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和北京大学

蔡元培和北京大学（精选7篇）

1.蔡元培和北京大学 篇一

读《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有感

百年以前，有这样一个人，年过半百，“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从此开启了中国教育史崭新的一页。

他就是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有人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蔡元培先生来之前，校名改了（由“京师大学堂”改作“北京大学“），但本质并无什么变化，封建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1913年我考人北大预科时，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蔡元培先生来到北大，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唤起了北大学子青春年华的激情与行为，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与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展开斗争，使北大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指挥部。

蔡先生是我崇敬的人。在我看来，在那样一个愚昧、混沌的时代，能唤醒人们心灵的人，比谁都强大。所以，我决定选读这篇“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之演说”。不为新鲜与好奇，只希望一百年前的指引与叮嘱，能够有益于我在大学生活中的坚守与奋进。

初读此文，略有遗憾。我被以为，这样一位思想大家，本该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掷地有声，洋洋洒洒几千字，给茫然的大学生们精神上的指引。但他确实语言简练，平铺直述，不同于今天演讲者的文采飞扬，更添了几份朴实和厚望。有人恐怕会觉得，先生提出的“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过于简单，毫无高度。但仔细想想，其实正是这三项简单的要求开始了北大质地的改革；再仔细想想，其实今天的我们，21世纪的大学生也难以做好这三项“简单”、“无高度”的要求。

先生说，大学生应明白大学的性质，抱定宗旨，持之以恒。他给予大学的定义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起初我想，在那样一个混乱困苦的时代，缺少有识之士的时代，仅仅要求学生以研究学问为宗旨，是否浪费了大量优秀的人才资源。认真思考过我才明白，蔡元培先生的目的，在于改变北京大学腐败的风气，拜金的思想，浮躁的心灵。时代需要内心沉静的人，善于并敢于思考的人，体会到社会时弊的人，奋勇而起冲破阻碍的人，拥有高尚心灵并能“复制”更多高尚心灵的人„„所有这些，都必须以潜心感悟为基础，蔡先生的要求正是给了那些没有明确方向的人以指引，告诉他们：先埋下头，再跃起身，并在跳跃起来的同时，明白自己肩上的使命。

近一百年过去了，时代有了变化，社会有了变化。21世纪里的我们，生活上面临更大的压力，我们变得对金钱名誉充满欲望，努力奋斗，为未来而奋斗。我想，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想要隐居山林，不顾世俗，清心寡欲，潜心读书，只能成为美好的向往，却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但我们似乎渐渐被利欲充斥了内心，只声称“物质是精神的基础”，却忘了这句话的真正意义，是要我们时刻向更高的精神追求迈进。我们应当把大学视作真正的“象牙塔”，沉静心灵，潜心研究，珍惜这短短几年的纯白时光，去充盈自我，丰实内心。一个精神充实的人，更能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更能走好未来要走的路，更能成为时代需要的人，无敌不破，无往不胜。蔡先生又说，大学生们应砥砺德行，清者自清。“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短短三十几字，道出的是大学生们的道德责任，我们的道德责任。常常上网的人都会发现，在网上众多的网站中，有着众多这样的帖子——常常是揭露社会丑陋现实的几千字文章，常常是描绘社会“晦暗不堪”的几张图片，也常常是一群网友用一堆激烈的言语直指社会“黑暗”„„我常想，社会的不断发展，正表明了我们正生存在一个不完美的时代，它一定会有不足，一定仍需成长。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从不缺少发现丑陋的眼睛，却实在缺少有勇气，有魄力，去改变时代的人们。而蔡元培先生却早在百年以前告诉过我们，身为大学生的我们，“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我们本就被赋予了完善社会的使命，不应仅仅抱怨社会，而应爱这个社会，爱这个因我们的努力日益发展的社会。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我们是大学生，我们无可推脱。

蔡元培念念不忘“学术救国，道德救国”，其人格魅力，其爱国精神，至死而光芒不减。人们抚今追昔，愈加感受到“蔡元培”的长久生命力之所在。是因为蔡元培先生总能够给予我们后辈修养的力量、科学的力量、改革的力量。

我渐渐明白，大学的意义就是掌握几门技能，充实一颗心灵，学会一份坚定。以高尚的内心，指导积极的身体，为未来的自己，未来的社会，贡献一份力量，实实在在的力量！

2.蔡元培和北京大学 篇二

1. 蔡元培先生生平。

蔡元培先生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民族革命家。1868年出生于浙江绍兴, 青年时期致力于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的学习和研究, 并考察了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大学教育, 掌握了高等教育改革思想理论。武昌起义之后, 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 出任国立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任北大校长期间, 蔡元培创立了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 摒弃了以忠君、尊孔、尚公、尚实为主要内容的封建教育理念, 以“兼容并蓄”、“思想自由”为北大的办学方针, 同时聘请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和辜鸿铭、刘师培等学术水平较高但思想保守的国学大师担任北大的教职。鼓励讲学自由和学术探讨的自由, 把北大建成一所多元、开放、民主宽容的大学。重新塑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1940年蔡先生在香港结束了他的一生。

2. 蔡元培先生的教育理念。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地阐述大学教育的教育家, 蔡元培先生把大学界定为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 推行教授治校, 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思想先进、学术水平一流的知识分子。蔡元培先生的教育理念总的说来可以概括为以军国民实用主义为急务, 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 以美学教育为桥梁, 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标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军国民教育理念是针对当时我国外受列强的欺凌, 内受军阀压迫的现状而提出来的。主张以举国皆兵的体质打破国内军人的强权政治, 抵御国外嚣张跋扈的侵略者。这种教育理念可以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爱国主义思想, 客观上推动了近代的新民主主义的进行。实用主义教育, 主张加强科学技术学科的开设和教学, 为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提供人力智力支持。实用主义教育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科学的思想观念, 其根本目的通过教育达到富国的目标。公民道德教育是对军国民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的一个补充, 武力和财力的强大只能解决中国当时的燃眉之急, 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国家的民主自由。通过大学教育培养具备平等、自由、博爱精神的公民是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在要求。世界观教育是蔡元培先生独创的教育理念, 主张培养对现象世界超然, 关注实体世界的人才。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教育思想, 是建立在康德哲学的世界观基础上的。这种教育理念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 教导学生不要让某一种学说禁锢自己的思想, 鼓励思想观念的创新, 是对几千年来的思想专制统治的强力冲击。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的工具, 是培养大学生从现实世界通向实体世界的主要途径。在蔡元培先生看来美育教育可以陶冶人的性情, 使人具备高尚纯洁的道德品性。军国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是隶属政治的, 其目的是完善人民身处现实世界, 美育教育和世界观教育是超政治的, 是完整的道德。这五种教育结合起来, 才能培养出具备健全人格的共和国公民。

二、蔡元培先生的教育理念对近代大学思想的影响

1.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对近代大学生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影响。

(1)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对近代大学的科学思想的影响。在蔡元培先生看来囊括众家之经典, 融汇各家之所长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 蔡元培针对当时学校复古思想泛滥、校政腐败、学术空气淡薄的弊端, 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 把北京大学建设成紧跟世界先进大学发展趋势的高等学府。北大不仅拥有一批的对学术有深厚兴趣并能够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的教员, 还摆脱过去的官僚主义积习, 还设立了研究所, 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了从事科学研究和继续深造的机会。学术科研氛围的浓重激发了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真正意义上培养了一批具备科学主义的大学生。在学科设置上, 蔡元培以学为学理, 术为应用的思路, 转变了当时的重术轻学、重应用轻理论的学习偏向。理论的学习是应用学科的发展强劲的动力。在大学学科的开设上, 扩充了基础理论学科的开设, 提升了基础理论学科的师资水平。这种举措, 给近代的大学生接近科学、认识科学的机会, 让科学的观念深入到近代大学生的心中。为了适应近代科学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的趋势, 蔡元培先生废除了文理的学科限制, 在北京大学设置了14个系, 这就大大解放了当时北大学生的思维, 扩展了他们的视野。让每一个系的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 培养了一批对科学有着浓厚兴趣并且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的近代大学生。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想, 北京大学用选课制代替了年级制的教学模式。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学业, 这是一个体现了民主和自由思想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完成学业的近代大学生, 感受到民主和自由的春风。改变了灌输式的学习方法, 在自由的环境中, 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学习的内容, 有利于近代大学生个性的发展。近代的大学生对科学的接触、认知到把科学当成信仰离不开高等学府特别是蔡元培先生的北京大学的科研功能实现、科学理论学科的开设以及对于学生科学素养培养的重视。而这些的实现正是蔡元培先生军国民教育和实用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

(2)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对近代大学的民主思想的影响。科学和民主新文化运动宣扬的两种主要思想, 对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蔡元培先生把平等、博爱和民主当成国民的核心道德, 民主成为了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中国共和国公民的必备素养。蔡元培先生的公民道德教育理念体现在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中就是其推行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学校管理制度上。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 蔡元培反对校长独断专行的决策制度, 主张教授治理学校事务, 民主决定学校政策, 采用分工的方式兴办学校的各项教学事务。在北大实现以教授为主体, 以评议会、教务会议、总务长为主要机构, 立法、行政、教务、事务分立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这种高校管理模式在高校中形成了教学民主的氛围, 在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下, 近代的大学生体验到民主制度的优越。并自发地把民主决策当成了解除近代中国的种种顽疾的良药。科学和民主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思潮, 一个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给近代中国如何实现武力、财力、国力的富强指明了方向, 一个在生产关系改善方面给近代中的政治制度的改善树立了榜样。蔡元培作为第一个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理论的创立者和实践者, 把科学和民主的思想内涵蕴藏于在其军国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的大学教学理念当中, 在大学生求学的过程中向他们宣扬科学民主的思想。为近代中国培养一大批新民主革命的斗士, 彻底瓦解了封建道德思想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禁锢。

2. 蔡元培的教学理念对近代大学生自由思想的影响。

人民自由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 北京大学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制度的实现, 离不开一大批具备自由思想的教员和学生。蔡元培为了实现其教育理念, 在北京大学推行“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在学术上, 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实现学术自由的政策, 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上的墨守陈规、不思进取, 鼓励教员和学生在学术上自由发展。为了实现世界观教育和美育教育的教育理念, 蔡元培改变了北京大学原来的专制和腐败的大环境, 扫清了阻碍自由思想萌芽的诸多障碍。把持不同思想派别的学者聘请到北京大学授课, 促进了不同学派的沟通交流。一方面使持不同观念的教授有一个讨论交流的平台, 给他们吸收其他学派精华的, 提升自身学术水平的机会。另一方面, 校园内思想自由的氛围, 感染了求学的近代大学生, 让自由的思想深入到他们的灵魂。在人才上, 蔡元培先生以学术造诣的高低为唯一标准为北京大学招纳一大批教学人才。思想的自由说到底是人的自由的一个方面, 美育教育和世界观教育理念的实现要依靠一批思想活跃的学术大师。在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 北大的教师队伍流派纷纭, 各种思潮学说激烈碰撞。新文化运动的代表鲁迅、胡适等, 与国学大师但政治上相对保守的学者辜鸿铭、黄节等各抒己见, 学术思想快速交融。在北京大学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学说的代表, 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教员的思想自由, 在广大近代大学生中形成了一股进步的新思潮, 科学、民主、自由等思想通过北京大学的教员、学生传播到全中国每一个高等学府的大学生的心中。人生而自由的观念, 引起了广大近代大学生共鸣。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和五四运动的主要参与者, 与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思想自由, 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以及他的世界观教育、美育教育的理念分不开。

蔡元培先生作为一个文化教育改革的革命家, 为我国近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军国民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以及美育教育五育合一的教育理念, 推动了科学、民主、自由等思想在近代大学生中的传播, 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他的教育理念把近代大学生的思想从封建礼教的忠君的思想藩篱中解放出来, 秉承其教育理念的大学为近代中国培养一大批革命志士和学术大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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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柱.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渊源与特点[J].高校理论战线, 2007 (4) .

[3]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4]王琳.论蔡元培教育思想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启示[J].广东培正学院学报, 2011 (3) .

3.蔡元培和北京大学 篇三

《北京大学月刊》是1918年9月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京大学创办的第一个学术刊物，也是中国自己创办的最具典型意义和最富大学学报形态的学术刊物。《月刊》第一期的《附编辑北京大学月刊缘起》明确规定了其出版周期、容量、编辑职责等，“民国七年九月三十日，北京大学校长召集各学长及各研究所主任，提议编辑月刊。议定每年自一月至六月，及十月至十二月，月出一册，暑假中之七八月停刊，九月出I临时增刊一册，共十册，每册约十万字，全校职员及学生，均有供给稿件之义务，而分门编辑，则由各研究所主任任之。每门每月以供给一万一千字左右为至少之限。每册之总编辑则各研究所主任迭任之”。实际上，由于社会动荡，《月刊》从1919年1月到1922年2月间共出版一卷九号，其中1919年出版第一至五号，1920年出版第六至七号，1921年出版第八号，1922年出版第九号。同期刊登的《编辑略例》规定了论文来源、录用标准等内容：

编辑略例

一、本月刊为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其材料之供给，大体由本校职员学生担任。校外宏哲，如有特别佳著，亦可代为发表。

二、本月刊内容排列之次序，以问题重大者居先。讨论局部事项，而性质较为专门者居次。杂文居末。

三、本月刊取材，以有关学术思想之论文记载为本体，兼录确有文学价值之著作。至无谓之诗歌小说，及酬应文字，如寿序祭文传状之类，一概不收。

四、本月刊注重撰述。间登译文，亦以介绍东西洋最新最精之学术思想为主，不以无谓之译稿，填充篇幅。

《月刊》一卷九号共刊登论文100篇(含续文)，在论文作者中，北大教授居多，此外，还有北大学生、助教、讲师等不同层次和类别的作者。法科教授陈启修、马寅初和文科教授朱希祖发文较多，属作者群中的高产者。这些文章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及现实性，对推动社会进步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月刊》的创办者和组织者，蔡元培的编辑思想一直贯穿并指导着《月刊》的编辑出版过程。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教育救国，学术立国

蔡元培所处社会环境的变迁及其个人经历孕育了其“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自幼就开始接受封建科举教育，1894年，不满28岁的蔡元培就担任翰林院编修，达到了科举道路之极。之后，惨败的甲午战争深深震撼了蔡元培，使其重新思考许多问题，而“甲午之后，朝士竞言西学”的大气候，推动他开始接触西学。在之后的维新改良浪潮中，蔡元培研读早期改良派人士的著作，深入探求新知。维新运动失败后，蔡元培深感清政府的腐败，官场的昏聩，感叹民智仍然未开，遂请假离京，举家南归，实际上放弃了京职。回乡期间，蔡元培热衷于办学与教育，这是其自身特长和兴趣所在，也是目睹维新党人惨烈失败后所认定的一条路。他怀抱“志以教育挽彼沦胥”的信念，踏上教育救国的漫漫征途。经历了几段短暂的教育岁月和沪上革命的冲击，蔡元培一直在践行着自己“教育救国”的追求，甚至在其后四年的留德期间，也积极修订教科书籍。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接连推出《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大学令》等革新措施，对全国教育体系进行彻底改革，极大地震撼了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经历了动荡的民国初期，特别是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后，蔡元培理智地意识到，在袁氏专制劣迹的背后，存在着深刻的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恶性基础，此乃造就历史丑角的温床。因此，革新政治，关键在于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势必要从教育人手。1917年，蔡元培秉承“吾人苟切实从教育人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的信念，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如果说“教育救国”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总纲，那么反映到学术刊物编辑工作上来，就是其“学术立国”的编辑思想。“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将其视为大学的主要任务和目的。正如他在《编辑略例》中指出：“本月刊为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凸显了其对学术研究的重视。为什么他如此重视学术研究?因为他感到“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地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在这竞争激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我们以后要想雪去被人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月刊》正是蔡元培践行其“学术立国”思想的重要载体。《月刊》的内容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据统计，《月刊》的学术含量高达96％左右，刊发文章遵循了蔡元培“有关学术思想之论文记载”的理念，对启迪民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所刊发论文中，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宏观总结与综述性质的文章，如文科文章《哲学与科学》(蔡元培)探讨了哲学与科学之间互为指导、互相促进的关系；《文学论》(朱希祖)系统阐释了文学的定义、学科范畴、学科特点等；《庶民主义之研究》(陈启修)阐述了“庶民主义”的意义、理论基础及其与政治学上诸问题之关系；《原币》(李芳)介绍了货币的产生、功能及改进；《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胡适)总结了清代汉学家们对各种科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使用情况；《何谓法》(陈启修)从多方面探讨了法的历史、本质等问题。理科文章《近世几何学概论》(王仁辅)介绍了几何学的一些推导方法；《有机化学史》(丁绪贤)系统介绍了1828-1867年有机化学的发展历史；《中国数学源流考略》(李俨)考察了中国数学的起源及发展史；《百年来化学发达史略》(李续祖)介绍了化学的发展历史。这些综述性质的文章反映出《月刊》对学术宏观体系的构建。此外。不少文章从学术理论人手，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通过“立学术”进而达到“救国立国”的目的，如《国家改制与世界改制》(陈启修)从历史出发，说明了国家和世界改制的标准，进而联系国内实际，批评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及国人对改制的淡漠，指出“此正改革之绝好时机也……若及今不察世界潮流，自改其国制，兼助他人之世界改制，愚恐不唯中国终难入于国际团体之列，中国民族亦将自消自灭矣”。

《国家之性质》(陈达材)用发展的眼光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探讨了国家的性质问题，最后落脚现实，指出国家应力避战争，以促进全民族的发展；《银行之真诠》(马寅初)解释了银行的基本构成、运作及盈利方式、相关业务等，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探讨了若干相关问题；《说明研究宗教学之紧要》(江绍源)介绍了宗教的定义、影响、宗教学的研究对象、目的等，最后引入现实指出研究宗教学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关系。对蔡元培而言，通过革新北京大学来推动教育的发展，进而实现问题会的进步，都是要立足学术的。因此，“学术立国”的思想一直贯穿其对《月刊》的编辑出版工作。

二学术相长，理论联系实际

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女可。”学术相长，理论联系实际也月了蔡元培《月刊》编辑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另外，“五四”前后正是中国政治变革的转折时期，这更促使蔡元培将《月刊》打造成立足学术，服务社会现实的平台。在《月刊》中，研究现实问题的论文占有很大比重。马寅初教授针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在《月刊上相继发表了《银行之真诠》《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大战前欧美各国之不换纸币与我国之京钞》《战时之物价与纸币》《不动产银行》以及《有奖储蓄存款之害及其推算之方法》等文章，显示出《月刊》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另外，《护法及弄法之法理学的意义》(陈启修)在探讨法律性质的基础上，结合近期的“护法事件”和“弄法事件”，指出当时中国法制的缺失与不足，并提出“提高法学教育”这一根本改进方法。《从“北洋政策”到“西南政策”——从军国主义到文化主义》(陈启修)指出“北洋政策”与“西南政策”实际上是指“军国主义”与“文化主义”，并详细阐释了这两种主义的产生原因、目的及价值，提出“军国主义”在中国不可取，“文化主义”才是“中国今日当务之急”。《国际联盟与中国今后之外交后援》(张庭英)指出当时所滑的国际联盟仍为强国所控，是强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并不能维护弱国的外交利益。只有国家强大，外交力量才能真正增强。《月刊》所选刊登的论文，不仅文科注重联系实际，数量较少的理工科论文也体现出服务现实的思想。《今后研究化学之趋向》(俞同奎)举例阐释了化学怎样增加社会的物产供给并服务于人的生活，指出学理与应用的一致性及利用科学促进国家发展的紧迫性。这些文章都体现出了理论与现实共存共生的发展状态，凸显了《月刊》对学术相长、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编辑思想的坚持。

三兼容并包，中西融合

从个人经历来看，蔡元培早年饱读儒家经典，中年之后转而钻研西方文化，多年的留学经历使其充分感知西方人文的精神实质，从而形成了多元的文化价值理念，认定“今世为中西文化融合时代”。他认识到：一个民族要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必须具备两项条件，“第一，以固有之文化为基础；第二，能吸收他民族文化为滋养料”。从社会现实情况来看，当时的中国经历战乱，落后封闭，亟须认识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理论和思想。两者共同决定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体现在学术编辑工作中，即为其“中西融合”的编辑思想。

针对中国“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蔡元培在《发刊词》中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并用《中庸》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阐释其“中西融合”的编辑思想。从刊发文章整体上看，《月刊》中既有大量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和理论的文章，又有很多对本土文化的研究与讨论。在引进西方思想文化方面，《庶民主义之研究》(陈启修)介绍庶民主义(Democracy)的历史、意义、要求等，对这一源自西方的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阐释；《宗教及神话之起源》(屠孝实)介绍了西方学者对宗教及神话起源的不同观点；《百年来化学发达史略》(李续祖)介绍了源自西方的化学发展历史；《圣西蒙及经济集中主义》(王建祖)介绍了西方的圣西蒙经济思想并阐释了其与社会主义及经济自由主义的关系。在本土文化研究方面，《中国字形变迁新论》(钱玄同)对中国字形变迁的历史记录加以科学的考察，指出旧字随时代的要求发生改变，以适应社会的发展；《驳中国先有苗种后有汉种说》(朱希祖)考察历史记载，驳斥了中国先有苗种后有汉种的传统说法；《文字学之革新研究(字形部)》(沈兼士)总结出汉字通用的构字规律；《墨子小取篇新诂》(胡适)对《小取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中西文化和思想在《月刊》中并行不悖，互相补充，正如蔡元培在《发刊词》中所述：“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月刊》中一些文章还将西方先进理论和思想与中国社会相结合，在中西联系和对比中更好地表达作者观点。《研究孔子之文艺思想及其影响》(朱希祖)以基督教在西方的盛衰史为比较对象，指出孔子“重述而不重创作”“极端信古”的思想使“人人尽失其自我，思想束缚”，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进而号召国人一起努力，打破迷信孔子的思想，挣脱传统的束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来推动社会的进步。本文以西言中，通过对比西方基督教和中国孔子思想的发展史来阐释孔子思想于现今社会的不适应性，颇具说服力，使接受了两千余年孔子思想熏陶的中国学者易于在中西联系和对比中接受文章观点。可以说，这种以西言中，赋先进思想于本土传统之中的方式在新、旧过渡时代的中国社会还是颇为适宜的。

蔡元培创办、编辑并出版了《月刊》，并使之成为中国影响较大的学术刊物之一。《月刊》所体现出的蔡元培的学术立国、理论联系实际及中西融合的编辑思想为后世积累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多为后来的学术刊物继承和发展。在近世中国学术由旧到新的转变中，影响并塑造了一代学术。

4.略论蔡元培的大学制度思想 篇四

【内容提要】蔡元培的大学制度思想，具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学术价值。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对大学制度建设无疑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因此，重温蔡元培的大学制度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题】高教史研究

【关键词】蔡元培/大学/思想……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正面临历史上少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何从大学制度建设上把握和应对是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回顾我国大学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重温蔡元培等著名教育家的大学制度建设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916年12月2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总统令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参照近代西方大学制度，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如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所说：“直到1917年蔡元培再次从欧洲回国以后，大学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的思想才开始在北京大学和大学院里初露端倪。由于早期曾跟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和欧洲哲学，再加上后来两次在德国和法国的长期考察，这就使得蔡元培的思想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按照他的想法，中国的现代大学应该以德国式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作为其组建的根本基础。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思想在他1912年草拟的教育法令中就充分反映了出来。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开始按照其教育思想对北大进行改革。”(注：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8.)这些改革措施从实质上实现了北京大学的近代化，而且对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转变学校性质：从官僚养成所到研究高深学问之所

针对当时北京大学的教师不研究学问、学生为做官而学习的现状，蔡元培首先提出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的主张。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入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8.)1918年9月20日，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式的演说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82.)为了从根本上转变学校的性质和学生观念，使学生有研究学问的兴趣，使学校真正成为研究学问的地方，他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第一，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民国初期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都十分浓厚的学校，学生多为升官发财而求学，对研究学问没有丝毫兴趣。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在升官发财思想的支配下，学生“平时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后，学生则将“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悱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8.)一些教员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以毕业后奥援也。”因此，学生们“对于学理，毫无兴会”。(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0.)为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入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此后，他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反复阐述：1918年9月，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82.)1918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己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450.)他要求学生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00.)“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说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1.)1919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又指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1.)蔡元培的这些讲话，抓住了学生思想的要害，给了学生们一个新的灵魂，使学生们真正确立了以研究学问为求学之宗旨。

第二，整顿教师队伍。蔡元培认为，当时的北京大学之所以声名狼籍，“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3.)因此，是否有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10.)“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二是聘请教师时，“以学诣为主”，坚持“人才主义”，打破年龄和资格的限制。“据1918年的统计，全校200多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甚至有26、27岁的教授。”(注：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北京青年出版社.1987.22.)例如，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人20多岁就当了教授。对学有专长者，蔡元培不论其信仰、派别，专用其一技之长。他对独尊某一学术流派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3.)因此，蔡元培主张各种学术流派自由竞争、自由发展。他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76.)“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大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2.)“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97.)当时的北京大学，各派竞相开讲授课，各显其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曾说：“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了众多著名学者的聚集地，这完全是由于蔡元培在学术争论中采取了‘兼容并包’政策的缘故。当时，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北京大学云集了许多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教授，虽然这些学者的学术观点从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各不相同，但是北京大学仍然毫不例外地为他们的学术争鸣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场所。”(注：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69.)同时，对于各派之学说、各家之思想，不能以听讲人数之多寡来衡量其价值、优劣。他说：“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讲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所以一种讲义，听者或数百人以至千余人;而别有一种讲义，听者或仅数人。在学术上之价值，初不以是为轩轾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97.)三是用人所长，不求全责备。蔡元培说：“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他曾举例说：“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01.)四是对不称职的教师包括那些滥竽充数的洋教员，力主大刀阔斧地予以裁减、辞退。曾有一名裁撒的法国教员提出控告，蔡元培则委托王宠惠出庭，指出解聘理由“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使对方败诉。另一名被裁撤的英国教员甚至请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交涉，蔡元培根本不予理会。朱尔典竟威胁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蔡元培听后，仅是一笑置之。

第三，充实教学内容。蔡元培对旧大学独尊儒术、压制思想十分不满，主张“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来改革和充实教学内容。所谓“兼容并包”，就是实行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学派自由发展，自由讲学。蔡元培曾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11.)“兼容并包”在教学内容改革方面的表现是，既积极吸收国外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用“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来充实教学内容，又重视对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吸取，并用“新的方法来整理”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思想资料。(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0.)

蔡元培在改革大学教育内容方面容纳百家，兼收中西，冶各派于一炉，除了遵循“世界各大学通例”外，主要在于他的“器局大，识见远”。对此，梁漱溟曾有一段精彩论述：“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45.)梁漱溟本身也在蔡元培“聚拢包容之中”，自是深解其味、语语中的。

第四，整顿学生课外生活秩序，提倡组织社团、创办刊物，以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1917年6月，蔡元培曾这样描述其时北大学生的课外生活，“北京大学学生，颇为社会所菲薄。……讲堂以外，又无高尚之娱乐与学生自动之组织。故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堕落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9.)他认为，只有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组织各种形式的社团，创办刊物，学生才能“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则于身体有益”。

因此，他积极倡导并推动建立了包括学术研究、文体活动、道德自律、社会活动等形式的各种社团，开办报纸、杂志，“推广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之习。并延积学之教授，提倡研究学问之兴会;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以供正当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讲演团等，及《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1.)这些社团的成立，既使学生养成了“研究学问的兴趣”，又使学生养成了“学问家之人格”。

经过蔡元培的整顿和努力，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68.)

二、建立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从少数官僚说了算到教授治校

蔡元培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原则，主张对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他明确指出：“本校事务，是全体职员共同负责的`。”(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8.)并对以前由校长和学监专制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批评，“我初到北京大学，就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我以为不妥。”况且，在他看来，在大学实行民主管理，亦是由大学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2.)因此，在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着手建立了新的学校领导管理体制。“第一步组织评议会，给多数教授的代表，议决立法方面的事;恢复学长权限，给他们分管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长与学长，仍是少数。所以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与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分任教务。将来更要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均取合议制。并要按事务性质，组织各种委员会，来研讨各种事务。照此办法，学校的内部组织完备，无论何人来任校长，都不能任意办事。”(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93.)“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04.)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大学的管理体制日渐完善，一切校务都有章可循。

第一，大学设立评议会及行政会议。首先，设立评议会。评议会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若干人组成。校长和各科学长是当然评议员，另每5名教授产生1名评议员。1年改选一次。校长任评议会议长，负责召集评议会会议和改选等事宜。评议会的任务是制定、修改大学规则及有关条例、决定学科的设立与撤消、审查教师的学衔和学生的成绩，提出经费的预决算等。在设立评议会的同时，北京大学还成立了行政会议。行政会议乃全校最高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掌握全校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议决的行政方面的事务。其成员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教务长、总务长构成，校长兼任议长。与评议会相同，不具有教授资格的人不能成为行政会议的成员。评议会所决定的事项，由行政会议指导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负责实施。当时北京大学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有庶务、组织、预算、出版、器械、图书、教师聘任、会计监查、入学考试、新生指导、学生自治等委员会。

第二，设各科(系)教授会。1917年12月，北大评议会议决各科设教授会。教授会会员从教授、讲师中产生，教授会主任由会员公举，任期二年。1919年改门设系后，改称各系教授会。各系系主任由教授会投票选举。教授会负责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如课程设置、教科书的采择、教授法的改良、学生选科的指导及学生成绩考核等。

第三，设教务会议和教务处。北大的教务原来一直由各科学长掌握，处于极其分散、封闭的状况。1919年北大废门设系后，蔡元培主持设立了教务会议和教务处，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会议由各系系主任组成，并由其互推教务长1人，任期1年。教务处即为主持全校教务的常设机构。

第四，设总务处。总务处主管全校的人事和财物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北京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变了旧北大的官僚衙门作风，调动了各科专家学者的积极性，提高了行政工作效率，克服了分散状态，推动了北大向近代新型大学的转变。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顾孟余以赞赏的口吻评论说：“先生(蔡元培)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办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然而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注：忆蔡孑民先生.香港《大公报》.1940.3.24.)

三、采用选科制：从强求一律到发展个性

1918年，蔡元培率先在北大废除年级制，实行选科制。

尊重个性、发展个性，是蔡元培提倡实行选科制的思想基础。年级制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限制了学生的选课范围，使学生不能兼习其他系的课程。同时，年级制“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旷课之弊，而其弊义传染于同学。”(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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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出版社.1997.672.)为了避免这些弊端，他希望通过实行选科制，给学生提供选择学习内容、学习进度、调动学习积极性的机会。

文理沟通，是蔡元培提倡实行选科制的理论基础。无论文科还是理科，都是大学课程设置的中心内容，但文理分科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弊端很多。蔡元培指出：“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学生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2.)为了避免这种弊端，文理科的学生除了学习各自的专业课程以外，还要兼修哲学、心理学和教育中等核心课程。

当时，北大的选科制规定，本科学生学完80个单位(每周一学时，学完全年课程为一单位)、预科学生学完40个单位即可毕业。针对学生仅凭兴趣听课、博而不精、忽视基础知识学习的弊端，他一再强调，“这种制度只能行之于高等以上的学校，并且学生只有相对的选择，无绝对的选择。除必修科以外的科学，才有选择权。”同时，“学生所选的科学必须经教员审定，因教员知道选何者有益，选何者无益，如走生路，若无人指引，易入歧路。”(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30.)学校将课程分为必修、选修两类。本科学生80个单位，一半为必修课，一半为选修课。预科学生40个单位中，四分之三为必修课。选修课不仅可选本系课程，也可选外系课程。实行选科制，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发展学生个性，培养专门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调整系科设置：废门设系

改革前北京大学的内部结构按照《大学令》所规定的“大学一科一门”3个层次所组成，即北京大学内设有文、理、法、商、工5科，各科下设若干门。如理科内有物理学门、化学门，法科内有政治学门、法律学门等。

内部结构改革首先是在科这一层次上，扩充文科和理科，“今既以文理为主要，则自然以扩张此两科，使渐臻完备为第一义”，(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56.)并将其他科系从北大中分离出去(工科并入北洋大学，法科预备独立，商科归并法科)，使北京大学成为文理科大学。1918年1月27日，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议案。蔡元培指出：“我国高等教育之制，规仿日本，既设法、医、农、工、商各科于大学，而又别设此诸科之高等专门学校，虽程度稍别浅深，而科目无多差别。同时并立，义近骈赘。且两种学校之毕业生，服务社会，恒有互相龃龉之点。”(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55.)要解决重复办学这一问题，蔡元培认为应该学习德国的大学制度，“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其法科、医科既设于大学，故高等学校中无之。理工科、商科、农科，既有高等专门学校，则不复为大学之一科。而专门学校之毕业生，更为学理之研究者，所得学位，与大学毕业生同。普通之大学学生会，常合高等学校之生徒而组织之。是德之高等专门学校，实即增设之分科大学，特不欲破大学四科之旧例，故别列一门而已。”(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55.)“孑民之意，以为大学实止须文理科，以其专研学理也。而其他医、工、农、法诸科，皆为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农、商高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1.)要解决学生之间“互相龃龉”、“重术而轻学”这一问题，则应持“学术分校”原则。“兼设文、理、法、商、工各科之北京大学，则又以吾国人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故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务科之陋习(治法、工、商者，本亦可有学术上之兴会，其专以升官发财为的者，本是陋习)。而全校之风气，不易澄清。”(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1.)为此，蔡元培提出了改编大学制度的议案，即“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名曰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55.)对于蔡元培的这一改革，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曾评述说：“在大学课程设置方面，蔡元培的观点深受德国教育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都是大学课程设置的中心内容。……蔡元培也曾计划把北大的工程技术专业合并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实用和专业性院校的建设应该仿效德国技术学院的办学模式。此外，他还曾试图把北大的法律专业变成一个独立的专业学院，但没有成功。从蔡元培的这些努力中我们可以发现，他试图从根本上改革北京大学的办学模式，这所大学自从1898年建校以来，主要课程就是政治和法律，以鼓励青年追求仕途。”(注：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70.)

这一改革是蔡元培“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主张的重要体现。蔡元培强调大学的研究性质，并非意味着所有高等院校都要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相反，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应当是多种层次、多种门类、多种体制的，这样才能在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下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人才。他主张“学术分校”，即，“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1.)在他看来，大学是培养学者，全面提高人的学术素养的，而高等专门学校则是造就高等职业技术人才。对这两类不同培养目标的高等学校，蔡元培主张应有不同的办学方式。“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其在高等专门，则为归集资料，实地练习起见，方且于学校中设法庭、商场等雏形，则大延现任之法吏、技师以教之，亦无不可。即学生日日悬毕业后之法吏、技师以为的，亦无不可。”(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1.)在回答周春yuè@①对大学改制的异议时，蔡元培作了这样的解释：大学与高等专门学校，“二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所限与程度之差。……以此等性质之差别，而一谓之‘大’，一谓之‘高’，取其易于识别的，无他意也。”(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292.)后来亦反复强调这一点，高等专门学校，“其年限及毕业生资格，皆可与大学齐等。”(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671.)可见，蔡元培是将这两类学校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上的。

内部结构改革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废门改系”。这一改革使得北京大学的组织体系由“大学一科一门”3个层次变为“大学一系”两个层次。各系内还成立了教授会，议决系内重要事项。改革后的1919年，北京大学设立了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地质学系、哲学系、中文系、英文系、法文系、德文系、俄文系、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法律系等14个文理系。

蔡元培建设大学制度的努力，在北京大学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改革北大的理论和实践，深深地震撼了中国思想文化教育界，尤其是高教界。同时，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也间接促进“五四”运动爆发，几乎可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奇迹。虽说文学改良、新文化运动更多地是与陈独秀、胡适乃至摇旗“呐喊”的鲁迅有着直接关系，但陈独秀的北上以及随后《新青年》阵营的形成，毕竟是蔡元培助成，所以梁漱溟才说：“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46.)“论人则蔡先生居首，论事则《新青年》出版在先。许多人的能以聚合是出自蔡先生的延聘，而《新青年》的言论倡导正都出自这许多人的手笔。”(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44.)对于蔡元培的成就和影响，可谓是誉词千篇。梁漱溟曾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注：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144,147.)美国哲学家杜威曾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注：冯有兰著.中国现代哲学史.香港中华书局.1992.57.)《追忆蔡元培》一书的编者郑勇则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在蔡元培之前之后，北大校长走马灯式地轮转了多少才士俊杰，但提起北大校长，让人首先想起的仍然是蔡元培，只有蔡元培。未名湖畔丛树幽林间，蔡元培塑像谦和地独守一片净士，引领着每次瞻拜每次肃然起敬的目光;而在北大昔日的历史传统与今日的格局气象中，蔡元培更内化成一种象征与启示。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黯淡了多少偶像的色彩，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动摇了多少权威的根基，既非权威、亦非偶像的蔡先生却魅力不减风神依旧，因为自有后来者‘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山下加狱

5.蔡元培名言 篇五

2、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可是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蔡元培

3、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蔡元培

4、同情心就是看到别人感受的事情，和自我的一样，彼此休戚相关互相谅解。所以现行考试制度，最与此点背驰。为争名次之高下分数之多寡，使同情心日减，嫉妒心大增。——蔡元培

5、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蔡元培

6、中国人是富于美感的民族。——蔡元培

7、我们教书，并不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蔡元培

8、所谓习惯者，非必写字读书，然后谓之教育也。扫地亦有教育，揩台亦有教育，入厨下烧饭亦有教育。总之，一举一动，一哭一笑，无不有教育。——蔡元培

9、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蔡元培

10、对于学生的期望：自我尊重自我。化孤独为共同。对自我学问本事的切实了解。有计划的运动。——蔡元培

11、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蔡元培

12、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遵义相助，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现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蔡元培

13、“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我去研究，教员不讲也能够，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我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忙他。”——蔡元培

14、人的健全，不但靠饮食，尤靠运动。——蔡元培

15、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已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蔡元培

16、把美育异常提出来，与体智德并为——蔡元培

17、体育能够帮忙人们经受对体力和脑——蔡元培

18、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此刻，而专为将来。——蔡元培

19、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梦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蔡元培

20、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元培

21、教育是帮忙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我的本事，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职责；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异常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蔡元培

22、美者，循超逸之快感，为普遍之断定，无鹄的而有则，无概念而必然者也。——蔡元培

23、各级教育，应于训练上一律励行劳动化，使青年心理上确立尊重职业之基础，且使获得较正确之人生观。——蔡元培

24、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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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蔡元培著作读书笔记 篇六

林晓丹 2005级教育经济与管理 蔡元培，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功绩卓著，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他出身于商贾之家，少年时期饱读经史，17岁考取秀才，18岁任塾师，21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升补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他认为革新必先培养人才，于是走上倡导教育救国之路。同年9月，他弃官回乡，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二十世纪初，他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致力于打破封建主义教育，为反清革命培养人才。1906—1916年间，他赴德法留学，为兼通中西文化奠定了基础。

1912年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教育体系。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研究学术、传播新思想、培养新人才的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援救了一批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

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以教育和科学作为事业的支柱，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功绩卓著，影响深远。蔡元培写了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后人将其收入《蔡元培选集》、《蔡元培教育文选》和《蔡元培全集》中。

蔡元培非常重视健全人格教育，提出“五育”并举主张。1912年初在出任教育总长时提出，教育方针为“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同年2月，他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主张。他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与“超轶乎政治”两类。隶属于政治的有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超轶乎政治的则是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实利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他认为，两类五种教育均不可偏废。为了强兵富国，需要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但“必以道德为根本”。公民道德即“自由、平等、亲爱”，亦即儒家的“义、恕、仁”。他把欧洲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同中国儒家的传统道德观念揉合在一起，主张培养现实社会的完全的人格。但教育的终极目的还在于追求超现实的实体世界，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因此还必须有世界观教育，即引导受教育者超脱现世，领悟最高精神境界的教育。他认为，这种世界观教育是知、情、意、德、智、体诸者的统一体。从现象世界进入实体世界，不能依靠经验或理论，只能依靠浑然直觉的美感，美感是两个世界的桥梁。他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各级学校、各种社会活动都要进行美育。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

1916年12月26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奉大总统令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参照近代西方大学制度，根据自己的教育理念，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正如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所说：“直到1917年蔡元培再次从欧洲回国以后，大学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的思想才开始在北京大学和大学院里初露端倪。由于早期曾跟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和欧洲哲学，再加上后来两次在德国和法国的长期考察，这就使得蔡元培的思想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按照他的想法，中国的现代

大学应该以德国式的自治权和学术自由作为其组建的根本基础。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思想在他1912年草拟的教育法令中就充分反映了出来。他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开始按照其教育思想对北大进行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从实质上实现了北京大学的近代化，而且对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应该广集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墨守成规，抱残守阙，持一孔之见，守一家之言，实行思想专制，是不可能使学术得到发展的。他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他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砥砺德行”，“敬爱师友”；鼓励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进行独立评判，并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培养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研究学术的能力。蔡元培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他认为学与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学与术虽关系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所以治学者可谓之 “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至于文理资料，互有交错，治学者不可局守一门，应当沟通各科界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把北京大学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取消文理各科界限，并且改“学年制”为“选科制”，使学生能“专精之余，旁及种种有关系之学理”。蔡元培还提出“教育独立”的主张。他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即教育事业应超然于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以外。

一、转变学校性质：从官僚养成所到研究高深学问之所。

针对当时北京大学的教师不研究学问、学生为做官而学习的现状，蔡元培首先提出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的主张。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入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8年9月20日，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式的演说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为了从根本上转变学校的性质和学生观念，使学生有研究学问的兴趣，使学校真正成为研究学问的地方，他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第一，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民国初期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都十分浓厚的学校，学生多为升官发财而求学，对研究学问没有丝毫兴趣。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在升官发财思想的支配下，学生“平时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后，学生则将“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悱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

一些教员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以毕业后奥援也。”因此，学生们“对于学理，毫无兴会”。为转变学生的思想观念，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知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入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此后，他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反复阐述：1918年9月，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

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1918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己也。”他要求学生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1919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又指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蔡元培的这些讲话，抓住了学生思想的要害，给了学生们一个新的灵魂，使学生们真正确立了以研究学问为求学之宗旨。

第二，整顿教师队伍。蔡元培认为，当时的北京大学之所以声名狼籍，“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因此，是否有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 “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二是聘请教师时，“以学诣为主”，坚持“人才主义”，打破年龄和资格的限制。对学有专长者，蔡元培不论其信仰、派别，专用其一技之长。他对独尊某一学术流派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因此，蔡元培主张各种学术流派自由竞争、自由发展。他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北京大学云集了许多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和教授，虽然这些学者的学术观点从激进主义到保守主义各不相同，但是北京大学仍然毫不例外地为他们的学术争鸣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场所。”同时，对于各派之学说、各家之思想，不能以听讲人数之多寡来衡量其价值、优劣。他说：“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讲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所以一种讲义，听者或数百人以至千余人；而别有一种讲义，听者或仅数人。在学术上之价值，初不以是为轩轾也。”三是用人所长，不求全责备。蔡元培说：“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他曾举例说：“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四是对不称职的教师包括那些滥竽充数的洋教员，力主大刀阔斧地予以裁减、辞退。曾有一名裁撒的法国教员提出控告，蔡元培则委托王宠惠出庭，指出解聘理由“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使对方败诉。

蔡元培的教育主张，能根据本国需要，兼采各国所长，“食而化之”。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革新，起了推动作用。

7.蔡元培和画家威廉的父女深情 篇七

蔡元培先后娶过三位夫人，生有五子二女，长子6岁夭折，其中5个子女都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只有他最宠爱的蔡威廉进入艺术殿堂，成为中国现代最早向西方学艺的女画家和中国早期美术教育家。

令人痛惜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画家在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1939年5月8日因产褥热于昆明早逝，年仅35周岁，临终前在墙上写下“家难！国难！”避居香港的蔡元培闻此噩耗，一病不起，次年3月5日也离开人世。据蔡元培的小儿子蔡英多回忆：“那天上午9点多，父亲走得很突然。……一直念着‘威廉’，‘威廉’，可见他是多么疼爱姐姐。”

多次随父出国专习油画

1904年6月3日，蔡元培和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在上海喜得长女，取名“威廉”。“威廉”之名源于德语“Wilhelm”,寄托着蔡元培一心赴德国求学和教育救国的决心。

从出生到成年的二十几年里，威廉一直过着不安定的生活。1907年6月，年已四旬的蔡元培抛家别子，自费赴德游学。在父亲出国的5年里，年幼的威廉随母亲在绍兴、杭州等地居住。为响应辛亥革命，蔡元培于1911年冬回国，次年担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半年后因不满袁世凯专制统治而辞职。1913年9月，蔡元培携夫人和子女离沪赴欧，10月抵法国，威廉入巴黎当地的教会学校读书。

1916年冬，因教育总长范源濂电邀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威廉便随父母回国，入北京孔德学校。孔德学校是由其父蔡元培与李石曾等人创办的一所新型学校，以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AuguesteComte的姓“孔德”命名，目的是取他注重科学的精神，使各科教学不单靠书本和教师的讲授，而偏重实地观察。因而学校开设了图画、手工、音乐和体育运动等课，这给少年威廉以很好的艺术熏陶。

也许是受父亲的耳濡目染，天资聪明、爱好文艺的威廉对美术产生了兴趣，决计从事美术事业。1923年7月，蔡元培再次赴欧学习考察时，她便随父亲前往比利时，入当时已有300年历史的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绘画。次年，威廉接受父亲的建议，前往法国，就读于著名的里昂美术专科学校，专习油画。

蔡威廉多次随父亲蔡元培出国，十几年的游欧生活，使她接受了良好的欧式教育，通晓了法、德等国语言，饱览了西方绘画艺术精华，为其艺术创作和教学打下扎实基础。

结婚当天为父亲画像

1928年4月，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偕夫人和威廉由南京到杭州，参加由他提议创办的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成立仪式，任命林风眠为院长，林文铮为教务处长兼西洋美术史教授。

回国不久的威廉也留在该院，成为该校首批西画专业教师之一。从此，她多年漂泊的生活也相对安定下来。

学校的林文铮对才貌兼备的蔡威廉起了爱慕之心，可他不敢高攀，但蔡威廉对他却是一见钟情。1个月后，蔡威廉和林文铮就在林风眠陪同下，去南京面见蔡元培。蔡元培早在留法期间，就与林文铮相识，对其为人和才华十分赏识。他听后大喜，急着说：“马上订婚！马上订婚！”

1928年11月，蔡威廉、林文铮在杭州举行婚礼，蔡元培特地从南京赶来。威廉的亲生母亲在她17岁时去世，要出嫁的威廉蓦地对亲生父亲产生一股特殊的眷恋，执意要在结婚当天为父亲画一幅肖像，希望这幅画可以陪伴父亲。

结婚这一天，继母周养浩一直催威廉穿戴，可她整整一上午就在给父亲画像。实在是时间太紧，画上鞋子的轮廓线都淡了，却来不及上油彩。她只好让继母把画完成。

周养浩随蔡元培旅欧时就学习美术，擅长油画。也许是为了原汁原味地珍藏女儿对父亲的这份感情，周养浩一直没有续画。这幅未曾完成的肖像画，寄托的正是女儿威廉对父亲的无限深情和爱戴。

资助威廉夫妇建造“马岭山房”

蔡元培对这门婚事十分满意，1929年，他送女儿、女婿五千大洋，让他们在杭州盖幢房子作寓所。蔡元培历任要职，工资不低，但他一生清廉，家里支出很多，还经常捐助社会公益事业，接济有困难的学生、亲友，积蓄并没有多少，一生没有置房。这笔钱，也是蔡元培一生最大的一次性开支了。

用这笔钱，再加上林文铮的积蓄，威廉夫妇共花了约七千大洋在杭州马岭山上盖起了寓所。蔡威廉像创作油画一样精心设计房子，连围墙、窗花、铁门都十分用心。房子建成后，蔡元培常来小住，还亲题“马岭山房”一匾。

婚后，蔡威廉夫妇也时常到上海看望父亲，蔡元培日记中常有“威廉、文铮夫妇来”，“晚，威廉、文铮为我暖寿”，“威廉等于六时五十五分回杭”等记载，流露出蔡元培对威廉夫妇造访的喜悦和分别的惆怅。

蔡元培酷爱读书、藏书，威廉夫妇为他专门订制了20只樟木书箱，父亲70岁生日前，还送了一套汤显祖撰的明版《玉茗堂选集》作为寿礼。蔡元培十分喜欢这套选集，在1937年3月20日的日记中专门对其作了详细评述。

婚后，威廉夫妇的生活十分幸福。立志要成为“中国达·芬奇”的威廉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教学和创作中。她擅长人物肖像画，有欧洲现代主义早期的风格，同时受后印象主义尤其是塞尚画风影响，用笔大胆，造型简练，颇具雕塑感。在1929年首届全国美展上，蔡威廉的肖像画一鸣惊人，被认为可与林风眠并论。她于1931年春所作的巨幅肖像《秋瑾就义图》，将父亲的同乡战友、革命女侠秋瑾的形象首次呈现于画面，寄托了对中国第一代女性先驱者的感念。1936年，蔡威廉在南京福昌饭店创作的《奥地利跳舞女郎》，被外交部以高价订购并用作国礼。

蔡威廉也是位非常好的老师，善于发现人才。有一次学生办展览，她一眼看中了吴冠中的作品，提出要用自己的油画，换他的一幅水彩画，这让年轻的吴冠中深受鼓舞，铭感终身。对当时的蔡威廉，吴冠中写道：“她没有在教室教过我，不相识，我只远远以尊敬的眼光看她。她是一个少妇，经常着黑衣，体态优美，少言语，显得分外静穆、内向。”

为外孙取名“征明”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杭州国立艺专为避战乱向内地迁移。首到浙江诸暨、丽水，继至江西贵溪，又迁湖南沅陵、长沙、贵州贵阳，直到云南昆明才勉强安顿下来。出生名门、一向衣食无忧的蔡威廉与丈夫一起，一直随校奔波，尝尽颠沛流离滋味。

而此时，蔡元培也因憎恨国民党的消极抗战、腐败堕落，不愿与蒋介石合作，自1937年底开始化名“周子余”，避居香港，与威廉夫妇的相聚更是少了。

1938年6月，在浙江小城丽水，威廉一家人暂安顿于当地一家火柴厂宿舍区，人口多，积蓄又将耗尽，蔡威廉迫不得已发电报向香港的父亲求助。然而，由于战乱，迟迟未收到父亲汇款。蔡威廉急得大病一场，幸得郁达夫、王映霞夫妇伸出援手，才解燃眉之急。

1938年12月，教育部下令将杭州艺专与国立北平艺专合并后，新任国立艺专校长滕若渠走马上任后裁减教师，目标主要是杭州艺专教师。威廉夫妇均未被续聘，只好离开国立艺专。不久，林文铮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谋得教职，有了一些固定收入。但夫妇俩只一人有收入，拖着5个孩子，还有林文铮的母亲，蔡威廉又身怀六甲，境况十分艰难。

沈从文当时与威廉一家同住昆明北门街一个大杂院。对于威廉一家的生活困境，沈从文在《记蔡威廉女士》一文中写道：

“房子那么小，大杂院那么乱，想安静作画是不可能的。初来雇的本地佣人照例不合适，做不上3天又走了，作主妇的就得为一家大小8口做饭。5个孩子虽然都很乖，大的是个女孩，家务事还能帮点小忙，提提水，炉子里加加松毛，拌和稀饭，最忙的自然还是主妇。并且腹中孩子已显然日益长大，到四五月间即将生产。……常常看到这个做母亲的，着了件宽印花布袍子，背身向外，在那小锅小桌边忙来忙去。听我和孩子招呼时，就转身对我笑笑，我心中总觉得很痛苦。生活压在这个人身上，实在太重了，微笑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想用微笑挪开朋友和自己那点痛苦，却办不到。”

“悬心总是爹娘事，家信还期递送频。”在香港的蔡元培年已七旬，健康状况明显不如往年，但心里放不下的是威廉一家。他时常写信询问在昆明的境况，也打算从香港出发，转道越南，从陆路去昆明，与威廉一家会合，终因病体不支而难以成行。蔡元培还在信里告诉为即将出生的外孙取名的事，并写入日记：“为其子拟征明（从生于昆明着想）、六如（从行六着想）二名，嘱其选用。”后来，蔡威廉生下的这个小女儿就取名“林征明”，以示纪念。

撰祭文倾诉失女之痛

1939年5月5日，威廉在昆明家中生下第6个孩子。产后数小时，她在床前的白壁上用铅笔为新生女儿作肖像，并写上“家难！国难！”

也许是天妒英才，产后3天，蔡威廉不幸去世，年仅35岁。沈从文感叹道：“死的直接原因是产褥热，间接原因却是无书教，无收入，怕费用多负担不下，不能住医院生产，终于死去。人死了，剩下一堆画，6个孩子。”

迁居香港后的蔡元培忧伤国事，精神渐衰。威廉去世时，蔡元培正在病中，亲属好友为避免其过于伤悲，也暂时瞒着他。夫人周养浩还与女婿林文铮商量好，每次写信仍像往常一样落款“威廉附笔请安”。

将近2个月后，蔡元培在7月2日的昆明《益世报》上看到昆明举行“蔡威廉女士遗作展览会特刊”的新闻，报上又载《蔡威廉先生家属谢启》的消息，才知爱女确已离开人世，不禁悲从中来，含泪把“特刊”和“谢启”剪下珍藏起来，写下《哀长女威廉文》，回忆爱女的一生，倾诉失去爱女的刮骨之痛：

“近两月来，友人来函中，偶有述及报载威廉不幸之消息者，我于阅报时留意，竟未之见，而文铮来函，均为威廉附笔请安，疑诸友人所述之报误也。日内阅昆明寄来之《益世报》二十六日有女画家蔡威廉昨开追悼会新闻，二十七日有女画家遗作展览新闻，于是知我威廉果已不在人世矣，哀哉！亟以告养友（指蔡威廉继母周养浩）始知养友早已得此恶消息，且已电汇法币四百予文铮充丧用，饮泣数夜，但恐我伤心，相约秘不让我知耳。……威廉曾产四女一男，自沅陵迁昆明后，又产一女。不数日，竟以产后疾溘逝，哀哉！”

蔡元培与蔡威廉的父女深情，见证了那个特殊时代的风风雨雨，为世人留下了感人肺腑的亲情颂歌……

1912年9月蔡元培在德国与夫人黄仲玉（左一）、女儿威廉（左二）及儿子的合影。

Cai Yuanpei, his wife Huang Zhongyu (left 1), his daughter Weilian (left 2) and his son in September 1912 in Germany

画家威廉

This is a photo of Cai Weilian.

20世纪30年代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西洋画系教授的蔡威廉

This picture of Cai Weilian was taken in the 1930s when she worked as a professor at National Art School of Hangzhou.

蔡元培浮雕（刘开渠作）

A relief sculpture of Cai Yuanpei, by Liu Kaiqu

绍兴蔡元培故居

The former residence of Cai Yuanpei in Shaoxing, Zhejiang Province

北京大学内蔡元培雕像

A statue of Cai Yuanpei on the campus of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Father and Daughter: Love

By Shan Binxin

A villa-styled garden house near the entrance to Hangzhou Botanic Garden testifies to a father’s love for his eldest daughter. The house is called Maling Hill Residence. It was built in 1929 with 5,000 silver dollars from Cai Yuanpei (1868-1940) as a dowry for his eldest daughter Cai Weilian (1904-1939). The father paid 5,000 silver dollars out of his pocket for the daughter he loved most. Cai Yuanpei married three times and had six children. A boy died young. The remaining children grew up to be scientists except Cai Weilian, who became an artist and teacher of art.

Cai Weilian was the eldest daughter of Cai Yuanpei, but she was from his second marriage. Her name Weilian (威廉) was a Chinese way of saying and writing the German name Wilhelm. The name reflected the father’s desire in his young years to go to German for further studies and seek a way of saving China through modern education undertakings.

Cai Yuanpei in his 40s went to Germany in June 1907, but he did not bring his family along. He was away for five years and the daughter and the mother lived first in Shaoxing and then in Hangzhou. In 1911, Cai Yuanpei came back to China after the succes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He became the first minister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12, but resigned half a year later due to his revulsion at Yuan Shikai’s despotic rule. In September 1913, Cai Yuanpei went to Europe again. This time he took his wife and children. Weilian studied at a church school in Paris. In the winter of 1916, Cai Yuanpei was invited to be president of Beijing University. He brought his family back. The daughter attended Comte School, which was named after French philosopher Augueste Comte. It was at this school that Weilian began to take interest in art. When Cai Yuanpei went to Europe again in July 1923, the eldest daughter followed him to Belgium. After studying briefly at Royal Academy of Brussels, she went to Ecole Nationale des Beaux-Arts de Lyon, which is famous for oil painting.

Cai Weilian spent more than ten years in Europe as she accompanied her father on his European tours. She spoke a few European languages (which is widely considered in China as proof for talent and admired) and established herself as an artist.

In April 1928, the National Art School of Hangzhou was launched with the push from Cai Yuanpei, then President of Academia Sinica. Cai Weilian worked as a teacher at the school. Cai fell in love with Ling Wenzheng, dean and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rt at the school. Learning about the romance, Cai Yuanpei was overjoyed. The couple was married in November 1928.

Cai Yuanpei was happy with his daughter’s marriage. In 1929, he managed to raise 5,000 silver dollars to build a house for the newlyweds. Lin Wenzheng had 2,000 in his savings. Altogether, the house cost about 7,000.

In a settled life, Cai Weilian began to blossom into a creative artist. Her portraits on display at the first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in 1929 received great critical reviews. In 1931, she painted Qiu Jin, a pioneering martyr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native of her father hometown Shaoxing. In 1936, a painting by Cai Weilian was purchased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s a state gift.

As a teacher, Cai Weilian had sharp eye for talented students. At a student exhibition, she spotted a watercolor landscape and offered an oil painting of hers in exchange of the watercolor. The watercolor landscape was created by Wu Guanzhong. Wu Guanzhong (1919-2010) grew up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tists of China.

China went all out to resi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1937. The war sent China into chaos and disaster, and sent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of the art school to run all the way to southwestern China’s Yunnan Province. Cai Weilian suffered a great deal during the great escape. When the school finally settled down, it merged with the National Art School of Beiping. The new president got his priorities and fired some of those from the school of Hangzhou, including Cai Weilian and her husband. Cai Weilian got a job of teaching at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d became the only breadwinner for her husband and five kids. Cai Yuanpei migrated to Hong Kong in 1937 and was unable to give financial help to the daughter.

Cai Weilian gave birth to a baby girl on May 5, 1939. Three days later, she died of puerperal fever. It was believed that her death was attributed to her difficult financial situation. She earned little so she delivered the baby at home to save money. She was survived by six children and bereaved husb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