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态旅游研究现状

国外生态旅游研究现状（精选8篇）

1.国外生态旅游研究现状 篇一

摘要：直至1850年，美洲大陆仍普遍存在着两种水火不容的环境理念，一方面是欧洲殖民者长期抱有的“人类独尊”思想，即人与自然并非平等共生，环境理所当然处于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印第安部落“天人合一”的生态传统和泛灵信仰。因而，在19世纪中叶以前，美洲大陆上的欧洲移民与印第安土著之间，基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观曾展开过一场拉锯战——前者为了掠夺辽阔土地上的森林、动物和耕地而战，后者则为坚持其朴素的环保传统而战。

关键词：自然；环境历史；和谐共存；泛灵信仰

众所周知，环境历史是对大地母亲过去经历的总结，关乎人类与自然环境千百年来的和谐与冲突，它为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人类在漫长岁月中如何与自然对话的窗口。对美国早期环境史的考察，应追溯至17世纪。在美洲印第安人“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和欧洲殖民者“人类独尊”生态观激烈碰撞的历史场景中，现代人能够重新感知美洲印第安人所遵循的朴素环境观，进而明白，不管是在前工业社会，还是在后现代时期，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永远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石。

一、“天人合一”与“人类独尊”生态观的碰撞

关于“人从何而来”这样一个既简单又深奥的问题，印第安人族群世代流传着如下说法：天地之初，两名女婴最先从一块名叫“什卜”（Shippu）的地里生长出来，“思想女神”精心呵护着这对小姐妹，谆谆教导她们要感恩赐福的太阳，并将其分别命名为“玉米部落”之母和“太阳部落”之母。［1］45由此可见，印第安神话亲近自然，贴近大地，且富于创造性地把人类生活形象地比拟为植物的生长。普埃布洛（Pueblo）印第安人始终相信，不论是从地里发出的玉米新芽还是从母亲子宫里分娩出的婴孩，都无一例外地来自地下的另一个世界。难能可贵的是，普埃布洛人对待男人和女人均一视同仁，认为他们各自拥有其与生俱来的财富和神奇力量，进而构成了既独立又依存的二元微妙关系——正如玉米种子之于雨水，两者缺一不可，才使得人类得以在这个绿色星球上常住常往，生生不息。这一思想倒与我国道教的“阴阳”理念不谋而合，即一切现象均为矛盾与互补的综合体，他们尤其强调天地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反之则不利于整个系统的和谐统一；而印第安阿科马(Acoma)部落也有类似的阴阳观念，即太阳代表男性，月亮代表女性。

就美洲印第安人的迁徙史而言，其祖先约在公元前50000到20000年之间，涉过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冰区，进入北美洲大陆；后来他们穿过由北冰洋向南延伸的无冰通道直抵现在的加拿大、美国境内。约公元前9000年，这些亚洲人终于抵达了太平洋沿岸。这些前哥伦布时代的北美印第安人把他们的居住地看作是不容置疑的神圣的宇宙中心。米克马克人（Micmac）的生活地域自成一个生态系统，他们对环境生性敏感，对所有生物一并存有同情之心；在这些被欧洲殖民者斥之为“野蛮人”的印第安人眼里，植物、动物、岩石甚至遥挂天边的星宿并不是被自然规律左右的冷冰冰的“物体”，而是与他们共生、共存、互惠的自然界的“同伴”。在印第安米克马克族群中，主司祈雨的“酋长”和作为阴阳世界交流的中介——“巫师”，威望颇高，因为族人只有指望他们与天地沟通才能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人合一，共同力促生态系统处于一个良好的平衡发展状态。

欧洲殖民者从一踏上新大陆开始就有意无意地将印第安人逼迫到了弱势地位。面对欧洲强势文化的入侵，由于缺乏有识之士对历史进行真实而详尽的记录，印第安文化日渐式微，土崩瓦解亦在所难免。起先，淳朴的印第安人还对这些远道而来的陌生人示好，教他们如何建房、耕种、狩猎等实用生存技巧以度过北美寒冷而漫长的冬季；但是，这些土著居民用良知和善意换来的却是欧洲人对自然界的肆意破坏，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白人倾巢而出，烧荒、伐木、狩猎、开矿，破坏植被，浪费资源，为所欲为；而印第安人自己却被驱赶到日益贫瘠的土地上艰难劳作，朝不保夕。

几经周折，英国人于1620年在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建立了殖民地，9年之后，马萨诸塞殖民地也随之建立。17世纪的新英格兰人崇尚基于4“F”思想的“资源掠夺型”经济：即把森林(Forest)、皮毛(Furs)、鱼类(Fish)和农场(Farms)一并收入囊中，直至榨取其最后一点价值。他们是这样一群盎格鲁-萨克森白人新教徒(WASP)：勤劳肯干，追求自由，我行我素，富于幻想，而美洲的大发展正迎合了他们不顾一切攫取利润的心理取向。

随着欧洲市场经济体系逐渐介入美洲人的生活，市场竞争、自我发展以及财富积累等新兴观念便迅速席卷了殖民时期的美国社会。欧洲殖民者天真地认为美洲地大物博，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资源，他们强调的“人类独尊”思想更加剧了定居者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殖民经济的大发展对新大陆的环境保护而言无异于自戕——这股恶性膨胀的生态冲击波所导致的自然环境恶化、野生动物种群减少、森林砍伐量增多等恶果在东部地区日趋显现。到1800年前后，新英格兰的风光已与昔日欧洲旅游者的迷人描述大相径庭了：殖民地的重工业生产区，到处是是鳞次栉比的高大厂房，尘烟滚滚，噪声隆隆，垃圾遍地，哪里还有当年阳光、绿地和清流的影子？新英格兰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已被活生生地拖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洪流，真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19世纪初的美洲见证了印第安人自发环保实践的无奈终结。

二、两种生态观碰撞所引发的环境

纵观17、18世纪的北美大陆，狩猎，特别是对海狸、水牛和鹿群等动物的狂捕滥杀，俨然成为了美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欧洲人刚踏足美洲的时候，北美大陆约有6000万只海狸。海狸同人类一样，属哺乳动物，它们全身是宝，尤因其皮毛在欧洲备受青睐，即使远在大洋彼岸也不免招来杀身之祸。春夏季猎杀海狸时，设置陷阱即可奏效，而冬季的猎杀过程通常要繁琐一些，欧洲猎人们先是拿着利斧在事先选定的几十处海狸可能藏身的地方破冰，然后再放猎犬追赶猎物直至逮获；然而，如此肆意妄为的猎杀行动多数时候却并非只是为了充饥——人们想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才是海狸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长期对海狸无节制的捕杀并没有引起欧洲定居者的足够重视，按照其“一切为了发展殖民经济”的惯性思维，环境所受的破坏性影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严格控制海狸捕杀数量以及限定其狩猎季节等生态保护政策的最终出台却是19世纪初的事情了。

相反，作为北美大陆的原住民，历代印第安人却从未对海狸的种群构成过任何威胁，因为他们始终坚持这样的生态原则：人们狩猎只因果腹之需。印第安人保持着一系列世代相传的狩猎仪式，旨在与海狸等猎物有心灵的交流，这无不透露出美洲土著为保持与动物界的和谐相处，对所捕杀的动物表示敬意和祈求宽恕的良苦用心。在米克马克人心里，狩猎不是人类对动物界的战争，更不是单纯地为了获取食物或追求利润而对其进行的疯狂掠夺。鉴于此，他们从未囤积过海狸皮，够吃够穿也就满足了。米克马克部落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因而断定动物能与人沟通交谈，进而心灵相通。印第安人与自然能达到如此超脱的和谐境界让我们这些奢谈环保的现代人委实艳羡不已。

水牛，同样是狩猎者的选择，当然也难逃欧洲人的掠杀。秋天是这些移民外出打猎大量捕食，以备其家庭冬日享用的日子。北美洲水牛在其繁盛时期曾数次出现迫使火车运输中断整整一天以静候这些庞然大物悠然自得地跨过铁路线的壮观场面。然而，随后被大肆捕杀，其量之大，数以百万计，难怪仅仅几十年以后，水牛便遭遇濒临灭绝的悲惨命运：1833年前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再也寻觅不到水牛的踪影了。［2］126此情此景令人深思：白人在庆幸他们开始了新大陆迈向人类开发的第一步，而印第安人却在为此撕心裂肺地哭泣。没有了自然界的朋友、同伴，印第安人顿失生活的依靠，甚至连吃饱穿暖都成了问题；殊不知，那仅仅才是这些原本北美大陆的主人无法直面的惨淡人生的开始。

众所周知，北美大陆的另一大资源是森林。据史书记载，由于英国欲壮大其远洋航行队伍，扩充其海外领地范围，因而国内对海船的风帆等木质构件的需求量猛增，从而使新大陆的木材生意顿时兴旺起来。黄金时期，英国法律曾为此明文规定：美洲白松专供皇家海军使用。新大陆的林木量在刀砍斧劈中随之骤降，这甚至引起了殖民地日常柴火价格上涨之虞。然而，森林原貌的恢复无奈是漫长的，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欧洲移民乱砍滥伐所造成的恶果让人痛心不已：当地气候多变，水蚀和风蚀作用加剧，土壤龟裂，排水不畅，洪水肆虐。幸而英王于1730年颁布法令，禁止对北美森林的破坏，违者予以重罚。［1］77

广袤无垠的森林曾被看作北美大陆扩大农业生产的一大障碍。到17世纪末，50万hm2的林地已被辟作农耕用地。诚然，移民都是新大陆土地的开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均以农业生产为生。以南方为例，庄园主已开始使用奴隶劳动种植适宜的经济作物——棉花。1850年前后，近一半的南方棉田由于疏于管理、过度使用、频遭棉虫危害等主客观原因，已无法再进行耕作。虽有法律条文明令要求彻查这一危及南方农业的天敌——棉虫，但收效甚微，南方棉农遭遇产量和数量上的滑铁卢在所难免，这便是那些经济作物的耕作者们对土地的无情掠夺所造成的恶果。对耕地这一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再次向人们昭示了19世纪北美洲的生态危机已积重难返。

在1849年的美国西部，淘金热已逐渐开始升温。印第安人的泛灵信仰终于和多数18世纪的欧洲移民关于矿业的想法有了可喜的交集，他们都相信岩石、金属是有生命的，是其生长的土地孕育了它们。按常理，人们应该更细心地呵护它们；但这一良好愿望并不能改变人们一夜暴富的畸形心理，背井离乡，蜂拥而至是他们追逐利润的最好注脚，西部从此变得满目疮痍。加利福利亚是水力采矿的重灾区，其下游居民对此怨声载道：采矿后留下的废弃物大量涌入萨克拉门托河和旧金山湾，河谷地带的农民更是深受其害，他们曾不止一次地向地方法院起诉过这些山里的水力采矿者。直至19世纪后半叶，水利采矿才被明令禁止。一哄而上的西部采矿业终于在人们的指责和咒骂声中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农业生产者也随之在加利福尼亚取代了采矿者，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

尽管淘金热给整个殖民地的经济、农业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是它带给印第安人的却是深深的痛楚。西部印第安人的生活已到了绝望的地步：他们无法狩猎或捕鱼，因为几乎所有的猎物都已被驱逐出了矿区，鱼类又因水源污染而大量死亡。悲伤失望之余，印第安部落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宿命的神话故事：一旦印第安人从地球上消失了，天神就将从北方引来滔滔洪水，所有白人无一幸免，因为这一切都是白人造的孽，需要他们自己来血债血偿；而印第安人的双手是清白的，他们无愧于大自然，无愧于心。总之，在印第安人看来，白人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留给土著人无尽的哀伤。

从欧洲传入北美殖民地的不仅有基督教，皮毛生意等新鲜事物，而且还有诸如天花等致命的传染病，这使对此瘟疫尚无免疫力的印第安人无法招架，因而死伤无数。面对现实社会的困境，印第安人也不得不从祖先的环保传统中蜕变出来，以适者生存的姿态被迫适应欧洲移民带来的强势文化理念。像易洛魁(Iroquois)部落，后来在与欧洲人的文化碰撞中，抑或直接受聘于狩猎贸易公司，抑或自己组队驰骋于北美大陆捕杀海狸用于交易。［2］176但是瑕不掩瑜，他们为了继续在这块弱肉强食的殖民地生存下来，对自身生态传统的些许叛离或许是淡忘精神痛苦和肉体创伤的一剂良药，毕竟作为真实的“人”而活着是其生存的底线。

三、结论

本文从历史的视角考察美国早期环境史，可以发现，19世纪中叶以前，由于欧洲移民和印第安土著都竭力坚持各自截然不同的环境理念，故在美洲大陆上曾展开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前者为了掠夺辽阔土地上的森林、动物和耕地而战；后者则为坚持其环保传统而战，他们始终坚信，人可以通过意念与自然交流以达到和谐共存的终极目的。尽管印第安人的环境意识还处于较朦胧的阶段，但他们至少使相关学者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人类并非是万物的中心。［3］因而，印第安人甚至被当今学者们誉为美洲历史上的“首席环保专家”。简言之，印第安人的生态观堪称美国早期环境史中的典范。

美国早期环境史启迪我们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生态观。从生物中心论的观点看，所有生命种群都是平等的，它们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在日趋扩大的现代经济体系中，大自然成为了人类心灵的避风港，以躲避席卷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不管怎样，人类终究还是大自然的子孙，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都应珍视美洲印第安人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朴素生态观。

参考文献：

［1］CAROLYNMERCHANT.MajorproblemsinAmericanenvironmentalhistory(documentsandessays)［M］.Massachusetts:D.C.HeathandCompany,1993.［2］SHEPARDKRECHⅢ.theecologicalindians(mythandhistory)［M］.NewYork：［s.n.］,1999.［3］周晓来.美国女性环保主义初探［J］.科学学研究,2001(3):38-41.

2.国外生态旅游研究现状 篇二

一、国外会展旅游发展现状

会展旅游的历史源远流长,起源可以追溯到1841年。1841年7月5日,英国人托马斯·库克组织了570人的团队包租火车从到19.3千米外的拉夫巴罗参加戒酒大会,这开创了国际会展旅游的先河。国外会展旅游的研究大约可追溯到20世纪的七十年代初,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会议旅游和奖励旅游。

从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角度来看,世界各国的会展旅游发展很不均衡。欧洲是会展旅游业的发源地,整体实力强,规模最大,其中德国是世界头号会展强国。北美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是世界会展旅游业的后起之秀。亚洲会展旅游业规模和水平仅次于欧美。日本、新加坡、阿联酋成为亚洲的会展大国和地区。

二、国外会展旅游发展模式分析

从西方国家会展旅游发展史来看,德国、法国、美国在会展旅游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自己典型的发展模式,可以归纳为:政府推动型、市场主导型、政府市场结合型。

总之,不同国家的会展旅游其发展主导因素是不同的,它们有各自的推动作用,都有值得乌鲁木齐发展会展旅游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例如,一、国外会展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不直接参与会展行业管理,只进行宏观调控,对行业法规、市场竞争、场馆建设等进行调控。二、除了政府的宏观引导外,行业协会也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对会展的监督、评估、信息提供,同时也组织大型的展览。三、有专门的展览机构,其组织机构的分工十分详细,展会组织者、场馆所有者和管理机构三者是独立的,大型展览由展览公司或协会负责,场馆所有者只负责场地出租,管理机构主要工作是制定相关政策,规范市场等。四、会展场馆现代化水平高,配套服务设施完善。

三、乌鲁木齐会展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一)乌鲁木齐会展旅游发展现状

自1992年“乌鲁木齐对外经济贸易洽谈会”拉开乌市会展帷幕,乌鲁木齐已多次举办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会展。目前主要集中在石油、建筑建材、农业、汽车等行业,已经形成一些在国内具有名声的会展,如“中国-亚欧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服装节”等。乌市会展发展主要依托资源优势,立足本地优势,着眼于中亚及周边国家市场。

(二)乌鲁木齐会展旅游发展条件

1、经济条件

乌鲁木齐经济基础较好,经济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已形成了门类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是国家重点建设的石油化工、轻纺加工基地之一。2006-2013年,乌鲁木齐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8%,旅游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20%左右(除去2009年特殊情况)。从发展趋势来看,乌鲁木齐经济发展稳健良好,这为会展旅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2、资源条件

场馆建设:乌鲁木齐大型展馆共有6家,展馆总面积达到14.59万平方米。其中最大的红光山国际博览中心,室内面积达4.5万平方米,设国际标准展位3000个,室外展场面积5万平方米,设有可容纳4000人的国际会议中心。另外,在乌鲁木齐市内的星级酒店中也分布有中小型会议室。

旅游资源:乌鲁木齐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旅游资源比较丰富,不仅有雪峰、冰川、松林、草原、戈壁、湖泊等自然景观,还有历史悠久的丝路文化、西域文化和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这些为乌鲁木齐会展旅游的开展奠定了旅游资源基础。

交通设施:乌鲁木齐是国家一类航空口岸,已形成以乌鲁木齐为枢纽的国际、国内和区内航空网;也有通往内地、北疆和南疆铁路交通网络;同时也有国道、省道和郊区公路通往各地和各景区。市内交通设施基本完善,公交、出租等交通工具便捷。

3、区位条件

乌鲁木齐是全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亚欧大陆中心,也是我国离欧洲最近的首府城市。乌鲁木齐也是中国西部国际通道的枢纽,目前有7个开放口岸直接面向中亚、俄罗斯、西亚、南亚、中东、东欧,对周边国家发挥辐射、集群效应,具有向西开放的区位优势。

4、政策条件

乌鲁木齐市委重视会展旅游业,提出了把乌鲁木齐建设成“西部最佳会展城市”和“中亚会展之都”的发展奋斗目标,并提出要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大力发展乌鲁木齐会展业。目前,乌鲁木齐政府积极吸引国际和全国性的各种大型展览会、展示会、交易会、博览会、贸易洽谈会等在乌鲁木齐举行,并大力发展各类会展公司、会务公司,整合会展资源延长会展产业链条。

四、乌鲁木齐会展旅游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乌鲁木齐市3家会展公司的访谈,作者了解到乌市会展旅游发展的一些具体情况,结合资料总结乌鲁木齐会展旅游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行业市场环境混乱

从国外会展旅游发展较好国家的经验来看,会展参与者、场馆所有者、管理者三者应该是独立分开,各行其职的。但乌鲁木齐却存在这样的情况,政府拥有国际博览中心的所有权,政府还建有自己的展览公司,不仅经营场馆租赁、服务业务,还经营会展项目。政府不仅监管会展旅游行业,而且参与会展行业经营,这就像,政府不仅扮演裁判员的角色,还扮演运动员的角色。这本身是矛盾的、不规范的,这样会产生市场混乱,竞争环境不公平。

(二)展览业与旅游业合作太浅

会展旅游发展的关键是主体的转化,即将会展活动参加者及受众者变成旅游者。乌鲁木齐会展公司与旅游企业之间已形成了一些合作,主要在会展期间委托旅游公司预定酒店、活动场所(多指会议公司)、票务等;在会展活动结束后或活动休息期间,旅游企业招徕部分会参与者参加旅游活动。由于两者利益关系、时间安排等因素,会展业与旅游业合作比较被动、浅层合作。

五、乌鲁木齐会展旅游发展的借鉴及建议

通过对国外会展旅游的分析,乌鲁木齐要借鉴会展旅游发展成熟国家的发展经验、运作模式。政府不直接参与会展行业管理,而是进行宏观调控;注重行业协会的重要的作用;设置专门的展览机构,分工详细,职责明确;场馆现代化,配套服务设施完善。结合中国的会展旅游发展分析,乌鲁木齐要借鉴寻找本地的有力的动力支持因素发展特色会展旅游。乌鲁木齐应充分利用城市经济和功能,充分利用自然、人文资源,结合旅游业,发展具有新疆特色的会展旅游。以下是对乌鲁木齐会展旅游的具体建议。

(一)明确乌鲁木齐在会展业的定位

在国内众多大城市争创“国际会展名城”之际,乌鲁木齐应避开激烈竞争,应将自己定位为“会展特色城市”,争取举办更多的具有特色的会议或展览,例如煤炭、棉花、石油化工等行业的会展。同时要充分利用乌鲁木齐向西开放的地理优势,办好现有的“亚欧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服装节”等会展,进一步提升乌鲁木齐在中亚的知名度。

(二)加强政府引导,促进市场化运作

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将现有的一边监管一边运营转变为宏观调控、规范行业秩序上,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三)完善设施设备,提高软硬件水平

加强会展场馆周边餐饮、住宿、金融、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场馆的硬件水平。要注重会展场馆服务,提供细节服务及人性化服务,提高场馆的软实力。应成立专业的机构或协会,负责会展旅游管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开设会展专业以及展览设计的课程,培养精通会展和旅游的专业人才。

(四)明确营销方式,注重特色化、品牌化

乌鲁木齐国内知名会展城市相比,缺乏规模优势,缺乏经济基础优势,应充分发挥其城市特色、旅游环境、城市地域特征,确立自身的独特形象,逐渐形成有特色的会展活动和会展旅游产品。

3.国外旅游购物研究综述 篇三

[关键词]旅游购物；国外；研究综述；学术态势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12—0088—05

1 引言

旅游商品的开发一直是中国旅游产业的“软肋”，2005年我国旅游商品的销售收入仅占旅游总收入的21％，低于世界旅游购物30％左右的平均水平(发达国家的旅游购物收入一般占旅游业总收入的40％至60％)，且我国购物消费占旅游整体消费比例近年来一直在20％左右徘徊。同时，国内旅游购物的研究集中在旅游商品、旅游购物行为、旅游购物市场、旅游购物产业等4个方面，“缺少细化研究”，且同国外相关研究比较还存在较大差距，缺少同国外的深层次比较。因此，笔者试图利用《旅游研究纪事》和《旅游管理》这两本国外主流旅游学术刊物所载有关旅游购物的研究文献，分析国外旅游购物研究的缘起及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深度和三者的发展脉络，以期与国内目前有关旅游购物的研究进行对比，找出差距所在。

2研究方法与文献选取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文献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本文选取的《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Research，简称ATR)和《旅游管理》(ToudsmManagement，简称TM)，是当今国际旅游学术界公认的最有影响力的旅游学术刊物，在麦克卡切等(BobMcKercher et al，2006)对全球旅游学术刊物的排名中分列旅游类学术刊物第一和第二位。

3国外旅游购物研究的缘起及其发展阶段划分

在Science Direct网站上的《Annals of TourismResearch》页面中进行搜索，截止到2007年6月底，与旅游购物相关的文献共有11篇，其中论文10篇，书评1篇。同样在《Toudsm Management》的检索页面中进行相关搜索，发现与旅游购物相关的文献共有37篇，其中论文34篇，书评1篇，短讯2篇。很明显的是，《旅游管理》所载旅游购物的研究文献远远超过《旅游研究纪事》(如表1所示)。

旅游购物，自有旅游活动时就有之。但对旅游购物进行研究却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本文所选刊物的研究文献中最早涉及旅游购物的是古纳蒂等(Gunadhi et al，1986)关于新加坡旅游需求弹性的研究，旅游购物作为其分析的变量之一。而最早对旅游购物进行系统研究的是莱切尔(Littrell，1990)，她对纺织工艺品的象征意义(symbolic significance)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纺织工艺品及其相关联的旅游记忆有助于游客参与不同寻常的体验，感受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拓展世界观，增加自信以及体验艺术的乐趣等。

分析两本学术刊物有关旅游购物的文献发现，对旅游购物的关注呈较平稳的趋势，但近5年来所受关注稍有增加(如表2所示)。

分析所检索到的国外有关旅游购物的研究文献发现，国外旅游购物研究实际上经历了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即早期的研究阶段，主要集中在旅游购物(品)的意义、旅游购物对区域的影响、旅游购物品的真实性及旅游购物场所的规划与空间布局等，焦点在旅游购物(品)本身。第二阶段，即近年来的研究阶段，主要集中在购物者的心理、行为、感知、满意度、市场细分等领域，焦点在于旅游购物者。这两个阶段虽然没有严格的分水岭，但基本上以2000年为分界点，经历了较为平稳的过渡。

4国外旅游购物研究的视角及其发展脉络

4.1 国外旅游购物研究第一阶段的研究视角分析

国外旅游购物研究的第一阶段，研究者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旅游购物(品)的意义和区域影响、旅游购物场所的规划与空间布局、旅游购物品的真实性等方面，具体分析如下：

4.1.1旅游购物(品)的意义和区域影响

古纳蒂等(Gunadhi et al，1986)研究了旅游购物对新加坡入境旅游需求弹性的影响。莱切尔(Littrell，1990)研究了纺织工艺品的象征意义。芬恩等(Finn et al，1995)则研究了西埃德蒙顿大型多功能购物中心(mega—multi—mall)对城市旅游和区域经济的贡献，得出结论认为该购物中心对游客量和就业机会的实际增加额度远远低于其向当地政府所宣称的额度，但确实对城市旅游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贾德(Judd，1995)通过研究认为，兴建大型购物中心等可以有效促进美国城市旅游的发展。何等(Heung et al，1998)在研究旅游购物对香港旅游业及区域经济的贡献时，比较了赴港的各类旅游者的购物模式，认为购物作为香港的主要旅游吸引物，是导致来自我国台湾地区和内地的游客激增的直接原因。周等(Choi et a1，1999)则通过对142名游客的抽样调查，研究了旅游购物对香港旅游形象的影响，结果发现，绝大多数的游客认为香港是“购物天堂”。此外，刘(Law et a1，2000)也通过收集旅游购物的数据，建立起香港旅游购物的信息系统，研究了购物对香港旅游业的贡献。

4.1.2旅游购物场所的规划与空间布局

盖茨(Getz，1993)较早对旅游购物街区(Tourist shopping villages)的开发与规划战略进行过相关研究。而科恩(Cohen，1995)则以泰国为例，研究了发展中国家旅游购物街区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化过程，并总结了两种模式，即传统的本地布局模式(10calized)：沿主干道分布，且毗邻主要的生产区；复杂的枝状布局模式(ramified)：分布于生产区与游客集散地之间。此外，皮尔斯(Pearce，1999)在研究巴黎的旅游街区的结构与功能时也对其购物场所的布局进行了相关研究。

4.1.3旅游购物品的真实性

莱切尔等(Littrell et al，1993)通过对美国中西部381位游客的调查研究发现，除了工艺品的独特性(craft’s uniqueness)、手艺(workmanship)、美学价值(aesthetics)、实用价值(use)、历史文化的完整性(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ntegrity)等外，购物品制作人

员的性格、游客的购物体验也同样会影响游客对旅游购物品真实性的评价，而对真实性的定义，则因游客的年龄、旅游风格各异。阿瑟普等(Asplet et a1，2000)在研究新西兰传统文化服饰作为旅游购物品开发时，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发现，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购物品设计的真实性(authenticity ofdesign)对其购买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

4.2 国外旅游购物研究第二阶段的研究视角分析

国外旅游购物研究的第二个阶段，研究者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旅游购物者的行为、满意度、市场细分等领域，焦点在于旅游购物者本身，分析如下：

4.2.1旅游购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旅游购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在目前国外学术界受到了很大关注，在检索到的文献中有10篇与之相关。金等(Kim et al，2001)研究了赴墨西哥的游客在购买三种不同类型的旅游纪念品时表现出的动机差异以及动机的影响因素的差异，认为不同类型的购买者是基于不同的动机的，且各自购买动机的影响因素也不尽一致，如“游客购买民俗纪念品(ethnicproduct)和象征性纪念品(symbolic Inarker)的动机不同于购买普通手工艺品(generic handcrafts)的动机，且影响这两种纪念品的购买动机的因素主要是之前的旅游经历(precious travel experience)”。苏等(suh et a1，2004)通过对赴韩欧美游客与日本游客的偏好进行比较，发现日本游客更喜欢“临近购物中心的酒店”，而欧美游客则偏好于“靠近传统市场和景点的酒店”。就购物而言，欧美游客偏好文化购物品(cultural-centered)，而日本游客则偏好那些物美价廉(price—advantage)的购物品。苏等认为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游客对待购物比较严谨，此外购物品不能很好迎合日本游客的品位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谢等(Hsieh et al，2006)研究了赴台的香港游客夜间出游的主要动机，其中购物位列第二。约克赛尔(Ytlksel，2007)的研究认为，旅游购物场所的环境会对游客的购物情绪(shopping emotion)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影响游客的购物行为及购物价值(shopping value)。约克赛尔等(Ytiksel et a1，2007)还研究了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对购物行为的影响，认为“旅游活动中的风险因素，不论是游客感知的，还是现实存在的，均会对游客的购物行为造成严重的制约”，因此“旅游购物品零售商首先必须了解游客感知的风险类型，然后才能在今后的管理与营销中加强风险的防范。

4.2.2旅游购物的满意度及其评价

旅游购物的满意度、对购物体验的评价也是国外旅游学术界近年来关注的一个焦点。王等(Wong et a1，2003)研究了赴港游客的购物满意度水平存在的差异。研究者将赴港游客分为亚洲游客和西方游客两类，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两个群体对购物的期望和感知存在很大差异，且亚洲游客对购物满意度测评所涉及到的所有方面的满意度均低于欧美游客”，值得香港旅游部门深思，并采取必要行动。约克赛尔(Ytiksel，2004)比较了国内游客(土耳其)和国外游客(以南斯拉夫游客为例)在旅游购物体验评价上存在的差异，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是“国内游客与国外游客在旅游购物品的偏好及对服务质量的感知上存在很大不同”。

4.2.3旅游购物市场细分

近年来，国外旅游学术界对于旅游购物市场细分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分析检索到的文献，发现国外研究中对旅游购物市场的细分是基于购物者的感知、动机、行为、满意度等心理因素和购物品挑选标准、购物参与程度等的，更多地关注购物者的感受和需要。吉恩斯等(Geuens et al，2004)根据购物者的动机差异，将机场购物者分为3类，分别是冲动型(mood shoppers)：其购物行为的产生主要是受到机场的购物氛围和之前经历的驱使；无动于衷型(apathetic shoppers)：其几乎对购物漠不关心；爱好型(shopping lovers，或dedicated shoppers)，其乐意在机场购物，对机场购物的评价也甚高。胡等(Hu et a1，2006)则基于游客对工艺纪念品的挑选标准和其参与购物的程度，对旅游购物市场进行了细分。胡等将工艺品选择的标准划分为4类：手艺(craftsmanship)、感知评价(sensuoas appreciation)、文化内涵(cultural linkage)、便携性(ease of handling)，将参与程度分为高、中、低3个层次。整个研究共计上述7项变量，胡等利用调查所得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将旅游购物市场划分为狂热型(shopping enthusiasts)、爱好型(shopping lovers)和无所谓型(indifferent shoppers)3类，并提出了相应的营销策略。

综上所述，国外旅游购物研究，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研究视角实际上逐渐从旅游购物(品)转移到了旅游购物者。

5国外旅游购物研究的方法及其发展脉络

论文的研究方法可以大致分为描述性、概念性、构造模型和数理统计4种。通过分析检索所得文献发现，第一阶段主要采用描述性、概念性和简单的数理统计方法。描述性方法主要是对研究的问题进行描述，不作假设和实践检验，以论证研究为目的；而概念性方法主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逻辑的推理和分析；简单的数理统计法，主要是指对问卷调查所获数据、二手资料等进行的简单的整理、分析，比如求平均数、百分比等，不涉及概率论和复杂统计方法。第二阶段主要采用的是构造模型和复杂的数理统计，前者主要是构建具有模拟、仿真功能的模型，以函数表达式、框图等形式表示，对研究的问题进行模拟和仿真式的检验；后者主要是采用概率论的理论和方法，利用计算机软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的分析法有回归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相关分析法等。

在第一阶段有关旅游购物(品)的意义、区域影响和购物场所布局、购物品的真实性等的研究中，采用较多的是描述性、概念性和简单的数理统计方法。如科恩(cohen，1995)以泰国为例对发展中国家旅游购物街区的研究，采用的就是描述性的方法，探讨了泰国旅游购物街区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化过程。莱切尔(Littrell，1990)对纺织工艺品的象征意义(Symbolic significance)的研究和何等(Heung et al，1998)关于购物对香港旅游业及区域经济的贡献的研究，虽然进行了问卷调查所得数据和统计报表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但没有作出假设，没有进行实践

检验，也没有采用复杂的统计方法和工具。

在第二阶段有关旅游购物者的行为、满意度、市场细分等的研究中，描述性和概念性的研究方法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复杂的数理统计方法和构建模型。例如，约克赛尔等(Ytiksel et al，2007)关于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对旅游购物行为的影响的研究中，利用愉悦(pleasure)、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内部风险(intemal risk)、满意度(satisfaction)、激励(arousal)和忠诚意向(expressed loyalty intention)等6个变量建立起顾客感知风险与顾客情绪、满意度和回头率之间的假设关系模型，提出了7条假设，并利用问卷调查所得数据，通过假设模型的模拟功能，采用验证性分析方法(CFA，Confirmatory FactorAnalysis)，对假设进行了检验，得出了符合之前假设的结论，如上文所述。吉恩斯等(Geuens et aI，2004)对机场购物者分类的研究中，采用的方法则更为多元化，对机场受访者的问卷调查中，有关“乘坐飞机及机场设施”的问题采用：①5分制的李克特态度测量表法(Likert scale)，共计5题；②语义差异分析法(semantic differential analysis)，共计8题，5分制。而有关购买动机的测量则是通过如下途径进行：①有关机场购物无形和有形方面的问题，共计14个，如便捷性、价格吸引力、购物品质量等，每个问题采用10分制；②对购物的本质属性的态度，采用5分制的李克特态度测量法，共计5个问题。文章利用相关分析法，对问卷调查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购物动机、态度、行为等差异，对机场购物者进行了细分，如前文所述。

6国外旅游购物研究的深度及其发展脉络

研究方法并无好坏之分，笔者也无意加以评论。研究方法也不必然反映研究的深度。不同的研究视角，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描述性和概念性的定性方法同样可以入木三分。只是某些研究领域，复杂的数理统计和构建模型的方法，确实要比描述性和概念性的研究更具有洞察力和说服力。如旅游购物者的行为、满意度等研究，复杂的数理统计法和建模法，首先建立假设，然后通过模型的模拟功能和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对假设作出检验，提供翔实的数据和有力的分析论证，确实具有较强洞察力和说服力，能够更加深入了解旅游购物者的真实感受和切身需要。

分析本文检索到的文献发现，不管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的研究，不管是采用描述性、概念性和简单的数理统计方法，还是建模和复杂的数理统计，国外旅游研究领域中严谨、深入的学术传统得到了很好的延续，都对相应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化的研究。

7总结与思考

国外旅游购物研究，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研究视角逐渐从旅游购物(品)转移到旅游购物者身上；研究方法也逐步从描述性、概念性和简单的数理统计方法，转变为复杂的数理统计和构建模型，且延续了国外旅游学术界深入、细化研究的传统。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国外旅游学术界，对特定人群的旅游购物研究相对缺乏，如老年人和女性的旅游购物行为、心理、满意度等。此外，国外旅游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是美国、英国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旅游购物，其他地域的旅游购物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如系统地研究中国内地旅游购物的文献还尚未出现，值得国内外学者关注。

目前国内有关旅游购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商品、旅游购物行为、旅游购物市场、旅游购物产业等4个方面(马进甫，2006)。笔者通过分析马文所列参考文献发现，目前国内旅游购物研究主要采用描述性、概念性和简单的数理统计的方法，复杂的数理统计和建模的方法应用较少。当然，研究方法并无好坏之分，研究方法也不必然反映研究的深度与效果，不同的研究视角，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然而，诚如马进甫指出的，目前国内的旅游购物研究还在进行“名称之争”，“缺乏细化研究，……当前，细化研究的缺乏，已经成为了旅游购物研究的理论进展及其实践价值实现的‘瓶颈’”。笔者认同马文的观点，认为在旅游购物(品)的意义、影响等领域已经取得充分成果的背景下，国内旅游购物研究视角亟待转变，需要对旅游购物者进行深入的细化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科学的旅游购物市场开发策略。

责任编辑廉月娟

4.国外独立董事制度的研究现状 篇四

2001年8月2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在上市公司中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制度起源于西方，独立董事是指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之外不再担任该公司的其他职务，并与公司及其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妨碍其独立做出客观判断的利害关系(尤其是直接或者间接的财产利益关系)的董事。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是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一大制度创新，当它被当作一帖灵丹妙药引入我国时，人们希望它能解决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小投资者保护等问题。因此，了解国外独立董事制度研究的最新动向，借鉴它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有助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本文将对国外董事制度的学术研究、国外企业的独立董事制度发展状况做较为全面的介绍，以期为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的应用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一、独立董事制度在国外的发展现状

企业在营运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这也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传统模式下，这一问题主要是由董事会来解决，即董事会通过选拔、监督经理人员，把握公司的重大方针，从而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实践中，一般的董事会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因为在股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股东根本无法对经理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企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像企业董事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等内部人实际上操纵着企业的重大决策，时常进行关联交易并严重影响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另一种情况是董事会成员自己为自己制定报酬。基于上述诸多情况，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已经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而独立董事制度正是适应这一要求而产生的。独立董事又称外部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他们既不代表出资人，也不代表公司管理层，不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与公司没有关联的利害关系。因此，独立董事可以更加客观、独立地考虑公司的决策，从而保证决策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减少公司的重大决策失误。2000年5月，一些学者向韩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指出，韩国公司治理结构弱化是导致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同时他们在报告中又提出了一项重要建议：在韩国企业引入独立董事制度。

目前很多国家的机构和组织都积极实施了独立董事制度，大部分国家都把建立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完善股份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9年世界主要企业统计指标的国际比较”资料显示，在美国企业中，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为62％；英国 34％；法国为29％。美国是施行独立董事制度较早的国家之一，美国全国公司董事协会(Na— tional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Directors)在1996年就曾指出，董事会的成员应当大多数是独立董事，甚至还建议在公司中只需设立一名内部董事，即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ricer，以下缩写为CEO)，其余的均可为独立董事。①这一点可以从1997年标准普尔(S&P)公司对美国500家企业的调查中得到证实。在当年接受调查的企业中，有将近56％的董事会其成员大多为独立董事，内部董事只有1—2名；而仅仅有2％的企业董事会成员主要由内部董事组成；在大部分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构成中，独立董事占大多数(majority)；还有不少企业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②另外，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委员会(Council of lnstitutional lnvestors，1998)在其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也要求企业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至少应该占三分之二。

二、有关独立董事问题的学术研究

(一)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

1．独立董事的选择机制

从理论上讲，独立董事制度作为改进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其职责是积极维护股东的利益，能在重要的决策问题上发表独立意见，在选派经理、制定报酬、评价业绩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实践中，独立董事的任命通常由企业原来的董事会成立专门委员会提名，然后由股东大会进行选举产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部的经理层常常会介入到独立董事的提名中来，而且企业的CEO经常是“独立董事提名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或者类似于CEO的企业经理能够控制独立董事的提名程序。经过这种程序选拔出来的独立董事对企业的作用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

Hermain和Weisbach(1988)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研究了企业在选拔内部董事和独立董事时的决策特点。他们认为，通常情况下，当一家企业的CEO快要退休时，他常常会指派更多的内部董事；而如果当企业的经营业绩下滑时，企业的经理层则会指派或者增选更多的独立董事。Lorsch和Maclver(1989)的调查报告表明，在美国，企业内部的经理层往往在选拔新的董事会成员方面起着决定性的控制作用。Gilson(1990)的研究又发现，当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时，则其经理层往往很愿意提名一些银行家和其他外部股东作为企业的独立董事。Kaplan和 Minton(1994)研究了日本企业的董事制度之后，发现了同样的规律，当企业的经营业绩不佳时，其经理层常常会增选独立董事。之后，Tejada(1997)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如果一个企业的独立董事经常批评企业内部的经理层，那么在这些独立董事的任期满后常常会被解聘；相反，那些对企业内部的经理层不进行挑剔的独立董事将会得到连任。

通过上述的研究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在通常情况下，企业独立董事的增选大多数是在企业经营业绩下滑或者发生财务危机时进行的，也就是说，独立董事的就职与企业股票的市场回报率有一定的联系。Anil和Yermach(1998)的研究发现，股票市场对由CEO提名而任职的独立董事的反应远远小于非经CEO提名任职的独立董事。也就是说，由CEO提名的独立董事任职后，这类企业的股票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明显的波动。因为这些由CEO提名而任职的独立董事对企业经理层的监督不会有所增强，企业经营业绩也不可能获得大幅度的提高，股东权益也不可能得到最大化。而那些非经CEO提名的独立董事任职后，企业的股票价格通常会有大幅度的波动，如果独立董事工作业绩出色，股价会上扬；反之，股价会下跌。

2．独立董事在企业中的角色

关于独立董事能承担什么角色，目前流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1)监督角色。Fama和Jesen认为：独立董事通常有资格来选择、监督、考核、奖励和惩罚企业的经理层，其职责是通过减少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冲突来提高企业的效益，因而独立董事的主要功能是解决现代企业所面临的代理问题。(2)战略角色。Brickly和James的研究显示：独立董事可以运用他们丰富的商业经验、掌握的技术和市场方面的知识，来帮助企业经理层解决经营上的难题；独立董事还可以帮助企业构建重要的商业战略。独立董事一定是独立的、不在企业中担任其它职务。在美国，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员主要是其他上市公司的总裁、退休的公司总裁、大学校长、退休的政府公务员、成功的个体商人、独立的投资者等。其中，前两类人士是最受欢迎的独立董事，因为这两类人士对管理大公司具有一定经验，其提供的建议十分中肯、详细、实用。(3)政治角色。Anup和knoeber(1998)的研究发现：当政治因素对企业(尤其是一些知名的大企业)的影响较大时，即当企业同政府的贸易合作增多、企业向政府销售物资、企业需要向政府游说取得有利的经营政策、企业的出口贸易受到政府贸易政策的影响时，企业中常常就会有很多具备政府背景的独立董事。相反，如果企业由于环境污染或者垄断问题而同政府存在较多分歧时，企业中具有律师背景的独立董事就会增多，他们可以为企业提供具有洞察力的意见，帮助企业分析和预测政府的相关行为。

3。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构成比例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因企业而异，有些企业偏高，而有些企业则偏低。这除了受一些法律因素(如有些国家的公司法规定了独立董事的最低比例)影响之外，还可以从下列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1)独立董事的更迭与企业盈利能力、成长性相关。Hermailin和Weibach(1988)的研究表明，当大企业业绩恶化时，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会略微上升。这说明，企业的业绩会影响董事会的构成比例。但是Denis和Sarin(1999)的研究却不支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独立董事与内部董事在企业董事会中的构成比例基本上是相同的：在董事会中高比例的独立董事在运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比例会逐步下降；而低比例的独立董事在运作了一段时间以后，独立董事在董事中的比例会逐步提高。(2)独立董事和经营环境的关系。Ronald(1998)的研究表明，在经营业务比较广泛的企业，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较高。而当企业处在监管的条件下，企业的经理层便会增选具有政治背景和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3)独立董事和行业的关系。Kole和Le-hn(1999)曾经对航空工业解除管制以后，公司治理机制的变化对企业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构成比例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4)其他因素。Hersbach(1988)、Denis和Sarin(1999)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一个企业的创建者在企业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或者企业的CEO拥有较多该企业的股票，那么该企业很容易形成以内部人为主的董事会体系。相反，在一些知名的大企业或者历史较长的企业中，管理层主要为职业经理人，这些职业经理人拥有的企业股票数量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中则容易形成以独立董事为主的董事会体系。他们还发现，在那些有财务危机或者削减股利的企业中，独立董事的数量往往很少，其原因在于这些企业较难聘请到独立董事。

4．独立董事履行的职责

如何保证独立董事能够独立地行使职责，是独立董事制度本身所面临的一个很现实而又重要的问题。独立董事能否独立地行使职责必须有严格的、制度上的约束措施。在国外研究成果中，目前主要有三种方式用于激励和约束独立董事，它们分别是：(1)法律保证。独立董事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来履行其受托责任。倘若独立董事不能在企业经营、管理和战略规划等方面履行职责，那么他们要对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但是，Brook、Rao(1994)和Core(1997)等人的研究结果则表明，在一些企业的章程中，通常都有这样的规定：倘若独立董事没能履行其职责，则企业可以免除对他们的赔偿要求，这就弱化了独立董事独立行使职责这一机制的作用，使独立董事的决策很难独立于企业管理层。(2)声誉保证。Fama(1998)、Fama和Jensen(1983)的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必须努力维护并能胜任其作为企业经营监督人的声誉。目前，尽管有的企业对独立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都实施了董事责任保险制度(有些独立董事也可以为自己购买董事责任保险以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但如果一个独立董事投保后，屡屡由于其品德问题或者能力不济而导致保险公司企业或者股东支付赔偿金，那么保险公司会不断提高该董事的保险费，上市公司也不会聘请这些无德、无才的人士担任独立董事，这样的独立董事迟早会被市场所淘汰。(3)经济激励。这种激励包括：独立董事可以拥有企业的股票和获得自己的劳务报酬。目前有关专家呼吁，要提高独立董事的报酬以激励他们更加尽职。例如，企业可以采用以激励为基础的报酬制度来鼓励独立董事能够像企业的股东一样思考问题，从而减少独立董事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Morck、Shleifer和Vishny(1988)等人的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拥有的股权与企业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关系。同时，Hermalin和Weisbach(1998)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以激励为基础的报酬制度能提高独立董事监督企业经营的效率。

(二)独立董事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1．独立董事与企业首席执行官(CEO)的关系

独立董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必要的时候推选出更能推动企业发展的CEO。Michael Weibach(1988)的研究表明，在一个经营不佳的企业里，如果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超过60％以上，那么该企业可能更换CEO的概率要远远大于那些独立董事比例较低的企业。同时，他认为，当企业的经营恶化时，独立董事会做出快速反应，此时独立董事比例高的企业要更换CEO的概率显著大于独立董事比例低的企业。而对业绩高于同行业水平的企业，CEO更换的概率则大大地降低。但Kenneth和 Kleidon(1994)的研究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在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的企业，当企业的 CEO被更换以后，企业的经营业绩反而比那些拥有独立董事比例较少的企业下降了。出现这种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是Kenneth和Kleidon所选的研究样本在时间上具有局限性，他们所选择的样本都局限在1983年到1988年这一时期内。这是一个企业兼并、收购高潮时期，因而得出企业业绩和管理层更换具有负相关性的结论。如果延长他们的考察期，那么这个负相关关系就不存在了。不过，总的来讲，现在国外的大量研究都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以独立董事为主的企业与以内部董事为主的企业，在制定重大决策上是有所差别的，但这种差别对企业的影响究竟是好是坏，根据目前的证据和研究结果还没有定论。

2．独立董事和管理层的报酬水平问题

如何确定独立董事的报酬是令人棘手的问题。然而，给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制定一个合理的报酬标准往往是董事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政府监管部门，往往希望企业成立以独立董事为主要成员的报酬制定委员会，因内部董事进人报酬制

定委员会，会产生一些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对企业经营产生不利的影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从1992年开始就鼓励企业组成以独立董事为主的报酬制定委员会。对报酬制定委员会中有内部董事成员的企业，SEC要求更详尽地批露有关报酬信息。美国税务局(1RS)从 1993年开始也要求企业的报酬制定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成员的比例要高一些。政府监管部门都在力图通过这些措施来降低管理层的报酬水平，同时也希望达到激励管理层努力工作的目的，但相关的研究结果却不支持这些观点。

在国外，企业通常都会成立以独立董事为主要成员的报酬制定委员会(compensation committee)，由他们来决定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尽管Catherine、Jonathan、Alan和Dal— ton(1996)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报酬制定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比例的高低和CEO报酬水平没有什么相关联系。但是，目前国外大量研究都证明，企业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越高，有关企业CEO和高层管理人员的报酬也就被制定得越高。John，Holthausen和Larck— er(1999)的研究也发现，在企业里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员往往都是曾经或者正在担任其他企业 CEO的人，他们把企业CEO的报酬标准制定得较高，目的是对他们自己也有利。另外Core、Holthausen和Larcker(1999)的研究结果也说明，当企业董事会的成员以独立董事为主时，该企业CEO报酬水平和企业未来业绩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企业CEO报酬越高，企业经营业绩越差，这说明独立董事所制定的报酬计划仍有待改进。至少从目前看来，这种报酬计划并未能激励管理层为企业创造更好的业绩。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如果独立董事在企业的报酬制定委员会里的比例越高，那么这些企业给高级管理人员奖励股票期权的可能性就越小。

3．独立董事与企业购并

独立董事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决定企业是否可以出售，以怎样的价位出售。Kini、Kracaw和Mian(1995)等人的研究表明，当一个以内部董事为主的企业被收购以后，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比例就会增加；而当一个以独立董事为主的企业被收购后，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就会增加。但总体而言，被收购企业在独立董事占多数的情况下，有可能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此后，Cotter、Shivdasani和Zennr(1997)等人的研究结果都支持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在企业董事会里，如果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那么当该企业被收购时，其股票的回报率比其他企业大约高20％左右。这说明独立董事比例高的企业被作为目标企业时，能向收购者索取更高的价格。另外，Lee、Rosenstein、Rangan和Davidson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企业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当管理层要收购其他企业时，则收购的价格就会相对较高。因为相比之下，在独立董事占较少比例的企业里，管理层更容易以非公平的、较低的价格来收购其他企业。

4．独立董事制度与企业业绩

独立董事制度能否提高企业经营业绩是目前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尽管已有相当多的研究都集中在独立董事制度与企业经营业绩上，但目前仍没有一致的结论。大量国外研究表明，独立董事比例和企业业绩之间的关联度微乎其微。有些研究甚至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经营业绩两者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这些结论和人们事先的设想是背道而弛的，按照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应当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但实证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种设想。

尽管Baysinger和Butler(1985)的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构成比例和企业业绩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是，这项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它所采用的业绩计量指标是单一的，而且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时滞效应，因此研究结果并不具有普遍性。又比如，Hermalin和Weibach(1991)，以及Mehran(1995)等人的许多研究都没有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和企业经营业绩之间有什么显著的相关关系。之后，经济学家又不断地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高的企业，其业绩反而更差。例如，David(1996)的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和托宾Q(计量业绩的重要指标之一)之间呈反比关系，而与其他业绩计量指标之间并没有什么相关关系。随后，Agrawal和Knoeber(1996)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后来，Millstein和 Macavoy(1997)的研究结果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拥有独立董事的企业比那些没有独立董事的企业运行得更好，拥有独立董事企业的投资人得到了比其他企业更为显著的正回报。然而，Ronald(1998)对单一经营业务的企业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和一些财务业绩指标呈反比关系。

5.国外生态旅游研究现状 篇五

1.2.1国外农业信息的研究现状

发达国家的农业信息化在经历了第一阶段计算机对农业科学的计算和第二阶段对农业数据处理和农业数据库的开发后，现在到了知识处理、自动控制开发和网络技术应用的第三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中主要发达国家都取得了一些成就。

美国现在以政府为主题构建了庞大，完善，规范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如美国国家农业信息库，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数据库，地质调查局数据库等规模化，影响大涉及信息数据中心库，对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美国的农业信息化达到很高水平，虽然美国的农民仅占美国人口的1.8%，但农业信息化强度却高于工业的81.6%。美国大多数农场都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辅助农业生产，美国的农业信息化早早迈入网络信息化时代。

德国的农业技术信息服务通过电子数据管理系统（EDV）、电视文本显示服务系统（BTX）和植保数据库系统（PHYTUMED）三种类型的计算机网络来实施。电子数据管理系统是帮助农户获得作物的生长情况、病虫害防治技术和生产原料的市场信息；电视文本显示服务系统是通过邮局的信息网络获得农业信息服务；植保数据库系统可以联机检索农业技术信息。

法国农民可以利用电脑实施精细农业和全程实时监控技术。同时政府建立了“Internet”接力点项目，一是为青年农民提供上网获取信息的机会，二是提高农民信息技术素质。法国农业信息化的发展特点是多元信息服务主体共存，在法国农业部的《农业网站指导》中收录了具有代表性的涉农网站就有700多个。

澳大利亚以信息化带动农业化发展，通过大力发展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源开发和共享，利用多媒体技术和远程教育方式提高农场主的信息素质以及通过市场化引导和发展电子商务等措施，使澳大利亚迅速发展成一个集生态农业，加工农业，出口农业和服务农业为一体的新型农业发达国家。在澳大利亚有55%的农场利用网络信息开展电子商务，47%的农场通过网络平台发布销售信息，获取种植信息和相关部门的技术指导。澳大利亚的（CISC）农业信息网络信息量丰富，包括农业科技，自然气象，农业政策法规和相关行业的信息等。著名网络门户“Agrigate”链接了数百个世界权威网站，并提供无偿服务。

日本提出“IT”立国的口号，在农业方面则建立了电信电话公司的实时管理系统，该系统是覆盖全国的农业信息网络。它借助电话通讯网络把大容量处理计算机和大型数据库，互联网网络，气象预报，温室无人管理，高效农业生产管理以及个人电脑用户等联接起来为农户提供农业技术，文献摘要，市场信息，病虫害情况与预报，天气状况和预报等信息。

6.景观生态规划模式在国外 篇六

中华建筑报·城市周刊

中古世纪城市景观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城市，是美国殖民地时期许多城镇和广场仿效的模式，虽然这种模式经过了修改，但至今仍可明显看出一些痕迹。这些公共绿地和广场用于放牧、游行及自卫队操练，或作为观赏、教堂和市政活动的空间。

工业革命开始以后，城市急剧膨胀，但城市中心绿色空间并未随之大幅增加。许多城市都因为缺乏舒缓的空间而显得非常拥挤。1893年的芝加哥博览会曾提出一个拥有宽广街道和许多广场的城市梦想，而这个梦想也多半未能实现。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城市规划实行区划奖励来鼓励私人开发公共广场，这也使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高大的建筑物遮挡住街道阳光，开放空间分布不协调，广场通常只考虑到私人而不顾及大众利益等。

60年代以后，城市景观得到极大改善，城市中心更美丽，也更适合居住。这主要得益于在修建摩天办公大楼的同时，修建了许多富有人情味、符合现代生活的广场。广场成为地方性的开放空间，不仅是市民活动的场所，也是年轻的上班族午餐时聚集的地方。旧金山、波士顿等地都在城市中心地区设立有露天购物广场，它们使工作和购物更富有乐趣。

80年代以后，景观规划设计的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一群人的身心健康和再生，而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和延续，而这又依赖于其它物种的生存与延续以及对多种文化的保护。景观规划设计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大地综合体，即由人类

文化圈和自然生物圈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多个生态系统的镶嵌体。随着景观生态学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千层饼模式”景观理论只强调垂直自然过程，即发生在某一景观单元内的生态关系，而忽视了水平生态过程，即发生在景观单元之间的生态流；其次“千层饼模式”强调人类活动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自然决定论，规划除了认识自然过程就是适应自然过程。

7.国外生态现象学研究述评 篇七

生态现象学是一种新的生态哲学形态,它以人类自身作为本体,以生命经验作为媒介,以现象学作为方法,去引导人们真实体验生态系统的善和美,进而尝试为转变人们的实践观念找到一条新的途径。本文重点介绍了生态现象学的产生背景和基本特征,总结了这门新生态哲学的主要思想,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分析了生态现象学可能带来的变化和意义,期待引起学界同仁对这门学科的更多关注和讨论。

一生态现象学的概念和特征

“生态现象学”一词是英文Eco-Phenomenology的中译名称。其中,Eco-是Ecological的缩略词,它的本义是作为科学的生态学,但也可以引申为生态学的对象以及现代的生态危机;Phenomenology一词指的是现象学,是当代西方三大哲学方法之一,尤其是指胡塞尔哲学意义上的描述性方法。Phenomenology是由Phenomenon和logy组成的一个复合词,其中Phenomenon源自希腊文phainomenon,意为“显现”、“自我呈现”,即事物主动地呈现其原有的样子;而logy源自希腊文logos,是现代语言中的“理论”、“学问”之意。就其本义而言,“现象学”可以理解为“显现学”或是“显象学”,即让事物在经验之中如其所是地显现的学问。因此而言,“生态现象学”也就可以理解为,让自然之生态事实客观地呈现出来的理论。

生态现象学的最早文献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首先是由美国哲学家伊瑞兹姆·考哈可(Erazim Kohak)在1984年发表《灰烬与星辰》一书作为标志,这本著作最早尝试把现象学方法引入到生态问题中来,并且通过悬置人们关于人工物的各种经验,引导人们回忆起曾被遗忘的关于自然的友好体验,并对此进行了描述和呈现。1985年,奈尔·埃文德(Neil Evernden)又发表了《自然的异化》一书。埃文德明确地意识到,“环境危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危机,而不仅仅是技术危机”。[1]因此,他在书中竭力追问在西方文化中是否存在某种“可以替代的声音”,以消解和清除人类长期以来所造成的对自然的异化。这两本著作思考生态问题的方式,开启了生态现象学作为一门生态哲学的可能性。

2003年美国出版了哲学论文集《生态现象学》,论文集的副标题是“回到地球本身”。在这本集子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现象学的概念框架进行了设想。他们认为,生态现象学应该提出一种“可能的”理性概念、价值概念以及自然概念,以取代人们已经熟知的,但是却导致人类深陷危机的形而上学概念体系。[2]xvi其中,戴维·伍德(David Wood)的《什么是生态现象学》和莱斯特·伊姆布斯(Lester Embrees)的《建构一门环境现象学的可能性》两篇文章,对此议题作出了最为出色的讨论。其他的重要文献,还有德国现象学家U.梅勒在2003年发表的《生态现象学》一文,被中译后刊登在2004年的《世界哲学》期刊上。这些著作和论文,基本上勘定了生态现象学作为一门生态哲学的概念框架,以及这门学科的性质和可能的范围。

什么是生态现象学?U.梅勒认为,“生态现象学是这样一种尝试:它试图用现象学来丰富迄今为止主要是用分析的方法而达致的生态哲学。”[3]86梅勒所说“分析的生态哲学”指的是环境伦理学,因为在梅勒看来,为了克服人类中心论及其关于自然的工具性价值观,环境伦理学所依赖的正是概念分析的方法。环境伦理学立足于生态科学和物理科学对生态系的揭示,认为既然生态系统具有各种不依赖于人的自在特征,因此人就“应当”去尊重和保护自然。但是,由于自然之“是”与人之“应当”之间的明确区分,因此,环境伦理学就不得不以概念分析的方式来论证“应当”的合理性。不同于环境伦理学,生态现象学既然以“现象学”作为自己把握问题的工具,那么现象学的特征就决定了它必须使用“描述性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来“呈现”——而不是“论证”,自然世界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在这里,梅勒从方法论上对生态现象学的学科特征作出了规定。

戴维·伍德进一步从方法论上对生态现象学的特征给出了界定。他认为,“生态现象学,这门学科重叠了一种生态学的现象学和一种现象学的生态学,它提供给我们一条道路,可以在现象学和自然主义之间,在意向性和因果关系之间发展一条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4]伍德的这段话表明,生态现象学至少应该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生态现象学是生态学的现象学和现象学的生态学的重叠学科或者交叉学科。其中,所谓生态学的现象学可以理解为后期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现象学,因为海德格尔以现象学的方式直接涉及了人类生存危机的研究课题;而所谓现象学的生态学则指的是融入了现象学方法的生态哲学,即戴维·伍德、梅勒等人正在开发的生态现象学;第二,生态现象学关注的不是与自然割裂的孤立的人,也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自然界,而是两者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自然主义者认为,自然界是一个符合因果律的必然世界,人作为自然之子也应该服从这一规律;但现象学反对自然主义者把人完全看做束缚于必然性的物,因为意识具有意向性,而意向性的能力真正体现了有自我意志的人的特征。虽然说现象学的观点恰好可以为人的主体性辩护,但是如果毫不妥协地执守这样的观点,那么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就不可能得到缓解。因此,在伍德看来,生态现象学必须走一条“中间道路”,以沟通人与自然之间的友好联系。

克雷斯·布朗恩则认为,作为一门生态哲学,生态现象学最根本的特征在于以现象学的方式描述自然——尤其是对“生活世界化的自然”进行描述。他说:“一条现象学通向道德哲学的路径开始于对道德体验的描述,而一种现象学的自然哲学开始于对遭遇者的描述,与这种遭遇者相遇的是生活世界化的自然(life-worldly nature),也就是说,是优先于理论抽象的我们可以体验到的那个自然。”[5]这段话提供了一个新的关于自然的概念,即“生活世界化的自然”,这个概念是生态现象学的重要术语。关于这个术语,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获得理解:首先,这个术语源自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胡塞尔强调,“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6]也就是说,胡塞尔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唯一实在”的世界,而自然科学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实际上是人类通过抽象“建构”起来的,是派生意义上的世界。因此,当人们以科学主义的自然态度来审视生活的时候,原初直观的富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就被贬斥为“主观的”“不真实”的东西而遭放逐,而自然的价值也在生活被放逐的同时隐匿不露。

其次,以“生活世界”的观点去看待自然,不同于以科学主义的眼光去看待自然,“生活世界化的自然”因而也是一种自然观。科学主义的自然观习惯于把一切存在者都看成“物”,然后用还原法把这些物还原成更小的微粒或能量,按照这样的观点,那么生态哲学要把人视做道德主体的理想也就成为不可能;而这种新的自然观则要把一切可以在“生活世界”中与我照面的自然物均看做是“实在的”存在,是真真切切地在我们直观的世界中存在的东西。生活世界中的人原初地就是具有价值目标和意义的“此在”,因而与人相遇的“遭遇者”——自然物,原本就承载着各种各样的意义,而不是作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与人无关的冰冷的“对象”出现。第三,“生活世界化的自然”不仅仅是自然观,同时也就是生活中所遇见的活生生的自然,而生态现象学正是要对这样的自然进行描述,并通过这种描述来呈现其价值和意义。以生活世界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等于把自然看做是走进我生活的“伙伴(kinship)”,我们可以很自然地遇见它,并在一种回转的目光中体验到它的意义。比如在常识的观点看来,路边的一棵榕树就是一棵榕树——一棵可以开花的并具有物理形态的榕树;而在生活世界的观点看来,这样的一棵树却是能够给人带来阴凉的庇护,并能提供给人们季节更替的时间感的一棵树,它是体现了大自然恩惠的存在者。因此,这种观点下的自然是充满意义的自然,而不是与人无关的“客观对象”。总之,当人们建立了生活世界化的自然观之后,人们就可以合理地展开对自然的描述,并在这种目光中把自然物深藏的意义呈现出来,进而引起人们对自然的关心和尊重。可见,正是“生活世界化的自然”充当了一条“中间道路”,通过这条道路生态现象学可以很好地完成生态哲学的使命。因此可以说,生活世界化的自然观是生态现象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二生态现象学的思想观点

在构思和设计生态现象学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一些明确的观点,这些观点将会引导人们走上生态现象学的道路。概括起来,生态现象学的主要思想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遭遇环境(Envirnmental Encountering)”的概念。在最原初的意义上,环境本身就关联着人,关联着人的意识,但是二元论哲学却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撕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为了摆脱这一传统观念的束缚,胡塞尔对此作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彻底的说明。因为根据胡塞尔的还原理论和意向性理论,意识的固有结构中本来即关联着外部世界的内容,因此所谓人与自然之间沟通的难题实际上只是一个虚假的设定。[7]但是,从生态哲学的需要来说,仅仅作出这样的判断也并不能给予“环境问题”带来更多的说明,因此生态现象学必须开辟新的途径。适应于这一要求,美国哲学家莱斯特·伊姆布斯(Lester Embrees)提出了“遭遇环境”的概念。他说:“基于对遭遇以及作为遭遇对象的反思性的观察,一个人能够用特定的或者一般的术语来发展描述的方法。并且这种作为结果的分析不仅能服务于澄清不同类型的遭遇环境,而且能展示环境行动如何被证明是正当的。”[8]其中提到的“遭遇”和“遭遇对象”两个概念,实际上对应了胡塞尔的一个著名结论,即意识总是具有“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这样一个结构。从我们的生活实践来说,人与环境的“遭遇”在本质上也必定是某种意向性的活动,正是在这种活动中“环境”才会摆脱其原始状态而成为“遭遇对象”。而在生活世界中,我们的活动类型是各种各样的,因而我们与环境的“遇见”也是以各种方式实现的。比如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人们会因为各种生产的需要、政治意向的需要以及审美的需要,而与周围世界中的“环境”相遇,并因为活动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经验类型。生态现象学认为,人们可以从文化学、社会学和历史的角度对各种经验类型进行描述,以呈现人与其环境的各种密切联系。

第二,生态现象学对人和自然坚持一种不可还原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和自然都具有自己无可置疑的本体论地位,并否认它们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还原。因此,生态现象学一方面反对科学主义的自然观,一方面也反对近代形而上学的自然观。近代以来,无论是笛卡尔的“我思”、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胡塞尔的“纯粹意识”,这些哲学家都对自然持有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我思”是绝对的第一性的存在,而自然的存在论地位只有经历了“我思”之“普遍怀疑”才是可以保证的。而事实上,自然作为一个“绝对他者”首先是存在的,并且充当着全部意识活动的基础。作为“他者”的自然虽然只有依赖于认识才能被人所了解,但是他者的“存在”却是绝对的,并不依赖人的认识之能力。而且,正因为自然的存在不依赖于人的认识,因此人的认识永远也无法穷竭自然的奥秘,自然对人始终会有一种“陌生性”。梅勒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只有当自然拥有一种不可穷竭其规定性的内在方面、一种谜一般的自我调节性的时候,只有当自然的他者性和陌生性拥有一种深不可测的特征,而不是那种无所言说的事实性的特征的时候,那种对非人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的感情才会树立起来,自然也才可能因为它自身的缘故而成为我们关心照料的对象。”[3]90这就是说,自然的存在虽然是一个简洁的事实,但是自然界的系统性、复杂性和无限性却具有一种永远无法穷尽的、深不可测的特征,而这种深不可测的状况与人类的福祉却息息相关。生态现象学认为,自然的这一特征可以为人类敬畏自然提供最合理的理由和情感基础,而同时避免陷入美化自然的非理性陷阱。

同时,生态现象学也反对自然主义者把人还原为“物质”,以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是坚定地认为,人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生活世界的道德主体,对在各种经验类型中与自己相遇的环境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人的意识先天的具有“内感知—体验”的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内在地保证着人对其行为的自明性,因而人类不仅可以自我感知到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环境风险,而且可以有计划地采取某些行动以作后续的补救。意识行为的这种自明性也表明,人类自身的行为并不是盲目的和不可控制的,而是明确地具有一个“发动者”——那就是一个人的“自我”,所以作为行为发动者的“自我”必须对自身的环境行为承担责任。

第三,生态现象学呼吁一种新的理性观,以取代传统的被扭曲的理性概念。生态现象学同意深层生态学的一个看法,即环境危机是被内在于我们的世界观的核心信念引起的,比如那种合理化、鼓励和支持对自然进行技术性掠夺的信念。在近代哲学观念中,一直支持并鼓励这种掠夺性信念的哲学基础是传统的工具主义理性,因此生态现象学就要在批判这种理性观上作出自己的贡献。卡雷斯·布朗恩认为,要改变这种世界观,就要倡导一种价值理性来取代传统的工具主义理性。他说:“这种价值理性,相对于我们当前的理性概念,将开始着手对内在于非人自然中的善和价值进行阐明,引导我们走上一个经验上的(如果不是本体论的)生态伦理学的基础。”[2]xii可见,生态现象学和生态伦理学一样,也要从价值论上为人类保护自然的行动提供一种适当的理由。不同的是,因为生态现象学认为所有合理的价值概念都必须从人类的理性上得到彻底的说明,所以生态现象学不仅仅要提供合理的价值论,而且还要提供合理的理性观。诚然,生态现象学也愿意承认内在于非人自然中的善,即承认自然的固有价值。但是生态现象学将不会像环境伦理学那样,以自然的先在性、自组织性和系统性为依据,企图从本体论上给予自然的内在价值以认定,而是明确地主张从人的经验活动开始,从人与环境在生活世界中的“遭遇”开始,以人的明见的自然经验为依据给予自然的价值以澄清。

自然中心主义的失误恰恰就在于,它在看见自然的自在性的同时却又遗忘了人的主体性,因而它的内在价值概念也就丧失了牢固的人性论基础。胡塞尔对自然主义心理学的批判,其最初的目标是反对对逻辑学的基础作出自然主义的解释,但在更深的意义上,他是想在合理地维护逻辑学客观性的基础上,反对以自然主义来消解人的主体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胡塞尔的现象学建立了对现代哲学和心理学影响深远的意向性理论,并依赖这个理论的支持,完成了他既要维护客观性又要维护主体性的双重目的。因此,在继承现象学基本理论主张的基础上,生态现象学将力图避免自然中心主义的误区,它不仅明确地强调在论证自然价值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地位的重要性,而且要把自然价值的逻辑基础建立在人的现实经验上。从人的经验活动出发为生态伦理学奠定基础,应该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因为人的意识活动最终必然是借助经验才能建立起来。而且,生态现象学提出的“遭遇环境”这一概念表明,这门生态哲学已经为澄清自然价值的逻辑基础作好了充分准备。这也说明,现象学虽然在起点上批判了自然主义,但是现象学对人类经验的高度重视却为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预备了一条可信的通道。因此说,从胡塞尔的理论中开发出一种合理的价值理性的概念是可能的。

第四,提出了“伦理学第一反应时刻(the first moment)”的概念。由于受到列维纳斯关于“同意义的脸”的论述的启发,艾沃德·凯斯(Edward S.Casey)提出了“伦理学反应的第一时刻”的概念,并想以此作为为自然价值辩护的理论基石。凯斯指出,“一种环境伦理学必须从明确而又简单的存在事实开始,这种事实被某种错误的东西所打击并且在环境中发生”。[2]xviii他举例说,当生活中发生某种环境灾难的时候,如果这种灾难在人群中某一人的脸上有所体现的话,那么在其他人的脸上也会产生可以期待的一致性的反应。凯斯认为人的这种普遍性的反应是一个明确的事实,而且只有借助于这个事实人类的道德行为才是可以理解的。从时间的维度上说,当环境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总会拥有对事情的一个最初时刻的关注,比如毫不经意地“一瞥”,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凯斯把人在此刻的最初的“一瞥”称做“伦理学反应的第一时刻”。他认为,人们在这一时刻的面部表情清楚无疑地表露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伦理反应,同时也表明了自然具有的那种固有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很明显的是,正是这种“最初时刻的关注”的在先发生,后来的伦理学反思、情感判断和伦理行动的产生才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来,生态现象学就可以把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建立在可靠的经验事实上,而不是像环境伦理学那样,以自然与人的相似性为依据去建立人对非人存在的伦理关心。

三生态现象学研究的理论意义

生态现象学作为研究生态哲学的一个新方向,它以自己特有的理论优势来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给我们带来了思考自然的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这一研究领域值得我们重视。其理论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审视生态环境问题,能够全面地厘清主客二分的近代哲学对生态哲学造成的影响,拓宽了对生态哲学的研究思路。从根本上说,近代哲学形成的人与自然相分离的观念,是造成目前这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重要的观念根源。西方生态伦理学虽然为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杰出的努力和贡献,但是就其以科学主义的自然观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来看,它并没有彻底摆脱二元论观念的影响。生态现象学立足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建立的现象学理论,致力于澄清生态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并提出了“生活世界化的自然”、“遭遇环境”、“伦理反应的第一时刻”等概念,为建立一种负责任的道德主体,和内在地含有价值的自然观念铺平了道路。生态现象学深化了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它的思想对于加强人们的环境意识,对于丰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通过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倡导一种可以理解的价值理性。生态现象学加强了生态哲学在环境运动中的声音。通过描述和展现生活世界中与人遭遇的自然的意义,生态现象学将识别并承认自然的不可消除的内在价值特性。更重要的是,生态现象学所揭示的自然概念将会去清除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自然的工具主义态度,而且它将会为我们对抗这个时代所形成的那种强势的科学主义自然观提供依据,这种深刻见解也将为一种新的理性概念的出场奠定基础。“随着立即可被理解的价值,一种理性将被遭遇并进入对话,在我们所经验的世界中建立起人与非人之间的对话。随着头和心的重新结合,理性能再次在道德、社会和政治演讲中发现它的位置。那么真正的理性被发现,并尽可能远离‘工具理性’或‘科学主义的客体对象’,而宁愿说,这种理性存在于对实践智慧的追求中,存在于为了人类和地球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2]xiii

第三,生态现象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合乎这个时代的自然观,因此,它可以合理地充当其他一些学科的理论基础。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本是为了应对当时的科学危机而提出的,在这一点上,生态现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分享了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即对时代问题的关心和责任。生态现象学提出的“生活世界化的自然”、“遭遇环境”等概念,提出的重新看待自然的方式以及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价值观和理性观,对建立一门理论上完善的生态哲学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生态现象学所关注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础性,所以其他的一些理论学科,比如生态心理学、生态美学、生态政治学等理论学科的建立都可以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此外,因为生态现象学十分重视对人们关于自然的各种经验类型的描述,生态现象学也已经为我们探索与自然相关的各个方面的联系,在各个专业的学科边界之外进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一种开放性的视域。因此,为了更好地完善这一理论基础,不仅生态哲学领域,而且现象学领域都应该关注生态现象学的研究,从而把生态哲学建设成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极为重要的理论。

参考文献

[1]Evernden N.The Natural Alien[M].Toronto:University ofToronto Press,1993:xi.

[2]Brown C S,Toadvine T.Eco-Phenomenology:An Introduc-tion[C]//Brown C S,Toadvine T.Eco-Phenomenolog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

[3]U.梅勒.生态现象学[J].柯小刚,译.世界哲学,2004(4).

[4]Wood D.What is Eco-Phenomenology[C]//Brown C S,Toadvine T.Eco-Phenomenology.Albany: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 Press,2003:231.

[5]Brown C S.The Real and the Good:Phenomenology and thePossibility of an Axiological Rationality[C]//Brown C S,Toadvine T.Eco-Phenomenology.Albany:State Universityof New York Press,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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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4.

8.国外生态旅游研究现状 篇八

[摘要]社会网络视角下的旅游研究关注的是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及关系结构对旅游发展的影响。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目前，社会网络在国外旅游研究中主要用于旅游目的地结构分析、旅游决策、旅游企业成长和旅游目的地知识管理等领域。基于文献梳理发现的当前研究的不足与问题，本文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分析；旅游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9)07—0090—06

1引言

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①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后，长期以来主要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研究，并基本停留在社会学范畴之内，这极大地限制了社会网络理论的拓展。社会网络不仅可以对一些社会现象加以理解和分析，而且对旅游学中的许多问题也同样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因为，旅游是由多维、复杂结构构成的一个系统，系统内各要素(网络节点)因各种联系(关系纽带)交织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因此，社会网络研究方法理应进入旅游研究者的视野，并成为分析旅游相关问题的重要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网络理论在国外旅游研究中日益得到重视，甚至被有些学者视为是进行旅游研究的绝佳范式。虽然国外社会网络视角下的旅游研究尚不够成熟，但却已经成为较为活跃的热点研究领域②。本文将对当前国外旅游社会网络研究中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述评，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

2社会网络理论(Soeial Network Theory，SNT)

2.1社会网络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社会网络是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研究社会结构的方法和理论，也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20世纪30年代，它发轫于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以数学中的图形理论为基础，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视角解析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基础的日趋成熟和一系列测量网络结构的数学分析方法的形成，20世纪六七十年代SNT开始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中。20世纪90年代，一体化社会理论的出现，使得网络分析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在各个学科中的运用愈益普及，甚至在美国社会学和管理学界俱成为显学。

2.2社会网络理论的核心要点

在图论中，“网”原指一系列的点及连接各点的线所构成的图形，引入社会学后，“点”引申为一系列人、事物或事件，网络则指这些人、事物或事件及其相互之间特定的联系方式，这些人、事物或事件又被称为节点。

社会网络理论核心观点是：社会行为者是嵌入于一个由非正式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之中，社会行为者的行为及行为结果受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的影响。因此，对于其行为与行为结果的研究需要放置于特定的社会网络之中。

社会网络既指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结构，也是研究社会网络的方法。社会网络的这种双重角色为其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基础。尽管理论界对这种新型研究范式的可靠性和解释力还存有一定的争论，相关的应用研究和案例分析却已经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焦点。

3研究内容

旅游业是一个高度关联的行业，因此，任何旅游企业或旅游目的地都有一定的内外部社会关系与联结，都镶嵌或悬浮于由多种关系联结交织成的多重、复杂、交叉重叠的社会网络之中。其中，关系是因，联结是果。有关系就有联结，各种各样的关系与联结搭建起了旅游网络的基本架构。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其主要功能是描述和解释网络结构和行动者的关系连带。因此，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理解和展现旅游运行中产生的一系列复杂关系应是恰如其分。然而，因旅游是一个年轻的学科，社会网络理论和分析方法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起步也较晚，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游客出游旅伴的选择研究。20世纪90年代，随着旅游研究的深入，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在旅游研究中开始得到关注，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应用。进入21世纪后，旅游系统内各因素间日益复杂的互动交错，进一步推动了研究者从社会网络视角透视旅游现象，从而使得SNA成为了旅游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领域。

从社会网络在旅游领域的具体研究进展来看，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旅游目的地结构分析、旅游政策网络、旅游企业成长、旅游企业知识管理等方面。

3.1旅游目的地网络结构分析

旅游目的地是由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旅游供应商和旅游组织构成的，所有的这些机构和组织围绕为游客服务这一纽带交织成了关系复杂的综合网络。

目的地网络的结构特点是研究者较为关注的问题。虽然利用数学工具，社会网络分析已经形成了较复杂的分析网络结构的方法，但在旅游目的地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采用诸如网络结构图和密度、中心性、联系度等一般性工具探讨目的地网络的结构特点。2006年，石池(Shih)通过测量程度中心性、中介中心性和结构洞等网络指标，调查了台湾南投16个自驾车旅游目的地的结构特点。结果表明，南投自驾车目的地网络存在结构漏洞，需要加强相关资源配置。2008年，司高特(scott)等对澳大利亚维多利亚4个不同类型目的地的网络结构和网络凝聚力进行了调研，指出工业化程度越高、规模越大的目的地凝聚力越强。同年，巴特(Bhat)等对新西兰目的地营销网络的密度、嵌入性和中心性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行为者在网络中所处位置不同对营销影响不同，对合作营销的理解也有差别。帕沃维奇(Pavlovich)研究发现密度越大的目的地凝聚力越强。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提出的弱联结优势假设认为，由于通过强联结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联结分布范围广泛，它比强联结更能充当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和其他资源的桥梁，所以弱联结在网络中更有价值。但是，旅游目的地背景下的经验研究没有完全支持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帕沃维奇(Palvovich)基于对新西兰旅游目的地维托莫(Waitomo)1887—2000年期间社会网络强联系(Strong Ties)和弱联系(Weak Ties)变化的文献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弱联系固然可以传递多种资源，增加新价值，但强联系可强化目的地凝聚力，促进目的地实现集团化发展。因此，目的地只有做到强、弱联系均衡发展才可保持竞争优势。

可见，网络分析法对目的地的认识，同时捕捉到了目的地内的各旅游企业、目的地整体和目的地的企业的关系结构，突破了行为与结构割裂的局限性，是分析旅游目的地的新范式和有效工具。虽然目前社会网络在对旅游目的地网络结构分析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对于目的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演化等问题涉及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3.2旅游政策网络(tourism policy networks)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政府因制定复杂社会政策时效率低下，且不能有效平衡公共利益和企业利益而受到批评，多元利益群体共同参与政府决策成为时代的要求。受此影响，西方旅游决策也由过去集权式的官僚方式向多元利益相关者合作决策的方向发展。在旅游决策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群体利益各异，所在部门不同，但都可影响决策的最终结果。学者们将这些旅游政策的利益主体及其间的关系结构称为旅游政策网络。

旅游政策网络是由多维网络共同构成的，涉及众多议题，甚至许多议题交织在一起，但因旅游研究中尚未引入小世界网络理论，目前相关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特定的旅游政策议题上(多为旅游开发规划)。就研究内容来看，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1)政策主体参与旅游政策网络的动机；(2)网络结构和网络互动对旅游决策结果的影响；(3)旅游政策网络作为一种治理方式的优缺点。

在旅游利益相关者共同的政治压力之下，“旅游政策网络”成为旅游决策的治理方式之一。具体而言，各政策网络主体参与网络的动机主要有3个：(1)交流信息和交换资源，普佛尔(Pforr)等和卓治(Dredge)分别对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和兰德地区(Redland)的旅游规划决策网络进行了调查，发现不管是政府部门、旅游企业还是相关压力集团都将政策网络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2)与有影响的主体建立联系并讨价还价，以控制关键资源，扩大自己影响。2008年，史蒂文森(Stevenson)等对英国里兹市(Leeds)旅游规划决策的参与者进行了半结构访谈过程，结果表明许多旅游企业管理者参与决策主要是寻求与有影响的主体建立关系，以确保他们所关心的旅游问题进入主流议程。(3)协调彼此之间在观念、利益等方面的分歧，以在决策过程采取一致行动。司高特(scott)指出旅游规划涉及的某些资源属于公共品，它们为社区或公众所有，旅游开发过程中，相关主体试图通过结成网络来协调彼此间在观念、利益等方面的分歧，并在决策过程中采取一致行动。

网络行为者在旅游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对政策结果的影响是旅游政策网络研究关注的焦点之一。2002年，普佛尔(Pforr)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考查了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旅游规划网络中的交流网络。交流网络的网络密度和网络结构图显示，政府机构和代表旅游业利益的地方旅游协会在旅游规划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他们有能力左右决策的最终结果。2006年，他又以同样的研究方法对此案例进行了跟踪调查，不同之处在于他将调查范围由原来的交流网络拓展到了交流网络、信息网络和影响网络。研究结果与第一次完全相同，政府机构和旅游业协会因在网络中具有较高的中心性，而控制了旅游规划决策的全过程，并且垄断了重要的信息资源，其他群体在规划过程中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

少数文献还对环境及网络之间的互动对旅游决策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卓治(Dredge)对澳大利亚昆士兰旅游规划中的事件网络、地域网络、团体网络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网络之间的互动会引起所有政策主体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变动，并导致整个网络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政策结果。此外，网络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因可能带来或剥夺政策主体拥有的资源，因而也会影响政策结果。

政策网络是公共治理的一种新框架和新模式，它强调通过确立和认同共同的目标，建立合作或伙伴关系等方式解决公共议题。已有研究认为，与传统旅游决策方式相比，旅游政策网络决策无疑更民主、更透明、更具参与性。然而，旅游政策网络在许多方面也是一把双刃剑。如就决策中的共识而言，基于共同目标的共识有助于信息分享，但是当参与者不愿接受他人观点时将削弱网络的效力；就参与性而言，在旅游决策和网络交流过程中，一些参与者可能被边缘化，而且多数参与者仅代表自身的利益；就决策有效性来看，网络合作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及后期正式政策的出台，其有效性将大为减弱；就透明度而言，不仅网络中的精英主体对政府行为和最终的决策结果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决策过程之外的非正式网络对政府亦有影响。因当前研究不够深入，因此，现在尚不能对政策网络是否是一种好的治理方式下定论。

总的看来，目前多数研究倾向于利用网络分析对旅游决策结果进行回顾性的解释和描述，如何利用社会网络进行决策，并对未来决策网络结构进行预测，将可能是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此外，因为政府在旅游决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识别政府在网络决策中的授权和合法化问题是未来值得探索的问题。

3.3旅游企业成长分析

可以将社会网络视为行为主体内部各种关系的交互结构以及行为主体与外部的互动模式，因此，社会网络理论可以在旅游企业的起动与发展等相关研究领域得以较好的应用。此方面的已有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旅游企业从外部社会网络获取资源的重要性，以及旅游企业如何从外部社会网络获取资源。

旅游行业大多由员工流动率较高、地域上比较分散且远离客源市场的小企业构成，这些小企业资源有限，急需获取、积累资源，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中生存下去，而获取资源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通过与其他企业或机构建立正式或非正式联系，构建关系网络。旅游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结如同婴儿脐带，可为旅游企业或旅游机构输送信息、资金、知识、人员等资源，促使企业发生量和质的变化，因此社会网络本身就是旅游企业成长的一种资源。不仅如此，旅游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也是企业创新和企业联盟建立的重要途径。如何从外部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是旅游企业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科斯塔(costa)等。用网络方法对葡萄牙运动和探险旅游企业的发展和创新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处于网络结构洞(structure holes)位置的企业，因为可以得到较多的信息和资源，更容易进行创新。

3.4旅游企业知识管理研究

虽然目前多数旅游企业和旅游目的地并没有制定知识管理战略，但是随着实业界人士对知识共享认知程度的深入，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社会网络分析将是未来知识管理领域的焦点，因为它不仅可以揭示知识在网络内的流动规律，而且还可利用可视化的方法展示知识网络拓扑结构。从内容来看，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在旅游企业知识传播中的作用和社会资本对目的地知识转移的影响两个方面。

网络在旅游企业知识传播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已是许多研究的共识。帕沃维奇(Pavlovich)指出，目的地内的非正式网络跨越了传统的层级结构和正式边界，具有某种信息、知识传递的特性。综合来看，网络对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企业知识管理的积极作用体现在有利于沟通交流和形成新的文化价值观，有益于促进知识转移和共享，进而推动小企业跨越式发展等。

社会资本为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高效转移奠

定了基础。赛克森纳(Saxena)通过深度访谈对英国皮克德国家公园(Peak District Park)4个目的地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交流网络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目的地内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状况是它们进行合作和学习的重要资本。因此，他呼吁目的地管理者要注重对社会资本的培育。

从上述研究进展来看，目前社会网络范式下的目的地知识管理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一些重大问题如知识网络的结构与特征、如何利用社会网络改进知识管理等重要问题尚未破题。以网络视角透视目的地知识管理在未来旅游研究中将可能是一个内涵丰富且有探讨价值的研究领域。

此外，旅游营销网络和旅游企业社会资本等也开始逐渐进入旅游研究者的视野。

4研究方法

传统旅游研究主要聚焦于研究对象的属性研究，社会网络范式下的旅游研究则着眼于研究对象的关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研究相比体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已有研究中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但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为辅。在这些文献中，定性数据的收集主要通过观察法、文献研究法、电话访谈法或面谈获得，而定量数据主要通过调查问卷收集。总体而言，多数文献收集的属性数据仍用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和软件进行分析，而关系数据则转化为发生矩阵后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进行分析。

其次，社会网络边界的确定主要有两种方法：声望法(reputation approach)和职位法(position approach)。多数情况下，旅游网络样本是由不同身份的利益相关者构成的，较难通过职位法确定，因此，旅游研究中学者们更倾向于通过定性文献研究或通过声望法确定网络边界。通过声望法确定边界时，旅游研究者进行了一定的变通，大多首先通过文献研究确定一小部分网络中的关键行为者，然后再请这些关键行为者推荐其他网络成员，直至加入样本中的成员数量迅速减少为止。类似于滚雪球抽样方法。

再次，在研究层面上，多数研究是零散的案例研究，对社会网络在旅游研究中的全面总结和理论提升甚少。在笔者查阅到的40余篇文献中，案例研究占到了90％。

最后，在研究对象范畴上，以整体网络为主，自我中心网络为辅。

5研究结论与展望

社会网络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为研究者分析旅游决策、旅游目的地发展、旅游企业成长和旅游企业知识管理等旅游学问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推动了旅游研究向纵深的发展。但是，因为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引入旅游研究时间较短，再加之社会网络理论自身也不尽完善，因此，研究中难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5.1研究不足

首先，社会网本身不管是关系连带还是网络结构都已有许多方法加以测量，但已有研究中没有充分利用网络研究的定量分析方法，使定性研究成为主流，定量研究稀少，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说服力；其次，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一种结构分析，因此，已有研究更多的是对研究对象网络结构的回顾性描述和解释，而忽略了对网络的动态构建与演进研究；再次，不仅旅游系统本身是一张复杂的大网，而且旅游系统与外部系统相互联系，交错形成了众多异质网。但是，目前研究却较多关注了旅游内部网的研究，忽略了旅游系统与外部系统形成的异质网。最后，完善的社会网理论中的大型理论、中层理论与因果模型环环相扣，但目前社会网络范式下的旅游研究更多的是借用社会网络的大型理论进行案例研究，理论归纳和社会网络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性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关注。

5.2研究展望

基于上述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及对社会网络研究动态的了解，今后社会网络范式下的旅游研究将有可能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利用社会网络透视旅游目的地的动态发展将可能是未来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有研究认为，旅游目的地是一个内部各构成要素交互作用的系统，这些要素之间的互动是混乱的，可能导致目的地处于混乱状态。但是网络视角下的目的地是由一系列旅游企业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以此来看，目的地系统中的混乱和变化实质上即日的地经营商之间关系的变动。因此，以网络理论探讨目的地内的动态发展将可能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其次，未来研究将更强调定量研究，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将交叉进行，交互为用。定量研究将为验证相关理论在旅游中的应用提供印证，定性研究则可为理论归纳和提升奠定基础。再次，社会网络理论的概念、理论及网络的各种指标在旅游研究中的适用性、意义与价值将是值得探索的问题。最后，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企业不仅是由多种功能的网络重叠交织在一起的多维网，而且经常出于动态调整之中。因此，以网络动态学理论为基础分析这些网络之间相互作用、动态发展规律将得到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