权一把抓或一把搂，就是不管虚的机关党建、信访和难办的民生工作。

——监督制约上：一空文。许多一把手的岗位成为重灾区或高危岗位，与对其监督失控是分不开的。文章分析称，目前，尽管中央及有关部门对权力监督制约问题十分重视，但由于体制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使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制约可以说是一纸空文，贴在墙上、讲在嘴上就是不管用。结果在现实中出现了：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虚、纪检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新闻监督太弱。在客观上助长了一把手的贪腐。这表明我们的体制、机制对一把手权力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存在许多问题。——腐败主体上：一家人。近些年由于党中央反腐败的高压政策和打击力度，迫使贪腐分子改变了贪腐策略，他们通吃窝边草，即专门收受身边及走得很亲近人的财物，又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一家人的团伙腐败，使一家人成为腐败的主体。

——公开形象上：一假象。文章指出，有些贪腐分子常常把自己的丑恶面掩盖起来，以廉洁、廉政等假象展示给外界和群众面前。还有一些贪腐分子受贿很多钱，但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穿得很破很旧，装得俭朴。这些人更为狡猾、奸诈，给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新的课题，加大了反腐败的难度。

文章强调，监督并打击一把手的贪腐已成为反腐败斗争的艰巨任务和重点，对一把手的监督已成为反腐斗争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尽管党中央及有关部门制定并出台了诸多规定和政策，但仍需要深入研究一把手监督制约规律，制定切实可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完)

“一把手”贪腐缘何成反腐监督软肋？

2011年03月24日 14:41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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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班子处于核心地位，起着关键作用，切实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是党内监督的中心环节和领导干部监督的重大课题。但对“一把手”的监督如何取得突破？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督？一直尚没有立竿见影的监督办法。

中纪委的最新消息称，2010年中国纪检监察部门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5098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804人。与2009年相比，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同比增长三成。据对这804人进行分析，被惩处的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占绝大多数。今年以来,广东省反腐败斗争连出重拳,先有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并刑拘,随后深圳市政协副主席、汕头市原市委书记黄志光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众所周知，对“一把手”的监督难度很大。“一把手”的腐败往往会影响一个单位或地方的社会风气，产生“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结果，危害不小，但监督缺位。近年来，“一把手”贪腐的现象已引起各界关注。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载“祝福恩”的署名文章称，监督并打击一把手的贪腐已成为反腐败斗争的艰巨任务和重点，需要深入研究一把手监督制约规律，制定切实可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笔者认为，对“一把手”尤其是对党内“一把手”的监督，是对权力监督的重中之重，但对“一把手”进行切实可行的监督说起来很容易，建立起监督机制有点难度，由于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也很难有明显的效果。“一把手” 贪腐前赴后继，其监督难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直面现实，尽管对“一把手”的监督已经讲了多年，声势不可谓不大，要求不可谓不多，但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笔者认为，“一把手”贪腐监督难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一把手”自律意识淡薄，不愿接受监督。有的过于自信，总以为自己不错，无可挑剔，用不着别人监督；有的认为接受监督会影响自己的权威；有的自视高人一等，自认为不受监督乃天经地义；甚至有个别的“一把手”个人私欲膨胀，讲关系不讲原则，讲私情不讲党性，工作中独断专行，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个人说了算，千方百计拒绝监督或逃避监督。

二是上级组织对 “一把手”重使用轻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地方往往只注重对“一把手”的工作实绩特别是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的监督，忽视对其思想、作风，特别是廉洁自律情况的监督。对下级“一把手”存在的问题，总是遮遮掩掩，处理起来也是避重就轻。

三是同级班子成员碍于情面，不便监督。有的班子成员认为“提了没有用，还得罪人，不如不说”；有的担心被“一把手”误解自己有“野心”、想“篡权”，不敢监督；有的怕反对意见提多了会当成“闹不团结”，影响自己的前程，不愿监督。因此，往往出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出现“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团和气的状况。

四是下级怕打击报复，不敢监督。有的同志认为自己职位卑微，上级“一把手”的态度可以决定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心打击报复，故宁可“多栽花少栽刺”，信奉“是非面前莫开口”的处世哲学，不敢挺直腰杆对上级领导进行监督。

五是群众不知情或不行使监督权力，无法或没有开展监督。有的“一把手”对重大问题的处理不经过群众讨论，重大决策不与群众商量，使群众很难真正有效地行使民主监督权。

六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没法监督。目前，对一些“一把手”“八小时”以外的情况，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导致监督管理工作缺乏预见性和针对性，收不到应有的实效。

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各地围绕增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实效，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但是，对“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仍然客观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也有体制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还有权力运行不够公开、监督制度不完备执行不到位的问题，等等。但相比之下，体制及制度的原因更具有根本性。就是说，对“一把手”监督虚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具有根本性的体制制度问题长期未得到真正的解决。

4.贪腐警示教育心得体会 篇四

有史为证，清末的李鸿章、盛宣怀等人都是大贪官，但是他们做的事情多，搞军事、修学校、建铁路„„ 当时的很多“清流”却不贪污，只骂人。无论是兴建铁路还是开矿，办银行还是兴学堂，他们都用一张嘴和一支笔极力阻止。前者是勤政的贪官，后者是清廉的庸官、懒官。从历史的角度看，前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功臣，后者是阻碍国家发展的罪人。

贻误发展机会、阻碍社会进步是庸官、懒官的第一宗罪

随着国家治理腐败的力度加大，很多官员都把不贪污作为对自己的最高要求。这个逻辑很简单：很多人都在贪污，我不贪污已经比很多人都要好了，所以不贪污的官就是好官。然而我们都知道，官员手中是有很大权力，掌握很多资源的，很多事情没有政府是办不成的。如果所有的官员都尸位素餐，都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社会如何才能进步，国家还怎么可能发展？慵懒不仅有罪，而且有大罪，是历史和人民的罪人！朱镕基先生在担任上海市市长时就说：“我不是促成上海发展的功臣，就是贻误上海发展机会的历史罪人”。在其位，谋其政，我们的官员一定要有责任意识，权力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同时我们应该把官员是否做事，是否做好事作为考核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简单粗暴、胡作非为是庸官、懒官的第二宗罪

懒官做事情往往不动脑子，好逸恶劳，头脑简单。这些东西往往和野蛮、暴力联系在一起。好比一个开锁匠，不能用技巧把门打开怎么办？砸！治理不好小摊贩怎么办？打！不能说服群众拆迁怎么办？撵！和群众沟通不顺畅怎么办？骂！为了不发生狗咬人的事件怎么办？把狗全部打死！按照这样的逻辑是不是为了不发生火灾我们就不要用火，为了不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就不能上路呢？动不动就江苏中公微博：江苏中公教育

http://weibo.com/jszgy

微信：jsoffcn

江苏中公教育：http://js.offcn.com/ 威胁群众，动不动就选择肢体语言，动不动就打官腔，说牛话„„这些都是懒惰、缺少政治智慧的表现。我们要努力加强党风勤政建设，加强学习，大力提高知识水平，努力增长政治智慧，全面提高执政能力。

欺上瞒下，投机取巧是庸官、懒官的第三宗罪

庸官、懒官不做事，也做不好事。但是做官又必须上向上级交代，下向人民交代。怎么办？将小事情说成大事情，将有事情说成没有事情，将麻烦事情说成简单事情„„，总之骗、哄就成了必然的选择。这需要我们加大对官员的监督力度，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健全问责制度，发动群众，利用媒体来对官员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坚决杜绝欺瞒行为。

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慵懒的危害性，要像重视腐败问题一样重视慵懒的问题。慵懒既是能力的问题，也是品德的问题。要努力把对慵懒的治理作为提升官员能力，培养官员品格的契机，选拔出德才兼备的官员，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江苏中公微博：江苏中公教育

http://weibo.com/jszgy

5.贪腐警示教育心得体会 篇五

英国阿克顿爵士的一句名言称：“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事实证明，这句名言应用在中国完全应验。无论如何自吹自擂“清正廉洁”、“为民服务”，但不能辩驳的事实上，不断披露的官员贪腐及政府欺压民众事件持续挑战民众的心理底线。高官们也在大肆侵吞着国家财产并转移资产到海外。这方面值得回顾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原十四届官府委员、云南省省委书记、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外逃案——涉案近100人外逃

2010年1月12日，媒新华网一篇题为《近30年我国外逃官员达4,000人人均卷走1亿元》的文章，将官员外逃的冰山一角有所曝光，其中高严就是这4,000人中的一员。这是官方正式证明了高严的外逃，而之前，高严外逃案一直被藏着掖着，外界仅是从外媒及传闻中了解消息。

高严自2002年10月从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正部级任上消失，至今近10年多过去，有说已经外逃澳大利亚，也有说外逃到了加拿大，但究竟高严去了哪里，如今是活是死，没有任何人能说清楚、给一个当然的国家说法。

据当年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原中国国家电力公司2001年营业总收入为48,374.5百万美元，排名美国《财富》2002年“全球最大500家公司排行榜”第60位，是中国国家当年上榜的第一企业，其英缩写为“STATEPOWER”）。这样一个不管是从资产还是员工上来讲都远远大于一个中型国家的企业，官员当然在任上贪腐是如鱼得水。

媒体有关报导称，身为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的高严，长期呆在上海，与情妇享受奢华生活，仅靠电话遥控国家电力公司的工作。而高严在云南省委书记、及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任上着实捞了不少。据说，高严很有“亲情”，对亲属非常“照顾”。在他的“关心”下，他的七姑八姨统统杀向“钱场”。高严的弟弟、妹妹、女婿、舅舅、表弟和一些朋友，共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当然，这是能查到的，查不到的也不知是多少。2002年9月，高严感到风声很紧，于是在“原国电”掌门人任上“神秘失踪”，之前曾秘密转移过不少资产。

高严能够逃脱严密控制，不能不说是早有准备。2008年10月30日，杭州市公安局官网发布了一则悬赏20万通缉高严的信息，通缉照片、年龄等信息与高严相符，通缉信息显示，高严拥有“高严”、“高庆林”和“张传伟”等至少3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

《纵览中国》披露，高严之外，还有高铭（高严之弟），1954年1月6日生，1999年移民加拿大温哥华；陈兴铭（曾是高严属下），1949年11月25日生，国家电力公司财务公司总裁，吉林人，已移居洛杉矶；王媛（高严儿媳），已移居加拿大多伦多。高严案，涉及近100人外逃海外。官员捞一把就走

官员们捞一把就走的心态相当普遍。据中国社科院的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党政官员人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近年，由官方媒体曝光的腐败分子外逃或将资金转移境外的典型个案不胜枚举。这些犯罪嫌疑人潜逃境外的目的地主要集中于北美、澳大利亚、东南亚一些地区。

具体来说，涉案金额相对小、身份级别相对低的，大多就近逃到中国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俄罗斯等；案值大、身份高的腐败分子大多逃往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等；一些无法得到直接去西方发达国家证件的，先龟缩在非洲、拉美、东欧的小国，伺机过渡。

央行研究：贪官转移资产至境外主要有八种方式

2011年6月14日，央行网站首次刊发《中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报告分析，中共贪官向境外转移资产主要有八种方式： 1）用现金走私来转移

主要是通过腐败分子本人夹带在行李中直接携带出境，这种方式较为简单，普遍，费用低廉，但同时可走私的数额非常有限，风险也比较大；此外腐败分子通过某些代理机构(主要是地下钱庄)利用一些专门跑腿的“水客”以“蚂蚁搬家”、少量多次的方式肩扛手提地在边境口岸(主要是深圳与香港、珠海与澳门海关)来回走私现金，偷运过境后再以货币兑换点名义存入银行户头。这种方式虽然手续比较麻烦而且还要交给地下钱庄一定的费用，但风险较小，很难追查。2）替代性汇款体系

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以非法买卖外汇、跨境汇兑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以人民币和外币的汇兑为例：其人民币与外汇的兑换和汇付以间接的方式进行，而不以直接汇兑的运作手法完成，人民币不必流出境外，外汇也不必流入境内，各自分别对应循环。利用此种交易方式跨境转移资产的主体较为复杂，除了腐败分子和国企高管，还有某些企业为了避税逃税和享受外商投资优惠待遇而进行跨境转移其灰色资金，以及走私、贩毒等犯罪份子和恐怖份子以此转移其黑钱等等。3）利用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转移资产

此种形式大致有五类：进口预付货款，出口延期收汇；伪造佣金及其他服务贸易项目对外付款；通过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实现向境外转移资产的目的；利用假的进口合同骗取外汇管理部门核准外汇汇出境外；少报出口，多报进口。4）利用投资形式向境外转移资产

此类资金转移的特点是资金向境外转移在形式上基本合法，通常以企业正常海外投资的形式转往国外。资金性质的改变发生在境外，在境外被腐败分子非法占有或挪作他用。采用此种手法转移资金的多为大型企业高管人员或某项具体业务的负责人员。5）利用信用卡工具向境外转移资产

腐败分子或其特定关系人通过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额消费或提现来实现资金向境外转移。目前我国对此类经常项下的个人支付没有严格的外汇管制或限制。而对于各发卡机构来说，只要持卡人单次消费或提现是在信用额度内且按时还款即可，并不做累计消费或提现的限制。这就为腐败分子利用信用卡进行资金境外转移提供了可乘之机。6）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向境外转移资产

这些人多为上市公司或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主要采用以下步骤：第一，转移企业资产。企业管理层与境外公司通过“高进低出”或者“应收账款”等方式，将国内企业的资产掏空。第二步，销毁证据，漂白身份。如潘

十一、张兰。7）海外直接收受

腐败分子并不从国内向境外转移资金，而是在境外直接完成贪污、受贿等过程。例如，发案单位在国外进行采购时，有实际控制权的腐败分子可以通过暗箱操作得到巨额回扣。这些回扣不转到中国，而是直接存入腐败分子在境外银行的账户，或转换成境外的房屋等不动产。更隐蔽的做法是不涉及现金，而以安排子女留学等方式作为交易。8）通过在境外的特定关系人转移资金

6.贪腐警示教育心得体会 篇六

2013年上海事业单位面试热点：“不落腰包的腐败”也应以贪腐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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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酒店要五星级，坐飞机要头等舱„„记者日前在北京、河北、江苏、安徽等地调研时发现，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挥金如土”，职务消费演变成“不落腰包的腐败”，不当职务消费像一个“黑洞”吞噬着国家财富，引起群众不满。

报道中列举的职务消费乱象，着实让我等普通百姓大开眼界、触目惊心：比如，有的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元以上，甚至高达100万元，还比如，一名县委书记仅春节期间就收到各单位“孝敬”的钱财上百万元„„说到职务消费，不得不提中石化原老总陈同海。据报道，陈在任期间，平均每天职务消费高达4万元，即每年职务消费近1500万元。

奢华职务消费一般被称作“不落腰包的腐败”。确实，大多数职务消费是“不落腰包”的，比如喝天价酒、抽高档烟、坐豪华车、以考察之名行公款旅游之实等等。问题是，这些消费虽然“不落腰包”，却实实在在落到了官员的口中、肚子里、屁股上，总之是为官员个人所享受。那么，一些官员用公款大吃大喝，与将公款“落入腰包”后自己去大吃大喝，两者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何况，还有很多所谓“职务消费”与公务没有半毛钱关系。比如一个人的公费医疗供全家享用，将公费医疗当成致富门路，难道这些也能叫做“职务消费”?难道职务消费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老百姓再勤劳，也供不起这样的职务消费，也养不起这样的官员啊!

不管“不落腰包”还是“落入腰包”，奢华职务消费都是一种腐败，遗憾的是，现行法律法规和党纪政纪都没有将之作为贪腐行为论处，而顶多算是违规违纪行为。陈同海东窗事发，并非因为他每年职务消费近1500万元，而是因为他受贿近2亿元。换言之，若不是受贿，陈同海仍可日复一日地挥霍国有资产。奢华职务消费泛滥成灾，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监管松懈、问责偏软，以至于“不落腰包的腐败”成了一种极其安全的贪腐方式。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转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要把这些政策和口号落到实处，就必须下决心遏制奢华的职务消费，将之当作贪污腐败、违法犯罪予以严惩——法律上有依据的要严格依法惩处，法律上没有依据的可以修改法律，绝不能让奢华职务消费继续泛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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