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的悲剧人生

柳永的悲剧人生（7篇）

1.柳永的悲剧人生 篇一

丁玲的悲剧人生

丁玲晚年言行偏左。是因为她档案里一直有“污点”

1979年，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贺敬之去周扬家拜访周扬，期间，两人谈到丁玲。周扬对贺敬之说：“丁玲的女儿蒋祖慧来，我对她说：你妈妈的右派问题和反党集团问题应当平反。另外过去说她两个‘点’――疑点和污点――疑点已经消除了，污点是有的，不能动。”周扬对贺敬之解释说：“疑点是指丁玲来延安是否接受国民党的指派，污点是指她与叛变后做了特务的冯达在莫干山依然长时间同居并受到国民党保护是变节行为。”

周扬这番话对一半错一半。当时，在丁玲的档案中，她的“污点”确实存在，但这污点不是与冯达同居(这一点中央早有结论)，而是她为摆脱国民党软禁，曾给国民党写过一份申明，大意如下：“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

丁玲到延安后，康生曾在党校中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康生是1938年说这话的，丁玲1940年才听到。气愤之下，丁玲去找毛泽东，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她是“叛徒”，她要求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做出书面结论。毛泽东听了丁玲的陈述，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于是丁玲写信给陈云，要求中央给自己一个结论。中央便委托任弼时对丁玲进行调查。1940年，中央组织部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对丁玲做出如下评价：“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当的。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1943年，延安进行大规模的审干、抢救运动，期间，丁玲在整风中写的一份材料里，向组织交代了此前未曾透露的新情况，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那个申明信：“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这个条子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然而，在一个斗争之弦绷得过紧的年代，丁玲为这个“声明”吃尽了苦头，而她的对手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条子，予丁玲以沉重打击。1984年，中央组织部对丁玲问题彻底平反后，老对手周扬仍抓住这一点，说丁玲污点还在。

由于丁玲交代了她曾给国民党写过这样一个条子，延安对丁玲的那段历史又作了新的调查。最终形成一个初步结论《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这份结论认为，丁玲写的那个字条，应为“悔过书”：

“(丁玲)所写字样的内容，不是明确的以共产党人的面目写的反共自首书。我们认为丁玲写给国民党的‘纸条’，其实质是悔过书。

丁玲于1933年5月被捕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居留时间中与冯达同居；表现了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同国民党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1936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形，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国民党派遣的嫌疑。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T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丁玲来陕北后的工作中，是有一定成绩的，1942年所发表的几篇坏文章(如：《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是由于存在着对党不满情绪，以及思想上的错误。但，必须指出其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在人事关系上，对党外作家无原则迁就(如对萧军等)，以及宗派主义等等，是由于缺乏原则性，不是其他政治关系。”

虽然这个结论是初步的，且是中央党校作的。但中组部并未发文肯定或否认这个结论。所以后来，丁玲仍“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

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丁玲在南京被软禁的这段历史一再被提起，且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

1955年，丁玲、陈企霞被错误地作为“反党小集团”定案，对丁玲南京的那段历史又有了新的说法。

1956年的10月24日，经过讨论，最终形成了中宣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这个结论的最后虽认定“丁玲同志被捕后这一段历史已经审查清楚”，但将丁玲写纸条一事定性为“在敌人面前屈服”，“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让丁玲从此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正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收到《文艺报》编委一个报告，报告称：根据毛泽东指示，准备在报纸第2期组织一个特辑，总标题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毛泽东当即给几位主编写了批语，并对编者按进行了修改。

批语说：“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对按语，毛泽东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修改后的按语气势磅礴，笔力千钧，充满了火药味和战斗力：

“再批判什么呢?主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伟人发话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中宣部对1956年10月24日所做的结论又作了修改，将丁玲写申明书重新定性为“政治上的自首变节行为”。

到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恐怕出于形势需要，对丁玲的批判再次

升级，新结论中出现了更为刺眼的内容：“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

1979年，丁玲复出，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作了复查，形成《关于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这份报告只是撤销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却维持了中宣部1956年10月24日所作的《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好不容易，丁玲复出了，可以发表文章，自由活动了，但档案里有“污点”，心里有“石头”，她能舒坦吗?她能不心有余悸吗?在一篇文章里，丁玲坦承，她别无选择，只能带着这粗壮的“尾巴”活下去。

那段时间，丁玲小心翼翼，说话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不敢越雷池半步，有时明显偏“左”，甚至上纲上线。于是，一生吃尽“左”的苦头的她，到了晚年，却被封为“红衣主教”，“80年代，当文艺界的右派一个个以饱蕴历史苍凉的力作竞相走红，而‘左’字成为举国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时，丁玲却又鬼使神差地被某些人封为‘左派’，在一种无形的舆论中被戴上‘正统’、‘保守’，甚至‘红衣主教’、‘棍子’之类的帽子”。

1982年9月，在列席中共十二大期间的一次发言中，丁玲慷慨陈词：

“党中央对于文艺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及时敲响了警钟，明确批评了领导上的软弱无力。在思想意识上的严重的敌情面前，在党中央的严肃批评面前，有的人能及时警惕，但也有一些负责同志放不下一贯正确的架子，从不在适当的场合写文章或讲话，作一点认真的具体的自我检查和必要的自我批评，而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好像总有难言之隐，难于和中央完全一致。”

显然，丁玲这段话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向老对手放了一支“冷箭”。

于是，有人很自然地把丁玲那段时间言行偏“左”，归结于她的意气用事，也就是故意和周扬唱反调。当周扬开始忏悔、认错，宣传创作自由，她丁玲就偏偏要高谈，共产党员即使饱受打击，历经磨难，也要无怨无悔，而且强调，创作不能无原则地自由，因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文艺就应该为政治服务。

丁玲晚年的言行，确有刻意和老对手周扬唱反调的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的丁玲并未得到彻底的平反，她档案里还有“污点”，所以，她说话只能滴水不漏，行为不容有任何闪失。丁玲晚年言行的“左”，主要还是因为恐惧。这在她的日记和书信里有充分的表现：

“午睡时构思一短文，以一中学教员回乡务农，从他的生活中反映农村所受‘四人帮。’毒害之深为题材，用日记形式，仿《狂人日记》。真是数年不见，农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但一觉醒来之后，又有些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在给朋友的信里她也吐露了内心的忧虑：“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现在只就文艺来说局势复杂得迷人，简直叫人摸不清。……全国都有耳，小报告四处飞，我惹不起人。”

复出文坛后未获彻底平反，丁玲在公开场合总是不敢畅所欲言。不过，私底下，对熟人，丁玲却坦承主席晚年犯了错误，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之所以晚年犯错误，是因为“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

她曾对共事多年的杨桂欣讲了两个毛主席的故事，并叮嘱对方，不能“马上写文章去发表”。两个故事如下：

(一)“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他自己写过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二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二)“另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聊天，他怀里正抱着一个小男孩。我们正聊着，小男-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竞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首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主要的句子，这么多年了，我忘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明明知道，老人家的头脑中有帝王思想，却不敢说，原因无他，就是怕。

直到1984年中组部为她彻底平反后，她内心的恐惧才完全消除。我相信此后的丁玲说话时，顾忌会少许多，可惜的是，老天留给她的时间已不多了。

彻底平反对丁玲来说，简直就是重获新生，她说：“当今年5月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到我家里来给我看了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通知的时候，我很自然流露出一句话来：我可以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很自然，我觉得现在再没有我担心的事情了，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我只想到这么一句。”

陷入整人和被整的残酷怪圈中

丁玲的一生充满坎坷，充满磨难，来自敌人的“明枪”让她心痛，来自“友朋”的“暗箭”令她心寒。这一辈子，她在大批判的漩涡里载浮载沉，无数次成为靶子，被迫“体验”万箭穿心的感觉。不过，丁玲一生数次受伤，但也伤人无数。一旦别人成为了靶子，她也会毫不犹豫“拿起笔作刀枪”，且招招致命，箭箭穿心。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经丁玲之手发表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上。不久，这篇文章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一道惹得中央高层震怒，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丁玲声色俱厉地说：

“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因此文艺界比对一切事都更须要有明确而肯定的态度，不是赞成便是反对，不准许有含糊或中立的态度。那么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我 说是揭发他的掩藏在马克思主义招牌下的托派思想，和他的反党的反阶级的活动，粉碎这种思想，打击王实味这人……并且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全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

这里，丁玲不仅给王实味扣上“反党”、“托派”等骇人的帽子，还警告了其他人：不许对王实味有哪怕一丝的同情，否则就是失去了严正的立场。

丁玲、王实味同样是因文惹祸，可谓“本是同根生”，而现在为了和王实味划清界限，她义无反顾“相煎何太急”了。其实两人当时都是落水者，而丁玲则试图踩着对方的肩膀爬上岸，够狠!被伟人点名批评，丁玲当然要找突围的路，但你哪能通过把别人的路堵死的方式来为自己找出路呢!

1951年8月25日，《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发表了丁玲的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由于丁玲当时位居要津，是文坛的领军人物，所以这封信，使得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讨论升级为一场“运动”。

在公开信中，丁玲写道：

“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作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他们反对什么呢?那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等的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至于拥护什么呢?那就是属于你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和还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这篇小说之内的，一切属于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给他们以空隙，他们就借你的作品大发议论，大做文章。因此，这就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为了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下前进，因此陈涌同志有了对你的批评。这是非常好的。当然，陈涌同志很谨慎，他的确还没有击中你的要害，但跟着，许多读者也对你批评起来了，不管这些批评有没有说透彻，但热情地关心这些问题，这对于你，都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也更觉得有责任来发表点意见。”

丁玲这番话是暗藏“杀机”的，她说《我们夫妇之间》“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并且这种倾向还是“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现在，要通过萧也牧的作品“复活”。丁玲这番话，言辞虽铿锵有力，论述却蛮不讲理。抬出伟人的话，谁敢与其争锋?

在信的末尾，丁玲语气突变：“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在哪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那些属于你的读者，也会有些变化的，尤其是知识青年，他们很快就会丢开你，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

“批评”变成了“批判”，通信变成了教训，语言变成了棍子。萧也牧挨了这记闷棍，人生之路陡然转向。

王蒙说，丁玲的这篇公开信“消灭”了萧也牧，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考虑到当时的丁玲贵为《文艺报》主编，她的这封公开信确实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说此文拉开了批判萧也牧的大幕，决不为过。

至于丁玲为何突然以犀利言辞批判萧也牧，有人认为是江青“向丁玲提出《我们夫妇之间》有问题”的。秦兆阳在1978年2月22日给黄伊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萧也牧同志是最早受江青迫害的一位作家。大约是1950年，据《文艺报》编辑部透露出来的消息，当时是江青向丁玲提出《我们夫妇之间》有问题，《文艺报》才写文章批评的。当时江青就在文艺界搞些暗中活动，常到丁玲的住处多福巷串门，当然要挑拨是非。《夫妇之间》是解放后最早受批评挨棍子的一篇小说，也是江青最早搞罪恶活动的成果，从此也牧同志就永远不能抬头。究竟《夫妇之间》这篇小说有什么问题呢?我的记忆，丁玲当时在文艺报的批评文章，是说它‘虚伪’、‘小资’，据我的记忆。很值得重新考虑。即使是有缺点，也不应该为此上纲到骇人的程度。我希望，你们可以请冯牧同志或别的同志再看看过去的资料，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由此可知，丁玲那篇公开信可能是奉命之作。她和老对手周扬一样，都有过“奉命整人”的劣迹。她奉命整了萧也牧，周扬奉命整了她。

不否认，丁玲是出于革命激情来批判那些曾经的同志的，然而，别人批判她不也是出于同样高昂的革命激情吗?

关于那个非常时期“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批判，作家徐光耀有这样的分析：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王鞭’的逆境，便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致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苛苦，情形确是这样啊。”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

责任编辑：谢建平

2.柳永的悲剧人生 篇二

一、动荡历史酿成的悲剧

唐朝灭亡之后,开启了一场持续五十多年的割据分裂,时年群雄并起,纷争不断,整个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浩劫。这是李煜继承皇位历史背景,也是导致这场亡国悲剧的历史原因。史料中记载,南唐中主李璟多子,李煜排行第六,擅长文学、好工书画、通晓音律、吟诗作赋,是个翩翩风流的佳公子。在政治才能和军事魄力方面,他远不及中主长子弘冀,且古代大位传承,最重长幼有序,而李煜排行老六,因而本该轮不到他来继承大位。然而,历史总是沿着不为人知的车辙前进,到了李煜身上,历史仿佛与他开玩笑一般。在公元959年,太子弘冀毒杀晋王之后不久,自己也殁了,且排在李煜前头的几位兄长,也都早亡。于是李煜被封为吴王,入主东宫。显德六年,中主李璟病故,时年二十五岁的李煜继承皇位,就这样,李煜被硬生生地腿上了历史政治舞台。在李煜即位当时,南唐已经向宋朝俯首称臣,即南唐是宋朝的一个属国,整座南唐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深处乱世的中心,经历了多起政权割据,面对着岌岌可危的时局,不是说李煜看不清,而是因为他看的太清。正因为看的太清楚,所以当他面对时局、政局有着一种无力回天的无奈,正因为看的太清楚,所以他知觉人生苦短,应及时行乐。于是,李煜开始消极治理朝政,一心只想着追求眼前的快活。二、懦弱性格造就的悲剧

李煜生来就性格羸弱,一门心思专营诗词歌赋,无心旁顾,就这么一个喜文作赋的风流才子,却残酷的投身在了帝王之家,承担起了本不是他志愿,也不符合他理想的帝王责任。毫不讳言地说,是封建的世袭制将李煜硬生生地推上了帝王的“宝座”,然而这个“宝座”,既是尊荣,更是枷锁,困住了李煜的人生理想,并生出了许多不可预料的事端来。细细算来,李煜前后担任皇帝仅一十五年。短短的十五年,他便将南唐的江山拱手相送,短短的十五年,他便成万人之上的一国之君沦为宋军的阶下俘虏。后人在对评述南唐这段历史时,往往会将南唐的灭亡悲剧归咎于李煜个人,但要说是李煜害了南唐,不如说是南唐毁了李煜。生来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贵公子,哪能扛得起乱世中治国平天下的大任,这种懦弱的性格与动荡的时局格格不入,不可避免地要酿成悲剧。

二、多舛命运增添了悲剧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有时这“三分”的“注定”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谈到命运,人们总有一些神秘色彩和宿命的味道。

当然,从宿命论的角度上看,李煜的人生悲剧中,不免有一丝宿命悲凉之感。在李煜还是皇子时,他曾经设想过自己未来的生活,要么成为一个隐士,要么成为一个文人,在诗山词海中游荡,过着大隐于市、小隐于山的生活。然而,身在帝王家的无奈,加之命运的戏弄,偏偏几位有野心、有政治抱负的哥哥早早的殁了,却让李煜这么一位一心只想纵情山水和诗词的文人皇子当上了皇帝。当中的因缘际会,不可说不巧合,不可说不是命运的捉弄。纵观李煜的一生,文学上大才,政治上昏聩,然而就这样一个懦弱的文人,要想让他在乱世之中力挽狂然,又谈何容易?从这一介书生走上帝王之位开始,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这位书生帝王的人生悲剧,其中又何尝不是命运的主拨弄呢?

三、悲剧美

从李煜的政治人生上看,其无疑是悲剧的,然而在文学史上,又恰好是这种政治的不得意造就了李煜后期写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无处纾解的情感,让李煜只能将心中的情感和胸中的愤懑,通过词的方式来寄托、来表达,将那满腔的绝望和绝处盼生的情感,通过作词的方式来抒发。一位文学家曾经对李煜词作出如下点评: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最不朽的篇章是不朽的眼泪。李煜的词堪称是血泪堆积而成的,词篇绝美,不加雕琢,至情至性。亡国的不幸导致了他人生的不幸,却铸就了词史上的大幸。从李煜的人生悲剧上,感受到了那种深刻而又广泛的人世之悲,而正是这种“大悲”使他的人生发出了更加夺目的光彩。

摘要：南唐后主李煜,自小生长于深宫之中,天资聪颖,好书喜文,是一个似贾宝玉一般的风流人物,却误作“人主”,成为南唐最后一位皇帝。在李煜的身上,存在着强烈的人生错位,这种错位导致了这位末位帝王的悲剧人生,也导致了南唐的灭亡。然而,也正因为这种错位,却使得这位亡国皇帝身上有了一种超越时空和生命的悲剧美,留给后人无尽的感慨和唏嘘。本文从历史层面、性格层面、命运层面以及悲剧美等入手,全方位解析南唐后主的错位人生。

关键词：李煜,历史悲剧,性格悲剧,人生悲剧,悲剧美

参考文献

[1]毕淑敏.颓废与拯救[M].北京: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人生颠倒的悲剧 篇三

2013年2月24日，湖北孝感恒兴服装厂的设计师张昭平刚走出家政公司，便兴奋地给妻子区晓打电话：“我终于找到一位阿姨了，她愿意做家务、带小孩，工资只要1200元！”电话那头的区晓连声说：“谢天谢地！你请她马上上班吧，我妈这就回老家！”

张昭平今年29岁，来自湖北孝昌，2006年毕业于湖北纺织学院（现为武汉科技学院）服装专业。妻子区晓是四川绵阳人，与他是同学。两人于2011年结婚，次年6月生下了儿子乔乔。区晓休完产假，他们便面临一个难题：张昭平母亲早逝，父亲又患有严重关节病；区晓的父母虽然健在，但还未退休。无奈之下，区晓的母亲只好向单位请了半年病假，赶到湖北带外孙。可这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小两口只得寻思找保姆。

张昭平夫妇只是小白领，两人月收入加起来不过五千出头，除去房租和生活费，每个月只剩不到两千元。可现在的保姆价钱贵得吓人，而且分工很细，带小孩的不做清洁，做清洁的又不管做饭，这个价钱很难有合适的人选。

寻寻觅觅一个多月，就在张昭平即将绝望的时候，在瑞洁家政公司找到了一位名叫王淑芬的中年妇女，她是孝感本地人，穿得干净整齐，说自己最喜欢小孩，各种家务活也不在话下，更重要的是她要价不高。这样的保姆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张昭平立刻与她签订了一年的服务合同。

区晓很快发现，王淑芬的家务活做得十分一般。有一次，区晓发现乔乔的小屁股上起了湿疹，忍不住提醒王淑芬：“王姐，你要记得给孩子勤换纸尿裤啊，你看乔乔屁股上都长疹子了。”王淑芬却一脸委屈：“小区，我两小时就换一次，是你买的纸尿裤质量太差了，买韩国进口的就不会长湿疹。”区晓不高兴了：“你这什么态度啊，能不能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她又忍不住指责王淑芬洗衣服和收拾厨房的毛病，这么一来王淑芬更是喊冤：“衣服我都用手洗过了才机洗，你不知道，小孩的衣服要用加热式滚筒洗衣机才行；厨房油污用3块钱的洗洁精哪洗得掉，得用韩国碳素纤维抹布……”区晓听了张口结舌。

晚上张昭平回家，憋了一肚子气的区晓向丈夫吐槽：“她一个当保姆的，动不动就让我换高档货，好大的口气！这种高级保姆我用不起，辞掉算了。”张昭平无奈地说：“你就别挑剔了，辞掉她，你上哪找这么便宜的保姆？”

可接下来的日子里，区晓越来越发现，这个保姆非同一般。她穿着做家务的便鞋，是400多元一双Crocs正版花园鞋；洗菜后抹的护手霜，是澳大利亚进口的茱莉蔻；身上不起眼的浅灰色外套是江南布衣；买菜用的帆布手包，竟然是Coach正品……更令她吃惊的是，邻居告诉她，好几次早上都看见有一辆别克君威车送王淑芬来张家上班！

王淑芬到底是什么人？张昭平怀着隐隐的不安，特意到瑞洁家政公司进行了一番打探。这一打听，他竟得知看上去十分低调朴素的王淑芬，在市中心拥有两套房子，丈夫是咸宁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家产至少数百万！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妻子，小夫妻更加惴惴不安：王淑芬这么有钱，为何要给自己这样的穷白领打工呢？她究竟怀着什么样的目的……张昭平找了个机会，鼓起勇气向王淑芬提出了疑问。

看到他俩一脸紧张，王淑芬倒笑了起来：“既然你们都知道，我也不瞒着了。”原来，王淑芬家住孝感槐荫，2010年，政府对槐荫进行城市化改造，对沿岸居民进行动迁赔偿。王淑芬家有兩栋三层私房，按相关政策得到了一套还建房和将近三百万元的赔偿款。她将还建房出租，另在市中心最好地段买了一套150平米的大四居，还买了一台别克君威轿车。有了钱，丈夫薛新桥到咸宁与人合伙开办建筑公司，这两年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王淑芬说，通过拆迁，整个西台村一下子涌现了几十位百万富翁，人们管这些因拆迁而暴富的人叫“拆迁富”。可突然有了钱后，大家竟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了。多数人先买房、后买车，路上的奔驰、宝马越来越多，高档楼盘和奢侈品的销售人员也把“拆迁富”们当作重点销售对象。但有房有车的日子很快过腻了，一些人开始聚赌，另一些人则开始重操旧业。于是有人开着奔驰拉黑活儿，有人提着LV的手袋在夜市摆地摊……

王淑芬的儿子在广州上大学，很少回家，丈夫又成天忙生意，家里只剩她一个人。前半生过惯了苦日子的她，在暴富初期也天天找人打麻将、购物美容，但日子长了她也感到厌倦。王淑芬渴望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但一直当家庭主妇的她又没有一技之长，便忽发奇想到家政公司应聘当保姆，并指明要年轻的三口之家，于是便与张昭平家结缘。她笑着说：“说真的，我做这份工作不图赚钱，只图个热闹开心。”

王淑芬的话让张昭平夫妇目瞪口呆。区晓想起自己此前对王淑芬的种种挑剔，不禁面红耳赤。当晚送走王淑芬后，区晓自我解嘲：“我俩派头好大，请了个百万富婆当保姆。”张昭平却若有所思地说：“说不定她是我们的财神爷……”

原来，张昭平2012年底动了创业的念头，想生产防雾霾口罩。他已经在悦庄工业园看好了一处100多平米的厂房，还同一家无纺布机械设备商谈好了价格，技术和人员也基本齐备，却因为缺少十几万元的启动资金，这个创业计划仍然是纸上谈兵。眼看全国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越来越多，张昭平急得四处筹钱。但他的亲戚朋友多是穷人，谁也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来。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富婆保姆在张昭平眼里，简直就是上天送来的“财神爷”！

打定主意后，张昭平有一天“无意”向王淑芬抱怨现在空气质量越来越差，王淑芬表示也有同感，张昭平趁机向她聊起了自己的新项目。王淑芬赞赏地说：“小张，你这个想法好，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而且一定能赚钱。”张昭平恭维道：“王姐，您真的很有眼光。从您第一天到我们家，我就觉得您气质很不一般，果然是深藏不露啊。”被张昭平这么一恭维，王淑芬开心地笑了。张昭平话锋一转，道出了自己现在的难处，期期艾艾地提出想借15万元钱。没想到王淑芬竟爽快地说：“支持年轻人创业是应该的，钱的事大姐帮你想想办法，应该问题不大。”张昭平喜出望外，向王淑芬道谢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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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张昭平试探地问起钱的事情，王淑芬说：“钱被我老公购买了基金，赎回要七个工作日，你等几天吧。”

想到几天后就能拿到钱，张昭平有了底气，他迫不及待地向广东一家机械设备公司订购了六台非织造布生产设备，并租下了早就看好的厂房，开始紧锣密鼓地招收工人。

2013年10月15日，离王淑芬承诺的时间已经过了三天，她仍然没有动静。张昭平忍不住开口询问，王淑芬为难地说：“小张，对不住啊，我老公不同意我借这笔钱……”听到这句话，张昭平如坠冰窟：为了能尽快开工，他已经将自家的房子办理了抵押，向一家私人借贷公司借了15万元，只等王淑芬的錢来填窟窿，谁能想到，这笔眼看到手的钱竟然飞了！

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张昭平意识到他目前唯一的救命稻草，仍然是这个有钱的保姆。为此他不得不放下身段，苦苦哀求。看到他的样子，王淑芬只好为难地答应，再向老公说说看。

为了能得到王淑芬的帮助，夫妇俩不得不小心翼翼、千方百计地哄她开心。以往总是王淑芬上门来为一家人做早餐，可现在当她推开门，区晓已经做好她爱吃的早餐，笑吟吟地等着她了；王淑芬做家务还是那样不能干，但张昭平和区晓不但不苛责，甚至还主动帮她拖地、洗菜……

转眼两个月过去了，王淑芬承诺的那笔钱迟迟没到位，她一会儿说老公态度有松动，一会儿又说老公在投标一个项目，家里的钱都被拿去担保了，等解冻后再说……张昭平对她就像灰堆里的豆腐，拍不得打不得，唯有更加小心恭谨，唯唯诺诺。可是，张昭平当初购买设备只付了30%的货款，现在厂家催促他补齐余款；生产出来的产品销是销出去了，可收回的货款只够给工人开工资；更要命的是，借贷公司的还款期将至，欠下的高额利息没法付，公司放出狠话：不还钱就赔房子！

四面楚歌的张昭平再也顾不得面子，直接对王淑芬提要求：“王姐，这次您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我是真的没办法了！”王淑芬奇怪地看着他说：“你这话是怎么说的，难道我上辈子欠你了？”第二天，她直接打电话给张昭平说，自己不来上班了，这半个月工资也不要了！张昭平顿时蒙了。

想来想去，张昭平决定再求求王淑芬。为了让她感到害怕，他特意买了一把长约15厘米的水果刀藏在衣袋里。2014年1月6日，张昭平按照从家政公司打听到的王淑芬的家庭住址，将她堵在了家里。见是张昭平，王淑芬脸色有些难看。张昭平压抑着怨恨，用恳求的语气说：“王姐，我最后再求你一次，你要是不帮我，我只能拉着老婆孩子去跳楼了。”没想到王淑芬却还是那句话：“对不起，我真的不能借钱给你。”张昭平一下子被惹怒了，他咆哮道：“我们两口子像伺候老佛爷一样伺候你，你这不是耍人吗？”王淑芬嘟囔道：“那是你们自己愿意的，我也没逼着你们啊！不是我说你，就你俩那条件，还想创业？压根就不该打肿脸充胖子。”她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向张昭平心里，想到自己几个月以来曲意奉承讨好这个女人，和身后像大山一样无法承受的债务，他的理智顿时失控，霍地从衣袋中抽出水果刀，准备对王淑芬进行威胁。没想到王淑芬当即叫起来：“你干什么？来人呀，救命呀！”王淑芬的叫喊令张昭平顿时紧张，情急之下，他举刀对准她的胸口狠狠扎了下去……见王淑芬倒在血泊中，张昭平慌乱不已，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后，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他在王淑芬家一阵乱翻，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大量金银首饰，他将这些财物胡乱塞进衣袋，慌不择路地逃离了王淑芬家。

晚上10点多钟，已经逃往武汉的张昭平在客运中心被擒获。原来，薛新桥回家发现妻子被杀，急忙报警，孝感公安局干警根据小区的监控录像锁定张昭平为嫌疑人，经过严密部署，将他抓个正着。

被捕后，张昭平痛悔不已地表示：自己虽创业心切，但不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保姆身上。更不该孤注一掷，用他人的生命为自己的人生崩盘埋单！

王淑芬为什么会出尔反尔，最终激怒张昭平呢？案发后，孝感警方通过对她的丈夫薛新桥以及与她熟识的一些朋友进行深入调查，逐渐还原了事情真相：其实，王淑芬起初确实有借钱的诚意，但丈夫认为她只是张昭平家的保姆，这笔钱借得奇怪，并从商人的角度判断其并没有还款能力。经过丈夫分析，王淑芬也渐渐冷静下来。可是张昭平夫妇对她百般顺从讨好，又让她十分受用，辞职回家的话，她又将面临孤独一人，无所事事的状态。于是，她只得一面拖延塞责，一面“享受”小两口对自己的恭维款待。直到发现张昭平动了真格，她才感到害怕，赶紧辞职走人……

2014年6月27日，本案进入起诉阶段。等待张昭平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除犯罪嫌疑人外，其余为化名）

（摘自《山海经·打拼》）

4.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特点 篇四

内容摘要：

曹雪芹的《红楼梦》向世人昭示一个人们在感情上难以承受，但却无可改变的哲理，人生和社会永远处于无法摆脱的命运悲剧之中。作者从社会，道德文化、人生三个层面揭示了从社会到个人，从表面到深层的悲剧意含。而书中以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为中心。而贾宝玉又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悲剧，现在试从家庭悲剧、感情悲剧及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等方面论述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关键词：贾宝玉、家庭悲剧、爱情悲剧、判逆精神

贾宝玉是个非常感情化、世俗化的贵族公子。同时又是个跛足的免为其难的人生哲理的探索者，他在先天给他规定的环境中，凭直感、生活感受和思考，而在小说中被称为“情种”①“情痴”的贾宝玉永远也无法像他希望的那样。永远生活在②一个与女性水乳交融的桃花源式的环境里，愿望与现实相抵触的悲剧不可避免的上演。

⑤③④会相抵触，跟封建秩育相违背。当然，贾宝玉之所以会在其隶属着封建统治阶级的眼里形成这样的印象，是和他自幼的表现分不开的。

贾宝玉自“衔玉”而生开始，被视作“奇异”，周岁时抓取“脂粉钗环”的举动，更是若人关注，使贾政老爷不喜欢，十来岁时是异常淘气，说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子便清爽”的混话，这在当时那种社会里，简直是一种叛逆，一种大逆不道。这种叛逆，也必然引起“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象他这种“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的纨绔子弟，在当时那种“成则公侯败败贼”的价值取向里，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中，当然是得不到正统思想的认可的。我们知道：贾宝玉在荣国府是处于继承人的地位，他聪俊灵秀的天赋，使这个贵族家庭对他寄予了特别殷切的希望和要求，然而，他不仅丝豪无意于立身扬名，治国经家，而且他对那个家及国已经彻底绝望，并走上背叛的道路，他和他的父亲是那样的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他不爱读书，偏偏要他读；他不爱做八股文，偏偏要他做；他不要和那峨冠博带的家伙应酬，偏偏逼他出去应酬；他认为茫茫尘世，只有女子的世界的一片净土，他的父亲总要把他拉出来，他的母亲总要来摧残这一片净土。不，还有他的伯父、哥哥、侄辈之流总要来污秽，践踏这片净土。特别是他爱的人，偏偏不让他爱；他不愿结的姻缘，偏偏要他结。若说没有奇缘，今年

天混在一起，会被认为没出息，沉湎于儿女情长。然儿贾宝玉毫不理睬灾切，他整日与女子厮混，这实际上是他生活的最主要内容。用史湘云的话说，便是：“你成年家只在我们群里。”而袭人也在三十四回中说：“他偏好在我队里闹。”贾母因此说：“想必原是个丫头投错了胎不成”？男人本应有男人的事情做，去求取功名。但贾宝玉却偏偏对女子的事情兴趣，这也是应该出于他的性别平等意识。传统男性社会性别角色中重要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权主义，是高高凌驾于女人之上的那价权威。要贾宝玉时代，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人的奴仆，是被轻视与奴役的。贾宝玉有男人解放主义所要求的对女人的尊重，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我们看到，贾宝玉同贾珍、贾琏、贾蓉之辈以至于上一代人贾赦，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是把女人当做自己发泄的玩物，他们过的是奢靡淫乱的生活。而贾宝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像水一样的清澈、晶莹、明洁的少女，她们青春生命里闪耀着真和美的光彩。贾宝玉正是从她们身上看到了美，发现了优美的灵魂和纯真的心。这感动着他，使他甚至忘却了自己。他对许多少女多情，并且体贴关爱女子到忘我的境界。《红楼梦》的作者以极大的气魄开拓了贾宝玉的感情世界，可能说把贾宝玉的人之至情发挥到淋漓尽至的地步。他不但对活人，就连画上的美人也怕她寂寞，特意去望慰一番。他既然对许多女子都多情，就不能不发生的时候，他就不能不越想无趣，目下不过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又欲何为？

长的尊严压制他。贾环用蜡烛烫伤他，贾宝玉仍说：“明日老太太问只说我自己烫的就是了。”对于满脑子嫡庶思想的一心想取而代之的赵姨娘母子，贾宝玉处处尊重、容让，避免矛盾发生。可是不管他怎么去做，都不会得到他人的谅解，更不会改变他们对他的敌意。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性是一见钟情，是经过长期的接触与了解后建立的。并且他们之间是重情不重物，重实质而不重表面。如贾宝玉把北静王赠给的念珠给林黛玉，这挂念珠可是皇帝亲赐给北静王，可林黛玉说：“是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它。”逐掷在地上，可见她是不重物的。后来贾宝玉挨打后，托晴雯给林黛玉捎去一块旧手帕，倒使她心领神会，感到礼轻意重了，并在上面题诗表达自已的感情。这时的林黛玉才真正觉得贾宝玉是给自己的真爱，从心底里接受了贾宝玉的爱。

从贾宝玉的自主恋爱来分析，他不考虑门当户对，家世利益，爱而知其恶，爱一个人，只要是真正是知音，真正是自己喜爱的，可以包容对方的诸多弱点、缺点，这种恋爱观不仅不合封建礼教，而且是很多前瞻性的。不过即使是如此向往仅此而已，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诗意的“木石结盟”最终被代表世俗关系的“金玉良缘”所取代。而这个悲剧比之前的那些伤来说犹如蝎子之于蚂蚁。爱情是贾宝玉对社会道路失望之后的精神寄托，但是他的家人，社会没有让他如愿。所以他最终神志不清，选择了出世走入佛门。悲剧就这样无止境的循环着无法

4、胡帮炜《红楼梦B面解读》重庆出版社2002年。

5、吕启祥《红楼梦寻》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6、周策纵《红楼梦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7、《中国古代文学史》自学考试课本第七章《红楼梦》。

5.解读李白坚持人性本真的悲剧人生 篇五

[摘要]

作为一个诗人，李白是个天才；而作为一个社会人，李白是天真甚至是迂腐的。这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李白比较中肯的评价。

其实所谓的天真，实质上是李白对人性中最自然普遍真实的东西至死不渝的坚持与歌唱。而李白的成功与伟大以及他流浪一生、客死他乡的人生悲剧，也正因为他对人性本真的坚持。

这里，从美的角度，通过李白的诗歌创作、他的孤独与执著以及复杂的思想、内心的斗争等方面来解读李白坚持人性本真的悲剧人生及其现代意义。

关键词: 人性本真 个体的独立与自由 灵魂的歌者 超越 光芒 穿透 生命力 一 李白人生悲剧的必然性

李白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这一介定可以这样理解：李白是伟大的；李白以诗歌名世和传世；李白的诗歌以浪漫主义为主旋律；李白诗歌的影响是遍及中国乃至波及世界的，且是贯穿古今的。

李白的伟大当然是因为他的诗歌。但最根本的原因乃在于他作为一个人的伟大。李白一生坚持坚守并不懈追求着人性中最本真的东西，大声歌唱着解放和自由，历经挫折一生坎坷仍坚持着古代知识分子的傲骨与独立。他的诗歌乃是心灵的歌唱，折射着他光明磊落凛然大气的人格魅力，直言快语毫不掩饰，冲却一切封建的藩篱，超越儒释道各种学说，却唱出了老百姓心灵深处对自由的渴望和梦想。千载以下，仍能划破种种禁锢，闪现出人性的光芒，驱散人类历史上的些许黑暗，为人类文明添些许亮色和光彩。李白的伟大，也正在于此。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

如果思想太过飘逸、灵魂太过高贵、理想甚是远大、追求尤为执着、虽千万人吾往矣、虽九死而不悔、有点异于常人常情、脱离了世俗所允许的范围，这种东西就叫浪漫主义。浪漫主义通常是美丽的。而且这种美丽往往因其过于理想而无法与世俗的力量相对抗，常常会在与现实的碰撞中碎裂和飘逝。若有人用自己的生命实践这种浪漫主义，那么他的人生，在过去的五千年中和未来的五千年内，都注定要以悲剧而告终。然而悲剧并不等于失败。悲剧往往是另外一种成功。只是这种成功不是以世俗的功利的标准来衡量的，而是以美的标准来衡量的。美是最能触及我们灵魂的一种东西。它是自由而又决绝的、随意而又坚定的、无所谓而又勇往直前的、不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又随时准备用生命的代价来证明自己的。所以，美通常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吸引力和号召力，能激起人无与伦比的勇气、血的热烈和灵魂的悸动。悲剧通常是美丽的。它的美丽在于过程，更在于最后碎裂和飘逝时迸射的生命力的灿烂和灵魂嘶声的呐喊。如果没有这种呐喊，我们人类的历史将永远是黑暗的，我们人类的眼睛将永远失去阳光的亮色，我们人类的心灵将永远没有真正的宁静祥和喜悦。

中国一向少有悲剧，少有灵魂真正的呐喊与歌唱。一切都被规范寄寓于儒家的礼仪道德、释家的经世轮回或是道家的虚无缥缈中，最后都通过高官意志、因果报应或是梦遇巧合达到一种大团圆的结局，以欺骗蒙蔽和安慰老百姓痛苦挣扎的心灵。这就是在封建时代我们文学乃至民族的虚伪和悲哀。几千年来中国没有痛快淋漓的爱情，没有仰天大笑的快意，没有男儿赤条条的野性和血性，人们一直活在牢笼里面，面目委琐、委曲求全、苟且偷生，几因缺氧而窒息。

幸好，我们有屈原，有李白，有曹雪芹，有鲁迅。他们用真正的悲剧给我们一种痛感，刺激我们麻木的神经，让我们的民族多一点清醒。而在这些人当中，声音最高昂的，脚步最阔大的，神情最潇洒的，是李白。

李白无疑是用他的整个生命来追求他的梦想的。只不过李白的思想太飘逸了，灵魂太高贵了，梦想太完美了，太热爱自由了，太不能摧眉折腰了，太不能委曲求全、蝇蝇苟苟了，行动太执着言语也太骄傲了，所以在那个封闭狭隘虚伪的年代里，李白四处奔走，却四处碰壁。李白的一生，到头来，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悲剧。但正是在这四处奔走碰壁的撞击中，李白思想的火花灿然而出，照亮了人们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愤怒呐喊的声音也久久回响在时空中，让历史多了一些真实和荡气回肠。换句话说就是，李白的行动虽然没有突破封建社会的黑屋子，但他的思想却通过这些碰撞逸然而出，在历史的时空里久久流传，生生不息。

其实李白类似的悲剧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绝对不止一个，肯定有无数个中国人用自己的一生去追求美丽的梦想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只可惜他们勇往直前的脚步声、陷于痛苦的挣扎，都和最后的呐喊一样，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中了。而李白奔突前进撞击呐喊以及最后碎然飘逝的声音，却以诗的形式保留下来，永远回响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让我们的灵魂不再孤独，让我们的血液重新燃烧，让我们的眼睛充满泪水晶莹。

就这一点来说，李白无疑是成功的。思想的自由、意志的独立和灵魂的高贵，是人性中最自然最普遍也最强烈的渴求。但人性中最本真的东西往往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社会秩序的制约、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艰辛而被忽略和压制，被种种思想学说道德规范以及世俗的尘埃层层缠绕包裹蒙蔽，以至终天不见天日。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历史境遇往往不能容纳我们人性的真实和舒展。所以我们与生俱来的人性要求我们打破种种禁锢，创造一个能够充分舒展人性自由的社会。这，就是我们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往往是不自觉的，往往毫无目的地忙碌于功名利禄的俗务，终了一生。幸好，我们能有人超脱出来，奔走疾呼呐喊，让我们人类多一些清醒，以推动历史的进步。

所以，李白不仅是超越时空的，而且是超越国界的。李白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李白。在封建社会条件下，李白太忠实于人性的要求、灵魂太高贵、思想太自由，便不免要触及到那个社会秩序和规范的边缘。又因为他太执着于自己的梦想，便不免与这种秩序和规范的底线发生碰撞和斗争。但又因为他个人力量的渺小，世俗力量的强大和野蛮，李白的失败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然而李白的失败是暂时的个体的，李白的成功是永久的，人类共同的成功——正是因为李白忠实于人性的本真，他的诗歌才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力。一直以来，人们喜欢和挚爱李白的诗歌，因为李白诗歌的语近神远、思落天外、痛快淋漓、酣畅惊奇；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表达了对人性本真的回归，人类共同的梦想和对自由、自然的热爱。二 人性本真在李白诗歌创作中的表现

陈伯海说李白：“唐代寒士追求功业，关心世务，爱好个性自由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三位一体’的最圆满的结合与最充分的发挥。”①“三位一体”其实是两个方面，即追求功业和爱好个性自由，而关心世务是包含在追求功业之中的。由于国力强大，唐代士人有着更为恢宏的胸怀气度、抱负和强烈的进取精神。但就爱好自由这方面来说，恐怕是无人出其右的。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那种个体人格意识受到正统思想压抑的文化传统中，李白狂放不受约束、勇敢追求自由的个性风采，使他的诗歌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

在诗歌创作中，李白打破藩篱、不受约束、追求自由的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形式不拘一格。李白在五绝、七绝、七言古体、古题乐府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且五绝和七绝已至极境。但很多时候，李白不受形式的制约，跳将出来，天马行空地表达自己。比如经常使用的七言古体，李白就不全用七言。而是杂用三言、四言、九言甚至十言。打破了前人相对整齐的诗歌表现形式，使这种诗体在他手上表现得十分灵便通脱。诗结构的起伏跌宕完全取决于他情感的波澜。就象清代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里说的：“太白七言古，思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

第二、抒情方式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李白作诗，常以奔放的气势贯穿始终，讲究纵横驰骋，一气呵成，具有以气夺人的特点。如《上李邕》：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以大鹏自喻，并非庄子式的逍遥以自适的大鹏，而是奋飞以引起震动惊怪的大鹏。在这不凡的气势里，体现的是自信与进取的志向和傲世独立的人格力量。如《鸣皋歌送岑征君》抒写对于政治黑暗，是非颠倒的愤慨：

“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蜒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若使巢由桎梏于轩冕兮，亦奚异于夔龙蹩躠于风尘？”

悲愤不平，慷慨激昂，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和节奏变换，追慕情绪冲动时情感喷发奔涌的起伏跌宕，让人直接受到心灵的震撼。又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开始便如行云流水般地把浓烈激越的情怀抒写出来，接着便是抑制不住的感情浪潮的爆发：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西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锔不能食，骞驴得意鸣春风。折扬皇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黄金散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

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暴发强烈的感情，形成了李白暴发式的抒情特点。一旦感情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飙和喷溢的火山。

第三、想象的神奇莫测。李白神奇的想象，常异乎寻常，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一个想象与紧接着的一个想象之间，跳跃极大，意象的衔接组合也是大跨度的，离奇堂皇，纵横变幻，完全超越了现实条件的限制。如：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巨灵咆哮擎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 《金乡送韦八之西京》

真可谓想落天外，奇之又奇。

第四、语言的自然浅近，天真率直。李白是不事雕琢的。他喜欢兴到即发，一挥而就直抒胸中之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②如《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绝，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一人独坐的寂寞心情与寂静的山景忽然冥和，感受到与自然相亲近的温暖，与山刹那间灵性相通。诗人也正是在与自然的亲近和心领神会中，对人性有了更多的思考，对自由产生更强烈的渴望。再如《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其二：

南湖秋水夜无烟，乃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诗人爽朗的性格，自由自适的气质，纯洁高贵的灵魂，与这个水、月、白云相连、明净秀美的自然境界融为一体，身心两得。怎肯再去“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③呢？又如《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其五： 帝子潇湘去不还，空余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淡青画出是君山。

美的湖，美的传说，空灵明净；如画的境界，表现出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的皎洁明净的心境。还如《山中问答》：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诗人逐渐回归天真淳朴的童心，逐渐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对人性的认识领悟也愈见深刻，对人格独立的渴求也愈加强烈。这种对人性本真的领悟和坚持又进一步贯彻在他的诗歌和行动中来，加强了李白与世俗世界的冲突，也加强了他人生悲剧的深刻与伟大

三 李白的孤独

李白的身边好像一直是热闹的，他少年任侠自是呼朋引伴；二十六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④“一年之内散金三十余万”⑤所到之处自然是热闹的。李白好像有许多朋友，从孟浩然到贺知章，从杜甫到王昌龄，还有赵蕤、汪伦、丹丘生等等等，从市井豪侠到朝廷名吏，从落魄文人到隐逸道士，李白交游甚广。只可惜这里面没有一个人与李白相知，他们有的喜欢李白，有的崇拜李白，有的怜惜李白、有的和李白惺惺相惜。他们可能与李白有相通之处，但谁也不是也不可能是李白的知己。李白太复杂，太超脱，太伟大，他们都达不到那样的高度和境界。

这里试以杜甫为例。要论伟大，唐朝只有杜甫可以和李白比肩了。只是李白和杜甫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格。

李白和杜甫都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但李白一直都在强调功成身退，在他的诗文里我们找不到忠君的思想和等级的观念；而这种儒家的道德目的和道德制约，在杜甫那里却比比皆是。李白建功立业只是为了他以后的隐逸创造一个底座，有了这样一个底座和基础，李白的潇洒才是真正的潇洒，他的隐逸才不是为了避世，而是为了追求生命的自由和灵魂的安静。也就是说李白建功立业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为了证明自己。这里李白个性的张扬和独特，绝非杜甫能有的，甚至是杜甫有点不能容忍的。李白接受了儒家“兼济天下”的豪气，却抛弃了种种繁文絮节、循规蹈矩，继之以道家的潇洒自由飘逸自然，杜甫脑子里则充满了儒家的道德规范，两个人在思想人格上是有根本隔阂的。所以，在李白因从永王而获罪蒙冤时，杜甫诗云：“世人皆欲杀，我独怜其才。”对此，郭沫若说：“（杜甫）只怜李白的才，而不能辨李白的冤，在他看来，李白仍然犯了大罪，非真狂而是佯狂，应该杀而可以不杀，如此而已。”此解正道出了李白与杜甫的不同：李白是一张扬个性追求自由的“狂生”，杜甫则是封建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们友谊是有的，相知则未必，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是对立的。

所以，李白是孤独的，李白的孤独一如陈子昂的孤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在而涕下”⑥，只不过李白生性豪爽，并没有因孤独而走向孤僻，因挫折而放弃自己。而是纵酒放歌，把自己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思想，易于触动而又暴发强烈的感情，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流传千古。

我们应该感谢酒，酒浇去了诗人心中的块垒，舒展了诗人紧锁的双眉，诗人开始用灵魂歌唱，开始关于自由的想象，下笔千言，翩然若飞。然后李白颓然睡去，渐入酣梦的脸憔悴而又恬静。也许中只有在梦里，诗人的灵魂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和休憩，才能积蓄力量，以勇敢地面对明天。

所以，李白喝酒不是一种颓废和逃避，而是一种对痛苦的消解、一种对愤怒的宣泄，是一种灵魂的休憩和勇气的积蓄，是猛然碰壁的激流的迴漩，改变方向是为了重头再来。

四、李白的执着

李白爱酒而不役于酒，李白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的追求。李白是执着的，只是他的追求注定是要失败的。因其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是不可能为当世所容的。

李白少年所受的教育比较复杂，首先是深受道教影响。在他的人格里，有一种与自然的亲和力；山水漫游、企慕神仙，终极目的都是要达到一种不受约束的逍遥的人生境界。所以他追求平等自由的思想倾向非常明显。另一方面李白又接受了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济苍生”“安社稷”“安黎元”并且认为“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⑦其外，“以武犯禁”“不爱其躯”“盖伐其德”的游侠精神在李白身上也是存在的，追求“轻尧舜，笑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⑧。

儒道侠本不相容，所以李白的思想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李白内心思想的相互冲突斗争结果最终形成了一种理想的美好的“拆卸组合”：以“平交诸侯，长揖万乘”的方式去“兼善天下”，然后飘然隐退，也就是“功成身退”。看似“拆卸组合”，其实追求平等自由的思想贯穿始终，连建功立业都要以自由从容的方式。李白把范蠡，鲁仲连，张良等历史人物作为自己人生的典范。其实这里李白犯了一个错误。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与范鲁张的历史背景已完全不同：范等皆是生逢乱世，君王们正急需人才以统一天下完成霸业，所以他们才不得不“降尊屈贵”以求得人才、范等才能建立不世奇功。而李白生逢盛世，唐朝经过一面多年的发展，已至巅峰状态，玄宗经过几十年励精图治也已自以为天下无事、可安享太平了；其实整个社会的矛盾已经发展到非常尖锐的地步。这是一个盛衰交替的时代，是封建社会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已不是个人能力所能扭转的了。所以，李白可谓是生不逢时。另外，李白性格太狂傲不羁，气质太飘逸洒脱，灵魂太高贵不屈，他的骄傲不可避免地触犯了皇家的骄傲。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⑨时，玄宗已经容不得他了。所以，就算没有小人馋毁，李白被“赐金放还”也是必然的结局。于是，李白走出了长安，走向了民间，走向了山水，走向了生命的自然境界。只是胸中多了一种愤懑和不平，还有免不了的失望，同时还有抗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⑩这是李白灵魂的呐喊，建功立业如果非要摧眉折腰，那么功业不建也就罢了，不能仰天大笑，痛饮高歌，那么人生还有什么兴味而言。李白不经意地也是自然而然地把“开心”放在了首要地位，为了功业而失去人生的趣味，李白是不干的。所以，虽然李白在政治上失败了，但在思想上他依然在坚持自己，没有丝毫的妥协，没有丁点的后悔，依然勇往直前，宁折不弯。

其实至此，李白美丽的梦想基本上已被黑暗的现实击碎了，就像一面明丽的镜子，已经开始裂开了，马上就要碎掉了，却依然在做着最后的挣扎。这种挣扎的呐喊是最能击中人心的，这种碎裂的声音是灵魂飞起将逝的声音。所以，最能代表李白的个性，表现李白内心挣扎的作品，就出现在这个时期——以东鲁、梁园为中心的漫游时期，李白从四十四岁到五十五岁。

比如《梁因吟》，“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李白“济苍生”的愿望虽然屡遭打击，却依然在内心挣扎浮沉，时时燃起希望的火光，驱散心头的迷茫与失望。只是这种希望，只有纵酒时才能燃烧。这种燃烧的声音，却通过《梁因吟》留传下去，形成李白人生的另外一种价值，也是李白人生真正的价值。

比如《鸣皋歌送岑征君》“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若使巢由桎梏于轩冕兮，亦奚异于夔龙蹩躠于风尘？哭何苦而救楚，笑何夸而却秦。吾诚不能学二子沽名矫节以耀世兮，固将弃天地而遗身。白鸥兮飞来，长与君兮相亲。”这属于抗争时的愤怒，愤怒时的怨迁，怒迁后的超脱，也就是归隐的情绪。指天斥地，自比龙凤，甚至迁怒于一向敬重羡慕的申包胥、鲁仲连。其实是在矛盾冲突中暂时否定了自比申鲁的自己，退了一步，以赢得喘息。诗作却淋漓快意，毫不掩饰，不平之气顿出。

比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这里看似超越洒脱，其实是心有不甘，如果真的甘心退隐了，又何必想什么恩疏志乖，达贵穷悲呢？李白自己在劝自己，唉，算了算了，不要想那些东西了：“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终于压住了那种想往上冲的情绪，于是赶快煞尾：“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李白不敢再想下去，再想下去就没法收场了。比如《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喝着喝着，那个天生自信豪放的李白就跳了出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先喝酒再说。一种压不住的用世愿望再次跃出，不甘埋没于草野，却又没有出路，只好喝酒，醉了就好了，醉了就忘了。其实李白已在为用世而愁了，“与尔同销万古愁”，隐逸山林，那来的愁？

比如《远别离》“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雷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就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终于没有压住，又开始忧国忧政，并且想得比较具体（权奸得势，政治混乱）只是忧虑中仍然傲世独立，轻薄尧舜。这里面其实也还是带有怒的，报国无门的怨怒。还有《北风行》，还有《独坐敬亭山》，还有《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的内心一直在挣扎浮沉，奔突徘徊。从“欲济苍生应未晚”的希望之光到“凤孤飞而无邻”的不平之气，从“恩疏媒劳志多乖”的心有不甘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放自信，再到“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之报国无门的怨怒。李白的思想一直处于矛盾和斗争状态，最终还是入世的思想占了上风。因为国政黑暗、风云变幻，李白的灵魂是高贵和博大仁慈的灵魂，他想拯万民于水火之中。于是，在各种矛盾的冲突斗争中，李白奋勇突围，他高贵的灵魂，在安史乱中，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由于过于高贵的灵魂和追求自由的思想，李白对于争权夺利和纷繁复杂而又至关重要的人际关系是不屑一顾的，蝇蝇苟苟勾心斗角是违背李白的个性的。他以为自己的才华可以直接超越这一些东西，他可以不受这些东西的羁绊。所以李白没有从权势的角度去分析政治，他缺乏政治的敏感，他太乐观了，他考虑的大多是人性的明朗、光明的一面，他不太去想人的心理还可以有多么阴暗。所以他陷于皇子争权夺利斗争的漩涡中而不自知。终因受聘为永王幕僚而蒙冤获罪，流放夜郎。

世人皆说李白天真，太不知趋利避害。是的，这没有错。但我认为这种天真恰恰是一种高贵。这种天真摒弃了人性的阴暗，张扬着人性的明朗；这种天真拒绝屑小卑劣的手段，崇尚光明磊落的义举；这种天真流淌着贵族精神的骄傲。正因为李白这种高贵的气质与灵魂，李白才不被群小所容，才不能为世人所理解。

李白在李璘兵败后四处辗转逃难，不久被捕入浔阳狱。后因宣慰大使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营救而出狱，卧病宿松（今安微宿松县）。这时，李白仍是豪气未失，仍想建功立业，仍旧坚持功成身退：“抚剑夜吟啸，雄心且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然后，“灭虏不言功，飘然陟方壶，唯有安期为，留之沧海隅。”（《赠张相镐》）但李白终未逃过被流放的命运，现实再次打击了他，“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⑾经常爽朗大笑的李白忍不住流出了泪水。是年，李白已五十八岁已近花甲之年。

乾元二年（公元759），李白和差官们行至白帝城，遇赦得释。李白喜悦之极，于归途中写下了《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写尽了重获自由的轻松愉快，也暗含了对自由生活的无限向往。

此后，李白徘徊于江南一带，用世之心仍未衰，仍有歌颂平定叛乱的诗，如《司马将军歌》；仍有豪放慷慨激昂的声音，如《江夏赠韦南陵冰》。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李白听到李光弼大军讨逆，还准备投身行伍，终因病未能如愿。公元762年，李白逝世于当涂（今安微当涂县），终年六十二岁。

一缕诗魂飘然而逝了，诗人美丽的梦早已被现实击得支离破碎，李白发出了最后的声音，仍包含了极强的自信：

临路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世无知音，谁为出涕？到了最后，一切都没有可能了，什么都不可希望了。李白把关注的目光最终投向了灵魂，仍然感到了孤独。李白的孤独是千古的孤独，孔丘也不会是他的知音。李白孤独而执着，执着而又孤独，一生的追求没有着落，却用彩笔在历史的长河中划出了无比耀眼的痕迹，用诗情在永恒的时空里留下了无比嘹亮的声音。这，铸就了李白生命无与伦比的辉煌。

五、李白的悲剧意义

李白是潇洒而又悲怆的。

李白的酒是散发着生命热度的酒。李白的灵魂是高贵不屈的灵魂。李白的自由是飘然如风的自由。

李白的梦想是人类共同的心灵深处最初的梦想。

只是这梦想从开始便蒙受俗世的尘埃，天长日久，上面就形成一层厚厚的尘垢，遮掩了它原本的清丽与明亮，蒙蔽了我们原本鲜活高贵自由的灵魂。是李白把它拿出来，用酒洗亮了，散发出美丽的光辉，却不能得到人们完全的认同。人们只喜欢它的光辉，却不愿去了解它的内容。因为人们受蒙蔽久了，便忘了自己原本也是有这种东西的。而这种东西太亮丽，太清华，便不免照出自己的黯淡和丑陋；它又太高贵太骄傲，便不免显出了自己的低劣和苟且。所以人们又有点容不得它。所以李白是孤独的，甚至是有点受挤压的。

李白又是勇敢自信豪放和执着的，又因他才华的横溢雄肆，他把自己的梦想设计得雄伟阔大而又美丽飘逸；他人生的终极目的是灵魂和生命的自由飘逸，他又想为这种自由飘逸建立一个底座和基础，这个底座和基础就是丰功伟业；丰功伟业是山，潇洒自由是云，只有山的稳固凝重，才能显出云的轻灵飘逸，只有山的高度，才能达到云的境界。李白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美丽的人生，功成之后，飘然而去，这样的飘然才不轻浮软弱，这样的隐逸才不是虚度人生，李白一生都为这个梦想而奔走，抛家别子，辞亲远游，他想让他建功立业的方式都是潇洒飘逸的，不屑于参加科举，不能够摧眉折腰。所以，在这个世俗的世界，李白失败了。

李白的失败是一种必然。他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但更深层次的悲剧在于，千年以来没有人真正读懂李白，没有人再提起个体的自由和独立，关于人性歌唱的声音越来越弱了。人们只是把李白当作不可触及的高峰来看待，只是喜欢李白想象的雄奇瑰丽、语言的清新典雅、气概的豪放激昂，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把李白当作一种标榜，而不求贴近他的内心。

试想，如果当时有人回应李白关于自由和独立的呼声，关于自由、解放、民主的声音在中国真正响起来，而不是李白一个人在四处碰壁、嘶声的呐喊，那么中国的“文艺复兴”就会随之而起，中华民族就不会等到鸦片战争的炮火攻破国门的时候才开始觉醒，等到“五四”的时候才扛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号。可惜，李白是孤独的。

今天，读李白的诗，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反思。

用鲁迅的话来结束吧：“中国不是缺乏天才，而是缺乏培养天才的土壤。”

注释:① 唐诗学引论 《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15页.②李白 《经离乱后天恩流野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③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④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⑤同上

⑥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⑦李白《赠韦秘书子春》

6.《白鹿原》中田小娥的悲剧人生 篇六

在这个男权社会里,显示了传统伦理道德对于男性的绝对宽容和对于女性的绝对严苛。白嘉轩一生娶过七房女人依然引以为豪壮;鹿子林满村当干爸、逛窑子依然人前人后道貌岸然;黑娃睡人家女人、当土匪,依然可以当保安团营长,堂而皇之回原上祭祖;白孝文堕落潦倒至死亡的边缘,依然可以作保安团营长、滋水县县长。与此相对的是,田小娥挣脱屈辱的羁绊追求个人幸福成了千夫所指、万人不齿的坏女人,最终惨死在公公手下;白灵凭借她的知识和胆魄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献身真理的道路,却因革命内部的肃反斗争被活埋;鹿兆鹏媳妇守着活寡,患淫疯病,为了不辱门风,却惨死于亲生父亲手下;白孝文媳妇被白白遗弃被活活饿死在家道殷实的白嘉轩面前。总之,在《白鹿原》中,男性的人物形象占据了绝对优势,相形之下,女性的世界黯然失色。[1]

鲁迅曾说过“悲剧就是叫美好的东西毁灭给别人看”。看田小娥、白灵、兆鹏女人,她们也曾那么美好那么无瑕,有着对爱情的期待对生活的向往,有过炽热的追求和真心的付出,可偏偏世人就是这样无情冷漠,她们最终逃不过封建的桎梏和社会斗争的枷锁,在男权社会的牢笼中慢慢窒息。这就是作者想要呈现给我们的,最真实最残酷的悲剧也不过是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看着如此灿烂如花的生命瞬间毁灭毫无踪迹可寻了。

田小娥是书中典型的悲剧女性形象——她只是一个女子,她只想找个真心对她好的男人,她只是希望在孤独绝望的乱世中有个依靠;她笑靥如花风情万种,换来的却只是世人厌恶的眼光和恶毒的辱骂;她最终惨死在公公的梭镖下,这个活在世上一次次地被人利用又被人抛弃的美丽女人,这个渴望自由想要被爱的女人,兜兜转转还是逃不过那些荒谬的不近人情的道德礼教的束缚和世俗不容的眼光。

她被屡试不第的秀才父亲许给了可以当她爷爷的郭举人做小妾,成了锦衣玉食的性奴隶,而实际地位却“连只狗都不如”。没有人认为这样病态的婚姻有什么不妥,如此不堪的命运却被宗法制的婚姻观念认为是理所当然,在那个男人主宰一切的社会里,一个女人的感受微乎其微得如同空气里的尘埃,在她内心深处是多么渴望一种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所以她试着走出这座牢笼,试着与那样暗无天日的生活斗争,开始与鹿黑娃那一段隐秘又充满诱惑的爱情,甚至产生了厮守终身的美好愿望。尽管这种爱情是出于情欲,但这是对自身本质力量的一种强烈追求,更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极端挑战。[2]

这种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当然不会被顽固的封建势力所容,她被郭举人休掉,父亲像用锹铲除拉在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地把她嫁给了鹿黑娃,并要求她永远不要再回娘家。经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一起的两个人以为终于盼到了好日子,可以安稳的生活,但她的美梦再次被残酷的现实击破。她不允许进白鹿村的祠堂,得不到公公婆婆的祝福。她只得远离众人,在窑洞里过着贫苦而又自在的生活。却是一场“风搅雪”的农协运动又把她田小娥推到了人生的风口浪尖。丈夫逃命,留下她孤苦一人日夜担惊受怕,田小娥又开始了惶惶度日的无助生活。

她的的确确只是一个女子,没有男人的肩膀没有生活的力量,在那间曾她带来些许希望的破窑洞里惶惶度日。至于之后,她怎样被卑鄙的鹿子霖霸占,又怎样与他串通一气拉族长儿子白孝文下水,怎样在祠堂被带刺的棒子毒打,就都成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她在与封建礼教与男权社会的较量中,一次次决绝的抗争又一次次重重地摔下,最终失去了从新站起来的力量,就连善良、本分的老实庄稼人公公鹿三都容不下她定要置她于死地。

田小娥是被男权社会的传统礼教吃掉的,她死后所引发的那场大瘟疫,就是对男权社会的强烈抗议。虽然面对瘟疫,白嘉轩不顾众怨、沉静似铁,“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而恰恰就是这座塔,在对付小娥鬼魂的同时,也使小娥以物体的形式重新站立在了白鹿原上。那说是镇妖塔,又何尝不是纪念塔呢?人们看到砖塔不能不想起小娥,而小娥则以她不屈的身影,诉说着自己的坎坷与不幸,指控着传统男权社会所奉行的伦理道德的虚伪与戕人,从而把隐匿在她遭际中的个人与民族的畸形史昭示给人们,引发人们去思索。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旧中国这部翻不完的秘史中,在那个说不尽的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多么无助又被动的角色。也许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在那个社会中的那种屈辱的人生,到底算不算得上是真正的人生。正如英国美学家斯马特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悲剧罗网中的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心里却有一种反抗。”田小娥至死都在反抗着那张巨大的网,她诉说着一个女人的悲剧,一个国家的过往,虽然不堪,但却是不争的事实。

摘要：小说《白鹿原》描写的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在这个极不公平的社会里,女性总是充当着被压迫、被控制的身不由己的角色。田小娥是小说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悲剧角色,本文阐述了田小娥的悲剧人生以及酿成她悲剧命运的原因。

关键词：《白鹿原》,田小娥,男权社会,女性悲剧

参考文献

[1]、张爱荣《黯然失色的女性世界——<白鹿原>女性形象论》

7.浪漫荒诞的悲剧人生 篇七

一个弃婴，一架钢琴，一艘游轮，一片大海。法国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在作品《海上钢琴师》中，以其浪漫荒诞的艺术手法展现了弗吉尼亚号上一位传奇人物——1900的悲剧人生。电影里的1900拥有天才般的钢琴技艺，一双飞舞在黑白键之间的双手，谱写出一首首看似无章法却又能紧扣人们心弦的优美旋律，其身上永远散发着一股无拘无束恣意洒脱的浪漫气息。然而，正是这样的气质与心境，将他永久地留在了与陆地生活隔离的大海之中。他的存在，也许于那个年代并非真实，但导演在对其艺术形象的塑造上，使其具有了非常鲜明的存在主义悲剧性与荒诞性特征。

一、 典型的浪漫主义音乐梦想家

1900的故事以弗吉利亚号轮船为空间载体，在汪洋大海中满载无数欧洲移民驶向美国新大陆，其本身就是美国梦的一种象征。作为20世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结束南北战争实现国家统一之后就鼓励移民，从1864年通过移民法到1900年间进入美国的移民达到1300多万人，这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最为宝贵的技术力量与劳动力。因此，在20世纪之初——1900年，美国GDP首次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电影才会多次灵活运用“America”这个声音重复式蒙太奇来塑造弗吉利亚轮船上无数欧洲移民们狂热的美国梦，强调人们对于现代工业文明城市的向往与憧憬，并从故事的时空构建上确定梦想的主题思想。

生于船长于船死于船的1900，从小就在这样的梦想之船上观察梦想世纪中的每一位旅行者。他没有离开过轮船却能从每一位过客身上感受到形形色色的都市人生，他未曾登上过陆地却能从陆地上来的人身上嗅出乡村与森林的气息。他能用钢琴演绎每一个阶层的梦想与情感，能用音乐表达每一个人的内心与欲望。影片就是用这样一种独特的表现手法来表现1900身上那股与生俱来的神奇力量——艺术感受力，这股力量源自于他纯粹简单的音乐信仰，为他的人生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传奇色彩。当然，也正是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力量，使1900相信他所有的人生经历都可以在音乐的创作与演奏中实现，包括他的钢琴家梦想。

（一）纯粹的音乐信仰

关于1900的音乐故事源自于他的音乐知己——小号手麦克斯的回忆，在其回忆中，1900纯粹的音乐信仰被演绎成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片段，这样的跨层叙事方式不仅可以通过第三人称讲述来增强故事的真实性，还可以跳出传统的时间轴线，用麦克斯的视角再现1900的音乐人生，强调1900纯粹的音乐信仰，而同时又保存电影叙事的逻辑性。

1900与麦克斯因音乐而相识，在一个波涛汹涌的夜晚，轮船剧烈摇摆，1900试图用音乐使麦克斯摆脱晕船的痛苦。他松掉钢琴固定栓，与麦克斯同坐一凳，人与钢琴在颠簸的船上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晃，他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空间里完全释放了内心深处的音乐节奏并为之沉醉。导演在这用一系列摇镜头及人为布景来刻画这样一段无拘无束的艺术时空：天花板上的吊灯在琴声中似获生命，随着节奏摆动，桌椅门窗有了音乐的灵性，配着钢琴的节奏起伏摇晃不定，画面中这一系列来回摇动的元素，被导演融入到了一连串的摇镜头中，放大了颇具叛逆色彩的音乐本身的魅力；而同时叠画技巧的运用——将两人似有所神往的面部神态与似有所倾诉的滚滚海涛叠加，与1900弹出的钢琴旋律节奏搭调，时而高调时而低沉的旋律，在谱写着大海起伏不定的情绪同时，也流露着似乎与大海融为一体的1900的无拘无束之艺术情感。他相信音乐超越一切，能赋予万事万物生命，能摆脱一切痛苦与不幸。

而影片中的戏剧高潮点——斗琴这一幕除了巧用声音的剪辑手法塑造1900的钢琴技艺之外，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生动形象地诠释了1900的音乐信仰。当著名爵士音乐钢琴家杰里莫顿带着嘲讽与戏谑的姿态出现在1900面前时，1900并未感到自己肩上的压力，也并不认为这是一场音乐的比赛与赌博。所以他能无视杰里莫顿的挑衅弹奏着欢快的圣诞之歌；他还能因杰里莫顿的动人音乐而潸然泪下双手情不自禁地鼓掌，他更能调皮地去模仿杰里莫顿的演奏引起全场哄笑。俯拍镜头下的1900完全沉醉于、沦陷在悠扬的旋律中——对音乐的崇拜使他为音乐所束缚，沦为它的奴隶，让他忘记了决斗的本质。可以说1900这种对音乐的纯粹信仰，已经打破了红尘俗世中音乐所承载的七情六欲与功名利禄，也是他能为之不顾一切甚至抛弃生命的浪漫情怀的最好诠释，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只有在钢琴的音乐中才能得以存在，才能实现自我价值。

（二）自由的梦想追求

如果说纯粹的音乐信仰是成就1900音乐家身份的主要内在因素，那么，1900对梦想的自由追求、不听命于规定、遵循内心的人生态度，则是导演试图构建1900浪漫主义音乐梦想家形象的创作基石。

对于1900而言，大海中的弗吉利亚号是他自由追求梦想的摇篮。这艘船实现了一批批欧洲移民的美国梦，更是1900打破常规自由大胆追求音乐梦想的开端。在养父病逝的叙事段落中，1900第一次以非正规嘉宾的身份走入音乐演奏厅，连脸上的灰都没抹去，便开始了他生命中第一次钢琴演奏。尽管许多人闻声赶至乐厅，他却未有任何异常的紧张，镜头里，他的小腿随着自己指尖上的音符有节奏的摆动，整个人陶醉其中，直至被船长责备“你所做的一切有违规定”。然而，小1900却不羁地回答道：“去他妈的规定。”若是从成人的视角出发，小1900在回答时，理应给出俯拍镜头画面，然而导演给的却是平拍画面——这也正是小1900看待外事外物的眼光，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音乐里没有社会中繁琐的等级之分，自己所好应由自己来做主。这是他第一次与现实主义精神产生的冲突——一句简短的脏话，承载着他对“人”的自然属性的充分拥护，体现出他对自由与梦想的追求。

影片中1900录制留声带的场景从爱情与名利的角度来诠释这位自由的音乐梦想家，因爱而动，因情而伤。1900弹琴时透过玻璃窗看到了一位美丽的女士便深深地爱上了她而无法自拔。他本可以借助留声带使他的音乐传遍千家万户，一举成名，但他却毅然抢过了留声带拒绝了合作商的一切条件。对于一个自由的浪漫主义音乐家而言，这首渗透着自己浓浓初恋味道的曲子是无价的，也只有那位美丽的女士才能拥有它，世俗的利益在情感追求的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他为了走近那位女士，或是反复练习打招呼的方式，或是在一个大雨天连个伞都没打就走到了她的身边，甚至想要把自己的留声带送给她。在爱情的诱惑下，什么也无法阻止他的脚步，以至于当女人与他分离时，他将凝聚着自己心血的留声带撕了个粉碎，而这种毁灭，也恰好体现出他在情感追求道路上无所谓得失的率真的一面，在他将撕碎的留声带碎片投入垃圾桶的那一幕，导演给了三个镜头，从中景、全景到远景，暗示着他的恋爱历程在他心中逐渐由重化轻，而接下来他怡然自得的弹钢琴的镜头正是对他这种心境的诠释。

导演设计大量的情景与桥段来刻画1900这位典型的浪漫主义音乐梦想家的艺术形象，就是试图通过1900来反思浮躁市侩的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虚伪与自私，以一种浪漫主义视角来缅怀这种纯粹的已经不复存在的艺术人生。

二、 充满荒诞戏剧元素的避世者

从影片的故事戏剧性来看，1900与这个光陆怪离的现代都市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大都是通过1900那充满荒诞与逃避色彩的避世行为来实现的。这位漂泊于海洋之上的避世者可以承受大自然带来的惊涛骇浪，却无法面对现实陆地中的繁华都市。找不到城市的边缘成为1900逃避现实的荒诞借口，导演试图通过塑造1900充满荒诞戏剧色彩的避世者形象来折射20世纪初的美国，令人窒息的城市气息却让人无处可逃的社会现状。

（一）对陆地世界的恐慌

电影在用时空构建梦想的时代背景时，也将梦想从现实生活中剥离出来，从而强化电影本身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之初的反观与思考。影片中1900对于陆地世界的过度恐慌就是以一种具有仪式感的荒诞戏剧手法来表现梦想世界与真实社会之间的差距与矛盾。

在船上出生、成长，从未下过船的1900与来自陆地的小号手麦克斯成为朋友，两个性格迥异价值观念不同的人因为音乐的梦想走到了一起，一起创作一起表演一起度过海上的欢乐时光。然而，导演却用陆地与海洋、现实与梦想之间的隔离来结束两人的友谊，麦克斯身上充满了浓郁的世俗名利气息，他撺掇着1900与杰里莫顿比赛，他也曾想借1900的音乐天赋带红自己，当一切落空后，他离开1900，离开弗吉利亚号，淹没于城市的茫茫人海中，并最终被现实摧毁艺术梦想——卖掉了心爱的小号。导演用卖掉小号的细节设置来结束麦克斯陆地上的音乐人生，从精神上阉割了其为之骄傲的艺术尊严。而反过来对于1900，仿佛只有死亡这种神圣的仪式才能配上这样一个纯粹的海上音乐家，用生命的终结来成全其音乐梦想的完整性与纯洁性。因此，两人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正是陆地音乐家与海上音乐家艺术的命运对比，也是艺术梦想在现实面前低头的真实写照。这样的对比性人物安排为1900对陆地产生强烈恐惧感提供了情节依托，从而加强了1900的陆地恐慌心理的悲剧性色彩——成为工业社会发展的牺牲者。

在真实对比的同时，导演也采用了一种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来刻画1900的陆地恐慌症。爱情的魔力与幻想让1900也曾为了一位陌生的女士萌发下船的念头，因为两人之间懵懂纯净的情感让他开始相信陆地上存在着异于音乐的美好事物。然而当他站立在船与陆地之间的楼梯上时，他却呆住了，一片片望不到尽头的高楼大厦，一群群看不清面孔的匆匆过客，他无法接受也无法融入其中，只能以一种告别的方式将那顶象征着社会人士的帽子扔向大海，返回船上。在这一段中，导演用一种典型的喜剧幽默风格带出人与船、船与城市、人与城市的关系，全景中偌大的弗吉利亚号与瘦弱的1900从构图上形成了鲜明的大小对比，跟着以1900的主观镜头拍摄迷雾中没有边际的城市，最后以城市大全景中的人与船来结束。在人、船、城市三者关系中，导演强调了孕育的因果，即工业城市孕育了船，而船孕育了1900，三者彼此的依存关系进一步加强了1900的悲剧性色彩，逃无所逃，最终只能与被城市抛弃的废船同沉大海。

可以说，1900对于陆地恐惧的根源来自于陆地的陌生与冷漠。用1900的话来说是有限创造出的无限——但陆地上无限的欲望与未知的情感与他的我本善良相排斥，他若踏足，他的音乐会随之消亡。这种对于极力保护心中的信仰、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行为，从电影的背景年代——电器产业革命来看，无疑是荒诞的，自己所做出的自我升华，只要与社会脱节，就是无意义的。1900的行为不过是一人陶醉，曲高而和寡。

（二）谜一般的钢琴表演

1900高超的钢琴技艺与神奇的音乐天赋是本部影片所着重刻画的细节，导演用大量的叠画镜头、重复式蒙太奇以及加速镜头等艺术手法让每一个演奏镜头都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从而强调钢琴表演时的戏剧表现力，突出这种谜一般的钢琴表演的非真实性，并从音乐画面的感染力上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与对1900避世钢琴家的身份认同。

从小就可以凭借琴声将一群人吸引到音乐厅来的1900能打破环境的束缚为每一个阶级每一个人弹奏与之匹配的音乐。这种无视环境的音乐创作能力使他身上的荒诞色彩更为浓厚，具有谜一般的特性。麦克斯因为晕船而满地打滚的那一幕，1900却显得异常的淡定。镜头中的右半部分麦克斯趴倒在地，左边却是1900笔直的双腿，两边的对比，配合上1900对麦克斯漫不经心的询问，愈发凸显出1900对于环境的漠视与自信。而在接下来弹琴的过程中，1900竟可以若无其事地让麦克斯松掉保险栓，在摆动的钢琴中平稳地进行演奏。当然这一切有违物理学常识，也不是正常人能够拥有的平衡能力，导演用这种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来隐喻1900的精神符号化，1900代表着梦想的绝对自由，代表着音乐的无阶级平等，这种自由与平等高于世俗的社会范畴。因此，导演才会将1900从头等舱到三等舱的三场钢琴演奏剪接在一起，用不同的音乐满足不同人群的艺术需要；用不同的节奏配合不同的场景氛围；并都能赢得满堂喝彩。镜头中导演用大量的手部演奏特写画面的重叠来展现1900娴熟高超的演奏技巧，谜一样的速度异于常人；用人脸与钢琴的重叠来强调1900演奏时人琴合一的艺术境地，谜一样的思绪无人知晓；用海洋与人的重叠来表现1900演奏时音乐的感染力，谜一样的魅力令人沉醉。这段跨空间跨场景的叙事剪辑成功地塑造了1900谜一样的艺术天赋，实现了1900无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表达。一个不为环境所束缚的音乐家用谜一般的钢琴技艺打破了阶级的等级，在唯美的镜头中让音符自然流淌，从而构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属于每一个人的自由的音乐天堂，进一步强化了1900置身现代都市之外只追求音乐梦想的避世者艺术形象。

三、 1900：孤独的悲剧符号

影片用浪漫主义手法记录了1900的传奇音乐人生，从而建构工业城市进程中的艺术悲剧符号。但在叙述1900的身世故事时，影片淡化了悲剧中的情感因素，以一种第三人称讲述的方式简单客观地描述了1900从轮船弃婴到矿工养子再到孤儿的全过程，整个童年故事段落由五个场景构成：头等舱宴会厅中的丹尼与弃婴、底层工作舱中的弃婴与名字1900、底层休息舱中的1900与丹尼、养父病逝后的1900成为孤儿以及头等舱宴会厅中的1900与钢琴。导演在这五个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场景中用一种诙谐讽刺地幽默手法勾勒出轮船、丹尼、1900、钢琴四者之间的关系，并在这充满了喜剧效果的因果关系中诠释1900身上孤独的悲剧符号。

这种符号感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导演对儿时1900独坐底舱玻璃窗前的孤独镜头来呈现的，封闭的底层船舱使1900从小与正规的社会礼仪隔绝，并促使其理所当然地认同这种成长与生活中的孤独：养父在世时因害怕没有身份的1900被带走，只有将其藏在底舱；养父病逝后，轮船在英美之间来回五十多趟，1900只能孤独一人在船舱中度过。他坐在船舱的玻璃窗前的镜头反复出现直到他离开底舱回到头等舱的钢琴旁。镜头中，每单船靠岸1900就隔着窗寂寞地观望外面的世界，这扇窗是他与外界的分隔符，窗后的1900脸上没有表情，封闭的成长环境下带给他的孤独感让他害怕窗外的真实世界。而当他隔窗凝望大海时，导演却把他与窗外的大海放在了同一个画框中，隐喻着1900已被大海牢牢束缚，同时配上麦克斯陈述中关于1900的名字和身份不被外界所承认的台词，进一步放大了1900在大海中漂泊的封闭感与孤独感。

正因为1900被遗弃的身世与孤独的童年生活，使其身上所具有的浓厚的悲剧性色彩无法被麦克斯幽默的语言与船上欢快的场景所掩盖，反而在略带嘲讽幽默的语言和充满喜剧色彩的镜头中强化了1900悲剧性人物的符号寓意：老丹尼在垃圾堆中寻宝的自言自语、放在钢琴上的婴儿床、用年代给孩子取名、关于妈妈是一种马的解释、摇篮中的少年1900以及病床上听1900读报的丹尼等等。这些带有强烈浪漫主义艺术色彩与幽默喜剧风格的情节片段开启了1900的悲剧人生，并为其一生对梦想自由孤独的追求播下了心灵之种。

如果说1900是一位海上音乐家，那他的名字是什么？留给后世的音乐作品是什么？导演正是用这样一种不留下一丝记忆的凄美手法来结束一位音乐天才的故事，使1900在船的轰砸声中从一个奇怪的数字人名升华为一个孤独的悲剧符号，并随之沉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