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精选7篇）

1.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 篇一

论中国古代书法的笔法传授谱系

一、笔法传授谱系的形成过程及其层累性

中国古代书法传授的核心内容是笔法，这一观念在中唐形成，后世代代沿承下去，积淀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中国书法史上有很多奇传演绎着这一观念，有笔法神授的传说，有掘冢求笔法的故事，有密室私授的典故，也有感物顿悟笔法的美谈，而其中笔法传授谱系这一现象最为引人注目，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笔法传授谱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有一个渐变和层累的过程。我们可以把他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传授谱系中始祖故事的形成，其二是系连书法名家，传授谱系基本框架的形成，其三是后世对传授谱系基本框架的衍脉和附益。而其中前两个过程有相互交叉关系，也就是说在基本框架的形成和丰富过程中，传授始祖的故事同时也被丰富和发展了。

古代书学文献记载的各种笔法传授谱系版本，一般都尊蔡邕为笔法传授的鼻祖，而蔡邕则得之于神人。(书法传授谱系中所列各家都是书法史上实有其人的书法家，“神人”毕竟凭虚无托，故一般都把蔡邕看作笔法传授的鼻祖。)蔡邕之所以能成为笔法传授的鼻祖，主要是有“石室神授蔡邕《九势》”的故事。这一作为笔法传授谱系发轫点的故事，也有一个渐变和层累的过程。张天弓先生认为，“石室神授蔡邕《九势》说之演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法书要录》卷一《传授笔法人名》始称“蔡邕授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于崔邈。而《法书要录》并没有明言“神人”于何地传何种笔法。其二，《墨薮·用笔法人名》始称“蔡邕授于嵩山石室得素书”，并暗示神人所授之书与蔡邕的《笔论》相关，但仍未及乎《九势》。其三，伪托羊欣的《笔阵图》中“石室书”才言及《笔论》、《九势》二文。②

再以笔法传授谱系中起初的祖先之一的钟繇为例。晋人虞喜的《志林》载：“钟繇见蔡邕《笔法》于韦诞座，苦求不与，捶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诞死，繇盗发其墓，遂得之。”③

《题〈笔阵图〉后》(旧传为王右军所作，实为中晚唐人伪托之作)则对钟繇发韦诞墓的故事作了后续：“晋太康中有人于许下破钟繇墓，遂得笔势论，(张)翼乃读之，依此法学，名遂大振，欲真书及行书，皆依此法。”④

宋朱长文的《墨池编》卷二收有《魏钟繇笔法》，此篇书论则涉及钟繇论笔法的具体内容，而钟繇所论与韦诞墓中盗发的笔法有关，同时又说钟繇临终前把笔法传给了他的儿子钟会。现在把相关的一段记载摘录下来：“及诞死，繇令人盗发其墓，遂得之。故知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从自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非凡庸所知。’临死，乃囊中取出以授其子会曰„„”⑤

类似于蔡邕和钟繇的故事，在王羲之、卫夫人等人身上也有发生。从蔡邕和钟繇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以大书法家为依托的故事逐渐丰富发展的过程，其实正好反映了笔法传授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过程。这些书法名家在笔法传授谱系中的地位奠定好了，自然就会系连起来，成为流传有绪的谱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笔法传授谱系基本框架的形成。唐人韦续的《墨薮》第八篇《用笔法并口诀》还没有明晰地勾画出笔法传授谱系，但是此篇对笔法发展历史的叙述是以大家为脉络展开，并将笔法的发展上溯到了李斯、蒙恬、萧何，此三人以下则是蔡邕和钟繇。晚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收入一篇未具名的《传授笔法人名》，《墨池编》卷一的《古今传授笔法》与《法书要录》所载相同。《书苑菁华》卷八亦有《传授笔法人名》与前两者所记载基本相同。这三篇所载，可以看做是笔法传授谱系的基本框架。《法书要录》之《传授笔法人名》曰：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之徐浩、颜真卿、邬肜、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⑥

《墨池编》卷一的《古今传授笔法》与此稍有出入，传授关系稍有不同，传授人名少了崔瑗、张彦远、陆柬之，并明确了最后四位书法家的授受关系：“欧阳询传张长史，长史传李阳冰，阳冰传徐浩，徐浩传颜真卿，真卿传邬肜，邬肜传韦玩，韦玩传崔邈。”⑦(共十九人，包括神人二十人)《书苑菁华》所收录卢携的《临池妙诀》则对唐代的笔法谱系做了详细的列述：

“吴郡张旭言，自智永禅师过江，楷法随渡。永禅师乃羲献之孙，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传陆柬之，陆传子彦远，彦远仆之堂舅，以授余。不然，何以知古人之词云尔。携按：永禅师从侄纂及孙涣皆善书，能继世。张怀瓘《书断》称上官仪师法虞公，过于纂矣。张志逊又纂之亚。是则非独专于陆也。王叔明《书后品》又云虞、褚同师于史陵。陵盖隋人也。旭之传法，盖多其人，若韩太傅混、徐吏部浩、颜鲁公真卿、魏仲犀。又传蒋陆及从侄野奴二人。予所知者，又传清河崔邈，邈传褚长文、韩方明。徐吏部传之皇甫阅。阅以柳宗元员外入室，刘尚书禹锡为及门者，言柳公常未许为伍。柳传方少卿直温，近代贺拔员外惎、寇司马璋、李中丞戎与方皆得名者。盖书非口传手授而云能知，未之见也。”⑧

传授谱系基本框架只提唐代几位重要的书家，而《临池妙诀》则对此进行了繁衍和附益，增加近二十位书家，将笔法在唐代的传授关系交代得很详尽。这种繁衍、膨胀主要是围绕陆柬之、张旭展开，这两家正是基本框架里的主要书家。

解缙《春雨杂述》中的“书学传授”，可谓是笔法传授谱系的“集大成”，他沿袭了历史上笔法传授的说法，而且补了后半段谱系。此前的谱系止于唐，他则补了五代、宋元，迄于明初。解缙《春雨杂述·书学传授》：

“书自蔡中郎邕字伯喈于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为书家传授之祖。后传崔瑗子玉、韦诞中将及其女琰文姬。姬传钟繇元常，魏相国。元常初与关枇杷学书抱犊山，师曹喜、刘得升，后得韦诞冢所藏书，遂过于师，无以为比。繇传庾征西翼，卫夫人李氏及其犹子会。卫夫人传晋右将军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书学，先于其父枕中窥见秘奥，与征西相师友，晚入中州，师《新从碑》，隶兼崔、蔡，草并杜、张，真集韦、钟，章齐皇、索。润色古今，典午之兴；登峰造极，书家书盛。若张丞相华、嵇侍中康、山吏部涛、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辈，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终服，谢太傅得片纸而宝藏。冠绝古今，不可尚已。右军传子若孙，及郄超、谢朏等，而大令献之独擅厥美。大令传甥羊欣。羊欣传王僧虔。僧虔传萧子云、阮研、孔琳之。子云传隋永欣师智永。智永传唐虞永兴世南伯施。伯施传欧阳率更询，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传薛少保稷嗣通。是为贞观四家。而孙虔礼过庭独以草法为世所赏。少保传李北海邕，与贺监知章同鸣开元之间。率更传陆长史柬之。柬之传犹子彦远。彦远传张长史旭。旭传颜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会稽浩。真卿传柳公权京兆、零陵僧怀素藏真、邬肜、韦玩、崔邈、张从申，以至杨凝式。凝式传于南唐韩熙载、徐铉兄弟。宋兴，李西台建中、周膳部越皆知名家，苏舜钦、薛绍彭继之，以逮南渡。小米传其家法，盛行于世。王庭筠以南宫之甥，擅名于金，传子澹游，至张天锡。元初鲜于枢伯机得之。独吴兴赵文敏公孟頫始事张即之，得南宫之传。而天资英迈，积学功深，尽掩前人，超入魏、晋，当时翕然师之。康里平章子山得其奇伟，浦城杨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洒落，仲穆造其纯和。及门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书鸣洪武初，后进犹及见之。子山在南台时，临川危太朴、饶介之得其传授，而太朴以教宋璲仲珩、杜环叔循、詹希元孟举。孟举少亲受业子山之门，介之以教宋仲温。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传其子汯，其孙枢在洪武中仕为中书舍人，与仲珩、叔循声名相埒云。”⑨

与上面提到的谱系相比较，不难发现解缙对他们做了综合、集成，至此，笔法传授谱系已由基本框架的线状结构发展成为纵横相连的网状结构，其谱系几乎系连了历史最主要的书法名家，就这样几乎整部中国书法史被“网”入此谱系中了。

二、由笔法传授谱系所见中国古代书法传授的方法和观念

从历史史实考察，这个传授谱系有很多疑点和不合理性。就《法书要录》卷一和《书苑菁华》卷八的记载来看，此中疑点有：蔡邕小于崔瑗，不可能传；钟繇卒年早于卫夫人生年，不能传授；萧子云生年晚于王僧虔卒年，王不能传萧。另外，蔡邕石室得神授，羲之枕中得秘诀，钟繇掘冢求笔法和临终传子钟会的故事，无疑使笔法传授谱系带上了传奇色彩，而传奇色彩又大大减弱了这个传授谱系的可信性。以科学求实的眼光正确审视这个传授谱系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假如只将其看作传奇和书法掌故以供谈资，或者因其有不可信处便斥为荒诞，也是一种很让人遗憾的态度。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材料往往会以假象的面目出现，而我们却可以通过假象来获得真相。在这样的奇谈面前，我们需要用一种具有更为超脱性的历史智慧去分析他，去发掘这个传授谱系后面隐藏着的思想、观念和方法。

这个传授谱系首先给我们透出一个基本的信息，即书法非口传手授不可，否则便不能得到书法的真谛。古人书论中经常透出此消息，可见古代对书法传授的这个认识，是一种集体认同，不是一个偶然性的观念。且看几段书论：

“唐太宗与汉王元昌、褚遂良等皆授之史陵，然褚首师虞，后又学史，乃谓陵曰：此法更不可以教人，是其妙处也。陆柬之受之于虞世南，世南受之于智永，皆有体法，令人都不闻师范又自无鉴局，虽古迹昭然，永不觉悟，而执燕珉以为宝，玩楚凤而成珍，不亦谬哉！褚河南云：良师不遇，岁月徒往。今之能者，时见一斑，忽不悟者，终身瞑目。盖书非口传手授而云能知者，未之见也。”⑩

“真卿前请曰：‘幸蒙长史九丈传授笔法，敢问工书之妙，如何得齐于古人？’张公曰：‘妙在执笔，令得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诸法，谓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11)

“观素之《自叙》道载鲁公明认师传繇、张。至云口诀手授，又以为虽姿性颠逸，而模楷精详，转为真正。况素之用笔，全本大令，第尽改钟、王之形体，雅制由此日远。”(12)

“桥黄老人论书云：‘书法无师授，如不由户而出；所贵者笔圆，所尚者法老；临古帖变而不变，始可有合处，不可不知。’”(13)

“古人学书皆有师传，密相指授。余学之五十余年，不过师心探索，然古人之旨可得而窥。”(14)

“学书之法，非口传心授，不得其精。”(15)

由以上引文我们发现，书法非口传手授的说法往往和传授谱系的说法相伴生，古人编织出这么一个在他们看来很严密的谱系，其中一个观念就是想证明凡是书法大家，都是得到口传手授的书法真诀的人。对于口传手授古人确信不疑，而且态度很肯定，可见这个观念在他们心中扎根很深，不可动摇。

笔法传授谱系是以书法名家系连而成，他们之间或是师徒关系，或是家族血缘关系。谱系之内口传手授、脉系不断，源流井然。这个谱系内部自成体系，对外则有一定的封闭性。在古人眼中笔法具有私密性、宗派性的特点。笔法传授谱系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的特性有关：

“(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完备而成系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脉相承的专制制度和带有某种血缘温情的宗法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包括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史学文学艺术、民风民俗，甚至科学技术等等。”(16)

中国社会的这种特点也必然影响到书法。笔法传授谱系使我们不难想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家谱和族谱，进而在中国竟形成一种特殊的学问。直到清代乃至民国时期，这种编家谱、族谱的现象还盛行。认祖归宗、一脉相传，是渗透到中国古代人血液中的观念。笔法传授谱系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以书法为内容的“宗族”系统。与书法的这种情况相对应，在经学上是所谓的“师法和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17)重视师法、家法是汉朝经学教育，特别是今文经学传授的主要特点之一，当时经学大师的学术思想就是在师法家法思想的统约下靠弟子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承递下去的。

董其昌论书以为晋人书尚韵，唐人书尚法，宋人书尚意。清人梁巇继承了董其昌的理论并扩充了元明尚态的说法。此后“唐人尚法”几乎成为一种公论。对于唐人尚法的论证，论者多从唐人的书论、唐人的书法作品入手分析。假如我们从笔法传授谱系的角度观照，则对唐人尚法的观点会做出一种独特的诠释。笔法传授谱系基本框架成形于中晚唐，这个谱系的构建本身就是唐人尚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与此相联系的更为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是，唐人伪造的很多托名先唐书家的书论，经常选取的是笔法传授谱系中主要的承传者。这正是笔法传授谱系观念在中晚唐渐渐深入人心的结果，伪造者应该是受到了这一观念的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一观念起作用，人们也就容易接受这些书论并把他们传袭下来了。(18)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寻索唐人尚法——唐人感物悟笔法(如张旭、颜真卿、怀素等的传说)——唐人作伪先唐书法论著——笔法传授故事——笔法传授谱系等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可以构成一种互证关系。

那么，古代笔法传授到底传授什么内容，师徒之间又是如何传授的呢？古代书学丛辑文献可以让我们了解笔法传授的内容。宋人朱长文《墨池编》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类相从的书学丛辑文献，他的分类在书画专科分类目录上具有开创性，其书第二卷《笔法一》和第三卷《笔法二》纂辑了与“笔法”相关的书学论著。《笔法一》有：《用笔法》、《萧何蔡邕笔法》、《钟元常笔法》、《卫恒四体书势》、《笔阵图》、《笔势论》、《书论四篇》、《天台紫真笔法》、《用笔赋》、《草书势》、《论书》、《笔法》、《指意》、《笔髓》、《传授诀》、《用笔论》、《笔法十二意》、《书法论》。《笔法二》则包括：《玉堂禁经》、《用笔法》、《书诀》、《笔法》、《古今传授笔法》、《传永字八法》、《传笔法》、《听江声帖》。《笔法一》偏重于宏观的理论的阐述，《笔法二》则多是一些具有操作性的书论，偏重于笔画的写法和用锋法。其实古代笔法的内容大致就这两部分，笔法传授的内容也不出乎此；前一部分偏于形而上，有时会显得玄虚，后一部分偏于形而下，有时会显得机械、繁琐。《书苑菁华》卷一《书法上》和卷二《书法下》大致相当于《墨池编》的《笔法一》和《笔法二》，从其两部分的内容差异来看，他和《墨池编》的分类思想大致是一致的。另外，我们还可以参看王世贞的《古今法书苑》的卷四至卷八，这五卷也主要是讲笔法的。古代笔法传授的内容无非如此。但是因为书体或书法风格随着时代变化，加之中国古人重感悟，注重体察玄微，笔法传授中就会有很多个人化感悟和不可捉摸的东西，于是笔法传授就变得似乎不可言传。寻求者苦苦求索，既得者秘之宝之，使笔法充满了神秘的气息。

传唐颜真卿《笔法十二意》是一篇让我们理解古代笔法传授的很重要的书论。这篇书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活现”出古代的师徒之间笔法传授情境。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张旭并不轻易具言笔法，“或问笔法，张公皆大笑而已，而对之便草书，或三纸五纸，皆乘兴而散，竟不复有得其言者。”(19)张旭对求笔法者大笑，并不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对他们作书。其原因可能不只是秘之不宣，还有难于言说的原因。对照下文我们不难理解。其二，颜真卿问裴儆：“足下师敬长史，有何所得？”曰：“但书得绢素屏数本。亦尝论请笔法，惟言倍加工学临写，书法当自悟耳。”(20)张旭和裴儆关系甚密，亦未得长史明示笔法，只让勤临写。其三，颜真卿造访张旭求笔法，张旭“良久不言，乃左右盼视，怫然而起。”之后并不是一番详细的讲解，而是师徒二人的一段对话。其四，张旭和颜真卿的笔法授受是通过一段对话完成的，有意味的是，由这一段对话我们发现笔法之秘都是颜真卿自己讲出来的，张旭只是不断地简短地提问，似乎颜真卿反而成了笔法的讲解者。而颜真卿的答语，类似于古代的笔法“口诀”。其五，文末张旭自言自己的笔法得于老舅彦远，并讲到自己偶于江岛沙平地静，以利锋画而书之，感悟笔法的事。当然，这一段书论中的人物很有可能只是托名而已，并不是实有其事的；这段书论的作者也可能并不是颜真卿本人。即便如此，这段书论也一定是按照当时人们对书法传授的理解编造的。之所以说这段书论“活现”了古人传授笔法的情境，在于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人笔法传授的主要观念。试列数端：

其一，古人(尤其是唐人)认为笔法必须当面口传心授，于是《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张、颜之间的笔法传授运用了问答体的方式。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主客问答体”一样，这种体裁本身就有特殊的象征意蕴。“口传手授”的另一个涵义是笔法玄微，只有在结合当场的具体情境，师徒之间相互感发，机锋往来中不知不觉地传授了笔法的精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精奥玄幽的笔法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可传授。

其二，颜真卿对笔法的回答，类似于“书诀”。书论文体随时代变化，唐前论书多“势”，那是因为那时的笔法和书论体系没有完全成形，人们的书法意识与字学观念相混成，于是多采取“形象喻知”的方法论书。而唐代字体演进结束，笔法系统发展完成了，于是人们多以“诀”来论书。以“诀”论书体现出明显的实践性的品性，这是一种偏重可操作性的论述体裁。中国古代的画谱就多以“诀”的形式指导学习者。

其三，张旭在笔法传授中还提到了他的笔法来源，这是谱系观念；又提到了自己感物悟笔法的事。笔法传授谱系——感物顿悟笔法——唐人作伪先唐书法论著——笔法传授故事，其实都是在唐人尚法的历史背景下相伴生的“现象群落”。这样理解这些现象，就能有一种超越性的姿态，剥去神秘、荒诞的外壳，给这些现象赋予深刻的意义，也不至于忽视他们的书法史价值。

注释： ①莫武的《“笔法传授”试析》一文对此问题亦有论析，本文有所参考。莫文见《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02页。

②参看张天弓《蔡邕〈九势〉考辨》，载《书法研究》1993年第3期，另参看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徐清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书学疑古考辨之研究》，第30—32页。

③虞喜《志林》，据《玉函山房书丛》辑佚本，光绪九年长沙娜环馆刻本。④《法书要录》卷一，《王右军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⑤《墨池编》卷二，《魏钟繇笔法》，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⑥《法书要录》卷一，《传授笔法人名》，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⑦《墨池编》卷三，《古今传授笔法》，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

⑧陈思《书苑菁华》卷十九，卢携《临池妙诀》，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

⑨解缙《春雨杂述》，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499页。

⑩陈思《书苑菁华》卷二《叙笔法》，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437页。

(11)朱长文《墨池编》卷二，颜真卿《笔法十二意》，见《中国书画全书》第二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12)徐用锡《字学札记》，《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516页。(13)陈玠《书学偶集》，《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583页。(14)王澍《论书剩语》，《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592页。(15)同⑨，第495页。

(16)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994年版，第55页。

(17)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6页

(18)参看张天弓《略论先唐书学文献》，《中国书法》2000年第12期。

2.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 篇二

一场全球金融危机撕开了高盛们的神秘面纱, 暴露了高盛们赚钱并不是那么阳光, 揭露出高盛们为了赚钱竟然可以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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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国当地时间2010年4月16日, 身为全球最具声望的国际投行, 高盛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涉嫌欺诈而起诉。消息一出, 全球哗然。

在全球范围内, 高盛都将它成功的秘诀归结为独到的经营管理, 事实上经过100多年的发展, 高盛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圈钱”技术。

当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我国国家意志。而金融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分析高盛“圈钱”的技术及其盈利模式对中国金融变革促进自主创新有着莫大的警示意义。

正如美国《滚石》杂志记者玛特·泰比所说, 这就是我们如今生活其间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中的某些人不得不接受游戏规则。也许我们无法阻止这一切, 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包装企业上市赢得超额利润

透过高盛100多年的发展历史,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家以经营本票发家的企业, 不断花样翻新地实施对赌协议乃至包装企业上市赢得超额利润是其基本的业务。这也是高盛全球圈钱的第一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精心布局, 在瞒天过海的同时, 为第二步更大的盈利设下一个个精心的“圈套”。

大萧条之后的65年, 高盛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成为美国证券承销业的龙头老大。在西德尼·韦恩伯格的领导下, 高盛开辟了IPO业务的新纪元, 使它成为公司集资的基本手段。

在这场投机中, 高盛最为疯狂。1996年, 他们把一个不知名的、财务记录很差的小公司包装上市, 那个公司叫做“Yahoo!”——当然, 那一次他们的运气不错。随后高盛被尊为“网络股IPO之王”。1997年他们操作了24家公司上市, 其中的三分之一在IPO时还在亏损。1999年, 高盛操作了47家IPO。2000年的前4个月, 他们又把18家公司操作上市, 其中有14家亏损。作为IPO大师, 高盛在本领域的利润远远高于同行, 在泡沫鼎盛时期的1999年, 高盛的IPO新股价格平均增长了281%, 而同期华尔街的平均水平仅仅是181%。

在中国高盛俨然扮演着融资上帝的角色, 制定着自己才玩得起的游戏规则。曾经一手创建太子奶的李途纯在与高盛的对赌中就输得很惨。

2006年11月, 英联投资与太子奶集团合资成立离岸公司中国太子奶 (开曼) 控股有限公司, 注资4 000万美元, 同时其他两大外资股东摩根士丹利、高盛分别注资1800万美元和1 500万美元。在高盛、英联以及摩根士丹利联合注资太子奶集团7 300万美元之际, 实质上已暗含对赌协议。据公开信息显示, 在双方最终7 300万美元融资协议条款中, 暗藏如下内容:在收到7 300万美元注资后的前3年, 如果太子奶集团业绩增长超过50%, 就可调整 (降低) 对方股权;如完不成30%的业绩增长, 太子奶集团董事长李途纯将会失去控股权。

而在当时, 太子奶连续10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100%, 确实给了李途纯很大的底气。但是李途纯以赌徒的心态与国外私募基金对赌, 筹资到手后又盲目激进, 先后在湖北、江苏昆山、四川成都等地投入15亿元建设生产基地, 市场战线也随之越拉越广, 其间, 遭国家宏观调控和银根紧缩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 再加上三聚氰胺事件爆发, 太子奶受累行业低迷, 李途纯的做大谋略和上市梦遭到了毁灭性的重挫, 从而使得企业控制权易主。

所谓赌博, 两方必有一方失败。但是, 在高盛的对赌游戏中, 即使对方赢, 自己也不吃亏。

2008年高盛以3 655万美元入股雷士照明。募资中, 雷士照明高盛订立了一系列上市前的投资方案, 并策略性地进行了收购, 包括收购世通 (及其子公司) 以及上海阿卡得等资产。

一步一步做市场始终不是软银赛富和高盛所期望的。作为财务投资者, 两者始终没有表示过“让雷士照明尽快上市”的强烈意愿, 于是, 一系列“对赌协议”出台, 包括每年的业绩指标、奖金、转让限制、优先购买权和共售权、赎回权等等。赎回权协议主要包括, 如果雷士照明未能在2011年8月1日前上市, 软银赛富有权要求公司赎回投资股份, 一旦软银赛富进行赎回, 高盛也有权要求赎回, 并支付投资累计利息。

在过去的几年里, 这些条款让雷士照明感到了压力, 但最终每年的考核指标都完成了, 而且雷士照明还提前一年完成了上市, 避免了启动赎回条款。雷士照明赌赢了。而高盛们则在股市获利回吐套得相当的利润。

高盛在中国最受争议的一项投资就是西部矿业。人们的争议在于, 高盛到底赚了多少?高盛与前股东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2006年7月, 高盛以9 600万元人民币投资西部矿业, 受让东风实业所持西部矿业10%的股份。一年后, 西部矿业上市, 高盛不断减持套现, 这笔投资市值达到70多亿元人民币, 回报率为96.97倍。高盛大规模减持之时, 恰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A股市场雪崩, 西部矿业股价亦从历史最高价68.5元跌至5.30元。很多人认为高盛是在割肉。

事实上, 高盛持股西部矿业1.923亿股的全部投资成本只有9 610万元, 以减持市值和持股成本计算, 仅西部矿业5%股权减持就已全部回收投资, 高盛取得了投资回报高达974.3%的惊人暴利, 而此时中国股市的投资者却是伤痕累累、哀鸿遍野。

正如玛特·泰比描述的那样, 高盛的游戏非常简单, 把一个西瓜用丝带包装好, 从50层楼的窗户扔下来, 同时让人竞标, 在落地之前它就是一个市值不断飙升的赌注, 只要在西瓜摔烂之前撤回你的资金, 你就赢了。

看上去赚钱很容易, 但大部分投资者不知道的是, 投行已经悄悄改动了游戏的规则。

他们往往进行双重标准的交易:一部分人, 是他们的局内人, 知道股票实际的价值;另外一部分人, 则是盲目追高的外围投资者, 最终为游戏制定者埋单。

正是高盛的这些行为, 把互联网泡沫转化为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仅纳斯达克就损失了5万亿美元的市值。

创新金融衍生品不断谋求暴利

“贪婪是好的, 贪婪是正确的。”当华尔街巨头高盛集团爆出金融衍生品交易欺诈丑闻, 人们不由得相信, 这句台词的确是对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恰如其分的诠释。

创新金融衍生品不断谋求暴利是高盛第二步棋, 并为第三步更大的盈利设下又一个精心的“圈套”。

自4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指控高盛涉嫌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欺诈投资者, “金融危机不倒翁”便陷入了创建141年以来的最大考验。5月5日, 惠誉国际评级将高盛的评级前景下调至负面, 这是该公司传出丑闻来首次遭遇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调整。此前, 金融衍生品一直以天使般的面孔出现, 如今投资者才见识了其狰狞面目。

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定义, 金融衍生品是“一种合约, 该合约的价值取决于一项或多项背景资产或指数的价值”。在过去的几十年, 金融衍生品作为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催化剂, 着实促进了全球、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金融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繁荣。但随着国际金融资本不断疯狂追逐利润, 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 表面上看投资风险被无限分散, 实际上隐蔽的风险越来越大, 以至有些衍生品的资质已无法从实判断。买家看到的, 只是投行在合约中提供的虚拟数字, 一旦其中某个链条断裂, 投资者巨额财富瞬间蒸发得无影无踪, 衍生合约即刻变成废纸。

调查显示2006年末, 高盛获悉美国保尔森对冲基金预期有123只抵押证券将贬值, 遂联手多家投行, 由高盛出面发行一种紧贴这123只抵押证券价值的新债务抵押证券 (CDO) , 以供保尔森基金购买相对应的信用违约掉期合同 (CDS) , 达到作空市场的目的。

高盛请来“独立的第三方”ACA资产管理公司, 设计了一款名为Abacus的债务抵押证券, 据悉保尔森参与了发行。这款由高盛蓄意炮制的Abacus债务抵押证券, 最终由不知情的德国工业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悉数买下。

2008年1月, 正如保尔森基金预期, Abacus债务抵押证券中99%被调低评级, 市场价格闻风下跌, 苏格兰皇家银行当即损失8.41亿美元, 德国工业银行损失1.5亿美元, 美国国际集团因在Abacus合约中与高盛对赌, 导致巨额亏损。高盛因销售这一产品获利1 500万美元, 保尔森基金更是如愿以偿大赚10亿美元。4月26日, 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莱维表示, “仅2007年, 高盛通过做空数种抵押贷款担保债务凭证, 赚得约37亿美元利润。”

1990年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中信泰富向来以实业投资为立命之本, 金融危机爆发前却鬼使神差地把手伸向金融衍生品, 不曾想第一次和“天使”过手就“走了麦城”, 成为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外汇衍生品投资中最早曝出亏损的最大一单。

中信泰富购买的“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 其英文原名是Accumulated target knock-out forward contracts。此产品的原理可理解为:中信泰富向对手方购买一个澳元兑美元的看涨期权、或者卖出两个看跌期权, 行权价格都是0.87美元。当澳元汇率高于0.87美元时, 中信泰富以低于市场价的0.87美元每天买入1个单位外汇而获利;但当汇率下降到0.87美元以下时, 则中信泰富必须每天以0.87美元的高价买入2个单位外汇。合约同时规定, 当每份合约达到规定利润上限时, 合约自动终止。即便合约期间澳元出现大幅升值, 过低的合约终止价格使中信泰富“套期保值”相当有限;但如果澳元持续走软, 理论上中信泰富将会有无限的亏损空间。这单合约让中信泰富把宝完全押在了多头上。许多业内人士对中信泰富签下这样的合约深表费解。

合约开始执行的2008年7月, 澳元对美元价格稳定在0.90以上, 看上去似乎是个好买卖。但到了八月, 国际金融市场风云突变, 澳元兑美元掉头向下, 继而在10月出现暴跌……中信泰富巨额亏损就此酿成。按当时外汇报价, 其公允价值的损失已达147亿港元。

此事一经曝光, 中信泰富17名董事被香港证监会调查, 公司主席荣智健、总经理范鸿龄被迫辞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黄明博士在就此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此合约应定性为“恶性的投机赌博”。

控制行业定价权做空行业

在过去25年里, 华尔街制造了一系列的丑闻, 能忽悠出去的东西也没剩下啥了。垃圾债券、IPO、次级房贷以及其他曾经盛极一时的金融产品在公众心目中都成了诈骗的陷阱。信贷市场正陷入危机当中, 小布什总统执政期间所谓“房地产永不下跌”的神话造成的泡沫经济也跟着破灭, 逼得华尔街不得不去找一个新的圈套诱人上钩。

这时, 华尔街第三步棋及时出手, 在制造出更大危机的同时, 也赚得流油。

既然老百姓不愿意把钱投到任何感觉不靠谱的领域, 那么华尔街这次就把赌局设在了老百姓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商品市场领域:粮食、咖啡、可可、小麦, 更重要的是能源商品, 特别是石油。美元贬值、信贷和地产危机, 这一切都造成所谓“飞向商品实物”的局面。石油期货价格像坐了火箭一样向上攀升, 从2007年中的60美元一桶飙升到2008年夏天的峰值147美元一桶。

在那个总统选战如火如荼的时期, 对于油价攀升到4.11美元一加仑的合理解释是“全球石油供应问题”。但是全球石油供应紧张是在撒谎, 虽说全球石油供应最终会耗尽, 但是短期石油供应量其实在增加。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报告, 在石油价格达到峰值的前6个月, 世界原油供应量从每天8 524万桶上升到8 607万桶, 而同期世界原油需求量则从每天8 682万桶降低到每天8 607万桶。也就是说不仅短期原油供应量上升, 而且需求量在下降, 这种情况按照经典经济学的理论, 本应该带来原油价格的下跌。

那么, 什么导致了油价的飙升呢?

实质上, 高盛把一个平静的原油市场搞成了一个大赌场——加油站的汽油价格暴涨。

当然, 高盛有同伙, 大宗实物商品市场上还有其他玩家。但根本原因是, 有实力的几个大玩家决定竭尽全力把一度稳定的大宗实物商品市场搞成一个投机的赌场。高盛通过说服养老基金和其他大型机构投资人投资原油期货, 也就是在固定的某一天可以以固定的价格购买原油。这种做法一举将严格按照供需情况定价的原油从实实在在的商品变成了一个像股票一样可以投机的东西。投机到实物商品市场的热钱从130亿美元增长到3170亿美元, 增长了2 300%。到2008年, 平均一桶原油在最终储运和消费掉以前要倒手27次。

在半公开的政府豁免权武装下, 高盛成了一个巨大的商品赌场的首席设计师。高盛商品指数跟踪24种主要商品价格, 其中原油价格的权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成为各种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其他机构投资人进行大规模长期赌博的主要场所。

价格上涨的不是真实石油消费, 而是纸面石油交易。当华尔街通过宣扬石油将无限上升的神话而实现当下的盈利时, 这就重复了互联网和房地产泡沫。

在2008的夏天, 石油商品的“西瓜”以相同的痛苦方式砸在人行道上, 原油期货价格从147美元一桶暴跌到33美元, 造成了巨量的财富损失。老百姓再次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投在石油期货市场里的养老基金被洗劫一空, 当泡沫破裂时, 加州公务员养老系统有11亿美元陷在了里面。

三种赚钱方式优化组合赚取更多利润

高盛进入中国几年之后, 中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 人们开始质疑利润高涨的高盛的“伪善”。

实质上高盛不但对中国的欺诈胜过其他国家的客户, 而且手段更加诡异狡诈, 是包装上市、创新金融衍生品、控制行业的组合。高盛在中国赚钱的行业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并且如入无人之境:上海的房地产成为其猎物;与包括太子奶、深南电、国航及东航的对赌协议让其赚了个满盘金;入住中国肉制品企业的双汇使其大赚特赚;入股工行4年赚120亿美元, 翻番至近4.65倍;充当多家中国公司IPO (首次公开募股) 的承销商并从中收获巨利是令高盛最心动的交易。过去的10年中, 由高盛主导的中资公司海外股票发售有中国移动通信、中国石油、中国银行 (香港) 、平安保险、中兴通讯等。而另一单IPO承销项目——中国农业银行H股IPO也被高盛收入囊中。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高盛作为金融顾问多次参与在中国的重大并购案, 如日产向东风汽车投资10亿美元;戴姆勒-克莱斯勒向北汽投资11亿美元;TCL与汤姆逊成立中国合资企业;汇丰银行收购中国交通银行20%股权;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中国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以及中海油收购在尼日利亚的石油资产;吉利成功收购沃尔沃等。在中国, 高盛已经无处不在。

高盛为了达到占领中国、获取暴利的目的, 手段之狡诈令人吃惊。例如:我们熟悉的高盛以最低价入股中国银行的事件, 就手段耍尽, 如同欺诈。在中国国有银行2004年改制的时候, 高盛相继发表报告, 诋毁中国的国有银行, 称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比率接近40%, 是亚洲之最糟糕者。并且声言, 中国四大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但结果是高盛等以极其便宜的价格收购了中国银行上市的股权, 仅在工商银行上市, 高盛就通过入股该行4年获利近120亿美元。一边唱衰, 一边暗地里购买其股份, 与美国司法部门正在调查的欺诈行为如出一辙。

在中国房地产领域、资本市场里, 高盛利用其强大实力和国际地位, 利用其所谓的国际认可的研发能力, 在中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大肆赚取“黑心钱”。当他们伺机进入一个行业时, 就大肆唱衰该行业, 使其价格走向低位, 然后, 趁低价买入。当其达到其盈利目标, 伺机出货时, 就大肆唱多, 然后, 大肆卖出。中国的矿业、食品业、金融业、房地产业、航空业、石油业等都遭遇过高盛使出的手段。

值得警惕的是如高盛一样的美国大型投资银行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 研究能力惊人, 信息采集、处理、分析的能力超乎想象。一家大型投资银行对于经济信息的处理能力甚至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国家的水平。在高盛等境外机构的游说下, 中国大型骨干企业纷纷于海外上市、引进战略投资或海外并购。而企业海外融资必须请外资中介服务机构 (包括投资咨询、审计、评级等) 进行全面、彻底的“家底盘查”。凡是经过外资中介机构周密服务的, 都近乎无秘密可言。

高盛之所以在中国大发横财并且如入无人之境, 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中国改革开放时间不长, 对高盛等世界性大公司曾经出现过盲目崇拜和盲目信任。高盛发布的报告, 中国一些企业、投资者甚至政府管理部门视为珍宝、确信无疑;高盛想进入中国, 中国求之不得, 有求必应、有需必给, 这是原因之一。不断吹起的引资热与地方政府的GDP政绩观融合一起发酵后, 高盛什么条件都敢答应, 卖掉企业、出售矿山都敢为之, 这是高盛在中国大地能够轻易得逞的重要原因。高盛为了进入中国甚至控制中国, 深知必须培养了解中国的人才, 几年来高盛雇佣了许多对中国各个方面十分熟悉的中国留学人员。这些人对中国无论是法律法规、人文环境、行政司法状况还是各种潜规则与白道黑道都了如指掌。高盛高薪聘请这些人才为其进入中国开路。这是原因之三。原因之四, 中国在监管上特别是监管海外企业上的松懈、纵容, 使得高盛们得以在中国大赚特赚, 这必须引起国人的严重关注。

分析高盛“圈钱”的技术及其盈利模式对中国金融变革促进自主创新有着莫大的警示意义。

创新金融衍生品不断谋求暴利是高盛第二步棋, 并为第三步更大的盈利设下又一个精心的“圈套”。

3.中国火箭研发机构谱系 篇三

本刊日前采访了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室原支部书记、火箭控制专家李法瑞，以及1992年开始担任“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的李占奎，请他们梳理中国航天体系的发展脉络。

显赫的国防部五院

1956年10月8日，聂荣臻来到北京西郊原解放军第466医院的小礼堂，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

次年，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正式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院长。很快，中央军委的导弹管理局、即“国防部第五局”，在1957年3月并入国防部五院。

最终，国防部五院成立两个分院，一分院即今天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位于南苑。二分院位于永定路。

李法瑞介绍，1957年11月成立一分院的时候，共设立了8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总体设计室，第二研究室是结构强度研究室，第三研究室是空气动力研究室，第四研究室是火箭发动机研究室，第五研究室是冲压发动机研究室，第六研究室是化学推进剂研究室，第七研究室是材料研究室，第八研究室是测试研究室。

第二年，第一研究室改称为总体设计部，第四研究室改为发动机设计部。其他的几个室也相继发生变化。1961年，第二研究室更名为强度研究所，第七研究室改为材料研究所，第八研究室改为遥测设备研究所。

1958年总体设计室改为总体设计部后，下面成立了专业室，有总体室、结构室、遥测室、伺服机构室等五六个室。“室下面就是工程组，完全是按专业分。”李占奎说。

1961年9月1日，在长辛店成立了国防部五院三分院。现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飞航技术研究院。

李法瑞解释说，最初的几年里这三个分院就作了比较大的调整。

一分院几个单位划到二分院、三分院，二分院、三分院的一些单位又划分到一分院，真正定下来是在1965年。“原来包括地地导弹、地空导弹、飞航式导弹的火箭总体设计都在一分院，到了大概1963年就分开了，地地导弹型号归一分院管，地空导弹型号归二分院管，三分院负责管理海防方面的飞航式导弹。就这样，一直沿袭了下来。”

1962年7月，国防部五院在四川泸州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所。1964年4月，改称国防部五院四分院。

“按照原来部队的编制，所属于司局级，室属于团级。”李占奎解释说。

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开端，钱学森领衔的国防部五院至今仍被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最著名的传奇。

改革中的“七机部”

1964年12月26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决议。李法瑞解释，服务于七机部的研究所，统一以“7”开头，按照序列命名为701所、702所、703所，等等。

与此同时，国防部五院一分院更名为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它后来先后更名为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航天工业总公司第一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等，亦称为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李法瑞介绍，第一研究院下辖的研究所以“1”开头，按照序列代号分别为11所、12所、13所、14所、15所、17所、19所。

原打算成立的新的专业所- - - 16所、18所赶上“文革”被耽搁了，直到前几年，才设立18所。“17所在20世纪80年代划到二院去了。”

“一分院的时候叫室，后来改称部所：没转业之前叫部，转业以后叫所。”李占奎说。

11所是原来的总体设计部，按照专业下有总体室、结构室、遥测室、弹头室、伺服机构室、设计保障室等11个室。

“按照型号分最多时有5个总体室，每个总体室负责一个型号。从1969年到1974年，逐步撤销总体室，后来变成2个总体室。”李法瑞详细解释。

随着国防部五院改为七机部，相关单位完成集体转业。“正式脱军装是1965年6月1号。5月31号之前可以穿军装，6月1号以后就不能穿军装了。”李法瑞说。

1965年，国防部五院四分院改称七机部第四研究院，并从四川泸州搬迁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1978年起，这个单位先后改称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工业局、七机部第四研究院驻内蒙古指挥部。

1999年7月，国防科技工业十大集团公司成立，“内蒙古基地”改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六研究院。

“航天四院”，名称为“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它始建于1962年7月1日，是中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固体火箭发动机基础理论研究、设计、研制、生产和各种试验基地。

1968年2月20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即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院，亦称“七机部五院”。

作为中国空间技术的主要研究中心和航天器研制、生产基地，它的主要任务是：参与制定国家空间技术发展规划，研究、探索和开发利用外层空间的技术途径，承接用户需求的各类航天器和地面设备的研制及提供优良的服务，空间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以及空间技术对外交流技术与合作。

老专业基础上分出来的新院

其后七机部又经历了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及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和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国家航天局）的历史沿革，直至1999年，组建成立了现在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李法瑞介绍，后来的六院、七院、九院、十一院等都是专业调整后设立的。

现在位于西安的“六院”是最初在秦岭山区的“067基地”，创建于1965年，在1981年命名为“六院”，是中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中心和专业抓总单位，承担着为中国运载火箭和导弹武器提供液体火箭发动机的重任。“是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和发动机有关的研究所集中在一起，成立的发动机动力装置研究院。”现在名称为“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

“七院”是四川的“062基地”。早期在川北地区五六个主要搞生产的工厂后来搬到成都，和四川地区的工厂、研究所合并后，成为现在的“七院”，即“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

“八院”是之前的上海航天局，现在隶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名称为“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始创于1961年8月，最早称为上海机电二局。“既研究火箭，也研究卫星。”

“九院”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把几个搞电子元器件的机构合并在一起成立的。院址也在北京，叫“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

“十院”现在空缺。

“十一院”是在最早的空气动力研究室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研究所，后来变成“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

李占奎总结，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辖一院、四院、五院、六院（西安）、七院、八院、九院、十一院，等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下辖二院、三院，以及“老四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部分，现称为“航天科工六院”，另外，还有搞基建的“航天科工七院”，等等。

这些默默运行的机构，最终支撑着“神舟”和“嫦娥”的飞天之旅。

4.福柯谱系学视野中的身体问题 篇四

福柯的.大部分著作都与身体构成密切联系.身体不仅是福柯谱系学的隐喻和象征,同时也是谱系学历史观得以展开的基础与轴心.文章从<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一文出发,剖析了身体在福柯谱系学哲学中的含义和地位,进而阐发了福柯谱系学视野中的身体风景对于美学的启示.

作 者：李震 LI Zhen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刊 名：求是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SEEKING TRUTH年，卷(期)：32(2)分类号：B565.59关键词：谱系学 身体 历史 审美

5.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 篇五

福柯的谱系学源于尼采,又有所发展,是其重要的研究方法.谱系学包括两大步骤,即首先追溯事物的.出身,其次标出事物的发生.标出事物发生并非寻求普遍规则,而是要寻求构成事物的各个复合要素.这种方法是反形而上学的,表现在历史观上,则是消解线性历史观,质疑传统的理性进步观;表现在知识论上,则是将知识、真理和权力结构放在一起考察.

作 者：许婉璞 张波 XU Wan-pu ZHANG Bo 作者单位：许婉璞,XU Wan-pu(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河北,石家庄,050016)

张波,ZHANG Bo(石家庄学院,教育系,河北,石家庄,050035)

6.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 篇六

【摘 要】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岁月中形成并塑造的，凝练为中共的政治本色和价值取向。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领导人一直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有力推动了思想作风建设，在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中起着教育预防作用，并为中共制定政规党纪、健全制度提供了政治标向和指导原则。

【关键词】艰苦奋斗；党的建设；反腐倡廉

中共领袖和普通党员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共同形塑了艰苦奋斗精神，使其成为中共的政治本色和价值取向。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一再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同时，完善健全各项制度和强化监督，探索出了一条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之路，并最终演化成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建新思路。

一、艰苦奋斗精神政治本色的历史形塑

中华民族素有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传说中大禹治水，“劳身焦思”，“务在救时”，“三过其门而不入”，展现出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精卫填海，“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诠释了先民不屈不挠、锲而不舍的民族精神；愚公移山，凸显出不懈奋斗、奋发有为的精神品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等名言警句蕴涵了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中共自诞生之日起，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的民族精神发扬光大，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将艰苦奋斗精神发展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凝练为中共的政治本色和价值取向。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不懈斗争、万里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力胜千难万险的壮举、抗战峥嵘岁月中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进取和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坚忍、西柏坡“务必保持谦虚谨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历史宣言等等无一不体现出我们党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价值取向。井冈山时期因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红军的物质生活异常艰苦。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与白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② 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及这一窘况：“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隆冬之际，边界崇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①在困难面前，中共靠坚定的革命意志，同心协力、团结群众、艰苦奋斗，打退了敌人频繁的进攻和“围剿”。长征途中，红军碰到数不清的困难，险象环生，几度陷入绝境，“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②付出巨大牺牲，终于赢得战略大转移的胜利。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③ 中共领导下的红军吃草根、啃树皮，爬雪山，过草地，通过保持艰苦奋斗精神终于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在艰难困苦中锤炼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演化为中共的政治本色，并为以后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不竭的精神之源。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在1939年指出：“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作风，能够忍饥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④ 1941年解放区曾出现极为严重的困难，“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⑤但解放区军民靠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度过了抗战中最为艰苦的岁月。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在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回国经停东北发现当地干部在接待上铺张浪费时，就提出严厉批评：“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作表率嘛！”⑥此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保持和弘扬艰苦奋斗作风，逐渐视其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克服个人主义和不良作风的有力武器。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⑦ 同年又再次强调：“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⑧ 1957年毛泽东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⑨ 针对有些干部“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情况，毛泽东再次强调：“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⑩毛泽东之所以多次强调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是因为中共在革命岁月中形塑的艰苦奋斗精神，已凝练成为自己的政治本色和价值取向，并逐渐成为中共党风建设和保持先进性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屡次强调勤俭建国、反对奢侈浪费，将艰苦奋斗精神作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内容来抓，并以此作为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要思想资源，这对于激励全党、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战胜各种险境艰难，积极投身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过巨大作用。

二、艰苦奋斗精神的拒腐防变价值凸显

历史经验表明，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共在革命斗争中战胜各种困难的精神武器。在中共获得全国政权后，艰苦奋斗精神渐成为中共拒腐防变、保持自己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成为思想政治上的“防腐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此有清醒认识。邓小平认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他强调：“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 “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也要认识到，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奋斗。”①针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腐败问题，邓小平多次提及艰苦奋斗：“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拒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②“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奋斗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③ 邓小平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充分发挥优良传统在反腐败中的教育预防作用，把艰苦奋斗这一优良传统融入到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之中去。

改革开放后，针对有些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私利所滋生的各种腐败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重申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江泽民不断重提毛泽东、邓小平观点：“我们党和军队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靠艰苦奋斗。”④“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必须继续发扬光大。”⑤ 江泽民还把艰苦奋斗精神上升到理想信念的高度，实现思想建党和作风建党的结合：“党的性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艰苦奋斗的本色。实现党的崇高理想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奋斗，广大党员和干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永不停步地前进。”⑥ “对于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来说，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说到底是牢固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⑦ 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艰苦奋斗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对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保持党和国家政权不变质具有重大意义。坚持艰苦奋斗，就要发扬不畏艰难、奋力拼搏、克己奉公、甘于奉献的革命精神。”⑧2002年胡锦涛在上任伊始的西柏坡之行就强调：“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我们讲艰苦奋斗，当然不是要人们去过清教徒式、苦行僧式的生活，也不是要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而是要大力提倡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要求每个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越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① 2006年胡锦涛又强调：“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② 同年3月胡锦涛作《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强调：“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③ 2007年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作《全面加强新形势下的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讲话，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强调“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也是一种精神状态，能够起到砥砺意志、陶冶情操的重要作用，形成凝聚人心、战胜困难的强大力量。”④

中共一方面对艰苦奋斗精神作了重新解读，充分肯定艰苦奋斗精神在反腐败斗争中的教育预防作用，要求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开始强调制度和监督的重要性，“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试图用健全制度和强化监督来弥补思想作风建设的局限性。早在1989年中共中央就制定了七条廉政规定，以期搞好社会风气和党风建议。在1997年5月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将严格控制新建和装修办公楼；严格控制各种庆典活动；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严格控制用公款安装住宅电话或购买移动电话；严格按规定配备和更换小汽车；严格管理公费出国（境）等。⑤ 2003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⑥ 2005年通过《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指出：“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得力”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因此反腐“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⑦2009年中共中央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党政机关带头厉行节约，进一步控制办公经费，把有限资金和资源更多用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严格执行财经制度和经济工作纪律，从严控制楼堂馆所建设，严禁超预算超标准装修办公用房，严禁领导干部违反规定购买、建造住房和配置用车，严格控制出国（境）团组数量和规模。对铺张浪费、奢靡享乐、挥霍公款的，必须严肃处理。”⑧ 2010胡锦涛在十七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重点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在改革开放新时代，艰苦奋斗政治本色体现为一种工作作风、生活准则、利益观念、精神状态和价值追求，融入到思想、作风、组织、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是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反腐倡廉的保证和标志，是思想建党的教育资源和重要途径，也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对于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保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变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着巨大作用。

三、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到全面从严治党

中共面临着长期复杂而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针对党建面临的新任务和新挑战，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从严管党治党，艰苦奋斗精神遂融入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和制度规则中。

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一中全会提出四点希望，其一是自觉做弘扬优良作风的表率。同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明确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同年12月中共中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主要内容有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导、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等。八项规定成为改进工作作风的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2013年1月，习近平强调：要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抓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能不能坚守艰苦奋斗精神，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①为了严惩腐败、整肃风气，习近平发出反腐“动员令”：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央反复研究，决定把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反对享乐主义，要着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要牢记‘两个务必’，克已奉公，勤政廉政，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状态。”②中共中央把解决“四风”问题与反腐倡廉建设紧密结合，旨在通过解决作风问题，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习近平强调：解决“四风”问题，要标本兼治，不仅要着力纠正、禁止“四风”问题的各种表现，而且要“查找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理想信念、工作程序、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功夫抵制不正之风”。③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就经费管理、国内差旅和因公临时出国（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活动、办公用房、资源节约等制定严格规定，并制定了相关的宣传教育、监督检查、责任追究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旨在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推进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建设节约型机关。2014年5月，中央纪委、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提出进一步整治“会所中歪风”的要求。同年7月，围绕建设“节约型、廉洁型机关”的要求，有效降低行政成本，规范公务用车运行管理，着手改革公务用车制度。同年8月，中央又把整治奢华浪费建设纳入整改范围，进行全面清理。2014年10月，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要求，并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了部署：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2015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准则》要求党员廉洁自律：坚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坚持尚俭戒奢，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同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违反各项纪律行为的处分做出了详细明确的规定。由上述内容可知：艰苦奋斗精神已融入到严格的组织作风和党纪政规中。

全面从严治党，既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也要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艰苦奋斗要求蕴涵其中。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共的政治本色，是中共党员世界观、价值追求以及政治修养的重要体现，是中共理想信念和思想作风建设题中应有之义。早在2012年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缺失。”2014年习近平再次重申：“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①2014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三严三实”的要求。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是党员干部的为政之道、做人准则。党员干部要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树立清风正气。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光靠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还不足以解决腐败问题，中共也逐渐认识到：依法治国、制度治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铁律，要从严治党，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② 在有关上报材料中，习近平曾作批示：“下一步，关键是要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点，以完善公务接待、财务预算和审计、考核问责、监督保障等制度为抓手，努力建立健全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切实遏制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规违纪违法现象。”③同年习近平再次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④ 2014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该方案围绕4方面改革任务提出了26项重点举措，并提出改革举措在2017年前基本完成，到2020年建立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党的建设制度体系，这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提出了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2015年习近平再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⑤ 中国共产党面对困境时的这种反奢崇俭、攻坚克难、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和开拓创新正是其艰苦奋斗精神的最好现实写照。

十八大以来，中共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以解决“四风”问题为开端，大张旗鼓地推进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实行“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建总战略和新思路。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是作风建设的最根本内容，也是中共永续的政治资本和精神财富。它为中共制定党纪政规、健全制度提供了政治标向和指导原则，对中共加强思想教育提高政治修养和确保清正廉洁、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具有重要价值和时代意义。

四、余论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大庆石油工人的艰苦创业、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战天斗地、“两弹一星”和航天科研人员的勇攀高峰、凤阳小岗村民的改革创新、深圳特区人和上海浦东人的开拓进取、青藏铁路建设者们建设“天路”的英雄气概、人民公仆孔繁森的高风亮节等等进一步演绎着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性，续写着中共党人艰苦奋斗的光辉篇章。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发展阶段中，同样需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首先，发挥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要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艰苦奋斗精神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是中共党员世界观、价值追求以及政治修养的重要体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实行全面从严治党，整个党风政风为之一振，赢得了民心赞誉，这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了坚强保证。其次，“十三五”发展阶段“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突出强调创新发展，而开拓创新是艰苦奋斗精神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还是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万众创业、万众创新，抑或构建发展新体制、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等各方面创新，都需要大力发扬攻坚克难、奋勇拼搏、开拓创新的艰苦奋斗精神。再次，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也离不开艰苦奋斗。目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存在贫困人口脱贫、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发展短板，这需要党员干部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担当意识，正视问题困难，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开拓进取。最后，绿色发展要求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倡导合理消费，力戒奢侈浪费，制止奢靡之风”①，这种反奢崇俭、勤俭节约的要求正是艰苦奋斗精神之本来面貌。

当代弘扬艰苦奋斗精神，需要清除有关思想认识误区。有人认为：当代财富激增，再提艰苦奋斗不合时宜，艰苦奋斗精神是“过时传统”。也有人认为：艰苦奋斗是党员干部的事，与普通群众无关。实际上，艰苦奋斗精神并不是要人们否定合理的物质利益，而是要反对奢侈浪费；艰苦奋斗精神表现为勤俭节约、自强不息、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是家庭兴旺、事业发达、民族复兴、国家富强所不可缺少的精神品格。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需要密切结合，艰苦奋斗等先进精神的弘扬必须融入其中，并且须与时代主题相结合。当代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要从改革开放前单纯的号召宣传教育转化为今时的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当代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要着眼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格局，进一步清除思想认识误区，以党员干部为重点，与理想信念、党纪政规、体制机制、反腐倡廉建设相融合，抓好党风政风建设，推动全社会形成新风尚。

7.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 篇七

20世纪末当后现代主义的大师们追醉心于搬用教条式的历史语汇并超时空拼贴时, 一种新的边缘性实践 --- 景观都市主义 (Landscapeurbanism) 应运而生。自1997年瓦尔德海姆 (CharlesWaldheim) 合成“景观都市主义”以来, 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十分丰富多样, 本研究的关注点是从错综复杂的景观都市主义谱系与流派中厘出其发展的结构和方向。

2.景观都市主义概念的引入

景观都市主义的涌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五六年代的伦敦阿基格拉姆小组 (Archigram) [1], 但迄今为止“景观都市主义”最广泛被引用的定义是CharlesWaldheim在《景观都市主义》一书的描述:“景观都市主义展现了当前一种对学科的重新定位。其中, 景观取代建筑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基本单元。由此, 通过跨越多门学科的界限, 景观不仅成为洞悉当代城市的透镜, 也成为重新建造当代城市的媒介。” [2]

从定义中我们即可得出:景观都市主义将历史上被作为景观设计学来描述的各种方法植入到城市研究中, 通过图形图像技术和建立操作模型来考察当代都市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从而构建动态的都市空间形态。一般认为, Ren Koolhass的维莱特公园投标方案是景观都市主义比较早的案例[3], 近年来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包括诸多来自建筑学、城市设计学和景观设计学的设计师和研究机构。

3.景观都市主义的主要观点

作为当前设计领域新兴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景观都市主义不仅是建筑和城市设计学的华丽转身, 更是景观设计学的自我革新。景观都市主义把“景观”作为当代都市研究的一种水平表面模型, 强调景观是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的载体, 所有的建筑和基础设施都是景观的延续。James Corner把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归纳为4个主题, 即生态与城市过程 (ecological and urban processes over time) 、水平表面的分阶 (the staging of horizontal surfaces) 、操作或工作方法 (the operational or working method) 、想象力 (imaginary) [4], 最具代表性。景观都市主义的主要观点包括:

系统。当代都市系统是集地理、文化、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为一体的、无法用线性的模型来描述的有机结构。景观都市主义着力开发基于信息技术的图形图像技术和操作模型, 将动态的都市空间、技术和工艺的限制、连续的过程和逻辑性纳入到一个自由和审慎的操作系统中[5]。

跨界。景观都市主义综合了景观设计学、建筑学和城市设计学, 并融入环境工程学、生态学、地理学、城市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 致力于构建跨学科的设计方法和技术。

动态。景观是一个动态和非线性变化的过程。景观都市主义试图突破基于封闭环境创造出来的纯粹、协调的景观意向和关于构图均衡的教条, 创造出不确定的、流动的空间形态。

基础设施。景观都市主义探索在城市景观领域与传统基础设施领域寻找契合点, 将基础设施的运行和自然生态过程、城市公共生活需求相结合, 围绕城市发展、城市公共政策、城市规划设计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拓新的实践领域[6]。

数据。以MVRDV的“数据景观 (Datascape) ”为代表的数据收集、分析和处理过程进一步印证了当代景观所呈现的动态性和自组织性, 以及景观系统的可操作性[7]。

4.景观都市主义的谱系

景观都市主义的理论体系非常复杂, 按照其发展方向大致分为三个阵营:一是“批判的地域主义 (Critical-regionalism) ”, 认为景观迫切需要保护地域文化, 以抵制全球化时代的技术普世化 (universalisingtechnology) ;二是“后福特主义 (Post-Fordist) ”, 该流派清晰描述了北美城市发展的轨迹, 提出当代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新模型;以AA景观都市主义研究课程及其相关实践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 (Poststructuralist) ”思想受到后结构主义哲学体系的影响, 形成一套明显区别于前两大阵营的第三种立场。

4.1批判的地域主义

伴随现代主义的盛行, 城市变得千篇一律, 地方性和历史特色濒于消亡。1981年, 亚历山大·楚尼斯 (Alexander Tzonis) 和里安·勒菲夫尔 (LianeLefaivre) 提出“批判的地域主义”, 用以批判二战后欧洲的建筑实践[8]。而“批判的地域主义”的广泛传播, 则归功于肯尼斯·弗兰姆普敦 (Kenneth Frampton) 1983年的著名论文“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抵抗建筑学的六个要点 (Toward a Critical Regionalism:SixPoints for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9]。弗兰姆普敦主张用“抵抗性 (resistance) ”来缓冲全球化和文化趋同的冲击, 并认为景观作为“补救性”措施可以在对人造世界的破坏性改变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在2004年接受的采访中强调:“所有关于可持续性的问题, 以及近来出现的更为综合的学科, 都包含在了伦敦建筑联盟的景观都市主义课程中。” [10]

“批判的地域主义”呈现明显的反现代主义的倾向, 强调多元文化、地理、气候和材料, 以及对人文主义和现象学的深入研究。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 (Modern Architect:A Critical History) 》一书中, 弗兰姆普敦进一步指出:“批判的地域主义”并不是指那种在特定气候、文化、神话和工艺的综合反应下产生的乡土建筑, 它反映了一种寻求某种形式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意愿, 以及对“文化差异”的主张[1]。批判的地域主义偶尔插入一些乡土因素, 但通常从地形因素和其后条件开始, 把光线视为表达容量和构筑价值的主要介质。在建筑学领域, 批判的地域主义理论与实践已十分完善, 代表建筑师包括阿尔托 (Hugo Alvar Herik Aalto) 、博塔 (Mario Botta) 、西扎 (Alvaro Siza) 、伍重 (Jorn Utzon) 、尼迈耶 (Oscar Niemeryer) 、斯卡帕 (Carlo Scarpa) 、安藤忠雄、隈研吾 (Kengo Kuma) 、卡拉特拉瓦 (Santiago Calatrava) 等。

来源:http://places.designobserver.com/feature/water-front/10227/

来源:http://www.fieldoperations.net/

批判的地域主义景观都市主义实践的主要阵营在欧洲, 相关设计与研究人员包括马洛特 (Sebatien Marot) 、凯利·香农 (Kely Shannon) 、西八 (WEST 8) , 彼特·拉兹 (Peter Latz) 、琼罗·伊格 (Joan Roig) 等。这种边缘性的实践大多集中在后工业 (后农业) 的棕地和地形含糊的缝隙地带, 并表现为对生态学的偏爱[11]。以德国鲁尔地区为例, 该地区曾经是欧洲的钢铁和煤炭中心。1989年开始、为期10年的国际建筑展 (IBA) , 探讨的主要内容是如何修复环境和刺激经济复兴。以北杜伊斯堡公园为代表, 设计师不仅关注工业遗产的循环利用 (recycling landscape) , 并促进新的植物和生态系统在粉煤灰和矿渣堆的基础上蓬勃生长 (图1) 。

基础设施景观 (Landscape of Infrastructure) 不仅是对传统基础设施单一功能性的反思, 并致力于将城市基础设施作为首要的规范秩序, 从而形成城市形态、发展和演变的框架。以法国的高铁和巴塞罗那的二环路为例, 在工程师和建筑师等多学科团队的努力下, 市政工程和景观相结合产生出新的城市休闲内容和开放空间 (图2) 。

4.2北美的“后福特主义”

根据《寻找底特律 (Stalking Detroit) ) 》一书中AA DRL的帕特里克·舒马赫 (Patrick Schumacher) 和克利斯汀·罗格纳 (Christian Rogner) 所写的“后福特 (After Ford) ”[12], 福特主义经济规则和现代城市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业流水线生产的发明和应用, 对应的是工业城市的发展, 以柯布西耶的著作《走向新建筑》为标志;第二阶段是传统工业城市的解体和“机器城市 (City as machine) ”的形成, 快速工业化系统导致大量的巨型工业复合体;第三阶段是福特生产模式全球化, 这种传播建立了后现代的开放、分散、自由组织的“矩阵 (Matrix) ”模型。

然而, 后福特时代的城市水平向扩张和和某些经济生产部门的终结, 使得追随福特主义的后工业城市遗留了大量废弃的建筑、设施、土地和废弃物。底特律就是一个以福特主义为组织模型、在后福特时代产生诸多问题的样本城市之一。在可预见的未来, 逆工业化和城市扩张仍将持续, 从而使空间的留白充斥整个城市化地区。

后福特主义景观都市主义的城市定位正是源于上述北美的城市发展轨迹。瓦尔海德姆提出, 后福特时代的城市土地的解放可分为4个阶段:“错位Dislocation) ” (服务中断) , “擦除 (Erasure) ” (通过播种来去除和重启生态过程) 、“吸收 (Absorb) ” (森林、沼泽和溪流的生态重建) 和“渗透 (Infiltration) ” (景观渗入村庄式的异质空间) [13]。詹姆斯·科纳 (James Corner) 提出“景观化 (Landscaping) ”的解决途径, 他认为:城市空间的留白是依据工业逻辑而生成的“作品”, 是“不确定的保留地”;随着城市逐步融入到景观, 它们将成为城市未来演化过程的重要部分。

后福特主义的景观都市主义侧重于生态学的研究如何与创造性实践相结合。科纳认为, 生态学和创造性演变之间的相似性预示着景观设计学的另一个方向, 即关于人们如何生活, 关于如何与土地、自然和场所紧密联系的各种约定习俗都将受到挑战, 而人们对生活的多元追求通过创造而重新得到释放[14]。与传统城市景观设计的单一目标或程序化的形态策略不同, 景观都市主义的探索从对“表象和对含义的关注”转移到形成的过程、栖居的动态和演变的微妙, 并包括更多组织和战略上的技巧, 更多功能和度量的实践。

作为景观都市主义主流的后福特主义, 聚集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建筑师、景观设计师和理论家。除瓦尔海德姆、科纳及其场域操作工作室 (Field Operation) 外, 还包括阿兰·伯格 (Alan Berger) 、朱莉娅·泽涅克 (Julia Czerniak) 、格雷厄姆·谢恩 (Grahame Shane) 、伊丽莎白·莫索普 (Elizabeth Mossop) 、克瑞斯·里德 (Chris Reed) 及Stoss工作室等。后福特主义的景观都市主义影响最为广泛, 在北美最著名的设计项目包括纽约曼哈顿的“高线” (Highline) (图3) 、清泉垃圾填埋场公园 ( Fresh Kli s Park) (图4) 等。近年来, 随着科纳及其场域操作工作室首次在中国赢得深圳前海城市设计国际竞赛 (图5) , 标志着景观都市主义理论逐步中国开花结果。

4.3 AA的后结构主义

AA景观都市主义课程始于2000年, 第一任导师为塞罗·纳杰教授 (Ciro Najle) , 2004年出版了《景观都市主义 (Landscape Urbanism: a Manual for Machinic Landscape) 》一书[15]。2004年伊娃·卡斯特罗 (Eva Casto) 接任以及随后阿尔弗莱多拉米雷 (Alfredo Ramirez) 任导师并延续至今, 2014年出版了《重要的领域 (CRITICAL TERRITORIES: FROM ACADEMIA TO PRAXIS) 》[16]。同时, AA景观都市主义课程导师以Ground Lab为平台, 致力于景观都市主义的社会化实践。随着AA原主席默森·莫斯塔法维 (Mohsen Mostafavi) 、塞罗以及其它一些教员出走哈佛大学, AA景观都市主义逐步占领教育的高地。笔者有幸曾于2004-2005年在AA接受景观都市主义课程的训练, 以及随后作为合伙人之一与其它导师参与Ground Lab的项目实践。

AA景观都市主义的教学和实践之所以被称为后结构主义, 是与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和吉尔·德 勒兹 (Gilles Deleuze) 等所建立的后结构哲学体系和图解概念分不开的[17]。福柯认为:“图解是一种函数关系, 是从具体用途中抽象出来的关系”。在《福柯》中, 德勒兹进一步解释了福柯的图解概念, 认为图解是一部抽象机器 (abstract machine) , 包含可述的功能及事物的定义, 以及产生出不同的可见形式[18]。德勒兹哲学理论中的“褶子理论”、“游牧政治学”、“块茎思维”和“生成”等概念, 为AA后结构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AA的后结构主义重申建筑及其形态的重要角色, 大致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系统研究, 从微观层面研究原型 (Prototype) 的生成、复制、演化 (Evolution) 、增殖 (Proliferation) 和异化 (alienation) , 并通过模型制作和规则制定获得材料特性、建造技术、管理策略和参数化的结构逻辑;其次, 场地的分析图解包括动态模型和过程图解, 涵盖地质水文、物质能量流动、地表径流、土壤侵蚀沉积、土地利用变化、交通、人口和迁移过程、污水和固体废物排放等的分层模拟, 以展示场地的不均衡、妥协和协调机制;第三, 网络都市主义发展原型的增殖逻辑和异化过程, 并在反馈的基础上探索可行的机制, 使得展开的策略不断被评估并最终形成综合规划。

来源: Groundlab提供

AA的后结构主义框架较早地突破了西方发达国家都市状况研究的范畴, 更像是从建筑学的角度研究城市景观, 在某种层面上更贴近建筑师库哈斯的“先锋派”实践。近年来, AA更是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墨西哥、斯里兰卡、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发展中国家。从2005年AA与北京大学共同参与的马岗城市发展研究开始 (图6) , Groundlab赢得了中国举行的一系列设计竞赛, 包括“厚土 (Deep Ground) ” (深圳龙岗城市规划国际竞赛第一名, 图7) 、“流动的花园 (Flowing Gardens) ” (西安201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 Groundlab Plasma Studio和LAUR STUDIO联合设计, 图8) 等。“流动的花园”生成于从主入口向温室延伸的主轴线, 从东西两边的山丘间经过, 同时延伸出许多蜿蜒的小径, 创造出一个相互交融的交通和雨水流线系统。场地的雨水在流动的过程中通过低维护的植物群落得到净化, 从而建立一个整合的园艺学技术体系。

来源:Groundlab提供

5.结论

景观都市主义在西方国家萌芽, 并逐步延伸到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快速扩张的发展中国家, 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谱适应性, 已被认为是近年来城市研究与设计实践领域最重要的转变之一。其研究的内容从刚开始无所不包到逐步集中到若干核心区域, 形成了多学科的理论框架;在操作层面, 景观都市主义开发了新的图形图像技术和操作模型, 为当代城市研究开拓了新的行动领域。批判的地域主义、后福特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大阵营也随着学科的交流与实践慢慢走向融合。

今天, 中国面临的城市问题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一方面, 我国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期, 却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环境、土地等问题等;另一方面, 在北京、上海等大型城市逐步显现出来的各种城市病, 严重制约了城市的健康发展。如何避免城市快速扩张而避免西方国家城市化历程中的错误, 也许景观都市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方向。

来源:Groundlab提供

摘要：景观都市主义的涌现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六十年代的伦敦阿基格拉姆小组, 但成为设计学理论与实践的焦点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景观都市主义将历史上被作为景观设计学来描述的各种图形图像技术和操作模型植入到城市研究中, 以考察当代都市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由于关注点不同, 景观都市主义大致分为批判的地域主义、后福特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个方向, 并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而有逐步融合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