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体系稳定的逻辑

金融体系稳定的逻辑（共8篇）（共8篇）

1.金融体系稳定的逻辑 篇一

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

(作者夏斌系国务院参事、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 金融改革应该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服务，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是转轨，这决定了渐进转轨在临近市场机制体系基本形成之前，是一个在不断解决旧体制矛盾同时，又不断制造新体制矛盾的过程。既然是这样一个矛盾的过程，要解决好金融改革问题，实际上不仅是解决金融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要处理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金融改革与经济稳定包括社会稳定的关系。

■ 关于金融改革，我坚持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的金融改革事业要成功，绝对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教科书；第二，中国金融的健康发展，必须是金融机构治理、金融市场完善和金融调控监管三者的协调发展。我们原来的教训就是在不断的改革中没有研究好新旧制度的衔接，光鼓励改革，自然最后就导致宏观失控；第三，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与中国金融调控监管的能力相适应，特别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问题上。

金融改革，现在是每会必谈，已成为每个经济论坛的议题。似乎不谈，论坛就没亮点，就不时髦。

确实，金融是核心。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金融是资源配置中的核心要素。但是，现在一谈金融创新、改革，我总有一个感觉，当有人顺便提到监管时总是底气不足，似乎谈监管就是不支持创新，不支持改革，就会产生很多分歧，产生“口水仗”。例如，一谈到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微信、微博上各种反对声音很多。一谈到资产证券化，似乎彼岸的美国就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应用，不引进就是不支持创新。又比如，一谈直接融资工具，似乎发展越快越好，“直接比例”越高越好、各种衍生工具越多越好，工具数量本身成了改革的目标。一讲金融开放，更是“口水仗”不断，好像不马上学习美国的资本市场全面开放，似乎中国当前的金融改革就不是理想的，就是不成功的，等等。金融改革分歧产生的缘由

为什么在金融创新和改革中，会“口水仗”不断、是非难辨呢？我认为，问题出在对金融的属性、金融改革的逻辑和金融改革方法上的认识差异。

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应该是什么？讲逻辑是讲因果关系，是讲内在的必然趋势，而不是就眼前的某一事就事论事，或者就某个政府文件规定说了什么，不管是否走了弯路还在坚持应该干什么。讲逻辑是讲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的、内在的趋势，其中不排除某一阶段文件说了什么，金融发展出现了什么热闹的景象，可能都会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早晚会纠正过来。讲到必然趋势与逻辑，在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上，抽象讲，大家能形成基本共识，即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经济是第一性的，金融是第二性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往往认识偏差就大了。既然金融要为经济服务，当前的金融改革应该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服务，我们就要知道当前的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只有知道了经济的特征是什么，你才能知道金融怎么为它服务。归纳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是转轨。转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有市场经济的因素，也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到完全的市场经济，仍然是个混合体。第二，混合体中市场经济的因素在增长，计划经济的因素在减少，是在此消彼长。第三，此消彼长的过程中说明了，中国的转轨不是休克疗法，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用一个标志衡量，只要中国各种资源配置还没有和国际上各种资源配置处在同一价格机制上运行，可以说，在此之前的改革一直处于过程中。第四，因此转轨经济体意味着是两种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合，本身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很纠结。对一国经济运行来说，两种机制结合下的调控比单一机制下的调控机制更加不利，更加痛苦。两种机制混在一块调控，纠结与矛盾较多，会带来很多无效率的东西。

由于转轨带有“混合体”和“过程中的矛盾体”特征，这决定了渐进转轨在临近市场机制体系基本形成之前，是一个在不断解决旧体制矛盾同时，又不断制造新体制矛盾的过程。既然是这样一个矛盾的过程，要解决好金融改革问题，实际上不仅是解决金融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要处理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金融改革与经济稳定包括社会稳定的关系。具体说，我仍然坚持我在26年前，也就是1988年一篇文章中的观点：“金融改革必然会引起对原有的计划运行体制的干扰，同时也会使新的市场机制‘失真’。即每一项金融工具产生之初，都可能搅乱原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金融秩序。”因此要“重视适当改造市场经济的‘零部件’，并适时装在我国的转轨经济机器上，或者在改造‘零部件’的同时，调整原来的机器结构”。否则，“缺乏任何一方条件的改善，机器都难以正常运转。”容易引起宏观经济的失衡。因此，渐进改革成功的关键，是要解决好两种体制、两种机制间的协调和咬合。在当时的同一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中国金融改革步履艰难，难就难在金融的外部环境”。“改革者的口号应该是：当前能干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

我认为，35年来尽管我们的金融改革始终围绕三个维度进行：第一是金融机构主体，包括内部治理、分业和混业等；第二是金融市场，包括各类、多层次市场体系；第三是和市场运行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监管。尽管不同的时期在三个维度方面体现不同的改革内容，但是，不变的始终是在如何处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寻找不同的经济环境对金融改革的内在要求。

关于金融改革的三个观点

在今天的环境下，关于金融改革我仍然坚持我曾经讲过的三个观点。

第一，中国的金融改革事业要成功，绝对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教科书。引进成熟的市场经济大机器中的每一个零部件，要讲条件，要讲环境。早了，水土不服，晚了，就滞后了。今天我们市场上的中期票据、银行间可转让存单，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都试验过，但失败了，在上世纪末停下来，销声匿迹了。现在怎么又搞起来呢？说明当时早了点，现在条件成熟了。现在讲利率市场化，绝对是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媒体报纸每天又在说，其实货币是松的，利率却是高的，此怪现象怎么解释？对此西方教科书是没法解释的。为什么存款利率市场化不能马上进一步加快进程？我认为，由于当前中国财政改革没有到位，地方债务过重，加上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多年积累的房地产泡沫问题还没解决，这些僵尸企业没有“市场出清”。因此中央银行再多的货币供应，被这些不讲成本、有权势、有能力搞到钱的僵尸企业和应破产的企业，以高利率回报的理财项目所吸引。其结果，尽管整个社会货币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却搞不到钱。僵尸企业的高利率筹资，加上个别地方融资平台借新钱还利息，有的甚至就是在搞庞氏骗局，把整个社会资金成本推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再多利率也降不下来。“八个瓶子七个盖子”，要把利率降下来，关键是必须破产一些企业，利率才能回归正常，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才能得到资金。否则当前中国过快的利率市场化，只能给中小企业带来资金的瓶颈和推高全社会的资金成本，进一步积累系统性风险。这说明，金融要改革，利率要市场化，金融外部的企业市场机制改革必须到位，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关系必须理顺，否则金融改革是很难深入的。金融是整个要素配置中的核心要素，但是非金融领域改革不配合、不到位，金融的核心作用是发挥不好的。

第二，中国金融的健康发展，必须是金融机构治理、金融市场完善和金融调控监管三者的协调发展。这就是我前面讲的金融自身三个维度要协调发展。“企业(指金融机构)、市场、调控”六个字代表三个方面，突出单一方面的发展，只能使金融偏离经济，自娱自乐，前途危险。

远的说，35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史上，信托公司的5次整顿，每次整顿都是重新登记，关掉一批。为什么整顿命运老是落在信托公司头上？为什么经历了5次整顿？我曾在2000年《财经》杂志上说，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整顿。

过去的整顿，核心原因是在信托公司发展的时候，强调和放任搞“金融百货公司”，什么都干，像今天讲的混业经营。另外一方面，当时定信贷计划，却把信托公司的资产业务、贷款业务不含在内，即一边按原计划经济思维只调控信贷，一边开始强调改革。改革使信托公司资产放大了，自然全社会的信用放大了，造成投资过度，曾经还有过消费过度，最后宏观失控，不得已只能整顿。一整顿，“板子”都打在信托公司“屁股”上。历史上5次整顿的基本原因都是这个。所以讲改革，推动新的机制，必须对旧的机制要调整。我们原来的教训就是在不断的改革中没有研究好新旧制度的衔接，光鼓励改革，就想“倒逼”，但对“倒逼”中的问题又不敏感，不事先研究，自然最后就导致宏观失控。讲近的，关于当前的社会融资总量问题也是一样。现在大家对社会融资总量概念习惯了，都在运用。刚开始人民银行[微博]讲此概念时，有人批评又在搞计划经济。这是什么来由呢？长期以来，我们是信贷规模控制，尽管现在在慢慢弱化，但仍然是有信贷规模控制。但是由于同时中国改革和金融市场在不断深化，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支持经济活动的信用量在不断放大，导致在整个信用中，贷款份额在不停下降，目前已降到仅50%左右，因此中央银行如果光控制贷款能控制整个社会信用吗？已控制不住了，因为贷款规模的占比下降了，此口径太窄了。因此要调控对整个经济活动发生作用的信用量，自然目标应转移到货币总量M2。但这是目标，达到此目标的手段是什么？教科书上讲了，手段就是利率市场化，调控利率来调控M2。而目前我们利率又没有完全市场化，怎么办？贷款规模口径又太窄，不能全指望它。最后没有招，只能选择社会融资总量进行调控和统计。这是必然的过渡。有人说这是伟大的创新，我不承认。中央银行讲调控，要讲前瞻性、预见性、可控性，社会融资总量概念不是前瞻性的，是发了股票、债券以后才有统计，是滞后的。影响经济活动的FDI在社会融资量概念中又没包含，等等。所以此概念不应说是什么伟大创新，而是我们当前无奈的选择，是国民经济核算中资金流量表的一种统计思想。到了一定时候，我相信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概念会慢慢消失，没有意义了。当我们的改革进一步深入，走到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彼岸，就用不着调控这些东西了。

因此总结以上讲的，远的看信托，近的看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看，考虑每一项金融改革，正确的措施都必须兼顾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如果就某一项改革而谈改革，肯定是说不清楚的。

第三，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与中国金融调控监管的能力相适应，特别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从学理上和教科书上，我们可以去来回讨论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谁先谁后的问题。电视台、媒体和专家也每天在写文章，在讨论。我认为，尽管当前讨论热闹非凡，但必须看到，在今天中国现实中，已经不是讨论“谁先谁后”问题的时候了，现实是，中国的实践客观上两者都已经走得很快了。汇率一步一步在加快改，最近又扩大了波动区间；资本项下QFII、QDII、RQFII、RQDII都在做，现在又宣布了“沪港通”。这是现实。面对这样的现实，怎么看？进一步怎么办？再加上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又必须而且也在探索本币国际化方面做出了不少动作，这个重大的制度变化使得汇率和资本项下的改革问题又趋复杂化，这在西方教科书中是不存在讨论的。这是讨论当前中国金融开放不能视而不见，或让历史倒退来重新讨论的。讨论中国问题，讨论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是本，在理论层面和开放次序上必须服从实践的需要，既不能拘泥于小国开放模式，大国与小国不一样，人民币还要国际化，又不能陷于简单的抽象理论，现实远比理论复杂，不同的转轨经济体又有不同时期的特点。因此在“过程中”，汇率改革没到位，资本项下又不能不抓紧探索开放，国际上没有经验可借鉴，现实只能是三项改革同时试行，交叉推进，守住底线，边走边看，不断总结经验。

又比如，小川行长表态，利率市场化还有两年。很多人的解读，包括媒体、电视台的解读，着眼于利率改革本身的时间问题，我认为正确的解读，除了利率改革的时间问题外，更需要关注的是利率改革与调控监管能力、金融稳定相适应的问题。为什么是两年？这进一步意味着在两年期限目标内，我们必须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因为利率如果进一步市场化，银行竞争要加剧。银行优胜劣汰后，老百姓的存款怎么办？社会稳定怎么办？必然的逻辑就是要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两年内想尽办法把这个制度推出来，这样才能在利率完全实现市场化后，真正实现有效的市场化的调控监管。

从另一方面说，1978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试点，比如2006年的天津滨海“先行先试”，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又比如温州改革，深圳的前海改革，义乌的小商品国际贸易区的金融改革。这些试点国务院都下过文件。以及最近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以及最近公布的“沪港通”交易改革。温州改革、义乌改革、天津“先行先试”等，为什么改革进程这么慢？或者说为什么它的成效难以显著？我认为核心原因是进入本世纪以后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于35年前深圳改革的环境，即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和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

我只是想说，进入新世纪(18.60,-0.40,-2.11%)以后，现在的改革环境已经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全国的资金市场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资金可以在全国统一市场中来往游动，寻找赚钱机会。因此，此时每项金融制度的重大变化都会引起全国范围内资金活动方式的变化，每项金融制度的重大变化必然要考虑调控监管能力能否相适应的问题。能力具备，就可以进行全国性的制度改革，否则则不行。在这样的基本思维下，单项突进、搞试点的改革思维，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了。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经济结构问题、经济增速下降后的风险问题、利率市场化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等等还没有解决之前，决定了中国资本项目下的开放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开放，这是大方向，这是大局，这也决定了我们不管搞深圳前海的改革，还是上海浦东自贸区的改革，还是以后准备搞的沪港通改革，只要全国没宣布资本项下实现基本开放，以上这些改革试点在资本市场开放的步伐上，都只能是逐步的、有限的、可监测的、可控制的，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这是我的基本判断。如果是一步到位，则用不着搞试点，就可以在北京宣布中国资本市场实现全面开放就行了。由于现在条件没有完全成熟，所以任何地方搞的试点都是放开一点点规模，都是掌握在可预计的、可控制的范围和额度内，包括上海自贸区，要“一线完全放开，二线有限管住”，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搞特殊通道制度，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因此，反过来可以说，在中国某一天宣布实现资本市场全面开放到来之后，现在很多地方搞的试点意义就不大了，自然销声匿迹了，自然会归并到以上海陆家嘴为核心的向世界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去，这是必然的结果，其他地区试点都会成为过去式。因此，针对现在有些地方政府都在抢搞的金融中心，我认为当全国的资本项下基本开放后，全国的资金交易中心、定价中心在上海真正形成后，其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决定了，在一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同样规模的金融中心已不可能再形成，已形成的也会慢慢萎缩。所以，现在地方政府要发展金融，在规划金融中心这些问题上，要理智，不要劳民生财，更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滞后了

我首先认为，互联网是件大好事，我在去年年底的一次论坛上讲过，互联网改变了世界，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敢叫“互联网精神万岁”。其次，对金融领域而言，互联网金融加快了资金周转，加大了杠杆，而且倒逼了现在的金融改革，也是件好事。第三，互联网金融毕竟是互联网的金融，是互联网这一词在修饰、定义金融。而当前转轨经济中的金融，有转轨金融的特点。因此，不管以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搞金融，都必须体现这个特点，否则就失控了，这又是一般的最基本的道理。第四，在当前中国的转轨金融环境下，将互联网引入第三方支付，一开始我就预言，只要是搞真正的支付，是第三方机构，不是从事金融存贷中介业务。因此，只要是人民银行实行应有的监管之后，规模效应决定了，100多家支付公司绝大多数要关门，只会留下几家大的。而有些人想通过支付机构搞融通资金业务的，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在当前环境下引进P2P，P2P中负债方是什么性质？资产方是什么性质？若是存贷款，与银行有什么区别？若没区别，要不要收编为“类金融机构”？若不收编，怎么限制它非法集资？这些都需明确。当一切明确了，互联网金融肯定不是什么可突然颠覆金融的“怪物”。第五，当前之所以对互联网金融众说纷纭，我认为问题出在监管部门对此的观察期太长了，监管滞后了，包括出现了P2P中一批跑路、破产的问题。

总之，对于互联网金融，方向肯定正确，互联网精神万岁，但是在今天，我们要结合转轨金融的特点，研究出适时的监管规定，这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国兴资本友情提示：你所看到的，也许正是别人所需要的你的一次转发、有可能会帮助无数人„„

2.金融体系稳定的逻辑 篇二

一、利率市场化的必然性

(一)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项措施

在现行的金融管理体制下, 借贷利率大都由中央银行掌控, 所实行的标准都是由一家机构制定, 缺乏市场意见的支持, 容易导致利率和现行的经济环境不相适应, 使得资金的利用率低。各大小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浮动权应该向实权过渡。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的的前提下, 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实现其成功建立的重要的保证。而利率的市场化可以促进资金按收益的高低在社会生产各部门间进行分配, 通过有效组织资金的来源、安排投向,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并且促进产业升级, 加快发展, 实现利润最大化, 优化我国产业结构以及资源配置。

(二) 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

随着经济的发展, 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日益依赖于价值杠杆与市场机制。我国传统的利率管制严重约束了资源配置中价格杠杆作用的发挥。利率管制造成利率调整的严重滞后, 缺乏弹性, 对公民的投资行为没有明显的导向效果。同时还严重约束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 使得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无法对货币供应量进行有效的掌握, 严重削弱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而利率市场化有助于建立社会投资和消费的市场传导机制, 使中央银行可以有效的利用利率变化进行宏观调控。借此来影响商业银行的市场行为和价格决定能力, 使利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三) 有助于完善金融市场并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与国际经济趋同

随着利率市场化发展, 我国可以与国际进一步趋同。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与国际的交流日益频繁, 竞争也会愈发激烈, 因此, 我国就需要改变原有的利管制, 采用国际普遍认可的市场规则, 这样才不会使我国在国际金融竞争中处于劣势。此外, 我国还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初期, 因此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然而利率市场化有助于产生出一个跨国界多元化、富有分配和投资效率、发育比较完善的金融市场。在这样的金融市场下, 可以通过多种交易方式、分散资产组合等方式有效规避运营风险, 可以通过多种避险工具的选择更加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而我国境内的外资银行和企业就能够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 大大降低融资成本。而我国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外资银行进行贷款。这样就使得国际资本进入和退出频繁以及人民币和外币的融通的加剧, 进而导致利率管理的困难加大。同时也要抵御国外先进的现代管理水平和雄厚资金技术的跨国银行的冲击, 因此, 更应该实施利率市场化, 使中国与国际趋同。而无论对于发达国家或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利率市场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各国所指定的经济政策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各国都完成了或者正在进行利率由国家管制走向市场自由的过程。同时各国的实践和经验已经证明自上个世纪下半叶一直到现在, 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在对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均衡内外经济以及对经济增长进行调节等方面的优势。

二、利率市场化的影响

利率是资金的使用价格, 利率的高低变化与各方经济主体的利益息息相关, 它在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 影响商业银行的储蓄存款业务

从国际经验看, 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冲击是非常明显的。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 影响利率水平的因素众多, 把握和预测市场利率水平的难度更大, 利率波动更为频繁, 更加大了市场风险, 银行如何从容应对利率市场化的冲击, 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

1. 利率市场化将导致银行利率风险的扩大

在市场化的条件下, 由于受资金供求关系影响, 利率的变化会非常频繁, 而利率的波动即意味着风险的存在。对银行而言, 利率风险的内涵可能更广泛, 负债业务与资产业务利率敏感性的不一致决定了利率缺口的存在。在我国被动性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较大的情况下, 利率的频繁升降并不能马上影响到成本的变动, 同样, 因我国银行业务中浮动利率资产较少, 资产的收益也不可能马上随利率变动而变动, 利率缺口必然伴随着利率风险。从主动性负债上看, 也还存在着另一种利率风险, 主动性负债业务往往是以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 而金融工具市场价格的变动实际形成了银行的机会成本风险。进一步看, 利率的变动风险又要求银行能对其进行控制, 避免风险暴露的存在, 银行控制能力的强弱又形成了对利率的控制风险。

2. 利率的市场化将对银行主导业务产生巨大的冲击

从银行方面看, 随着利率市场化, 各家银行为增加存款, 存款利率将会有一定程度的上涨, 为抢夺优质客户, 贷款利率趋于下降, 激烈的竞争将使存贷款利差有大幅度缩减, 银行只能通过业务的创新来弥补利润的下降, 这将使存贷款业务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从市场方面看, 利率的市场化带动了金融市场的发达, 使一部分筹资与投资从间接方式向直接方式转化, 产生了资金脱媒现象。大量的企业临时资金不再通过存款形式来增值, 居民也不再过分看重仅含有无风险价值的储蓄利率, 形式并不灵活的银行贷款与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相比, 也不具有竞争力, 银行的主导业务受到巨大的冲击。

3. 银行的非利差型业务将有进一步的发展

银行原主导业务的萎缩必然促使大量的新型金融产品的问世, 那些不受到利率波动影响与不占用银行自身资金的中间业务、表外业务将会大行其道。非利差型业务由于其更多的是依靠银行的信息、技术、人才, 而不是靠利率差, 减少了利率波动对利润的影响。

4. 银行的管理形式将从被动型向主动型转变

在官方利率的制度下, 无论是利率水平还是计息方法都由国家决定, 银行只能在国家的利率改变后, 才能被动的根据其经营状况进行局部调整, 而且也不是完全都能有效。市场竞争的加剧也会迫使各银行改变管理方式, 谁掌握主动权谁就能得到市场。

(二) 对我国金融体制的影响

1. 储蓄存款利率实行浮动利率制后, 商业银行将受到存款成本上升的困扰

目前政策面只提出了存款利率浮动制而没有轻易放松贷款利率, 因此商业银行将面临存贷利差收窄的困境, 而且根据目前国内存贷利差与国际同业比较明显偏高的事实, 这将迫使商业银行拓展以中间业务为代表的其他非传统存款货币银行业务。可以说存款利率市场化, 尤其是储蓄存款利率市场化将促使商业银行经营模式的彻底改变。

2. 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主要存放在四大银行

四大银行也是我国企业中长期贷款, 四大银行的储蓄存款如果出现显著下降, 那么其部分中长期贷款由于期限结构问题将出现很大的结构性风险。由于四大银行在我国金融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因此四大银行储蓄存款下降将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3. 储蓄存款实行浮动利率制度后

大量低风险类存款性质的银行理财产品将消失, 同时大量的表外业务催生的表外理财业务也将受到很大遏制。储蓄存款在经过多年分流之后, 部分将重新从银行理财产品等个人金融资产上回到存款上来, 将出现一轮逆向存款搬家的现象, 对其他金融机构影响较大。

4. 由于对私客户议价能力的提高

部分热钱将可能利用政策机会以储蓄存款的方式进入商业银行存款系统, 对金融稳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浮动利率制度必须要求监管层加强自身监管水平, 对监管层的影响可能更大于商业银行。

三、总结

利率在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起着重要的作用。利率市场化可以提高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 有助于建立社会投资和消费的市场传导机制, 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促进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可以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量。长期以来, 我国金融体系的利率受到严格的管制, 利率水平完全由政府管理部门确定。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 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变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摘要：利率的市场化是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健康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措施,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进发的必要趋势。我国的经济体制实行了多年的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式, 在调节社会分配、协调供求关系的方面, 利率的市场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利率市场化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的影响已不容小觑, 利率市场化已是大势所趋。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金融体系,稳定,贷款利率,存款利率

参考文献

[1]陈敏.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思考[J].现代商业, 2011 (08) .

[2]李洋塔娜.简论存款利率市场化对我国金融运行的影响[J].中国外资 (上半月) , 2011 (07) .

[3]王茜.利率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J].大众商务 (下半月) , 2010 (03) .

3.金融的“大国”逻辑 篇三

在国际金融界,汇丰的历史无疑是引人入胜的。这家起源于香港、发展壮大于中国、继而扩张至全球的英资金融机构,在过去140多年的时间里,在权力与金钱的疆域内,演绎了一个又一个跌宕起伏的金融故事。汇丰的成长故事,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体悟到它独特的成功之道。

历史永远在昭示未来。刘诗平的《汇丰帝国——全球顶级金融机构的百年传奇》一书,表面上为我们展现了汇丰金融帝国145年跌宕起伏的传奇般历程,但更多地折射了昔日“日不落帝国”的兴衰变迁,以及霸权之间的势力更替。

今天,全球的经济格局再次天翻地覆。经济力量的消长起落,必然是金融资本的弱肉强食:在全球银行业的排行榜中,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银行业牛气冲天,九十年代美国金融业卷土重来,而目前中国银行业在排行榜上“露脸”,无不折射出全球经济力量的起伏消长。

从几百年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任何金融力量的扩张,都是工业力量和贸易力量崛起的结果,如15世纪以来的美第奇家族、富格尔家族,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英国的汇丰银行,以及20世纪花旗、高盛、摩根等美国金融财团,甚至于目前“高处不胜寒”的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

汇丰的崛起,并非偶然。1815年拿破仑滑铁卢战役后,工业革命走在前头的英国逐渐在欧洲确立了霸权地位。而在远东,英国也挟其当时的军事力量和商业力量,打开了印度和中国的大门,巨额贸易积累的金融资本,必须有银行来通畅运营,加上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开了更大更多的中国腹地。1865年汇丰的横空出世,正是英国在华金融资本扩张的必然要求。

根据刘诗平书中提供的资料,从1845年英国丽如银行首次在华设行展业,到1865年汇丰银行高调成立,20年间,除了1860年在华设立分行的法兰西银行之外,以及德意志银行于1872年到1875年在上海短暂地存在,竞争基本上是在英资银行内部展开。

当然,汇丰也生逢其时。19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黄金二十年,第二次经济全球化发轫其中,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黄金大发现,为当时的全球经济注入了巨额的货币,而铁路的建设热潮、海底电缆的铺设、内燃机的广泛运用、现代轮船的纵横四海,为各国工业品的全球竞争缩短了时空。

在此其间,英国的银行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在英国本土,1860年到1865年间,包括银行、贴现公司、金融信托公司在内的各种金融企业的数目和资本直线上升;而在英国的殖民地,银行也急速膨胀,1862年至1865年的4年间,先后诞生了19家银行,单是1864年登记的殖民地银行就达7家之多,在香港和上海,这几年新设的英资银行同样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

当然,随着德、俄、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崛起,全球金融业格局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中国为例,当列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之时,英资银行在中国享受“独食”的时代也随之结束,各个国家的银行于是纷纷逐鹿中国,如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等。

令人称奇的是,随着英国在二战后的衰落,汇丰银行并没有像以前的美第奇家族、富格尔家族、荷兰的金融力量一样灰飞烟灭,而是继续顽强地屹立于全球银行业的前五强之内,虽然与亚洲经济的迅速崛起有关,但更是拜其“全球化”与“本地化”相结合的战略和经营所赐。

从1865年500万港元注册起家,到2009年拥有2.36万亿美元的巨额资产,汇丰已经从当初主要经营贸易融资和存贷款业务为主的小银行,壮大到以个人理财、工商业务、公司银行、投资银行和私人银行等业务为主的全能型银行,其分支机构已经遍布亚洲、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八十多个国家,而且,同时在伦敦、香港、纽约、巴黎和百慕大股票交易所上市。

汇丰的百年辉煌,为中国银行业展示出一部品牌银行的经营史。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在全球化和制度变革中重新焕发出活力。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也赋予了中国银行业强大的力量,尤其是西方银行纷纷折戟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是按市值、利润,还是市净率,中国银行业尤其是国有大型银行都坐上了全球银行业排行榜的前排座位。

但是,无论从目前中国银行业的经营实力或国际竞争力来看,这更多的是一种财富幻觉。虽然中国巨额的国民储蓄为其注入了巨额资本和负债支撑,而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也为其资产扩张提供了巨大的舞台,但是受囿于种种原因,中国的银行业还难以真正走出国门与国外的金融巨头一较短长。

不是没有可能,中国的银行业也许会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一样,借着资产泡沫的东风,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和市值都排在世界前列,但一旦泡沫散去,原来都是裸泳了一回。

没错,目前的中国经济正和日本八十年代末基本相似:高储蓄、高财政收入、高经济增长,资产价格更是在泡沫中咆哮前进,但是从历史经验看,只要是泡沫一定会破裂。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长期依赖的投资驱动性经济增长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难以为继,人口老化的结果就是国民储蓄减少,投资从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增长和就业,没有经济增长和就业,储蓄又会进一步减少。

而且,从银行业本身的发展趋势来看,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市场化”,这似乎是所有银行业的必经之路,尤其是目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之下,这种格局将不无避免地导致资金从银行脱媒,中国银行业目前最大的利润来源——“存贷利差”,也将随着利率自由化收窄。而金融的全球化,使中国银行业又不可避免地在目前较为封闭的市场面临着更多的国外金融巨头竞争,如已经在中国羽毛渐丰的汇丰银行等。

当然,经过2003年以来的中国银行业改革,尤其是中国银监会的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监管框架下,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无论是在资本管理、治理结构、产品服务、风险管控、业务多元、资本回报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实力来说,这些都微不足道。中国银行业任重而道远——这正是汇丰的百年辉煌带给我们的启示。

4.金融的逻辑读后感 篇四

《金融的逻辑》一书揭示了金融对社会的广泛、深刻和巨大的影响。在展开这一主题的过程中，作者的独到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第一，采用“经济——金融——政治——文化”这种四级互动模式叙说问题。人类只要是要生存、特别是要发展，在生产的基础之上，就必然会存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价值交换；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会有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制度来保障这种跨越时空的价值交换有最大化的收益、最小化的风险；越发达的社会，价值交换的数值、地理范围、时限也越大，越需要一种先进的文化制度来做保障。

第二，用现代金融学的认知方式分析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如“孝”、“养子防老”、“父母在不远游”等。陈志武先生揭示了“孝道”文化的经济基础，指出“养子防老”是最前现代社会人们规避未来风险的重要手段，而儒家“孝道”文化体系则是保证作为投资者的长者能有回报的文化制度保证。本人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论述。

第三，由人们熟知的经济史观衍生出金融史观，用金融变迁说明社会历史变迁及这种变迁对个人自由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这种理论与现实和历史相结合的叙述方式确实是作者学术功力深厚的体现。

第四，提升金融的社会历史定位，把金融技术提升到与科学技术比肩的地位——传统观念中的玩钱术、圈钱术和套钱术变成了不断创新的金融技术。

陈志武教授在美国全面接受西式金融教育，但又跳出西方学术界把金融问题模型化、计量化、复杂化，小众化的范式，为中国读者勾勒出一个清晰的金融逻辑。在这本书中，作者更多的笔触是讨论中国现在为什么有钱，以及中国有了钱，为什么许多人并不感到富有。对于上述话题，他运用现代金融学理论，详尽地分析了这是“藏富于国”还是“藏富于民”的问题。他还通过探讨中国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中国股市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将美国次贷危机引以为鉴来论述自己的观点。

《金融的逻辑》引起了我对鹤山金融业发展的思考。在地理位置方面，鹤山毗邻港澳，扼粤中水陆交通要冲，陆路国道325线、省道江肇线纵横贯穿市境，建成的佛开高速公路和正在建设的广珠铁路为我市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近几年来，鹤山锐意创新，不断完善金融体系，大大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今年5月，鹤山市首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国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正式开业运营，这标志着鹤山市金融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同时是鹤山市贯彻落实国家、省、江门市关于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发展精神的重要举措。6月29日，交通银行正式亮相鹤山。鹤山支行是交通银行江门分行设立的第一家支行，该支行的开业得到了我市金融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交通银行江门分行首家支行落户鹤山，表明了该行对于鹤山市金融事业的重视。

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良好的地理位置和海外华侨同胞资源，结合《珠江三角洲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在金融业方面与港澳展开更紧密的合作，吸收港澳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灵活的运作方式，通过引进新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扶持农村信用社改革，申报成立小额贷款公司，引进外资银行合作组建村镇银行，扶持企业上市，推动政银企合作交流等方式，壮大鹤山的金融业，努力配合江门市的金融发展，成为连接珠三角地区和粤西金融业的互动中枢，更好地服务地方乃至广东的经济发展。

5.金融的逻辑读后感 篇五

陈志武是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是目前华人领域公认的最优秀、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之一。

此书的一大亮点是让人们重新审视过去那些曾经理所当然的观点。过去我们总认为，国库里真金白银越多的国家就越强大，要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一个国家财政经常赤字，要发行大规模国债融资，这是不好的。陈志武的研究发现彻底颠覆了读者惯性的认知：以公元1600年为例，一组是国库深藏万宝的国家，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现在来看，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除了日本外，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却是今天的发达国家。而且我们又无奈地发现，将“未来收入”提前变现的资本化、证券化体系才是这个世界近20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资本化是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长期以来，美国欠下一身的巨额外债但发展势如破竹，而中国、印度这些在几千年封建发展史上一贯拥有大量金银储备的国家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

同样，用“货币化”和“资本化”也可以更清晰地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去的30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给老百姓买卖东西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生产什么、到哪里卖、如何卖的自由，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创业市场上的自由，那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市场化”或说“钱化”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可以概括为“资本化”时期，就是让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土地和各类自然资源、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为流通的金融资本。一个国家可以卖的东西越多，或者已经资本化或能够被资本化的资产和未来收入流越多，它的“钱”自然就越多，可能的资本也越多，而由资本和劳动的自由结合产生的巨大生产力正是我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

本书还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治国的金融之道。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靠加征税还是发国债来维持财政，关键在于政府的融资成本和民间的投资回报率，只要纳税人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政府公债利息，最优的国策就是少征税，把钱留给老百姓，藏富于民，政府尽量用公债补充财政赤字。如外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用低息借到这些钱后，通过减税把钱转给企业和老百姓做生产性资产投资，这种策略的效果是让美国的财富超速增长，即是自己有蛋再“借鸡生蛋”的效果。由此我们终于明白了美国靠赤字、靠国债、靠减税做强的道理。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我国目前增速超20%财政收入或许并不是好事。所以，目前我国的政策导向之一就是：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过快增长，要藏富于民，同时政府进一步退出经济领域，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和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当然，这两个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提前，那就是政治制度构架必须要适应这种自由开放的市场。

通过阐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政治架构的关系，文中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试想一下，如果年轻人自己通过按揭贷款买房、结婚，自己以后赚了钱还银行，自己花自己的钱，而父母把积蓄买养老保险、养老基金，等退休后用自己的投资回报社会，那不是让大家更有尊严、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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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陈志武的金融逻辑靠谱吗？ 篇六

我们说现在进入了金融经济时代，是说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金融并不是从现在开始有的，而是自古有之。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将《货币战争》当成了假想敌，如果说《货币战争》错误百出的话，那《金融的逻辑》则是逻辑混乱。众所周知，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经济学只是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一个学科，而金融学更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现在陈志武想着用金融学来解释一切，这些问题乍一听很新鲜，但仔细考虑一下，基本上是错多对少。陈志武和黄亚东两人有很多类似之处，两人都是所谓的“终身教授”而且两人都极端的反感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都主张中国改弦更张彻底实行多党制，陈志武以为殖民主义翻案闻名，而黄亚生则以吹捧印度模式而为人们所知，排除专业知识，这两个人根深蒂固的政治倾向导致他们在传播理论知识时带有很大的选择性和倾向性，而且他们都来自海外，会导致读者会以为他们代表着西方主流思想，其实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即使是西方也是少数派，也属于边缘，而非主流。如果我们相信了他们这些错误的金融逻辑不但不能强国富民，反而会误国误民，下面是笔者针对陈志武的逻辑来还原真实的金融逻辑。

信贷消费的负面效应？

陈志武在书中不断重复一个青年人大卫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与几年前在中国流行的“美国老太太对比中国老太太”的故事如出一辙，而不幸的是陈志武不是文学家，而是金融学家，在故事中添油加醋不是他的长项，老太太已经进入天堂，而陈志武讲的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则演绎出非常更多的续集，比如小伙子遇到经济危机长期失业，房子被银行收了回去，这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版本。人生无常，为什么小伙子就必须按陈经济学家的规划去过完一生，就是因为他还是个年轻人，人生的道路还很长，而他讲这些故事无非是告诉人们信贷消费多么好，可惜他的这种信贷消费普及教育在十年前已经有人已经完成了，在中国已经不新鲜。

而且书中对信贷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事实只字不提，在上个世纪美国的大萧条来临前，美国70%左右的新汽车、85%的家具、75%的洗碗机、65%的吸尘器、75%的收放机都是靠分期付款卖出的，陈志武将这认为这是信贷消费“在美国扎下根”的标志，而其实这正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如果说房子、汽车、家具等耐用消费品分期付款还有意义的话，而洗碗机、吸尘器、收放机分期付款带来的纯粹是经济风险，上世纪美国在二战前一直没有走出经济大萧条，其关键就是经济危机前的信贷消费，严重透支了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导致了长期的消费不足，才使得大萧条如此严重。

陈志武认为一个国家信贷消费越发达，经济也就越发达，他的这种说法完全不靠谱，经济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里面有包含很多的外在因素，而不仅仅是靠消费就能行的。我们可以将中国与印度进行一下对比，在中国，买汽车基本上都是付全款，而在印度买条牛仔裤都分期付款，按陈志武的逻辑，那印度应该比中国发达，实际情况怎么样，大家都知道，靠信贷消费实行强国，实在是可笑，而信贷消费导致经济危机的例子倒不少。激增的信贷消费可以给经济带来短期繁荣，而不能给经济带来持续的繁荣。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安的问题

陈志武在书中提出中国“钱多”的论调后，开始论证“为什么中国人钱多了，还不安”，陈志武认为“中国人钱多后，如果各类品种的保险、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不能够发展到位，那么，在中国人钱多的同时，可能反而对未来充满不安”。他的意思就是钱多没处花，所以不安。但实际情况是“钱多的”与“不安的”根本就不是一群人，“钱多的”是有钱人，“不安的”是穷人，他们虽然都是中国人，但是生活处境具有天壤之别的两群人。

在论证“钱多”时，他看到中国人“买房有钱，投资有钱，到境外旅游有钱，买奢侈品、买高档车有钱”，因此提出了中国人“钱多”的问题。首先，陈志武脱离货币发行原理，而是从资本化的角度来谈中国人钱为什么多了，资本化确实存在，但钱多钱少，归根结底是货币发行的问题，与资本化关系不大，一个国家的货币总量一般以GDP为参照标准，按照陈志武的逻辑，资本化程度越高，私有化程度越高，这个国家的钱就会越多，那么美国应该比中国钱多，但是以GDP为参照，美国的货币总量并不比中国多，这是因为中国货币的流动速度没有美国高，所有总量要多一点。

其次，笔者认为中国“钱多”是假象，这种假象首先是由贫富分化造成的，诚然中国出现了买奢侈品的盛况，但富人掀起奢侈品购买狂潮是以穷人的更加贫困为代价的。我们在看到富人“钱多”的时候，也应该看到穷人的“钱少”，陈志武只看到中国富人大把花钱，就说中国钱多了，而没有看到另一面。

陈志武所谓的“资本化”其实就是私有化，资本化可以让中国钱多，因此陈志武提出为了更加有钱，应该将国有企业、国有土地彻底私有化，但是这种私有化同样会造成极度的贫富分化，中国的国企改革确实出现了不少的改制大鳄，但也造成了更多的是下岗职工的贫困，陈志武还在以“让中国人更有钱”的口号叫嚣这种私有化，可见学者的“选择性失明”是多么的可怕。这完全是为了一个目的而堆砌一些毫不相干或是片面之极的理由。

另外中国“钱多”的假象是疯狂投机造成的，这些本来应该成为银行储蓄，以支持企业投资的钱，不幸被用来了进行资产投机，因此中国一方面股市、楼市、黄金市场交相红火，另一面是中小企业融资更加困难，而陈志武只看到楼市、股市红火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面。而中国投机盛行学术原因称为“流动性过剩”，但“流动性过剩”与“钱多”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是钱太便宜，而不是多，因为利率低，所以发生了银行存款大搬家，钱从银行流动到了投机市场。

消费多，投资少会造成钱多的假象

另外“钱多”的假象其实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当钱被用于消费时就会给人以有钱的假象，如果用于投资则不会造成这种假象，不仅在中国，这几年全世界都出现了消费狂潮，这主要是全世界各国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所致，与钱多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用于消费，当然是以信贷消费为主的钱也是银行储蓄的转移，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总之，中国的钱在总量上并不多，中国钱多是“假象”，现在的中国，富人的奢侈性消费与穷人的生存型消费并存，资产投机市场的火爆与实体经济里中小企业融资难并存，如果只看到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错误的，中国钱多的假象主要来源于“贫富分化”和银行储蓄的转移，这才是主因。

解释清楚了“钱多”的问题，也就基本上解释清了“钱多为什么还不安”的问题，中国人的“不安”不是因为“钱多花不了”，因为中国由原来的低生活成本社会，变成了“什么都需要钱”的高成本社会，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也就是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生活成本高了，比如原来在家庭、亲友、乡邻帮助下可以解决的事情，现在必须用钱才可以解决，中国人不安不是因为钱多了，而是因为钱不够用了，中国人的不安不是因为养老、医疗、投资、理财产品发展不到位，而是因为这些太昂贵，中国人目前还支付不起，这才是中国人不安的原因。

文明国家解决民众不安的主要是建立福利社会，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比如北欧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等，比如新加坡为百姓提供住房等，这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不是让民众自己去买保险。

当然也有读者会认为西方的福利社会已经出了问题，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其实这都是媒体灌输给大家的“假象”，在后来的章节中，笔者还会单独讲福利社会的问题。福利社会本身并没用出现任何问题，出现问题的是实行福利社会的政府不遵守财政纪律，而这背后主要是政治因素。

陈志武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但不知道为什么如此沉浸在华盛顿共识的美梦当中。一场华尔街危机也并没有让他清醒过来，《金融的逻辑》一书中经常将美国与中国的大清朝相比，来衬托美国是多么的美好，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此人是老华侨，其实他是八十年代末才出国，近年也主要在国内活动，对国内的事情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书中总是举大清朝的例子，而拿美国与现在的中国进行对比，看中国与美国还有哪些差距，不是更有意义吗？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书中将欧洲古代皇帝发行国债看成是西方人的聪明，这又是典型的西方人聪明，中国人愚蠢的论调，如果是夸耀西方的真正的聪明之处，还行，但是他们往往不是应该夸耀的地方，欧洲皇帝发行国债其实是政治因素造成的，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皇帝根本没有征税的权利，在西方的中世纪与我们的周朝制度类似，真正的权利掌握在诸侯手里，国王打仗向诸侯借钱是政治因素造成的，陈志武将这种现象归为西方的智慧显然是对西方历史不了解的缘故。

陈志武在书中将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负债发展模式”看作民主的保证，其实这是颠倒黑白，“负债发展”就是资本主义“多党分赃”制度的必然产物，每个新上台的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政绩目标都拼命的借债，这也是他们交出一份成绩单最快的方法，但这些债务基本上不需要在自己任期内偿还，也就是这些人只管花钱，不管还钱，还钱是下任政府的事情，因此这些政客都非常喜欢借债，而且这些政府都常年维持着一定比例的负债，其实这都是追求短期利益，是对继任者及国家的不负责任，是多党制国家的政客对国家缺乏长期忠诚度的表现，“负债发展”对国家或许是有些好处，但是这些好处并没用多么大，更没用必要将其看做西方经济发展的 “祖传秘方”而到处吹嘘。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长期坚持比较保守的财政政策，经济发展的也非常好，而拉美国家、东南亚“四小虎”国家、非洲国家，都曾经大举借债，但这些国家在短期的繁荣后都一蹶不振，其教训不可不吸取，另外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爱尔兰、美国、日本等都是债务高危国家，这些国家的债务不仅威胁到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也连累了其他经济体，甚至危害到世界经济。

书中甚至提出用金融来打到孔家店的妙招，人们确实痛恨过孔家店，但那只是认识上的历史局限造成的，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儒家文化不会对发展经济够不成任何阻碍，反而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中国人现在的主张是保护传统文化，而非什么“打到孔家店”，他的思想为什么又转到了五四时代？

况且打倒孔家店的不是金融，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幼儿园剥夺了爷爷奶奶们含饴弄孙的乐趣，物业服务公司让人们省去了亲自打扫院落的劳累，这些都是需要付费的，这是现代工业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必然结果，而金融确实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但相对于科技发展，工业革命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要小的多，让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模式的变化，这些都是在打败“孔家店”，“孔家店”是农业社会，家族社会的产物，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不打自倒。如果都归功到金融上是非常的可笑的。现代人能买养老保险，古代没用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只要你有钱，也照样不愁没法养老。

金融的运用也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加大社会成本，传统互助性社会是一种低成本的生活模式，而用金融代替后必然导致生活成本上升，金融服务不是免费的午餐。我们以买房为例子，我们在按揭买房的时候，确实带来了一定的便利，但是我们也将几乎相当一栋房的利息给了银行。传统社会，一家有事大家帮，可以让生活成本非常的低，如果都通过买卖关系来实现，则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重讲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没有意义

保险、债券等金融工具对社会的发展确是有一定的作用，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将他的作用无限的拔高。总之金融本身并没有什么逻辑，而金融现象都是科技进步和国家的政治制度在经济上的反应，我们千万不能相信什么金融万能论。发展金融、消费驱动更是十足缪论。金融的逻辑处处是漏洞,先有结论再找论据，罗列前后两个事实，未有任何因果阐述，却得出前一事实导致后一事实的结论。

陈志武、黄亚生、章家敦等其实都是一类人，他们痛恨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于是就颠倒黑白的罗列出一大堆问题来证明中国现在的制度是坏的，与此同时，又罗列出一大堆不相干的理由证明西方是多么多么的话，他们这些人既丧失了学术道德，也有失专业水准，是中国民运势力的典型操作手法。

7.企业制度文化的逻辑体系 篇七

一、企业文化的内涵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培育形成的, 具有本企业特色并体现出企业管理者主体意识的精神财富及其物质形态。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狭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通俗地讲, 企业价值观旨在回答“企业应该提倡什么”和“为什么要提倡这一观念”的问题。

企业文化由内到外分别是:企业精神文化、企业制度文化、企业行为文化和企业物质文化。“四层次结构说”最早是由加拿大学者佩格·纽豪热提出的, 他所展示的企业文化“同心圆”模型是目前学术界认同度比较高的分析方法。

1. 企业精神文化。

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受一定的社会氛围、时代精神、企业战略影响而长期形成的一种精神成果或文化观念。它是企业意识形态的总和, 包括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使命、企业宗旨、企业经营哲学、企业作风和管理风格等内容。

2. 企业制度文化。

是“人与物、人与企业运营制度的结合部分”, “是企业为实现自身目标对员工的行为给予一定限制的文化”, 它体现在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 是企业精神文化的具体化, 包括企业领导体制、企业组织结构和企业管理制度等内容。

3. 企业行为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经营、人

际交往中产生的活动文化, 包括企业各层次人员具体行为折射出的文化和为规范员工行为而制定的行为规范。

4. 企业物质文化是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创造的

成果 (如产品、服务) 和各种物质设施 (如生产环境、企业建筑、产品包装与设计) 等构成的器物文化, 它以物质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

二、企业制度的内涵

企业制度是指对企业的微观构造及其相关制度安排所做出的一系列界定、规制与约束的总和, 具体表现为企业组织、运营、管理一系列行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企业制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企业制度是指企业组织内部的非市场契约, 主要用于调节与企业经营有关的行为主体在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 主要包括企业的产权结构、组织结构、雇佣制度、分配制度、激励制度以及生产管理制度等。广义的企业制度在此基础上还包括企业外部的各种非市场的与市场的契约关系, 如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契约关系等。

企业制度是企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体制基础, 因为组成企业的各种生产要素是通过企业制度来进行组织的;企业制度是企业及其构成机构、企业员工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 因为这样的约束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支出;企业制度是企业高效发展的活力源泉, 因为良好的制度安排能够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从而带来企业的经营活力;企业制度是企业有序化经营的体制框架和体制保证, 因为制度能够保证企业高效、有序地运行;企业制度是企业文化得以现实化的重要机制, 因为它是企业文化发挥现实性作用的平台。

一般而言, 企业制度由三个部分内容构成: (1) 企业产权制度, 是以产权为依托, 对企业财产关系进行合理有效的组合、调节的制度安排。 (2) 企业组织制度, 是企业组织形成的制度安排, 如治理结构、领导体制等。 (3) 企业管理制度, 是对企业管理活动的制度安排, 如企业的劳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等。

三、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属于企业经营管理中不同层面的事物, 但二者作用的发挥共同促进着企业的发展。企业制度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手段, 它的存在用以规范人的行为, 使企业各要素统一行动。企业文化是企业制度化经营管理期望达到的结果, 它的存在能够弥补制度管理缺失的空白, 通过影响人的心智进而保证企业运作的顺畅。因为企业在制度之外难免存在管理的漏洞。在企业缺少文化氛围的情况下执行企业制度, 无疑会产生执行成本增加、制度僵化等问题。而企业文化能影响企业员工的行为从制度他律向着自律的方向发展, 促使企业员工以积极的心态和良好的精神面貌进行工作。

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具有天然的互动关系。内容上, 企业制度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性质上, 企业文化属于非正式制度, 是一种隐性制度;作用上, 企业文化能对企业制度的约束力和规范力起到互补作用, 而制度建设能够推动企业文化的发展;地位上, 企业文化处于较高的层次。

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机制。合理的制度必然会促进正确的企业经营观和员工价值观的形成;而正确的经营观和价值观又会促使员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改变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和思想习惯。这种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又会使企业的各种制度能更好地贯彻落实,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企业文化正是在这种良性循环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四、企业制度文化的内涵

企业制度文化是指企业围绕价值观制定的制度内化为员工自律行为的文化状态, 它体现为制度在企业中的执行情况, 以制度形成的文化约束为作用结果。就其性质而言, 它从属于企业文化结构的中间层次, 是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软硬管理的综合需要中形成的, 它以制度规范体系为依存;就其形成而言, 它经由企业价值观的形成与塑造、企业制度的制定和员工认同三个环节, 再经由

44企业改革与管理2012年第3期

价值观制度化和制度他律到文化自律这两大过程, 最终形成既符合企业价值观, 又能激发员工积极性、提升员工士气的企业制度文化。

企业制度文化是企业制度多方面内涵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企业管理中也有两只手:文化与制度。文化或文化管理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制度和制度管理就是那只“看得见的手”。一个成功的企业, 一般都经过了能人管理、制度管理和文化管理三个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在同一阶段往往带有几种管理思想的烙印, 只不过在不同的管理阶段某一种管理思想在实践中起着主导作用而已。

在对企业制度文化的认知过程中, 不同的人各有侧重。有侧重于规章制度的, 他们强调企业制度文化主要是用于处理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矛盾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及其物质载体;有侧重于文化的, 他们强调企业制度文化是约束和限制员工在企业中的行为的规范性文化;有侧重于结果的, 他们强调企业制度文化是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促使大多数员工最大限度地发挥能动性的行动准则和风俗习惯;还有侧重于意识的, 他们强调制度的建立源于观念, 制度文化的实施效果源于员工认同所带来的行为规范表现。

五、企业制度文化的形成机理

学术界对企业制度文化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管理制度和企业领导体制等三个方面。可以说, 企业经营制度, 企业民主制度, 企业中长期形成的习俗、习惯、礼仪、成文或不成文的约定等都是企业制度文化的范畴。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企业制度文化包括制度信念、制度伦理和制度价值观等内容, 其核心是制度伦理。

从层次上讲, 企业制度文化主要有两个层次, 即制度形式和制度内涵。制度形式是指企业制定的具体的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 它是企业制度文化的载体, 也是企业制度文化的基础。制度内涵是指企业制度文化的实质内容, 即隐含在企业制度形式之中的能够彰显企业制度的精神实质, 它是企业制度文化的内核。

企业制度文化的形成机理在于: (1) 只有“当制度内涵已被员工心理接受并自觉遵守时, 制度才能变成一种文化”; (2) “标准化、程度化和理性化的制度是企业制度文化的依存前提”, 两者相比较, “企业制度文化更多地强调把外在的强制力内化为员工的自我约束”; (3) 文化制度化是一种转变过程, 是指“把企业倡导的价值观转化为具有操作性的管理制度的过程”; (4) 通过“潜能制度”的五方面机理因素 (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公平激励、竞争激励、发展激励) 来实现企业文化制度化; (5) 制度文化形成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培育企业精神, 为制度文化的建设奠定基础;二是通过传媒、舆论及各种沟通渠道, 使制度形成一种文化氛围;三是通过员工之间、员工与管理者以及员工与产品的多重互动, 形成制度文化环境。 (6) 企业制度文化的形成不单单与企业制度的制订有关, 而是经过了从企业价值观形成、企业制度制定直到企业制度被员工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细分为三个环节 (价值观形成、制度制定、认同产生) 、两大阶段 (价值观制度化、制度他律到文化自律) 。

由此可见, 企业制度文化的形成最关键的一环是员工的认同。企业制度文化具有中介性, 它既是适应企业物质文化的固定形式, 又是规定企业行为文化和塑造企业精神文化的主要机制和载体;物质文化讲究的是对人的需求进行激励, 没有有效运作的企业制度文化的支持与保证, 这种激励将事倍功半;精神文化只有通过制度规范化, “才能逐渐内化为企业员工共同的行为准则”。

促进企业员工认同企业价值观和企业制度, 关键在于“内化于心”。只有员工的内心接受了企业价值观和企业制度, 企业文化才能落到实处。

1. 认同类型。

明茨伯格认为:“认同是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思想体系’的自我联结程度”。他列举了认同的四种类型:自然认同、选择认同、激发认同和权宜认同。自然认同是新成员在进入企业前就实现了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的完全一致;选择认同是新成员与组织之间因思想体系和价值观的不同而存在相互选择;激发认同是灌输和员工思想社会化后实现了与组织价值观的一致;权宜认同是出于利益考虑, 因为与组织价值体系格格不入会给个体利益造成比较大的损失。

2. 认同途径。

员工认同经由“认知→情感→行为→内化于心”最终获得实现。认知情况决定了员工了解组织文化的内涵、价值观、典型人物和事迹以及品牌和宣传词等的程度, 认知情况受员工工作环境中事物以及员工认知能力的影响。由认知逐渐变为对价值观、工作氛围和组织形象等的喜爱, 员工内心产生对企业喜爱的情感。出于喜爱, 在行为上便会表现出愿意主动接受宣传、参与文化建设和宣传, 并且主动维护公司的声誉和品牌。这种感情的产生受到领导者行为、制度本身的正确性、制度的严格执行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如果各种因素的影响指向负面, 则员工是不会产生“喜爱”之情的。最后在认识和行为上的统一下, 员工把组织的价值观、制度和规范等内化到自身, 将制度变成无形的文化约束, 实现制度的文化自律, 在企业中也营造出制度文化的氛围。

3. 认同程度描述。

(1) 员工认同企业价值观和制度的情况可以概括为:在员工对企业价值观和制度内容能够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能力的基础上, 对企业价值观, 员工感到个人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是一致的, 个人目标融入企业目标并能够在企业目标的实现过程中获得实现;不同层次员工均能就企业的价值观达成共识, 为企业目标而共同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和参与创新活动。对企业制度, 员工明显地感受到制度在规范约束以外的积极引导和激励, 制度体现的效率与公平符合当前企业价值观的内容, 制度主导的激励内容能够满足员工的主要需求类型;行为上员工严格执行、自觉遵守制度。 (2) 员工不认同企业价值观和制度的情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情况之一:第一, 员工对企业价值观和制度内容存在认知和理解能力上的偏差。第二, 对企业价值观, 员工感到企业倡导的理念有悖于员工的个性追求, 其个人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存在不一致甚至是矛盾的情况, 且二者难以或不可协调。第三, 对企业制度, 员工体会到企业制度的规范和约束远远大于制度的激励;制度主导的激励内容难以满足员工的主要需求类型;制度与企业倡导的价值观存在知行不一的情况等。第四, 员工同时表现出上述三种情况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况。

六、结论

8.中国金融战略的逻辑思考 篇八

在这本书中,作者不拘泥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为思考金融战略而研究金融,而是放在全球经济、金融未来10～20年发展得大背景下,紧紧围绕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广泛吸取国内外近百年经济、金融发展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设计未来金融的发展战略。作者认为,从现在到21世纪20年代末的10年战略过渡期内,战略的具体实施,绝对不是也不应该简单模仿,照搬世界上所谓最发达、最复杂的金融体系中的技术与工具。中国金融发展和金融战略的取向,不是为了金融本身,而是为了确保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持续稳定的增长,这是最高目标。中国正在或者说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但是在金融领域,还没有充分的全球化,还谈不上金融强国,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作为一个事实上的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同时又非金融强国的地位,决定了经济崛起的局面难以持久的、独立的巩固下去。这一事实同时告诉人们,从非金融强国到金融强国,必须要有一个体现“赶超”特点的金融战略。这一战略应该是既能基本顺应、体现现实国际金融世界中本身有缺陷的金融规则,同时又要发展有助于改善国际金融体系缺失的相关要素。

从今后10～15年的长趋势看,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增长,面临的环境挑战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我国人口结构优势在2015年左右开始迅速消退,将构成未来经济增长的约束与潜在负担;二是环境与各种资源的约束,将增加未来世界和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的压力;三是困扰中国经济长期未解决的结构失衡(包括当前突出的储蓄消费结构失衡问题等),将在相当程度上伴随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顽疾,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中心任务;四是可以预计,今后的10～20年内,以美元为主、“一极多元”、动荡不确定的国际货币、汇率体系,将是长期直接制约中国经济崛起的外部因素;五是我国金融发展长期不足,明显滞后于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构成了较大的约束。

因此,面对目前现状,这些挑战意味着,我国滞后的国内金融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全面地加快市场化进程;相对于目前的金融对外开放速度,更应着重加快金融的对内开放;相对于目前以行政调控监管为主导的管理取向,更应抓紧时间向市场化、法制化方向转向,以适应国内经济的快速和发展。一句话,必须真正、全面加快国内的金融改革步伐。

当然,中国不能埋头于国内金融的发展,对外开放的目标也不仅仅是局限于过去吸引外国资金、金融机构、外方金融技术的低水平思考,而是要放眼于国内国际两个金融市场间的资金有效配置。为此要未雨绸缪,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国际金融监管治理的改善、亚洲货币金融合作事务的推进,以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以争取国际金融事务上的更大话语权,营造包容、合作、共赢的外部金融环境,以尽可能在国内国外两个金融体系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创造相对较高的国民财富与福利。

这些挑战还意味着,继续积极融入金融全球化、拥抱金融全球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但是鉴于未来10年国际金融秩序仍是动荡的背景,中国金融的开放仍需谨防国际金融风险向我国的传递。

为此,中国推动的是积极有序的金融开放,或者说是有节奏的、有限度的金融全球化,而不是在战略过渡期十年内的某一时点上,彻底、全面的开放金融。

金融的对外开放,直接涉及汇率制度(价格放开)与资本账户的开放(数量与领域),这两者决定着对外开放的程度。今后的10年内,面临中国经济自身的问题与世界经济金融进一步不确定的态势,在汇率制度上,力争真正实现市场可信的、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许是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从中长期来看,钉住他国的固定汇率制度不符合大国崛起的战略利益。而我国宏观调控能力及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还不能支持当前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更重要的是,我国当前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是有条件的,而人民币实际汇率面临长期升值压力,需要名义汇率波动给予适当反映。当然,在这过程,需要给国内经济调整与转型以适当的条件和时间。或者说,在我国的战略过渡期内,只能选择次优的近似货币区,同时应主动、积极创造条件和积累经验,在于资本账户逐步开放和人民币逐步国际化相协调过程中,逐步脱离事实上的近似货币区,成为新的货币区的中心货币或关键货币。

配合汇率制度的逐步市场化进程,资本项下的开放也必然是逐步开放的过程,应坚持“主动、渐进和可控”。金融业对外开放既可以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可以使用现有的国际货币。面对有缺失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确保中国经济崛起的利益不受更大的损失,需要人民币与本国经济开放程度相适应,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这三个战略内容想同时实现,本身存在一定的难度。尽管这也许在其他国家金融发展中难以看到,但经仔细分析后的冷静思考,确实是中国金融发展中所必须面对的。由此出发,实施中国金融战略将面临着不可回避的困境:要保持较为稳定的汇率环境,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的步伐不宜过快;放慢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的步伐,决定了人民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真正实现国际化。如果现在就放任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资本项下管制基本失效,进而意味着汇率水平只能基本由国际和国内市场的供求所决定。如果中国是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最终目标,则是缺少了一股能体现世界经济实力格局变化的、对有缺失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制衡与改善力量,是制约国际货币间汇率动荡活动中的一个遗憾,同样也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稳定的汇率环境的实现。

困境是客观存在的。能否使困境降到最低程度?或者说,能否使中国在金融开放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这只能期望中国在金融战略实施中:

第一,汇率政策与资本账户管理政策的变动,要尽可能的衔接好,以免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第二,在战略过渡期内,不期望人民币完全的国际化,期望人民币逐步的区域化,再此过程中,汇率与资本管理政策与其尽可能衔接好;第三,通过创设人民币离岸市场,在相对隔离人民币区域化和国内人民币市场的同时,视国内汇率、资本管理政策的演进,监测、调控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规模与结构,适时调整、扩大离岸与在岸两个市场的贯通渠道,以不断推进中国整体金融的开放步伐。

金融本身具有内在扩张性和不稳定性,金融全球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存在风险,特别在当今美国经济与美元主导的不稳定、不对称的国际经济、货币和汇率体系下,对于我国这种发展中的转轨大国而言,金融开放的风险更是不可忽视。金融对外开放的风险,既来源于内部经济的扭曲、宏观稳定政策的不当,也来源于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不对称。防范对外开放的风险,并不是放弃开放的收益不对外开放,而是应该完善内部经济运行机制,注重宏观稳定政策的有效配合,并对金融市场保持必要、有效的监管,特别是其中与实体经济关系不大的部分。因此,我国未来的金融对外开放,应循序渐进,注重政策的搭配和内外部环境的优化。

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并在为经济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判定金融改革与发展的成败,应从改革与发展后的金融体系所能发挥的功效来看。各国金融史表明,金融要促进经济增长,首先,自身体系必须要稳健;其次,需要不断适应经济的发展,调整与创新金融制度与体系。一个好的金融体系,如果仅是确保了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定,是无风险的、安全的,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备以能促进经济发展的一定功能为前提。

中国金融“滞后”的表现是方方面面的,但从根本上体现在政府的认识、态度和执行效率上,具体表现为:

一是过度或片面强调金融体系的稳定。由于人们主要是政府,对金融特别是现代金融发展缺乏深入的了解,尤其是缺乏大国经济转轨中的感性、经验的积累和国际经验的参考,又面临对外开放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和复杂局面,对金融加快发展可能引发的风险把握不准,往往会出现为控制系统风险而有意压制金融机构自主发展,尤其是创新性发展的现象,或者在支持金融其他发展方面显得缩手缩脚。

二是简单模仿和过分迷信所谓的“现代金融”。简单模仿和过分迷信崇拜所谓世上最先进金融体系的认知,在大国转轨的复杂经济体系中,最后往往是直接和间接使得中国金融的发展“欲速则不达”。美国引爆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金融模式最优的神话。只有抛开“崇拜”式学习态度后,才有可能回归到发展金融的最基本思考点上,用中国式智慧认真面对和思考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和问题,金融发展政策才有可能趋于成熟,才有可能逐步形成相应经济大国和强国的金融特征。

三是宏观金融管理部门的协调与改革动力不足。自证券、保险和银行三个监管部门从作为唯一金融管理部门的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以后,改革动力问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民银行、三个监管部门之间的互相协调问题。

我国未来的国内金融改革,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构建稳健的宏观货币、金融环境。关键是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建立各种机制,改善国有金融管理体制,完善金融市场和微观机制。这本质上是培育市场中的信任因素,维护币值的稳定。这是保证金融安全,发挥金融功能的宏观基础,是维护和增加金融的“公共”产品,从而拓展了金融能发挥职能的界限。

二是实现金融对内自由化。包括机构、业务准入的市场化,尤其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提供多样化、符合其真实需求的金融服务,同时提高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当前的关键是建立风险可控的、市场化的退出机制,产生金融机构内部的“生死轮回”,在循环运动中实现金融的对内自由化,提高货币、金融发挥职能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三是与财政共同搭建符合我国发展阶段和国情的、商业可持续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我国当前不仅不能完全放弃政策性金融体系,更要根据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阶段有所加强,特别是在三农、中小企业、高技术等领域,需要建立适合我国发展阶段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我国未来金融发展的目标可设定为以下四个方面:

在国内基本形成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适应的市场化、多层次的融资体系与市场导向的产品和机构体系;确立适合大国经济复兴要求的,以人民币离岸市场为突破口、有序的金融开放格局;改善亚洲货币、金融合作,营造包容、共赢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适应对内外逐步开放、人民币区域化形成后的央行操作平台、政策体系,基本形成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体系。

为实现这四大目标,我国应坚持五个原则:

经济为本;金融对内开放要优先于对外开放;转轨经济中的金融改革开放,一定要讲究政策部署的次序和衔接配合;金融开放要在市场和国家战略意图配合下推进;对无助于实体经济稳定发展的金融产品和技术,特别是对“高杠杆”产品的引进,应更为谨慎。

与此同时,完成八大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