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师范大学中共党史

天津师范大学中共党史（10篇）

1.天津师范大学中共党史 篇一

中共中央党史编篡委员会-中央党史委员会--党史编审委员会--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

中共中央党史编篡委员会

1966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编篡委员会【党史起草委员会】成立，董必武为主任【书记】，主持党史编写。

中央党史委员会--党史编审委员会--中央党史研究室

1980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在中央党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编审委员会。1980年5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同年7月，成立中央党史研究室作为中央党史委员会办事机构。1982年2月21日，中央党史委员会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撤销.1988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并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0.1.29--1982.02.21]

委员 华国锋 1980 0129 1982 0221

委员0221

委员0221

委员0221

委员0221

委员0221 叶剑英 1980 0129 1982 邓小平1980 0129 1982 李先念 1980 0129 1982 陈云1980 0129 1982 聂荣臻 1980 0129 1982

委员 邓颖超 1980 0129 1982 0221

委员 胡耀邦 1980 0129 1982 022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审委员会[1980.1.29 –1982.02.21]

委员 胡耀邦 1980 0129 1982 0221

委员 彭真

1980 0129 1982 0221

委员 粟裕

1980 0129 1982 0221

委员 胡乔木

1980 0129 1982 0221

委员 陆定一

1980 0129 1982 0221

委员 李维汉

1980 0129 1982 0221

委员 程子华 1980 0129 1982 0221

委员0221

委员0221

委员0625

委员0221

委员0221 杨尚昆 王鹤寿 安子文 姚依林 冯文彬 1980 0129 1982

1980 0129 1982 1980 0129 1980

1980 0129 1982 1980 0129 198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0.5.7--1988.08.01]

主任委员 冯文彬

1980 0507 1988 0801

副主任委员 廖盖隆

1980 0507 1988 0801

副主任委员 王明哲 1980 0507 1988 0801

副主任委员 马齐彬

1980 0507 1988 0801

副主任委员 谢筱迺 1982 0424 1988 0801

副主任委员 童小鹏 1982 0424 1988 0801

副主任委员 华楠 1982 0424 1988 0801

副主任委员 马石江

1983 01 1988 080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任主任、副主任

主

任

胡乔木1980.07-1982.04

胡

绳1982.04-2001.01

孙

英2001.01-2005.08

李景田2005.08-2008.09

欧阳淞2008.09-副主任 廖盖隆1980.01-1986.11

李

新1980.01-1986.11

华

楠1980.01-1986.11

胡

绳1980.01-1982.04

冯文彬1982.02-1986.11

郑

惠1986.11-1994.08

沙健孙1986.11-1994.08

马石江1988.08-1990.06

李传华1992.10-？

石仲泉1995.02-2003

陈

威1995.06-？ 龚育之1995.06-2001.01

王伟华1998.12-？

朱佳木1999.07—2000.12

谷安林2000.12-2006.10

李忠杰2003.07-

章百家2004-2008

吕世光2006.09-

张启华女 2003.1 —2009.10

龙新民2007.04-

曲青山2009.12-

张树军2011--

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

1982年2月21日，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下设立党史工作小组。

组长

杨尚昆

副组长

薄一波 1988.3—

邓力群 1990--胡乔木

胡绳1994--

2.天津师范大学中共党史 篇二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也有不少论著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 根据不同的性质、作用、范围, 党史学方法大体上可分为基本方法、具体方法、特殊方法三个层次。基本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具体方法是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 研究党史的各种具体方法;特殊方法是指仅仅适用于党史领域某些专门分支学科或某些领域的特殊方法, 包括数学计量方法、统计方法、图表方法等。有的还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完整有序的、包括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体系, 这个体系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指导性方法;二是综合性方法;三是各种具体方法;四是技术性方法。除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张静如提出研究方法应该多样化。1989年, 他就提出应注意考察社会心理, 运用全面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法、历史的逆向考察法等等。1991年, 他又提出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后来, 他又提出可以从人类学、文化学角度进行研究, 可以采用历史比较法、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数量分析法, 以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分层次研究法、纵横比较法、科学假设法、历史跟踪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考察方法等等, 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 从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研究领域、发掘史料、研究手段等等方面进行创新。中共党史研究今后要朝着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方向发展, 即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手段, 都要符合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需求;研究的内容要正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面貌;要面向社会, 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学的社会功能, 为社会服务。他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研究中共党史, 以及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等主张, 在中共党史学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还有的学者提出, 应该采用系统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共党史, 把中共党史放到中国社会国际社会的动态系统及大系统中去研究。

党史学界还探讨了党史研究的一些具体方法, 主要有:

第一, 历史比较法。新时期, 党史研究中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逐步开展起来。运用历史比较法, 应遵循合理的原则:一是可比性原则, 即必须搞清楚被比较的对象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若没有可比较的对象, 不能牵强附会;二是要在充分利用和研究被比较各方材料的基础上进行, 不能死板硬套凭历史哲学理论, 要慎重地下结论;三是应当重视被比较对象产生的物质经济基础与社会条件, 在洞识事物本质的基础上作比较, 防止肤浅的历史对比。

第二, 逆向考察法。从作为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结果的现实出发来回顾历史的方法称为逆向考察法。逆向考察法在党史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主要取决于中共党史与现实政治的联系紧密以及中共党史对当前实践的借鉴作用具有更直接的特点。

第三, 系统方法。不少人撰文指出, 在党史研究中运用系统方法, 有重要意义:第一, 系统论的整体性和结构性原则, 要求在党史研究中改变传统的“分析—综合”的思维方式, 而采取“综合—分析—综合”的新思维方式。第二, 系统论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原则, 可以改变片面强调因果联系的传统历史研究法, 而将研究对象作为复杂的网络联系, 从因果、反馈、控制、顺序、线形和网络等多角度加以探讨。第三, 系统论提供了党史研究数量化的中介环节, 便于做出严格的逻辑证明, 同时能够促进国家对党史学规划管理的科学化。

许多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党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在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中共党史师资班上, 郭德宏也曾经介绍了十种中共党史研究易于采用又较为成功的研究方法, 如口述史学方法, 即时史学方法 (美国称为瞬时史学) , 心理史学方法 (又称心态史学方法) , 文化史学方法, 政治学研究方法, 领导学研究方法, 长时段研究方法等等, 并提出应该开阔视野, 不要只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 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 因为中共党史只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 如果从现代中国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 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可能就不一样。

二、中共党史学研究的特点

关于中共党史学的特点, 过去主要是强调党性、革命性、阶级性、政治性、战斗性、现实性以及科学性等等, 曾提出要达到党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齐鹏飞提出:“从理论上讲, 主观性与客观性、科学性与社会性、为现实服务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 政治功能与学术功能、政治价值与学术价值、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统一, 亦即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本质要求和理想境界。

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特点, 郭德宏又从历史学与政治学相统一的角度将中共党史学科的特点概括为“五性”, 即历史性、科学性、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所谓科学性, 是指它具有历史科学的特点, 中共党史必须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 存真求实;所谓政治性, 也就是指中共党史是为党的事业服务的, 研究者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 要与政治紧密联系, 并受现实政治的制约;所谓理论性, 即它不仅要求史实的真实和准确, 还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加以分析, 在表述上更具有理论色彩, 并对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点加以研究;所谓现实性, 即中共党史学不同于历史学的其他内容, 大都已经成为过去, 而是同现实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 有的内容甚至仍然是现实问题, 研究它的目的也主要是为现实工作服务, 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

张静如也指出中共党史学科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理论性, 但是与郭德宏的解释不太一样。同时,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立的。

参考文献

[1]林强.中共党史学方法论研究[J].福建党史月刊, 1989 (11) .

[2]陈绪文.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J].党史研究与教学, 2000 (6) .

[3]张静如, 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J].中共党史研究, 1989 (1)

[4]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J].历史研究, 1991 (1) .

[5]张静如, 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J].北京党史, 1999 (2) .

[6]张静如, 张勇.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 1999 (3) .

[7]张静如.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J].北京党史研究, 2000 (6) .

[8]陈日增.系统方法在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试探[J].福建党史月刊, 1990 (9) .

3.中共党史研究应如何规范 篇三

关键词：党史研究；学术规范；史料；信史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4-0008-010

中国有个成语叫“张冠李戴”，意思是把姓张的帽子戴到姓李的头上，比喻认错了对象，弄错了归属。笔者近来因为教学需要，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段出自张昆弟之口的话，竟被不少学者安在毛泽东的头上，而且用错的人众多。透过这种张冠李戴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养成严谨踏实、实事求是的学风，充分尊重资料，认真研读、辨析资料，正确解读和运用资料，是党史研究中必须遵守的重要学术规范，是党史成为信史的前提。

一、一段不难读懂的资料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芝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1]

这段话摘自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它传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一）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和张昆弟一起游泳，游泳后一起到居住在岳麓山的蔡和森家，当晚留宿在蔡家。（二）毛泽东和张昆弟在蔡家夜间长谈。（三）毛泽东的谈话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批评中国的国民性，希望中国能有像俄国托尔斯泰那样的人物出现。2.批评中国晚近文化，“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3.阐述自己的革命观，“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四）张昆弟赞成毛泽东的第一个观点，说“余甚然其言”，并回应毛泽东说：“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二、令人诧异的误读率

如上所述，从“中国人沉郁固塞”到“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这一段话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是出自张昆弟之口，而不是毛泽东之口，是张昆弟回应毛泽东的话语。这段资料不难读懂，也就不应该弄错。但在众多学者的文章中，这一段话，特别是其中的“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一语，被当成了毛泽东或其他人的，并且还犯了一些其他错误。

笔者根据中国期刊网上的相关文献，做了一个统计，从1979年到2013年，国内报纸杂志上引用张昆弟这段话或其中部分语句的论文共86篇，其中把这段资料错读成毛泽东之语的有67篇，错成杨昌济的有1篇，错误率在79%以上。详见表1。

我们把1979—2013年这34年分成1979—1990年、1991—2001年、2002—2013年三个阶段。（1）1979—1990年涉及这段文字的相关论文13篇，对资料使用错误的6篇；1991—2001年相关论文37篇，资料使用错误的30篇；2002—2013年相关论文36篇，资料使用错误的32篇。从整体上看，该段资料的正确使用率每况愈下。

期刊论文的情况不佳，硕、博士论文对这段资料的使用情况则更差。据笔者不完全检索，近几年来涉及这则资料的硕、博士论文7篇，无一使用正确。详见表2。

三、党史研究应该如何规范

一段并不难懂的资料，却被如此多的作者误用，原因何在？党史研究该如何规范？笔者拟结合一些党史资料，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严谨踏实，认真阅读资料。如前所说，张昆弟的这一段日记不难读懂，但众多学者却犯这种低级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认真阅读资料。不少作者可能根本没有阅读过自己所引资料的前后文，仅仅是看到别人使用了这则资料，然后找到相关的书籍，核对一下页码；有的甚至连这项工作也没有做，完全是照搬他人的资料和说法。结果别人用错了，自己也跟着错。1991年以后的73篇期刊文章中，仅有11篇解读、使用正确，这颇能反映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浮躁之风。这种风气一日不改，一日难有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认真阅读是学术研究少犯错误的前提，而不认真阅读恰恰是犯错误、甚至犯张冠李戴这种低级错误的根源。

毛泽东曾经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不认真阅读，不仅导致了我们前面所列举的“张冠毛戴”的错误，还在毛泽东研究中制造过“杨冠毛戴”的笑话：

对于中国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杨（昌济）先生下了许多的功夫。譬如对儒家三纲之说的非难，他除推崇王船山“忠孝非以奉君亲，而但自践其身心之则”的重个人独立精神以外，特别看重谭嗣同《仁学》对这方面的批判。他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的精神，即父子兄弟之间也不可互相倚赖。因此在一个时候，研读《仁学》和船山学说，成为学生中的一种风气，毛泽东等尤为用功，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常常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30页endprint

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仁学》，是受杨昌济的影响。杨昌济特别看重谭嗣同的《仁学》，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发动心力的精神。他时常给学生讲读《仁学》，一个时候，研谈《仁学》成为学生中的一种风气。毛泽东等尤为用功，他们的日记和笔记中，常常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这段话，出自杨昌济的《论语类钞》[2]，这是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教授修身科的讲义（2）。无论是李锐还是陈晋的著作，都没有对这段引文加以注释。但仔细读这两段文字，不难发现，他们都没有说这段话出自毛泽东之口，而是根据毛泽东等人当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杨昌济恰好给他们讲修身一科，讲《仁学》的相关思想，而推论毛泽东等学生的笔记和日记中应该“常常有‘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一类的议论”。这种推论虽然稍嫌大胆，但还在情理之中。

李锐、陈晋的这种推论，被一些学者不慎误读，在他们的著述中直接把这段话安在了毛泽东的头上。表3是“杨冠毛戴”的部分文章和书目。

认真阅读资料，还要认真分析资料，尊重资料的差异性，不能采取“趋利避害”、为我所用的态度。

比如关于1922年8月的杭州西湖会议，因为缺乏直接的文献记录，所以研究这次会议只能根据当事人事后的一些回忆录。出席该会议的有马林、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7人，对这次会议留有回忆的有陈独秀、蔡和森、马林、张国焘。依时间顺序，回忆的基本情况如下：

1.在上届代表会议上，我们同意远东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与民主革命派合作问题的决议。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

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3]169-170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1923年6月）

2.第三，一九二二年九月西湖会议。会议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在此会议以前曾讨论过此问题，一九二二年C.P.第二次全国大会时，国际代表主张马上加入国民党，而有一部分不赞成加入，有一部分在理论上赞成，但关于具体方法，会议的结果要中央解决之，所以我们决定用C.P.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信致国民党，请求联席会议，但中国政治问题而实际上做不到，因为孙中山不承认有C.P.的党，故因此未作。

……西湖会议的经过，结果一方面两党联合，另一方面设法个人加入国民党，经过数月后才加入（和森、秀松）。

……此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1）[小]组织问题；（2）对国民党的态度。

……在西湖会议上已经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守常亦在）。[3]485-493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

3.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3]521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

4.这时，我们安排在杭州西湖召开一次会议。这是一九二二年初，主要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我记得还有瞿秋白，另外还有一个多半是湖南人的学生，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

杭州会议上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些看法。有一两个反对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反对最力的是张国焘。这些反对者的论据，围绕着国民党的价值问题，它变成群众运动的可能性，来自国民党领袖的可以预料的反对的问题等等。陈独秀同意了我所提出的观点。没有一条要求作补充说明的明确的反对意见。

（问到他关于这次会议的叙述与陈独秀的有出入时，马林回答说：）

如果陈独秀的叙述是真实的，那么，第一，在杭州会议后一个时期，这问题曾经有许多机会可以在莫斯科讨论。中国同志也可能与越飞一起提出这个问题，他是在同年稍后来华的。事实上并没有发生这种周章。第二，这儿不会有什么“服从纪律”的问题。我一向深恶痛绝这类措施。何况，我并没有从共产国际得专门指示。我手上没有任何文件。[3]547-549

——伊罗生采访马林的记录（1935年8月）

5.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

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这种看法，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3）

——张国焘：《我的回忆》（1971年）

从研究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些内容互有差异的回忆录呢？endprint

首先，人对亲历事件的记忆，是一个随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模糊的过程。所以，通常情况下，所有回忆录都是离事件的发生时间越近，真实性越大，反之，可信度越小。也就是说，以上这些回忆的可靠程度按时间顺序来排列是：陈独秀（1923）、蔡和森（1926）、陈独秀（1929）、马林（1935）、张国焘（1971年版）（4），除非有日记等材料的帮助，否则，张国焘的回忆录最靠不住。

其次，要探究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事件回忆不同的原因。比如陈独秀1929年的回忆与1923年的回忆有明显的差别，如何看待这种差别，哪一年的更可靠呢？陈独秀的第一次回忆是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三大”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国，使全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3]182。当时陈独秀的身份是中共的最高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马林又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三大”，如果陈独秀和盘托出西湖会议的真相——中共中央集体反对国共合作，接受国共合作完全是因为尊重国际纪律——肯定会对正在召开的中共“三大”产生不良影响。陈独秀的第二次回忆是在1929年12月，此时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已经彻底失败，陈独秀先是被共产国际解除职务，接着在1929年11月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党籍，所有的顾虑都没有了，再也用不着避讳遮掩了。所以，相比较而言，陈独秀第二次的回忆更可靠一些。

第三，可以利用一些相关资料，发现一些回忆中的错误和不实之处。比如马林的回忆，从时间上看，应该有可信度，但从他对与会人物的回忆看（5），显然他把西湖会议和中共“三大”混在一起了。从《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和《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3]121-122可以看出，马林在回答伊罗生关于他与陈独秀的回忆相矛盾的话语有许多不实之处，也就是说，马林在回忆中撒了谎。马林之所以这样回答，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此时大革命已经失败，如果中共是在马林以“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的胁迫下，“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勉强同意加入国民党的，那么马林对大革命的失败就应该负重大责任，而这显然是他不愿意也不能接受的。

第四，可以利用一些相关资料，印证某人回忆的可靠性。比如蔡和森，根据各种资料印证，他参加了西湖会议，且1926年在其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及了这次会议。1930年年底或1931年年初，他专门撰写长文《论陈独秀主义》，批判陈独秀的错误，却对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有关西湖会议的叙述未置一词。1929年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时，张国焘在中共中央任要职，但当时他对陈独秀的相关叙述一言未发，他在1971年出版的回忆录也从某个侧面证实了陈独秀叙述的准确性和马林谈话的不可靠性。这些都可以作为陈独秀第二次回忆比较可靠的证据。

如上所言，在对1922年8月杭州西湖会议的几个回忆版本中，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的叙述最可靠，其可信度远远超过马林和张国焘的回忆，但长期以来，在党史研究中，特别是在李大钊研究中，这则资料被极端忽视。不少学者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中的片言只语，称“在李大钊的劝解和疏导下，西湖会议终于通过了共产党员有条件加入国民党的决定”[4]，“西湖会议的决定，成为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中，李大钊发挥了重要作用”[5]。熟悉党史的人都知道，类似的说法很多，笔者不再多加列举，也不想谈论这些说法合理与否，但显然，它们对陈独秀的回忆都采取了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党史就很难跳出纪念史学和谴责史学的泥淖，摆脱过去那种为革命伟人脸上贴金、向坏人头上浇粪的套路。党史研究如果不把学术化作为自己的正轨，党史就不可能成为信史。

（二）尊重史料，避免割裂史料，更不能故意歪曲。史学首先是史料学。对于历史资料，我们要抱着尊重、尊敬的态度，不能随意割裂。党史是一门很严肃的学科，这种严肃不是指它的意识形态性，而是指它的客观性、科学性。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党史要成为信史，成为科学，就一定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屈从某一时段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要求，人为地歪曲历史，断章取义地对待历史资料。换句话说，党史研究如果不能尊重史料、实事求是，党史也就不可能正确地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服务。新中国的前30年，“左”的错误不断，甚至酿成了“反右”和“文革”那样巨大的历史悲剧，这与当时国内的学术、文化“过分政治化”，缺少相对独立性，是有一定关系的。“文化的独立或自主使得文化又成为影响社会甚至政治的重要力量，这是现代社会所共有的，也是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所共有的。只有获得自主，文化才可能与政治建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只接受政治的影响。”[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界许多重大问题都有和过去不一样的说法，有的甚至是根本性的颠覆。这种现象显然是和新中国的前30年党史研究在政治过分的干预下，没有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成为直接为意识形态作注释的工具联系着的。抚今追昔，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实事求是、尊重资料、尊重客观事实，是党史研究少犯、不犯错误的前提。

4.中共党史研究的力作 篇四

——《中共党史重大争议问题研究》读后感

赖柳成

罗平汉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工作，治学严谨，著述颇丰。笔者最近阅读了他与卢毅、赵鹏合著的《中共党史重大争议问题研究》，受益匪浅。全书共九章，内容涵盖大革命时期到粉碎“四人帮”后两年，时间跨度大，并且每章阐述的都是中共党史研究上的重大争议问题。这些争议问题是大革命时期的“左”、右倾问题，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延安整风的起因、过程及其影响，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评价，1957年全党整风与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和“三年暂时困难”，“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建设，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历史定位等。这些内容在时间上不前后衔接，但在理路上有所关联，它们整合在一起构成了一部小型的中共党史专著，这样既能让人们了解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争议，又能让人们了解各个时期中共的发展情况。显然这是作者精心梳理出的一条历史逻辑，是该书独具匠心的地方。该书值得称道的地方还有很多，笔者认为至少可以总结出如下几点。

一、在重视局部的同时，由点到面勾勒中共在改革开放前的发展全景

该书研究的九个争议问题既涉及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也几乎涵盖了中共党史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以这些重大事件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这些历史事件，把中共在此时期的发展情况呈现给读者，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体现了作者开阔的视野。下面兹举一例，以为明证。

第六章论述的是“1957年全党整风与反右派问题”。作者在此设置了七小节，第一节就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由此引出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整风和反右派运动这个问题。接着作者对运动产生的背景进行了阐述，这些背景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引起的国内不稳定的情况、波匈事件对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造成的巨大冲击。其后作者选择以几个问题作为开头，以达到引导读者去进行思考的目的，并指出对于这些问题，“中共都在认真地寻找问题的答案”。随后作者利用档案、文集等史料对中共领导人在此时期就国内问题发表的言论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中央领导人对运动的考虑以及整风运动开始的过程。由此，作者认为起初中共及毛泽东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确实是出于真心的”。那么整风何以转向反右呢？作者通过分析此时期党外人士对党的批评言论，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其一，党外人士的言论大大出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意料，超出了他们预设的底线；其二，深层的原因在于鸣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引起工人、农民和学生等群体的强烈不满，部分单位和地方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其三，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党内对八大提出的总路线并没有想得那么清楚，一有波折和插曲，就使得大家动摇决心。最后作者还介绍了反右的过程及对右派的甄别改正，这些介绍不仅清楚地阐述了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的发展过程，而且在阐述的过程中让我们了解了这段时间中共执政情况以及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等，使得我们明白了党内斗争对日后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

二、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敢于作出个人实事求是的判断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这是学界前辈时贤的共识。《中共党史重大争议问题研究》面对的是九个在学界已经讨论得比较充分的问题，但是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仍然能够以事实为根据，对这些重大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关于延安整风运动起因的问题上，学界有众多解读：第一种认为整风是为了彻底清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影响，达到全党思想统一；第二种认为整风是为了摆脱共产国际干预、确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第三种认为整风是为了彻底肃清国际派在党内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的力量，进而确立毛泽东个人在中共的绝对统治地位。作者独辟蹊径，认为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目的在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由有三：一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二是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全党的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三是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三个理由都是作者在考订大量相关资料进行的基础上，通过审慎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对延安整风起因分析中一个全新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对学界的相关研究是一个贡献。类似这样富有洞见的分析在该书还有一些，不再列举。

三、语言表达流畅，逻辑严谨，层次清晰 该书每章的探讨都从梳理学界的不同观点开始，这种梳理要想达到把学界的分歧清晰地、有层次地呈现给读者而不致于陷入繁杂的、琐碎的研究综述的目的，显然需要深厚的学术积累和过硬的文字表达能力。罗平汉教授等显然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作者精心选取了各个问题分歧的代表性观点，用简练而准确的语言使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观点和上下文不同的内容实现了前后文的无缝衔接，使全文富有思辨性的同时，又具有可读性。这些都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驾驭材料的功力。

《中共党史重大争议问题研究》代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很高水平，其对学界不同观点的梳理及在此基础上的推陈出新，必定能够推动党史和国史学界对这些问题研究的再深入。

5.中共党史简史学习心得论文 篇五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无精神不立。党也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党无精神不强。通过本次认真学习《中共党史》，党的九十载奋斗历 程及其培育的精神又一次深深震颤了我的心扉。

九十年，我们不仅实现了推翻两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让飞船载人上了天，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小康社会。

九十年，是党史，党的奋斗史，更是交织着无数共产党人的精神史。

九十年，我们催生出许多堪称人类至宝的精神财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等。

伟大的党培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滋养伟大的党。我们党的90年，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0年，也是党不断发展壮大、日益坚强成熟的90年。9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古老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从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民族从任人欺凌到振兴自强，人民从受苦受难到富裕安康，党也从成立时只有几十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我们党建立丰功伟绩的历程，也是不断培育形成伟大精神的历程。

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融入着党的伟大精神的形成。

在血雨腥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党的伟大精神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向前。成立于民族危亡之际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的首要历史任务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这极其艰难曲折的过程中，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正是这些伟大精神，使我们党与以往的政党、使我们的军队与旧式的军队在精、气、神上有了根本区别，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为中国革命在困境中峰回路转、呈现蓬勃生机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推动中国革命在艰难中奋进、在曲折中前行，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在意气风发、激情燃烧的建设年代，党的伟大精神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是中国人民建设新世界的伟大起点。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主要历史任务转变为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面对这更伟大、更艰苦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豪迈地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继承革命年代精神培育形成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等，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豪迈气概的生动体现。这些伟大精神，为党带领人民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体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在波澜壮阔、生机勃勃的改革年代，党的伟大精神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开拓创新、走向富强。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带领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不仅使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而且培育形成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要求解放思想、提倡敢闯敢试、鼓励改革创新、坚持与时俱进、强调科学发展、彰显以人为本，与创造奇迹和辉煌的改革开放实践互为支撑、相得益彰。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当遇到各种难以预见的困难、风险和挑战时，党沉着应对，培育形成了九八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当面临对国家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事件时，党全力以赴，培育形成了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等。这些伟大精神继承和发扬了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培育形成的伟大精神，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成为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伟大征程中创造奇迹和辉煌的强大精神支撑。

九十年，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史。九十年，是无数先辈探索现代化的建设史。九十年，是共产党人摸索、奋斗、前进的九十年。九十年，是一个伟大政党传奇般崛起的九十年。

6.学习中共党史主要学什么 篇六

党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在短短的几十天中，不可能学得很详细，只能抓住最主要的东西，学习最主要的经验，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那么，应该怎么学习这条基本经验呢？

第一，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当前，特别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要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首先就要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最基本的前提。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也就根本谈不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最早参与建党的人，后来分道扬镳，得到不同的结果，就与他们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信仰有密切的关系。就拿参加建党的一些人来说，张东荪、戴季陶等人都曾参加上海党组织早期的活动，但一听说要成立中国共产党，张东荪马上退出，他后来成为中国国家社会党的领导人，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戴季陶第二个退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反动理论家，坚决反共，瞿秋白被捕后就是他建议蒋介石杀掉的。沈玄庐（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都曾经是上海党组织的正式成员，后来的路也各不相同：沈玄庐曾领导我们党最早的浙江萧山衙前的农民运动，但后来被开除出党，成为国民党中的老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成员；邵力子后来退出，成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但后来参加国共和谈后于1949年5月通电拥护共产党，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施存统是共青团第二届中央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虽然退党，但一直拥护共产党，后来成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建党时期最有名的两个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即所谓“南陈北李”，命运也各不相同。李大钊于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为革命而献身；而陈独秀先是犯了右倾错误，后又接受托洛茨基的极左观点，被开除出党，组织托派组织，被时代所抛弃，最后穷困潦倒病死与四川江津，成为一个悲剧人物。参加党的一大的十三个人，后来的命运就更不相同。有两人后来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是毛泽东、董必武；有4人被敌人杀害，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就是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其中李汉俊虽曾脱党，但继续参加革命斗争，1927年12月被国民党军阀杀害，仍被认定为革命烈士；因病去世的一人，就是王尽美；脱党后重新入党的一人，就是曾担任第一届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脱党后担任过国民党的一些职务，建国后回到北京、曾担任国务院参事的一人，就是包惠僧；后来接受托洛茨基观点，被认为是“托派”组织成员、开除出党的一人，就是刘仁静；叛变革命跑到国民党那里当特务的一人，就是曾担任第一届中央局组织主任、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最后穷困潦倒客死于加拿大；成为大汉奸的二人，就是周佛海、陈公博，一位被判死刑病死于狱中，一位被处决。后来在六大上被选为党中央主席的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成为叛徒，也是因为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与这些叛党、反党的人相反，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前夕的危急时刻，或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之下，却有大批的人不顾危险，毅然加入共产党。徐特立等人就是在大革命失败前夕加入的，而贺龙、郭沫若、彭德怀、廖承志等人，都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之下加入的。从以上这些人的身上，可以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

现在，有的人虽然口头上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但心里并不真正信仰，存在着以下三种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怀疑主义和“过时论”，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了，没有必要再加以坚持。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确实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人所处的时代大不一样了，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根据当时情况所作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它们所提出的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正确指导。不能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具体结论已不适应现在的情况，就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不再加以坚持。现在有一些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著作并没有认真学习，就在大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基本原理，我们并没有深刻领会，应该认真地加以学习，不能轻易地加以怀疑。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种倾向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不从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仍然还在坚持马、恩、列、斯、毛等人根据当时情况所作的一些具体结论，或者仍然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过去那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之中，僵化地看问题，觉得这也不顺眼，那也不称心，以实践中、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怀疑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甚至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搞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他们“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自以为只有他们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别人都脱离了甚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们这种态度才恰恰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第三种倾向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仅仅在口头上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而心里想的、行动中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们口头上讲得呱呱叫，实际上却背道而驰，甚至连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都没有，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欺压百姓，胡作非为。原山东一位市委书记，曾写过一本书，其中大讲什么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展反腐败斗争，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把党建设好”等等，可是做的正与此相反，连一个市委都带坏了，结果被绳之以法。1996至1997年曾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的原浙江省仙居县县长，是我国留学美国、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ＭＢＡ），并走上县级领导岗位的第一人，曾因其特殊身份和不平凡的工作业绩，被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等报刊报道过，但后来也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998至1999年曾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的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在这里学习时讲得头头是道，党性分析也作得很好，可是一到星期六和星期天，就飞到澳门去豪赌、狂赌，一共输了4000万，结果回去不久就被判刑。他们本来都是很有前途的人，可是由于言行不一，都身陷囹圄。江泽民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曾引用荀子的话批评那些言行不一的现象：“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i[i]像各地那些贪赃枉法、胡作非为的腐败分子，就是这种“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必须坚决地清除掉。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不能搞教条主义。

我们要坚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但是不能搞教条主义，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方针。毛泽东曾把它提到党性的高度，指出“没有科学态度，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ii[ii]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曾使我们吃了大亏。我们党的领导人犯错误，大部分都与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有关。党的第一任领导人陈独秀，是一个个性非常强的人，曾经反对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但实行国共合作以后，则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方针。当时，共产国际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把维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看作最重要的方针，但又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主张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步步退让，陈独秀由于缺乏实际斗争经验，也执行了这一错误方针，因而犯了右倾错误。后来，他对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推给他很不服气，转而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组织“左派” 反对派。无论是他接受共产国际的右倾主张，还是接受托洛茨基的极左主张，实际上都是照搬照抄外国的观点。接替陈独秀在党内负总责的瞿秋白，则执行了共产国际的“左”倾理论和指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本来陷入了低潮，需要保存革命力量，可是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正处于十月革命前的形势，很快就会出现革命高潮，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了革命，指示中国共产党要“不断革命”，并将民主革命一直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李立三在1930年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是与共产国际的“左”倾理论和指示分不开的。王明更是教条主义的典型代表。他马列著作背得很熟，做报告时随口就能引述马列的著作，唬住了不少人。但是，他只知道背诵马列的结论和词句，把这些结论搬到中国来，却不知道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运用。直到延安整风运动中，他还反对理论联系实际。他在延安女子大学传达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还说要反对这也联系那也联系，变成“乱联系”，说什么 “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女大学生学他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用，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他强调学理论是对的，但反对理论联系实际是错误的。正因为他坚持教条主义，结果

先是犯 了“左”倾冒险主义，后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惨重的损失。后来他在作检查时，也承认他的几本小册子，完全是从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决议中照抄过来的。

在遵义会议以前，党内的教条主义是非常浓厚的。对于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共产国际的指示，都把它神圣化，认为不能有任何怀疑，必须绝对地贯彻执行。一些人自以为在莫斯科喝了洋墨水，吃了洋面包，就看不起在国内搞实际斗争的人。对于毛泽东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做法，很多人毫不以为然，认为是违背了国际指示，讥笑山沟沟里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

对于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做法，毛泽东曾给予深刻的批判和讽刺。他说：“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 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iii[iii]这里所说的“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正因为毛泽东深刻地批判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从而领导全党实现了认识上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可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又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教条式地理解和对待了马列著作中一些已经过时的或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结论。例如列宁曾经说过，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始终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小生产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我国的过渡时期到1956年就结束了，进入了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可是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这个变化。他虽然在1956至1957年上半年，曾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从1957年下半年起，就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如此，他还把过渡到共产主义之前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等同于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进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把这种“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在1957年到1978年的20年间，我们党政治上的很多错误都由此而来。又如对于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解，认为所有制结构应该是单一的公有制，甚至提出要“一大二公”，越纯越好，以致出现“穷过渡”；经济体制应该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产品由国家直接调拨，企业由国家直接管理，否定市场经济和市场调节的作用；分配制度应该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甚至赞赏 供给制，以致形成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倾向。这种目标模 式，在1958年春天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伯达等人的谈话，以及1966年5月7日毛泽东致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里边有些原则马克思虽然也说过，但那是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很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要实行，难免带有空想的色彩，从而导致了一系列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的发生。他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总起来讲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对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里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之所以如此，除了过多地吸取了过去的经验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犯了教条主义的毛病，不顾实际地照搬了马列的一些论述和苏联的模式。

直到现在，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有的人动不动就引用几句马、列、毛的个别结论，来怀疑甚至指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iv[iv]，即必须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也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了三个不能“停留”，即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在十五大报告中，他又郑重地强调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提出了三个“着眼于”，即学习时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三个不能“停留”和三个“着眼于”的实质，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和成就，可以说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七十年代末从真理标准问题

大讨论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都产生了伟大的成果。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在新的历史时期，也有过三次思想解放，这就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党的十五大。这三次思想解放，也都产生了伟大的成果。第一次思想解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第二次思想解放，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三次思想解放，又开创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没有这三次思想解放，就不能冲破“两个凡是”、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因此，要除破教条主义，就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三，认真调查研究，认清中国国情，处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本地的实际出发。

7.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角 篇七

一、回天之功——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振兴史中的地位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的总体界定。

要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就必须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与偏激。才能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的振兴中所起的作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从秦始皇到唐太宗,中华民族千余年的历史虽然屡有波折,但总体上是走了一条上升通道。到了四方来仪的唐朝,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以致于到了今天,西方华人聚居之处依然被称为唐人街。

从唐以后到末代皇帝,中华民族同样千余年的历史虽然时有亮点和反弹,但总体上是走了一条下降通道。到了鸦片战争,中国已经成为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不用说什么强大与尊严,连民族能否继续生存都成了严重的问题。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社会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先后走上历史舞台。他们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中华民族却继续滑落创出新低。这一历时千年的下降趋势,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开始真正有了转机。

从抗日战争的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努力,已经使得中华民族的颓势发生了根本的反转而不是反弹。虽然这几十年中依然出现反复和挫折,有时甚至还非常激烈,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只是迅速盘升中大大小小的震荡。中华民族正大踏步地走在一条新的上升通道中,这一事实已经举世公认。眼前可以看到的高点就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出色地实现了当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夙愿,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拥有一席之地,而且还正在不断创出新的奇迹。对中华民族的回天之功,中国共产党实在是当之无愧。

二、机遇终胜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机遇战胜挑战的历史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客观结论。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始终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同时又是机遇战胜挑战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只有五十多名党员,如何迅速有效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担心更有人退党。然而短短五年多的时间,就在国共合作后横扫了当时不可一世的北洋军阀。

大革命失败后,如何用相对还比较弱小的革命力量反抗人多势众的国民党反动派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落荒更有人叛变。然而短短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就拥有了十多万红军和十余块根据地,土地革命开展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抗战开始后,如何用有限的三万部队在穷凶极恶的日军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拖住日军的进攻步伐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犹豫还有人怀疑,更有人断言中国共产党将难以生存。然而八年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拥有近二十块的抗日根据地,还拥有百万正规部队和二百万民兵,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

解放战争开始后,如何战胜数百万装备精良并获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担忧有人害怕。然而谁都没有料到,中国共产党竟然在短短三年后就把蒋介石赶上了海岛。

新中国建立之初,如何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扬言共产党长于军事拙于经济。然而不过几年时间,社会主义制度就得以确立,经济也迅速发展。如果当时能够按照八大的决议集中精力搞建设,今天的中国又会有怎样的繁荣和强大!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国际上幸灾乐祸者以为中国元气大伤、已经一蹶不振了。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三十年,全世界都不得不对中国的发展刮目相看。

铁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总能化挑战为机遇,历史上所有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能否前进、能否创新的怀疑,结果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三、失误是成功之母——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善于纠正失误的结果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得失的基本认识。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非常客观也非常辩证的评述。中国共产党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前进的道路却是艰难的。换句话说,就是光明总出现在曲折之后。几乎每一次的成功都是纠正失误的结果。

土地革命的兴起正是对陈独秀错误的纠正。就此而言,陈独秀的错误在断送了大革命成果的同时,却为土地革命开辟了道路。

遵义会议的召开正是对“左”倾冒险主义的纠正。就此而言,王明的错误在迫使红军长征的同时,却为中国共产党选择自己真正的领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

毛泽东思想领导地位在全党的确立正是对教条主义的否定。就此而言,“右”倾投降主义在干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却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高度统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正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就此而言,阶级斗争为纲在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使全党更坚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

可见,在前进的道路上,失误和挫折是难免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失误和挫折尽量犯得少一点和小一点,纠正得早一点和快一点。小灾难促进小进步,大灾难促进大进步。如果一味弱化失误强化成功,就会导致对中国共产党的苛求;而一味强化失误弱化成功,不仅颠倒了历史事实,更会误导思想认识,阻挡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步伐。

四、其始也简,将毕也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最辉煌的历史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走向的规律总结。

“其始也简,将毕也钜”是董必武在参观上海一大会址时留下的题词。他借用李大钊1916年9月5日发表在《晨钟报》上祝贺当日宪法会议开幕的文章内容。文章寄语宪法大会:“然而一事之兴,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不慎诸始,以贻后日之隐忧,祸已迫于眉睫,始皇皇焉谋补救之方,而国脉民生之牺牲于其间者,殆已不可量计。此不能不以慎审周祥之功,责望于诸公者矣。”董必武取其中短短八个字赋予了新的涵义,言简意赅,意义深远。确实,刚起步时的中国共产党非常简单,十几个志同道合者在上海的一间小客堂里开了个会,拟了个粗略的提纲。然而回首往事,小客堂里诞生的事业却已经惊天动地。中共党史的内容构建应该顺应事业的发展壮大充分体现出“钜”的过程和“钜”的艰辛,更深刻地衬托和体现新时期党的事业更是前所未有的“钜”,自然也更前所未有的艰辛。

如何把如此辉煌的历史转化成社会成员尤其是全体党员的精神营养,从而给新时期的新发展增添强大的动力,是今天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完成的使命。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落实以人为本的宗旨,使党的历史人性化而不是神圣化。以免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半信半疑敬而远之。如果能够妥善地化解这一难题,何愁在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推广中不出“名嘴”、没有“粉丝”,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关注也必然会超越当今社会上形形色色热热闹闹的历史演义而独树一帜。

其次,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寻求以情动人的路径,使党的历史充满革命激情而不是革命概念。以免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似懂非懂望而生畏。要实现以情动人其实不难。从董必武饱含深沉与激情的题词来看,他当时肯定因思绪澎湃而动容,以致落笔后即现令人过目不忘的功力。如果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也能够因动容而下笔,何愁广大的读者无动于衷,又何愁中共党史没有“超级粉丝”。

再次,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确立既要引导受众更要服务受众的理念,通过服务受众来实现引导受众。历史是一门引人入胜的学问,更是一门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共党史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门记载中国近代历史上五十多名赤手空拳、名不见经传的人们怎样在短短二十八年的时间里就拿下了中国的历史,其内容之丰富、涉及之广泛、过程之曲折、斗争之惊险,可谓举世罕见。因此,中共党史的研究就必须确立为受众服务的理念,使受教育的过程同时成为精神享受的过程,才能达到入耳入脑的效果。唯有如此,中共党史的研究才有可能培养出大批忠实的读者和听众。

毫无疑问,中共党史的研究只有走进党心、军心、民心,才能真正保持旺盛的活力,使生命之树长青。

五、箭必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思维模式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基本概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进程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今天中共党史研究必须要用历史事实来回答的问题。

最早回答这一问题的是毛泽东。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当年的“箭”是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的”上,用来解决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问题,那么毛泽东则坚定地认为,在中国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箭”,就必须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的”上,用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毛泽东用“箭”与“的”来形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思维模式的形式和内容最生动最形象的注释,更是他对自己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一科学思维模式的明确宣告。

今天的科学已经证明,科学技术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硬件,而是蕴藏在硬件中的软件。同样,在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价值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硬件”——说了些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这么说,也就是他的“软件”——科学的思维模式。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决不是毛泽东严格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硬件”的结果,而是在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国情后,大胆设计和运行马克思主义的“软件”的结果。事实上,严格复制马克思主义“硬件”不走样,正是中国民主革命屡遭重创的主要原因。唯有真正领悟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软件”,才使得中国革命从井冈山走上了天安门。

科学的思维模式必定蕴育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是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共性,又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鲜明个性。因此,掌握和精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思维模式,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历代杰出领导人的共同追求和共同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思维模式并不深奥。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使受众能够深切体会和理解这一科学思维模式的精湛而简约,神奇而平凡,让受众因为掌握和运用这种科学的思维模式而使生活和工作受益无穷。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她在实践中创造和运用的科学思维模式自然也能为人民服务,成为社会共同的思想财富。

漠视自身历史的民族很难具有长远的目标,漠视党的历史的党员很难具有坚定的信仰,漠视人民军队历史的战士很难懂得党指挥枪的重要。今天加强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必将使这一宝贵的资源能够更好地体现并加强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为弘扬科学发展观、加强军队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指挥与管理教研室教授

8.读中共党史学习心得李树明 篇八

赵矿李树明

翻开历史的篇章，回顾党的历程，使自己深深的体会到，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90年来始终高度重视保持党的先进性，总是把党的先进性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无论是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作为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我们党充分认识到，离开了这种先进性，我们党不可能在旧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斗争和反复较量中胜出，不可能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可能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长期拥护和支持，也不可能成为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抓住了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

党的先进性与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是密切相联的。党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上，体现在党始终主张的“三个代表”上。党员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每个共产党员按照党的先进性的要求，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上。人民群众对党的先进性的认同，不只是看党的理论、纲领、路线 1

和主张，更多的是看党员的行动，看这种行动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可见党员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载体，党的先进性最终要靠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

为此，我作为党支部书记一名普通党员，在创先争优活动中要自觉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实践中履职尽责、时时处处发挥先锋表率作用，要以创先争优的实际行动全面提升综采一队各项工作标准，达到安全上水平、管理增效益，创新迈大步，实现优质高效本质型安全区队。为此，重点做好一下几点：

第一、思想上保持先进性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的先进是行动先进的基础。我作为党员干部应该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特别是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武装自己，提高自身素质，还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解决认识上和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为此，我作为党员干部要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就要经常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努力克服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观念，积极实践，大胆探索；要以改革的精神提高和完善自己，始终保持强烈的进取心、事业心，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要始终保持一种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锲而不舍，创优争先；特别是在我公司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更要创新思想，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工作实践，促进矿业公司加快改革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带领职工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

第二、工作上保持先进性

履行岗位职责，做好本职工作，是共产党员保持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我们作为党员干部要保持工作上的先进性，就要站在第一线，履职尽责，身体力行，埋头苦干，为群众谋利益。特别是面对3372工作面地质条件复杂平均倾角50度，经常发生片帮、冒顶事故，工作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要时时处处发挥表率作用，要学习杨印田的精神，弘扬公司的四种好传统，即“对工作认真负责任，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勇于创新”的好传统，倡导四种好作风，即“艰苦奋斗、求真务实、注重实际、勤政廉洁”。为此在困难时期党员中开展“三比三看”党员竞赛活动。即：比立项攻关，看谁能解决生产难题，确保正规循环作业；比安全预控，看谁能做到“五带头”带头参加班组安全大讨论、带头规范自己的安全行为、带头认知、内化安全理念、带头与安全无把握员工“结对子”、带头排查治理不安全隐患和问题；比工作作风，看谁在困难面前勇挑重担，善于和勇于克服困难；看谁执行力好，脚踏实地、甘于奉献、勇争一流的劲头足不足，落实各项工作任务的速度快不快，工作质量高不高，贡献和实绩大不大。通过开展“三比三看”党员竞赛活动，激发党员带领员工攻坚克难、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三、作风上保持先进性

党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搞好工作的法宝。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党员的先进性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

9.中共党史上的80位人物 篇九

竺可桢 毛泽东让他管天

钱三强：中国的原子之父

华罗庚 中国数学的圆心

李四光 推翻洋人的断言

白求恩 火线手术创记录

张思德 领袖追悼的战士

周文雍 就义前宣布结婚

王稼祥 遵义一票见胆识

郭永怀 生死之际护公文

邓稼先 两弹是他的勋章

蒋筑英 英年早逝留思考

孔繁森 生前曾写下遗书

焦裕禄 兰考民谣挂念他

雷 锋 一位普通的名人

张秉贵 燕京八景添一景

时传祥 主席请他做贵宾

王进喜 石油工人一声吼

田家英 主席秘书讲真话

毛岸英 伟人之后普通兵

杨连弟 打不烂的运输线

黄继光 上甘岭惊天一幕

杨根思 携炸药跃向敌群

董存瑞 19岁的爆破元帅

熊瑾玎 中央机关红管家

吴运铎 中国保尔炸不倒

柯棣华 印度名医战太行

冼星海 创作巅峰在延安

李 白 永不消逝的电波

傅连暲 曾经是位基督徒

聂 耳 谱出中国最强音

张琴秋 红军惟一女师长

刘胡兰 14岁躺在铡刀上

江竹筠 老少都称她江姐

钱壮飞 战斗在敌特心脏刘志丹 陕北百姓喜欢他赵一曼 红枪白马女政委李克农 地下工作立大功左 权 八路军恸失大将杨靖宇 密林雪原驻英魂方志敏 清贫是他的财富

刘伯坚 点石成金西北军杨开慧 无愧于骄杨之称 夏明翰 就义诗震撼天下黄克诚 为真理十次直言徐海东 出身最苦的大将陈 赓 身经百战惊世界粟 裕 解放军第一大将罗荣桓 难得的政治元帅徐向前 越是硬仗越向前聂荣臻 两弹一星的元勋

陈毅 元帅本色是诗人贺 龙 两把菜刀传威名刘伯承 智计过人一军神叶剑英 坐镇粉碎四人帮彭德怀 正气直言大将军叶 挺 我军首任总司令徐特立 一生刚烈写传奇张闻天 红色教授三让贤陈 云 新中国理财专家邓小平春天的总设计师

任弼时 他就是党的骆驼瞿秋白 译词传谱国际歌张太雷 改造社会化巨雷邓中夏 浩气永驻雨花台澎 湃 壮怀激烈农民王李立三 荣辱交与后人说赵世炎 21岁当少共领袖高君宇 共青团的开拓者向警予 我党第一女委员

蔡和森 湘才子惨烈就义

10.天津师范大学中共党史 篇十

一、高校中共党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大学生缺乏正确的学习态度

大学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他们承担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伟大而光荣的责任。大学生是否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并如何看待这段历史，不仅关系着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多民族文化历史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还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息息相关。据相关专家调查，大多数当代大学生在学习历史方面还是有着比较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历史内容丰富翔实，其中近现代史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最具震撼力，并且认为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来了解和掌握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从而明确自己的历史责任。然而，也有一部分大学生没有理清自己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目的，只是把它看作一个获取学分的课程，他们认为历史已成过去，在和平年代，已经不需要讨论革命和战争。还有一些大学生由于历史教师枯燥的授课方式和僵化的教学考试方式而讨厌中共党史教育。通过对大学生接触中共党史的途径进行分析，可以更充分地了解大学生中共党史教育的现状，如果当代大学生不能充分认识到中共党史教育的重要性，就无法端正学习态度，进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二）对党史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

近年来，在高等院校、教育部门的共同努力下，高等院校的中共党史教育发展迅速。然而，其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第一，大学生没有认识到中共党史教育的重要性。如今的大学生基本上都是“90后”，他们受到西方价值观、拜金主义价值观及经济发展负面影响较重，并且由于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中共党史，没有充分了解中共党史的重要教育意义，在面对价值观的选择时会产生迷惑。第二，一些高校老师没有认识到中共党史教育的重要性。因为中共党史教育一般都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之中，并没有专门的课程，加上一些教师本身中共党史知识的不足，在具体的党史教育教学中，无法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影响了教学效果。第三，一些高校领导没有认识到中共党史教育的重要性。大多数高校没有对中共党史教育做出具体规划，高校的职能部门也没有明确中共党史教育的教育目标和教学任务等。大多数高校没有在中共党史教育方面投入足够的教学资源，在平时的实际教学中，大部分高校的中共党史教育，教师都是兼职的，只有少部分是专职教师，但由于高校中共党史教育的工作要求高、工作量大，师资不足就成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此外，从高校党史教育的整体状况来看，党史教育实践、教育网站等方面早已无法满足目前的教育要求。即便有的高校开设了党史教育网站，也往往忽略了常规的管理和维护，加之经费的缺乏等，种种因素都影响了高校中共党史教育的发展。

（三）党史教育针对性不强

现今的大学生大多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接受的中共党史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身就有着实效性和针对性不强的问题，这就导致了中共党史教育也存在同样的不足，在教学方式、教育内容、师资水平方面都已不能适应如今时代的发展。同时，由于多元价值观给高校大学生带来的不利影响，不仅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也加大了中共党史教育工作的难度。此外，部分大学生由于受到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加上自身知识水平和经验的局限，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还不够成熟，无法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的内涵，进而导致了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信念的不坚定。面对这种情况，高校要加大对中共党史教育的重视程度，要针对新时期下高校中共党史教育的新要求和新情况做出妥善的应对和分析，争取把握中共党史教育的新规律，研究出中共党史教育的新方法，进而积极有效地促进大学生的中共党史教育工作。

（四）党史教育活动不规范

现今的大部分高校对中共党史教育的实践活动都没有做出合理的规划，其中存在着重复浪费和各行其是等问题。学校的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团委、学生处和各院等部门之间互相不通报、不协商，往往是各搞各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此外，高校中进行的中共党史教育实践活动大多也很不规范，由于时间、场地、师资水平、资金的限制，再加上没有明确的活动规划和实践教学计划等，中共党史教育活动无法达到实践教学的目的，往往沦为形式，起不到教育效果。

二、加强高校中共党史教育的建议

（一）运用革命基地强化高校中共党史教育

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不仅要继承先辈们的革命事业，还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党史教育历来被视为最迫切的任务。高校可以组织大学生到红色革命根据地进行参观学习，以增强党史教育的生动性与说服力。安排大学生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以激发他们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高校可以组织大学生参观考察革命根据地，引导学生体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曲折经历。也可以安排学生清明节时到烈士陵园扫墓，使他们了解革命前辈为了实现民族独立进行艰苦斗争的历史。

（二）利用课堂形式深化高校中共党史教育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党史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对党史教育的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其决定了大学生学习的效率和水平。因此，高校党史教育者要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基本的党史知识，弄清楚这些知识产生的背景与原因，并进一步探究其内涵。除此之外，高校还应当根据中共党史资源的特点与大学生的学习特征，开设相关的专题讲座或选修课，并指导学生积极阅读富有思想性、艺术性的党史读物。课程内容要贴近真实生活，充分考虑大学生的知识结构，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目标，并运用生动丰富的案例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大学生在党史教育中的感性认知。

（三）通过网络媒体推进高校中共党史教育

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的日益普及，网络已经逐渐成为人们传播信息的重要途径。当前，互联网已经渗透到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各个角落，因此，若要提高党史教育的效率就必须合理运用网络媒体。以网络为工具，采用大学生较为感兴趣的方式积极宣传中共党史所蕴含的思想精神。例如，电化教育、远程教育和多媒体教育等都为高校党史教育提供了更加快捷、便利的途径，为大学生的学习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技术支持。在当今社会，互联网已经成为大学生搜集、获取和传播信息，沟通交流感情的重要渠道。大学生的行为方式、思想价值、道德情操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因此，高校应当运用互联网的独特优势，开设党史教育网站，并以此为平台，引导大学生了解革命先辈的奋斗历史，体会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并学习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提升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增强党史教育的时代性。此外，也可以运用微信、微博、论坛等，鼓励大学生积极地与其他人交流党史教育知识，并自觉传播党的各项政策。

（四）通过开展知识竞赛推动高校中共党史教育

若要提高高校党史教育的效率，就必须在合理运用网络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活动。例如，在高校开展有关中共党史教育的知识竞赛，以此促使大学生自觉查找相关的党史资料，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进而进行自我教育，让他们在竞赛和学习中更加深刻、全面地了解中共党史，并在探究、思考中逐渐受到启发和教育。在此基础上逐渐引导大学生自觉增强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坚定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除此之外，还应当与相关企业、行业合作，建设校内外党史教育基地，让学生以多种形式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五）利用社会实践活动加强高校中共党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