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思想的显示意义

老子思想的显示意义（10篇）

1.老子思想的显示意义 篇一

老子的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中文5142何宁迪

摘要：人们从字面意义上理解《道德经》，故认为老子无教育思想，甚至认为老子思想具有反教育的倾向。事实上，老子的“自然”、“无为”、“行不言之教”、“常善救人故无弃人”等主张皆蕴含了值得珍视的教育思想。关键词：老子；教育；六步教学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老子思想的产生背景进行深入的了解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内容，更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更深切感悟思想。

一、老子思想产生的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转型，动荡不堪，曾经皇权至上、王室独大的局面逐渐没落，取而代之的是“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以及“周室衰而王道废”的社会局面，“礼乐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礼乐伐自诸侯出”所代替。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经济的建立，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态势形成，对老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

铁器的发明及推广。春秋初期，我国在冶铁技术上有了突破，制造出了适用于各类用途的铁器，至春秋后期，制铁技术进一步提高，铁器的质量大幅度提升，逐步被用于制造各种农具和手工用具，到了战国后期，铁器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和应用，铁器的应用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牛耕技术在农作中的应用。同样极大地提高了农耕效率。

农业生产效的提高，同时也带动了商业、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这使得当时社会的各类经济活动呈现一片繁荣之景，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被井田制牢牢束缚着的各种力量被逐渐释放出来，个人获得了自我生产的机会，经济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社会大动荡、大转型时期随之到来。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发展状况

第一，地主阶级的兴起及迅速发展壮大，将权利的要求进一步扩展到政治层面。

第二，社会环境黑暗，对政治清明的期盼呼声高涨。（《史记·秦本纪》亦载其事：“缪(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第三，各诸侯国霸主逐渐意识到：要想使自身的统治基础得以巩固，只有得民心、顺民意才能完成。（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发展状况

社会环境开放，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春秋战国后期便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现象。加之边境文化和中原文化相互交流，文化不再为官府所控制。

二、老子教育思想概述

（一）、“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老子崇尚“自然无为”，在教育上也同样如此。在老子看来，教育的目的或着力点是“辅”而不是“教”。老子指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教育的重点或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辅”，“辅万物之自然”。教育者的工作就是帮助受教育者开阔视野活跃思想、从而追求创新，也就是让受教育者的本性和潜能得到充分展现，帮助受教育者理想与追求得到实现，而即使是受教育者未来有所成就，教育者也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在这里，老子对教育之主体和客体的作用关系进行了界定，所提倡的是受教育者占主体地位的一种教育方式，以充分发挥受教育者之主体性和自然性。

（二）、“行不言之教”

老子崇尚平等、博爱、宽容的教育思想，倡导轻松、自由的学习环境和氛围，这些教育理念又促使老子提倡启发式教育，反对权威主义教育。老子提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道德经》第二章）。在这里，“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老子教育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行不言之教”并不是不教育，而是要求教育者对被教育者不能有思想上的掌控，希望教育者不要以教师或知识的权威者自居，而是要帮助受教育者开阔视野、活跃思想，并培养受教育者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思想上，老子希望教育者不应直接地把“思想成衣”交给学生，而需让他们自己学会“思想服装”的裁剪，使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得以发展。老子启发式教育与苏格拉底的启发教育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教师的功能在于帮助学生助产知识，导引知识。教师的任务，并不是要臆造和传播知识，而是做一个新生思想的‘产婆’。真理存在每个人的心灵中，但并不是每一个人能在自己身上发现真理，老师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他们发现真理。”

（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也是老子哲学的中心概念。他的整个哲学系统都是由他所预设的“道”而展开的。“道”所展现出来的特性既是人类行为的准则，也是人类遵循的价值观。因此，“道”既是老子哲学体系中最本质的概念，也是老子要求人们去效仿和建立的一种价值观。然而，由于人的欲望等因素，人们的价值观容易出现异化，会出现背“道”而驰的现象，即使是教育也不例外。所以，老子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德经》第四十八章）。在老子看来，受人的欲望或物质主义冲击等因素的影响，教育容易产生异化——走上功利主义，成为人们获取利益、功名的工具或手段。老子认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历程，而不是实现物质利益的手段，它对于人就是一种充满意义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使人获得生存的工具或手段。在老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其有肉体的生命，而在于其肉体的生命中蕴涵着具有无限超越性的精神。所以，教育一方面是当下的、可感的、具体的，适应现实的需要是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依据；然而，另一方面，教育作为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工具性存在，教育又必然具有超越性。所以，在老子那里，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教育要超越知识异化，促进精神性本质的发展，这才是老子所强调的教育之本质。

三、老子教育思想的实践 我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全国特级劳动模范魏书生老师在教改实践中，在新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以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为中心，重观科学与民主，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教学方法。六步教学法就是其中之一。六步教学法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六点。

（一）、定向。就是确定这一课的学习重点。例如讲《桃花源记》一课，生字有哪几个；词，虚词“焉”的用法，“妻子”“阡陌交通”古今词意的不同；句，这一课的省略句式比较突出，列为重点；译，哪一段是重点。还要理解作者在这篇文章里所表达的政治理想以及这种思想的局限性。

（二）、自学。学生把课文通读一遍，逐段翻译。不懂的地方，留待下一步解决。

（三）、讨论。前后左右每四人为一组，把自学中不懂的地方提出来，互相讨论；讨论也不能解决的问题，留待答题去解决。

（四）、答题。也是立足于由学生自己去解答疑难问题。由每个学习小组承担回答一部分问题，如第一组回答第一段中的疑难问题，第二组回答第二段。这样，疑难之处越来越少。然后由教师回答解决剩下的疑难问题。

（五）、自测。根据定向指出的重点、难点，以及学习后的自我理解，由学生拟出一组十分钟的自测题，由全班学生回答，自己拿出红笔来评分，自己检查学习效果。

（六）、日结。下课前，每个学生在自己座位上口头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学习过程和主要收获，再不同类型的学生中选一两名单独总结，使学生接受的信息得到及时的反馈。

六步教学法以知、情、行、恒相互作用的规律为依据，重点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知，就是使学生认识求知的重要，唤起求知的欲望。

情，就是让学生体验获得知识的欢乐和幸福。

行，是让学生了解自身学习活动的方向和规则，提高效率。魏书生同志总结出的“四遍八步读书法”包括：第一遍，跳读。第一步记梗概，第二步记主要人、事、物或观点。这一遍的阅读速度，是每分钟1500字。第二遍，速读。第三步复述内容，第四步理清结构。这一遍的阅读速度是每分钟1000字。第三遍，细读。要完成理解和掌握字词句，圈点摘要，归纳中心这样三步任务。这一遍的阅读速度是每分钟200字左右。第四遍，精读。完成第八步分析写作特点的任务，速度不限。四遍八步读书法，旨在培养初中学生的阅读和思维能力。

这些教育经验，用现代的教育理论解释就是：变学生客体为主体，变教师主导为辅导，其实，都不如用老子的思想去解释更为精到：即“为无为，事无事”，“上无为，下自化”，“无为而无不为”，“太上，下知有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虽然老子思想已离我们久远，但老子的教育思想似乎没有因为时间的原因而失去其现代意义。用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对待道家的教育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进而做出新的诠释和发展，这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将有很大益处。

参考文献

[1]专著——毛礼税，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424.[2]学位论文——张娟芳.二十世纪西方《老子》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5 [3]期刊论文——沈明明.“无为”，恰是老子的“作为”之道[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7期.[4]期刊论文——陈静.道家思想的当代启示[J].世纪桥，2012 年第 3 期.

2.老子思想的显示意义 篇二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意义上, 我们可以认为解释学陈述只具有显示性, 因为它们仅只能在一种个人的实际活动中被个人实现和被具体化, 也即它们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解释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样的显示只能是此在的显示者, 而非现成在手的事实, 尽管陈述意味着某种现成在手。这是因为真正能够现成在手的事实都具有某种“总体化”的特征, 这些特征必然破坏解释内容中的实行因素。而形式显示恰能满足这一类陈述的需求。

进一步, 我们知道, 哲学总是涉及此在对自己的操心, 并投身于这种操心以融入到与世界的交往之中, 所以, 对于这种不断“绵延”的生命运动来说, 解释学要求概念应该不只是能够反思一个现成在手的事实, 而应该在反复的新的解释中反映出被解释者的存在。

可以说, 形式显示是一种防御或限制性的“拢起来”, 一种让某种先行因素得以开展的保证, 使得实行特征依然保持开放。这种预防措施的必要性在于实际生命总是不断倾向于沉沦入常人的世界中, 从而可能导致某种自我遮蔽和无动于衷。也即是说, 实际生命经验总是有滑入对象化、僵死化因素之中的危险, 而我们却必须从中把现象提取出来。[1]73

总的来说, 形式显示的解释学方法不在于提供一个可以固定的一般命题, 而是要从不确定的、但以某种方式可理解的显示内容出发把理解带向正确的视野。通过形式显示, 现象中所有存在者的存在就其存在方式或关联意义而言还没有被确定下来, 而是保持在悬而不定之中。[1]导言

这种形式显示的目的在于为现象学的解释学寻找一种展现前理论的、非对象性的经验构成的方法, 以确定解释学的思想开端。

二、形式显示的定义原则

我们知道现象学的解释学所重视的并不是对象的具体内容, 一个相对于这种要求的定义应该通过定义使得对象成为可通达的, 也即将其如何存在真正规定为原则性存在, 也就是说对象在其存在中作为原则而起作用的这个如何存在必须首先得到显示。

当然, 真正的原则性定义不可能仅止于形式的层次, 它必须具有具体的显示的特征, 只有具有这种具体的显示的特征, 一个定义才成其为定义, 因为定义便是为了将某个东西保持下来并摄入具体的陈述之中。

只不过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是, 形式显示的定义原则并未将这种定义必须具有的具体化因素赋予定义内容本身, 而是将这种具体化属性给予了实行因素, 从而使得这种实行因素首次在哲学中具有了最明白无误的确定性和实在性。随着这种实行因素的具体化结构的落实, 形式显示的方式便因此具有了具体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内涵了。

不过, 形式显示的定义抛开确定内容上的具体化, 而独重视实行方式的具体化。这样一来, 形式显示的定义在内容上便不可避免变成空洞的、不确定的。虽然如此, 这种定义在实行上却是具体的、确定的;它具有某种维系作用, 同时也具有某种指引作用, 这种指引作用指引着具体的实行开端, 维系作用则在于维系这种实行的正常进行。这里所谓具体的实行开端, 意指形式显示的目的在于把实行发动起来并使其运行下去。

在形式显示中, 理解处境与语言用法和行为是联系在一起的, 它不仅意味着我们要依据现象学的直观了解我们的境况, 也要依循于我们对语言用法的“倾听”来得知处境的真实状态。

生命在其本己的语言中, 总是已经以某种方式得到了解释。因为语言乃是自人类有意识以来的一切生命运动方式的变迁的最直接的传承者, 也是我们至今仍不得不借以进行陈述和解释活动的最切近的工具。因此要从对语言用法本身入手来考察我们对处境的理解, 就必须从我们源始的表达倾向中来考察语言用法本身, 必须以进入生命经验的源始倾向来占有语言用法, 以此来获得对哲学的形式显示的定义。

三、形式显示的概念要求

形式显示的概念要求同样也是根据形式显示自身对实行因素保持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 不论哪一个形式显示的概念都要将其实行因素以最恰当的方式体现出来, 同时也只有从概念的角度使定义真正发动起来, 整个生命运动的开启才能够最自然的展现出来。

具体说来, 为达到这一目的, 形式显示的概念需要达到下面几个要求:

首先, 形式显示的概念的原始要求在于“显示”实际的生命处境, 而不是对它的内容进行规范并转化为具体的陈述内容, 它们应该具有指引的效果, 将我们的视线导向生命的运动性, 以此来确保我们所看到的是具体的生命活动过程之生发, 而不是某个生命的静态处境的抽象。

其次, 形式显示概念本身应该不具有任何具体的实体化因素, 因为它们并不是为了标示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具体内容而被提出来的, 而仅仅是为了指明通达现象的某条道路和某个方向, 这意味着形式显示的概念绝不能是某种特殊的具体关联的范畴, 进而由这些概念来显示的东西也绝不能是能够实体化的内容。

最后, 形式显示的概念的内容不能用传统规范的方式传达出来, 它们总是从某个“向来我属”中涌现出来的东西接受新的规定, 因此形式显示的概念显示的是此在在个体化的生命活动的真正处境, 这一显示的可能性源于其从此在的存在作为能在那里获得的某种“潜能性”或“潜在性”。[1]导言

参考文献

[1][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M].孙周兴编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12

[2][德]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1

[3][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 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4

3.《老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三

关键词：老子 教育思想 现实意义

一.对教师人文素养的提高和发展的启迪

青年教师通过研习《老子》，掌握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把民族传统文化的精萃整理好、宣传好，使学生了解我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魅力。因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便没有发展前途。

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智慧，是在“道法自然”的基礎之上“辅其自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能实现“大顺自然”的理想境界。教师可以根据这种思想，在教育上实现对学生的顺其自然，或者是其他的教育创新。有助于个人修养。落实到教育者身上，其实老子是倡导一种少说多做的教育方法，这其实是与儒家的言传身教是相辅相成的，作为儒家思想的一种重要的补充，老子的思想也有着其不可替代的意义，给我们以许多积极的启示。

老子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学习并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施教者以身作则，少说多做，正确引导学生树立自己的兴趣，而不是一味的通过一次次测试分数、评比等指标压着学生学，要以“不言之教”达到“不教而教”的目的和效果。

返璞归真、淡泊名利。人法自然从个人学习的角度来讲便是返璞归真、淡泊名利，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作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统一。作为万物的灵长，人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而要以“无为”促使自然更加和谐的发展，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老子的教育之道，在于不泯灭每个人的本性，在于顺应天理。法自然，宗无为，这需要所有人共同的努力，包括人生价值观念的引导。

正如法国思想家卢梭所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果实早熟，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道法自然，在兼容并包的今天，借鉴老子自然思想的教育价值，儒道结合，充分发挥教育的最大价值，使国民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己本性而成长。

二.素质教育好形式

传统文化经典何以在当代大学校园引起共鸣呢？华中科大熊良山教授说：1990年，我留校担任学生辅导员，在工作中了解了同学们面临的许多“问题”，接触了许多有“问题”的同学。我很希望能够帮助同学们解决这些问题，我有幸找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并聆听先生讲授《道德经》3月余，解开了心中的许多疑惑，并因此对《道德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96年，为适应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改革试点工作的需要，我在有关领导的指导和支持下，开设了一门“道德经解读”选修课（面向全校本科生，2001年改名为“老子道德经”），以课堂教学方式帮助大学生学习《道德经》，理解其深刻含义，并以这门课的课堂教学为依托，进行了为期9年的“用《道德经》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实践。

深入采访之后，记者了解到：“老子道德经”课是为适应华中科技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改革的需要而设立的一门人文类任选课，教学目的是通过对《道德经》的详细讲解，结合大量的历史和现实例子，使学生对《道德经》的主要思想和内容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我国古代先哲老子提出的以提高道德修养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道德水平和为人处世能力，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为学生获得美好、幸福的人生，取得事业的成功，同时也为学生今后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历史等打下一定的基础。

谈起《道德经》进课堂的事，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杨叔子院士说：“我校涂又光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高足。涂先生一再讲，我们中国人都要念两本书：《老子》与《论语》。我赞成涂又光先生的精辟见解。要振奋民族精神，就要‘背靠五千年’！”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冯友梅教授也认为：“我们可以将《道德经》的思想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学生在了解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对其产生热爱，在热爱的基础上产生效仿的动力，最后成为他们自觉的行为。”正是因为《道德经》这门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使它获得了2001年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文科类）。在《湖北省教学成果奖推荐书》上，校评委会的意见是：“经过5年的探索和实践，开辟了一条利用文化经典《道德经》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新途径，将素质教育进一步落到实处，取得了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为人处世能力的实际效果，在武汉地区高校产生了一定影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具有在全国高校推广的价值。”

三.狠抓德育的根本——人格培养。

“孔子素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他的成功之道正是发现并加强了德育的‘基础教育’，而德育的‘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务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德育的中心不能多，多中心等于没中心。

“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德育教育目标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就能达到的。“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法。先做最容易做到的，也是德育的最起码要求，如孝敬父母、关心兄弟姐妹。然后向纵、横两个方向逐步扩展：纵向扩展是指，在对父母尽孝的基础上，进一步上推则要求对长辈要尊重和敬爱;在对兄弟友爱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左右推即对平辈也要讲友爱，对同学朋友要态度真诚讲求信用。这就是“由近及远”逐步做到。当这几步都已做到以后，再进一步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由易到难，也使人觉得合情合理，符合人之常情，愿意这样去做。因而便于学生去躬行践履，不会使人产生“说教”灌输”的生硬感觉。

“勤而行之”。老子认为，要想把“道”学好，必须认真实行，及时预防。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就是说，要想克服困难，应当在它还容易的时候着手：要想实现远大的目的，应当从细微处作起;因为天下的难事一定开始于简易;天下的大事一定从小事开始。因此，办理任何事情，必须及早抓紧有利时机，作好准备，而且要认真对待，不可麻痹大意。对于教育活动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特别是作为德育原理，是很有用的。培养学生的道德习惯，教师必须注意从学生日常行为表现上细心考察，慎重对待、及时引导。

学习他人长处。老子主张，“为道”必须向一切人学习。不仅向好人学习，而且还要向不好的人学习。向不好的人学习，当然不是要学坏，而是吸取教训，把坏人作为一面镜子，不使自己犯同样的错误。孔子也讲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今日的我们尊重赞赏才华，然而“德才兼备”永远是教育应追求的完整目标。为什么没有“以才服人”却有“以德服人”一说？常和学生们相聚谈论老师，得到的结论往往惊人相似：能力强却无师德的老师在学生眼中陌生且分量无几;负责任、爱学生的老师即便教学能力不足却依然能得到肯定，他们的道德对学生的人生产生了深刻而正面的影响。与一些昙花一现或浮于表面的才华不同，道德如春雨，润物无声而实实在在，所以能令人真正信服。老师既是如此，那么什么样的教育符合老子的思想呢？乍看起来，世界上许多教育现象与老子的道德思想是相悖的，这也正是需要重新反思道德教育的原因。老子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眼下青年辩论会在世界各地进行得如火如荼;老子说“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如今许多人但凡听到“博士”二字便盲目崇拜;老子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 事实上，老子的道德教育可以解决竞争等机制带来的现实问题。“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一己之利不足为道，这“不争”的倡导背后有着一个难以为“竞争者”理解的、高明的洞见：给予的越多，收获也就越大。道德的良性循环是实实在在的：大家的行為都能符合道德良心，以有余来补不足，世界上的贫富差距定能缩小。所以要推动公益、推动人类共同的福祉，道德教育必不可少。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伟大的，因为我们的文化中有最珍贵、最高尚的道德宝藏。这宝藏是“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如今世界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教育家将目光转向中国教育先哲的思想，道德教育亦是一个联结各界的共识。跨越古今，老子怀中的宝藏终有契机“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4.墨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篇四

——浅论墨子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代意义

墨子，名翟，战国时期鲁国人，出生在一个工匠世家，本是一个善于制造器械的能手。后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他认为儒家思想所重视的周礼烦琐不容易实行，厚葬既浪费钱财又贫民害事，另立了一个与儒家不同的学派——墨家。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由其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形成的《墨子》一书集中反映了墨子和墨家思想。《墨子》书中的《兼爱》、《天志》等篇反复提倡“兼相爱”、“交相利”。这是墨子的主要主张。墨子认为当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使得“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治”，成为天下的大害，而战争与掠夺的根源就在于缺失“兼爱”精神。他说：“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必不忠惠，父子不相爱则不孝慈，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所以墨子认为“兼爱”是为天下兴利除害的唯一办法。

墨子的“兼爱”亦为“仁”，把具有“兼爱”精神的人称为“仁人”，与孔子提倡的“仁”字面相同，但具体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异。孔子主张的“爱人”是依照宗法制度的“亲亲”原则，对亲疏不同的人有先后轻重之分。而墨子主张爱无差等，爱无厚薄。

“非攻”就是反对攻伐战争，它是“兼爱”思想在国与国关系上的运用。在墨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战乱频繁，普通百姓对此痛恶不已。因此，墨子提出“非攻”的思想。他指责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都是“攻伐无罪之国”，并且批判其对被侵略国家的“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残酷的战争不仅给被侵略国家带来沉重的灾难，而且对发动战争的国家也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利”。最终的结局就是两败俱伤。墨子的“非攻”也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他也区分进攻战争和防御战争，还区分“伐”与“诛”。他的“非攻”实质上是“非战”、“和平”，这与他的“兼爱”思想是一致的，并且是“兼爱”思想的最集中地体现。

墨子的“尚贤”、“尚同”思想是出于消除战国初期的混乱割据局面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春秋战国之交，大小诸侯国林立。各诸侯国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子民，发动了无数次战争。墨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了“非攻”的解决方法。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制止战争。所以他又从政治用人和政治体制两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尚贤”、“尚同”。

墨子的“尚贤”思想就是主张实行贤人政治。他认为“国家治薄”的原因在于“贤良之士寡”，所以他首先提出了“众贤”的“尚贤”措施。所谓“众贤”就是使社会上的贤良之士增多。具体的办法就是“将富之、贵之、誉之”。在使国家的贤良之士增多后，就面临着如何选拔和如何使用的问题了。在选用良士上墨子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的标准。这个标准其实就是墨子“尚贤”思想的最核心的体现，它贯穿着墨子的整个政治理念。人才选拔出后就是如何使用的问题了，在这点墨子提出了“使能”的概念，即：依据良士各自的能力与特点慎重地使用。就是要做到“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其实，墨子提出的“尚贤”不是一种空泛的概念，而是一种可操作性的选贤制度。他认为通过以上三个层面的贤人政治，就可使国家长治，官府殷实，万民富足，而达到最终的“尚同”。

何谓“尚同”？“尚同”就是崇尚同一。同一即同一思想认识。与谁的思想认识同一？当然就是从“尚贤”中找答案，与贤人的思想认识同一，这是墨子“尚同”思想的归结点。具体的说，就是“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这里的“上”必须是一个贤者，这是墨子“尚同”思想的前提。也就是说“尚贤”是“尚同”的前提。

新时期，尤其是十六大以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这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实现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十八大又提出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而我们纵观墨子思想，会发现其思想对于今天我们构建和谐有着积极我们可以将墨家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影响的方面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兼爱交利，构建包容的和谐社会关系

“兼爱”作为墨子思想的核心，它蕴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兼相爱”，就是要人们待人如己、爱人如己、相亲相爱。另一层面则要求人与人间要“交相利”，也就是施予爱的同时施予利。以此达到墨子所希望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当然，这只是墨子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而现如今，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正需要这种“兼相爱”的博爱精神，“交相利”的互惠主张吗？

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目标。其中人与人的和谐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石，人与社会的和谐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骨架，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是自然的存在物，更是社会的存在物。人的社会属性的诸多方面，相互影响相互联系构成了有机的社会整体。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的活动。“人的发展是社会的手段，又是社会的目的；人的发展是社会的结果，又是社会发展的原因”。所以，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样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尚贤大同，构建和谐的政治关系

墨家思想的主要政治主张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尚贤、尚同”两方面。“尚贤”就是主张贤人政治，“尚同”就是主张同一施政。虽然过去了两千余年，但是墨子提及的政治主张依然有着其强劲的生命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它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从中国特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战略性发展任务，它的构建成功与否关键在党的领导。所以，“必须充分的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具体地说就要求我们党要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首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其次要不断地增强党的凝聚力、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这具体要求我们党要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上有信心、建设社会主义理论上有创新、构建和谐社会理念上有决心，全面地提升自己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的能力水平。

（三）、节约节葬思想，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

“节用”是墨家思想中关于经济生活方面的阐述。其含义就是一切的消费活动都应以节约为原则、以利民为目的。“节葬”所希望的是人们在生活理念上的转变。就是改变厚葬、厚礼的浪费观念，树立节用、节俭的勤俭观念。“节用、节葬”的经济思想出发点就是“让利于民、还利于民”。

不难看出，墨子的“节用、节葬”的经济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最终的落脚点就是“惠民”。这就给我们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经济关系带来很多启发。首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不动摇，要在发展中求质量，在富裕中求普惠。即：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得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累累硕果。二则要在经济建设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协调城乡区域发展，以全面地调整经济结构以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三则要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做文章，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老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变、由传统经济模式向循环经济模式的转变。最后，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公平有效的社会分配制度，完善积极灵活的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安全实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关系中，“以人为本”是我们的最根本的发展要求。经济的和谐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和谐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继续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5.老子思想的显示意义 篇五

苏州新区第一中学於松贵

关 键 词老子哲学语文教育借鉴规律方式核心艺术

内容提要本文在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分别从“道法自然”：语文教育应遵循的基本规律、“无为而治”：语文教育可采取的最佳方式、“知人善任”：语文教育的核心所在、“以柔克刚”：语文教育的一项艺术等四个方面分析论证了老子哲学思想对当代语文教育的重要的借鉴意义，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价值。

老子，姓李，名聃，字伯阳，春秋时期楚国人。他是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代表作《老子》流传于世。

老子哲学思想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知人善任”、“柔弱胜强”等思想不仅是治国兴邦之谋略，而且对现代语文教育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我们从老子的哲学思想中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道法自然”：语文教育应遵循的基本规律

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为“道”。“道”与“德”是《老子》一书的核心范畴。老子所说的“道”，是论述宇宙以及宇宙间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规律。老子认为宇宙间万种事物的运动变化遵循着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老子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他把自然抬到最高的地位，最后总归到自然。老子还有这么几句话：“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神器”二字很可玩味。他活生生的看到，天下是个神妙的东西，要去为他也为不得；一为它反而坏了，一执它反而丢了。你说神妙不神妙?老子相信一切事物都有发展的自然规律。人们只可随顺它，决不可用人为力量加以干扰。这，叫做“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他强调人们必须循道而行，顺应自然，以“自然”为法，而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从语文教育的角度来讲，“道法自然”仍具有现实意义。要想搞好语文教育教学，就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按规律办事。“道”就是教育教学的规律；“天”就是学校、班级的天时；“地”就是语文学习的空间、地域；“人”就是学生、语文老师和学校其他工作人员。因此，要实现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不仅要解决好“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要遵循规律、顺应自然，即“道法自然”。在今天的发展迅猛的信息化时代，万事万物变化莫测，语文教育工作者能否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把握好语文教学的发展方向，这决定了语文教育的效能和语文教学的质量。这就要求语文教育工作者应独具慧眼，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看到事物的本质，能分析其中的奥妙与规律，也就是要在遵循规律的基础上实现

教育教学的创新，及时探索新课程的走向，明确新形势下的教育教学评价方式和价值取向。一个优秀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必须要有战略家的眼光，能站在一个超脱于语文教学的高度上冷静、客观地观察语文教学之“道”，了解语文教学的背景，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语文教学的发展前景，掌握语文教学的规律。

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主要原则之一规定：“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多种形式办学，培养多种规格人才，走出符合我国和各地区实际的发展教育的路子”，并提出中小学“要办出各自的特色”。办学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是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没有个性，没有特性，没有特色的语文教学，将失去其存在的根基、条件。而富有个性、富有特性、富有特色的语文教学，又主要取决于各种客观条件和机遇，如学校的传统、校风、办学条件、教师队伍、领导班子、生源等方面的不同状况和特点等，而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就是语文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是不是遵循了教育的规律。概括来说语文教师要从实际出发、走符合规律的教学之路。

二、“无为而治”：语文教育可采取的最佳方式

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从老子的哲学来看，管理的本质，一言蔽之，就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无为”思想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的，是道家学说的精髓。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万事万物均有其自身规律，必须顺应规律，顺应时代的潮流促其前进，不能违背规律，否则就是有为。“有为”即乱为、妄为。可见，老子并不反对人类的积极努力。“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就是鼓励人们去“为”、去做，去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因而他主张“无为而治”，认为这是管理的最佳方式。“道法自然”是“无为而治”的前提，“无为而治”是“道法自然”在实践中的应用。

美国开国元老杰佛逊有句名言：“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管得最好的政府。”从这引申，我们也可以说，管得最少的学校，才是管得最好的学校；“管”得最少的语文教学，才是最好的语文教学。笔者几十年的语文教育实践也证明这一点。

回想当初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语文教学上对学生也曾经惟恐管得不够细致周到，惟恐出什么乱子。学生学习内容的选择、学习方式的运用、学习节奏的控制等基本上都是由老师来规定的，学生的语文学习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强迫性、压制性，因而学习情绪也就比较冷淡，进取意识也就比较淡薄。随着教学实践的增多，教学经验的积累，教学反思的凝聚，我逐渐改变做法，努力做到充分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努力做到因材施教，顺应自然，注意学生学习兴趣的保护与培

养，不过分地干涉学生的语文学习行为，只是在必要的时候巧妙地加以点拨、引导，多与学生交知心朋友，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学生，让学生在一种轻松的、近乎自然状态下学习语文，这样，学生的语文成绩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同时，学生的语文素养、人文品位也得到了提升。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无为而治，并不是真正不作为，而是不乱加干预，给学生学习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氛围，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在能力，充分调动并保护学生的语文学习积极性。在具体的知识性讲授与能力养成方面，语文教师还是应该尽职尽力，做好工作的，不可以以“无为而治”做借口放松乃至贻误工作。要把握好这个“度”，是需要一定的火候和功力做底子的。

三、“知人善任”：语文教育的核心所在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说的是治理国家，就像煮小鱼一样。只能将调味、火候放得适中，文火烹煮不急躁，不急于翻动，煮出的食物色鲜味美；若火候不对，下锅后经常翻动，最后煮出来一塌糊涂，谈不上色香味美。语文教育要讲究方法、策略，而其核心是“知人善任”，因材施教。

一个班级几十位学生，各人的情况不尽相同，其语文素养也各有差异。语文教育工作者要善于了解班级学生各自的特长，做到用其所长，让每一个学生尽可能地发挥出他在语文学习中的作用。比如，有的学生擅长写作，有的学生喜欢诗歌，有的学生文言文功底比较扎实。用人先要知人，知人才能用人，在人才的发现和使用上，唐朝的魏征也有精辟的论述。他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到：“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必须能够“知人”，即能发现每个学生各自的长处，并且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把他们的这种长处发挥到极致，而千万不要“一视同仁”。笔者在教学中，让每一个在某方面有特长的学生担当这个方面的“专家”，很好地促进了班级语文学习水平的提高。擅长语音、字形的同学，我就让他担任“活字典”，其他同学遇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就向他请教；擅长成语运用的同学，就充分让他发表成语运用方面的见解，从成语的感情色彩、成语的使用对象、成语的适用范围、成语的程度轻重、成语的时态特点等不同方面来加以辨析、解答，给同学们很好的启迪；擅长病句辨析与修改的同学，就让他分门别类地找出各种不同类型的病句，每个类型设计若干条练习，来加强训练，增强学生的应对能力；在文言文方面有特长的学生，让他做文言虚词、文言实词、文言句式等方面的梳理、归拢工作；那些在写作上有特长的学生，则让他们现身说法，将自己审题、立意、构思、选材、缀文的心得讲出来，作为大家的参考。由于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也没有人是一无是处的，所以，他们各人都可以讲出自己的体会，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成功的心理体验，一个人的智慧化成了大家的智慧，从而达到了班级语文智慧组合的最佳化。

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事业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一个语文教师即使有良好的教学管理计划和正确的目标，有健全的班级组织机构和合理的规章制度，但如果对学生人才使用和学生才能发挥不当，也是徒然的。因此，语文教师必须把探讨和研究学生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问题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语文教育工作者应对每一位学生的优劣长短心中有数，在才能发挥上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要尽可能地寻找出每一位学生能力、兴趣与学习任务的最佳结合点，并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使学生的每一分聪明才智都有充分的用武之地。特别是对于那些能力出众、学习成绩突出、品学兼优的学生，要大胆推荐、委以重任。最后还应要着眼群体，互补相济。语文教师发挥学生的长处，不能孤立地看这个学生该怎样用，还要善于从整体上加以考虑，注重优秀学生与相对滞后学生的组合与搭配，善于了解学生的优缺点，并对他们的优缺点做最佳配对，以取长补短。这样一来，每个人的长处才能显现和发挥出来。

四、“以柔克刚”：语文教育的一项艺术

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意思是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但攻击坚强最有力量的非它莫属，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替代它。弱能胜强，柔能克刚，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但很少有人能做到。

老子认为，如果管理者经常保持“柔”的姿态，就会永远充满活力，生机勃勃，有利于无为而治。

作为一名语文教育工作者，不妨把自己放到一个“柔弱”的位置上。柔，既是一种对学生爱的博大深厚、情的和谐融洽，又是对事业的以柔克刚、以曲求直、以退求进。柔往往能起到刚所起不到的作用。趾高气扬、飞扬跋扈的语文教育者并不一不定会受到学生的爱戴，而温文尔雅、谦逊有加的语文教育者往往会博得众人的喝彩。在内部是这样，在外部也同样如此，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讲的也是这个管理。须知，柔弱并非软弱，更不是懦弱。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只有把自己当作“弱者”，更加注重修身积德，为自己的教育对象着想，才能真正的实现语文教育的创新。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贵为身于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拓天下”((老子·十三章))给我们语文教育工作者创新的启示。

老子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于我们现代语文教师而言，重要的是弘扬其现代意义，并运用于现代语文教学之中，活用其智慧，进而使语文教育教学创新从中得到裨益。

6.孔子的仁学思想及现在意义 篇六

仁，首先建立以家庭为基础的关系上，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农耕时代，血缘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主体！在孔子看来，入则孝，出则悌，这是人们需要去做的。只有在家敬（孝）父母，出门敬（悌）兄长，才能把“仁”这种主观理想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才能“泛爱众”。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去爱，又怎么能去爱大众，社会，国家。这一点，我认为和老子的思想中行德行道有异曲同工之处。作为中国哲学的两大支柱，道家和儒家，都以仁爱行善作为人最基本的底线，不能不说，即使从全世界的文化来看，华夏文明无疑是最能代表社会最高理想境界的！

一个人不关要有爱，更要去爱，孔子把它称作行善。在儒家中，人性的看法基本上被看做两种，一是本善，这就和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一直坚守自己，世界上又怎么会出现这么多得贪婪，自私与罪恶。所以，孔子在教学的后期，更倾向于第二者，向善！但我们得注意一点，向善和行善需要引导，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子欲善而民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当一个团队或者群体的领导者行善时，其余成员会更随之，孔子把这一现象称作人性向善的共同趋向。所以，立志行仁向善，是从真诚觉悟了内心向善力量的开始，积极主动的要求自己去为善，这样的仁行，是由内而外的，不是为了热河外在目的，只是为了我该不该这么做。

放眼现在，错综复杂的国家关系，互相纠葛的社会矛盾，还有最影响世界和平的民族种族冲突，各式各样的矛盾，其实在孔子看来都能用仁去解决，和谐社会的提倡也是基于如此。

7.论孔孟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七

身处凡世, 物欲横流, 物质的欲念就要把我们压垮, 在现实与理想中苦苦挣扎, 名与利的纠葛时时盘旋耳际。此刻, 当我们无所适从的时候, 不妨翻开经典, 让经典洗涤心灵。“饭疏食饮水, 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孔夫子的话使我醍醐灌顶。 原来, 乐不仅在鲜花和掌声里, 它亦在平凡艰苦的岁月中, 心中无所欲求, 才能变得无私无畏。又曰: 君子食无求饱, 居无求安, 一箪食, 一瓢饮, 在陋巷, 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处困境, 依然能坚守心中的信念, 这种快乐也许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简单领会的, 那是多少个风餐露宿, 多少个衣不蔽体的艰难日夜?富贵时保持快乐, 但无法富贵的时候, 也应该安守贫贱, 不可怨天尤人。孔子曰: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处也;贫与贱, 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颠沛必于是, 造次必于是。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世间的富与贵, 都要配上道与义, 违背道义的富贵在孔子那里视作粪土。孟子的世界里, 同样坚守着安贫乐道, 孟子曰: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 唯士而已矣!一个人, 在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 依然能保持持久的高尚情操。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君子。在中国历史长河中, 许多文人成为了孔孟笔下的君子。屈原、陶渊明、杜甫、李白、苏轼、苏武、文天祥—— 他们坚守住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成为了我们敬仰的大丈夫!

二、孔孟之道中, 宽容就像一泓清泉, 涤荡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孟子曰: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诸己。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 在孟子那里, 一切误解的根源都来自自己, 反省自己, 才能化解误会。永远不要违背天命, 自己的幸福要靠自己去争取。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子出, 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

宽厚包容———这就是孔子的恕道。

子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其“恕”乎,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永远坚守恕道,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没有人不相信宽容是舒放的沧浪之水。像盐一样聚结的敌视、嫉妒、不满和仇恨等等, 会统统融化在水里, 正因为水的谦逊和接纳, 才有她辽阔。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则远怨矣! 其实, 在每个人的心底, 或多或少, 总有一些小小的烦闷。只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养大。如若让这些东西随意生长, 心底的她呀哪里还有温泉的姿容, 都变成灼热的岩浆了。或许所谓宽容的泉眼, 正是从人一点一滴的平和心境中来, 从日积月累的常识修养中来, 从宽大为怀的自慎内省中来, 从真诚、理解、温和、 容纳、沟通中来。一个人无论遇到多么不顺心的事, 一定要放下那颗心, 学着以尊重、和蔼的口气沟通。这时, 温暖的宽容便会找到你。

孔孟之道让我们心境平和, 给我们带来祥和之气。

三、孝敬之道。

从古至今, 孝子当头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子曰: 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如今, 很多子女认为只要能够让父母过上富足的物质生活便做到了孝顺, 但在孔孟那里, 孝心并不是这么简单, 孔子曾说: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 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 何以别乎?可见孝顺不仅仅是指养育父母, 更是要对父母色易。要“父母几谏, 见志不从, 又敬不违, 劳而不怨。”遇事不要色难, 即使意见相悖也应婉转相劝, 微柔劝谏, 这才是孝道。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 有酒食, 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孔子再明确提出在孝顺父母时, 还要做得和颜悦色。而不应冷淡的一句 “我来”、“吃吧”, 这个态度问题主要还是在于为人子女者的孝心是否根于诚笃。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之忧。”这句话的深意在于:为人子女者除了因病使父母担忧外, 其它的一切不致于犯法, 不出去惹事犯法, 这才孝。

是的, 儒家讲的孝道, 已不仅仅是一种通过行为表现出的人伦道德, 而且还是一种社会性行为, 行孝者对社会公德负责, 肩负着社会责任, 孔孟儒学提倡这种孝道, 毫无疑问是完全可以以肯定的。对于今天来说, 也适合我们这个民主社会。

两千多年的沉淀与流传, 历史不会忘记让中华儿女成长的精神食粮——孔孟之道。它的深博与广见使华夏文化源远流传、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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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 1985.

[6]刘蔚华、赵宗正.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6.

8.论儒家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篇八

[关键词] 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D64；B222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者儒学，在2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儒学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和传承的地方。它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如果能够很好地吸收和借鉴，并将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对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孔子、孟子、董仲舒到宋明理学，儒家思想的发展都非常注重通过“教化”来提高人的素养，于是形成了儒学“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培养“圣贤”、“君子”的教育目标以及注重言传身教等教育原则。这些内容对于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人本理念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

儒家思想非常注重個人价值的实现和个人需要的满足。首先，儒家思想肯定人的价值，提倡“天地之性人为贵” 。认为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肯定人的地位，重视人的能力；其次，儒家思想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以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来看待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重、爱护、信任他人，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最后，提倡“和为贵”的理论主张，这种思想在历史上对于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入、加强民族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的人本理念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人本思想启示思想政治教育要树立以人为目的的理念。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因为教育者从事的是培养人的思想品德的工作。其工作对象是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因此，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地视为管理人、约束人的活动，而应该把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教育与其自身的自由、尊严和幸福感等紧密结合起来，重视人的价值实现，发挥人的个体生存功能、个体发展功能和个体享用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起到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的作用。

（二）注重内在性的教育方法

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家提出了“内圣外王”的重要方法，内修圣人之道，外施王者之政。也就是内以圣人的道德为体，外以王者的仁政为用。“内圣”是指个人心性修养，追溯道德价值的源头，以求达到仁、圣的境界。为了达到“内圣”的目的，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有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方法；有内省、自省、反省的方法；还有谦恭谨慎、正心诚意、见贤思齐、慎独等方法。儒家思想所提倡的这种自我反省、自我提高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过程中，可以采用诱导、内化的方式启发受教育者意识到自己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帮助其提高思想道德水平，而不是动辄嗤之以鼻。很显然，这种方法更容易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培养“圣贤”、“君子”的教育目标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提供历史依据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一定时期内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 。儒家思想把培养“圣人”、“君子”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孔子曾把尧、舜、禹等视为圣人，充分肯定了这些人所具有的高尚的人格品行。君子相对于圣人来说，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立德修道，不为穷困而改节。”作为君子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良好的品德，要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孟子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他那句著名的“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以及他对士的品行要求“士可杀，不可辱”都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在道德教育方面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儒家思想所主张的教育目标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提供了有益借鉴。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不难看出，这一目标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虽然儒学所追求的“圣人”、“君子”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空想主义的色彩，但其中的很多合理成分已经并且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模式。而且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胸怀远大理想抱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儒家思想的教育原则对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确立提供借鉴

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是指“人们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在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而制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准则” 。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富有实践性的原则，这些原则一方面为维护当时社会的稳定、为国家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为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确立和完善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一）注重言传身教，身正为范的原则。

儒学非常重视榜样的力量，注重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在思想、行为等方面所产生的示范作用。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教育者自身素质和品行的提高至关重要，受教育者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其影响。孟子也有相似的观点，而且他将榜样力量的重要性延伸至国家治理层面：“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认为统治者本人的道德品质会对整个社会群体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统治者（尤其是君主）要自觉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为社会成员做出一个良好的表率，进而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这种思想启发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坚持“示范原则”，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该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感染受教育者，以促进其思想品德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以身作则，是使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强大道义力量的重要因素。

（二）注重因材施教

作为一位教育家，孔子在2000多年前就非常注重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他曾注意到学生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于是指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幼，任者静。” 他的弟子中，颜回好仁，子路好勇，子贡好商，冉求好政。孔子根据其不同的兴趣爱好分别设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使他们的特长都得到充分发挥。正如朱熹所言：“孔子教人，各因其才。”这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启迪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层次原则”。层次原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应从实际出发，承认差异，根据教育对象不同的思想情况，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分层次进行教育。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将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會阶层不断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更加趋于多样化。所有这些都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客观上存在着复杂的层次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分层次进行，以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社会生活越复杂，社会发展越快，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就会越突出，就越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坚持层次性原则。

（三）注重启发式教育。

《论语》中有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在学生充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即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这是符合教学基本规律的，而且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告诉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坚持“主体原则”。主体原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开展教育活动时，应充分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注意调动其自我教育的积极性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行为准则。”

主体原则要求提高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着力培养受教育者的自我培养能力。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教是为了不教。”其意是说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具有主体意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后，他们就可以通过自我教育而自我发展，达到教育目标。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原则的核心内涵。

参考文献

[1].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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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曼.浅谈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

9.老子思想的显示意义 篇九

“人本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和强化“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作风，对做好新时期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不断增强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履行好公安机关职能职责的重要前提。

一、人本思想肯定了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主体地位。主体包括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即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施行者政工干部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广大公安民警。传统的教育理论曾认为教育者为主体，受教育者为客体，或受教育为主体，教育者为主导。而从人本思想理论来讲，笔者比较赞同主导性主体理论。这一理论承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为教育的主体，但认为二个体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些不同，教育者这一主体在教育过程中能够起主导作用，它是主导受教育者的主体，这一理论在教育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从这一理论出发，二者缺一不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尽管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得到发展，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上来看，受教育者是教育的主体，教育的目的最终是要增强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发展受教育者的主体能力，塑造受教育者的主体人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靠施教者。然而，“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一点往往被忽略。因此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的思想行为和能力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思想政治工作的成败。思想政治工作者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工程师”就要在思想上、行动上、能力上为受教育者做出表率。所以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必须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只有这样，才会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才能做好影响人的思想、观点、立场和行动的艰巨工作。

二、人本思想原理肯定了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来自人的素质，要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必须提高人的素质。人的能动性，首先来自原动力。原动力主要有三个方面：物质动力、精神动力和信息动力。这就需要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首先要给广大民警提供合理必要的物质条件。因为物质是人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的最基本条件；其次要给广大民警以科学、充分的精神条件。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公安队伍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因为没有正确的精神支柱和智能，民警的主观能动性是难以发挥的；再次要给广大民警清晰足够的信息条件。因为没有这个条件，民警不能领会领导意图，对客观环境不了解，就既不能适应，又说不上改造，更无所谓创造了。要发挥广大民警的能动性，还要深入研究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来自人的素质。因此还要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不断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包括人的品格、素养、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等。

三、人本思想肯定了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社会复杂性和个体能力的差异性。一方面，人的思想形成和发展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公安民警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直接影响、制约和决定着民警的思想变化。我们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重视影响民警思想的社会环境，这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特别是精神环境的影响更不好把握，因为它可变性强、开放性大。我们在抓好整个公安队伍思想作风建设的同时，更要重视做好民警单个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转变单个人的思想工作中，要注意从他所处的社会

关系、社会环境以及所受的教育等方面去寻找其思想发生变化的根源，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民警思想的发展具有层次性。对民警的思想管理，做到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因人施教。此外，民警的思想和性格具有多样性。只有根据每个人个性特点，选择相适应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才能把共性和个性、一般和特殊有机统一起来，将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10.老子思想的显示意义 篇十

《坛经》是中国佛典中罕见的被称为“经”的文献。就其思想内容和历史作用而言,它在佛教史上也确实有不少佛教“经”所具有的地位。

《坛经》产生于中国,影响也主要在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各种成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它毕竟是佛教文献,而佛教文献总是会或多或少地与印度文化有某种联系。《坛经》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应当说,它是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交融的一种产物,而且在当今世界中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拟对《坛经》与印度佛教思想的联系作些探讨,并就《坛经》弘扬的基本佛教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简要地提一些看法。

一、《坛经》倡导的重要佛教思想

《坛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包含有多方面的佛教思想。但其主要弘扬的思想也较突出,即侧重强调一些大乘佛教的基本观念。这里面较突出的有:性空无分别观念、中道不二思想、佛性顿悟观念、二谛观念、佛法在世间思想、禅定的定义等。

“空”的观念是佛教的基本观念。所谓“空”在佛教中有种种解释,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大乘佛教的“性空”观念。即认为事物的相状是不实在的,没有自性。从这种基本观念出发,佛教又有种种其他的论述。《坛经》在性空方面的论述十分明确。

《坛经》般若品中说:“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草木丛林,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海,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段话很清楚地表明了《坛经》关于“性空”的思想。在《坛经》看来,世间各种现象,无论是山河大地,还是日月星辰,各类人等都空,而且,天堂地狱和各种佛土也是空。总之,没有什么不空的事物,因而一切现象都是“性空”。

既然是“性空”,那么,人们通常对事物的一些观念区分就是不实在的,因而,佛教又有所谓“无分别”的观念。人有了“五分别”的观念也就不会再执着事物,不会被束缚。《坛经》在这方面也有论述。

《坛经》定慧品中说:“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里面提出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实际贯穿的思想基础就是佛教性空的观念。《坛经》中对这三点(无念、无相、无住)有具体的解释:

关于“无念为宗”,《坛经》定慧品中说:“无念者,于念而无念。……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云何立无念为宗?只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这也就是说,所谓无念,就是不执着于外境,在境上不生念,因为境不实在,若生念便是邪见,要有所得,但实际上是无所得。

关于“无相为体”,《坛经}定慧品中说:“无相者,于相而离相。……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则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这里讲的无相是要求不执着于外部事物的相状,各种相都不实在,因而要离相,如果能离相,也就能对事物有正确的认识,达到所谓清净。

关于“无住为本”,《坛经》定慧品中说:“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义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这里讲的无住,仍然指不能将事物视为有自性,否则的话就将受束缚。如果不住就不会有束缚。

“中道”观念实际是佛教的一种思维方法。《坛经》中直接使用“中道”一词的场合不多,但运用这一方法的情况不少。(坛经》付嘱品中在提及“中道”一词时说:“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如一问一对,余问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设有人问,何名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缘。明没则暗,以明显暗,以暗显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余问悉皆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依此转相教授,勿失宗旨。”这里《坛经》通过举一些实例来说明中道的含义,强调两个表面对立的概念有“相因”的关系,不能将它们绝对地对立起来。

“中道”观念常常与“不二”观念联系在一起。所谓“不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强调不能执着于对立的两端。“中道”观念与“不二”观念在不少场合的含义是相同的。如《坛经》宣诏品中说:“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违,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处凡愚而不灭,在贤圣而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这里说的“无二”也就是“不二”。引文中未提“中道”一词,但却表明了中道的思想。

《坛经》中这类例子还有一些,如《坛经》在般若品中说:“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着空。第一莫着空,若空心静坐,即着无记空。”《坛经》机缘晶中说:“世人外迷着相,内迷着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这里谈到了佛教中涉及中道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即既不能执着于假有事物的相,也不能执着于绝对的空无。这种离有离无的观念是佛教中道思想中的关键或最为强调的内容。

佛性及顿悟成佛观念是禅宗里南宗特别强调的,也是《坛经》中明确论及的。关于“佛性”《坛经》行由品中说:“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当知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只缘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由此可知,在《坛经》作者看来,无论是愚人还是智人,都有佛性,只是有的人处于迷妄之中,有的人处在觉悟中,因此有愚人和智人的差别。在《坛经》中,佛性实际上也就是人的一种本性。所谓成佛也就是消除迷妄,认识人的清净本性,也就是达到觉悟。在如何“悟”的问题上,禅宗里后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有所谓“顿悟”和“渐悟”之争。南宗主站“顿悟”,北宗主张“渐悟”。《坛经》实际上倾向于顿悟,认为人一旦认识了自己的清净本性,即可在一刹那的时间内觉悟。《坛经》般若品中说:“若起真正般若观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坛经》般若品中还说:“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着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这也就是说,人获得觉悟,只在一念之间,只在前念和后念的一刹那间,这就是“顿悟”。

“二谛”是佛教中的重要观念。《坛经》中没有直接提到“二谛”一词,但却有这方面的思想。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坛经》机缘品中说:“佛本为凡夫说,不为佛说。此理若不肯信者,从他退度。殊不知坐却白牛车,更于门外觅三车。况经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无有余乘,若二若三,乃至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词,是法皆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车是假,为昔时故;一乘是实,为今时故。只教汝去假归实。”“听吾倡曰:……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这里说的“为凡夫说”、“譬喻言词”、“强言说”等实际就是俗谛,而“唯一佛乘”、“一乘是实”等涉及的是真谛。

《坛经》般若品中说:“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身不有。”这里也涉及了“二谛”观念,文中实际将各种表现为佛典的文字都视为“皆因人置”,实际也就是方便手法或俗谛,而文中说的`“一切万法,本身不有”表述的实际是真谛。“佛法在世间”是禅宗大力弘扬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广泛流传与《坛经》的强调有直接关系。《坛经》般若品中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见名出世,邪见是世间。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佛教作为一个宗教,一般是强调要脱离世间的种种烦恼,有一定的出世性。但佛教在这方面也并不绝对化,而是又有注重入世的一面。这在禅宗的《坛经》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这种思想对禅宗在中国广泛深入民众,使其影响大于许多佛教宗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禅定”是佛教的基本修持方法,也是禅宗追求的精神境界。《坛经》作为禅宗的主要文献,对于“禅定”有其定义。如《坛经》坐禅品中说:“何名禅定?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外禅内定,是为禅定。”从这段话看,“禅”和“定”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却紧密相关,很难严格区分。因为摆脱了外物的相状人的内心才能不乱,内心不乱是离相的目的。禅宗倡导的种种佛教思想实际上都是要“外离相”和“内不乱”的。

二、{坛经)与印度大乘佛教的理论关联

上述《坛经》中倡导的佛教思想与印度佛教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特别是与印度大乘佛教有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我们可以逐一对这些理论来进行具体考察。

“空”的观念在印度大乘佛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印度的小乘部派佛教中,虽然一般的部派也讲“空”,但空的,并不彻底。一些部派甚至主张“法有”。小乘部派佛教中主张“空”的或属于“相空”(仅承认事物在现象上是空,不承认或未看到事物在本性上的空),或属于“分析空”(将法分析为过去、现在、未来,只承认过去和未来法空,不说现在法空:或认为事物由部分构成,部分离散了或毁坏了,作为整体的事物就空等),或属于“恶趣空”(主张绝对的虚无)。佛教中论空较彻底的还是大乘般若学说,般若类经中提出了“体空”的观念,即认为事物并非仅是“相空”或“分析空”等,而是在本性上即空,正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所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坛经》中基本继承了大乘般若思想的性空观念,明确强调“性本空”、“自性真空”、“性空”。其思想来源是清楚的。

“无分别”的观念也是印度大乘佛教极为强调的观念。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十四中说:“众生但住名相虚妄忆想分别中,是故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于名相虚妄中拔出众生。……一切和合法皆是假名,以名取诸法,是故为名。……诸众生是名,但有空名,虚妄忆想分别中生,汝等莫着虚妄忆想,此事本末皆无,自性空故,智者所不着。”显然,在印度大乘佛教中,“五分别”的观念与“空”的观念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坛经》在这方面的思想与印度大乘经典是一致的。《坛经》中强调的无念、无相、无住就是要人们不要执着于事物,因为事物是“性空”的。

“中道不二”思想更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基本观念或思维方法。印度早期或小乘佛教中有这方面思想的最初形态,但实施并不彻底或全面。大乘佛教的经论中则对此有突出的强调。关于“中道”,在小品《宝积经》和《中论》中有精辟的论述。小品《宝积经》(如《佛说摩诃衍宝严经})对一系列概念进行了解释,举了有我与无我、有真实心与无真实心、不善法与善法、世间法与出世间法、有诤法与无诤法、有漏法与无漏法、有为法与无为法、有秽污法与白净之法等,认为它们是“二边”的,反对执着这二边的分别,倡导“中道真实观法”。《中论》卷第四中在论及“中道”时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里将空和假有联系起来考虑,表述了中道的最重要的意义。“不二”思想则更是《维摩诘经》表明“中道”思想的重要理论形态。如《维摩诘所说经》(鸠摩罗什译)卷中中说:“世间出世间为二,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于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为入不二法门。”“生死涅槃为二,若见生死性则无生死,无缚无解不生不灭。如是解者,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些思想中的主要成分在《坛经》中都能找到相应的论述。《坛经》中讲的“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其实就是{中论》中关于“中道”的经典论述的观念。《坛经》中讲的“一问一对”实际就是“中道不二”的思想。《坛经》中讲的“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违,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与《维摩诘经》中的一些表述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佛性”及“顿悟成佛”观念在印度佛教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论及。

关于佛性,北本《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中说:“譬如金矿,淘炼滓秽,然后消融,成金之后,价值无量。善男子,声闻缘觉菩萨亦尔,皆得成就同一佛性。何以故?除烦恼故,如彼金矿除诸滓秽。以是义故,一切众生,同一佛性,无有差别。”印度佛教中也有一些佛典对众生是否都有佛性的问题有不同观点,但总体上讲,主张众生都有佛性的观点是主流。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后来中国佛教的发展,在中国隋唐之后形成的佛教宗派中,有些宗派主张众生都有佛性,有些则对众生作了一些区分,认为有的众生没有佛性。禅宗属于前者,《坛经》中说“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显然是沿用了印度佛教中众生都有佛性的观念。

关于“顿悟成佛”,在禅宗的南宗系统中颇为强调,后来在中国佛教中影响很大。印度佛教中谈得不多。但这种思想也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印度佛教中也有这种观念。如《菩萨璎珞本业经》卷下中说:“时无量大众亦坐一处,听等觉如来说璎珞法藏。是故无渐觉世尊,唯有顿觉如来。”这里讲的“无渐觉世尊,唯有顿觉如来”与禅宗里讲的的“顿悟”、“渐悟”有些接近。虽然《菩萨璎珞本业经》中在这方面并没有具体展开顿渐问题的论述或解释,但已涉及到这一问题是可以肯定的。

“二谛”观念是印度大乘佛教中极为强调的观念。其中尤以中观派的表述最为典型。中观派的主要着作《中论》卷第四中说:“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青目的释为:“世俗谛者,一切法性空,而世间颠倒,故生虚妄法,于世间是实。诸贤圣真知颠倒性,故知一切法皆空无生,于圣人是第一义谛,名为实。诸佛依是二谛,而为众生说法。若人不能如实分别二谛,则于甚深佛法,不知实义。若谓一切法不生是第一义谛,不须第二俗谛者,是亦不然。”《中论》卷第四中还说:“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青目的释为:“第一义皆因言说,言说是世俗,是故若不依世俗,第一义则不可说。若不得第一义,云何得至涅槃,是故诸法虽无生,而有二谛。”这些论述对二谛的主要含义、二谛的意义等作了明确的说明,在促使佛教后来的广泛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二谛思想随着佛教其他思想一起传到中国,对中国佛教各宗也有较大影响。《坛经》中虽没有直接提及“二谛”一词,但使用这一观念处不少。《坛经》中说的“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表明了“强言说”的俗谛对获得“舍邪见”的真谛的作用,显示了“二谛”在《坛经》中的地位。应当说,印度佛教的这一观念受到了禅宗的高度重视。

“佛法在世间”思想与印度佛教理论有明显的渊源关系。《长阿含经》卷第一中说:“佛出于世间,转无上*轮。”这里就谈到了世间与佛法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了佛产生在世间,在世间宣传佛法。印度大乘佛教在这方面论述得更明确。如《妙法莲华经》卷第五中说:“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令入于佛道,尔来无量劫,为度众生故,方便现涅槃,而实不灭度,常住此说法,我常住于此。”这里说的“方便现涅架”就是指涅槃并不与世间隔绝,佛或菩萨涅槃了还要住于世间,因为还要为众生说法,要教化众生入佛道。《维摩诘所说经》卷中则说:“现于涅槃而不断生死。”这也是反对将世间与涅架绝对分离的主张。《中论》卷第四中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分别。”“涅架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这一论述是以反复强调的方式表明不能到世间之外去追求佛教的目标。显然《坛经》“佛法在世间”的思想是继承了印度佛教中提出的这方面的相应理论。

解释“禅定”并非始于《坛经》。印度佛典中就有这类论述。如《十住毗婆沙论》卷第十一中说:“禅者,四禅。定者,四无色定四无量心等皆名为定。”这里将禅和定作了一定区分,禅主要指四禅,定则主要指四无色定,(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等。《大智度论》卷第二十八中说:“一切禅定亦名定,亦名,三昧。四禅亦名禅,亦名定,亦名三昧。除四禅诸余定亦名定,亦名三昧,不名为禅。”据此来看,禅可以称为定,定却不一定都能称为禅。《坛经》提出“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是对印度佛教中“四禅八定”中“禅”和“定”的简略定义,有其特色,但其主要思想的来源还是离不开印度佛教文献。,

三、《坛经》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坛经》思想虽然产生于古代,它的一些重要思想的理论渊源要追溯到古印度,但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重要作用。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四点上:

第一、引导人们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

《坛经》中大力强调“佛法在世间”的思想。这有着特别明显的积极意义。一些宗教甚至一些佛教派别一味要求信众摆脱尘世,离群索居,远离社会生活。这实际上既不符合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宗教教派自身的发展要求。《坛经》能够摈弃这些消极观念,努力发掘传统佛教中的积极思想观念,强调佛教与社会生活的不可分离的关系。这对于推动中国佛教的总体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坛经》抓住了佛教思想的原本重要宗旨,因为佛教的理论最初就是围绕人或人世间的问题而提出的。所谓“佛法”即指佛教的理论。佛法讨论的问题是以人生现象为核心。因而,离开入以及人所生存的世界(人类社会或“世间”),佛法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或价值。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总会遇到各种挫折或不幸,不少人为了使自己摆脱痛苦,寻求佛教的帮助,认为遁入佛门后就能完全脱离世俗社会,就能忘却烦恼。实际上,进入佛教寺院也并不是就要摆脱社会,因为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广大民众脱离痛苦,而不是仅仅使自己或个别人脱离痛苦,用佛教的话说就是要“自利利他”。佛教的根本目的离开了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佛法在世间”思想作为一种理论基础,为佛教僧团及其广大僧人接触社会、深入社会提供了重要的论证或行为依据。这促使僧众与一般民众的接触增多,有利于佛教利乐有情、服务众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二、引导人们较全面地看待事物。

《坛经》中强调“中道”及“不二”的理论。这也有积极意义。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导人们避免片面性,促使人们辩证发展地看待事物。“中道”及“不二”的理论反对人们仅看事物的某一方面或某种作用而忽视事物的其他方面或其他作用。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往往不能全面地或发展地看待事物。当遇到较大的困难时,往往灰心丧气,认为前途一片黯淡,失去继续生活或工作的信心。或者当获得较大成就时,被成就冲昏头脑,认为从此将一帆风顺,无往而不胜,趾高气扬。第一种情况中的人看不到事物有可能向另一方面转化,看不到有可能克服苦难的一面,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精神压力,影响工作与生活。第二种情况中的人也看不到事物有可能向另一方面转化,看不到某些可能出现的因素会使事情发生转变,由顺利转为危难,由于没有预先准备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而“中道”及“不二”的理论实际是促使人们看到对立事物之间出现转化的可能性,看到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使人们客观地认识事物,分析形势,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困难。这对于提高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促进作用。

第三、引导人们了解认识的局限性,正确地认识事物。

《坛经}强调佛教中“无分别”等观念,这表明作者意识到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存在局限性,意识到人的一般认识不可能完全把握事物的本质。《坛经》追求对事物的顿悟,实际上是要达到一种去除世俗中一般概念或范畴的最高精神境界。《坛经》中说:“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若前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这些言词对人的一般观念的作用作了很大程度的否定,认为念上会起邪见,产生妄想。

但如果说《坛经》绝对否定人的一般言语观念等的正面作用,也不是事实。因为从《坛经》的论述中同样可以看到,作者也认识到达到事物的最高境界需要依赖于言语,如经中说:“须假大善知识示导见性”、“吾今强言说,令汝舍邪见”。这里的“示导’’和“强言说”都是言语,属于俗谛,它们本身虽不反映真理,但却能被用来达到真理。见到真理也就是引文中说的“舍邪见”和“见性”。当然,十分明显的是,《坛经》在总体上还是强调人的一般认识的局限性。这在现代社会中对人们也有一定警示作用,促使人们努力消除各种片面的认识,不断纠正自己认识中的错误,永远追求真理。

第四、宣示人们只要努力最终都能达到最高境界,鼓励人们积极向善。

《坛经》中强调人人都有佛性,宣传“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这实际等于向人们表明,人人都可以达到至善之境。

但人人都有佛性并不等于说人的佛性可以自然而然地展示出来。人的佛性展示出来是需要努力才能实现的。《坛经》忏悔品中说:“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着,名离欲尊。自心归依挣,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着,名众中尊。“这里谈到的“少欲知足,能离财色”、“无人我、贡高、贪爱、执着”对于佛性的展示都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思想不仅对于佛教的修行有价值,而且在现代社会中能起到劝人积极向善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们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消除贪婪等不良习性。这对于减少或缓解社会矛盾,创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