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的实质

低碳经济的实质（精选8篇）

1.低碳经济的实质 篇一

人力资本与企业商誉的经济实质

人力资本的效用(或称使用价值)是其为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其使用成本则既包括劳动力的报酬，也包括其对实物资本的浪费、效率低下、机会的丧失等造成的经济损失，两者的差额大于市场平均值的部分称为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由于资本与劳动在市场中力量的不对称性，它们之间所签定的契约是不完备契约，企业由

此而形成对人力资本的垄断，进而占有其超额效用，这正是企业商誉的来源。商誉的形成与维护受企业内部以及外部多种因素的制约。企业的商誉每期都会发生增减变化、也会不停地被耗费，因此其计量与摊销的年限都应是有限的。每个企业努力提高其商誉的结果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但总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其商誉为负。

21世纪，知识和技术将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因素。知识经济，这一不久前多数人尚为陌生的词汇正通过各种媒体进入人们的视野，它昭示着一场正在酝酿中的生产力的革命以及未来世纪的经济格局，而人力资源作为生产力的主要构成要素必将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里，企业要想顺利地生存和发展，必须在人力资源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这就要求其对自身人力资源进行有效地管理、开发和利用，而人力资源或其表现形式——人力资本与企业商誉之间则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本文试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就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与商誉的关系、商誉的本质以及商誉的会计处理等有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求找到管窥商誉本质的新视角。为此，我们先从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概念说起。

一、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源(HumanResource)与人力资本(HumanCapitail)是两个涵义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既有一定的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就人力资源来看，它属静态的概念范畴。对于整个社会，它是指其中全体人口所拥有的劳动能力的集合，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并反过来对上述诸因素施加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它则仅包括其所拥有或控制的、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使用的全体人口的劳动能力，它与社会人力资源构成个别与总体的关系，是后者价值的具体体现。

而对人力资本的概念，则需要从动态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它所强调的是人力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当人力资源用以作为赚取利润的手段时，即被赋予了人力资本的内涵，其载体是人力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人力资本——劳动力资本(或称可变资本)，其价值与使用价值与一般商品有着严格的不同，即人力资本的使用是其知识和技能的运用，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创造出超过其自身价值的价值，而且还会通过劳动经验的积累，或通过自身的建设而增加其价值。对此，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已有详细论述。人力资本的另一个显著特性是其“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周其仁)。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也曾指出“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没有人能把他同他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分开。他必将始终带着自己的人力资本，无论这笔资产用于生产还是用于消费。”正是人力资本的这一显著特性才使得其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从而导致商誉的产生。

二、商誉的来源——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

1.商誉产生的前提条件——人力资本的垄断

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商誉的根本特征是其不可辨认性。这项特征是它与一般无形资产相区别的主要标志。而对于商誉概念的理解，无论是亨德里克森(Hendriksen)所列举的三种最主要的观点——(1)商誉是人们对企业具有好感的价值；(2)商誉是人们预期的未来收益超过除商誉外的总资产正常报酬的贴现值；(3)商誉反映的是企业总价值超过其各项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净额，即一个总的计价账户，还是Kieso和Weygrandt在其合著的《中级财务会计》里所概括的两种观点——(1)商誉代表净资产的获取代价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2)商誉代表企业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盈利能力，都不过是对其内在价值或表现形式的描述，而对商誉产生的原因则未予揭示。

那么，企业的商誉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要探究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商誉的根本特性——不可辨认性入手。

不论怎样对商誉加以理解，其最终必然表现为企业除商誉外的净资产的超额盈利能力。而可以形成商誉的超额盈利能力，又必然缘于某种形式的垄断。广义来说，不论多么完备的市场，都不可能彻底避免垄断性的存在，因为市场中的许多要素(例如人所拥有的优秀素质和技能)都是独一无二或极为稀缺的，这种独一无二或极为稀缺的生产要素一旦为企业所占有即形成垄断。而企业的超额盈利能力皆可归因于垄断，比如，对购买或销售市场的垄断可以使企业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垄断价格，对技术的垄断可以使企业降低成本，对人力资源的垄断则可为企业带来成本、价格、市场等多方面的优势。

但是，企业对市场和技术的垄断均为可以出售的权力，因而应属可辨认无形资产的范畴，因此应当增加可辨认净资产的价值。惟有对人力资源的垄断与企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脱离企业而单独出售，与之相联系的超额赢利能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净资产超额赢利能力(下文即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所以，企业的商誉应来自其对人力资源的垄断。

2.人力

资本的超额效用——商誉的真正来源

企业对其人力资源加以使用时，就使其转化为人力资本。正常情况下，人力资本的使用可以为企业带来市场平均利润，这种能够为企业赚取利润的能力即是人力资本的使用价值，称之为人力资本的效用。当企业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之差大于市场平均值的时候，我们可以称其超额部分为超额效用，这部分超额效用是企业超额赢利能力的根源。可见，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为此，下面就对其进行详细的讨论。

在约翰·海尔斯看来，“人是追求最大利润”的，因为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是有理性的，而且都对自己的人力资本拥有控制权，也就是说，市场中的人都是所谓的“经济人”。对于“经济人”的概念，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曾提出如下假设：(1)每一个人天然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因此应该让他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2)每一个人都关心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然而他是社会的一员，他追求的经济活动只能沿着自然的社会秩序所指定的道路前进；(3)交换使得交换双方个人利益的同时满足成为可能；(4)人类的各种动机(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以及以此易彼的倾向)会自然平衡，能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致和其他人的利益相对立。因此，市场中的每个人——“经济人”都尽可能使其人力资本价值最大化，即尽可能地使其占有的物质或获得的享受达到最佳状态。而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则需以其使用价值——效用最大化为基础。人力资本对于其所有者的价值，在市场中表现为劳动力的价格。对企业而言，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则为使用劳动力的基本成本。既然市场中每个劳动力的目标——其价值的最大化要以较高的效用为基础，而劳动力的效用则表现为其所能为企业创造的价值，亦即为企业带来的效用，因此，对企业而言，人力资本的价值最大化就与其对企业的效用最大化统一起来。人力资本的效用就在于其对实物资本的转移或改变。对此，马歇尔曾有论述，他说：“人类不能创造物质的东西。诚然，在精神和道德的领域内人可以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当我们说他创造物质的东西时，他实在只是生产效用而已；或换句话说，他的努力和牺牲结果只是改变了物质的形态或排列，使它能较好地适合于欲望的满足。”当人力资本所生产的效用远高于其(全部)使用成本以致产生超额效用时，商誉便从中产生。但超额效用为什么能够产生呢?

3.企业与劳动力间的不完备契约——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归属企业的秘密

人力资本效用较高时，其市场价格也需相应较高，这才符合市场交换的规律。若果真如此，企业来自人力资本的超额利润也就无从产生。然而，现实中人力资本为什么的确能给企业带来超额效用以及相应的超额利润呢?这说明市场中必然存在着某种不公平或者不对称的交换，这种交换的内容应由企业契约来规定，为此就需要对人力资本的特性和市场中企业契约的实质加以讨论。

前文已经提到，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它只能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劳动力自身。企业可以对其非人力资本拥有占有权，而对其人力资本却只能拥有使用权，这种使用权由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契约来规定。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是各要素所有者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达成的契约，企业的形成就是用“一个契约代替一系列契约”，用“一个长期契约代替一些短期契约”。张维迎博士则进一步指出，普通的市场契约是完备契约，而企业契约是不完备契约。周其仁博士也曾作出类似的论述：普通市场契约反映的是各个生产者之间及其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企业契约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反映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不确定性只是这种关系在企业契约上的表象特征。

然而，如丁为民博士所指出，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力量也是非对称的。在市场中，尽管形式上“每一次交易都是严格自愿”的(弗里德曼)，然而由于劳动力若不进入市场将无法生存，资本所有者则无须为此担忧，手中的生产资料足以使其维持生产和生活。生产资料的不对称导致竞争力量的不对称，从而在企业契约订立之前，参加博弈的各产权主体就已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就市场交换各产权主体的不平等性对交换结果的影响，麦克弗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保证充分自愿交换的背景条件“不是自由地不进入某种特殊的交换，而是自由地不进入所有的交换”。但是，资本的稀缺性否定了这种条件存在的现实可能性。正是这种状态，否定了二者平等博弈和签约的可能。虽然“在竞争模型中资本雇佣劳动或劳动雇佣资本并无区别”，然而，供求的选择使得资本比劳动更为稀缺。所以，现实中的选择总是资本雇佣劳动，即通过购买劳动力来占有劳动，从而达到获取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目的。

从资本和劳动力所达成契约的性质来看，它是一种不完备契约，因为劳动与劳动力的分离使得该契约的履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在订立契约时劳动并不存在，所以资本和劳动的契约只能是针对劳动力而达成，也就是说资本所购买的只能是劳动力而不可能是劳动。这样的契约具有较高的事前不确定性或不完备性，它无法规定劳动的实际支出情况，而只能让其由诸如劳动者的生理条件、技术水平、劳动条件、意识形态、与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及其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来决定(丁为民)。正是这种不完备契约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才使得来自人力资本的超额利润的产生成为可能。当就人力资本进行讨论时，不能不提及企业家的作用。在企业的人力资本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所谓的“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的成功参与，人力资本的超额剩余价值还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企业家的介入可以极大地改善企业对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的选择、占有、管理、开发和使用，使企业的潜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对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马歇尔曾做过专门论述，他认为，企业家“‘冒着’或‘担当’营业的风险；他们搜集了工作所需用的资本和劳动；他们安排或‘计划’营业的一般打算，并监督它的细小事情。”这样的企业家应具有如下双重能力：(1)他必须具有自己行业中物的透彻知识；(2)他必须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必须具有首先适当的选择他的助手，然后充分信任他们的能力，以发挥他们内在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同时，他对一切事务施行总的把握，并保持营业主要计划的井井有条和前后一致。与一般人力资本相对过剩不同，萨伊和马歇尔都认为企业家是不可多得的。这样，一旦优秀的企业家为企业所拥有，即形成一种对人力资本的垄断，这正是超额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

因此，企业的商誉产生于其所垄断的人力资本，当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为正值时，该部分超额效用的价值体现即表现为企业的商誉。随着企业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的变化，其商誉的价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即其超额赢利能力增加或减少。但这种变化往往是缓慢而不易察觉的，待到引起注意时，往往是其人力资本的垄断因内部或外部条件的作用在较长的时间里已发生了较大改变的结果。也就是说，商誉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4.商誉变化——人力资本超额效用变化的反映

引起企业商誉发生变化的原因亦应归结于其人力资本垄断状况的变化，譬如，就其下降来看，在现实中一般表现为如下三种情形：(1)本企业优秀人力资源流失，从而失去对原有人力资本的垄断；(2)本企业人力资本成本上升，从而导致在人力资本效用不变的情况下，其超额效用下降；(3)社会人力资源大量流入该行业，从而导致本企业人力资源的稀缺性降低，因而其效用和超额效用也随之降低。企业商誉如若增加，则情形与之相反。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人力资本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虽然人力资源的流动会影响其总体效用水平，但只要其主体或核心部分未变，其变化的幅度都将是不足为重的。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源有助于形成其独特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则反过来影响其人力资源的效用，同时它也是企业商誉得以产生的土壤。与企业商誉密切相关的企业文化需要时时予以悉心培养，然后其商誉才能得以长期维持。反之，如果企业人力资源的主体或核心发生改变，即使其商誉不会立刻消失，也将在未来数年内很快丧失殆尽。所以，与人力资源及从中所衍生的企业文化相联系、可以长期保持不变的竞争能力——核心竞争能力，是企业得以维持其竞争优势，因而维持其商誉的关键所在。

如果我们可以暂时撇开人道因素的限制而进行比较的话，可以看出，企业对其人力资本的使用与租入的固定资产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是因为，首先，二者的所有权均不属于企业，而仅赋予企业以使用权。其次，二者的效用均与企业的利用能力相关。当企业对其人力资本的主体或核心的使用权长达十数年或数十年时，其性质则已与融资租赁(或称资本租赁)颇为类似，因为此时企业对该部分人力资本的使用期限将占去其最佳效用期限的绝大部分。所以，企业的人力资本具有固定资产的多种属性，条件具备的话，完全可能而且应当作为资产加以计量和记录。

三、商誉计量属性——人力资本超额效用未来收益的现值

理论上，商誉的计量应是对其内在价值的货币量度。而商誉的内在价值表现为其对企业的超额效用，它是难以赋予一定的货币价值的。此正如大卫·李嘉图所指出的，“效用对交换价值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所以，我们无法直接用货币单位来量度商誉的内在价值，而只能用其外在表现形式——超额赢利能力来加以反映。

此外，当企业的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因内部或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时，其超额赢利能力也随之变化，从而使其商誉的价值起伏不定，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给其计量带来一定的困难。而且，由于商誉只有不断加以维持才不至于迅速消失，所以，其目前的价值应属于前期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所产生，后期的商誉中有一部分应归属于以后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而不应将目前的商誉与此后人力资本的效用所产生的商誉相混淆。也就是说，企业商誉如果得以长期保持，则不仅与目前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有关，还与以后各期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有关。因而，企业未来的超额盈利能力不能全部用来衡量其目前的商誉，而只应取其一部分。但是，其中究竟有多大非份额应归于目前，又有多少属于其后，仍是一个不易限定的变量，因为无论是企业人力资源的流动，还是其人力资本成本的上升或者其效用的下降，均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只能对其作出近似合理的估计。

在合理估计企业目前的商誉价值之前，首先应对其服务期限予以恰当选择。前文已经论述，目前的商誉一般应在未来数年内逐渐消耗殆尽，故其服务年限不应太长，这要结合它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时间长短来判断。对于企业超额赢利能力持续的期限，从StephanH·Penman(1991)的实证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些代表性的规律。Penman在其研究中，把所选择的企业按其在1969——1985年间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分成规模相等的20组，再计算其后15年的净资产收益率(ROE)：

从Penman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企业目前的超额赢利能力可在未来大约5年的时间里得以保持，随后慢慢趋向于市场平均值。为此，我们以5年为限来衡量企业的商誉当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不过，对上述结果需要说明的是：(1)其净资产的概念可能是以账面价值为依据，而本文所取涵义均为市场公允价值，即包括除商誉外的一切可单独确认的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公允市价，但这并不影响上述结论的有效性，因为按市场公允价值调整后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只会发生绝对值的变化，而相对趋势不会改变；(2)由于现行实务对这种产生于企业内部的自创商誉并不加以确认并摊销，因而上述结论正可以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商誉的真实变化规律，即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变化只与其商誉的增减变动有关，而非商誉摊销所致。

其次，对计算期内的超额报酬也需进行合理的选择。其选取方法可有如下两种：(1)以此前数年(比如5年)超额利润的平均值作为估计值；(2)仅取上期的超额利润作为估计值。第一种方法可以有效防止商誉价值的过度起伏，使其各年的变化处于一种相对平稳状态，但对于一个新设企业则无法采用。第二种方法应用起来比较简单，而且也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例如，巴拉克里什南(Balakrishnan)、哈里斯(Harris)和森(Sen)在1990年所做的实证研究显示，用随机游走模型(RandomWalkModels)E(Xi)=Xi-1 0t［其中，E(Xi)为t期的期望值，Xt-1为研究项目t-1期的实际值，0t为随机项目］进行财务预测评价时，0t=0时结果更优。鉴于此，本文认为把估计值取为上期之值自有其合理性，虽然其中可能存在尚待商榷之处。同时，由于商誉价值需要用企业未来超额收益的贴现值来衡量，所以还需要选择适当的贴现率。那么，是象有人所说以行业平均利润率作为标准，还是以市场平均利润率作为标准呢?下面就对此加以分析。首先，贴现率的选择应是平均利润率而非市场无风险利率。因为对投资者而言，其投资目的应是获得市场平均利润而非低于此额的利息。其次，就平均利润率而言，取市场值作为贴现率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当其行业平均利润率高于市场平均利润率时，该行业单位净资产所获平均利润大于市场平均值。这种整个行业的超额赢利能力仍然不可单独辨认，无法脱离行业而出售。此时，该行业人力资本相对缺乏，使得人力资本的单位效用较高，因而这种超额赢利能力的来源仍应归结为商誉的范畴。当然，这时可以说此行业存在整体商誉，或可称之为行业商誉，而行业商誉的存在将会导致外部资本的流入，然而为文章篇幅所限，此处不拟将讨论展开。

根据以上讨论，可以将商誉的计量公式表示为如下形式：

VGW＝p0X(1＋im)-t＝POX(P／A，im，n)

其中VGW——商誉价值

n——计算期数

P0——企业上期超额利润或前若干期超额利润的平均值

im——按市场风险调整后的市场平均利润率

(P／A，im，n)——年金现值系数

四、商誉确认——对人力资本有效管理的途径

1.自创商誉

上面关于商誉的论述均着眼于企业的自创商誉，即于企业内部形成的商誉。在传统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下，一般不主张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其理论依据一般可以归纳如下：(1)人力资源非企业所有亦非企业所能控制，缺少资产应具的特征；(2)难以确定其历史成本；(3)其收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4)实务操作难以规范，且不予确认并不会对报表使用者产生影响。对各种不予确认的理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报告特别委员会(TheAICPAecialCommitteeonFinancialReporting)在其发布的《论改进企业报告》中作了详细论述，并强调“确认自创的无形资产，并不能帮助用户对一个企业进行评价，以及对信贷风险进行衡量”。

勿庸置疑，仅站在可靠性的角度，自创商誉也许是不宜加以确认的。这是因为，它产生于企业人力资本的超额使用价值，而人力资本的取得成本——工资费用象实物资本一样，已按其取得成本入账。既然实物资本的具体形式——有形资产一般也是按其取得成本入账，就不应要求把人力资本按其使用价值入账。

但是，虽然存在上述理由，而且目前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的条件尚不具备，但不应以此否认本来对其确认的可能性及其合理性。因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实际调查结果显示，即使在用户看来，无形资产也是十分重要的，且对企业的竞争力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显然，商誉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当其实际价值数额巨大时，若不予以反映，必然影响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同时，正如前文所述，企业人力资本的核心部分若长期保持稳定，则已具有融资租赁固定资产的属性，将其作为一项特殊的资产予以反映或确认当有其合理性。而且，若能将其加以反映，必会促使企业重视其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管理和利用，也有利于用户分析企业的现状、潜力与前景。可以预见，随着相关条件的逐渐成熟，以及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逐步深入，对自创商誉加以确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2.外购商誉

关于外购商誉，现存实务多予以确认。如英国标准会计实务公告22号(AP22)表达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该公告认为：“尽管商誉没有形态，可它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在企业被并时，所付价格中已经包含一定数量的商誉价值；这样(该项)资本已换成一种资产——商誉，因此应将其以与其它资本资产同样的方式予以确认和处理。”既然外购商誉产生于现实的交易，对其予以确认自然也就不存在可靠性的问题。

当然，对外购商誉的性质应如何理解仍有必要加以讨论。首先，企业被并时，其价格的决定因素自然是企业的内在价值，但一些外部因素，比如说供求关系，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与一般商品的价格受其效用及其“稀缺程度”两个因素的影响其道理完全一样。在现实中，由于企业设立的目的是赚取利润，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会出售，其稀缺程度往往很高，从而价格高于价值(含商誉在内)——即商誉高于实际值的现象也就较为普遍。其次，从购受企业来看，其目的在于获得受购企业的效用，并靠此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然而当企业以公允价格购入一拥有商誉的企业时，其所获投资利润率仅相当于市场平均水平，而购入其他不含商誉的企业亦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即此两种投资方式的投资利润率应无差别。所以，一家企业购入另一家拥有商誉的企业，一定认为受购企业能够提供超额效用，否则不应在选择购并对象时厚此而薄彼。受购企业对购并企业的超额效用可能源于受购企业人力资源被埋没的价值或者源于购并企业人力资源的内在潜能。然不论是哪种原因，起关键作用的应是购并企业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其包含企业家在内的高层管理人员。当购并完成时，受购企业的员工常被大量裁减或更换往往就是为了顺利实现上述超额效用。

五、商誉摊销——人力资本超额效用的消耗

不论企业的自创商誉还是外购商誉，都是由于其现有的人力资本具有超额效用才存在，并因企业与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劳动力间的契约而得以延续，但其延续时间不会太长。从前文Penman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此期限一般为五年左右。因此，企业现有的商誉应予以摊销，其摊销期限亦不妨取为五年。当然此期限可能随行业及其人力资本的流动性不同而可有不同的表现。

有人认为，企业的商誉可能得以长期保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还会不断增加，因此主张对商誉不予摊销，而让其一直保留在账面上。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前所述，企业目前的商誉一般不会长期发挥效用。而且，若商誉果能得以长期保持，应是后期对人力资本效用的保持或有效开发和利用所致，不应将其与目前的商誉不加区分。

关于摊销方法的选择，由于现存商誉的效用呈递减趋势，因而应采取与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法类似的方法加以摊销，使其摊销额前期多而后期少。然而，如果每期都有新的商誉形成，在此新增额呈均衡状态且又作为自创商誉加以确认时，各期总的摊销额亦当保持均衡，故可就账户总额用直线法予以摊销。

六、负商誉本质——人力资本超额效用为负

既然商誉表现为企业净资产报酬率高于或低于市场平均值，必然各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其商誉为正或为负，且其总体服从正态分布。如果其值为正的企业称为拥有正商誉，值为负的企业则可称为拥有负商誉。正如正商誉是因企业人力资本存在超额效用一样，负商誉则缘于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之差低于市场平均值(广义上不妨亦称为存在超额效用，其值为负)。这种人力资本的(全部)使用成本既包括向劳动力支付的报酬，也包括使用本企业人力资本所造成的诸如效率低下、产品积压、浪费严重、丧失机会等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既然商誉为负是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其决定因素是企业人力资本的效用与其使用成本的关系，改变其人力资本的占有和使用状况就成为使商誉不断增加的主要手段。降低向劳动力支付的报酬以达到部分降低人力资本使用成本的目的或调整、开发现有人力资源以增加人力资本的效用均有一定的有效性。当然，企业的商誉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受所处行业的整体商誉的制约，这种制约表现为其行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稀缺程度降低或升高，从而其人力资本的效用也随之降低或升高，企业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当所有企业尝试各种途径以增加其商誉时，社会的生产率将随之提高，不过，此时仍有约一半企业其商誉为负。

结论

人力资源，作为知识和技术的所有者，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及其有效地管理、开发和利用，是决定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企业而言，人力资本的超额效用是其商誉的真正来源，这种超额效用缘于其对人力资本、特别是对“企业家”的垄断。当资本与劳动之间达成一种不完备的契约时，即可使商誉得以产生。对商誉加以确认和计量可以促使企业重视对其人力资本的管理、开发和利用。所有企业积极改善其商誉的努力将使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但仍将有一半左右的企业其商誉为负。当然，从实际来看，本文所涉及的关于商誉计量的变量的可得性与及时性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人力资源会计所需解决的，然而对它的进一步讨论已超出本文的范围。

2.低碳经济的实质 篇二

一、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交往方式的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不是生产方式一体化或某种社会制度普遍化, 而是交往方式的一体化, 是作为生产力手段和途径的商品和市场经济全球得到认同。交往范围的扩大、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普遍性,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想发展生产力、走向现代化, 它都必须对外开放, 因而必须遵循世界共同的交往原则, 这就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交往原则。正像马克思所说:“人们彼此间的世界主义的关系最初不过的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它们的共同语言是价格, 它们的共性是货币”。正是通过交往方式的改变, 人们才联成一体, 而交往方式的改变, 则预示着人类一个心的历史阶段的开始。

二、经济全球化正真起点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之时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的商品交换一体化, 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交往方式的一体化, 任何国家, 只要它不想固步自封, 它就必须把自己纳入这一过程, 在这里, 商品、货币、资本、交换起着重大的历史作用。从历史上看那, 商品经济一开始就是以一种革命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正像马克思在谈到西方原始社会瓦解时所指出的:“由于同外地人交往, 由于有奴隶, 由于要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等等, 这种发展使那种成为共同体为在基础的, 因而也成为每个人客观的个人的基础的生产方式发生解体。”恩格斯也同样指出:“分工, 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 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长期以来, 传统的社会主义者把阶段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过分的强调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 现在看来是有失偏颇的, 这种思维方式需要改变。可是耐人寻味的是, 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却试图利用全球化贩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把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 确实有些不合时宜。

人类历史表明, 商品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 只是到了近代, 到了资本主义时期, 两品交换才构成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劳动力成为商品, 因为“最大的狡猾, 不是商品的交换, 而是劳动力同商品的交换。”一旦劳动人口不再作为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 不再出卖劳动产品, 而是劳动本身, 或者更准确的说, 出卖他们的劳动能力, 那么, 生产就会在整个范围内, 在全部广度和深度上成为商品生产, 一切产品都变成商品, 每一个个别生产部门的物的条件本身都作为商品进入该部门。也就是说, “只是在劳动能力本身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已经成为商品, 而工人成为雇佣工人, 货币成为资本的地方, 产品才普遍采用商品形式。”因此, 经济全球化的真正起点, 不是商品的生产之时, 而是在劳动力成为商品之时, 在资本主义产生之时。

资本的本性是对剩余价值的追求, 在此过程中必然带来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因而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因此, 资本主义是最不文明的, 但是按照历史主义进步原则, 资本却有文明面。“资本的文明面之一, 是它榨取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和条件, 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相比, 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 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也就是说资本首先尊重并利用了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由于劳动是雇佣劳动, 劳动目的直接就是货币, 所以一般财富就成为劳动的目的和对象。作为目的的货币在这里成了普遍勤劳的手段。生产一般财富, 就是为了占有一般财富的代表。这样, 真正的财富的源泉就打开了。”“因此, 很清楚, 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地方, 货币不起瓦解作用, 而是起生产作用。”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股一切生产力即位置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

三、经济全球化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前提条件

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而不是狭隘的地域性,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经济全球化是辨证统一的。经济全球化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世界范围交往方式, 为共产主义的时间开辟道路和创造条件。

长期以来, 我们以生产关系作为评判生产方式高低的主要标准, 这是偏颇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因而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交换方式, 对于深刻理解历史, 具有重大的意义。“交往方式一般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 反过来却对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反作用。”马克思正是以此来确定生产方式的高低的, 例如他在分析货币的历史作用是, 就以交换方式作为评判生产方式的高低的标准:“生产方式越低, 也就是说, 可变资本同总资本相比投入的越多……产品作为商品的性质越是不发达, 价值控制生产的整个广度和深度越小。”

因此, 就现实的历史而言, 一种生产方式的高低, 不仅看它的内部的经济结构—生产关系, 而且看它商品化的程度, 商品交换越发达, 生产方式就越高, 反之则越低。拿这一观点看历史, 我们就不难发现, 前资本主义属于低级的生产方式, 而资本主义则属于高级的生产方式, 因为正是这种方式提供了比前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这一点对于市场经济本来就不很发达的初级社会主义尤其重要。在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对党的基本路线形成最大冲击的莫过于“左”倾思潮, 这种左倾思想的根源可能是多方面的, 但是从认识根源分析, 不认识共产主义的交往前提, 亦是重要原因。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前身一般都不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 而是市场经济很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 在无产阶级政权初步巩固以后, 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还是走非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就成为两条不同建国思路的主要分歧。

参考文献

3.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实质与途径 篇三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信息；知识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7)01-0031-05

The essence and path for structural change of dual economy

WANG Jing-an¹， LAI Jing-sheng²

(1. School of Business，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3， China；

2. Reg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W.A. Lewis pointed out that dual economy is the basic economic natur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the angle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all of economic system， organization and individuals are the devices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s production， collection， delivery and use， the key to 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results from the difference of the capabilities and efficiencies of the production， collection， delivery and use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different areas. Thus， how dual economy develops and changes completely depends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ed capabilities of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these areas.

Key words：dual economy； structure change； information； knowledge

一.二元经济理论：进展、批评与视角转换

阿瑟·刘易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与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现象是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其中，现代“资本主义部门”是指那些资本家以谋取利润为目标，使用可再生资本和雇佣劳工的经济，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是指不使用可再生资本、不雇佣劳工、不谋取利润的经济，即本地原有的传统部门或“自雇部门”，以传统的农业部门为代表。这种二元结构差异表现在生产技术、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区域经济等多方面。对于存在二元经济的国家，发展的核心在于重心逐渐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向现代工业部门，这可通过两部门间劳动力的流动并逐渐促进现代工业部门的就业和产出来衡量。 尽管这一理论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指出了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必要性，但其生存收入、劳动力无限供给等理论假设及资本累积、增加投资、重工轻农的工业化政策等却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对此，G.拉尼斯、费景汉等对该理论进行了修正，形成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成为了发展经济学中研究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工业化等二元经济问题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尽管如此，上述理论并没有指导发展中国家顺利地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现实中反而出现了二元结构的次级分化或双重二元结构、“民工荒”、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等二元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不断地修改理论假设和模型、更换药方，这包括从刘易斯的古典主义思路转向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D.W.乔根森(1967)、M.P.托达罗(1969、1970)等在假设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的前提下从农业发展及城乡就业角度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分析，卡尔多、拉克西特等对凯恩斯主义的引入，以及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超边际分析方法等新概念、新理论和新方法被引入二元经济分析中。 其中，杨小凯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从分工角度做出的解释表明，随着交易条件的充分改进，分工水平增加，二元结构将会消失。高帆等进一步明确了二元经济反差源于两部门不同的分工水平，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必须在分工演进的视角下才可能得到解释。随着分工组织的演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体现为一个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分工演进决定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程度。为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应着力从技术和制度层面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全社会的分工水平。

上述关于二元经济的讨论一方面相对独立地面对其特定的问题和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部分，其理论基础与一般理论的发展又有着一致性。从理论发展脉络来看，刘易斯留下的更多地是一个古典的结构主义的问题：二元经济现象是如何产生和消除的，对问题的分析却越来越远离刘易斯范式，成为各种经济理论的试验场。显然，刘易斯并不知道交易费用的存在，更不会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然而，二元经济理论一旦取得了与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一致性，那么针对一般理论的批评就同样适用于该理论。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一样，已有的对二元经济现象的理论解释都有其合理性，增加投资、技术进步、加强教育、制度变革等都可能带来经济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但也都存在理论和现实反例，更难以解释类似甚至相同条件下经济二元性程度的差异。威廉·伊斯特利或许是正确的：实现高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这需要许多特定政策和诸多条件的共同作用。总之，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总结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发展原则和理论解释，然而经济学似乎还没有准备好某个线索，从而使我们将这些影响因素、发展原则联系在一起或组织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以逃脱在经济增长本原解释上非此即彼的尴尬境地。

王京安，赖景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实质与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审视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这种审视不仅是对理论本身，更需要哲学层面的反思。各种经济学传统的基本假设、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及概念界定等无不透露出其哲学态度。在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影响经济学的哲学观总体上是物质本体论、牛顿主义的决定论和机械原子论、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等，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新古典范式形成中边际革命时期对经典物理学的类比和模仿。 因此，对二元经济现象的研究，无论是古典思路、新古典理论还是激进学派，无论是强调物质资本投入还是人力资本的作用，技术进步或是制度变革，都无一例外地将目光集中在了经济系统中物与物的关系上。至于人力资本理论和强调对人进行激励的制度理论，似乎看到了人的重要性，但这无非是将人与物对应了起来，本质上讲是对人的物化，仍是从物的角度看待经济系统的运行和经济增长。这可以说是经济学的通病。尽管A.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还在强调经济学“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但经济学却从来没有建立以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尤其是在以利己主义和理性选择为核心的人性假设形成之后，经济学中“千人一面”，将人类比于物的基础已经形成，“人学”的声音就更难见容于主流经济学了。而迷恋模型和理论体系的精美与严谨进一步地使经济学失去了在广泛的历史背景和多学科对话状态下反省的能力。对此，罗伯特·福格尔指出，过多地纠缠于20世纪前1/3时间发展起来的各种经济概念和分析技巧，不断地以更复杂、更一般的数理模型来重新表述，使经济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已超出了其应该的范围。

同时，对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问题也有不同的概括。拉尼斯强调，组织二元性的特点是“商业化”与“非商业化”而非“农业”与“非农业”以及不均衡体制刚性工资概念；柯利、墨菲、谢勒夫与维西尼等考虑了规模报酬递增问题；杨小凯将其转化为分工程度问题。而离开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等概念则很难对二元经济问题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分析。因此，对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问题要做深入分析不仅要进一步地发掘问题的实质，还有必要重新选择研究视角，以便将这些看起来各不相同的因素组织到同一个理论框架之内。

二.经济系统的运行与经济增长：基于信息与知识视角的理解

在经济学中，经济系统如何运行是其核心问题，然而经济学似乎从来没有明确解释过这一问题：古典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更多的是一种隐喻；新古典经济学对此只进行了形式化而非深化和具体化。到目前为止，惟一给我们希望的是F.A.哈耶克。哈耶克认为，在劳动分工背后更为基础和重要的是“知识分工”，经济学理论的任务在于解释一种整体性的经济活动秩序是如何实现的，经济学的中心问题应该是行为主体如何获得和利用有关知识。因为如何以及是否有效率地使用“知识”决定了社会经济的组织方式及其绩效。

从信息论的角度讲，信息是人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使这种适应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互换内容的名称。“信息”与“物质”、“能量”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是最基本的概念。任何组织所以能够维持自身的内在稳定性，是由于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信息的方法。因此，经济系统、组织和个人就是信息生产、获取、传递、加工处理和使用的开放系统。在K.波普尔“三个世界”划分——物理对象的世界称为“世界1”，主观经验(如思维过程)的世界称为“世界2”，自主陈述的世界为“世界3”——的基础上，M.H.布瓦索进一步明确了数据、信息与知识间的关系：数据本身可被认为是能量现象，将我们作为认识主体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信息是从数据中抽象出来的，使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事物或采取行动；知识则是对我们作为认识和行动主体的内在意向状态进行的描述，是关于世界或其中某些部分的认识，是或多或少可牢固掌握和支配的，可使我们随时在信念的基础上采取行动，且这些意向状态受到信息抽象的修正。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生产是数据的转化，交换是数据扩散和积累的先决条件，而信息流动受物质规律制约，并总在寻找节约信息成本的方式，组织、制度的出现则是由社会制度中信息的流动决定的。因此，有效地利用信息是组织制度(包括市场)的效率根源。

上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经济系统运行及经济增长的信息与知识的视角。而且，与基于物的视角的传统理论相比，该视角在哲学上更站得住脚。从信息和知识获取、处理的角度来看，对经济系统的理解首先是从能够感知客观世界的个人开始的。人们通过一定的认知模式、结构来获取、识别和理解信息，而认知结构则主要是通过我们与他人的社会联系获得的。而且，认知有其文化特殊性，我们已接受的概念框架可以反映出我们的文化、继承的社会模式和成规。在不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个人可以从周围世界中学到极不相同的处理信息的法则。因此，文化、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和一系列的正式制度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认知结构，而且制度本身在信息指导中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并非仅依靠个人理性来引导他在一个他无力充分理解的复杂环境中行动，还需要通过各种技术、市场、制度、组织等方式来获取、处理和使用信息，通过不同的机制来处理已有的知识和获取新的知识，延伸我们的理性。

由于劳动分工，每个人所掌握的往往只是他所在的那些环节的技术知识。在这部分技术知识中，部分是肌肉动作和各种人体感官的运用，存在于潜意识中，是不可交流的，只能通过训练才能掌握。这就是个人知识或内隐知识。另一部分技术知识是可交流的，但其中部分不适于大规模地交流，这构成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那部分适于大规模交流的外明知识则成为了通用性(共同)知识。而且，在劳动分工的环境中，一个人不仅要知道一定的技术知识，还必须知道如何与其他人交流信息以协调生产经营活动，即必须拥有一定的制度知识。制度知识不仅必须是关于如何协调分工的知识，同时还必须是所有参与分工的人的共同知识。只有这样，个体间的交流才成为可能。当然，由于制度的层次性和交流成本的存在，在制度知识中，同样有部分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知识，部分则只是某个组织的共同知识，并仍有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或称为潜规则)。

技术通过经验的不断地正规化、知识化和物质化，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操作规则和机械设备，规定和缩小了人们的生产活动方式的选择方向和范围，从而减少了生产过程中与技术有关的信息/知识量。而市场、组织、具体的制度安排、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都具有制度含义，不仅都表达了一定的信息和知识，而且还规定了信息和知识获取、加工处理和使用的程序。只是其中所隐含的信息和知识的性质、分布及其范围是不同的，适宜于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处理和使用。最明显的就是，市场适宜处理分散、不连续的信息和知识，而组织则适宜于依靠层级制处理连续的信息和知识。因此，严格地讲，各种正规化的技术、技术物质化而形成的资本品、制度等都属于不同类型的信息和知识的“包裹”或“模块”，都是节约地利用信息和知识的方式。

从历史上看，信息和知识的增长、更新与分工深化、经济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劳动分工条件下，信息和知识的增长、更新主要是以劳动分工为条件，并通过劳动分工实现。很显然，不存在劳动分工，也就不存在交易行为，我们就只需要有关物品本身的信息和知识，而不需要有关交易的信息和知识。而且，尽管知识具有自我成长的能力，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的增长却是极其缓慢的。而在劳动分工条件下，分工导致了劳动者的“熟能生巧”，从而引发了技术创新和机器的发明。因为分工使劳动者把注意力集中于较少的操作上，缩小了个人处理的信息领域，使劳动者对所使用或生产的物品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进而提高了其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创新能力，并最终导致更为节省的生产方法的产生。而这往往是以技术创新、新机器等方式加以体现，这又意味着新知识和新信息的产生。与此同时，原有的部分知识被新知识替代了，或者部分知识，尤其是部分作为特殊技能的内隐知识被物化在机械设备中了。此外，部分知识被证伪，也导致了其新陈代谢。

不仅如此，分工的深化意味着迂回生产方式的发展，即在原料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之间插入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的生产工具、中间产品、知识的专业化部门等中间环节，从而增加了产业层次、加长了生产的链条。与之相对应的是，不仅是与有关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的信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复杂，加剧了知识和信息的分散化，进而加剧了人们的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程度，而且劳动分工的深化使交易的数量、整体规模大幅度提高，交易信息也因而大幅度增加。

三.信息和知识视角下的二元经济

在刘易斯、拉尼斯、杨小凯等的总结中，二元经济的本质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与传统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商业化”与“非商业化”的对立到劳动分工水平的差异，是一个逐步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深化过程。如果接受哈耶克“在劳动分工背后是更为基础和重要的知识分工”的观点，二元经济现象的本质就可理解为知识分工水平的差异，或者更具体地说就是不同部门、区域在信息和知识获取、处理与利用能力或水平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就是二元经济形成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信息和知识获取、利用方式的多样性，这些差异在物质世界中表现为技术水平、投资、区域、制度等不同类型的二元结构差异。

以个人为起点，一个区域或部门对信息和知识有效使用的能力由三个层次组成：

1.个人层次。个人是信息和知识获取、处理和利用的最基本单元，其能力主要取决于：(1)个人的信息模式(心智模式)，是个人如何组织信息的基本结构和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个人对哪种类型的信息和知识更敏感、更善于处理和使用；(2)学习，是逻辑地将信息组织到自己已经有的知识体系中，并对已有体系进行修正，从本质上讲是能力的获取和提高；(3)教育，外界为个人心智能力提高提供的基本环境，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如家庭的道德熏陶、社区文化的影响等)。

2.组织层次。组织试图通过某种方式、规则来实现放大和延伸个人能力。这取决于：(1)组织的层级机构及其与技术、组织的信息分布与发布特征等之间的匹配关系；(2)组织领导的个人信息模式、能力大小及其与组织的匹配关系。

3.环境层次。这里的环境是指个人和组织决策影响之外的因素，如技术环境、市场环境、资源环境、制度环境、社会资本(如信任、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等。环境是个人能力和组织能力的支撑，主要表现为个人和组织从环境中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难易程度。如果环境蕴涵的能力是强大的，就会为个人和组织先期处理某些信息和知识，提供稳定、易处理的信息流和知识流，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节约个人和组织的能力。D.C.诺斯曾指出，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的交换的转换和路径依赖表明制度演变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这实质上是在向更有效率、更大规模地分享、使用信息和知识的方向转变。

上述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一个区域或部门有效地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能力。其中，组织和环境中的信息和知识能够顺利地进行传递，从而使个人能够借助组织和环境来提升其能力。这种能够在其内部顺利地传递、获取和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范围，本文将其看作一个信息和知识利用的“单元”。这种范围或“单元”并非仅指空间范围，而更多地是因为其具有紧密的信息联系。这些“单元”与“单元”之间在信息和知识利用能力和效率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其相互间的信息和知识沟通上存在某种阻碍，从而形成了被称为二元结构的差异。这是对二元结构形成的静态解释。

如果将野中郁次郎的组织内知识转换与创新理论放大到一个区域背景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一个“单元”的知识利用过程。野中将奥地利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概念运用到企业中，强调知识生产就是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间交互作用的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组织内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通过“社会化—外在化—联合化—内在化”过程，使组织内的“显性知识”转换为个人的和组织的“隐性知识”，而只有“隐性知识”内化于个人和组织之后，知识才能被利用并形成各种能力。同时，在这种知识的转换循环中，新的知识又被创造出来，从而进一步提升个人和组织的能力。知识的转化、传递和创造就是这样一个动态、递进的过程，当组织的隐性知识完成一次知识螺旋运动并转化为新的隐性知识时，新一轮的知识螺旋又开始了。如果将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知识与信息交换考虑进来，那么整个经济系统就是一个通过知识的螺旋式交互作用来实现新知识创造的开放系统。从社会经济系统整体的角度来看，新知识的创造过程就是一个知识分工深化的过程。而知识分工水平的改变也将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当然，这种改变并不必然地向消除二元结构的方向发展。

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途径

本文不准备提供一个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完整而具体的药方，能够提供的只是一个基本原则：持续地提高获取、处理和使用信息和知识的效率及能力。从这个原则出发，增加资本积累和投资、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加强基础建设、提高教育水平等都是提高上述能力的可能方式之一。然而，这些方式只是可能的途径，它们是否有效，从静态角度来看，关键在于其能否转化为新的利用信息和知识的能力；而这些转换途径能否持续地发挥效力，关键就在于它是否导致了知识创新的螺旋式地循环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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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低碳经济的实质 篇四

不确定性很难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实质影响

今年10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前三个季度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11月11日,又公布了今年10月份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1781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而且今第年三季度GDP增长8.9%,明显高于二季度7.9%的数值.由此可以看出国民经济“保增长”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中国经济会持续向好.

作 者：易宪容 刘亮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刊 名：中国新时代 英文刊名：CHINA NEW TIME 年，卷(期)： “”(12) 分类号： 关键词： 

5.低碳经济的实质 篇五

[摘要]在全社会积极倡导绿色理念、构建低碳社会的大背景下，创建低碳校园日益提上了高校发展的日程。创建低碳校园。不仅是高校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而且也是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建设低碳校园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如资源浪费、节能意识薄弱、技术落后、设备老化等问题，因此，加大宣传力度、开展低碳系列活动、创建低碳环保体系等一系列举措是创建低碳校园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低碳；低碳校园；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

高校作为社会文明风尚的指向标，是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近年来由于高校的大规模扩招，使资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不仅影响到高校社会示范效应的发挥，而且制约了高校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当前资源紧张的情形下，构建低碳校园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一、适应全球低碳主题，构建低碳高校。

(一)低碳校园提出的背景

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诱因不断地为人们所认识，不止是烟雾、光化学烟雾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将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也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的《京都协议书》中首次系统地论述了低碳经济。2003年，英国政府出版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首次从官方的角度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此后，“低碳”概念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各国关注的领域。甚至有人断言，在当前形势下，谁率先掌握了低碳技术，谁就能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对此，中国政府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切实的实践。2010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倡导低碳生活，建设低碳社会”作为重要的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同时，将2010年“六·五”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定为“低碳减排·绿色生活”，试图通过对此次主题活动的宣传，使每个人意识到低碳减排的必要性，并自觉从自身生活做起，建设低碳型社会。在这种全球积极倡导绿色理念、构建低碳社会的大背景下，创建低碳校园成为和谐校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到高校的规划与发展之中。

(二)低碳校园的内涵

所谓低碳(10w carbon)，是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低碳生活”(10w—carbon life)，则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要尽量减少，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从而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减轻生态恶化。„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低碳校园，就是指在学校的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中，通过宣传教育、强化管理、改善设施等手段，动员和激励广大师生切实遵循低碳环保理念，践行低碳生活方式，节能、节水、节材并保护环境，尽可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构建和谐文明的校园，实现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二、创建低碳校园的必要性

(一)实现校园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办学条件的日渐改善，高校的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尽管高校相关部门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供

需矛盾现象得以缓解，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供需矛盾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由于高校资源消耗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师生浪费造成的，因此，高校在节约资源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当前，创建低碳校园，提倡节能、环保的生活方式，是高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发挥校园示范辐射效应的必然选择

高校作为社会文明风尚的指向标，应在构建低碳社会、倡导低碳生活方面充分发挥校园的示范辐射效应。大学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人才和栋梁，是时代进程的推动者，肩负着社会发展的重任，低碳生活的推进，更需要大学生这股先锋力量的积极参与。高校应当利用建设低碳校园的契机，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培养学生勤俭节约的道德风尚，营造低碳环保的校园风气。而当大学生离开校园、踏上社会的时候，其在大学中接受的低碳教育和低碳生活行为就可以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对建设低碳社会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从而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低碳意识。

(三)推动低碳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低碳社会的构建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而持久的努力。高校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引领社会风尚、推动社会发展方面有着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可以充分利用其自身的优势打造一条“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环保链条，使之最终服务于社会。可以说，创建低碳校园不单纯是学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最终它将成为推动低碳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据2010年4月29日的《南方周末》报称，“如果全国近千所高校都成为‘低碳大学’，一年便可节省约210亿元。此外，还可省出26个武汉东湖的水体量，增加七个半香港大的绿化面积。”可见，创建低碳校园意义重大，迫在眉睫。

三、创建低碳校园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困难

校园是肩负着教育、科研和社会服务重任的重要基地，是构成社会的重要社区，也是资源能源消费的大户，涉及面广、数量大、形式多样。因此，在低碳校园的创建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各种问题与困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节能环保意识薄弱，资源浪费严重

长期以来，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观念的影响与制约，广大师生员工节能环保意识比较淡薄，存在“公地悲剧”的现象，即认为土地是公共的，谁都可以使用，．而收益是自己的，问题是大家的，只要可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公共资源浪费与否无人关心。如在某些高校中，水电“跑、冒、滴、漏”浪费现象普遍存在且日趋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高校的水电支出占全校经费支出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一些教室无论有人没人、人多人少，全天开着所有照明设施；还有部分学校大量使用自来水进行校园绿化、美化。这些“长明灯、长流水”现象，不仅造成了水电资源的严重浪费，同时还于无形中增加了学校的后勤成本，不利于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二)节能技术和设备落后，推广能力有限

我国大部分高校建于上世纪下半叶，由于资金的缺乏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很多基础设施陈旧落后、节能能力差，从而使高校发展陷入了“锁定效应”(Locked—in Effect)的泥沼，即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等，一旦投入，其使用年限均在15年乃至50年以上，其问不大能轻易废弃。例如，目前很多高校的电路、管道等管网设施普遍陈旧老化，有的管网常年失修，已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还有一些高校超市仍大量使用敞开式冰柜，不仅耗电量大而且不利于

校园环境的保护。

(三)规章制度不健全，监管力度不足

高校存在的资源浪费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主要包括：节能规章制度建设不健全、监督工作力度不够以及管理人员自身素质有待提高等方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蔡志洲认为，各层面上的能源浪费都与制度的缺失有关。他认为，要想真正做到节能，关键是要从完善制度人手，让所有人都为自己消耗的能源付费，只有从制度上做出了保证，才能有普遍的意义。然而，目前我国各大高校在制度建设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未能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奖惩机制，不利于低碳校园的有效管理；此外，管理人员素质的高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资源的使用状况，不少高校的节能管理人员学历低、专业能力不强、技术力量薄弱，制约了新设备的使用和新技术的推广，难以发挥技术人才在建设低碳校园中应有的作用。

四、低碳校园建设的几点思考

创建低碳校园不仅是高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响应国家构建低碳社会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建设和谐校园、促进高校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此，高校领导应站在全局的高度，将低碳校园的建设作为发展战略列入学校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为构建和谐校园、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具体来说，建设低碳型校园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师生低碳理念

建设低碳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必须将全民减排纳入建设低碳社会的计划中来，转变人们的观念，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具体到低碳校园的建设中，就是要切实转变全校师生的“公地”理念，培养节约环保的健康生活方式。创建节约型校园最主要的不是节约眼前的资源，而是大学生在节约的理念下容易产生和谐氛围。一个崇尚节俭的环境，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作用较大。相反，如果人人崇尚奢靡，处处以浪费为美，必然会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攀比，从而造成巨大的浪费，更可能滋生犯罪。川大学校园餐厅里的饭菜浪费、“长流水、长明灯”等现象从侧面揭示了当今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降低和低碳环保意识的缺乏。作为当今社会人数众多的群体之一，一个人的浪费可能影响不大，但当所有人一起浪费时，将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损失，这值得人们深思。事实上，低碳和节约是并行不悖的两个概念。因此，高校在建设低碳校园的过程中，应通过课内、课外等多种途径，将低碳的理念灌输到每一位师生员工的意识中，增强其建设低碳校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培养广大师生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从身边小事做起，注重节电、节水、节油、节气，使其在未来能够成为低碳生活的倡导者，低碳理念的传播者，低碳生活方式的践行者。

(二)强化管理，厉行节约

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能规范人们的基本行为和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社会的利益。完善制度，才能提高效率。创建低碳高校也须从制度建设开始，健全制度，深化机制，才能事半功倍。“低碳”作为新世纪新要求，不仅要完善旧制度，更要发掘新机制。高校应根据中央关于构建低碳社会的相关精神，出台一整套规章制度和相关政策，使低碳校园建设有章可循。首先，强化成本核算机制，对师生宿舍用水用电实行限额管理、超用收费制度，通过目标管理，增强服务者的管理意识和被服务者的节约意识，建立以成本核算为基础的能源管理体系和“谁使用，谁交费”的节能目标责任体系，实现成本的最优化和效益的最大化。其次，通过制定完善的监督管理体制，建立合理有效的考评体系，将低碳校园建

设工作纳入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作岗位职责和绩效考核之中，督促师生员工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另外，应完善激励机制，对于节约措施有效、节能效果突出的部门和个人实行奖励，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及相关的规章制度，从而激发广大师生员工厉行节约的积极性。通过上述一系列奖惩办法的实施，使低碳理念逐渐“内化于心，物化为制，外化于行”，从而推动和谐低碳校园的建设。

(三)完善基础设施，创建低碳环保发展模式

基础设施陈旧落后的高校应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及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主要是对陈旧的设备进行更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对能源结构进行转换。具体来说，一是全面改造旧式耗能设备，如对高校电路管网设施陈旧老化问题应按照节能、安全等要求进行技术改造，优化供电线路、安装新型的SII系列变压器替代老旧变压器，减少供电能耗。二是积极利用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应在采购工作设备时优先采购“零排放、零污染”节能产品，如在公共场所安装自闭式延时阀控制用水系统和感应灯控制用电系统；实行全程智能化管理照明设施，避免“长明灯”现象；采用循环用水技术，建设污水处理与中水回用、雨水利用工程设施，提高全校污水回用率等。三是大力推广新型能源，逐步减少对煤炭能源的依靠，立足高校实际，充分利用其它清洁能源进行生产，如利用太阳能设备，使用节能燃气灶，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保证后勤清洁发展。

(四)发展低碳学科专业，培养低碳实用人才

6.低碳经济的毕业论文 篇六

下绿色建筑与环境保护的研究策略

商务区规划用地面积约86.6km2，核心区的主体是现代商务功能，巨大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使得其碳排放不容小觑。在高标准建筑的基础上，虹桥商务区的目标是实现核心区域全面低碳排放，局部区域或者建筑实现“零碳排放”。采用热、冷、电三联供，建成国内最大的区域集中功能系统;核心区域全部为国家标准一星级以上绿色建筑，其中二星级绿色建筑超过50%以上，江苏武进高新低碳示范区2010年6月，江苏省武进高新区(图略)被江苏省发改委批准为省首家低碳示范区，并被江苏省住建厅授予“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区”。2011年又被国家住建部批准为“绿色建筑产业集聚示范区”。武进高新低碳示范区的规划面积为27.8km2，规划空间布局总体框架为“一心六轴四片”。“一心”即示范区的商务、办公、商业、中心;“六轴”即示范区主要的“三纵三横”轴线与空间发展轴线;“四片”即示范区的四大功能片，包括滨湖生态片、生活与服务片、东北部与东南部的制造产业片。按照建设节能体系规划，低碳示范区具体分为零碳区、微碳区和低碳区三个部分[8]。示范区的建设追求六个“零”，“零工地”、“零能耗”、“零排放”、“零污染”、“零距离”以及“零资源”。通过多种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关键技术集成应用，充分彰显了低碳环保的特色。

低碳示范区的绿色建筑与环境保护研究措施

低碳示范区的建设从绿色建筑层面出发，以完善区域建设为目标，探索建立一个低排放、低污染、低消耗、生态化的规划建设方案，从而达到符合低碳经济的、高水准的场地建设和建筑设计建造要求，实现一种循环、节约、可持续的低碳城市发展之路，塑造独具魅力、和谐社会生活的典范。示范区规划制定与开发利用研究对示范区的产业结构布局、交通规划、能源规划以及公园绿地的开发与建设进行规划与评估，并提出符合低碳经济模式的环境保护与规划策略，指导相关决策部门的管理与评价。示范区的建筑生态设计策略研究对示范区的和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室内外工程的开发与建设进行规划与设计，分析地域建筑合理的生态观和设计观，提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地域建筑特色空间的设计策略。示范区的建筑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评价分析研究对示范区的场地土壤、大气、噪声影响以及水污染和光污染等环境影响因子进行模拟和实证研究，开展相应的数值计算分析，提出场地建设阶段应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以及人员的安全与健康管理措施。同时提出建筑材料与资源的节约与再利用使用策略与评价管理要求。示范区的建筑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研究对示范区的室内外环境进行分析，对原生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以及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绿色管理与监督的具体实施方法，优化管理政策和条例。

结语

21世纪建筑的基本任务，绿色建筑及其研究和实践正是为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而提出的。绿色建筑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建筑理念，从理性设计思维方式和科学程序的角度，以提高建筑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及资源效益为目的,不仅有利于使用者的健康，还能够降低环境的负荷，而且能够与环境相融，使建筑成为环境良性的有机组成[6]，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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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低碳经济的实质 篇七

1. 1 管理体制存在弊端

就目前的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来说,其在管理定位上并不明显,这就使得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在很多的乡镇中,都开始以农村经营管理为关键点,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主要起到的就是调节的作用,然而,就管理上来说,问题还是存在,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现代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内容矛盾,这些矛盾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比如,很多农村在进行土地承包上,相关的管理机制并不完善,而管理人员也相对匮乏,这样就使得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无法正常的开展,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使得现代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的进展受到限制。

1. 2 基础设施并不齐全

相较于城市来说,农村的地理位置通常都较为偏僻,生活质量也并不高,而且工作人员相对来说较少,加上交通并不便利,受到这些因素的限制,就使得农村在建设上处于落后的局面,相关的基础设施在建设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的问题,由于工作环境差,基础设施存在隐患,这就使得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大大地降低,经营管理人员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也没有较高的兴趣,从而使得现代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的开展无法顺利地进行。

1. 3 农村经营发展收益并不固定

很多的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人员在管理工作中收入并不高,而且相比较其他地区的经济管理工作中,收入更低,同时,农村的经营管理预算中并不存在工资、经费等,就这一点来进行分析,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相关员工在工作中,无法提起很大的兴趣,积极性也并不高,没有相应的责任意识,在资金收入上并不固定,这就使得现代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无法高效的开展。

1. 4 经营管理人员本身素质较低

通常而言,现代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人员很多都是直接由政府进行安排,而且安排的这些人员并不具备专业的技能,这就使得其在工作的过程中,无法具备较高的专业性,从而使得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的开展受到限制。除此之外,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人员并不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相关部门没有为其提供外出实习的机会,虽然这些工作人员本身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以及相关的技能,但是在管理工作中,工作人员却无法高效的对社会的发展进行分析,无法掌握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就使得现代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导致现代农村经济在发展上出现了停滞的现象。

2 现代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的实质

就现阶段的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来说,其本质上就要能够使得农村居民的收入得到提升,使得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样才能够使得农业发展的整体效益得到提升,就实质性的角度来分析,现代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是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平台上开展的,有效的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三农问题可以得到良好的解决,奠定三农发展的基础,从而进一步的加大新农村的建设力度。

3 应对措施

3. 1 建立健全的农村经济管理制度

在开展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如果相关制度并不完善,那么就会使得管理工作的开展受到限制,农村经济发展也会更加的缓慢,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就需要在对相关管理制度进行制定的过程中,能够不断地对该制度进行完善处理,合理的应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分包到户的执行手段,确保政策能够顺利的实行,切实有效的将相关的政策落实到实处,这样可以使得经济管理进一步的得到发展,从而使得经济管理服务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这对于推动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 2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就现代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的问题,就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对相关的基础设施进行完善处理,加强建设的力度,提升建设的质量,使得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改善,帮助工作人员适应环境,清楚了解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而将其融合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保障工作人员能够有一个舒心的工作环境,从而进一步地提升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使得工作人员能够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现代经济经营管理工作中,使得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能够高效地开展。

3. 3 加大基层组织建设力度

以现阶段农村基层组织的实际情况为根本出发点,培养优秀的经营管理工作人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并建立奖惩制度,使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能够真正意义上做到为人民服务,另外,在进行现代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农民的素质,为我国基层组织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基层组织管理人员的无私奉献和履行自身职责,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促进农村经济地发展和进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3. 4 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联产承包制将原有的集体生产制度取代,农村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在不断地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效率,使生产效率也在逐渐提高,农村经济得到不断的提高。现阶段,我国农村生产力主要集中在包产到户和新型合作社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效率,有效地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促进现代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

3. 5 提升现代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人员自身素质

现阶段,我国的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人员本身的素质相对较低,面对这一问题,就需要合理的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对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进行提升,加大相关政府对工作人员的重视,为其安排相应的外出实习机会,确保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在不断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知识水平的基础上,使得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也能够得到合理的提升,在此基础上,需要确保工作人员能够对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从而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从而更好的使得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可以得到顺利的开展,以更好的实现农村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4 结论

总而言之,现代的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还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就需要在了解现代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工作实质的基础上,针对农村经济实行合理的规划,不断地提升农村的生产力,加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基层组织,进一步提升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以此来更好的针对农村经营实施管理,不断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解决,从而更好地加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1]武卫敬.现代农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浅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2(2).

[2]马克亿.浅析农村经济管理中信息化的应用[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2(1).

[3]赵宇.浅谈现代农村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J].价值工程,2011(3).

[4]闫先东,魏晓丽.在新形势下我国发展现代农村经济的政策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1).

8.东亚：经济一体化迈开实质步伐 篇八

RCEP的发展前景

2012年11月20日，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通过了《RCEP谈判的指导原则与目标》，提出将在2015年末完成谈判的目标。2013年5月9日-13日，RCEP首轮谈判在文莱启动，16国正式成立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3个工作组，并就货物、服务和投资等议题展开磋商；各方就3个工作组的工作规划、职责范围、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还就其他领域谈判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目前，16国已就RCEP谈判的目标、原则和职责范围达成一致。其中，RCEP谈判目标为：在东盟成员国与东盟自贸伙伴之间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经济伙伴协定。谈判原则共有8条，主要包括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规则相一致，在现有5个10+1自贸协定（FTA）基础上扩展、深化和改进；对最不发达的东盟成员国提供更多灵活性，设有开放准入条款等。谈判领域将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争端解决以及其他议题。

RCEP将基于东盟现有的5个10+1自贸协定进行整合，如果仅从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来看，5个协定参差不齐，东盟-澳新FTA的标准相对较高，东盟-印度FTA的标准相对较低，东盟与中、日、韩三国FTA的标准较为接近。但应看到，各协定固然在货物、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和投资待遇方面有差异，但分歧并非完全不可调和，在原产地规则、检验检疫、争端解决机制、政府采购、环境等更多条款的共识多于分歧。

虽然目前16个谈判成员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利益需求各不相同，各领域谈判的难度很大；同时东亚地区政治安全环境不容乐观，参与国之间领土领海纠纷不断，跨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TPP）在东亚不断扩张，也会影响到谈判的进程，但RCEP的如期启动表明参与成员愿意积极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治决断。而TPP等外部因素的介入也并非全然是压力，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动力。正是因为TPP在东亚地区的推行，使得东亚国家产生了加快一体化进程的紧迫感，从而促使了RCEP谈判的启动。

未来，如果东盟在RCEP谈判中能切实发挥主导作用，包括中国在内的自贸协定谈判成员也能在其中积极推动，16国通过协商在2015年底前达成一个标准和自由化水平适中的方案，这个可能性仍然很大。

中国在RCEP中能获得的收益

RCEP建成后，将涵盖亚太16国，拥有约一半的世界人口以及生产总值近20万亿美元的大市场，超过全球经济总量的1/4，出口约5万亿美元，超过世界的1/3。RCEP的顺利建成，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RCEP建成后将会减少中国在对外贸易与投资中的障碍，使中国能更加充分地发挥比较优势，获得总体福利的增长。根据CEPEA联合研究专家组的测算，10+6范围内的关税消除和贸易便利化合作，将使中国的GDP增长4.65%。

第二，RCEP不仅使东亚各国产业合作更加密切，而且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能借此机会配合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进一步加大承接国际先进技术转移和“走出去”对外开展投资合作的力度，与日韩、东盟、印度等国深化区域内产业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推进RCEP有助于中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增强国内深化改革开放的动力。中国已经签订了11个自贸协定，但已签自贸协定对象国经济体量不大，对国内经济发展作用有限。RCEP参与成员经济体量大，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明显。2012年，中国与RCEP成员的货物贸易额达到1.2万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外贸总额的30.6%。通过推进RCEP，不仅能解决中国当前在推进自贸区谈判中的焦点难点问题，还可倒逼我们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局部竞争带动国内产业健康发展，推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

第四，RCEP的建设将增强亚太地区的凝聚力，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RCEP参与成员国基本上都是中国重要的周边国家，通过自贸区建设，进一步密切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深化互利合作，让周边国家共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利益，对于营造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地区和平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应发挥积极主动作用

中国应在RCEP谈判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推动谈判尽快取得务实成果。为此，中国应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主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国内敏感产业与部门适度开放，同时积极主动与RCEP其他谈判成员协商，尽早就自由化水平与规则制订达成一致立场，共同推动RCEP谈判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