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中国史叙论

梁启超 中国史叙论（4篇）

1.梁启超 中国史叙论 篇一

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感

张家港市崇真中学杨志丰

近日，国家刚在东海设立其他防空识别区，美方两架B-52轰炸机就飞越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日自卫队飞机在没有向中方通报的情况下飞入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全然不把中国看在眼里，而我们国家也没有什么反应，正巧看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感慨万端。早在一九00年二月，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老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还在嘲笑朝鲜金胖子的年轻，但谁敢动动朝鲜，看看我们的国家，一个个的老态龙钟，离马克思很近了，和谐、稳定。结果国将不国，人心不固，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2.梁启超 中国史叙论 篇二

图书馆实践

梁启超一生酷爱读书, 他的饮冰室藏书达3470种、41819册, 且以珍本、类书居多。1929年梁启超逝世, “所藏书数十万卷, 当侯国中有稍完备之图书馆时全数捐赠, 以供海内学子之求”, 遵照他的遗嘱, 这批书捐给了北京图书馆, 并编有《梁启超饮冰室藏书目录》。据此可以反映出梁启超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片赤诚。梁生前, 尤其是晚年, 不仅潜心研究图书文献学, 写下了一批价值极高的学术论著, 而且亲自创办图书馆, 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1916年, 为了纪念蔡锷并弘扬他对中国进步事业的献身精神, 梁启超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型图书馆———松社。1920年, 他游欧返国后, 以带回的1万册图书为基础, 建立了图书俱乐部。1923年1l月4日, 梁启超以上海松社和图书俱乐部为基础, 又调拨了北洋政府所购的《观海堂》藏书, 以北京北海快雪堂为馆址, 正式成立了松坡图书馆。梁自任松坡图书馆馆长。这是中国图书馆史上的一件大事, 是中国图书馆业光大与发展的发端与奠基。为了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1925年4月, 梁又促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馆员组织———中华图书馆协会。同年6月, 梁在该协会作重要演讲, 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他提出集中力量先办一个示范性的图书馆, 以增强人们的图书意识和对近代图书馆的了解, 同时附设一所图书馆专门学校, 以培养新型的图书馆人才。同年年底, 梁启超又被聘为北京图书馆馆长。1926年春,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又决定办一所北京图书馆, 梁仍出任馆长。梁启超一身而兼三个馆长, 这迫使他一方面要尽心竭力去实际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 一方面又要在理论和方法上去探讨未来的图书文献学。在此后的时间里, 他呼吁建立中国式的图书馆学, 要求创设完整的分类法和目录学, 并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 同时对中国图书事业发展史进行了整理和回顾。

梁启超认为近代的中国还处于图书馆事业的过渡阶段, 中国的图书馆学应适应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他提出首先要创办带有研究性和综合性的图书馆, 不办或少办群众性的图书馆, 因为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还不高, 能利用图书馆的人不多, 况且资金也很缺乏。作为图书馆, 其基本要素是“读者”和“读物”。梁启超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情出发, 认为:就读者方面说, 只能是少数对学术研究有兴味的人去利用, “既为修养团体, 无取发表于外”, “标修数事, 为身心之修养”, “智识科学问题研究”, “人数极少”。即使有人攻击他是“贵族式”的, 但在过渡时期也只能如此。其次, 就读物方面, 主要是收集外文和中文的名著和古籍, 虽明知很少有人能读, 更少人喜欢读, 但希望由此可以产生出多数人能读喜读的适宜读物来。这两个问题解决后, 接下来的就是培养和选拔优秀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和业务能手, 增强图书馆的运行机制。就业务来说, 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分类和编目两个方面。这是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关键。

图书馆学理论

图书馆划分。梁启超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还处于图书馆事业的过渡时期, 中国的图书馆学应适应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作为一个图书馆, 其基本要素就是“读者”和“读物”两条。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梁启超提出了就读者方面, 只是供少数对于学术研究有兴趣的人去利用, 他认为过渡时期只能如此。就读物方面, 主要是收集外文和中文的名著和古籍, 重在文献的思想和学术研究。梁启超关于两类图书馆划分的思想对1926年国立京师图书馆剥离通俗图书馆的任务方面起到了澄清思想统一认识的作用。

中国图书分类法与编目。就图书馆业务来讲, 梁启超认为最重要的是分类和编目两方面, 这是建立中国图书馆学的关键。梁启超认为分类一要科学, 二要将古今中外的图书尽量包括进来, 三是对跨类的图书要采用“互见”和“载篇别出”的方法。梁启超在19世纪末就意识到, 图书分类要以科学分类为基础, 要与科学和图书发展的客观实际相吻合。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西学书目表》弥补了中国传统“四分法”不能统一地按照科学门类立其纲目, 不能按书籍的内容对象归其类别, 缺乏逻辑性和客观性的缺陷, 大胆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图书分类体系: (一) 学1.算学;2.重学;3.电学;4.化学;5.声学;6光学;7.汽学;8.天学;9.地学;10.全体学;11.动植物学;12.医学;13.图学。 (二) 政1.史志;2.官制;3.学制;4.法律;5.农政;6.矿政;7.工政;8.商政;9.兵政;10.船政。 (三) 教 (虚设, 不收书) 。 (四) 杂1.游记;2.报章;3.格致总;4.西人议论之书;5.无可归类之书。梁启超注意到图书分类和科学分类的关系, 除宗教类不收书外, 他把当时译出的西方书籍分为学、政、杂三大类, 可以从中看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三大部类的雏形。梁启超还自创中国的十进分类法, 他认为中国图书馆界不应该用杜威十进制分类法来类分中国图书, 以免“削趾适履之弊”。他提出了“十进”分类, 把图书分为总类、哲学宗教、历史地理、文学、语言、产业、艺术、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十大类, 进一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四分法”, 反映了当时科学分类的最高水平。

目录学思想。梁启超的目录学活动对近代目录学新面貌的产生起了发凡起例、开拓局面的作用。梁启超目录学的特点: (1) 主张“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 明确把推荐好书、指导阅读作为目录学家最重要的任务。在编制书目的实践中, 梁启超通过题解和在书目中附读书法, 创造性地发展了推荐书目的编制方法。 (2) 革新分类法, 系统考察古、近代书目的分类, 自己提出具有独到见解的分类理论和方法, 并且创制出新的分类体系。 (3) 发扬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 提出目录学应具有详尽、准确、严谨的科学态度, 主张目录对图书要“全收无遗”、“一一详载”、“辨别真伪”、“抱残守缺”、“采遗逸”、“设立存目”、“令读者毋惑”, 另一方面, 反对“爱古薄今”, 主张目录学的重点, 应该放在新书和现存之书方面。 (4) 总结了我国目录学史上史家目录学、读书家目录学、藏书家目录学及目录家目录学对目录学性质作用的基本观点, 将它们进行综合和系统化, 提出较全面的见解, 即认为目录与目录学是查考各时代著述史、图书史、学术文化史、藏书史和进行读书治学的重要工具。 (5) 利用目录学宣传“新学”, 主张目录学研究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 对目录学的作用和任务做了新的界定。 (6) 对我国目录学史和专科目录学 (佛经目录) 有比较系统的研究, 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图书的真伪与考订。图书的真伪与考订, 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一门高深的学问, 梁启超对此极为重视, 专门写了《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 作了全面的阐述和论证。梁启超认为, 伪书不辨, 遗祸无尽, 做学问更加荒诞。中国人又好古成性, 伪造古籍成了一种通病。所以考订伪书是图书文献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伪书出现的原因很多, 梁认为要有三点:一是史实方面。由于历史变迁的混乱状态, 州门往往难以认识;社会背景的模糊, 使后代难以决断;历史事实的是非颠倒以及道义上的相互对立而使历史受到歪曲, 都为伪书的出现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二是思想方面。一些学者写的书, 由于各代的思想脉络把握不透, 经常张冠李戴, 使伪书有可乘之机。还有不明白中国学术源流的演变, 前后颠倒, 主观臆断, 牵强附会。还有一些大学问家本身思想主张就自相矛盾, 不能一以贯之, 后代研究者又不去详细比较, 系统研究, 结果是越来越矛盾, 以致无法求庐山真面。三是文字记述方面。在史学和文学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冒牌货, 其中越是名人之作, 假冒者越去作伪, 伪书是各种原因造出来的伪劣产品。他痛心地指出:“中国书籍, 许多全是假的, 有些一部分假, 一部分真, 有些年代弄错。”至于中国伪书的种类, 梁启超将其分为十种:一是全部伪;二是部分伪;三是本无其书而生造的伪;四是曾有其书、因佚而伪;五是内容不尽伪, 而书名伪;六是内容不尽伪, 而书名人名皆伪;七是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伪;八是盗窃割裂旧书而伪;九是伪后出伪;十是伪中益伪。伪作者的动机虽各不相同, 但无非是以下六类:一类为托古, 二类为邀赏, 三类为争胜, 四类为炫名, 五类为诬善, 六类为掠美。梁启超将作伪者刻画得入木三分, 淋漓尽致, 真有神来之笔。梁启超在总结前人辨伪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的体会, 提出了辨别伪书的具体方法, 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概括为:一是从目录传授上检查;二是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三是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四是从思想渊源上检查;五是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科上检查;六是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正上检查。此外, 他还提出从书的来源和书的本身出发, 详加考察, 去伪存真, 科学鉴定。从传授统绪上辨伪, 应注意八点: (1) 从旧志不著录, 而定疑伪; (2) 从前志著录, 后志已佚, 定其伪疑; (3) 从今本和旧志说的卷篇不同, 而定伪疑; (4) 从旧志无著者姓名而定后人附上去的姓名定其伪; (5) 从旧志或注家已明言是伪书, 而信其说; (6) 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 而那时人并未见此书, 确定其伪; (7) 书初出现, 已发生问题或有人证明是伪造; (8) 从书的来历暧昧不明, 而定其伪。梁启超归纳的这些辨伪方法, 是对中国几千年考订学说的高度概括, 对以后从事辨伪考订的学者具有指导意义。辨伪考订作为一门独立的学说, 应该有自己的独特理论和方法系统, 他的上述论证无疑促进了这种系统的完善和升华。对伪书如何对待, 他认为要区别不同的情况, 做出不同的处理, 他千方百计辨伪求真, 痛恨伪书, 但他又反对将伪书付之一炬, 呼吁图书馆保存和妥善收藏各种伪书。他明确指出:“伪书非辨不可, 那是当然的。但辨别以后, 并非一定要把伪书烧完。”“自唐以前或自汉以前的伪书却很宝贵, 又当别论。我们可把他当做类书看待”。梁启超对待伪书的态度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对今人来说, 也是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推荐与导读。梁启超认为书目是指导阅读的工具。他说:“著书足以备学者之顾问, 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为此, 在书表上加有“圈识”和“识语”, 以指出书的优劣、程度深浅以及读书方法, 力求使书目成为读者的向导。在《西书提要》中, 梁启超曾用“解题”法来导读, 如《泰西新史揽要》二十四卷广学会本湖南删本英马恳西著、李提摩太译, 大旨以国为经, 以事为纬, 英为泰西枢纽, 所纪独详, 法为欧洲治乱之关键, 首二三卷以法事……但《西学书目表》中没有“解题”, 故他定书名为“表”。虽然没有解题, 但有圈识、识语、读书法等著录项, 而这些是与解题相关又有所超越的阐释法, 使该著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值得重视的是, 梁启超撰写万余言的读西学书法, 用质朴的语言介绍了译书的内容趣旨、学术价值、作者概况、版本优劣等特征, 尤其突出同一学科书目之间的综合比较, 如算学必从数学入, 乃及代数, 伟烈之《数学启蒙》, 即《数理精蕴》之简本, 每法取其一题而去其芜词, 极便学者。

参考文献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2].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一西学书目表序例》, 北京:中华书局, 1989年版。

[3].于迎娣:《梁启超的图书馆学理论重温》, 《图书与情报》, 2004 (2) 。

[4].焦树安:《为国家图书馆主体业务奠基的梁启超》, 《国家图书馆学刊》, 2001 (1) 。

3.梁启超 中国史叙论 篇三

摘要：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侵略者向处在封建制度末期的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开始了长达一百多年屈辱、苦难、探索、斗争的历程。从1861年到1919年的五十多年间，中国的各个阶层陆续登上历史的舞台，纷纷提出自己救亡图存的方案，从学器物，学制度，再到学文化，无不体现出中华儿女为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之际的赤子之心。本文主要是对梁启超先生的这五十多年间中国进化的思考的简要剖析。

关键词：现代化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梁启超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辛亥革命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最强大敌人的挑战。从洋务派到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维新派，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产阶级，他们纷纷提出自己救国救民的方案，而最终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而梁启超先生将中国近五十多年来近代化进程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学习器物、学习制度、学习文化三个时期。虽然步履维艰，屡遭挫折，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还是迈出了一步又一步，也为后来的新中国成立奠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中国的近代化始于洋务运动，近代化也叫现代化。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近代相对于传统而言，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它将引起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心理态度的多元化等各个方面的变革，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学习器物方面最为代表的是洋务运动，又称自救运动，该运动从1861年至1894年。在洋务运动的前期，洋务派官员提出的口号是“师夷长技以自强” ①，在全国创办了各类官办和官商合办的军工企业和民间企业。洋务运动的后期又以“求富”为口号，增加民用工业部门。洋务运动在中央以恭亲王奕䜣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等为代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最具有代表性的近代企业有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开滦煤矿、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最终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战败而告终，这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甲午战争的结果是给清朝政府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而最终导致腐朽的清朝的灭亡。洋务运动是一场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运动。它没有实现强国梦，但它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导致国人由学习西方“器物”转向学习“制度”的决定因素是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只有政治制度上的变革，物质技术方面的学习才能行之有效。这种日益高涨的制度改革思潮，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指从1898年六月起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没有实权的光绪帝所进行的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该变法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变法遭受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同年九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历时一百零三天的变法最终宣告失败，因此戊戌变法又称为百日维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资产阶级势力太弱小，封建势力过于强大，缺乏军队支持，敌视革命，脱离群众等。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永久载入史册。戊戌变法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不仅符合当时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具有爱国和进步作用。它使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要救亡图存，就必须进行革命，推翻清朝

统治者，建立起民主共和制。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部分进步青年从思想文化领域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西方的学习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新青年 》的创办为标志。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革命，其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主要内容围绕着“四提倡，四反对”来进行。运动前期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则以先进的知识分子极力宣扬马克思主义为主。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使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

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经历了由物质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艰难探求和辛苦跋涉，最终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启近代化进程，但却屡遭挫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封建势力过于强大。

2、没有广泛发动人民群众。

3、外国列强的入侵，国家没有独立，民族没有解放。

4、没有先进的指导思想。

5、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技术、人才和思想的准备不足。

而在梁启超先生所撰《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故意忽略孙中山和革命派的历史作用。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康梁早年在信中提到，曾认为孙中山是 “愤嫉时变之流”，梁认为“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之流也”。在梁启超眼中，孙中山的所为也就是“农民起义”，梁启超的少年中举，学富五车，是有名的才子，有着士大夫的优越感，自然对不把“农民起义”放在眼里。

2、梁启超希望通过开启民智，进而实现以“宪政”为标志的政治改良，实行君主立宪制。孙中山则希望通过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制。

3、之后梁启超到达檀香山，成立保皇派，并宣言说：名为保皇，实为革命。他得到孙中山的鼎力相助后，宣言与事实却背道而驰。孙于是大骂梁启超名为保皇实为革命就是挂羊头卖狗肉，背信弃义，挖人墙角。

4、革命党与保皇党间本来还有一线缓和的余地，可宫崎事件一发生，一切都无法再扭转了。自兴中会、同盟会至国民党，孙中山与梁启超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虽步履维艰，屡遭挫折，近代化的启动和发展过程，充满着前进与倒退，革新与守旧的斗争，但是为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一代又一代人前仆后继，继往开来。总之，民族独立，是国家富强和现代化前提。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思想文化，是世界历史发展潮流，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保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推动近代化的首要条件。科教兴国，是实现现代化的科学决策。

注释：

①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②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

参考文献：

[1] 宫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②

[2] 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 郑师渠.中国近代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 李侃.中国近代史散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 陈奇,徐扬 中国近代史教学提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

[6] 陈廷湘,李慧宇 中国新文化思想史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

4.梁启超 中国史叙论 篇四

首先,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 梁启超是站在反宋学即清代朴学传统的立场来总结清代学术的。他极其推崇以乾嘉考证学派为代表的清代学者的“实事求是”的“尊证”精神。在第一讲“反动与先驱”中, 将这个时代的学术思潮总结为“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并且说“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 我认为是不错的”。全书自第五至第十二讲讲述的都是清初学术概况, 值得注意的就是梁启超先生为“颜李学派”单独列为一讲—实践实用主义, 突出该学派反对空疏“理学”, 提倡“实学”的学术主张。在总结清初学术建设中也是花费篇幅最长的一讲。其余自第十三至第十六讲, 占去了本书二分之一的篇幅, 系统总结了以乾嘉汉学为主体的清学在整理旧学方面的学术成就, 可见其用意之深。

知人论世是在研究中国文籍文献时, 大都注意一个古老而又日新的命题。所谓“知人”自然是要了解有关作者的生平行事、家学渊源 ;“论世”则涉及到作者生活的特定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梁启超先生之所以有如此学术观, 与以上几个方面不无关系。具体来说 :第一, 梁启超的家学深厚, 受其父亲梁宝瑛影响, 自幼接受严格的清学正统派教育。十六岁, 结识广东今文学家康有为, 转学到由其组织的万木草堂, 开始提倡文化革命、宣扬启蒙思想, 接触并且接受西学。这一点, 在《学术史》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其在总结清初学术概况中, 单独为当时的科学研究列出一讲—科学的曙光。而到了后期, 他弃政从学之后, 又表现出强烈地向清学正统派回归的倾向。对当下污浊的官场政治的厌倦, 梁启超决定重拾治学一路, 以补过去空疏的学风, 立志于要做一种扎实务实的学问。其次, 梁启超的《学术史》完成于20年代, 是在当时“整理国故”潮流影响下的一个产物。像上文中我们提到的, 在书中梁启超表现出的对科学的态度, 以及对学术独立的态度等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再者,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广东是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色彩很浓, 同时城市“洋化”氛围很严重的城市。粤地人士大抵以经商为多, 学问被漠视, 学者遭讥讪, 岭南之地的文化与学术大大地落后于学风浓厚、学者辈出的江浙地区。但正是因为在该地区发生了太多近代史上的大事件, 促使像梁启超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将眼光投向了海外, 使他们成为自觉向西方学习技艺、文化、政体、思想、学术的第一辈人。以上这些, 这些都会刺激梁启超, 使他站在清学正统派的立场上, 以西学为参照, 从汉学即反宋学的角度写出这样一部清学史。

其次, 梁启超先生的这部《学术史》, 可谓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史, 开创了具有现在学术史意义的新题材。提到学术史著作, 我们自然会直接想到“学案体”。学案体是一种记述学术源流的史书体裁。中国学术史的源头, 可以追溯到旧史之中的《儒林传》、《艺文志》, 发展到后来有南宋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明周汝登《圣学宗传》等, 而严格意义上的以“学案体”记述学术史的著作, 始创于明末清初。黄宗羲、全祖望等撰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即为典范之作。他们完整地具备了学案体的三个要素 :一是设学案以明“学脉”;二是写案语以示宗旨 ;三是原著选编。这三个要素使学案体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使学案体既能展示历史上各学派、学者的独特个性, 又显示了不同学派、学者之间的沿革损益情况, 更有映现出一代学术思想史发展线索的功能。自此以后, 清代学者即以这种“学案”体, 刊刻过学术史著作, 主要有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唐鉴《清学案小识》、皮锡瑞《清代经学史》和徐世昌《清儒学案》等。以上“学案”体清学史,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学术的面目。但依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乾嘉以来学者事实上确各树一帜, 贱彼而贵我”, 因此这种“学案体”形式, 又使它们不能全面反映学术和政治、学术上各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学术史的发展面貌。

既然不满意于前人的“学案体”形式的学术史著作, 梁启超便自己设立了新的学术史编撰原则, 以新的形式与结构开创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史形式, 实现了对传统“学案体”的突破。本书的体例渊源可以追溯到刘师培所作的《周末学术史序》。刘师培在序言里明确了自己所著的学术史与传统“学案体”的不同, 即是“以学为主”, 以学为单位的。刘师培分别从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等十六个方面叙说了周末学术史, 受西学影响, 西学色彩浓厚。在20世纪初正统学界享誉甚高的刘师培, 对梁启超在学术上有重要影响的。从结构来讲, 梁启超《学术史》全书的前十一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前四章是引论和总论 ;从第五讲到第十一讲, 分别从王阳明心学 ( 余波 ) 、经学、哲学 (两畸儒) 、史学、程朱理学、颜李实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缕述清初学史, 大体遵循了刘师培创立的学术史范式。而后四讲曾于1924年在《东方杂志》连载, 又算是一个整体 :详尽地列举和评价了以该派为中坚的清代学者在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传记、谱谍学、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等方面的成绩。这一前一后的体例是显而易见的不同。深究来看, 前面一部分来自于刘师培及西学, 后面一部分来自于中国学术传统, 二者合一, 这代表着一种新的学术史范式。

再次, 在对清代学术进行具体的评述过程中, 梁启超先生善于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尤其是“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部分。在详细介绍了清代学者在经学方面的成就之后, 做出总结说 :“平心论之, 清代风尚所趋, 人人争言经学, 诚不免汉人‘碎义逃难’, ‘说三字至二十万言’之弊。虽其间第一流人物, 尚或不免, 承流望风者更不待言, ……他们若能把精力和方法用到别的东西, 成就或者可以很大。仅用之几部古书, 已经十分可惜。即似经学论, 讲得越精细、越繁重, 越令人头痛。结果还是供少数人玩弄光景之具, 岂非愈尊而经愈遭殃吗?依我看, 这种成绩, 只好存起来算做一代学术的解故, 将来有专门笃嗜此学之人, 供他们以极丰富的参考。”又如梁启超在总结清儒史学的贡献时, 对于“补各史志表”这一方面, 提出“盖读史以表志为最要, 作史亦以表志为最难”, “惜其眼光尚局限于旧史所固有, 未能尽其用耳”。并且对于旧史所无之表, 而又有必要增加创作的, 梁启超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认为应以增修“外族交涉年表”、“文化年表”、“大事年表”为要。由此可见, 梁启超先生不仅力求真实地反映清代学术发展面貌的突出成就, 而在总结成就的同时, 客观地提出其不足以及自己的看法。

第四, 《学术史》是梁启超先生以特定的学术立场来总结清代学术的产物, 从中不难看出, 梁启超收录人物的标准有两个 :其一为学术的创造性, 其二为道德标准。这是也大多数学术史著作的收录标准。对于前者《学术史》中, 像是上文提到过的颜李学派, 在这一讲的开头说道 :“有清一代学术……其间有人焉, 举陆汉宋诸派所凭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 对于两千年来思想界, 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所树的旗号曰‘复古’, 而其精神纯粹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古。”并且在本讲中对颜李一派的学术主张作了极为详细的介绍 ;对于后者, 《学术史》中亦是比比皆是, 像是黄宗羲、顾炎武等清代大儒, 都做了高度的评价, 尤其集中笔力向读者展现其人格之崇峻, 进而影响到其学术之渊粹。对于所收录的各个人物, 梁启超亦基本上做到不以道德来影响学术的分析, 如他在第十二讲“清初学海波澜余录”说到“顺康间承晚明之敝, 反动猛起, 各方面有许多瑰奇之士, 不相谋, 不相袭, 而各各有所创。或著作失传, 或无门弟子恢张其业, 故世罕宗之。又或行谊可訾议, 或本无纯粹的学者, 而所见殊有独到之处。”像是有关毛西河、钱谦益等人的评价就是如此。对于毛西河, 此人“品格是无足取的”, 但是“其书往往有独到之处”, 对其著作《竟山乐录》、《蛮司合志》都有积极的评价。对于钱谦益, “晚节猖披已甚”, 而晚年佛学著作《楞严蒙钞》, 肯定其“总算是佛典注释里头的一部好书”。这些都反映了学术标准第一的原则, 并不因为毛、钱的道德问题而放弃对他们学术成果的肯定。

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现代学术史著作, 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清代学术的入门书, 甚至对于我们学习整个中国古代学术, 都具有重要的帮助和指导意义。当然既然是开创, 自然免不了这方面亦或是那方面的不足 :例如关于学术史发展的规律上, 他正确地指出了政治对学术的制约, 但看不到经济基础在思想学术方面的制约 ;在具体学术的评述上, 也因他本身的“博而不精”, 所以“谈的方面愈多”, “结果就愈不精彩”;尽管梁启超力求做到不以道德来影响学术分析, 但是还是存在一些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 例如我们在上文中说到过, 梁启超《学术史》的创作体例在一定程度上收到过刘师培《周末学术史》的影响, 刘师培由于叛变革命而导致声名尽毁, 然而梁启超从未承认自己曾从刘师培 (刘由于叛变革命而导致声名尽毁) 那里接受过什么东西, 他在《学术史》中都把中国学术史的创始者说成是黄宗羲, 不论此说对错与否, 梁启超之所以这么讲, 目的其实就是想掩盖自己的学术史体例源自刘师培的事实。尽管有上述等问题的存在, 但是这些都不能掩盖《学术史》的成就, 它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著.夏晓红, 陆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校本) [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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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义禄著.论学案体[J].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9. (12)

[4]王俊才著.明清之际学术史的突变——学案体的趋势与定性[J].石家庄:河北学刊.2006.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