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故事：人生,没有什么事是重要的

哲理故事：人生,没有什么事是重要的（共3篇）（共3篇）

1.哲理故事：人生,没有什么事是重要的 篇一

散文：人生最重的事是找到方向

什么是理想?我的看法是，当遇到困难、无解的时候，理想是一个GPS，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导航，是当什么都不清楚的时候，你知道该去哪儿。

大概在几年前，我们从西安开车前往乌鲁木齐，经过戈壁滩时，突然车坏了，那个地方手机没信号，如果继续开，就有可能把油烧完，四周一个参照系都没有。我们没有办法跟任何人联系，越来越恐惧、焦躁。这时司机下了车，他在那边转，不断地看，看什么呢，看有没有车辙，之后他发现有一个车辙。于是他就把车开到那个最新的车辙上面，把它横过来，然后说：“剩下的事情，只能等待，没有任何奢望。”

我们就这么等，等了大概将近一个小时，有一个特别大的货车过来，因为我们挡住了这个车辙，那车就停下来，我们的司机就写了个电话，让他出去以后打电话给对方求援。我们在车上就讨论说：“这事儿靠谱吗?人家会给你打这个电话吗?”司机说了一句话：“在没有方向的地方，求生是唯一的选择的时候，信任是最可宝贵的。”结果我们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果然我们的车子过来了，得救了。

经历这事后，我一直在想，人在什么时候最恐惧呢?不是没有钱的时候，也不是没有水的时候，更不是没有车的时候，最恐惧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方向的时候。当你有了方向，其实所有的困难都不是困难。理想，就相当于在戈壁滩上突然找到了方向。

其实，生命中第一紧要的事是要有方向。但是这个方向是怎么确定的呢?是你心中要有一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是非判断，是诚信的价值观、道义的价值观。有了价值观的驱使，你就会有一个方向感。这个方向感，每个人不一样，每个时代也不一样。20年前、30年前所谓的理想，并不是个人理想，那时我们只有家国情怀。但是你仔细看现在的人，说的都是小词儿。比如说我想娶个好媳妇，过个好日子，这也是理想;比如说我要成高富帅、成白富美，这也是理想，你不能说这不是理想。

所以在今天，社会理想、国家理想变成了个人理想。我主张我们应该在一个时代、一个环境下根据现实和价值观来确定追求，提出自己的理想。

人有了方向感后会快乐，生命会变得简单，你就不会在现实中变成“纠结哥”，你会变成“淡定哥”。人有三件事情算不准，第一算不准今后你要赚多少钱;第二算不准有多少幸福和痛苦;第三算不准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碰到大量金钱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很纠结，但是你如果有价值观、有理想，算账就会变得非常简单，人活得很安泰。

我自己就做三件事，第一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第二算别人算不清的账，第三做别人不做的`事情。什么人最快乐呢?有信仰的人快乐，心里头有方向感的人快乐，理想就是一个方向感，就像在黑暗隧道里的那个光明，如果你们失去了这个光明，你会恐惧，会死亡，而有了这个光明，你会行动，会前行，这就是理想在生命中的意义。

当然，理想这件事情，也不能把它夸大到什么都能解决，它是一个保健品，而不是速效救心丸。所以理想是一个增加概率的运动，有理想的人和没理想的人相比，只不过是成功的概率高一点，快乐程度高一点，毅力强一点，走得远一点，心里头踏实一点，无非是这样。但不是说有了理想，今天你20岁，到25岁时一定会房也有了，车也有了，媳妇也有了，什么都有了，一切都是叫“追求理想，顺便赚钱”。

我知道一谈理想难免要谈到现实。大家总是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永远都在讲理想，永远都不能够和理想拥抱在一起。我是这么看：理想永远是从现实中孕育出来的，因为不满，所以有梦想;因为没有，所以才需要;因为很弱小，所以想强大。

我们跟理想之间怎么对话呢?理想只是告诉你要去哪里，怎么去，这件事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简单也可以这样讲，现实是“术”的问题，但我们讲的理想是“道”的问题，也就是说“去哪儿”、“为什么要去那儿”的事，这是理想回答的问题;怎么去、什么时间去、怎么到达，这是现实中每天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有理想，但不等于可以跟现实做交易，说我今天有理想，明天就变成了要什么有什么，那是不可能的。

另外，我们必须看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真正能坚持理想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是在理想过程中被现实磨灭，然后妥协了。

所以，我们也必须知道，当我们大家在一起讲理想的时候，犹如在爬山之前的山底下的散步，这个时候每个人都信誓旦旦地说：“我要上山顶。”大家仔细看，走一会儿，就剩下一半人了，走到最后，就剩五六个人了，所有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在半腰上的人都在说风凉话，说：“上去干嘛，上去你也得下来。”在底下的人说：“有这工夫，不如去看个电影、谈个恋爱，或者旅游。”所有人都在给自己找理由，最后就剩下一个人，上了山顶，而这个人告诉大家，我看见了很多风景。但仍然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说照片上也有，跟你说的不一样，要不就说，我没上去，我不信这事儿。华人文摘

今天谈理想，面临同样的困境，讲了很多关于理想的事，你们将信将疑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因为你们现在还在爬山的起点上。如果你们坚持走到半山以上，20年以后，你回头来，也做这个节目，你会比我讲得更精彩，更感动，更有力量!

2.我最重要的事是取悦自己 篇二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得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非五星级酒店不出入，成天打着飞的满天飞，开个会要特地包下一个近海的小岛，英俊的老外同事小跑着为我挡住电梯门……

唯一的问题是，没有周末。作为一个新人，我没办法控制任何事的流程和节奏，以致于每个在我上一个节点的人都在周五下班前将任务移交给我;而每个在我下一个节点的人都期待在周一上班时看到我已经完成的工作。这样过了一年半，情况没有改善，我向上司提出辞职。上司是一个在英国长大的香港人，非常英俊。

他站起来，说：“你要想清楚。你有更好的机会？”我回答：“没有。”他挑了挑眉毛，重复了一遍：“你要想清楚。”

我很感激我的前上司，这已经是他所能做出的最真诚的挽留了。于是我也真诚地说了一句事先没准备说的话：“我需要一份有周末的工作。”

不管他理解还是不理解，我离开了。为了可以拥有睡懒觉、发呆的周末，离开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我不光是爱自己，简直是纵容自己。当然后来我找到了新的工作，不过宠溺自己始终没变，包括在熬夜攻案子之前，半躺在办公椅上敷面膜;包括在周一早上的例会上，边听下属汇报边盯着我的滴漏咖啡注满杯底。

但我有一个优点，我很公平。我不仅爱自己，而且怂恿周围的人多爱自己一些。于是在我的团队里，你会看到穿着绣花鞋和睡裤来上班的人，我给他们的口号是：“工作上，能做到一百分，决不允许苟且在九十九分。但是在能偷懒的时候，决不放弃任何一个宠爱自己的机会。”

我还鼓励多年性格不合的父母离了婚，让他们去寻找各自的幸福。当老公在工作上难以取舍，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的答案永远是：“怎么选你会更开心，就怎么选。”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忧国忧民是值得赞赏的，皇帝不急太监急是可以理解的，而爱自己、取悦自己仿佛成了一件需要解释的事情。因为这代表着自私、不忘我。但是我为什么要忘我？连自己都忘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上帝保佑，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人们不再将之称为“自私”，而开始称之为“自我”。当我的女儿长大时，如果她还能听到“雷锋”这个名字，如果她问我雷锋为什么要去帮助那么多的人，我想我不会回答她“为人民服务”，我的答案将会是“因为这样做能让他自己开心”。

哦，亲爱的宝贝，你一定要让自己活得开心。这才是你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使命。譬如在工作中，你会发现乔布斯的那句话是真理：“听从内心的声音，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从长远来看，只有这样的选择才能真正地让你身心合一，让你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成为一份事业。任何扭曲自己的工作选择，最后不是以庸碌无为收场，就是在走了一大半之后还要付出从头开始的代价。

在爱情中更是如此。他不会真地爱上你，如果你没有先行爱上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他爱的，正是你眼中的你自己。爱情，应该是一种邀请，而不是索取。你在遇见他之前已经足够圆满，才有能力在遇见他之后发现世界上还有更为圆满的圆满。

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也永远别忘了取悦自己。没有人值得你放弃快乐，没有任何快乐比你自己能感觉到的快乐更正大光明。

如果有人批评你这样做是无组织无纪律无集体主义，你就告诉他，如果集体的存在不是为了让每一个不伤害别人的个人都活得更快乐，那这个集体就是个伪命题。

这个世界能有多美好，取决于我们有多爱自己。我们所占有的微小一隅，如果能够开满不吝不嫉、清澈晶瑩的花朵，如果这个星球上满是这样的微小一隅，那么它在外星人的眼睛里，一定会美丽到不可思议。

当然，在我取悦自己的闲暇时光里，我愿尽量配合你取悦自己。

我真诚地希望你在这个孤独星球上住得开心。

（雨涛摘自《哲思2.0》）

3.没有什么比宽容更重要 篇三

王全安：因为电影拍完之后一直在剪辑，剪辑过程中会出现几个版本，这都是很自然的。为了公映，做了一些妥协，我希望这可以促进电影环境的改善。原本是一部不让拍的电影，今天还是拍出来公映了，它的意义会超越电影本身。

公映之后，大家的各种反应也是我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能想象到的。我感到惊讶的是，有这么多中国人来关心这部电影。以前我总觉得中国观众不太关心中国电影。

在众多人的关注中，梳理出的最大不满足好像是指不能看到一部更完整的电影。但我们处在这么一个环境里，没法做那么自如的表达。在拍摄上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拍攝的东西和放映的东西有多大差距，会造成怎样的状况，这都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机会。

人物周刊：《白鹿原》是在去柏林电影节前接到了要删改的通知吗？

王全安：对，在那个时间段附近。

人物周刊：电影被删掉的主要是1949年后那部分内容吗？

王全安：对，从故事上来讲，主要是那一段。

人物周刊：你如何对待这样的删改意见？

王全安：一个作品就像一个结果，它有一个完整的结构，结构的删改对作品造成的遗憾和困惑是不言而喻的，但我还是想尽量完善它。让大家看到现在的情况下能呈现的部分，我觉得在中国电影的环境中已经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在做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知道我们面临的是怎样一个环境，倒是没有太大意外。

人物周刊：你甚至在写剧本的时候都担心没法通过？

王全安：对，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与公映版相比，参加柏林电影节和香港电影节的版本在时间上会有几分钟或十几分钟的差别，这是为什么？

王全安：在时间比较短的版本中，又做了一些剪辑和修补，为的是让电影节奏更流畅。

人物周刊：我在你的工作室看过220分钟的粗剪版本，与这个版本相比，公映版很多线索有头无尾，比如说白孝文和黑娃吃冰糖这条线索。黑娃在被执行枪决前，白孝文让人给他送去了冰糖。

王全安：对，最后没有了，真是挺无奈的。但你知道吗，其实我是一个不太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去抱怨的人，因为这个问题远比我们说的复杂。

人物周刊：怎么处理这些断掉的线索？

王全安：我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去做最大程度的合理连贯，有时候也没有办法，会呈现出一些硬伤来，大家会有“跳”的感觉。

人物周刊：更为完整的版本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呢？

王全安：前几天，我刚好去中国人民大学参加陈忠实老师小说《白鹿原》出版20周年的纪念活动。他谈到，在小说出版后的20年里，经历了很长时间各种各样的误读，慢慢才走向今天对小说的理解。我很感慨，我知道这个历程也是电影要经历的过程。我希望有一天，有一个自然、自信、宽松、宽容的环境，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小说用了20年，我希望我不要等那么久。好的东西已经在那儿了，让时间来检验环境的变化和进步吧。

人物周刊：《白鹿原》的历史背景跨越了3个大时代，你是如何理解历史的，有着怎样的历史观？

王全安：对于《白鹿原》这样的史诗，我是站在最普通的视角，看土地上最简单、最具常识性的事物的变化。这就必须用最平等的眼光看待发生的一切。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做的，都是人的行为，都可以理解、接受，甚至可以宽容。这些事情不但发生在历史中间，也会发生在现代。电影里所呈现的事情与当下是多么相似！

人物周刊：《白鹿原》表现的一个主题是，中国遇到了一个几千年都没有遇到的转型问题，这个转型直到今天都没有完成。

王全安：没错。我们今天其实是处于缺少信仰的环境中，代价就是我们内心要接受痛苦。我们失去了看待世界的方法和智慧。原来可能是有的，就是电影里白嘉轩坚守的东西。在如今这样一个开放的当下世界，我们自己是谁？身份如何确认？我们拿什么去跟别人交流？这些问题特别紧迫。

人物周刊：如何做到？

王全安：对一个时代而言，没有什么比宽容更重要的了。宽容是指对世界其他不同的东西的包容，还有对自己历史传统的包容。我们在努力向世界学习的时候，其实也应该向历史打开自己，了解和学习几千年来先人归纳总结出来的智慧。我觉得我们现在对自己的了解还不如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这是我们的困境。

人物周刊：无论小说还是电影，《白鹿原》都突出了作为儒家传统文化积淀的“乡约”。还有对地方自治起到重要作用的乡绅阶层，《白鹿原》都有很多表现。你怎么看这些传统？

王全安：这些东西显然是从我们的经验里生长出来的。传统的东西有精华，也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你说的这些可能是外在的形式，在电影中表达得很充沛。白嘉轩坚守的是这些东西，就像必须有一套交通管理制度一样，不然大家没法行走了。但是，交通管理制度跟个人之间是有冲突的。其实，我无意在电影中讲哪个对哪个不对，只是展现出这样的矛盾，处在不同境遇里的人会有各自的感受。

人物周刊：可以说白嘉轩代表的是不变的一条线，鹿子霖代表的是不断改变适应的那条线吗？

王全安：没错。所有这一切何尝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呢？白嘉轩不变，他内心难道没有彷徨吗？难道没有想变的吗？鹿子霖的这种变，他内心难道没有不变的需要吗？

人物周刊：变化会有程度的不同。《白鹿原》里的变化都是剧烈的，从时代背景来说，激进主义的革命在不断发生。

王全安：我觉得所有事情的发生，从历史看过来的话，都有自己的存在逻辑。为什么会发生，肯定是历史有它的条件，革命就是这样的，它是应运而生的，是环境的一个需要。当我们遭遇了一个大的打击，失去了我们固守几千年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民族肯定要在混乱无序中寻找方向。

人物周刊：在小说《白鹿原》里，朱先生是代表传统文化的重要形象，而电影里并没有这个人。

王全安：朱先生这个角色是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的先知，如果这样一个高智慧的人存在于普通农民中间的话，我觉得他有点干扰。我还是更愿意看到普通人经历这个历程时心理上遭遇的困惑。

人物周刊：你经常走出去，参加过很多电影节，你认为我们对外该如何交流？

王安全：我所有关于文化意蕴上的表达，其实就是一个交流。我们就是讲述自己，让别人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引起别人的尊重呢？首先在于能否真实地讲述自己。对自己的接受是真实的，而不是扭捏的、遮遮掩掩的。我是什么人，怎么看待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再一个就是自信地讲述自己。自信的本身就跟文明的强大有关系了，这决定你能否有魅力地讲述自己。在当下商业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压力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迫切地了解我们文明的需要，而我们必须告诉别人的是：我们不光有钱，还有精神。只有在这个层面建立起来的文明才是真正强大的文明。

人物周刊：说到跟世界交流题，你怎么看这段时间发生的反日行为？

王安全：“温故而知新。”如果说，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历史，会发现很多事情并没有新意，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会对这些事情变得有所防备，我所说的防备主要是对自己的防备。

人物周刊：你说陈忠实的小说抓住了常识？

王安全：人类的创造是无法超越大自然的，所有文化都是针对环境的了解，更成熟的态度是对环境的尊重，与环境和平相处。抓住常识就是抓住永恒的东西。陈忠实做到了这一点。

人物周刊：你说过，《白鹿原》的讲述比以前电影的讲述更为平静，但这会不会让电影看起来沉闷一些？平静是成熟的表现吗？

王安全：中国的电影作品一路发展过来，最缺乏的就是平静、冷静地讲述。当我们失去了自己方法的时候，不成熟是注定的。这种失去是环境造成的，这也是我们要梳理历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