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分裂主义讲稿

民族分裂主义讲稿（10篇）

1.民族分裂主义讲稿 篇一

新疆反对分裂维护稳定民族团结演讲稿

在我们新疆这个多民族、多宗教地区，民族团结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什么时候民族团结搞好了，什么时候社会就安定，经济就发展，各族人民生活就改善。反之，就会出现社会混乱，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坚持开展“反对分裂、维护稳定”主题教育，坚定不移地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推动新疆历史前进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为了实现其把新疆从祖国怀抱中分裂出去的罪恶目的，一直非常重视反动舆论宣传。他们打着“民族”、“宗教”、“人权”、“民主”等旗号，挑起民族仇恨，鼓吹“新疆独立”。这些反动观点和言论，对各族群众和青少年造成了很大的毒害，严重影响了社会政治稳定。事实证明，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活动比较猖獗的时候，也是他们的反动宣传比较活跃的时期，如果我们的正面宣传教育搞得好，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就没有市场。分裂活动是颠覆人民政权、破坏祖国统一、挑起民族纷争、损害安定团结的罪恶活动。历来政治斗争总是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紧密相连，不同的政治主张必定通过意识形态来反映和表现，去争取和组织群众。因此，意识形态领域是争夺人心、争夺群众、争夺阵地，巩固社会主义思想基础的重要领域，是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源头，一直是一个没有硝烟的重要战场，斗争异常激烈、复杂，直接关系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直接关系到新疆的长治久安和伊宁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意识形态领域这块阵地掌握在谁的手里，直接关系到反分裂斗争的成败。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是这个大家庭不可缺少的成员，如果我们不搞好民族团结，境外敌对势力就会乘机而入，挑拨离间，制造是非，使我们每个人都不得安宁，两年前的“7〃5”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做阳光、自信我”——为孩子终身发展奠基

们一定要竭尽全力爱护民族团结，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绝对不允许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多次的历史事件也给我们有力的证明了团结是福，**是祸。为人民教师，我们一定要认清肩负的神圣职责，认真履行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教书育人的义务，坚决把民族团结教育放在讲政治的高度，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同时，不错过任何教育学生的机会教育学生，使学生从小学会做人，坚定不移的给学生灌输“三个离不开”思想，为新疆美好的明天培养合格的人才，新疆的明天更加繁荣发展、和谐稳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014年10月13日

吐尔逊娜依

“做阳光、自信我”——为孩子终身发展奠基

2.民族分裂主义讲稿 篇二

关键词：民族主义,想象的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创作这本书的目的是想阐释民族主义是如何基于文化、历史、社会、心理、意识与结构等多层面因素而被建构的。作为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有着独特的视角,民族不是“原始的”或“永存的”,而是基于人们的主观意愿及人类深层意识心理的文化“人造物”。并且这一建构不是源自于单一因素,而是来自于文化的、社会历史的、心理认知的、意识形态的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围绕“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 安德森勾勒出印刷资本主义何以引发了现代的民族主义意识, 进而生成民族国家体系的知识系谱,带给了我们一个理解民族主义的全新视野。

一、渐进的逻辑:由浅入深揭开民族主义面纱

文章有着严密的逻辑,“在这凝练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复杂而细致的论证,以及一个人纵横古今、繁复巨大的历史图像。”[1]整本书围绕着几个递进的问题逐步展开, 即民族的概念和本质的界定、民族意识的起源、民族主义在历史上出现及变迁的过程、民族主义会有如此深刻的情感正当性的原因。论证之前,安德森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视角,作者开门见山式提出了自己对民族的界定,即“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2]他把民族的属性定义为“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这也充分体现了安德森的建构主义研究取向。界定概念后,作者并没有急于进入历史论据的论证, 而是探讨了想象共同体的文化根源与社会结构基础。宗教共同体和古老王朝的式微,与人们时间观念的转变等文化层面上的共同作用,使人们开始想象“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 的共同体。而资本主义、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等社会结构条件则为想象的共同体与民族意识提供了技术手段和意识结构积淀。

二、比较史与社会历史的论证方法:民族主义的模式化与后现代

在提出了自己的概念并对其源起基础进行一番充分的理论论证后,安德森开始进入他恢弘的历史论证阶段。通过比较史和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作者梳理了民族主义在历史上出现及变迁的脉络:从早期美洲的“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 到欧洲的群众性民粹主义的语言民族主义,再到官方民族主义,直到最后一波殖民地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有着历史特定性的同时,却也有着共通性。他大胆提出了关于民族主义“模式化”的观点,即认为后期变迁出来的如亚非民族主义是对早期民族主义的“盗版”与“模塑”。在随后的几章中安德森又进一步深入到心理和意识形态层面对民族主义进行了探讨。为何一个彼此都不是很熟悉的共同体能激荡起如此强烈的情感?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够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并诱发出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最后增订版又补充了两章,阐述了殖民政府是如何创造这种想象的,颇有葛兰西式意识形态“霸权”色彩以及后现代的印迹。

三、另辟蹊径:现代民族主义的文化之源

《想象的共同体》之所以成为民族研究中的经典,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独特的视角和多元的论证方法,这也正是安德森民族研究的主要贡献和价值所在。作为“现代派”民族主义理论家,安德森开启了现代民族研究的文化之源。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十分强调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这一学派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不可能在前现代社会发生的,而由于现代的一些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因素才导致了民族的诞生。在安德森提出“想象共同体”之前, 学术界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去探讨民族与民族主义。 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阶级与意识形态出发,总结地域和血统是民族最基本的构成要素。[3]盖尔纳更多的是从社会结构功能的角度去论证民族与民族主义的,他认为民族来源于现代工业社会所造成的同质的高级文化。[4]由此可见,安德森可谓是现代民族理论文化层面研究的“开山鼻祖”。这一研究取向的转变不仅带来了现代派和建构主义的新思潮,更将学者们的视角吸引到民族的文化及人类深层心理意识层面上来。

四、学术史过渡:上承原生,下启后现代

除了学术界横向的另辟蹊径,《想象的共同体》在纵向的学术史中也有重大的意义,其完成了原生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过渡。首先,《想象的共同体》脱胎于原生主义,所谓“原生主义”即为最早的民族研究范式,认为民族是自然生成的,而不是人为建构的,并且民族具有历史久远性,代表人物如皮尔 · 范登堡、爱德华 · 希尔斯等。随后这样的概念和研究模式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 主观因素日益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关于民族现代性的理论开始盛行。想象的共同体这一理论范式的介入, 可以说是为“现代性”话题提供了一个“归宿”。在《想象的共同体》的后两章,我们还能找到后现代的影子还颇具有后下现代的影子。“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这一章节中,安德森借用了泰国史学家东猜 · 维尼察古“有边界的泰国”的想法,认为地图是与权利结盟的,从而产生了“地图在先,地形在后” 的后现代观念。而最后一章“记忆与遗忘”,安德森探究了历史学与民族主义的关联,认为民族传记是构成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包含的民族叙事与话语分析,正是后现代民族理论的研究路径。另外,安德森关于象征与再现、意义与符号、话语与叙事等的探讨,对之后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中有关民族的研究都有相当的影响。

五、两点质疑

由上文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想象的共同体》不愧为民族研究中的经典。在同时段民族研领域的横向比对中,其另辟蹊径,给人们提供了民族研究的另一视角。而在整个民族研究的纵向链条中,它又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不但婉拒了原生主义,同时也开启了“后现代主义”的大门。然而, 即使再经典的著作也会有其不完善的地方,尤其安德森这种 “自圆其说”式的论证,更是难逃学界的检验和争议。笔者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仅就此文谈两点自己的批判性意见。 在探究民族意识的起源时,安德森提出了印刷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小说和报纸创造了“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从而才为人们想象彼此提供了可能。这是安德森最为创新之处,也是最易引起质疑的地方。对于印刷媒介技术的极力夸赞,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体的延伸”的观点极为相仿,不免陷于技术决定论的漩涡。

3.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篇三

所以，驱使我研究这个议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考察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以及社会学家们忽视或错过了什么。我第一本论民族主义的著作是由我以前撰写的几篇文章组合而成的，主要表达的观点是，我们需要把各种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包括极端民族主义与日常生活的民族主义。讨论民族主义的许多文献是会误导人的，因为它们只是关注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这必然导向冲突，其基础是“我的国家一定比你的国家要更好”。我认为，民族主义的基础是民族的观念，这可以是积极的，因为民族主义可以对民族和民族主权有着建设性的作用，并不完全与侵略或挑战其他民族相关联。民族国家体系的世界都是取决于民族主义维系的民族这种真正组织。所以，我认为，民族主义，不仅仅有过度的、危险的一面，它也是我们思考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的基本方式。我想再一次用中国作为例子来讨论。中国在历史上出现一个转型，主要是在l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表现为从思考中国历史观念上的帝国到思考中华民族的转变。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包括所有中国人，这并不是一个等级结构的概念，而是包容所有人。如果把这与改革联系起来的话，就将涉及到更多的中国语言和在全国建立沟通桥梁的相关政策。比较国民党统治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这一段时期，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能够对整个民族更具有包容性，包括農民。也由此，中国人民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在整个20世纪和当前的21世纪，中国在绝大多数人民心目中被视为一个最基本的民族单位，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而不仅仅是一个帝国以及皇帝的臣民。所以，民族主义在很多方面有着非常积极正面的作用。

世界主义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神话，还是一种幻觉。我们应该明白，甄别差异不但是个体主观的选择，而且是需要人们在社会层面常常展示和经历才能获得的。所以，你不能简单地作出选择并说，“哦，我认同自己是瑞典人”，因为你要作为一个瑞典人就不得不获得瑞典的护照和签证，而这需要整个过程。所以，在我看来，人们从构建自己的认同关系到来自外部的强大制度压力，不仅仅是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

个体与社会是同时到来的，你不能先有自我然后有社会。你惟有在社会背景下才成为个体的人，惟有在父母、文化以及语言等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才能成就个体。语言是最强有力的例证，人们在获得语言之前不可能成为完整的个体，他们惟有在语言环境下成长并成为他们自己。所以，在我看来，我们不得不认为，个体与社会是平等地相互影响，并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尽力解决不同的问题。

世界主义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神话，还是一种幻觉。问题在于我们只有一个世界，我们要为诠释这个世界尽力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我们已经遇到很多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金融、战争等，我们需要全球合作。所以，世界主义提出的一个理由是我们如何进行全球合作。世界主义表明的观点是，如果人们把自己想象为世界公民，并且把世界设想为一个整体，我们就必然会思考更多的全球合作。如果存在一种强势的全球合作形式，那就是以人权为基础的一种普遍主义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世界公民身份的感知，因为人权本不是民族的权利，也不是种族的群体权利，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看来，这就是世界主义的来源。

我之所以说世界主义只有一部分是现实，其原因在于，世界主义对于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的人来说是非常平等的，这部分人是人数很少的全球精英，他们有能力周游世界，并不是一辈子呆在山村里没有多少机会外出的普通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世界主义分为少数精英的现实与大多数人追求的理想区分开来。而且，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谁能拥有更多的世界主义呢？谁更倾向于差异化的事物？首先，现实是不平等的。其二，正如我在《民族有作用》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目前的现实是，人们依然生活在民族共同体中。所以，我们往往有一个错误的判断，总是认为倾向于世界主义立场的少数精英正在控制着世界。

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越来越相互联系，但也产生不同的影响。相互联系的世界产生伊斯兰运动、基督教福音派运动、佛教慈善组织，每一种都是全球性的，并且与整个世界相联系，但它们彼此间都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全球化所出现的真正过程产生了各种把人们关联在一起的多层认同，虽然这些认同不是所有人都同时需要的或同时出现的。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世界主义是一种幻觉或一种神话，因为它只是把整个世界想象成为世界主义，民族国家似乎在消失，我们只有一个世界体系。而我们仍然需要更为复杂的划分。

世界主义是一种提升一类团结形式的方式。我以前区分过好几种不同的团结：民族团结、共同体团结和地方团结。世界主义的神话部分就是一种新的团结形式，因为它本身就似乎想取代所有其他的团结形式。我认为，世界主义是一种很重要的团结，如我们全世界都存在环境问题，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理解我们共同面临的这些问题，这就是世界团结的观念基础。但是，世界团结往往是通过更多地方团结来强化的，我们不得不寻求让多种团结形式能共存的途径。

4.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心得体会 篇四

一、维护并加强民族团结是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回顾历史，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是自古以来融合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所构成的一个庞大的民族。在西汉时期，当时的西域已经完全纳入西汉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即使到了腐朽的清王朝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也没有从祖国怀抱中分裂出去。各族人民具有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在搞民族分裂活动的是极少数，他们不能代表任何民族，是各民族的敌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民族团结是各民族人民的生命线。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当前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各民族和谐共处局面必须十分珍惜和坚决维护。我们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珍视民族团结，自觉地为维护民族团结作贡献。

二、认清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重要性

我们清楚看到的民族分裂活动由来已久，解放以来，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在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与相应历史时期的国际大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具有特殊的复杂性。严峻复杂的对敌斗争形势决定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也促使我们迅速提高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使我们保持清醒头脑，增强政权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认清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真实面目，认清与“三股势力”斗争的实质，增强应对复杂政治斗争的能力。我们要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关于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旗帜鲜明地与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作斗争，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坚决维护稳定，坚决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三、坚持党的领导是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稳定的重要保证

读史而知新，回顾的历史，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可比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开创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进步、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改变落后面貌。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大力建设，在国家的关心支持和各省市区的援助下，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文明进步程度、人民生活水平都取得辉煌成就，这可以与周边国家进行对比，毫不逊色。

随着工作会议的圆满结束，尤其是南疆三地州迎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为了的发展尤其是南疆的快速发展献计献策，齐心协力谋发展。党始终是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坚定维护者，始终是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谋利造福，没有共产党领导就没有的稳定发展，就没有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政治责任，自觉地在思想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地站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立场上，全力维护好社会稳定。

四、促进发展是从根本上增强各族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对祖国的认同感，实现长治久安

从全国来看地区相对边远、区情和周边情况复杂，经济相对落后，少数民族聚集，这些年来，境内外“三股势力”也一直借口区内一些边远、局部地区的贫困问题，对我大加攻击，煽动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因此，只有不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大力改善人民生活，使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对周边国家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和人民生活水平上的优势，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各族人民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认同感，从而压缩“三股势力”的活动空间，实现长治久安。

5.民族分裂主义讲稿 篇五

第二十一周 年 月 日 周节次 第一课促进民族团结 维护祖国统一

教学目标

知识和能力目标

1、学习民族知识、了解民族风情，民族政策

2、正确看待民族矛盾，从而进一步增强作为当代学生我们该为民族发展，祖国的强盛尽自己应尽的责任的意识。过程与方法：

教师讲解，学生讨论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次班会，增强民族团结的意识，与同学和睦相处。

教学过程

一．诗歌导入 主持人以诗歌开始班会内容,并以歌谣中国的民族进入第一个活动.蒙回藏维苗，土满彝记牢。壮族人最多，珞巴人最少。散居各地者，唯独数回族。民族数最多，云南独占鳌。

（一）、民族服饰大家猜（图片欣赏、问题抢答）.激发兴趣、引入新课！课件给出反映我国若干少数民族服饰的相关图片，让学生抢答对应的民族。

（二）、民族歌舞大家唱(演)!学生表演歌舞大家猜.（三）、民族故事大家讲：听故事：进行民族团结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到各民族团结是一家。民族之间只有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才能促进祖国的兴旺发达和进步。

（四）、民族诗歌大家诵！学生诗歌朗诵.学生朗读民族诗歌或自备的与“民族团结”相关的诗歌，两名同学进行.二．民族政策(通过本活动的进行了解民族团结的政策及民族团结我们如何去做?)

（一）、民族政策大家谈!什么是民族团结?(通过课件展示,民族团结理论知识).1、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维护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民族团结也包含着民族内部的团结。

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西部大开发等，这些都为各民族团结繁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3、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4、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个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5、维护民族团结我们应该做到三个尊重: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二)民族矛盾大家评!75事件课件展示,使学生意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C、集体大合唱《爱我中华》。课件视频播放.56个民族同唱一首歌《爱我中华》。主持人宣布班会结束：我们伟大的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少一寸也不行；56个民族，缺一不可。祖国历史的每一页，都记载着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保卫中华的事迹。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加热爱我们的民族大家庭民族团结是一家!三．班主任小结

本次班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整堂班会课以“民族团结”为基调，通过民族服饰大家猜,民族歌舞大家唱(演),民族故事大家讲,民族政策大家谈等程序,包括歌曲、诗歌、演讲等活动，旨在引起学生兴趣、树立学生的民族团结的意识。整堂主题班会力求人人参与，每一位同学都可以讲故事、朗诵诗歌、竞猜表演,积极思考问题并树立民族团结意识。

促进民族团 维护国家统一 反对民族分裂

第二十一周 年 月 日 周节次 第二课时 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 知识与能力：

一、教学目标：

1、民族分裂主义在中国的主要表现。

2、藏独”和“东突独”的共同特点

3、了解民族分裂主义的特点及其反动本质。过程与方法：

认识中华民族分裂主义的表现、特点和实质，明确危害祖国统一与安全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做一个维护民族团结，明辨是非的学生。

二、教学重点：

了解民族分裂主义的特点及其反动本质。明白民族分裂的特点及反动本质，明辨是非。

三、教学策略：

1、运用多媒体课件渲染气氛，创设情景，激发学生兴趣。

2、自己动手收集资料法。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今天，我们进行《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主题班会。二．民族分裂主义在中国的主要表观

1，同学们，你们知道民族分裂主义的主要表现有哪些吗？

民族分裂主义在中国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西藏**集团进行的“藏独”分裂活动以及新疆的“东突独”分裂活动。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号，建立民族共和国，企图把西藏、新疆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2.你知道有“三股势力”的危害吗？ 3.你知道“7.28”“7.30”事件的性质吗？

4、过渡；我们渴望过幸福的，安定的生活。是谁在威胁我们的生活？

5、中途，插入了“抢板凳”节目来活动气氛。规则为六人抢四个板凳，没抢到得人介绍名族团结知识。在此活动过程中，许多同学都争相参与，没抢到板凳的同学也介绍了内容丰富的民族团结知识。气氛非常活跃，在游戏的过程中，同学们也学到了许多。

6、邀请同学们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民族风俗习惯，同学们都积极举手，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民族节日及民族风俗。三．教师小结

6.民族分裂主义讲稿 篇六

——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 内容提要：从柏林的自由民族主义，经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到哈贝马斯的立宪爱国主义，是观察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文化、价值多元论是其自由民族主义的基础，泰勒结合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回应了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挑战，揭示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观念所包含的内在悖论，而哈贝马斯则抓住泰勒对权利理论的模棱两可之处，用立宪爱国主义整合自由民主制度中的普遍主义成份，用政治文化观融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特殊主义要素，从而使其着重阐发的商议性政治观成为政治理论的晚近发展中的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文化多元主义以及多元文化公民权的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所谓文化多元主义政治，概括地说，是关于少数民族、“贱民”群体和女性主义对于承认的需求的政治话语。在冷战结束后，种族、性别、民族—国家等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凸现出来。这些在后冷战时代出现的与传统的民族解放运动、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语境截然不同的问题使得在以权利自由主义形式出现的新老自由主义理论和当代境遇中的族性、性别及民族主义问题以及民主法制国家内部以“寻求自主性”为标记的社会运动（包括分离主义运动）之间造成了巨大的真空，（注：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指出，冷战结束以后在西班牙、苏格兰、印度和其他许多地区出现的分离主义运动与传统的民族主义存在根本区别，这些运动与其说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不如说是族群主义(ethnicism)的表现。具体讨论可参汪晖为所编《文化与公共性》所撰的导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社群主义的重镇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承认的政治”和批判理论的主将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正是在敏锐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构成严重挑战的情况下加入到这场争论中来的。有意思的是，尽管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消极自由观念遭到社群主义的激烈批评（姑且不论这其中的曲解成份），但由于柏林秉承维柯与赫尔德的传统，批判“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anism)，承认并且尊重个人的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属感，从而使其以价值（文化）多元论为基础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成为90年代甚嚣尘上的文化多元主义政治的重要精神资源。虽然泰勒和哈贝马斯的理论并不能被涵盖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吁求之中，从自由民族主义经承认的政治到宪法爱国主义的内在演进脉络仍然构成了文化多元主义境遇中的政治论证发展的主线。一 柏林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立论依据是其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对西方启蒙和现代性的主流思潮中包含的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诉求的批判以及对价值多元性及其不可通约性和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多样性及其不可通约性的不懈论证，（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而其直接的理论先驱则是赫尔德把各种文明、文化表现出来的特性看作是多元主义的突出表现的“反启蒙主义”。[!--empirenews.page--] 赫尔德拒绝把理性的标准作为衡量每一个社会的惟一标准，他要求根据每个社会“自身的内部标准”对该社会作出判断。在赫尔德看来，“文化的多样性”表明，通过共同的语言，通过历史的记忆、习惯、传统、情感等纽带而归属于某个社群，是人类的根本需要，并构成相互理解的保障。在赫尔德和柏林看来，抽象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基于抽象个人观念的世界公民主义是空洞的。群体认同和民族认同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对柏林来说，个人的幸福不能与所属的共同文化形式分离开来，因为他们所选择的对象、追求的幸福均由这些文化形式提供和构成，这些文化形式破损的程度也是与个人幸福降低的程度相适应的。而能够使我们在归属问题上的各种选择成为可能的，是自由，特别是柏林所谓消极自由。正是柏林这种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构成其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直接理论前提。在已届82岁高龄时所作的名为《两种民族主义概念》的访谈中，（注：此文中译载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以下引文皆出该处。）柏林对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区分。所谓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排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等，在政治上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伊朗的神权政治等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在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及其承担者轻则拒斥、压制，重则必欲毁灭而后快。”（注：参见顾昕，《柏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载《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甘阳，《柏林与“后自由主义”》，载《读书》，1998年第4期。）非进攻性的民族主义，柏林指的就是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针对那种认为赫尔德的民族主义是第三帝国的思想资源的观点，柏林指出，赫尔德不讲种族，也不讲血统，而只谈乡土、语言、共同记忆和习俗。根据赫尔德，每一群体都有自己的Volksgeist或Nationalgeist（民族精神），也就是一套习俗与生活方式，一种看事和行为的态度。这些之所以有价值，纯粹只因为它们属于这个集体所有。赫尔德崇信民族文化多样性，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和平共存。柏林认为赫尔德所说的毫无侵略性的民族概念的要点在于文化自决。针对“文化自决的抱负怎会转变成为民族主义的侵略行为？”的质疑，柏林重申了他早期对民族主义的精妙阐述，他追随席勒对民族文化就像“压弯的细枝”这种观点所作的解释，把受伤的民族精神比喻为压弯的细枝，它可能会因外在的压力过大而被最终折断，但是如果树枝的韧性极大，那么一旦外力舒缓，树枝就会以极大的力量反弹。民族自尊迸发的时候，时常是专横中带着侵略性的。现代民族主义的病态性发展正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动。在回答“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可能适合这文化自决的新时代，同时又能维护自由，也许还能遏制流血？”的问题时，柏林坦率地承认，文化自决而没有政治架构，这正是当前的问题。尽管柏林相信，既有政治经济的统一又有文化的多样是可能的事，一个现代民族，如果能够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再加上一些好的运气，其归属的需要是能够同个人自由平安相处的。但在现实政治层面，许多民族的悲剧却在于，其政治宪政体制和政治文化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不能使自由和归属的价值结合在一起。“充分满足的国家民族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性，其他国家民族保持适意程度的多样而和平共存”是柏林的最终设想，但他没有讨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中，自由主义能够同民族主义在可能的最大程度上相顾兼容；他也没有讨论，在现有的不同民族和睦相处的情形中，我们能够发现什么共同的东西，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因素。[!--empirenews.page--] 如果用柏林思想的诠释者约翰·格雷的话来说，柏林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在接受了为批判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强调的多元论观点以及他们赞同的对特殊文化保持忠诚的正当有效性以后，如何把留存下来的人类理性和道德统一性的范围和限制加以具体化的问题。（注：”格雷，《柏林》P.103，昆仑出版社，1999。）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柏林传人的泰勒结合魁北京分离运动个案所提出的“承认的政治”正是沿着这一方向作出的进一步努力。二 魁北克是加拿大一个以法语居民为主的省，魁北克政府以保存特性这个集体目标为由对魁北[1][2][3][4]下一页 克居民施加了某种限制，例如规定非法语居民或移民可以在英语学校就读，拥有50名以上雇员的企业必须使用法语，以及规定不用法语鉴署的商业文件无效等等。1982年，加拿大权利宪章增加了一个条款，承认魁北克为“特殊社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其集体目标合法化。这里产生的问题是，一方面，对于许多加拿大英语居民来说，一个支持某种集体目标的政治社会，对于宪章或任何可以接受的权利条款是一个威胁。因为支持某个民族群体的集体目标很可能会限制个人的行为从而侵犯他们的权利，即使不至于践踏个人权利，由于并非所有受某种司法权管辖的公民都属于能从该司法权受益的民族群体，这样做也可能被认为是内在歧视性的。另一方面，对于魁北克政府来说，在魁北克保存和发展法语文化是件不证自明的好事，政治社会不能在以下两种人之间保持中立，一种人赞成保存我们祖先的文化，另一种人为追求自我发展的个人目标不惜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因此，魁北克人以及那些给予集体目标以同等重要性的人倾向于选择一种不同的自由社会模式，按照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用一种好生活的概念来组织社会，同时又并不因此而歧视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泰勒的“承认的政治”就是为了揭示这一当今重大政治问题的哲学价值，在无视差异的同质性要求和差异政治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把观念史分析方法运用到魁北克个案，泰勒深刻地阐发了平等的承认之中表现出的普遍主义政治(Politics of universalism)和差异政治(politics ofdifference)两种截然不同而又互有联系的形态之间的内在紧张。前者是伴随着从荣誉到尊严的转移而来的，这种政治强调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尊严，其内容是权利和资格的平等化，这项原则最近赢得的最大胜利是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后者是从现代认同观念中发展出来的，它要求承认个人或群体独特的认同，这种认同正在被占据统治地位或多数人的认同所忽视、掩盖和同化。这两种政治的内在联系在于支撑着差异政治的基础正是一种普遍平等的原则。差异政治谴责任何形式的歧视，拒不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但十分耐人寻味的是，差异性要求本身并不能被普遍主义的尊严政治完全吸收，因为“它要求我们承认并给以地位的是注定不能分享的东西。换言之，我们承认每个人的独特性，只是对某种普遍存在的情况——人人皆有其认同——给以适当的承认。普遍的要求推动了对于特殊性的承认。”（注：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5，引据董之林、陈燕谷译文，原载《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empirenews.page--] 但是，虽然这两种政治模式都建立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却是相互冲突的，“一种观点认为，平等尊重的原则要求我们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这种见解的核心是，人之所以要求平等尊重是因为我们都是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们应当承认甚至鼓励特殊性。前者指责后者违背了非歧视性原则。后者对前者的指责是，它将人们强行纳入一个对他们来说是虚假的同质性模式之中，从而否定了他们独特的认同”。（注：Charles Taylor,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in PhilosophicalArguments(Hart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27，引据董之林、陈燕谷译文，原载《天涯》，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概言之，自由主义把无视差异的普遍主义看作是非歧视性的，而差异政治则认为“无视差异”的自由主义本身仅仅是某种特殊文化的反映，是一种冒充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泰勒的方案包含了这样的两重性：一方面，他把差异政治看作是从平等尊严的规范中派生出来的，认为承认的必要性在于能否真正贯彻平等的原则，这构成了对无视差异的僵化的程序性自由主义的批评；另一方面，他把不同文化具有平等价值作为一个假设或逻辑起点，实际上是强调承认的政治必须在公共交往的前提下进行，（注：参见汪晖为所编《文化与公共性》所撰的导论。）从而既弱化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实质性判断和强硬要求，又避免了屈尊俯就和种族中心主义。那么，就与权利自由主义的关系而言，究竟应当如何来把握泰勒推荐的“第三条道路”的性质？考察一下哈贝马斯在《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一文中对泰勒理论的批评将会有益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哈贝马斯认为，只要正确地解释权利理论，就会发现它不但对于不平等的社会生活条件不是无动于衷，就是对于文化差异同样也不是置若罔闻。在哈贝马斯看来，泰勒仅仅从个人的平等权利的法律保护的角度来理解权利自由主义，从而就与程序性自由主义忽视私域自律和公域自律同宗同源一样，把自律概念一分为二，而没有考虑到，“法律的受众(Adressatedes Rechts)要想获得（康德意义上的）自律，就应当能够把自己视为法律的制定者；而根据所制定的法律，他们又都是私法主体。（注：”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译见《文化与公共性》，P.342.）事实上，根据现代宪政的理性观念，个体的主观法律概念和法律人格概念早已被设定为权利人（法人）概念。因此，现代法律所保障的虽然是获得国家认可的主体间的承认关系，由此产生的权利确保的却是永远处于个体状态的法律主体的完整性。而一旦赋予主体法人一种主体间的认同，就能避免泰勒的或然性解释所造成的盲目性，“个人，包括法人，只有经过社会化，才能充分地个体化。由此可见，一种得到正确领会的权利理论所要求的承认政治应当维护个体在建构其认同的生活语境中的完整性。这点无需任何对立模式来从另一种规范角度对个体主义类型法律体系加以修正，而只要坚定不移地把法律体系付诸实现。”（注：J.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Constitutional State，中译见《文化与公共性》，PP.343-4.）[!--empirenews.page--] 如果说哈贝马斯在《民主法治国家的承队斗争》一文中对泰勒的批评过于抽象（这种抽象性是与他没有在该文中详尽阐述其立场相关的），那么在作为《事实与有效性》英译本的附录发表的《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一文中则把他倡导的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丰富内涵全面地展示了出来。三 宪法爱国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在哈贝马斯的宪政观中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前者要解决现代国家统一的价值规范问题，后者则是不但能够置换民族性并赋予价值规范以形式普遍性的新的认同标准，而且能够连接公民的动机和态度从而保证自由民主制度得到稳定支持的动力资源。尽管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但两德统一、欧洲联盟以及移民与全球化浪潮仍然是哈贝马斯倡导和推展宪法爱国主义的三大主要背景。如果说前者是其理论思考的直接解媒，那么后两者则是其宪政观中内含的基本原则的运用对象。首先，宪法是多元社会中表达形式的共识的最重要手段。文化多元主义的事实和确保公民权利的任务决定了民族国家层次上的整合力量只能是法，它既是在文化和种族方面各不相同的亚共同体之间的“公分母”，又是该民族中自由平等的意志的体现，哈贝马斯把这个层次上的共同体称作“法的共同体”。对哈贝马斯来说，重要的不但是要看到，在同一个法的共同体即立宪民主国家中，不同的伦理生活共同体可以在同一个其核心为普遍主义原则的现代法律制度下和平共处，而且要看到，“以法的形式构成的公民身份所依赖的是以共同的善为取向的公民的不可用法律来强制的动机和意图的和谐背景的支持，这种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模式提醒我们，受宪法保障的自由建制只有对这样的人们才是有价值的，他们习上一页[1][2][3][4]下一页 惯于政治自由，适应于积极自决实践的‘我们’视角。以法的形式建制化的公民角色必须被植根于自由的政治文化的情境之中。”（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其次，在确立了自由的政治文化是既形成多元意识又培育多元社会共存感的立宪爱国主义的公分母或共同标准的论题之后，哈贝马斯把其宪政观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到欧洲一体化的范围中来。在这里他关注的焦点是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立宪国家和资本主义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使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不但是由于民主过程迄今为止都是在民族界限内运作的，政治公共领域是以民族为单位的，而且因为其内涵是“朝向欧洲共同善的职责的意识”的“欧洲公民”概念能否存在的问题尚在未定之数。具体来说，从欧洲一体化进程看，超民族水准的数量不断增长的决策正在一个逐渐增长的程度上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而由于迄今为止公民的决策是在民族国家的水准上有效地得到建制的，公民要在影响欧洲决策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的机会似乎微乎其微。经济律则变成一种独立于任何其他因素的力量，而政治则仅仅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水准上，这一事实削弱了公民的地位并和与这种地位相联系的共和主义要求相矛盾。很显然，由于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太小，不足以应付欧洲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经济，因此应当联合在更大的政治单元之中。而一个超民族的政治整合要得到足够的合法性，就必须包括基本的社会整合；所需要的整合基础不仅是借助于形成公共讨论（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主要成分）而实现的意志形成，而且是基本的社会权利，即以政治为基础的福利制度。（注：参见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评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的格局〉》，载《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从这一角度，哈贝马斯把欧洲统一的事业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对资产阶级历史局限性的超越是这种突破的题中应有之义。[!--empirenews.page--] 一百多年以前，以实施人权和民主为主要职能的民族国家框架，使得一种超越祖源和方言的新的抽象形式的社会整合成为可能。一百多年以后面临的任务则是以“进一步的抽象”，在更大范围内继续这项任务。（注：参见童世骏，《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读哈贝马斯近著两种》，出处同上。）最后，移民和避难问题加剧了立宪民主的普遍主义原则和保护已经建立起来的生活形式的完整性的特殊主义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说，在两德统一境遇中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主要针对的除了主张以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民族认同基础的民族主义，还有后来在两德统一时表现出来的所谓“德国马克的民族主义”的话，那么，哈贝马斯的宪政观在移民问题上所要反对的则是所谓富裕的沙文主义。一方面，关于移民政策的辩论不应只涉及西欧的经济体系吸收这些移民的能力，而且应涉及本土的人民是如何理解由移民所提出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另一方面，道德的观点要求我们无偏私地对待移民问题，不但从富裕地区的居民的角度，而且从寻求幸福生活的移民的角度思考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寻求的不止是政治避难而且是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在这里，哈贝马斯援引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进行论证，对移民权的法律限制最大限度只能从互竞的思虑得到辩护，即避免社会冲突和将会严重地危及社会的公共秩序或经济再生产的负担的需要才能使严格的移民政策取得正当性。相对于社群主义从保护特定生活形式的种族—文化内涵的角度对自由移民权利施加规范性限制的特殊主义的论证，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认为，同样不能被移民侵害的政治社群的认同并非依赖于作为整体的种族—文化的生活形式，而主要依赖植根于政治文化中的法律原则。的确，自决的民主权利包括保护形成公民身份权利的具体情境的自身的政治文化的权利，但它并不包括对一种特定的文化生活形式的自我肯定的权利。在刻画了这样一幅诱人的图景之后，哈贝马斯充满信心地预言，随着政治交往的全球化，200多年前康德在法国大革命的情境中所梦想的世界公民的理想正在逐渐变成政治现实：“即使我们在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仍有很多路要走，世界主义的条件亦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市蜃楼。至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形成一个统一体，其轮廓已经隐约可见了。”（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515.）四 如果说，柏林的自由主义和多元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消解了为自由主义寻找普遍正当的理由的努力，从而自由主义最好被理解为将自我选择的活动视为最重要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那么哈贝马斯则试图在捍卫普遍主义（形式的普遍性）和理性主义（交往的合理性）的同时把立宪民主的普遍原则与成为这种原则的动源并赋予其活力的自由的政治文化联系起来。“宪法的原则，只有当它们置身于由公民构成的民族的历史情境之中，从而与公民的动机和意图建立联系，才会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形式，并成为动态地理解的建立自由的人和平等的人的联合体这个策划的推动力量。”（注：J.Habermas,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as Appendix Ⅱ ofhi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trans.By William Rehg,MIT Press,1996,P.499.）哈贝马斯强调，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是以有效的宪法为结晶的。每个民族文化都根据其独特的历史而形成对同一些、也体现于其他共和主义宪法中的原则——如人民主权和人权——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这种与特定的亚文化、亚群体——包括主流文化与主流群体——相分离的政治文化与罗尔斯所谓“重叠的一致”非常近似而与泰勒更加实质性的共和主义论题拉开了距离。问题的实质在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论是个体价值自决，并通过程序主义的公共理性秩序来平衡价值冲突，而非由首级政治制度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优质品和劣质品、善与恶、好与坏”。（注：刘小枫，《自由主义，抑或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载《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P.79.）这一点无论对于柏林强调归属和自由的平衡的反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是对罗尔斯主张与康德和穆勒的整全性学说脱离的所谓“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都是适用的。而泰勒的平等主义的“文化现代性理论”以及过分拘泥于魁北克分离运动个案所造成的近视性不但使其“共和主义论题”没有洞察到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带有历史偶然性的联系而不是一种概念的联系，而且使其“承认的政治”没有能够充分估价“共同的政治文化的层次必须同亚文化及其前政治地铸成的认同相脱钩”（注：J.Habermas,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7,S.142，转引自注(12)所及童世骏文。）的重大意义，后者不但是传统自由主义政治论证的精髓，而且构成了哈贝马斯在两德统一、欧洲联盟、移民与全球化浪潮背景下倡导所谓“宪法爱国主义”的重要理论前提。[!--empirenews.page--]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把政治文化当作“做成”现代集体认同的关键，并把现代社会中同其他文化价值相分离的政治价值领域当作某种既予的东西的“与政治物相关的文化”的概念和“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区别开来，后者不但为正确地理解政治文化和民主的关系铺平了道路，而且使得人们有足够的余地来设想超越民族国家边界而形成一种共上一页[1][2][3][4]下一页 同的政治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同的政治文化）的可能性，从而为像欧洲联盟这样超民族的集体认同提供基础。（注：参见童世骏，《政治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集体认同——读哈贝马斯近著两种》，出处同上。）哈贝马斯清醒地意识到，世界公民互助的约束力显然弱于在各民族国家内部近一两个世纪所发展起来的国家公民互助，而成为欧洲统一进程瓶颈的欠缺正是缺乏对世界公民互助意识的培育，情形正如哈贝马斯的同龄人、德裔英籍社会学家达伦多夫所指出的，“只要公民社会仍然局限在民族的边界之内，它就必然与排他的态度、措施和规则相结合，而排他的态度、措施和规则是违背公民地位和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社会本身的原则的。只有当所有的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建立公民社会的历史任务才算完成。”（注：达伦多夫，《现代社会冲突》，P.6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在世界公民社会的理想上与达伦多夫一样同属康德信徒的哈贝马斯则坚称，如果我们不想回到作为“古老帝国中的政治上无能为力的农业人口的典型特征”的宿命论，我们就必须把握复杂社会的民主自我调控的思想，“为什么那种伟大的、在历史上曾成功地使地方意识和王朝意识上升为国家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抽象力不能被继续发扬光大呢？”（注：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译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哈贝马斯提出了“继续进展的现代性还是被继续引导的现代性”这样的问题，他援引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提出的“第二种现代性”和“反思的现代性”这一观念，并认为吉登斯所谓“如果现代性延伸到全世界并且自相矛盾，那它就走到了尽头”以及“我们并未进入后现代时代，而是走近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现代性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比迄今任何时候都更彻底、更普遍”这两句话应当这样理解：（注：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译载《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一方面，现代社会无法再把社会再生产的后果—它表现为系统化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外化，即不能再把这些后果转嫁给其他国家和社会，转嫁给子孙后代或自我更新的自然；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可以动用的外部资源越来越少，它必须日益依靠自己来再生产其基本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只有借助其他形式的反思性，借助政治自我影响意义上的自我反思，才能把相互矛盾的局部合理性的代价保持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的意义上，在解决现代性的后果问题需要依靠现代性本身的能力的意义上，哈贝马斯才把现代性称作“未完成的谋划”。

7.历史穿越背后的民族主义 篇七

关键词：历史穿越,民族主义,精神胜利法

穿越文学在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里的热点, 在清穿三座大山《梦回大清》《步步惊心》《独步天下》引发轰动后, 网络上的穿越小说的更新量大增。穿越, 是指主人公因各种原因从他 (她) 原本所处的时空, 穿越到时代和空间, 在这个新的空间发生的故事。笔者认为, 在对穿越目的地的选择中, 蕴涵了主体对于历史的认识, 民族主义被嵌入其中。美国学者海恩斯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 意指一个民族的成员对本民族有着超越其他的忠诚。这种民族情感, 体现在对于民族耻辱史的回避, 用现代的素材重新建构历史。

一、古代生活想象:天朝上国

在清穿三座大山在网络上连载之后, 清代成为穿越中的重要目的地。以康熙末年的皇位之争为主题, 呈现康熙末年九龙夺嫡的故事的穿越文层出不穷, 这些故事的主角几乎包括了康熙时期的每一个阿哥, 对九龙夺嫡的故事进行了多角度的叙述。清穿小说迅速的爆红, 成为穿越小说的第一个高峰。小说的主人公, 一般穿越到康熙、雍正、乾隆年间, 其他的皇帝如顺治、嘉庆等就相对少一些。

清朝统治中国达两百年余年。清中叶的康乾盛世, 中国在经济文化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统治阶层志满意得自称“天朝上国”, 夸耀自身的富足。后鸦片战争爆发, 进入了漫长的国耻期。穿越到康乾时期, 是对现代化过程的伤痕的抽离, 回到清代, 在主观上又重新沉浸在盛世的光荣之下, 实现民族自信感的满足。

清穿泛滥, 很快就引起了审美疲劳。唐穿小说随后大量生产, 唐代作为历史上最为昌盛开明的年代, 成为穿越新的目的地。穿越到汉、三国、宋、元明等小说也开始繁荣, 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穿越回古代, 美化古代的生活, 对民族文化表达认同, 民族自豪感得到满足。

二、异域建功立业:穿越到外国历史

穿越到外国历史上某一断面, 也成为很多网络作者写作的重要主题。穿越目的地的选择上, 并没有明显的侧重点, 似乎是以是否熟悉作为主要的标准。穿越到外国历史的小说, 主人公不同程度参与到历史的建构之中, 在民族主义的情绪的指导下, 改写历史, 建功立业。

如在《美利坚之鹰》中, 男主角穿越成一个白皮黄心的美国人, 为了保卫中国, 积极参加太平洋战争, 从中途岛海战, 到硫磺岛之战, 直至登陆日本本土, 接受日本投降。男主角最后更以盟军副总司令的身份, 参与制定了日本的和平宪法, 从根本上打击了日本右翼势力, 为中华民族剪除了后患。《美利坚之鹰》的男主角, 白色皮肤但仍是中国人, 在国家民族危难之时, 勇敢报国。在这本小说里, 借助美国人的军事力量, 实现了对近代史以来的中日民族关系的反转, 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胜利。

三、穿越到过去, 精神胜利法的胜利

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中, 用精神胜利法来批判国民性缺陷, 在现实生活中, 处于弱势被欺压的地位, 但不正视现实, 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畏强凌弱、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手法来自欺自慰, 自我陶醉于精神胜利之中。穿越到过去, 处于现实世界的作者和读者, 回避了现实的民族命运, 抽身到古代, 或改变民族命运, 或征服西方男权, 实现民族情感的补偿性满足。

穿越到中国古代, 穿越的主角所选的是皇室或贵族家庭, 享受古代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果实, 选择性地回避古代复杂的社会生活、忌讳缺点。穿越到西方古代也是一样。在对西方古代世界的想象, 除了服饰、事物、简单的民俗等表征是西方的, 其思想内核还是中国的。如此一来, 中国古代的天下的观念得到新的伸张, 天下以中华为中心, 其余皆为边陲, 中国即为中央之国。不论埃及或者美利坚, 都是中国的分支。

用精神胜利法, 获得民族优越感的满足, 回避民族历史的缺陷, 或直接以丑为荣。回到过去, 回到历史之中寻找自我安慰。

四、源自日本的材料的穿越母题

穿越作为小说的主要情节, 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吐温的《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但是从源头上而言, 网络文学中的穿越小说起源于日本丰富的御宅族系文化。日本的御宅族系文化, 特指动画、动漫及电脑游戏文化, 御宅族就是精通此文化的人群。御宅族的著名动漫《哆啦A梦》《犬夜叉》等都有穿越的情节, 在中国影响大。

特别是哆啦A梦, 诞生于1979年, 在1991年引入中国就掀起了哆啦A梦的热潮。在动漫中, 哆啦A梦肚子上拥有四次元口袋, 这个口袋直接通往四次元空间, 哆啦A梦还可以通过时光机、时光腰带、超级投接球、随意门、穿洞圈、空间蛀虫等实现穿越。动漫中哆啦A梦的穿越简单快捷, 给了中国观众关于穿越的启蒙。

参考文献

[1]康桥.论网络小说中的穿越、重生、架空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2 (10) .

8.民族分裂主义讲稿 篇八

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有着相当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述评人维斯特里奇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民族主义的力量，包括在宗教、种族、民族语言文化和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群体意识，一直持一种过度轻视和否定的态度。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过渡。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等国际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会败坏社会主义的前途。列宁和斯大林则只是意识到民族主义的策略性用途，普适性的阶级革命仍然是他们进行政治分析和想象的范畴。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开始出现不同形式的渗透关联。欧洲一批社会民主党人注意到，现代化和工业化没有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消解文化、语言和人种的界限。于是多民族的原哈伯斯堡帝国的一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致力于运用社会主义原理解决当地特殊的奥匈民族纠纷。法国社会主义者让·吉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也开始在国际主义框架中寻求民族自我确认的理念。同时，在一些被压迫民族，如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爱尔兰以及巴尔干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更民族主义化的社会主义思潮。此外，在德、法、意等国家盛行的反启蒙理性主义、反工业化和科学至上思潮正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对资本主义物质文化的批判力量。这种反物质主义融入了以不同形式混杂而成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或社会民族主义，建构起民族有机整体的神话，强调英雄主义、暴力以及无产阶级创造新社会秩序的使命。其中强调民族暴力等一些观念影响了墨索里尼，以至在后来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中都留下印迹。

《以色列的创造神话》的作者斯坦贺尔就是从这一背景人手，对犹太巴勒斯坦一九○四至一九四八年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历史进行反观的。这部著作的主旨是批判地总结一九三三至一九七七年间主导着巴勒斯坦犹太人团体之政治选择的主流劳工运动。由于集中在以色列劳工组织中的政治经济权力，以色列劳工领袖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大于任何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工运组织。斯坦贺尔指出，这些政治运动领袖们所倡导的建国运动以社会主义号召始，而却以民族主义实践终。他们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民族继而一个复国主义的民族国家，而牺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渐放弃了对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的严肃追求。时至二十年代，社会主义已经沦为一种“大众动员神话”，其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境内维系一个独立经济体系和犹太多数人身份，以保护巴勒斯坦内犹太民族的利益。而当建立一个取消私有财产的一体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最终与民族主义的整体号令发生冲突时，遭到放弃的是社会主义理想。

斯坦贺尔分析了以色列主流劳工运动领导人本·格里森(Ben-Gurison)和伯尔·卡曾尔森(Berl Katznelson)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化的过程。他们在巴勒斯坦提倡“征服土地”和“劳工至上”的口号。征服土地与犹太民族主义的联系是通过移民和屯垦实现的，而劳工至上则以神化犹太劳动者的方式动员民众劳力实现民族目标：神化的犹太人往往是双脚站立在民族土地上的劳动者。这带来了两重结果。其一，更低廉的阿拉伯及其他地区的劳工被排除在征服土地者之外。其二，两大锡安主义工会组织“联合劳工”与“劳动青年”联手组成的以色列劳动党提倡“阶级合作”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福利”。这两个劳工组织一致强调社会主义乃是通过生产者阶级间的合作促进民族财富增长。激烈反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劳工”派特别强调民族利益的优先性，认为阶级斗争或其他社会主义主题都有会造成民族利益的分裂的可能。

述评人尤为称道的是作者对Kistadrut——“以色列希伯莱工人联合总会”的历史分析。这个组织于一九三二年已经拥有占巴勒斯坦犹太工人75%的会员。它继而开始占取集体屯垦的领地，并清除政治异己组织。一个寻求将巴勒斯坦创造成一个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公社，由俄国的犹太理想主义者发起的工会组织“劳动军”(The LabourBattalion)，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清除的。“以色列希伯莱工人联合总会”已经不仅是一个普通工会，而是一个延续民族和创造民族国家的机构。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斯坦贺尔还揭示了这一官僚机构如何阻碍了工人教育、内部民主以及工资平等等问题。

斯坦贺尔的理论独创性在于他详细地阐明了锡安社会主义同二十世纪早期民族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二十世纪早期民族主义强调宗教和种族的纯洁，提倡崇拜古代历史，恢复早已失去活力的古老语言，力求延续民族文化，并极力追求政治独立。确实，东欧与近东之间的这些类似还有很多，比如，两处的民族主义或民族社会主义都摒弃自由个人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同对马克思主义一样怀疑。以色列当前民主制度的问题有不少就同锡安主义的影响有关，比如没有宪法，没有人权观念，国家宗教不分等。不过同自诩自由主义继承人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不同，以色列民族社会主义者蔑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经济，但仍然保留私有财产和工资差异，并鼓励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本投资。他们指望借锡安组织内的资产阶级成分来增长民族资本以滋养工人的社会基础结构。因而他们的“建设性”社会主义(construtive socialism)是指在与锡安主义中产阶级合作中，从无到有地创建一个新的民族社会。

然而述评人认为，《以色列的创造神话》的作者误将以色列民族社会主义的一些策略性选择，比如保留私有财产政策，当作原则性问题来批评。此外，以色列劳动工会的实践与列宁主义的关系也没有得到作者的充分发掘。最后述评人还暗示说，随着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宣告失败，也许反倒证明以色列强调民族主义的有效性。显然，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争论在这一述评中也以新的形式延续。

9.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篇九

（2）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

（3）处理民族关系的首要原则，民族平等的含义。

（4）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原则，民族团结的含义。

（5）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坚持民族共同繁荣的含义

（6）处理民族关系三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条件，共同繁荣又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物质保证。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的共同奋斗创造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璀璨文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的稳定事关祖国边防巩固，社会长治久安；少数民族的发展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振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各族人民亲如兄弟姐妹。民族地区的进步和发展不但需要各族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也需要经济发达地区的帮助和社会各方面献计出力。各民族互相合作、互相支持，就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加强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是实现各民族团结和睦的基础。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在学校更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在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时，按照教育部和国家民委以及学校的统一要求，主要采取课外活动的形式，采用团、队、班会，民族歌舞、民族团结故事会等方式，并积极配合学校的民族知识讲座，寓民族团结教育和文化娱乐、素质教育为一体，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0.现代性与民族主义 篇十

对现代主义的视角还有重要的经验主义的反对意见。

首先，他们忽视了特定人口通过参与民族形成的文化与政治工作而开始“进入现代性”的时代。也就是说，19世纪初欧洲和拉丁美洲开始的这项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事业，致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非洲和亚洲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缔造的结果是十分不同的。战后经历了真正的经济、技术和政治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这在2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更不用说实现了。另外，时机选择对于各种民族主义的不同表述形式，以及它们帮助创立的差别较大的民族类型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别的东西的话，该民族的语言和象征主义会受到其所处时代的重大影响，多半是这种影响来自一个或多个民族中心，例如，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中国，它们充当民族发展的先行者和楷模或诀窍。[23]

第二，现代主义视角很重要的一点是，低估了地方文化与社会的背景意义，它们是说明有关民族主义现代化所有主题的众多“地方性变量”。不过，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会明白这种做法具有误导性。至多，引入“现代性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对于民族主义或民族形成有推动作用的时机选择。它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民族主义过程的特征、强度、持久性或范围，无疑“现代性”在激发澳大利亚土著和加拿大莫霍克民族主义中起过作用，这就像在法国或俄罗斯那样，不过，这又告诉我们多少关于这些分居“不同世界”的完全不同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时机选择呢?更不用说范围和特性了。[24]

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民族主义继续在一些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像法国、加拿大(魁北克)、加泰罗尼亚和美国--兴盛活跃，即使有时以非暴力形式出现，也具有很大力量和韧性。这再次说明，像族裔民族主义这样的文化运动，是相对独立于现代性进程的，这就给民族主义现代化理论提出了重要的问题。

具有革命传统的法国，经济发达，中央高度集权，官僚体制专业化，国民受过良好的教育，人们相当富裕，表明了在全球化经济中心完全现代化社会的特征。在那里，思想意识不断变化，但是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意识仍然经常出现，十分强烈。从消极方面看，这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对欧洲防卫共同体的反对上，表现在60-70年代法国戴高乐主义者对北约以及美国霸权的反对上，表现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它对美国文化要求的反对上，表现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很多法国人对穆斯林移民、对犹太人、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以及他们文化霸权的仇恨上。从积极的方面看，他们感情的另一面表现为对法国丰富的文化与生态遗产的热爱，表现为对其历史传统的强烈依恋，表现为对法国语言的炽热感情，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历史疆域意识，表现在一种看得见的引以自豪的法国光荣的象征上，同时表现在其从建筑和文学到烹任和电影艺术作品上。而所有这些都忽略了法国仍然表现出来的强烈地方主义，忽视了近年来人们对历史教科书上公认的历史传统、艺术史、博物馆学以及其他领域的大量怀疑和批评。戴高乐主义及其“祖国的欧洲”(Europe des Patries)的概念，只是一种支撑扎根于法国文化和社会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表述。[25]

在魁北克也有一个相当富裕、发达的工业社会，它是影响较大的北美一体化经济圈的一部分，表现出强烈民族主义的所有特征，追求彻底的文化独立，在“主权联盟”的边缘摇摆不定。人们可能有过这种期望，在20世纪60年代的“静悄悄的革命”以及该省大部分职业和商业活动成功地转移到讲法语的人手中之后，魁北克应该对保证他们的法国文化主导地位以及地方性“家规”表示满意。可是，结果并非如此。法裔魁北克人的情绪和思想在该省的政治生活中仍然是活跃、强大的力量，激发了加拿大联邦其他省里族裔和民族的反对力量。人们确实有这样的担心，在《米奇湖协议》(Meech Lake Accord)失效与联邦议会中魁北克人反对党的新兴势力衰落后，这个国家最富裕的一群族裔成员掀起了新一轮的分离运动，最终有可能造成加拿大国家的解体。[26]

从19世纪后期起，加泰罗尼亚就成为了西班牙最成功的工商业地区之一，巴塞罗那成为一个最主要的贸易中心和较大的欧洲文化中心。它的民族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文学和文化复兴，在文学、文化、艺术和科学等许多运动中，在世纪之交的学院、刊物和党派中繁荣发展。从那时起，加泰罗尼亚就位于欧洲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列，经过大众对佛朗哥政权文化压迫的长期抵制之后，该地区再次以强大的族裔民族主义中心的面貌出现，从马德里赢得了大部分政治自治权。尽管(或许因为)它是完全现代化的，加泰罗尼亚仍然是这样一个民族，它具有强烈的历史性民族认同意识，强烈要求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拥有最大限度的自治权。[27]

在美国这样一个最具现代化动力的舞台本身，要想动员一种强大的大陆性天佑民族主义并不难。每当美国土兵在执行联合国任务中牺牲或被俘时，每当总统为美国军事力量介入的对外政策问题而痛苦时，每当贸易谈判威胁要支持美国的对手时，一种独特的美国使命感就会在背后出现，使美国人感到实现民主和自由是他们共同的历史责任。这种共同的爱国主义，这种对美国救世式的信仰，这种半宗教式的共同使命感，几乎独立于美国经济与政治变迁，或独立于美国社会，因为它在各种场合出现，并没有因富裕程度的提高和大众高额消费而减弱。对美国信念、宪法及内涵多族裔文化生活方式的信仰，尽管在国内外遇到了许多挫折和失望，但是它仍然保持着一种张力。[28]

在其他如波兰、挪威和爱尔兰等欠发达但现代化速度较快的社会，族裔民族主义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的民族意识广泛地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当然对共同敌人的恐惧加深了这种意识--拿波兰来说，它害怕前苏联;挪威担心由德国和法国领导的欧共体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爱尔兰历史上就对英国怀有戒心--不过，这种意识也从独立国家和(或)较大、较先进国家中边缘性，甚至是被吞并、被压迫的共同体的历史遗产中产生出来。尽管有可能把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生动表现解释为从以前民族主义时代留传延续下来的东西，但是它们反复出现并且仍然广泛存在的事实说明，有必要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集体情绪和要求的社会与族裔根源。[29]

最近还发生了针对外来移民、外国劳工以及避难者的激烈排外与族裔暴力事件。这种现象既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在民间，过去几年里德国、法国、波兰、匈牙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发生了激烈的民众排犹现象，与此同时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捷克共和国还发生了排斥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移民或外来劳工的事件，各种新法西斯主义或新纳粹组织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声称要捍卫民族主义文化遗产以及标准的民族认同的纯洁性，保护原住民的就业机会，它们给这些事件火上加油。在官方层面上，欧洲各国政府对排斥避难者和外来移民的国家政策以及泛欧政策进行了协调，使之一致，入境的规定更加严格，然而正是此时“统一欧洲法案”(Single Eruopean Act)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把欧盟的欧洲本地人口统一起来，允许他们在联盟版图内自由出入。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存在统一与分裂这种矛盾现象，说明了对最近复兴的族裔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思想协调的难度，而这种现代化是一种痛苦的变迁过程，它在成功进入民主的大众富裕王国时将获得民族和谐、社会和平。[30]

注释：

[23]关于这些先行者和楷模，见本迪克斯(1966年)。

[24]关于世界民族主义的不同时机选择，见奥瑞吉(1990年)。

[25]关于法国早期的态度，见本塞姆・凡・登・伯格(1966年)。法国历史教学是根据各种Lavisse课本进行的，关于修订人们普遍接受的教学传统，见斯特隆(Citron)(1988年);关于法国持续不断的地方主义，见布罗代尔(Braudel)(1989年)。

[26]皮纳德(Pinard)和汉米尔顿(Hamilton)(1984年)分析了魁北克人民族主义的社会构成。

[27]与巴斯克民族主义的比较，见佩里(1971年)。另外参见康沃西(1994年)更加详细的分析。

[281关于美国天佑民族主义，见科思(1957年a)和图沃生(Tuverson)(1968年)。

[29]林斯(Lyons)(1979年)和哈钦森(1987年)对爱尔兰民族主义一直持续存在到20世纪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关于战后波兰的宗教和民族主义，见柯里平斯基(1989年)。关于挪威，见米奇森(Mitchson)(1980年)对早期民族主义走势的分析，关于包括对欧共体怀疑主义，甚至反抗的最新发展，见威沃(Waever)(1992年)。

[30]关于此类新法西斯主义，见威尔金森(1983年)和哈斯本茨(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