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操作手册

2025-03-03

田野调查操作手册(8篇)

1.田野调查操作手册 篇一

田野调查手册

简介

田野调查概述

2.1

田野调查是什么?.2.2

谁需要做田野调查?

2.3

田调在搜集什么资料?

田野调查前置作业

3.1

行前装备

3.2

小组分工

搜集资料

4.1

媒体教材出版搜集.4.2

网络线上资源检索

田野调查工作实务

5.1

图照拍摄

5.2

采访记录.5.3

田野笔记

田调数据处理

6.1

前言

6.2

田调资料的流失

6.3

田调数据处理的远景.简介 田野调查(Field Study)是近几十年来新兴且热门的研究方法,其实践与应用的范畴亦相当广泛,尤其在设定与开展研究课题之前,往往要透过各种实地参与的经历与过程,待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之后,才能够在研究工作上有所进展。

不论是从事艺术文化保存的工作,或是地方文史的研究者,甚或是现职于中小学的教学工作等,为了拓展研究视野和补强学术的深度,或是自行编制补充教学的教材等,都有可能要参与实际的田野调查。

有关田野调查记录工作的准则与要点,虽然有其严谨的学术规范与要求,实务进行中也可以透过自己的经验累积来弹性调整,但是若欲在日后将田野搜集的成果资料,转换为数字模式的多媒体教材时,那么从一开始田野工作执行上,就必须慎重采用何种的作业方式。本单元较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为多媒体教材的制作,预留更多的应用与空间,以避免规格不符而重复作业。因此田野工作上除了技术性的机械操作能力之外,更应该思考与建立一套永续搭配性的作业模式,以因应未来各种教材与前瞻发展的需求。

为了广结各界同好,交换彼此的田野心得,在此诚邀 各界先进的赐教,为日后田野调查的工作模式,提供更具前瞻性的规划与改进,以发挥更大成果效益。

田野调查概述

2.1

田野调查是什么?

田野调查是 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论,即「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田野调查」原文“field study”或“field research”,其中“field”直译为「田野」,亦即所有实地参与现场的调查研究工作,都可称为「田野研究」或「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涉猎的范畴和领域相当广,举凡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行为学、人类学、文学、哲学、艺术、民俗„„等,都可透过田野资料的搜集和记录,架构出新的研究体系和理论基础。因此,田野调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辅助过程,更是研究者可以多多善加应用的利器。

2.2

谁需要做田野调查?

只要是要从事实务性质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都可能需要透过实地的田调工作来达成目的。故就其功能性而言,不论是从事文化保存工作、地方文史研究甚,或现职于中小学教学工作等,尤其为了因应乡土艺术教学、九年一贯课程统整,以及小班教学精神等政策的落实,有关自行编制或补充教学教材之工作,是目前改进现有教科书编印不足的最佳解决之道,不仅可以灵活支持教学进度的设计,增进课程单元的内容深度,活化实质上的教学效益。

针对九年一贯或小班教学计画执行而言,在编制规划辅助补充教材的之前,可能有几个重点仍必须思索:

(一)首先是如何来提升学习兴致?

(二)内容安排与组料组合会否重复教科书的僵化信息?

(三)另就教材本身的效益而言,其往后的延伸性和衍生性是否能兼及?

由于研究内容或教材设计,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会随着各地方人文、地文和水文的差异,便有其不尽相同的范畴与见论,因此与其抄袭或引用学者论点之余,也应同时亲自下到田野做实地的记录见闻,如此必可强化研究的深度;若欲转化为教学教材时,更须再整合成为「学习」与「信息」并具的多媒体教材,让同业老师与任教的学生,均藉由该批教材的提供,互动地扩充课程单元内的视野与格局。

为了达到这个期望与目标,不妨就参考笔者所提之浅见着手,也就是透过田野和搜集工作,来增进学术研究与教学教材的品质,一改老旧或概念相袭的片面知识学习模式,同时再补充更新而活化的信息资料,相信在未来的研究工作或教学活动上,会有更丰富而多元的成果效益。

2.3

田调在搜集什么资料?

田野调查是要到现场实地记录与工作,而这些记录成果更是可以带回,或再次转换成为研究展示的成果,这种透过田野调查的实地采访和记录,便是第一手宝贵资料的取得,至于最典型的资料搜集型态,不外乎有下列四大项目:

(一)采访记录:藉由受访者的口述、操作或表演者示范的录制,所搜集到最直接的影、音记录,若再摘录写成为文字稿,并且再经过严谨内、外考证之后定稿,此份文稿即是最忠实的田野采访纪实。

(二)拍摄记录:针对现场实地的古建聚落、造型艺术或重要人物的拍摄记录,其搜集到第一手的影像图照资料,是田野纪实专文中不可缺少的左证图像来源。

(三)翻制记录:田野过程中若征得原收藏者同意,翻印或翻拍传世祖谱、古籍、图稿、剧本、谱例、秘籍或老照片等珍贵资料,更是日后进一步研究的基本材料。

(四)测绘记录:有关空间现场的实地测量,或是造型艺术品的大小尺寸,以及仿真方式的简图或描图等,有实际的数据与简图,方便日后资料整理和现场复原的仿真。

田野调查前置作业

3.1

行前装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田野工作所需配备的器材工具,种类繁多不一而足,原则上是能够方便行事、工作便利,以及能够维护自身的健康与安全,在轻便且易携带的条件下,都是可以考量配备的范围。因此举凡能够设想得到的文献图籍、文具器材、摄录器材、随身装备、特殊仪器、雨具、药品„„等,能够齐全又不造成行动负担者为佳。

3.2

小组分工

田野调查是属团队工作(team work)的性质,因此需要团体同心协力、集思广益,同时执行上要达到分工合作及分工合宜,才不致格局太小而无工作成效。田野小组分工方式:

(一)采访编制:记者、助理、音控、文字

(二)拍摄编制:导演、场记、摄影、灯光 4

搜集资料

为了有效获得田野调查的成果,延伸现有信息的范围与不足,行前必须增补其它相关的资料搜集。一般所搜集的资料多是以平面的书籍出版品为主,事实上除了图书出版品之外,还有其它的媒体出版也是具有参考价值。下列以乡土艺术教学为例,略做补充的说明:

4.1

媒体教材出版搜集

媒体教材是指非书性的出版品,一般也就是指影、音节目,或是拜当今数字信息化的科技昌明之赐,出现整合影、音、像之多媒体出版品。调查市场上已经发行的媒体节目,均可做为乡土艺术教学的辅助教材,远比自行筹资规划制作要来得便捷,有关最常见媒体产品的属性,约略可分为下列三类:

1.音乐类──录制地方传统戏曲、传统音乐表演之音乐出版品,市面常见者为录音带和光盘(CD)。

2.影像类──拍摄音乐戏曲、工艺美术、地方风土或艺师匠人之影像出版品,市面常见者为录像带和激光视盘(VCD)。

3.多媒体──结合影音像资料汇编之数字化节目,并透过计算机读取系统的播映,是当今较为先进的应用媒体产品。

4.2

网络线上资源检索

相关信息网站的检索,是世纪末网络环境(Net work)所带来的便利性,能够透过网络资源查询乡土教材的网址相当多,包括

1.社区网站,2.民俗网站3.教育资源,4.学术网络 5.专题网站

在当前网际网络发达的时代里,如何善用此庞大的资源已经是不可忽视,然而新兴网站的架设犹如雨后春笋,有些网站却因乏人管理而资料陈旧,甚至关闭而未为所知,所以只有不断地造访网站的数据库,以及随时上搜索引擎查询新网站,如此才能掌握最新的脉动。

田野调查工作实务

5.1

图照拍摄

拍摄技术在现代化数字科技进步之后,已逐渐开始颠覆传统的作业模式,但不论是采用何种系统的作业模式,原则上均要符合忠实而完整的精神,以利图像复原仿真与后制作业的进行。一般来说田野调查的拍摄工作,之前多有如下的程序:

(一)普查记录

首先针对被拍摄对象进行普查工作,进而忠实记录拍摄对象的现况,以增进日后拍摄完毕之后,能够再做图像比对或对照的了解;另外也可透过普查过程,来观察拍摄对象的细节,以确定将要拍摄时的重点,同时也可事先仿真拍摄的实况,如此便能掌握被拍图像数量与拍摄的内容。只要拍摄之前的普查记录愈落实,则待拍摄工作完成之后,将来图像的记录便可以愈精确而完整。

澎湖马公天后宫 1999.11 台湾艺术学院雕塑系

(二)测量记录

不论现代化数字科技如何地进步,拍摄技术必须同时与测量记录搭配应用,拍摄对象物的体积大小,是图像档案建立的基本资料,图像本身具备实体空间因素,更不能缺乏测量数据做为仿真。因此具体的测量数据,是日后测绘、比例图的计算时的重要参考基础。同时拍摄前的测量工作,还可顺便测量出拍摄位置与定点,或是规划出环绕路径的卫星轨道,如此便可做360度环绕拍摄,然后进行3D立体动画的绘制。

金门琼林风狮爷 1999.04 澎湖马公天后宫 1999.11 台湾艺术学院雕塑系

(三)拍摄工作

拍摄工作的品质好坏,就在于操控光学仪器或数字影像的技术是否良好;光源充足也是摄影上不可或缺的要件,所以在工作分组上,应该一并考量灯光控制与提供的编制;还有如何发挥团队合作的效益,也会影响到拍摄的成果。

嘉义城隍庙 1999.04 鹿港龙山寺 1999.04 台湾艺术学院雕塑系

(四)拍摄工作编组

1.导演:

主导拍摄工作的指挥者,并掌控拍摄内容、取景角度,以及相关工作事宜。

2.场记:

协助导演做好拍摄记录,包括图像序号与底片编号,同时根据普查之编号检索拍摄的对象,并确实清点是否遗漏,以及临时增删与变更事宜。

3.摄影:

实际执行拍摄的任务,但须按照导演的指令,再行完成拍摄事宜,每完成一个拍摄动作,必须清楚回报,以利场记做好登录。

4.灯光:

协助摄影工作,提供完善之光源,摄影品质之良窳,端赖灯光控制是否得宜。

5.2

采访记录

田野调查另一重点记录,是对人的口述采访,与图像拍摄相互搭配应用,透过口述记录转化成文字记述,再经内考证、外考证筛选之后,即是第一手资料的田调纪实。

(一)准备工作

采访前的准备工作,并不只限于器材、电池和录音耗材的准备上,在此之前还有更重要的调查工作,也就是研究查询被采访者的学经历和专长资料,或是将要采访主题的人时地物之背景资料。尤其是在出发之前,负责实际采访的人员,必须事先备妥将要发问的问题,同时也要另案的配套问题待命,如此才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发挥最大的采访成效。

(二)考证工作

采访完毕后即获得宝贵的口述记录,当然将来可以转换文字,或是收音转制成多媒体。不过口述的记录,往往接近于口述历史或回忆录的形式,是否能够完全采信?这是研究者必须面临的考验。

在此不妨借助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即对史料进行内部考证、外部考证:

1.内部考证:是指对被采访者的考证,从其过往的人品、德行和诚信来看,以及受访时的态度等,来判断对应时的内容可信度。

2.外部考证:是针对采访内容上加以客观求证,由于任何人在交待过去的事迹时,难免会有口误,或是一时将人时地物的事实混淆,此时的查证可帮助双方厘清,避免日后以讹传讹。

不论如何,有关于考证的方法有相当多,但原则上身为田野调查的采访记录者,首要工作是在忠实记录各项资料,包括受访者的原音资料及口述文稿。相关的考证工作应属事后的研究范围,切勿在田野调查的期间,因查证尚未完全而妄下定论。

(三)工作编组

1.记者:

主导采访工作进程,事前备妥背景资料,汇整采访重点、问题,以及临时应变与紧急突发等事宜。

2.助理:

协助记者数据汇整与场面控制,同时可配合记者,向受访者交叉请益问题。

3.音控:

全程监录采访的过程,确实检查机器运作正常,收音效果良好,以及空白带是否充足。

4.记录:

摘记口述中之关键词词(Key word),若有不明应适时发问,以利事后录音转文字稿之进行。

5.3

田野笔记

在田野调查工作的过程之中,相关的现场笔记亦非常重要,为了方便区分日后在使用上的属性,约略可以分为「田野日志」与「田野杂记」两种类型:

(一)「田野日志」

是指田野工作期间的一般纪实,以较为客观和理性的态度,钜细靡遗地记下所有的见闻,透过实地临场的经验和纪实,来补强学术研究探讨上的左证。

(二)「田野杂记」

在此则是记录工作期间当下的感受和心得,以记录者当时的角度、看法、立场或心情来阐述,在莫过于极端、偏执的冲动下,内容上可以较为主观和感性的传述,日后可以转化成游记或文学性的撰文基础。

不论是客观理性的记录,或是主观感性的心得,只要是忠实于当时的见闻与当下的观感,都是尽力去还原与追忆田调现场的重大线索,而且两者必须同时发挥互补和互动的效应,才尽可能呈现出田调现场的完整性。

尤其当这些文字记录,是要延伸为推广性的教材时,若过度着重于理性而平铺的学术报告,则丧失了阅读的趣味性与可看性,这是很难发挥推广教学的效益;但若太过强调自我主观的陈述论说,甚且毫无客观的事实可做依据,如此则不具备做为教材参考的价值了。客观与主观如何拿捏?尺度如何才能得宜?全端赖于当时田野调查过程中,「田野日志」与「田野杂记」的记录是否详实和完整。

田调数据处理

6.1

前言

自从十九世纪末「光学」(optics)科技问世之后,出现以曝光、感光及显影技术为呈现的图照摄影(photography),接着又出现将感光胶卷快速卷动之下,形成连续动作记录的影像摄影(film);同时当模拟式的记录模式广被应用之后,声音的保存更可透过唱针或磁头,从电唱片或录音带中读取到数据原音。从此人类的历史文明,走向更新的纪元。

时序进入二十世纪末的今天,不论是图像、影像等拍摄的器材与耗材,或是各种等级的录音设备及价位,可以说已经是相当地普及化,因此任何机构或个人,多有机会能够去接触实际的操作,或者是以此做为专责的职务。

以身为地方文史研究或是教学工作者而言,如何来拓展研究的资源,或教学教材的搜集,最简便的解决之道,乃透过田野调查与记录,获得第一手的原始素材和资料,接着进一步根据自身的教学研究内容,继续规划与制作各类型的衍生多媒体。

多媒体的工作乍看之下,宛如是相当艰巨的工程,事实上在今天数字科技化的时代里,套装式应用软件已经带来相当便利的条件,对于从事第一线田野调查的工作者而言,并非是想象中那般困难,只要在田调资料后续处理的过程上,注意到下文所举的事项,相信可以让田调成果有更丰富生动的展现。

6.2

田调资料的流失

田野调查所搜集的成果记录资料,固然富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些原始资料仍会随着岁月与人为因素,最终也有生命终结的一刻,这是从事资料搜集与记录工作者,无法避免与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有关田野记录资料的生命结束,究竟是要如何说起?

(一)材质毁损

田野记录的图像所使用之相片、底片、幻灯片和胶卷,或是影音资料的录像带、录音带等格式,就材质本身来说,深受自然气候和保存条件的限制,故不论防潮设备如何精良,时间一久依然会有化学性的氧化、退色和发霉,录像带、录音带亦会有受潮、消磁等情形。一旦发生了材质性的损坏,则再多么珍贵的图像记录,也只好徒负奈何。因此,如何转换成耐久性的材质格式,是田野搜集工作首先正视的问题。

(二)规格不定

随着科技化的演进和更新,造成各种田野记录的规格系统紊乱,例如图照规格中有4x5、120或135的分别,其变异性与功能各不相同,其中只有135格式才能适用于幻灯片播放;至于影像部份则较为严重,例如有放映式的8厘米、35厘米胶卷,也有V8、Hi-

8、Beta、VHS、Super-VHS、Beta-Cam的录像带格式,在这么多的机械规格之中,除了品质效果落差甚大之外,其播映系统是完全不兼容,尤其是有些器材根本已经在市面上停产淘汰,空有这些宝贵资料又要如何来读取和研究使用?若是如此这些记录不就形同废弃物?因此,我们更要思索田野记录资料的终端储存系统,应该要放在器材系统兼容性较高,而且至少在短时间内不易受时代汰换的先进规格中。

(三)检索不易

当田野调查工作多年之后,其成果记录必然会累积到可观的数量,接着便将要面临到如何检索使用的问题。造成检索不易的因素,可以概分为两个层面:

1.是在资料搜集前置作业上的疏失,如文字记录不详实、目录汇编不精确,甚至连最基本的标题、制作、地点、日期、来源等记载都缺乏,如此,愈庞大的成果资料,反而愈造成整理或检索上的严重困扰。

2.是后续自动化检索系统的缺乏,此项是本单元强调的重点,因为不论资料多寡与良窳,一但在使用上搜索不易或是根本寻找不到时,这批资料的下场与档案毁损并无差异。事实上透过现代科技来建立检索系统,以目前的条件并非困难之事,唯一要求是必须符合数字化的储存模式。当然也可以仰赖人工的查询模式,只是越到后来会更耗时又费力,既知如此何不在一开始就确立数字式规格。不论如何,若空有丰富的数据库,却很难有效而快速地检索使用,那么就形同一座无用的宝库,最后只有被闲置和遗忘。(四)前瞻不足

从事田野调查的工作,无非是想要对主题有着最忠实的记录,但同时也应该为这些成果记录资料,预做更具前瞻性和生命力延伸的规划,换言之田野记录所建立的数据库,不仅只于消极、被动式在检索机能上,反而必须透过后续的整合与开发计画,才能产生更积极而主动的生命延展力。

这些辛苦累积下来的田野记录,下列有几点观念不妨拿来自我试问:

1.未来是否具备衍生开发制作的条件,如果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即使被检索出来的影、音和图像数据,又能发挥什么性质的延伸功用?

2.所谓衍生开发制作的能力,系指这些影、音和图像数据的品质,能否再次编辑或剪辑制作成为新产品?

3.资料的储存规格是否具备资源共享的便利性?假若这些条件都符合具备的话,何不更进一步来编写企划脚本,主动开发制作乡土艺术教学各类型应用的辅助教材?

6.3

田调数据处理的远景

基于从事乡土艺术教学的教师立场,进行田野调查与记录工作时,除了避免资料生命的快速终结之外,究竟其前瞻的意义和远景在哪里?事实上若能针对前述所提及的四个问题,一一克服之后,至少已经是在实践田野记录的前瞻性目标。在此简单提出二点作业原则来探讨:

(一)数字化储存

数字化(digitize)是新兴资料储存的系统格式,也是当今高科技时代所带来的新观念,简而言之,系将各种田野搜集的成果资料,经由外围设备格式化之后转存进入计算机中,从此即可面对前述所出现的问题来迎刃而解:

1.储存材质之恒久性

目前有关图照部份最广为应用的方式,即是转存成为「图照光盘」(Photo CD),录像带部份则可压制成为「影像光盘」(Video CD)的模式,声音部份亦可透过计算机录音程序,做成WAV或MP3的格式烧录在光盘里。这些数字化储存在光盘片的后影、音、像等资料,若不是人为刻意的刮损破坏,事实上较不受制于自然气候条件的影响,同时在讲求安全性及恒久性之下,可经由计算机再从烧录机来制作资料备份。当然新颖的数字相机、数字摄影机,更可以将所拍摄的资料直接读取,再存入计算机硬盘中或烧录成光盘,省去不少扫瞄、格式化等的麻烦。不论如何,计算机硬盘毕竟有限,故仅能提供作业时的暂存空间,最后还是要以光盘片做为终端储存区,此乃顾及安全性、恒久性之外,另一种经济因素的考量。

2.读取规格之简易性

经过数字化之后的影音像资料,在当今的计算机软件环境中大多可以兼容,例如:Photo CD内的图档(graphic files),可以预先设定成压缩档”*.jpg”、普通位图”*.bmp”,以及高密度输出的绘图文件”*.pict”或”*.psd”(photoshop),这些档案多可在现行通用的绘图软件中读取。还有Video CD内的影像文件(video files),常见者有*.dat或 MPEG解压缩的形式,凡Windows 95以上多可在Microsoft所配备的附属应用软件下读取;同时又可透过影像剪辑软件,转存为较小格式的”*.avi“(video for window),以及”*.mov”(quick time)等格式,读取系统也并不困难。声音档中的*.wav也是相当容易读取,至于新兴的MP3格式有其专属软件,但目前要取得并不困难。

3.检索系统之便利性

上述数字化的影音像资料格式一旦建立之后,本身即可经由后制作业的过程,设计各种不同程度与需求的查询程序系统,或是建立联结(link)与关键词(key word)的搜索条件,日后在检索与查询使用上,就可以快速而有效地找到资料对象,对于教学、研究与自修者具有相当大的效益性。

4.衍生制作之前瞻性

事实上因应乡土艺术教学时,所搜集到的田野调查记录资料,其数字化的效益并不仅止于要解决前三项的基本问题,反而在此具有更积极的前瞻性目的,也就是如何藉由已经完成数字化的成果资料,开发撰写各型教材应用的企划脚本与构想,以及在计算机数字操作环境系统之中,迅速完成各种多元化的衍生制作,例如专书出版、影带出版、演示文稿系统、查询系统、网页制作等。(详细项目请详下文(二)「前瞻性企划」)

(二)前瞻性企划

执行数字化处理之后的影音像记录资料,只要再赋予更实际的企划脚本,即可开发更为前瞻性的衍生制作成品。「衍生制作」的效益概念,是来自于数字资料的「资源共享」性,并且能够在数字操作系统之中,达到便利、快捷及无限次的使用。故从「前瞻性」作业模式的角度来看,田调记录工作应该要讲求一套具备一贯性、效率性的模式,也就是从一开始在执行记录制作之时,就必须想到记录资料搜集建文件的规格,以及未来如何将资料成果继续衍生制作。按照现行的科技条件,并前瞻未来下一世纪的适用趋势,将图像记录资料数字处理之后,再继续延伸其应用生命的延展力,可能是较具前瞻性的作业模式规划。

就「衍生制作」的完整流程而言,一般可概分为三大阶段:

1.第一阶段──前置作业

为素材搜集的阶段,不论采访录制、图像拍摄、文字搜集等实际执行工作与调查过程之中,所征集或撰写的田野记录,图像、影像、音质和文字记录的丰富与否,是直接关系到未来资料建文件品质的好坏。

2.第二阶段──数字作业

所有资料尚未进入数字化建文件储存之前,都只能被视做暂时储存状态而已,因为录音带、录像带、底片、相片和幻灯片等的保存期限并不长,更谈不上进一步的检索和制作。当所搜集的资料转制为Photo CD、Video CD和声音档案片之后,这些田野成果记录资料,不仅已经具备永久储存的条件,更是未来执行衍生制作的基本素材来源(source)。

3.第三阶段──后制作业

也就是本文所强调的后续「衍生制作」。奠基于上述已经完成数字处理的影音像和文字source资料,然后研发各种类型的制作企划,再进一步编撰实际的脚本内容,接着就可正式执行「后制作」的共作。在此举出现行市场最通行的五项产品:

(1)专书出版:透过自动化编辑软件系统,整合图像文件和文字文件资料之后,进行计算机版面编排,三校之后输出网片,即可上机印制与装订成书出版。

(2)影带出版:编写剪辑剧本与旁白脚本,然后藉由数字剪辑软件串接合成,并经影音特效处理之后,即可完成精华篇或专题性的影带出版品。

(3)演示文稿系统:编写企划大纲与演示文稿内容之脚本,然后结合影、音、像和文字等资料,再应用各型演示文稿软件,制作多媒体之演示文稿节目,以发挥最大的导览说明功效。

(4)查询系统:编写企划架构与旁白脚本,然后结合影、音、像和文字等资料,再应用各型多媒体制作软件,制作发行光盘产品(CD Title),或是辅助教学产品(CAI)。

(5)网页制作:以前述数字资料为基础,藉由通用的标记语言(HTML)编写网页,然后加载http//兼容的WWW(world wild web)之环境中,便可在Internet世界开放各界浏览及查询使用。

2.田野调查操作手册 篇二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以及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具体内容是到现场实地考察研究, 以获得第一手资料, 故也称 “现场调查法”。现代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成熟的标志就是田野调查方法的成熟。而人类学的中心内容, 是以研究他文化已有的民族志和实地现场田野调查为基础的, 从而达到对他文化的深入了解。要找到民族教育的根基, 我们需要对该民族的社会和文化有充分的了解, 田野调查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的。

2 田野调查的基本原则

其一, 价值中立原则。我们前往田野现场调查中唯有保持价值的中立, 把自己放在一种客观冷静的角度去观察和收集资料, 才能让我们更本真的了解当地文化以及避免陷入当地社会关系中。其原则更强调的是在调查中应竭力抛弃已有的理论框架, 去有目的性地收集符合自己结构框架的资料。

其二, 整体论原则。整体论含义是将文化放置于此时特有的时空条件下从大局观上进行详细的理解, 从可以避免由于只从某种单一视角而导致片面的观点。那么怎样在田野调查中把握好 “整体论”, 需要注意文化元素之间的联系性, 要想对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要素与现象的准确详实的理解, 唯有把其放置在 “整体论”的联系性中才是可取的, 这对于我们进行民族教育研究, 尤其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三, 文化的相对性原则。在人类社会中人类文化共同体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共同组成, 多样性是文化的重要特点,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在展开田野调查的过程中, 给文化贴上标签“先进”与 “落后”是不可取的, 这样做会导致文化的多样性及其价值变狭隘, 更不利于我们看展民族教育研究。因此, 我们进行田野调查要秉持文化的相对性原则, 处理好民族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把民族传统文化存在的价值释放到最大。

其四, 发展性原则, 在人类社会, 教育是特有的产物, 随人类社会进步而变化, 并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 有其不同的特征相符合, 民族教育同样, 甚至在社会制度的变迁、各种文化相碰撞、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作用下, 程度更为剧烈, 给人类展现的景象也是复杂而多变, 此时的教育已非彼时的教育。我们要把握文化所处的背景, 充分了解时代赋予它的新变化, 手机第一手真实的资料, 细察现代民族教育的实情, 因地制宜进行开发, 描绘民族教育的鸿伟蓝图。

3 田野调查对民族教育研究的意义分析

3. 1 田野调查属于教育研究的人类学范式, 民族教育研究在田野调查下, 拥有了独特的研究视角, 从教育的角度有助于我们来认识和帮助弱势群体。民族教育的研究对象是少数民族群体, 长时间以来由于各种因素, 比如政治、经济和地理等, 少数民族群体一直是社会强烈关注的弱势群体。

3. 2 田野调查有着跨学科、跨文化和实践性特点。民族教育的研究当然属于跨学科的研究, 需要民族学和教育学的知识综合起来。民族教育也具有跨文化特点, 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民族教育研究应该在一般教育共同的问题基础上, 还要探讨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差异性。在实践性特点上, 指的是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特定人群的实践行为, 并且拥有强烈的地方性和适应性特点。在田野调查的范式下, 我们民族教育研究者需要走出书房, 走出固定学科, 走进田野, 走进多元文化学科, 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运用田野调查对民族教育研究的跨学科性、跨文化性以及实践性的特点, 可以进行相互补充。

3. 3 质疑和反思现有民族教育理论, 也是田野调查所体现的。目前, 我国的民族教育理论还是处于一个建构发展的阶段。理论的完善, 是一个既需要借鉴参考, 又要不断质疑反思以及重新构建过程。原有的民族教育理论, 已无法适应现在民族教育实践。这种非常滞后于现实情况的理论要改进, 需要思考新的理论, 这就要求我们要用质疑和反思的眼光看待一切。笔者认为, 我国的民族教育理论大多停留在普通性的认识和对历史资料的收集, 多年来其发展非常缓慢, 创造性的新思想新理论更是少之又少, 特别是对特定区域民族的教育研究深度和广度的缺乏, 导致对各民族教育之间的差异性的认识极为有限, 因此无法对民族教育进行有效的指导。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方法上的保守, 而且过分倚重文史资料不注重实地调查, 文史资料的真实性和时效性, 同样缺少验证。应该看到随民族社会变迁, 过去的研究结果会陈旧, 不能反映当前的状况, 也会受当时研究者主观性的影响, 所以对文史资料进行实地考证是必要的。民族学研究注重深入实地对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语言文化等的考察, 能反映民族的教育状况, 但也是浅层次的, 而且除非民族学研究者有着扎实的教育理论, 否则他们去揭示民族教育的规律是很困难的。另一方面, 教育理论的研究者, 缺乏田野调查的技能, 第一手资料获取困难, 对民族教育发展动向不能及时掌握, 故对理论是否适应实际,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有多大, 无从知晓, 使间接反馈回来的信息质量降低, 这必然会影响理论创新的过程。民族教育理论应以服务于民族教育实践为旨归, 这也是对理论进行质疑与反思的依据。

摘要:在教育研究中, 科学主义研究的范式出现越来越多的缺陷, 渐渐占主要地位的是注重体验, 强调定性与整合的研究方法—人本主义研究范式。民族学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就是源于其范式, 这种方法对于探寻民族教育的理论与反思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教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田野调查,民族教育,研究,意义

参考文献

[1]郑茸, 贾红杰.田野研究及其对教育科研的启示[J].教育研究, 2007 (2) .

[2]孙振东.从实求知:民族教育田野研究的方法论原则[J].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6) .

[3]施爱东.早期民俗学者的田野考察及其方法探索[J].西北民族研究, 2006 (1) .

[4]孙杰远, 徐莉.人类学视野下的教育自觉[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3.关于“刻道”田野调查的思考 篇三

苗族“刻道”的历史背景

所谓“刻道”,据清朝乾隆年间《镇远府志》记载,“苗族俗无文字,交质用竹木刻数寸,名为‘刻木’。婚嫁则姑之女定为舅媳。倘无子,必重献于舅,谓之外甥钱,否则终身不得嫁或招少年往来”。《贵州志略》亦有苗族“刻木示信,犹存古风”的记载。而“刻道”酒歌则产生于苗族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虽然有关于民族迁徙、图腾崇拜等方面的内容,但与那些反映创世、开天辟地、人类起源等的古歌古词神话不同,它所反映的主要是舅权制下的婚姻状况,它用酒歌这种形式记载苗族婚姻的起源、演绎。

它的发展和进步,被民族学家和民俗学家称为“苗族最古老的婚姻“活化石”,在苗族发展史的研究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刻道”是苗族古歌中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流传最广的一种酒歌。它是苗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积累和演变而形成的,其间吸收了其他民族优秀的民歌精华,形成了苗族诗歌独具的特色和风格。古歌对环境的描写,对人物语言、行动、心理和性格的刻画,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刻道”又是一部具有浓郁民族气息的苗族婚姻叙事长诗,更是一部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苗族古籍。它不仅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成就,在对苗族的起源和迁徙、图腾崇拜、数学知识、语言学等方面研究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⑴

苗族“刻道”传承人的现状

为考查苗族古歌“刻道”,笔者今年4次去到“刻道”的主要流传地区贵州省的黄平县和施秉县,经联系,找到了施秉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吴光祥,苗族“刻道”能列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主要是由他努力收集、整理、申报的。这是位四十开外的苗族汉子,得知我们来寻访“刻道”,他立即打开了话匣子,介绍说:“‘刻道’,就是苗族开亲歌,是苗族婚姻史的口传古籍,歌师要三天三夜才能唱完,属于口头文学。歌师在演唱‘刻道’时,使用一根有‘刻木’符号的木棒为‘歌本’,因此,‘刻道’也称为‘平道’、‘歌棒’。‘刻道’主要流传于施秉县城关、甘溪、杨柳塘、双井等乡镇的苗族村寨。”他介绍説在施秉有两位由文化部确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刻道传承人,一位是城关镇氵舞阳村67岁的吴治光,另一位是城关镇南门村70岁的石光明。

我们先来到城关镇的吴治光家,他家是一栋普通的木房,吴治光老人捡了小木凳给我们坐后,进屋里拿出了一根像笛子般的木棒,我好奇地凑了上去,难道这就是那根神秘的‘歌棒’?吴治光指着这根木棒说:“‘歌棒’就是这个,苗族的每位歌师都有一根,歌棒除把柄外,皆均分为九小节,三面刻有符号,共有二十七格,符号的笔画以横、竖、叉为主。一般的唱法是每一小格三问三答共六次,即六首歌,基本都是五言体的诗歌形式。一问刻的什么开头;二问刻在哪一面哪一格;三问刻的什么内容。一问一答共需唱168首歌,每首歌无固定行数,若以每首12行计算,就有2016行,加上演唱时的即兴盘问、旁生枝节,少讲也有一万行,所以说三天三夜也唱不完。”吴光祥插话说:“‘歌棒’上刻的就是苗族开亲歌的内容。苗族开亲歌是苗族十路酒路中最精华的一路歌,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涉及面多、流传广泛,产生于苗族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之后出现的舅权习俗时期,较系统地反映了古代苗族婚姻的起源,即如何从‘还娘头’的‘姑亲舅霸’(姑妈的女儿一定要嫁给舅舅的儿子),到封建买卖婚姻的‘外甥钱’(姑妈不让女儿嫁给舅舅的儿子,则需赔偿舅舅一定的钱物),直至‘一钵酸汤’也可以开亲,反映其中发展、斗争、演绎的过程。一根歌棒包含了三层意义:它既是一种记事符号,也是一路歌,还是苗族婚姻演变的史书。‘歌棒’是至今在苗族群体中发现的唯一的一种古老的刻木记事符号。”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有人认为这种歌棒上的记事符号就是苗族最早的原始文字,只是因苗族多次长途迁徙而没有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苗族开亲歌一般在嫁女、娶媳妇的长桌酒席上唱,分别为两人(一个主唱,一个伴唱)一组,四人对唱,一问一答,如果谁唱不上来,或者答非所问,就会被罚多喝一杯酒。吴治光记得自己十七、八岁时,去帮别人接亲,因不会唱歌而被罚得每次都醉酒,他就发誓要学会唱歌,于是每有空闲时间就去向歌师学歌,从21岁开始学会唱歌后就没被罚过酒了,并且对苗族的各路歌越来越入迷,凭着他自己超强的记忆力和那份专心,他终于成了远近闻名的歌师,四邻八寨每家有喜事都会请他去对歌,他是苗寨里最受尊敬和欢迎的人。吴治光老人还给我们讲述了“刻道”的历史。

另一位国家级传承人石光明给我们描述了“刻道”的现状。他説一辈子唱过四五十次,但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最后一次是在白家塘,杀猪陪客专门唱“刻道”,唱了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他现在老了,新时代女儿也不大回门了,儿子、女儿和媳妇都不学,没有多少人会唱了,现在的年轻人学唱的都是一些其他的酒歌,而且不是很精通,大多是为了应付一些外出走客之用。黄平县的吴治英老人也给我们说了一些“刻道”在黄平县的情况。他原来在新州一小,初中毕业就参加工作,文革后重新工作,后调到县供销社,以后又到黄平县重安区当区长,区委书记,1993年调到粮食局当局长直到退休。小的时候他听老人唱,后来跟到老人学,参加工作后,文革不准唱苗歌,后来才又唱,现在记得大部分,小部分忘记了。这个“刻道”是文革后和当地老人共同回忆,把木棒刻成字,有苗语有汉语才记得住的。木棒原来长的有7——8尺,短的有一尺多,大家唱得不对就用木棒当标准。现在一般都用纸把木棒上的东西写下来。木棒像一根秤杆,有正反和侧面,翻译好后写下来带着身上,有时间就传给别人。有苗族的地方就有传承,歌棒先唱上头,正面唱完后唱侧面。苗族用它来记载文化。他说他的的歌单是2007年3月25日打印出来的。他们唱“刻道”一般要唱一晚上,加上歌花,男女都可唱,一般苗族唱酒歌都是男女对唱。现在要40岁以上的才会唱了,40岁以下一般都不会唱,也没有人用歌棒的,其他人都是写在纸上,农村即使有会唱的但不识字,不会写,50年代后就没有人用歌棒了。

跟踪研究苗族文化多年的吴光祥对此充满忧虑: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苗族婚姻风俗已略有改变,不再是大摆宴席唱三天三夜,歌师们想唱歌的机会都没有了,传承的机会也就更没有了;其次是苗族青年都外出打工,学歌的时间也没有了。现在唱“刻道”的人越来越少,全寨25到35岁之间的人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学会的,而以前学会的,也荒废了将近十多年,“刻道”呈现衰亡的迹象。不仅是“刻道”,几乎所有的苗族歌曲都在遭受同样的命运。现在各个地方能唱“刻道”的歌师也在渐渐减少,年轻人现在在酒席上都喜欢唱些流行歌曲,而年老些的,则不愿意在酒席上唱那么有深度的歌曲了,一般都唱些比较浅显的手边歌,或者是划拳,喝醉了就上床睡觉。所以,不会唱的不想学,会唱的不想唱,在当地苗族的酒席上,已经很少听到“刻道”了。社会的高速发展,文化娱乐的多元化,“刻道”逐渐淡出了苗族人的视线。苗族“刻道”已经处于后继无人、即将断代的境地。如今,苗乡里除了几个老态龙钟的歌师外,面对一根“刻道”,还有谁能够说出个子丑寅卯?

苗族“刻道”的抢救与保护

“刻道”的传承是歌师传授徒弟传递下来的,而徒弟比起歌师来说则是千差万别,这或许是歌师少,徒弟众的缘故吧。学习“刻道”的随意性很大,拜师学歌体现出浓浓的乡土气息,不是没有规矩的。如冬季到歌师家学歌,学徒们总得带些糯米粑和树兜,作为大家共享的食品与烤火所需的燃料。还有的是为面子而学歌。以往向歌师学习“刻道”并没有带着很强的物质功利性,大多数人都是因为爱好唱歌,为面子而学歌。这个面子首先是家族的面子,酒堂的面子,然后才是自己的面子。当然为家族、酒堂赢得面子的人,就会获得家族酒堂的好评与尊重,自己也就有了面子。一般认为能说会道,能歌善舞的人,往往能够带动人们的情感,成为意见领袖,成为话语表达的权威,通情达理的人,必然获得人们的尊重。也有些人是因为在酒席上遇到对手的“打击”,愤而学歌的,不过他们最大的目的无非是在酒席上不至于被对手嘲笑,不至于给家族丢面子,他们绝非想通过学习“刻道”来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

总的来说,学成“刻道”,歌师才能传承“刻道”,而学成歌师,除了天赋秉性、刻苦努力与方法得当等个人因素之外,还得依靠社会的承认。现在原有的歌师再也得不到那份尊重,学歌者再也没有赢得面子的渴望,酒场的输赢再没有谁去计较,于是歌师成了独吟诗人,没人愿意去听,或许也听不懂他那遥远的诗句了。

因此,今天要想保护苗族“刻道”谈何容易。一方面政府虽然在保护,但另一方面村民又受到来自城市现代文明的巨大冲击,民间艺术被城市解构,乡民生活被城市同化,乡民意识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一切都足以让源自乡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重大的打击。民间艺术在受保护和被侵犯的夹缝里悖论性地生存,一方面要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又面临城市化的解构和冲击。那些被乡民们祖辈相传的艺术也许在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那里看来价值非同寻常,但在城市化、商业化日益加剧的时代,传统的手艺或者技艺大多已经或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只剩下保护而没有任何传承,其艺术精神是很难真正保持的。在商业化和种种利益诱惑下的都市,尽管对原生态艺术的欣赏也可以风靡一时,但毕竟只是一时,任何风潮的诞生必然意味着退潮的到来,保护工作的艰难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断推进的同时,其原生地空壳化现象也逐渐突显,这主要表现为传承人的逐渐缺失。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一些地方政府保护了一些古村落,这是重要的,可以使文化遗产产生的具体语境得到完整保护,但问题是,村落里大多数原住民都到外地打工、生活了,留下的大多数是老幼病弱,掌握古村落习俗而又能作为文化传承主力出现的青壮年的缺席导致了古村落文化的严重“空壳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部分领域是由传承人口传心授得以代代传递、延续和发展的,在这些领域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以超人的才智、灵性,掌握着、承载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和精湛的技艺,他们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代代相传的“接力棒”中处于当代起跑线上的“执棒者”和代表人物。以上种种,笔者认为,对目前苗族刻道保护的当务之急至少应该有三方面:1、对苗族村寨进行歌师普查。2、在苗族村寨中寻请歌师,利用现代设备对苗歌进行全面搜集备案。3、对“刻道”进行苗文记录、汉文翻译、综合整理,为录制光碟、出版图书打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们在传统社会是民间大众的一员,甚至是传统精英文化主导下民间社会的边缘角色;在当代社会,由于文化环境的整体改变,作为传统社会日常文化的一分子,在今天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有者,对于他们的社会评价应该体现新的时代高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主的流动的文化遗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们应该从传承民族文化的高度,认识他们的文化贡献,在某些政策待遇上,将他们与当代社会生产者、劳动者的优秀人物以同等对待,给他们类似的待遇和社会保障。同时充分重视给传承人以社会表达的机会,给他们一个扩大社会影响、传承文化遗产的社会空间。比如可以定期给他们提供专门面向公众的讲述与表演机会,在大型公益文化服务活动中邀请传承人参与,将他们视为地方文化的形象人物等等。我们在给这些文化传承人以积极的社会地位肯定与社会声望评价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建立起了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舆论导向,这样就会逐渐形成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社会氛围,社会也就自然会更加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

4.田野调查感悟 篇四

------张强

一、问卷是一门技术,访谈是一门艺术

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走访加之前期进行的试访谈后,总结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最大的感受是在一天晚上与老师散步时提到的“问卷是一门艺术,访谈是一门艺术”。每次的调查就像是一台话剧,场景是大自然和老百姓几十年前就已经铺设好的,未曾改变过。调查者是表演者,他需要跟主角去作陪衬,调动起主角的表演激情来,说出我们想要了解的事情的原因、经过和结果。但调查者又是一个导演者,他要去选出合适的演员,什么样的演员来演绎这场舞台剧最适合。导演要了解不只是在访谈时被访者的表现,更重要是了解他过去演过那些舞剧,让能在被访谈中重新演绎出来。就像戈夫曼表演互动论提到的把剧本期望、剧情和剧组找好,我们把过去的戏再来一遍。只是演员是老演员,导演是新导演。

二、访谈的三部曲

(1)定题阶段。“自然科学者对他们研究对象的态度好坏毫不影响对象的性质及其反映”这是在《》一书看到的。我非常不赞同这句话,我们面对的都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集团的社会人。我们在访谈时是一个相互调查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也是相当微妙的,一旦被调查者有那么觉察到我们的态度不那么诚恳或者你的调查在可预见的时期可能对他生活带来损害,我们的调查就已经是失败的了,因为主角不在状态了或是罢演了,能说的就只能说“打扰你了、再见”。

我们调查者自己的经历对调查的影响。田野调查一般的对象都会是农民,我正是占了这个农民的便宜,家里就是种地的,祖宗八代没有离开过土地,对于土地的感情不亚于种地的老农。所以了解农民的一些不需要说明的特点是我们调查必须的。农民很容易被环境感染,一个农村妇女可能在村头买块豆腐为那几分几角钱而喋喋不休,甚至值得去大吵一架,但是当她进入一个装潢的富丽堂皇的商场也会不在乎那几百块钱,也许她会在走出商场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后悔,但是他在商场的那一刻绝对没有想过这几百块钱可能是他们家里一个月的生活费。而同样的一个城市的妇女他的家庭收入情况与农村妇女的家庭没有太大的差别,她却不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她在街头的水果摊挑来挑去也会在商场里左右对比。因为满足农村妇女的除了衣服外可能更大的是让她受宠若惊的感觉。这种大环境中生成的不仅仅是在行为方面有所映射,我家在山东,受孔夫子的影响很严重,由其是重视教育,在山东的城市里如果一个陌生人向你问路,他会称呼你为“老师儿,XX路怎么走啊?”而在南方你就变成了“美女、帅哥”无论你的年龄是十几岁还是五十几岁,到了广东可能你就成“靓仔”了。南方北方的住房结构也是很有差别的,北方的房子一般都是很聚集在一起居住的,家家户户的房子紧紧挨着整整齐齐的就像列队的士兵,秩序井然,并且外形结构也是大同小异,差别最大的可能就是你的门口朝东,我的门口朝南,而南方的所谓的邻居可能要隔上几公里路,既是两家的房子挨在一起中间也会显出10公分的空隙,房子的外形更是形态各样。这农村与城市和南方和北方的在行为和住行的差别源于的还是他们生活的大环境。对于这个两个房子之间为什么要隔十公分,得到的一个不确定的答案就是为了消暑散热用的,真正的目的还有待考证。

(2)访谈的范围。访谈的范围基本上是普访、抽样访谈、典型访谈(就是深度访谈),基本上是采用的抽样访谈和典型访谈的形式来进行的。而在真正的访谈中会发现你想了解的内容并不是你通过抽样所得出的采访者而了解的,所以在采用抽样访谈时不应该将人员确定下来,而是能在三户之中每一户都可以的,在确定人员时有弹性存在。我更推崇的是经典访谈,是受此次调查的影响而形成了,尝到了经典访谈的甜头了。在调查一个村庄或者是一个地区的所发生的件事,即便他们都是演员也会有扮演观众的,参与者的,也有指挥者的。在调查的乐趣就是在当你在调查确实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的困境时,忽然有幕后老大出现在你的面前,这样的情景会让你整个人都兴奋起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在进行个案访谈时,首先确定访谈对象不能在一开始就确定个案访谈的对象,最佳时期是在调查的中期确定重点采访的对象,采取的形式无结构式访谈,以便了解原调查方案没有考虑到的情况,获得结构式访问所无法获得材料。但是也不能信马由缰的访谈,那样对以后在写调研报告做资料筛选时会出现很大的压力,所以制定的典型对象的访谈题纲时应该是粗线条的,具备引导性。

张强,湘潭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

(3)访问与观察。“带有目的性的有计划的考察”。在进行第一次访谈时,前期已经进入到调查的村子多次,并且还在村子里请他们的村书记做过一个报告介绍村子里的情况,但是实际情况并没有想原先计划好的那样进行,访谈开始后发现访谈题纲基本上没有用,不能拿着一张上面写满访谈题纲的纸在那里读,这无形之中就会拉开调查者与被访者之间的距离,被访者产生的心理防御机制就很难打破,让两者的对话很难再进行下去了,所以在访谈之前必须将我们要访谈的内容记在脑子里。

但是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访谈之后就会面临下一个问题就是思维定式。你在访谈之中就会形成了那几个问题,面对被访者就会习惯的说出那些问题,而得到的答案也会大同小异,没有什么新的价值线索,产生了心理疲劳的感觉。这应该是调查访谈之中的最艰难的时期,资料已经掌握很丰富,访谈又没有的出新的信息,大家都在考虑访谈有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必要了。在这个困境之中,我们可以通过写一写文章,文章的内容最好是原调研报告调查目的总结性报告,从中就会发现在报告中缺少那些内容,然后记录下来作为下次访谈所要获得的主要内容,这样可以避免枯燥乏味的重复,比较针对缺失的内容进行了解补充。

田野调查除了访谈之外另外一个重头戏就是观察。观察首先要确定你观察的角度,你可以从所要调查的地区的环境入手,也可以从农民的衣食住行观察,还可以从人际关系观察。角度多种多样,但不能泛泛而谈,否则我们社会调查跟田野旅游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在调查之初,老师就一直在强调:一定要注意周围的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的生活细节,比如说这个村子里的信奉基督教的比较多,并且每周都会有固定的时间做礼拜,那么这个村子比起那种没有宗教的村子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就会高的多,原因是他们之间存在不仅仅是暂时的共同的利益,在这共同利益的表面还包裹者在思想意识方面的认同感。

对于间接观察,也就是通过别人已经整理出来的资料来获取自己想要的知识。但是对已这些别人已经整理出来的资料我们所报的态度应该是当做辅助材料而不是主要的分析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是已经经过加工而形成的材料的,作者在进行加工的过程中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添加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或者是个人情感在里面,这里强调的就是一个辨别能力,在什么时候采用这些资料,是在调查后有了自己的见解再去看这些资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我们也不能邯郸学步断章取义,很多人的思想我们是不能完全把握的,如果无节制的去引用,曲解了前辈的思想,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

三、参与者与观察者

在每次的调查访谈中,我们都扮演者两种角色:参与者与观察者。首先我们的角色是参与者,在费老的《社会调查自白》一书中提到:“你必须做到提得起,放得下,进得去,出的来”。当我们真正进入到他们的社会生活之中,亲自体验他们的行为意义和不断变换的情感,但是你在调查结束后,必须从这种情景中超脱出来,做符合客观事实的记录和描述。其实在实际调查之中你就会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你在农村是否能取得农民的信任是在一次调查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农民评价你是否是“好人”的标准是道德,而道德的体现就是你为不为人民说话做事,你做不做事就看你是不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逼迫你表态,如果你偏向他,他会跟你说更多的事情,当你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时,他就会产生一种心理防御即使是接受了采访,能多的是敷衍或者是说谎。感触最深的就是我采访的一户拆迁户,由于赔偿纠纷现在买了三个汽油桶要进行自焚来捍卫自己的权益。跟他聊天时,刚开始接触我在态度上表现出的是同情他,为他愤愤不平,这段时期他就会拿出很多他搜集的资料包括上访材料,法律条文,最后还拿出了被他称为“最后的王牌”的他在去上访时都没有拿出来的关于他们贪污的证据给我看,并且要求我通过自己的手段来帮助他们,接触过几次之后我害怕他们对我的期望太高到最后让他们失望,加之老师说的要保持一种公正的态度,我就在他让我表态时含糊其辞,就这这个微小的变化立刻出发了他的神经,再去他家的时候他在说话时总是会思考一段时间再说,这是过去交谈中所没有的现象,而以后的几次访谈并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

四、透过现象看本质

费老在江村经济提到农村少女烫头的现象,在八十年代烫头只有2块钱,但是这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却反映出一个家庭里经济的集中、掌握在谁的手中,进而说明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所以对“小事情大问题”的思考不能忽视。

张强,湘潭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

调查中的结构访谈是无结构访谈。在这种访谈形式的调查一般都是将它归为定性研究,而定性研究就往往是比较归纳性和探索性的研究,从微观层面来剖析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的行为,意向性和状态。在调查过程中,采用的结构的访谈所涉及的问题可能不足以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结构式访谈总是试图保持高度的可靠性和可重复性。但是在实际的访谈中每次访谈都是无法重复的就像“你永远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个哲学命题一样。无结构式访谈强调的是单位个体访谈的深入度,以及试图让访谈者说出他们的故事。所以必须保持访谈的开放性可探索性,就不能有太多的预设。我这里并不是说结构式访谈一无是处,结构式访谈能够确保获得信息的较准确性,有效性,能够节约访谈的时间,所以我们在任何一次访谈之中在前期准备都是必须的,这也是我自己每次都要做的事情。

五、关于信度和效度的思考

关于信度,讲的是稳定性和一致性而言的。在调查之中有这样一个事件:某个 公司租种了农民的土地,这是一个即成的事实,但是就是在开始租种的时间和租种的形式上有了各种版本,有的是说从2001年开始的,有的是说从 1998年开始的,有的还说从80年代就开始了,关于租种的形式有说是一次租种20年,有的说是15年,有的说是10年8年。这就一下把我们搞懵了,因为那个公司租地是同时租种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问他们是不是自己的土地被租了,他们的回答都是“是”。到最后在一家干部家见到那个合同,合同的内容是从1998年开始租赁,期限是20年,每五年签一次合同。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版本呢?原因是虽然是农民的土地,但是农民根本没有参与签字,而是完全是村委做的,并且土地是提留地租给公司而自留地还是留给自己耕种,事后通知他们这个事情的。事情终于搞清楚了,我们回头看看我们访谈的完全没有什么信度可言,主要问题有三个:

1、我们调查者在调查的时候并没有按照标准的方式去访谈,导致了提问的措辞不清,他们理解错误,错误的将提留地与自留地混淆。

2、被调查者将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硬说是自己经过的,其实租地这件事情农民的角色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他们在讲述自己的事情时候总是有声有色的,让我们误当成了是真实的。

3、那种环境下,农民说的话都是商量着来,并不是你说准确的他们就会认可,而是获得大家的认同你就会被认可,他们在说明时间时,总是商量着,三个人一个说2001年两个说2005年,他们达成协议是2005年,而准确的时间是2001年,这里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太大了。

现在只能写这么多了,只是想通过自己的观察能为自己,为我们社会学系留下点什么,至于水平怎么样,这还需要去细细修改,也希望各位能提出好的意见来。

参考文献:

[1]周晓红.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出版社 [3]马太.杜甘 比较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费孝通 社会调查自白 上海人民大学出版社

[5](英)戴维(David,M.)萨顿(Sutton,C.D)著;陆汉文译.社会研究方法基础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3

5.当摄影遇上田野调查 篇五

不妨先从左边这张《加拿大沃特顿湖国家公园的生与死》数字拼贴图像说起。这是加拿大人类学家、视觉艺术家特鲁迪?琳恩?史密斯(Trudi Lynn Smith)基于历史照片的再创作。这幅图像由两部分照片组成。图像中的黑白自然风景历史照片由加拿大地质学家和测量师乔治?默瑟?道森(George Mercer Dawson)于1874年拍摄,他与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合作,测量和标定了加拿大与美国的边界,并帮助政府勘查资源。这是迄今为止被?l现的第一张这个视角的大沃特顿湖国家公园照片,照片所拍地现在已成为一个热门景点,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有意或无意地在这个角度进行拍摄。而图像中的彩色蝴蝶是来自特鲁迪所见的蝴蝶死亡事件,她在沃特敦田野调查期间,目睹了公园游客驾车穿过正在迁徙的蝴蝶,无数蝴蝶被压扁,或死在路上,或死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人们在去风景名胜区的路上驱赶蝴蝶,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蝴蝶是公园的宝贵财富,几乎没有游客会关注或记录它们的生死。特鲁迪拍摄了一些蝴蝶的肖像,然后反复地将它们拼贴在道森的历史照片上。特鲁迪试图通过在田野调查中的参与式观察和体验(除了拍摄蝴蝶,她也曾在历史照片所拍地拍了一张照片),了解照片如何作为一个事件出现及游客在景点的拍摄习惯,并表达出对历史和地理空间的主观感受。自2003年以来,特鲁迪便围绕着加拿大沃特顿湖国家公园这个保护区进行田野调查,与科学家、游客、艺术家和当地人合作,通过摄影探索和连接生态与社会的复杂性。这幅图像与一篇艺术家自撰的学术文章共同成为整个田野调查项目中的子项目,这个项目最后呈现为一本限量版的艺术家书籍,书中特鲁迪以折叠的方式呈现这幅图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图像是其电子化的印制品,保留了折痕,看起来又是一幅历史照片。另外,特鲁迪还将学术文章主标题取名为“保护区的历史摄影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Historical Photography in a Protected Area)。

既走到田野中去调查记录和感受,又回到工作室对历史档案和实地调查资料以叙事同时也以反叙事的方式去建构、重塑,特鲁迪的这件作品呈现了当代摄影、当代艺术创作的一种重要策略: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fieldwork),也称作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美国人类学者古塔(Akhill Gupta)与弗格森(James Ferguson)在《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一书提到其来源,田野调查作为一个学术词汇首先被博物学家所使用,最早由以前的动物学家哈登(A.C.Haddon)介绍到人类学中。19世纪,主要来自贵族阶层的知识精英讽刺去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认为这是不体面、没有技能的人干的工作。随着大学体系的发展和殖民统治的需求,田野调查成为越来越被认可的研究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这群做人类学的知识分子被贴上“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的标签而受到广泛批判。如今的人类学家在追述田野调查方法的系统形成时往往会提到发迹于英国的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他倡导的科学田野调查后来被公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也常被人当作人类学的关键标准。马林诺夫斯基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归纳了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的三大核心,“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 1960年代以来,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和发展,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科学田野调查所秉持的客观性遭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与此同时,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发展起来的传统人类学在知识生产中缺乏对权力的反思也遭到严厉的批判。其中,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詹姆士?克利福德的两本著作《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与马库斯合著)和《文化的矛盾》引起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克利福德认为民族志中反映的仅是“部分的真理”,人类学的研究不是作者单方面的作为,而是与研究对象间双向的、互为主体的结果。克利福德还指出个人的田野经验转译成民族志文本时,有着许多作者无法控制的多重主观性与政治限制。在对田野调查的描述中,研究者的反思取代了客观性的经验描述,成为当代民族志的重要形式。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学的感官转向(sensorial turn)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注重主观体验,它倡导从“身体观”转向到“身体感”,在田野调查的参与观察过程中,民族志者置身于地方场所的同时,也成为地方场所的组成部分,变成了知识生产中的主体之一,并通过视觉、味觉、听觉、触觉以及嗅觉将个体体验、观察和地方知识融会贯通,形成有效的互动。

综上来看,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及对田野成果的描述,不管是信奉“科学”、“客观”,还是注重个人主观体验,采用的田野调查有很重要的共性,即“一种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研究方式。”(这里引用风笑天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第四版对此的阐述。另外,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中还会用到结构访谈、半结构访谈法、抽样法、谱系法)

那摄影与田野调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它们如何相互介入、吸收、接纳彼此?这是本期专题中主要探讨的问题。

6.民俗学田野调查格式。 篇六

一、田野调查报告题目 特定地点、特定主题

 如:当代乌鲁木齐回族节日习俗 

福建东山歌册调查 

南音与泉州民众生活 

云南大理白族火把节调查 1.调查地点历史地理文化背景概述

 1-1地理区位、民族、人口组成  1-2地方历史与文化传统  1-3基本生计(谋生活动) 1-4其他

2.调查对象的基本资料

 2-1活动名称、沿革简述

 2-2 活动程序、组织、主持人  2-3活动事件项目 3.活动过程

 3-1活动筹备(如年节,腊八开始)

 3-2主体活动开始(如仪式开始的时间、方位等) 3-3活动过程描述(主要阶段、事件结构)

 3-4活动结束(结束的仪式、访谈人们的评价、看法等)

三、结语

 意见及问题探讨

四、附录

 调查时间:  调查地点:

 调查对象: 姓名、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

7.田野调查操作手册 篇七

1.1 杨氏洪门拳主要分布地区及地理环境

杨氏洪门拳主要流传于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境内。

蔡甸区地处汉水与长江汇流的三角地区, 东北与武汉市东西湖区以汉水分界, 东部与汉阳区接壤, 东南与武汉市武昌区和江夏区隔江相望, 南接东荆河与汉南毗邻, 西部与汉川市山水相连, 西南与仙桃市犬牙相交。区政府设在蔡甸街, 距武汉市区25公里, 属江汉平原东部末端。现辖蔡甸、张湾、侏儒、永安、奓山、大集6个街, 索河、玉贤2个镇和消泗乡、桐湖办事处、洪北管委会, 面积1091平方公里, 人口48万。

1.2 杨氏洪门拳历史源流

洪门拳是地方传统拳种中最为流行、传播最为广泛的一种拳术。《源流》相传于宋太祖“赵匡胤三十二手定天下”, 故拳多以“手”字命名, 如总手、封手、金刚手、青龙手等。在其发展过程中, 又受武当派的影响, 所以还有宫手、老君手等套路。此拳种经过历代拳师的研练、运用、总结, 吸取了其他拳种之长, 发展成现在的洪门拳。

洪门拳有北洪门拳与南洪门拳之分。

杨氏洪门拳是已故蔡甸民间拳师杨香庭对南派洪门拳的武术传统套路进行创编而形成的。杨香庭从1922年开始习武, 首拜蔡甸姚家林拳师姚贤文为师, 后拜姚方华为师, 再拜汉口五福泰水果行拳师刘玉涛为师。杨香庭从1942年开始在蔡甸大集场 (大集街) 传授洪门拳, 现今弟子遍布国内外。杨氏洪门拳代代传承, 影响很是广泛。

1.3 杨氏洪门拳的主要内容

杨氏洪门拳大体分为青龙手上下套、虎锤上下套、封手上下套、武松手上下套、总手上下套、打头上下套、金狮盘柳、小洪拳上下套、九宫手上下套、八大手、九宫等。小洪拳是杨氏洪门拳的代表作, 它集中表现了洪门拳的刚劲勇猛、行如风、坐如虎的特点。所谓“洪者大也”, 即寓有大力法之意, 很讲究发力, 劲力刚猛, 直冲硬上, 故有“洪门一头牛, 打死不回头”之称。

1.4 杨氏洪门拳的主要特点

杨氏洪门拳最大的特点是中平四柱、身正步稳、震脚拳、发力发声、挺胸收腹、刚劲勇猛, 一招一式节奏分明, 讲究站如钉、趾如板、行如鼠、坐如虎、眼似钢钤、身似碑、手似钉耙、脚似锥。手型有拳、掌、指、爪、勾、鹤顶手等。手法中有沉桥、圈桥、封桥、冲拳、插掌等。步型以四平马为主, 还有三角马、子午马, 吊马和熙城步等。身型要求含胸、立腰、收腹、敛臀、沉肩、垂肘、沉桥坐步。发力时要求蹬腿、扣膝、合胯、转腰, 先蓄后发, 猛力出击。有时还因势发声, 以声助威。

杨氏洪门拳要求形、意、气、力、声的高度统一, 主张以力制人、以威取胜、硬打直上、死不回头。故着重练力, 发力时口吐五种声音:嘎、噫、哼、哩、哈, 一切身形手法都着眼于此, 注重二气劲透过身, 力抵千斤, 音通五脏六腑, 用以练气, 用以催力。

杨氏洪门拳的练习现在以青少年为宜, 其方法多为练膀功、滚填竹筒、撞树桩、抓砂袋、抛石锁、滚石担、打砂包、打操板、站桩、练裆功、提桶子、排打气功等, 还可以二人或二人以上走游手, 进行对抗性的训练。

2 杨氏洪门拳生态环境概述

2.1 生态环境定义

“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积。”这一选自《晏子春秋?杂下之十》的哲理折射出了中国先哲们发现的环境对事物的重要影响作用。生态学就是研究生物或生物群落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科学, 而生态环境不仅是自然环境, 还有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影响人类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社会中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环境, 所以, 用生态学来解释武术的生存环境会更直观。

2.2 武术的生态环境系统

在学术界, 武术专家们总是把武术与哲学、文学、医学、养生等联系起来探讨, 却很少关注环境与武术的关系。恩格斯曾说:“人类的生存条件, 并不是当他刚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的时候就现成具有的, 这些条件只是以后的历史发展才造成的。”所以武术环境离不开武术发展中的人, 人才是武术环境体系的核心, 支撑武术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可持续的发展, 并将区域范围人群活动的文化、体育、民族、经济等积淀到武术环境的综合体系。

2.3 杨氏洪门拳生态环境系统的环境因子

环境学研究方法是以综合、定量, 和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环境系统。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 环境因子就是构成环境组成的下一个层次的基本单元。武术在发展中, 所涉及的环境因子太多, 每一个区域的武术的因子不尽相同, 拳种之间风格迥异, 况且每个因子的影响的范围不同, 很多因子相互影响、相互结合, 研究不能一一论述。鉴于此, 本研究仅选取了对杨氏洪门拳发展影响较大的政治文化环境因子、信息环境因子、社会环境需求因子、教育环境因子、社会文化环境因子等方面予以分析。

2.3.1 政治文化环境因子与杨氏洪门拳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蔡甸区被国务院授予“武术之乡”称号, 同时授予大集街、张湾街、侏儒街、奓山街、玉贤镇等六个街乡镇为“武术街乡镇”的光荣称号。蔡甸区的武术春天来了, 从一九九五年起, 为了弘扬武术之精神, 发扬和传承地方武术, 蔡甸区人民政府和区文体局已相继组织举办了十六届武术节, 杨氏洪门拳的传承人俞良尧、冯启忠等人在历届武术节中均获优异成绩, 受到了省市区武术同仁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赞扬。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加强我国的文化产业建设,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近年来, 蔡甸区文化部门在此政策的指导下, 大力支持与帮助杨氏洪门拳的发展。据相关统计, 蔡甸区政府对杨氏洪门拳的资助如下:

(1) 2007年区政府拨款2万元, 用于杨氏洪门拳谱的整理。

(2) 2008年区政府拨款1万元, 用于杨氏洪门拳谱的整理。

(3) 2009年区政府投资2万元, 用于杨氏洪门拳谱的整理。

(4) 2010年区社会募资5万元, 用于杨氏洪门拳谱的整理。

(5) 2011年区政府投资10万元, 用于《杨氏洪门拳》一书的打印、编辑和出版。

(6) 2012年政府拨款2万元, 社会募集资金5万元, 用于杨氏洪门拳谱的整理和武馆的筹建。

硬件方面, 2014年3月, 在莲溪社区居委会、区教育局、以及蔡甸区武术协会大集街办事处、大集街教育总支领导的多方支持下大集武馆建生, 用于传习杨氏洪门拳。对于武馆费用情况, 杨氏洪门拳传承人方启雄当时饶有兴致地回答道:“我们是获益于良好的政策, 抓住武汉市对农村公共空间建设的政策支持, 我们向区教育局申请了这个武馆。起先教育局要求我们房租一年一千元, 但因为我们开展群众武术的成果显著, 后来便免掉了我们的租金。”

2.3.2 信息环境因子与杨氏洪门拳

从广义来看, 信息环境即社会信息环境或社会信息生态, 是与社会信息交流活动有关的社会因素的集合, 是影响整个社会信息交流的具体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的表征。从狭义来看, 信息环境主要是指与特定组织或个人可能接触或间接影响的信息资源的总构成。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 杨氏洪门拳在武汉市及周边地区影响很大, 特别是在蔡甸区大集街 (大集场) 杨氏传授武术之源地, 现有杨氏洪门拳习练者5000人以上, 其佼佼者成为历代传承人, 在国内举办的历届传统武术比赛 (表演) 中均获得奖项。特别是2010年杨氏洪门拳第二代传人方启雄, 在第8届“獬豸杯”香港国际武术节上展示的杨氏洪门拳六合图, 神、气、力合一, 刚柔相济, 技压群芳, 一举获得了两项冠军。另外, 方启雄还在2004年开始对杨氏洪门拳进行了系统的挖掘整理, 并于2012年出版《杨氏洪门拳》一书。同时经过不懈努力, 方启雄在2014年成功地为杨氏洪门拳申请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扩大杨氏洪门拳的知名度做出了很大贡献, 为武术的传承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蔡甸大集街莲溪社区调查时, 我们对社区居民随即发放了调查问卷100份, 回收了50份有效问卷。经过统计, 从图1可看出:本地区杨氏洪门拳的知名度还是颇高的。对蔡甸区杨氏洪门拳是哪一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问, 只有34%的居民回答正确, 说明杨氏洪门拳的宣传工作仍需加强。从表2中我们看出见识过或听说过杨氏洪门拳的居民占52%, 可以看出蔡甸杨氏洪门拳并没有像太极拳那样人人皆知, 说明相关部门仍需努力, 把它打造成地方真正的传统拳种。居民中有14%的人在习练杨氏洪门拳, 可以清晰看出习练洪门拳人数的不足。另外, 使用网络了解杨氏洪门拳的居民没有一人, 在当今网络通讯时代, 对网络宣传工作的加强, 或许会成为杨氏洪门拳对外宣传的重要渠道。

2.3.3 社会环境需求因子与杨氏洪门拳

不同于自然环境中的生命体, 武术运动不能离开人类而独立存在。如果没有人的接受, 武术运动要丧失掉从外部环境中获取自身生存需要的动力, 成为无根之萍, 无本之源, 就没有了群众基础, 武术就真的失去存在的意义。人类需求因子在诸多外部环境因子当中属于最具决定性的核心因子, 最终影响到武术在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

我们了解到, 在蔡甸区40多个晨练场所, 都有练习杨氏洪门拳的人, 现已有练习者5000人以上, 他们中以中老年人居多, 传承人方启雄每天都会前往这些晨练场所进行指导。

我们进行现场访谈时, 当地居民笑着说:“以前我们茶余饭后谈的都是牌桌上的事, 现在我们更多谈论健身的事情, 如果一天没有健身, 就浑身感觉不舒服。”

2.3.4 教育环境因子与杨氏洪门拳

教育能改变人, 什么样的教育塑造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教育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才, 因此加强学校的武术教育是改善当代武术发展中生态环境困境的重要路径。

在进入校园这一块, 大集武馆馆长蔡明勇起了重要作用, 他自己的职业是大集街张湾小学的音乐和体育老师。经过他多年的不懈努力, 他的学生现在都可以完成杨氏洪门拳的套路。蔡明勇说:“决定把武术带入课堂时, 我也想了很多, 怕孩子们觉得枯燥, 不会练。但最终我还是下定决心把武术带入我的课堂。我抓住了孩子们对武打片感兴趣的特点, 在课堂中教他们一些帅气且实用的武术动作, 来培养他们对武术的好感, 从而慢慢地给他们灌输杨氏洪门拳。现在孩子们都可以漂亮地完成一整套动作, 我很欣慰。”

2.3.5 社会文化环境因子与杨氏洪门拳

现在的体育运动, 只有进入竞技赛场, 才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从而吸引更多人来一起投入此项运动练习之中。我们走访调查时, 恰巧蔡甸区在举办第十六届武术节。在8月8日运动会开幕式中, 最后一个节目是集体洪门拳演练, 表演者有老、中、青年及儿童。这套演练结束后, 在场所有观众为之欢呼。我们在之前调查中看到的都是杨氏洪门拳的单式动作, 观赏了这一整套表演, 也是深深被其动作的优美所吸引。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不断加强, 蔡甸地区运动会的积极开展, 杨氏洪门拳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3 杨氏洪门拳保护与发展建议

如何在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文化娱乐多样化以及农民生活现代化的今天, 保护好已有百年历史的传统武术文化遗产———杨氏洪门拳, 不仅是非遗面临的难题, 而且也考验着我们人类的智慧。

3.1 深入挖掘整理, 实现网络数字化

挖掘是一件大事情, 首先要得到政府有力支持, 在人力、物力、财力、设备等方面都要给予政策倾斜。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档案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和展示的专业机构, 应充分发挥其作用。同时还应运用多媒体记录方式实现杨氏洪门拳的网络化、数字化, 建立数字化资料数据库。

3.2 加大资金投入, 加强配套设施

杨氏洪门拳在民间流传的套路甚多, 现已收集整理有部分文字和图像资料, 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系统整理或出版。我认为应该建立保护基金, 采取政府投入、社会捐赠的办法,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保存、出版。

缺少基地、武馆或学校系统教习杨氏洪门拳, 使得一些想习练的人找不到可以习练的地点而放弃了。虽说政府已配备了一个武馆用于教习洪门拳, 但对广大杨氏洪门拳爱好者来说, 这一个武馆完全不能满足这么多人的习练需求, 希望有关部门加强配套设施建设。

另外, 对境内的传承人也没有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一些拳师因生活所迫、环境所逼, 不得不中断了杨氏洪门拳的习练和传承, 使得杨氏洪门拳前景堪忧。加强对拳师的保护与帮助, 才能使杨氏洪门拳更好地传承下去。

3.3 加强学校师资建设, 聘请专业老师指导

武术很早就已经进入我国中小学体育课教学内容中, 但因为师资不足、学校不重视等原因, 很多学校没有在体育课教学中涉及武术内容。所以, 学校对体育老师武术技能的考察, 应是学校招聘武术老师的标准之一。对本地区来说, 想要壮大杨氏洪门拳的年轻群体, 应当考察体育老师是否会杨氏洪门拳, 或聘请老拳师在体育课中教授杨氏洪门拳。另外, 杨氏洪门拳传承人应多与学校沟通, 定期去中小学、高等院校中去传授武术。为杨氏洪门拳, 为武术的崛起多尽一份力。

摘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 田野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等研究方法, 对武汉市蔡甸区杨氏洪门拳所处的生态环境进行实际调查研究, 梳理了杨氏洪门拳的主要内容和动作特点。同时从政治、信息、社会、教育等环境因素对杨氏洪门拳进行分析, 概括了杨氏洪门拳近几年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最后, 对杨氏洪门拳的资金、配套设施、师资建设等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杨氏洪门拳,生态环境,环境因子

参考文献

[1]蔡甸区武术协会.湖北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申报书[E].2013:3-15.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第3卷) .

8.一位老人失败的4年田野调查 篇八

因为怀疑孙子死与附近铅锌矿污染河水有关,一位55岁的老人开始在河水流经的地区进行恶性肿瘤的发病和死亡情况调查。在他看来,有两个东西对他最重要:一是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另一是,“如果有人打了我,我可能笑一笑,但你不能欺负我。”

2007年8月2日一早,罗德华就起床了。投时间像往常一样练太极拳和“功夫扇”,他要尽早赶到离湖南邵东县约一小时车程的灵官殿镇。车上才坐一半人,他就吆喝着司机赶快开车。发动机刚响,一个人拎着大竹筐赶到车门前想上车,被他大声喝住。

罗德华是赶去见国家环保局的人。这和他死去的第一个孙子罗雨适有关。2005年,这孩子死于白血病。罗家怀疑孩子的死和附近的蒸水河被铅锌矿污染有关,为了搜集证据,在孩子发病后的大半年里,罗德华走访了蒸水河两岸100多个行政村中的25个,收集当地白血病和癌症病例,并不断上诉,但始终未获法院受理。在调查的过程中,罗德华还结识了一些家中有癌症病例的村民,向国家环保总局申请行政复议,要求判定湖南省环保总局行政不作为。

2007年7月31日,北京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告诉他们,国家环保总局行政复议中心接受了申请,并派了三位工作人员来邵东实地调查。

律师说,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对罗德华来说,这几乎是他几年来个人战斗的“最后一仗”。他决定提前赶到灵官殿镇等候环保总局的人。

罗德华今年59岁了。皱纹已经爬满了他的脸。但他还保留了一些年轻时“憨老大”习气:不打伞,不怕晒,缠一个帆布腰包,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他的额头和胸口因为在乡间长期炙晒,凸现出几块突出的绛紫色。

8月初正是邵东最热的时节,气温达36摄氏度以上。隔几分钟,罗德华额头就渗满汗珠,然后顺着皱纹流到脸颊。平常他都穿一件大白坎肩。这天出发前,他换上了一件深蓝色的短袖T恤,这是他比较正式的衣服。但一抬右手,会看到T恤腋下的一个裂口。

背上一瓶水,一沓调查表和30元钱,踏上沿蒸水河的漫漫路

灵官殿镇,是罗德华的老家,罗在那里一直住到2003年才搬来县城。正是那一年,他的孙子,两岁的罗雨适被查出患急性淋巴细胞L1型白血病。

到了罗雨适在长沙湘雅医院住院后,罗德华才发现,得上白血病的,远不止他们家孩子。有两个分别12岁和10岁的孩子就因为同样的病住进罗雨适的病房。罗德华还得知,他们的家离自己家不远,同属蒸水河流域。

为什么附近这么多人得白血病?罗家人向医院儿童血液病专家曹励芝咨询。曹告诉他们,一般认为白血病的发病机理和病毒感染、电离辐射、化学物质侵害、遗传因素及免疫功能异常等有关。其中电离辐射和化学物质都可能通过外部环境作用于人,使具有易感性的个体罹患癌症。

罗德华的家在邵东县灵官殿镇大全村,家里的水井就在蒸水河的河床上。在蒸水河上游5公里处,有一座铅锌矿,还有一个土炼铀厂。冶矿后的废水就排放在蒸水河里。

“当时我就怀疑,是不是我们家的井水受到了这座矿的污染。”罗德华的儿子说。

罗家开始不断找各级环保部门,希望他们到矿区做检测,进行实地调查。最初的动机很简单:如果调查发现是铅锌矿的废水排放导致孩子患白血病,矿上应该做出赔偿,孩子就有钱治病了。

但是,调查的要求屡遭拒绝。

罗家决定那就自己来调查。孩子的爷爷罗德华承担起具体的调查重任。

从2003年起,每天早上,罗德华拎上一个红色塑料包,里面装着用复写纸手绘的调查表格,一盒印泥,一支一块钱的圆珠笔,一瓶装水的大可乐瓶,白沙烟和30块钱,开始上路。他从最近的大全村开始,挨家挨户问:“有没有人得癌症?”

就这样,他沿着蒸水河的流向,从矿山脚下的楼边垭村开始,到耳石岭水库,石株桥乡……

后来越走越远,有时候晚上十一点还在地里走。为了抄近路去20里地外的村子,他壮着胆子走一条少人走的山路。天刚下过雨,蒿草到大腿那么深,他从瓜架上拆根棍子,打着茅草进山。“怕有蛇。我年轻时被蛇咬过。”罗德华撩起裤脚,脚踝处还留着疤痕。

刚开始他一个人走,后来他慢慢结识一些村民,结伴调查。事情也渐渐从一个孩子的生死,转变为建立一个“中乡环保促进会”的构想。塑料包里多了《告中乡人民书》和捐赠合同,声明如果证实当地存在污染致病,获得赔偿或者抚恤金的受害家庭要把所得的一半捐赠给中乡环保促進会,而促进会将用这些钱在当地开展慢性内照射病的医学调查、投巨资清除50年来沉积在土壤和地下水中致癌核素、给癌症患者家庭做治疗或上诉的基金。

有400多户人家在捐赠合同上签字。

罗德华家的墙上有一幅彩色打印的当地地图。图上的每个村名旁,都用透明胶贴着该村白血病患者和其他癌症患者的数目。他还将调查的几百份表格汇总,分为A、B组,A组是白血病。B组是其他癌症。表格中,20~29岁是病人数最多的年龄段,其次是10~19岁,40岁以下的患者占调查的大多数。还有一个坐标图,表示发病人数自90年代起逐年上升。

图表下方有一句附注:“情况是否属实,请政府全面调查。”

“这是个社会问题,不是我们法院能够解决得了的。”

2003年10月,一份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化学分析测试中心”提供的检测报告,证明在邵东铅锌矿附近的居住区,其重金属六价铬、锰和锌超出国家饮用水卫生标准(1985年)数十倍到上百倍;十五个水样中总α放射性有十三个超标,最严重者超标近5倍。

对当地政府和矿山来说,开矿的经济利益和附近村民的用水安全,一直是个难题。铅锌矿位于蒸水河的源头,沿途有十余个超过千人的行政村。

由于冶炼矿石的粉尘和废水,矿上和村民的纠纷时有发生。就在2006年的秋天,一位叫罗建英的村民还因为要求矿上不要再往河里放污水,和对方吵起来,最后动了手。

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以后,矿上改用“怀柔”策略,给距离最近的几个村子每家发一笔安抚金;来矿上吵闹的,就以红包封口,几百到几千元不等。曾经有村民出价2万元买罗德华的调查资料,想以白纸黑字到矿上卖个好价钱。当然,罗德华不会干。

从2004年到2007年,罗家向法院提供诉状16次,始终未获受理。

邵东县法院立案庭庭长李平春告诉记者,铅锌矿排放废水的蒸水河流经了两乡一镇十数个村庄,涉及数万人,如果法院受理了这个案子,其他人也会效仿,法院根本无力招架。“我们研究过不止一次两次,可是任哪个院领导也不敢拍板接这个案子。”李平春说,“这是个社会问题,不是我们法院能够解决得了的。”

钢铁厂和家

当客车开出邵东县城,山麓上出现一排破旧的厂房时,罗德华用胳膊肘捅捅身

边的人说:“看,我们厂。”每次经过邵东钢铁厂时,他总会发一些感慨。说得最多的两句:“原来是国家的,现在成私人的咯。”

罗德华在钢铁厂呆了35年,歷任采购科长、行政科长。厂子效益不好,罗德华2002年下岗,钢厂2003年被卖给私人,厂里的职工至今还没有得到安置。而罗德华“幸运地”在这之前办好了退休,每个月有600块退休金。这一年,他决定从灵官殿镇搬来邵东县城。

罗德华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在钢厂单身汉一样的生活。过去的35年,他和老婆儿子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10年。直到孙子罗雨适出生,他和家庭的关系才真正近了起来。“要不是为了孙子,我都不会和他们在一起。”罗德华说。

“罗雨适”这个名字就是他取的。出生那天是农历6月初三,刚下了场雨,儿子想了100多个带“雨”的名字,最后他取了“雨适”。孩子生下来的第一年,他每天去门前的蒸水河抓鱼给孙子吃。

没想到这样的天伦之乐两年后中断。

孩子化疗时,罗德华趴在化疗室的门洞看,两岁多的孩子,治疗时要三四个男医生才能摁住,不打麻药,粗针管扎到脊柱里去,抽出的骨髓,像清水一样,“看不得啊。”

他还是家里睢一知道孙子身高的,甚至孩子的母亲都不清楚。2005年4月,癌细胞侵蚀到头部,孩子嘴角有点歪斜,已经不会笑了。罗德华给孙子打棺材。趁小孩站的时候,若无其事走到他身边。3岁半的孩子,块头比普通小孩大,已经到罗德华腰部。罗德华摁着腰回地下室用软尺一量:1.1米。七天后,孩子去世,放进棺材刚刚好。

孩子葬在了铅锌矿后面的大云山上。“他就是因为矿上的污染死的,我要让他永远提醒我,为他的死要讨一个公道、一个说法,一辈子都要为这个事情努力,不要忘记。”罗家人发誓。

没能见到国家环保总局的官员

车快到灵官殿镇了。罗德华像是自言自语,也像是给自己鼓劲:“我每天早上打两个小时拳。我在钢厂做采购的时候,全国30多个省会城市,我跑了大约一半。在武汉碰到小偷,我一个对六个,打翻两个之后,其他都不敢上来了。我一点不紧张,我不怕他们(官员),我胆子很大的,进镇政府发环保传单,还拍了镇长的肩膀,要他在环保宣传书上签名。我是在为乡里做好事,大家都爱戴我们。做调查时走出去很威风的,所有人都跟我开口笑,跟我说话都很和气。”

如许多邵东人一样,罗德华是个尚武之人,生活中离不开烟酒。每天抽2包5块钱的白沙烟,在空调车上也停不下来。一顿饭可以喝两斤米酒。一次调查,走到下午三点不见饭馆,到一户不相识的人家讨饭吃,他也要求给他买酒。“酒就是我的命。”罗德华说。常常喝了一壶药泡的米酒后,他会涨红着脸大声说:“只要这事(调查)能办好,我死都可以。”——罗德华的健康也在衰退,他有高血压、疝气、腰椎间盘突出。在他搜集的患者名单里,很多人已经死了。

上午9点,车到灵官殿镇。罗德华到了调查时结识的—个同伴周新康家。周新康的儿子27岁时死于白血病,而他家的水井离蒸水河约300米。这次行政复议就是以周新康的个人名义向国家环保总局申请的。

周新康的老婆告诉罗德华,昨天晚上10点,镇政府派人将周新康接到邵东县城的宾馆,在那里,国家环聚总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附近的铅锌矿和他儿子的癌症没有关系。由国家疾控中心新近制定的《生活饮用水国家卫生标准》中,总α放射性的限值由原来的0.1变成了0.5。曾经超标4倍多的水样,如今刚好在正常范围以内。

工作人员让周新康在同意书上签字,周新康拒绝了,说,我不相信。

再给宾馆打电话,已经退房了。

这不是罗德华第一次扑空了。2003年冬天,听说国家环保总局要来邵东调查矿污染。罗德华扯了一条比街头横幅大两倍的红布,请人写下:“欢迎国家环保总局来实地调查。”挂在了进镇的桥头。他还准备买鞭炮,等到环保总局的人进镇就放。等到下午没人来,打电话问,才知道环保总局的人已经走了。

“我的心就像100度的开水,现在只有55度了。”罗德华用手比着心脏的位置。他的电话号码已经换了好几个,因为不好意思。调查中认识的村民经常会打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展。有的还专程来邵东县城找他,问:有什么结果?

什么算是结果?封矿,赔偿,都遥遥无期。几年前调查手写的资料已经堆起厚厚的灰尘,法院说证据不足,连案都没立成。罗德华不知道怎么回答村民,“只说自己无能。”

但中国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副主任许可祝告诉记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环境损害案件中,如果污染损害发生了,应该由损害方提出证据,证明损害发生的原因不是由自己造成的。

“现在这个传统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2003年7月,邵阳市政府决定关闭邵东铅锌矿。这一年市政府的第9次常务会议纪要上写道:邵东铅锌矿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已影响到矿区周围村民的生命安全,会议决定对该矿立即予以关闭。

但两年后,该矿重新开工。

在邵东,山上到处有私人开的矿山。大山像张被破相的脸,草木中时不时出现一个黑漆漆的洞口,或者留着挖土机爪痕的黄色岩壁。金华村生产队长告诉记者,2000年矿一开,村里的井就抽不上水了。

冶炼矿石后的污水通过地下涵洞排放到山下的楼边垭村。82岁的罗富存引了河里的水进小鱼塘,鱼死光了。矿上去年赔了他300块钱。

田地也靠河水灌溉,村里人不吃自己种的米,卖掉,再到集市上买米吃。

“我本想带他们(国家环保总局官员)来看看。”罗德华说。这些腐烂的鱼,变异的田,干涸的井,比水样指标更能震动这个59岁的老人。和一些抽象的数据所证明的安全感相比,他觉得一些古老的,更重要的东西正在受到威胁。

“我是一个农民,普通的农民思维,有两点(最重要)。一是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农村嘛,最好是男孩子,等他长大了要修新房子,娶个好媳妇。然后再生一个孙子。这就是农村的传统。现在这个传统已经维持不下去了,生不出健康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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