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遗忘的记忆作文

那些被遗忘的记忆作文（精选6篇）

1.那些被遗忘的记忆作文 篇一

那些被我们遗忘的记忆去了哪里经典散文

几年前我曾在长途大巴上看过一则安全教育的视频，印象极其深刻。视频是关于不系安全带下发生车祸的瞬间场景。慢镜头下是一个从座位上被甩出车窗外的清秀淡雅的女人，她在生命的尽头做着最后一次急促不安的回忆。

生前那些幸福而珍贵的场景，在这生命的最后只剩下转帧即逝的几个零散的记忆画面。曾经那些或美好雀跃的心情，或糟糕失落的心绪，更是如这即将消逝的生命，早已在记忆的泥塘里悄然陨落。

那些被我们忘掉的记忆去了哪里?那些曾经被我们创造又被我们所遗忘了的记忆，它们又是否算得上真实的存在过?

如果你也曾对人类的记忆有过兴趣做过些许的小探究，你会发现那些用神经元，用电化学这些专业术语解释的科学依据，其实无不让人深感残酷。

从年龄的长度到空间的宽度，我们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不论是过眼云烟，还是刻骨铭心，在场景落幕的的那一刻起，即已幻化为一种虚无的脑电波存在。并且，这种存在终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消失殆尽。

直到有一天外界再怎么提醒，我们再怎么努力回想，都无法还原那种记忆，这该是一种多么虚空而荒芜的失落感。那些我们在旅途中遇见的美丽花朵，那些我们在不经意的抬眼处看到的雨后彩虹，还有那些曾以为念念不忘的人和事，消失了，记忆也便散了。

记忆是怎么被遗忘，我不想再残忍的去探究。但我知道一些东西却是可以刺激起过往遗忘的记忆，早在唐代就有睹物思人的说法。我是一个极其怀旧的人，生活中，我收集着一切可以收集的跟生活场景有关的小物件，供往后的回忆做参考：

那些一张张叠起来够十几厘米高度的IC卡，是我中学时期与父母之间爱的承载;我省吃俭用下来的钱，都用来买卡跟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爸妈打着国际长途电话。多少个晚自习下课后的校门口IC卡电话亭下有我跟父母诉说的想念。

那些塑封在相册里的一张张电影票、车票机票和景区门票，是我跟老公这几年幸福生活的凭证;我把我们的每一次约会，每一次旅途中经手的各种小票据，整理成一本本丰厚的回忆锦集。

那些压在箱底的`一本本日记，则是我生命中全部的真情实感，更是我之所以为我的最好证明。从开始潦草杂乱的手写，到后来精美的图文排版，一本一本，记录着我从青葱年少的美好，到为人妻母的幸福。

记忆其实好比保险柜。我们的经历，想法，秘密都像一个个文件一样被妥善保管在里面。

而那些被我们遗忘的记忆，其实也并非真正的遗忘，还存在在大脑，只是缺乏找回记忆的途径。就好像我们的保险柜丢了钥匙，柜子里的文件只是暂时拿不出来。当遇到合适的钥匙，便能够重新开启，光亮如新。

一张IC卡是一把钥匙，打开一幕场景;一本影集是一把钥匙，打开一段时光;一本日记更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一生的记忆。

2.那些被遗忘的老师们 篇二

他们有的没有教师证，但他们在孩子口中有一个共同的称呼——老师。

他们，早已习惯了黯淡的教师节

9月10日，是专属老师们的节日，然而对骆锦强而言，这一天并不属于他，虽然他是衙门口一带外来打工子女们最喜欢的“老师”。

他没有教师资格证，他不在宽敞的校舍里教课，他没有固定的生源，甚至他连工资都没有，“骆老师”3个字仅仅是孩子们因为喜欢由内心迸发出的称呼。

骆锦强是衙门口一带最“廉价”的老师，他自费办起了城中村图书馆，主动教孩子读书，无偿带他们认识北京。衙门口一带的孩子都喜欢骆老师和那个不足200平米的简陋小院，院里的悄悄话空间、小剧场、图书室和影像空间，成了他们放学后、寒暑假期间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在这里，他们学到了课堂内学不到的东西。但教师节对骆锦强而言，遥远得无法触及。

同样，对于高鸣老师而言，这个教师节同样会是寂寞的——她是一名专职于聋哑儿童听力语言康复的个训老师，从教5年来，她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寂寞。

高鸣毕业于专业的师范院校，在学校时就考取了教师资格证，但因为她不是公立学校的在编老师，教师该有的荣誉离她很远。除了这些，她寂寞的真正原因在于，她的学生是一群聋哑儿童。对这些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孩子而言，再优美的旋律、再动听的称呼，反馈在脸上的总是无奈与茫然，她也从不奢望从孩子口中说出“谢谢”二字。

对于梁华培、刘朝辉、于晓波等所有培智学校的老师而言，这个教师节他们会流下感动的泪水——每年的教师节，智力不健全的残障孩子们总会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爱：也许是一幅歪歪扭扭的画作，也许只有一个简单名字的贺卡，也许只是一张描出了边儿的描红纸，抑或只有最简单的四个字“节日快乐”加上憨羞的笑脸，但在那一刻，老师们总会幸福地泪奔。

总之，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谢谢，他们是社会的聚光灯照不到的老师们。

“爱之浇灌，淡然面对幸福坚守”

与普通学校不同，培智学校的老师被打是经常的事。校长康慨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特别为老师们设置了一个奖叫“委屈奖”。

宣武培智学校是一所坐落于胡同深处的特殊教育学校，中重度智障学生占全校学生总数的90%以上。在这样的校园里当老师，会是怎样呢？

每天早上7 点35分，梁华培会和全体老师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的到来。这堪称培智学校的一道风景。

因为这里的孩子都是智力有障碍的残疾孩子，早上的迎接其实就是手把（递）手的交接：老师从家长手中接过孩子，有的牵着手，有的用轮椅推，接进教室。从这一刻开始，老师们要和学生一起学习、活动、休息、吃饭，直到下午放学后，再把孩子亲自送到家长手中。

跟班体验了一天后发现，培智老师是名副其实的“全陪”。他们没有独立的办公室，没有休息室，办公桌就在教室里，可以说除了上厕所，一天之中所有的时间都要和学生在一起，包括吃饭。

与残障孩子相处，又远非“全陪”那么简单。一个5岁重度智障的孩子刚来时每天要尿湿裤子。每一次，老师不仅要把裤子脱下来洗，还要用热水帮他冲洗下身，换上干净衣裤。为训练上厕所的能力，每节课间老师都要带他去厕所，教他解裤子、蹲坑。开始他不配合，躺在厕所的地上又哭又闹，老师要抱着他，哄着他……半年以后，这个孩子终于能自己上厕所了。

也许你会想，培智学校的老师没有统考、竞赛、升学的压力，也不用为及格率、优秀率发愁，每个班才10来个孩子， 管起来能有多大困难？

“真正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将普通学校的教材简单化在这里完全行不通。”梁华培来到宣武培智学校已整整10年的时间，但第一次上课的经历至今让她记忆犹新。第一次上课，梁华培参照普通学校的教材精心备了课，但到了课堂却“完全乱了套”，有的孩子一脸茫然，有的孩子不喜欢走出了座位，有的孩子情绪变得开始暴躁……好在当时还有另外一位有经验的老师救场才得以继续。

后来，梁华培发现要留心观察学生的一举一动，尽快摸清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创造出属于特殊教育的许多新鲜经验。多年来，学校教师在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为每个学生的发展制定适合个体的不同目标和计划，根据学生的能力、兴趣、情感、需求等差异选择不同的课程内容，设计个训、组训、分组分层等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满足学生个体发展的不同需求。

“要让他们学会生存的本领， 还要提高生命的质量。”校长康慨伶说，目前宣武培智学校分两址办学，基础教育部涉及沟通、认知、娱乐、社会技能、劳动、运动六个领域教学，职教部则侧重家政、烹饪、编织、综合服务等专业，为他们将来融入社会自食其力，过有尊严的生活做准备。

让很多人无法想象的是，在培智学校，老师被打也是经常的事儿。

“有几个老师没被打过？”刘朝辉，24年培智学校的任职经历，对于“被打”一事早就习以为常，至今她的胳膊上还有学生掐过的淤青。

张建伟老师额头的疤至今还很明显，那是上课时一位学生拿起笤帚突然扔过来的结果。这位老师本来可以躲过的，但他没有躲，因为，他身后还有其他的学生。

在培智学校，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多到老师们对于磕、咬、抓、掐早就习以为常了。没有一个人有过一句怨言，校长康慨伶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特别为老师们设置了一个特殊奖项叫“委屈奖”，希望能给予老师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

更感动的是，近些年国家越来越关注特殊教育，关注特殊教育教师。虽然他们在公众眼中还是被遗忘的，但内心是温暖的，他们常说“作为培智学校的老师，我们是幸福的。”

“我们从事着特殊教育，我们面对着特殊孩子，但我们的老师们都能淡然面对、欣然接受、幸福地坚守，也许，这就是责任吧！”采访最后，校长康慨伶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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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儿康复，师生情只有短暂一两年。”

“我多一分努力，聋儿就会多一分张嘴说话的希望，从而改变后半生的命运。” 作为聋儿的“听力导师”，她们希望从这里走出去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6岁前回归社会。

“这是什么呀？”

“呜——咽——”

“飞——机——”老师大声地引导着发音困难的硕硕，她将手放在声带上，一边大声的发音，有意夸大了口型，一边告诉孩子感受气息和震动，因为说得太久了，她的声音是嘶哑的。

不满2岁的男孩硕硕努力地分辨着老师的声音，他尝试着模仿，可发音总是含糊不清。一遍又一遍，他的脸上显现出焦急的样子，小手开始抚弄耳朵一侧的电子耳蜗，力图让声音传递得再清楚一些。

这是北京舒耘听力语言康复中心的一节听力个训课，高鸣老师和硕硕在一间单独的教室内，通过各种玩具做着各种情景对话。

整个康复中心内，每间教室都被“咿咿呀呀”的声音笼罩着。60多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每个人的耳侧都连着一根长长的电线，康复中心主任陈淑云告诉记者那叫“电子耳蜗”，“那是他们听到这个世界的惟一通道。”

这里的孩子最小的只有一岁多，大的不过五六岁。在很多父母眼里，一岁多就成了聋哑儿是过早发生的悲剧，而在老师眼里却是另外一种理解。“很多聋儿是天生的，也有药物致聋的，我希望家长送到我们这里的孩子越早越好，年龄越小，听力语言的康复效果越好，到6岁时送到正常学校上学的希望越大。”高鸣说。

语言恢复主要靠听和说。作为个训师，高老师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各种方式与聋儿交流。硕硕患有重度耳聋，刚来的时候几乎没有听力，更不会说。现在硕硕喜欢叫高老师“妈妈”，那是因为高老师最先教他发的音是“妈妈”，再加上每天相处的时间多了，小硕硕想当然地把她当成了“妈妈”。不久前，当“妈妈”二字从硕硕口中叫出时，高老师激动得哭了。她兴奋的抱着硕硕挨个教室叫给老师听，“那种感觉比自己真的当了妈妈还高兴”。毕竟，从不懂发声到清晰地说出“妈妈”二字，这一煎熬持续了几个月之久。

语言康复能力就是这样，一旦突破了就容易了。如今硕硕在高老师的训练下，已经能快速分辨出各种声音了，“飞机”“摩托”“汽车”……高老师用手遮挡着口型，声音一发出，硕硕便能迅速地找到对应的玩具。

5年来，高老师已经成功康复了几百个聋儿，很多孩子在6岁时跟正常孩子一样，顺利走入了普通小学。但高鸣和这里所有的老师感慨，这一职业让她品尝到了希望和快乐，也饱尝了质疑和离别。

有家长经常质问老师：“我们都来了这么久了，为什么还不会说话？”在家长心目中，花钱康复就应该有效果。

也有家长这样质问老师：“上个月就能发音了，怎么这个月发音还不清楚？”在家长心目中，孩子的康复速度远比期望值慢。

还有家长看到孩子哭了，当着老师的面就扒开孩子的衣服检查孩子的身体，看有没有磕伤……

“我跟孩子的师生情分只有在一起康复的一两年时间，康复完了，孩子就走了……但我坚信这是一份重要的职业，虽然其中有酸甜苦辣，权当做是调味剂吧！”高老师说。

“靠我一个人改变不了一代人。”

骆锦强，90后，一个普普通通的外来农民工子女。因为经历过，他最能体会在北京的外地孩子们需要什么，他愿做开启外地打工子女心灵钥匙的人。

“老师，军事博物馆离天安门有多远？”

“老师，房东老给我家涨房租。”

“老师，他把我的书抢走了，这是我先拿到的。”

……

在西五环的衙门口村，一片七拐八绕的外地人聚居的平房区内，一扇红色的铁门上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社区活动中心”。

这里不通公交车，外面的人来需先给骆锦强打个电话，由他开着电动三轮车去接送。坑坑洼洼的土路很是颠簸，村子里的柏油路也没有延伸到这一僻静的角落，但就是这样一个没被宣传、也没有政府背景的小院，却成了衙门口一带外来务工子女的新乐园。

和孩子接触的过程中，骆锦强发现了很多问题：有的孩子生在北京，但除了北京站哪也没去过，有的孩子参与活动时习惯了争抢，有的孩子喜欢偷偷摸摸地把教室里的书带回家看……骆锦强默默地观察着，他希望从细节中去改变她们，他教他们要排队，他带他们走出衙门口参观军事博物馆，他通过影像教他们从多视角来认识北京。

“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身边的他们最需要什么！”几年来，焦虑一直困扰着骆锦强，如果毕业后不是直接从事公益事业，他担心自己会被“负能量”包围。

13年前，9岁的骆锦强随父母来到北京。骆锦强对北京的最初印象就是一个大杂院里住着几十户，整条街住着操着各种口音的外地人。那时他以为，北京就是这个样子。

虽然生活在北京，天安门在哪儿骆锦强却全然不知，每次电视上播放天安门的镜头，他都觉得美极了，几次向父母提出想去看看，但都被拒绝了。因为，父母也从未去过，在他们的概念里，天安门距离住的地方很远很远。

在骆锦强的印象里，他们在北京的“家”就是流动的。父亲收废品，母亲是保洁工，这些年搬过多少次家，骆锦强早已记不得。惟独让他印象深刻的，他们的家越搬越偏远。

大杂院里的外地孩子都去附近一所叫做“树仁”的打工子弟学校上学，那时9岁的骆锦强才开始一年级学习。班里的同学都是外地孩子，最多时一个班能挤下六七十个孩子。后来的8年，骆锦强跟着打工子弟学校经历了3次“被搬家”——或是因为拆迁，或是被迫停止办学，或是租金上涨等等，再到后来，初中毕业了，9年义务教育结束了就直接走入了社会。

走入社会之后，骆锦强才有机会认识北京。而随着对北京了解的加深，他越发意识到，作为外来打工子女，由于生活环境的局限，之前他对于北京的理解、认识事物的方式是狭隘和片面的。他相信，还有许许多多的比他小的外地孩子跟他的认识一样，需要有人来纠正。

2013年1月，骆锦强的心声影像工作室成立了。这是他发起的专门服务于外来打工子女的一个民间公益组织，致力于在社区建立活动中心，通过阅读、生活陪伴等多样性的教育形式来提高外来打工子女的认知。工作室的地点，骆锦强特意选在了离其当年的母校——树仁打工子弟学校不远的衙门口村。

工作室一成立，靠附近几个孩子的口口相传，很快就热闹了起来。“一切才刚开始，我也知道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心声工作室目前支持的费用全部来源于骆锦强自己，为了让中心能够持久下去，骆锦强渴望得到社会的支持。目前在北京市温暖基金会的支持下，工作室中有了一个属于外来打工子女的社区中心。未来，他希望这里将是外来打工人群及其子女与社会连接的一个平台，让孩子们在社区中也有属于他们的心灵上的“家”。

“这是一份吃苦受累不图名的工作，也是拯救一代人的工作，作为打工子女，我有责任去担当，去改变。”骆锦强说。

记者后记

请记住那些为孩子续写新生的青鸟们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一种鸟，名字叫做青鸟，是专门传递信息的瑞鸟。因为“青鸟”传递关爱，而且不辞辛苦，后来，人们就把“青鸟”当作了吉祥、幸福、关爱、奉献的化身。

这次采访，从头到尾，记者记不清流过多少泪。我相信，这些战斗在特殊岗位上的可亲可敬的老师们，就是那些特殊孩子们的“青鸟”。

采访中，一位老师告诉我她最喜欢的一句话：“爱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神，爱残疾孩子是神上神。”

每个生命都有存在的理由，每个岗位都有被尊敬的原因。采访中，我总在想，那些身在普通学校的老师们，尤其是重点学校的老师们，他们想得到荣誉并不难，想得到家长的赞誉更不难。而这些特殊岗位的老师们，尤其是那些不在公立校甚至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有的老师们，他们同样起着为人师表的作用，他们在改变着下一代，他们更值得尊敬。

作为吉祥、幸福、关爱、奉献的化身，青鸟自然是辛苦的，然而，青鸟用自己的辛苦换来别人的幸福，从而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青鸟也是幸福的。

3.那些被遗忘的曾经 篇三

也许，我们已经没有了曾经。 也许，我们变得只能够了望未来。 风依旧在吹，流年，早已物是人非。 遗忘了， 不会再有记忆。 那些快乐的时光， 从此便只能浮现在我的梦里。 似水年华， 风铃的声音。 也许，我们已经遗忘了曾经。 也许，我们从那一刻起便不再是自己。 雨依旧在下，流年，早已物是人非。 回首了， 心依然还会碎。 久时的欢笑， 只能慢慢沉溺在过去的记忆里。 Smile Heart Breaking……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那些被遗忘的曾经， 我会深深刻在记忆里。 哪怕是， 微笑着，心碎。

4.那些被忽略的记忆作文 篇四

放学后，我发现楼下的垃圾桶有很多东西，看着很眼熟。到家了，我像往常一样，吃饭，写作业，睡觉。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墙角空落落的，好像少了点什么。是什么呢?我想不起来，那个地方太不吸引我的注意了。吃饭时，我打听到了，原来是我以前的东西，妈妈觉得没用，放着占地儿给扔了。

饭还没吃完，我飞奔到楼下，把我的宝贝们拿了上来。那时我才知道，这些都是我宝贵的回忆，由于学习任务越来越重，我渐渐地忘记了陪伴着我的它们

打开箱子，我开始自言自语，哦，这个不是我做的笔箱吗?这个盘子上画的小牛是那个别人送的小玩具，这个算盘是我小时候天天玩的，这个积木是表姐送的，这颗象棋是我好不容易从家里翻箱倒柜找到的，这双小凉鞋使我最喜欢的。虽然鞋带断了，但舍不得扔，见了当拖鞋穿了。

有一个特别的东西，是我自己做的。那年过年，买了很多的各式各样的鞭炮，有个灯笼形状的我很喜欢，都不舍得放手。后来我把里面放过的火药挖出来，往里面加了一个很结实的底盘，放了根蜡烛半夜提着去炫耀。

印象中，有一位脏兮兮的小女孩搂着一只可爱的大布熊，光着小脚丫在田野中穿梭。那只大布熊总是用黑色的大眼睛看着他。我就是那小女孩。

5.被岁月沉淀的那些记忆散文 篇五

当我把这一段文字记录下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往昔的那些经历是那么宝贵，历练我的心智，在往后的道路上，我学会了坚强。

——写在前面

我讨厌下雨天，每当下雨的时候，我总会滋生出一种厌倦的情绪，间或，嘴里嘟噜几句，表示我对雨天的不耐烦。春雨连绵不断，很久没有看到太阳的笑脸了。听到赞美雨声的人，我更是不屑一顾，这和我儿时的经历有关。

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80年代末的原始森林还保持着原有的模样，山脉连绵且人烟稀少，大山里的一些山货只供当地人生存。回想那时的日子，如蚂蚁运食般的艰辛。

我从八九岁就不喜欢雨天，因为雨天里爸爸妈妈的叹息声将整个日子掩埋了，总看到妈妈因为不能上山干活一脸的烦恼。我们兄妹四个，最小的弟弟才过两岁，由于没能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带弟弟妹妹的活只好落到身为长女的我身上了，天气晴好的时候，通常是我带弟弟妹妹在家，爸妈上山砍竹子卖成钱，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计，日子很清贫，却是很幸福。

阴雨绵绵不断时，我总会看到母亲翻箱倒柜，翻得更多得是一个她陪嫁的小木箱，而且，每次一翻总会有一些成就来。一毛、二毛、五毛的硬币滚出来，每当看到那些东西，母亲的眼中闪过些许欣喜。当找到好多枚的时候，母亲总会拿起我的手，如数交到我手里，接过那些硬币时，我总觉得手心里沉甸甸的，用手使劲捏紧，生怕一疏忽丢掉，一路攥紧跑到供销社，换来已经断了多时的油盐酱醋，那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树木林立的大山里，生长最多的是各种大树和竹子，有人拔了竹笋回来炒着吃，发现味道不错。于是，稍微有经济头脑的人就把收售竹笋作为一种营生的手段，做了小老板。而我从十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去山里拔竹笋，为了换来更多的家用。

山路很远，路面坑坑洼洼，很是陡峭。两旁还有许多不知名的野藤，霸道地伸展到路面上方，让走过的人总左刮右撞的.，缠缠绕绕走得很费劲。尽管那样，我们一家也没有放弃拔竹笋的念头。

尝到了竹笋的美味，很多人都喜欢，竹笋收购的价钱越来越高，所以，拔竹笋的人也越来越多。近些地方的山里，聚集了好多拔竹笋的人，爸爸为了拔到更多的竹笋，为了挣到更多的钱，就带着我和妈妈到更远的地方去拔竹笋。每天早晨，我们总在天没发白的时候就出发了，背着袋子和几块饼干，打着手电筒，走到没路的地方爸爸就在前面开路，稍稍把两边的树枝扒开，在翻越的山坳作上记号，以便回头时找着家的方向。不知道翻了几座山，天才终于亮了起来，太阳出来了，被露水打湿的裤脚和鞋子慢慢地变干，不再粘得难受。如爸爸想的一样，远处的山里，好多好多竹笋，遍地疯长着，都是壮壮的，像个小胖子一般，我觉得它们真的好可爱，因为有了它们，就可以换钱上学了，也可以换钱买新衣服新鞋子了。

清晰的记得，我当时穿的凉鞋带子已经断了几次，都是用烧火的铁钳子补起来的，但还是没有告诉妈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我们拔了三半袋竹笋后，妈妈把它们全部聚在一个稍平整的地方，照例让我一边守着，一边在那附近边上的地方拔笋，而爸爸妈妈去更远的深山里。其实我是一个胆小的女孩子，爸爸妈妈走远的时候会很不安，会害怕山上的野狗柴狼，但我从来没有对妈妈说过“不”，因为我知道害怕不起任何作用的，那时我一心想着多换一些钱。

有那么几天，天阴阴的，还下着雨，气温下降到七八度，去拔笋的人少了，价钱却一直上升。因为这，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间断过去深山里拔笋，他们一直坚持着。

那个周末，我也跟着去了。记得那天森林里雾气很重，白茫茫的一片，能见度不足五米，因为我们总是能收集到最多的竹笋，所以，“我们的地盘”被别人发现了，那天有好几个人也到那里去了拔笋了。看到这种情况，爸爸妈妈急急地赶在前面去拔，而我还小，肩上还背着十来斤的笋，在湿滑的竹林里走得很艰难，眼看别人都要追过来了，没办法，爸爸妈妈让我留在这个山头拔，回头再来找我，让我害怕的时候就大声地喊爸爸妈妈。起初我总是隔半小时喊一下妈妈，妈妈在远处也是响响地回应着，听到妈妈的声音我也就不觉得害怕了。因为笋儿很多，我也顾不上了，不停地来回寻找着那些笋儿，看着越来越沉的编织袋，心里越来越踏实。人声越来越少了，同村的那些人不知道翻到哪边山岭了，茂密的竹林被雾气严实地笼罩着，雨滴用力拍打着竹叶子，肆无忌惮地张狂着。衣服湿透了，林子越来越显得阴森森的，很恐怖，仿佛在那一瞬间，电视上看到的，奶奶故事里的鬼怪都会跑出来一样。我大声地叫着爸爸妈妈，可是他们走远了，声音只在山谷里一阵阵地回荡，然后消失。用尽力气把竹笋都搬在一起，然后找了一棵大树头坐下，妈妈说过，在山林里，坐在树头旁，可以防止野兽突然袭击。

许久，林子里还是没有一点声响，偶尔只有一两声鸟叫。我环抱着冷得发抖的身子，眼睛死死地盯着脚边被雨滴打出来的水涡，不敢看远处。叭，叭，叭……声音由远到近，像是有东西踩在竹子干枝发出来的声响，是人?是野兽?是鬼怪?还是爸爸妈妈回来了?我越听越害怕，心在那一刻着急得抽痛，但喉咙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只能听天由命了”，我无奈地想。

“叶儿，叶儿……”爸爸的声音急切地从山坳里响起了，刚才传来声音的那头，急速地响起一阵更大的响声，竹子被踩得全断裂了，像是野猪受到惊吓在逃跑。终于看到爸爸的脸了，昔日熟悉的脸在那一刻却是那么动人，那么让我渴望看到，仿佛离开了几个世纪。

爸爸妈妈挑百来斤的两大袋，我就背一小包，绳子总在肩膀上磨出一道道印痕，从左边换到右边，再从右边换到左边，皮破了，火辣辣地生痛，可家的方向还很远，妈妈说，皮磨老了就不会再痛了。他们总让我走前面，怕我害怕，怕我被山藤缠着没人帮忙。到了有溪水的地方就停下来，仓促胡乱地就着溪水把饼干吃掉，喝几口凉水就急急地赶路，怕晚了收购竹笋的人走了，所以必须赶在那前面。

有一次，因为下雨，雾气太大导致迷路了，一直在山上转来转去的，却总是转回原来的地方，筋疲力尽，又冷又饿的，后来爸爸让妈妈和我等着，他一个人去探路，好不容易才找到回家的路，却因为天黑了才回到家，笋子过夜发黄后就不值几个钱了，那次我们错过了收购笋子的人。看着爸妈失望的眼神，我多么希望自己会做一个简单的指南针，那样就不会迷路了。

我常常在小山村最高的山峰上看到日出，一排排的山峰向着日出的方向一直延伸，山雾环绕着它们，只露出尖尖的山峰，红红的太阳像害羞的姑娘，露着半张脸甜甜地笑了。山顶上有两三米宽的火河(火河，为了防止山林火灾大面积烧毁，在与相邻镇的山峰分界处，都会整理出宽两三米，清理得很干净，只有些许落叶的分隔线。长一直环抱整个镇的火河，每年都有人专人去打理)。站在火河上让山风吹着，让阳光照耀着，如果一闭上眼，感觉就能飞到远方一样。我不知道，火河没有长城美丽，但壮观一点也不逊色于长城。虽然从来没有用心去欣赏过日出，但是有阳光的日子，就是幸福的，所以莫名地喜欢着日出，喜欢阳光，阳光很温暖，如妈妈的怀抱一样让我向往和眷恋。也许是害怕寒冷，冷和饿是那时最苦的事情，山路远，常常没有进山衣服就湿了，从早晨到下午回家，一直是湿湿的，干活走路的时候还行，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冷得咬紧牙关还是发抖，那真是一段艰难的日子。

回想起那些日子，虽然觉得很苦，但我觉得那些日子也是充满幸福的，因为我有一个开朗的爸爸，还有勤劳的妈妈，吃饭的空隙，家里总传出阵阵笑声，一直传到很远，笑声很响，那里面，藏着许多叫做幸福的东西。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想当一名老师，因为老师的假期多，可以帮爸爸妈妈多干活，老师也是山村里唯一有稳定收入的人，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当老师，那样就有工资养家了。那时的想法很幼稚和单纯，当然这个愿望一也直没有实现。

如今，我自己整天置身于忙碌中。我从来都不喜欢回忆，有时候当我想起这些的时候，我自己知道，一切已经成为过去，而这些，将是我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苦难的经历，让我成长得更加坚强。

6.那些被遗忘的记忆作文 篇六

首先让我们回到二十年前，从1992年的巴塞罗那夏季奥运会谈起。将它的主题歌《巴塞罗那》称为近现代奥运会主题歌的一个里程碑应该并不为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流行音乐占据上风的奥运主题歌中，《巴塞罗那》是一个另类，不管是前面长长的、富于张力的交响乐队引子部分，还是女高音余音绕梁的飙高音技巧，都使所有人耳目一新。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墨丘利（Freddie Mercury）与女高音卡巴耶（Montserrat Caballé）联合担当了演唱，这是在1987年的原定计划。但谁也没有想到，1991年，墨丘利因为艾滋病离开了人世，这首歌曲就成为了他的绝唱。说起墨丘利的一生，的确让人唏嘘，除了在皇后乐队中担任主唱，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歌剧爱好者，1986年，他在一个西班牙电视频道中看到了女高音卡巴耶的演唱，惊为天人，就此开始了第一步的接触。同时，由他与好友麦克·莫兰（Mike Moran）共同谱写的《巴塞罗那》酝酿得差不多了，所以，卡巴耶成为了完善这首歌曲最后一步的关键人选。有趣的是，为了引起卡巴耶的兴趣，墨丘利在寄去的录音带中，自己把女高音声部也包办了下来，可见墨丘利在美声唱法上也有两把刷子。墨丘利和卡巴耶在接下来的两年间互相交流，探讨谱曲上的细节，最终决定将出炉的《巴塞罗那》提交给奥委会，所以，歌曲实际上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前两年就已经问世。在1992年奥运会真正拉开帷幕的时候，由于墨丘利已经不在人世，卡巴耶拒绝再唱《巴塞罗那》，于是舞台上空无一人，只有大屏幕在播放着录像，让人不觉间心酸。

《巴塞罗那》就此成为了一个传奇，它开头交响乐团奏出的引子部分是那么的扣人心弦，让之后男女声袅绕而上的声线充满了戏剧效果，行内人士不无赞誉：“这简直就是一段新时代的优异二重唱！”评论界众口一辞：能将歌剧这种古典音乐形式与流行音乐交融起来，同时突出了它们之间的差异，真不是随便哪首歌都能做到的——墨丘利的每个吐字都很清晰，而卡巴耶则更加侧重对于旋律线的把握。更加不简单的是：卡巴耶使用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在高潮部分，墨丘利几乎用呐喊的方式吼出了对巴塞罗那的热爱，但是卡巴耶需要做的，是保持彻头彻尾的稳定感，没有表现出半分冲动与浮躁，这一点正是让墨丘利对她大为倾佩的地方。在声音淡去的部分，墨丘利为了使声音自然地消解，会从话筒前慢慢走开，而卡巴耶专业的声乐素养却能够保证不移动半步，就能将声音渐消于无形之间。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墨丘利完全有能力带领皇后乐队独自完成任何一首奥运性质歌曲的录制，这种邀请一位女高音参与进来的突发奇想被乐评人法拉（Troy Farah）称作“如果它不叫灵感，那么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灵感了”。

《一生的朋友》（Amigos Para Siempre）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闭幕歌曲，作曲家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剧专家安德鲁·劳伊德·韦伯，歌词则出自布莱克（Don Black）之手。在闭幕式上，莎拉·布莱曼与男高音何塞·卡雷拉斯共同唱响了这首歌曲。与强调丰富音色和炫目技巧的《巴塞罗那》不同，《一生的朋友》更清新洒脱，旋律迷人，尤其是卡雷拉斯的歌喉在女声的衬托下显得温暖感十足，展现出西班牙人大海一般宽广的胸怀。其实，在西班牙国内，该曲的最佳版本被认为出自“Los Manolos”这个西班牙乐队组合。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上海特奥会也采用了这首歌作为主题歌。在巴塞罗那，开幕式、闭幕式这两首歌交相辉映，且都是男女声搭配，除了演唱难度略微高了一些之外，无论从音乐性，还是从宣传城市的角度上看，都应该算得上是一次上佳的尝试。

让我们往后四年，来到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这一届的主题歌《梦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Dream）是由当红歌星席琳·迪昂演唱的。在现场超过十万名观众面前（另外还有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席琳·迪昂一展歌喉，伴奏乐队是亚特兰大交响乐团，她那次演出最终的收入也全部捐赠给了加拿大代表队。实际上，相比上一届巴塞罗那的主题曲，《梦想的力量》在音乐上显得有点平白无奇，过于舒缓了，这也是被后人诟病最多的地方。换句话说，这首主题歌和一般的流行歌曲并不存在多大的差异，批评家认为“略带发腻的甜味，并不能激励起任何水球或者羽毛球运动员的士气”。与之相对的是闭幕式歌曲《抵达》（Reach），它兼具了韧性和冲劲两种特质，就表现体育精神而言，内在的顽强力量就要比前一首充沛许多了。这首单曲曾经入选格莱美最佳女声的候选名单，可惜最终功亏一篑。《抵达》的创作者是格洛里亚·艾斯蒂芬（Gloria Estefan）和黛安娜·瓦伦（Diane Warren）。

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开幕歌曲是《火焰》（The Flame），演唱者是澳大利亚炙手可热的女歌星蒂娜·阿瑞娜（Tina Arena），据说在澳大利亚，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拥有阿瑞娜的唱片专辑。阿瑞娜的父母是意大利的移民，她少女时期就显露了演唱天赋，二十来岁时成为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签约独唱歌手。但是从录音中听，《火焰》和大部分宣传性质的歌曲区别不大，独唱部分并不出彩，倒是其中的合唱声部有着比较强的感染力。悉尼的闭幕式歌曲《我们会在一起》（We Will Be One）是由年仅十三岁小姑娘尼基·韦伯斯特（Nikki Webster）演唱的，曲作者是福斯特（Kylie Foster）和图尔西奥（Philip Turcio）。该曲的内在涵义是所有国家将消除隔阂，融为一体，在奥运会这个舞台上不分肤色与民族。然而，苛刻的乐评人对这首歌曲完全不给颜面：“这位十三岁小姑娘的歌喉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古怪老人独居一隅，不与人交流，长时间隐藏着自己的面目，直到一个孤零零的小姑娘唱了首甜美的歌谣给他听，他才绽放出了微笑，听众被安慰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主题歌《海洋》的编曲和演唱者是冰岛歌手比约克（Bjork Gudmundsdottir），它无疑是继《巴塞罗那》之后奥运会主题歌的又一次成功。这首与主办城市环境非常贴切的歌曲，以海洋母亲的视角出发，抒发了对她子女、岛屿、沙滩、甚至盐腥味海风的热爱，唱出的是空灵和纯净。尽管有人会指责它失去了奥运主题歌一贯的通俗感，但不可否认，这种别具一格的尝试让人们意识到了：主题歌也可以走一条非纯流行的唯美路线。歌词作者是比约克的好朋友、冰岛诗人兼小说家肖恩，歌词中奇怪的隐喻众说纷纭：“每个男孩都是百合花里的一条蛇，每颗珍珠都是一头猞猁，是一个女孩。”当比约克出现在雅典开幕式的舞台上时，她穿着一袭巨大的裙子，这条裙子最终铺展开来，占据了整个舞台，并且用艺术的手段呈现出世界地图的模样。听觉与视觉的完美融合正是雅典主办方希望取得的效果之一。

正如大家所知晓的那样，2008年北京奥运会采用了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合唱的《我和你》，由陈其钢作词作曲，旋律优美，易懂易唱，凡听过的朋友都能哼上几句。关键是，《我和你》选择了中国传统民歌中常见的五声音阶，所以还具备了一定的中国民族风味。在讲究轻柔温馨的同时，陈其钢这位作曲大家传达出了一个理念：简单也可以很美。同样演唱过巴塞罗那闭幕式主题歌《一生的朋友》的莎拉·布莱曼毫不介意将它们两者对比一下：她认为《一生的朋友》需要较高的演唱技巧，而旋律简单的《我和你》需要用最放松和舒服的状态来唱，平实的东西不见得不好。

最后让我们来到2012年英国伦敦夏季奥运会。今年的伦敦可谓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在7月28日凌晨的开幕式上，中国的观众们从无数非职业演员和志愿者的精心努力中看到了久违的质朴田园风，以及英国人独有的、充满自信的幽默。自然，英国是摇滚音乐得以茁壮的摇篮之一，所以缪斯乐队主唱的摇滚单曲《幸存》（Survival）入选为首支伦敦奥运会主题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幸存》的歌词中这样写道：“生命是一场比赛，我准备赢。我选择幸存，我选择战斗。”虽然语句平白简单，但真实地反映出了一代又一代运动员的心声，尤其是在竞争残酷而激烈的奥运赛场上，“幸存”其实就是获胜的代名词。另外，这首歌曲将出现在缪斯乐队今年十月发行的第六张专辑中。

那么《幸存》的词曲作者是谁呢？正是缪斯乐队的吉他手、键盘手兼主唱马修·贝拉米（Matthew Bellamy）。贝拉米在接受采访时这么透露道：“这首歌被选为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主题歌真是一种莫大的幽默。”他的语句中透出了一点揶揄，是因为去年，他还被官方指定创作一首适合奥运会的歌曲，却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特意谱写的歌曲没有合格。第二次，马修和乐队成员们一起找上门去，将《幸存》提交给了主办方。他当时是这么说的：“我想，这首歌足以表达人们必胜的信念。”

幸运的是，《幸存》在激烈的竞争下“幸存”了下来。今年6月27日，它已经首次在BBC广播电台播出了。在7月27日至8月12日的每一个比赛日，《幸存》将会伴随着每一位运动员入场以及奖牌颁发的全过程。美联社的相关报道这么评价：“它是一首非同寻常的摇滚圣歌。”但是英国最为权威的音乐杂志之一《新音乐快递》（The New Musical Express）的专栏作家马克·博蒙特（Mark Beaumont）却认为，它与奥运这个事件的联姻是不幸的，因为在音乐性上本来具有强大震撼力的《幸存》一旦被赋予了政治或者其他超出音乐本身的含义，那么就会渐渐地沦为一桩老生常谈。而英国《卫报》鲍尔特（Adam Boult）的批评则更加无情，讽刺这首歌是一场闹剧，让人捧腹的大呼小叫和上窜下跳充斥于这三分多钟内，“目的只不过是在疯狂地夸大伦敦自己所承办这届奥运会的意义罢了”。尽管西方评论界对这首摇滚单曲并无好感，笔者听下来却发现了一点不同寻常的意味。发布的歌曲是与视频搭配的，在击剑、跳高、赛艇、体操等运动员挥汗如雨的拼搏镜头下，《幸存》的强烈音效倒很能恰当地表现出竞技场上的疯狂与野性，隆隆的电贝司声像极了运动员挑战极限时强劲的心跳。其实，用摇滚来表现奥运精神在历史上并非头一次（比如之前的皇后乐队），但是，缪斯乐队这次的“英伦范儿”前所未有的浓郁，可以呐喊，但规矩不失，精神亢奋却不滥情，在歌曲中去注重那种自然（或者说来自本能）的律动感，而非去深究歌词的含义，或去细辨歌喉优美与否，我想这才是马修·贝拉米写出这首《幸存》的原意所在吧。

说了这么多，其实仍有很多歌曲被我们遗漏过去了，比如2006冬季奥运会的主题歌《有一天》（Someday），2010年冬季奥运会的主题歌《我相信》（I Believe）、《敲响这只鼓》（Bang the Drum）等等，但是我逐一听过之后发觉它们仍然跳不出单一宣传性质的老圈子，就音乐本身来说其实没有太多优秀的地方，单调的喧哗与骚动、苍白的情感宣泄往往很难避免。那么，在文终之处，我不得不这么问自己一句：奥运会主题歌真的是一件无法做到完美的任务吗？

记忆把我拉回到了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那是一届特殊的奥运会，莫斯科这座城市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国际信任危机，因为苏军在1979年圣诞节前夕入侵阿富汗，大大影响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形象。试想，一个入侵他国的国家到底有没有资格承办象征着和平与友爱的奥林匹克呢？所以，抵制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参赛国家的数量也降到了历史最低，据说金牌成色因此大为贬值。可以说，无论是参赛方还是主办方，内心的酸楚与无奈唯有自知。可是，当闭幕式上《告别莫斯科》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四下一片寂静，在男低音列夫·列什申科（Lev Leshchenko）忧郁的声线里，我们分明听到了对友谊与和平的迫切渴望，以及作为一个普通艺术家的伤感！当他与女歌手略带悲怆地唱出：“我们曾共同分享胜利欢喜，唯有爱和友谊无尽期……”时，泪水在人们的眼框里打转。无疑，苏联政府在决策上的确有错，但从另一方面看，从一首小小歌曲中折射出的俄罗斯民族的深厚音乐积淀已经博得了人们的敬意。是的，谁说奥运会主题歌一定要欢欣鼓舞，谁说《巴塞罗那》的热情、《海洋》的空灵与《幸存》的律动脉搏已经穷竭了奥运主题歌的创作风格？朋友，去听一听《告别莫斯科》吧，有没有大的排场和布景在这里早已无关宏旨，只需一腔对人类世界最诚挚的博爱，这样一首短小的歌曲能一直、一直唱到你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