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

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精选4篇）

1.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 篇一

论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

张爱玲的小说表现的是衰颓时代所独有的悲凉和深刻的苍凉感，她描写了一系列女性的生存悲剧，心理分析出神入化，同时还能巧妙运用意象手法，她以清贞绝决的生活态度，苍凉华丽的末世视野，奇崛冷艳的雅俗之美，凄婉的笔调，带我们走进苍凉的小说世界，本篇论文联系作家生平小说，对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色进行简要分析，从而较为完整地展示张爱玲小说艺术世界的特征。

关键词： 张爱玲

小说

苍凉

艺术特色

一 概述

张爱玲的作品，从短篇到长篇始终把自已时代已经发生和正要发生的破坏作为大背景，由此开掘个人的情感世界，特别是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和注定要被现实所嘲弄的欲求，纵观她的小说，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金锁记》、《倾城之恋》、《传奇》、《流言》、《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我们细读张爱玲的文字，不难看出张爱玲的小说风格非常独特，在主题思想上，她的作品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在选材上，张爱玲的作品以言情为主，张爱玲对人物塑造以及人物之间种种微妙复杂的关系，也把握得极为准确和深入，张爱玲文章的开头和结尾十分吸引人，总体结构独特，这与她娴熟的写作技巧有关，以奇秀精当四字形容她无疑是相宜的。

二平民化的叙事视角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动荡的时代，然而引起她极大关注的不是历史中那些英雄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历史变化中的强烈的民族意识，也不是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而是日常生活中那些琐屑的人物、琐碎的事件，也就是世俗人生里饮食男女的生存状态、婚恋生活等世俗化生活。张爱玲在《传奇》初版扉页上曾说过，我“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强调在自己的小说中多是写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负荷者，因为他们虽不彻底，究竟是认真的。”不仅如此，在潜意识里，张爱玲认为历史是由无数凡人的生存组成的历史，“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时代的总量。”因此，在她的作品里满是俗庸的普通人的男女私情、家长里短。《倾城之恋》里白流苏迫于无奈与寄人篱下，以妖媚的身姿赢取了妹妹的恋爱目标范柳原的青睐，以逃离那个已容不下她的家。

纵观张爱玲小说的人物，无不是平凡尘世中的普通人。对普通人物的描绘透视出了张爱玲对生活的特别理解，“生命即是麻烦”，[1]（P12）因为现实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的烦恼，不如意。同时也传达了张爱玲在时代变动

中对微不足道的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尽管这些普通人虽然常常猥琐，自私，无情，软弱，怯懦，但张爱玲却正是通过普通人的登场展现了现实重压之下真切的生活，真实的生活状态，并从这真实状态中体现其的同情之下的悲悯意识及对时代混乱的揭示。她用细腻而又从容的心洞察世俗人生，并通过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描写来反映这个时代的世态万象。每个作家在自己的创作轨道运行久了，都会形成自己的内容模式。张爱玲是与“五四”主流，尤其是“左翼”叙述内容模式完全异致的作家，30、40年代文坛的主流尤其是左翼模式，是不大珍惜生命的，正如鲁迅所言“愚昧、麻木、不觉悟的过人是一群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而在张爱玲的笔下任何生命都是有意义的，生存即是意义：《金锁记》里的曹七巧，不仅毁掉了自身的幸福，而且也毁掉了儿子，女儿的幸福。如果在“左翼”作家的笔下，对这样的人就是千刀万剐也不足以泄恨，但张爱玲却在小说结尾，给曹七巧的灵魂以求赎，为她设计另外一条有情欲，有爱心，有人伦的人生道路，让她留下眼泪，恢复了人的正常感情。张爱玲说：“要把那些滥洞的感伤清除干净，讽刺是必须的阶段，可是很容易停留在讽刺上，不知道在盛怒之外还可以有感情。”这种“感情”就是对人的悲悯、热爱，这是文学的救赎功能，缺乏这一环节的文字，总是有缺憾的文学，总是不够大起气的文学。刘再复曾评价张爱玲是“残酷的天才”，就触及人性深层解剖的精微这点论，是确切的，但是“残酷”容易让人理解为“毫无慈悲的描写”，张爱玲显然不是如此，她对堕落的女人，精神不健全的人性及浮华之下虚伪的人生却总是不厌其烦地琐琐屑屑地写出，投之以关怀和同情，这就是张爱玲曾谈及创作的两种模式、两种法则：一种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一种是表现“人生安稳的一面”。她不反对表现表现“人生飞扬”，但必须以人生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飞扬”，没有底子，飞扬只能是泡沫。张爱玲明确表达了自己创作的叙事模式，就是表现“安稳”、“和谐”、“灵”，她说：“我不喜欢壮烈，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她拒绝“时代纪念碑”似的作品，自己也不打算尝试，她坚持写凡人琐事，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这就是张爱玲的叙事视角。

三 独特的文字风格和语言风格

张爱玲独到的文字风格和语言风格一直在打动读者的心。她的文字，用优美畅达、厚积薄发、传神精准、流畅自然来形容，毫不为过。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新颖别致的比喻和生动传神的描写，对人物的外形和心理刻绘也细致入微。语言上看，张爱玲的用词时而富丽堂皇、时而耐人寻味、时而干净利落、时而深刻精辟、时而曲折婉转，但都摆脱不了悲哀和琐碎的调子。表现出巧妙的特点。来看看如下这些片断，会有更深刻的感受。“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2]（P2）《茉莉香片》开篇第一段话：我给您沏的这壶茉莉香片，也许是太苦了一点。我将要说给您听的一段香港传奇，恐怕也是一样的苦——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沉香屑——第一炉香》开篇：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关于碧落的嫁后生涯，传庆可不敢揣想。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

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红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3]（P128）

“她看了看了表，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的一道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地往上爬。”[4]（P58）“现在他总算熬出头了，人们对于离婚的态度已经改变，种种非议与嘲笑也都冷了下了。反而有许多人羡慕他稀有的艳福。这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了，至少在名义上是个一夫一妻的社会，而他拥有三位娇妻在湖上偕游。难得有两次他向朋友诉苦，朋友总是将他取笑了一番说：‘至少你们不用另外找搭子，关起门来就是一桌麻将。’[5]（P23）从以上几段张爱玲的文字可以看出，张爱玲的作品，字里行间透着一个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通过她娴熟连贯的文字，展现了出来。

四 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

不可否认，张爱玲小说笔锋的犀利娴熟，想象的丰富深远，意境的苍凉悲壮，令人叹为观之，然而我认为她的独特的出神入化的心理分析和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示，更令许多张迷掩卷沉思，回味无穷，不由得感叹“张爱玲不愧是张爱玲”。在《金锁记》里，张爱玲并不采用冗长的独白，枯燥繁琐的解析，而是利用对人物的动作，语言的描写，把人物心理分析得入木三分，同时呵出了一片苍凉的气氛和风格，足见张爱玲洞察人物心理之深与表现技巧之高。

七巧用黄金的枷锁砍杀了自己和她身边亲人的幸福，放弃了自尊、压抑了性欲、牺牲了10年青春。十年后当她青年时的爱情幻想——季泽站在她面前，小声叫道：“二嫂！„„七巧”接着诉说了隐蔽十年的爱以后，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

季泽立在她眼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年了啊，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了 „„这一转念赛如一个闷雷，一片浓重的乌云，立刻掩盖了一刹那的光辉，被暴雨无情地扫荡了„„她的痛苦到了顶点，从心头沉到心底，越来越无名的仇变成了尖刻的怨毒，莫名其妙地只想发泄，不择对象，季泽被打得夺路而逃„„而她却还要掉转身上楼去，在楼上的窗户望他一眼„„毕竟她曾经爱过他，且他的爱给了他无穷的痛苦„„通过七巧的心理描写，可以清楚地看到金钱对人性善与美的瓦解，对正常健康欲望的摧毁，以及七巧由最初的引人同情的被害者到最后变成人人憎恶的虐待狂的变质过程，七巧的行为实质是长期被压抑的女权的一次总爆发，揭示了社会现实对人的君临、威压和吞噬。《沉香屑：第一炉香》对葛薇龙先前由对“异己”世界的“无边的恐怖”到“完全陷入”的心理描写过程，也正是她由“良”沦为“娼”的辛酸历程，传统与现代理性与欲望的矛盾心理主导着她的行动并最终决定了她的命运。

张爱玲不仅善于运用心理分析手法，而且还擅长用心理分析展示人物心理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并在这纵向追踪过程中揭示出某种社会根源，使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深度。如七巧本来是乡间村野可以享受亲情、爱情、人世快乐的可爱女人，但卑微的社会地位及对黄金的欲望使她最终成为畸形婚姻的牺牲品，更成为

情欲的牺牲品，小说用30年的时间说明金钱战胜伦理、人性的过程，揭示出七巧人生悲剧的根源是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文明末世” [6]（P32）的伤感被转化成故事里无尽的苍凉，作品因而具有了现实感和历史沧桑感。

张爱玲的小说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技巧上善写热的情欲，潜意识，变态心理，描写出现代节奏下深层的悲凉，她笔下人物的心理几乎没有发育得健全的，几乎都带着不同程度的畸变性，七巧、梁太太等自不待言，还有《茉莉香片》写年轻的聂传庆，他对言丹朱有求之而恨之，由懦弱而疯狂的心理变态过程，表现出他失落于两个家庭之间的一颗被扭曲的破碎的心灵以及对僵化凝固了的生存环境的反叛与报复，但他最终无法摆脱亲情冷淡、孤独寂寞、压抑自卑、精神变态，揭示了不可避免的时代没落中人的苍凉的生存状态。

由此可见，张爱玲具有对人性的精髓的洞察力和描写能力，她描写人物形象、刻画人物心理的深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现代作家。

五 意象手法的巧妙运用

受封建家庭的熏染和西洋文化的双重影响，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华和现代西洋小说的神髓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得到了和谐自然的吸收，凄艳的笔调、奇诡的意象、繁复、典雅、独特巧妙的意象世界的建构，苍茫无边的时空体验，使得她的小说显出神奇的艺术魅力，尤其她小说对意象的追求，像或欢悦或凄凉的月亮；像拉过来又拉过去带有凄怨色彩的苍凉的胡琴。要么作为触发的契机，唤醒生在乱世的人的或沉痛或颤栗的生命瞬间，都是张爱玲追寻过去复现生命的中介之物，既传达了现代派所强调的象征意义和微妙心理感觉的变化，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开拓意境和画龙点睛的传神功效，呈现出丰富奇丽的蕴涵和审美特征。

张爱玲在小说中不断提到“月亮”，月亮是苍凉寂寞、冷酷世界的象征，而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看月亮，皆有不同的感受。月亮是人物内心变迁的见证，如开场的月亮是：“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大一点，象赤金的脸盆，沉了下去„„”，这预示着一个没落的时代没落的家族：“模糊的状月，象石印的图画”，这是七巧女儿长安眼中的月亮：寂寞、痛苦、模糊、隐含着作者对人物命运的象征；而七巧由于心理变态，家成了疯狂世界，她眼中的月亮也变成了白灼灼的太阳，同生活一样的荒诞，有时更可怕：“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月亮从乌云底下透出，像“面具底下的眼睛”，幽诡神秘，给人以恐怖感。

一些比喻恰当巧妙，意味无穷，往往超越形象自身而产生一种象征性的效果，如《金锁记》中一段“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子„„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作者凭借“镜子”意象利用蒙太奇结构和手法将十年光阴流逝和人物事情的变迁剪接处理得十分巧妙，同时营造了一个亦真亦幻的境界，表现了作者对千变万化、不可理喻的人生世界的奇妙感受，传达着她“苍凉”沉重的人生态度。而《红玫瑰白玫瑰》中镜子的意象，则代表了一种生命的脆弱、生存的不安全感和自我分裂、自我认同。白流苏在镜子前面完成了灵魂的裂变，从一个清纯的的女人最终到人格的完全丧失，走向堕落，毁灭的罪恶深渊。她的苍凉而曲折的恋爱历程是建立在生存的威胁之上的，求爱的本身是为了求生存，以及代表性的“玫瑰香”的琴音，对揭示人物性格、增添人物的色彩，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再如《红玫瑰白玫瑰》中绣花鞋的意象，绣花鞋本来是唯心古老的民间习俗的传承，象征美好、喜庆、吉祥，上面一般绣的是龙凤呈祥、鸳鸯戏水等成双成对圆满吉祥的图案，但在《红玫瑰白玫瑰》中被作者描写成了“„„象两只怯怯的未现形的鬼”

诡魅的幻形，代表了一种无声的哭诉，象征了被伤害、被压抑的烟鹂的命运，虚拟了千百年来中国女性被压抑的心灵史，张爱玲的小说通过象征的运用，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和悲剧感染力。

六 浓郁的旧小说色彩

张爱玲的小说几乎都采取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以“说书人”的身份来讲故事。如《沉香》，第一炉香一开篇就是说书人的口：“请您寻出家传的霉迹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听我说一段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中国旧小说多是单条线索，按时空的先后演变顺序来结构故事。脉络清晰，井然有序。张爱玲的小说多市如此，无论穿插多少倒叙，插叙补叙总体线索不变。例如《倾城之恋》，《封锁》等《金锁记》《十八春》尽管开头使用了倒叙，但文章展开，很自然转为以时空变化为序，以人物性格命运为线的结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依次铺开。她的小说有无巧不成书，曲折性，传奇性，一波不平，一波又起等传统的旧小说方式。俗增加了耐谈性。俗雅——华美后的苍凉。

张爱玲的作品在这俗人俗欲里，又有一丝深层的味道。人物对命运的抗挣与无耐。世态炎凉，让爱思索的读者诅嚼，如《倾城之恋》白流苏，是一个28岁的离婚女子，她出身在一个没落腐朽的旧式家里，排行老六，20出头，坚决同丈夫离婚，回了娘家，她的钱渐渐被兄嫂花光，又开始冷落嘲讽，劝她改嫁。母亲也袒护兄嫂，为了生计，她向往着与范柳厚的婚姻。一个有钱，放荡，在英伦长大的公子哥。各家太太们都争抢把女儿嫁给他。而他只想流苏当他的情妇在一场场较量中，白流苏被逼到没有退路的绝境——做了的情妇。而此时香港战争爆发，在这乱世中，两人相互依存，于是结成夫妻。白流苏似乎是赢了，战争而在这场婚姻后面，难掩她心中的荒凉。正如张爱玲自己所说，写这篇小说，是为了表现“苍凉的人生的情义” 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白流苏与范柳原有多少爱情，婚姻又过的怎样，我们只有想象。有相同境遇的人，大抵也希望有白流苏式的传奇，而背后的苍凉与无耐又有谁知了，这就是张爱玲，就是在圆满后，也不忘告诉你“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跳蚤。”

七 结语

张爱玲的小说是一曲曲现代文明与人性的哀歌，在她的作品里演绎着无可奈何的苍凉故事：繁华下的满目疮痍，富贵中的凄清哀婉，温柔下的忧郁的悲凉，压抑了的悲哀，人生的灾难困苦„„，这些都具有“撕裂了的美”的特征，产生了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如果说张爱玲的作品是人性矛盾与时代错配的倒影，“苍凉”则是其时代的生活和历史的底色,张爱玲的本身就是一种传奇,传奇的文学，传奇的女子，传奇的一生。从她的文字里可以寻找旧上海的痕迹：石库门、弄堂、霞飞路、法国梧桐，穿着旗袍、婀娜多姿、吴侬软语的女子。读着张爱玲的文字，在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孤傲的，目空一切的，对于世间冷暖悲凉离合聚散的淡然处之的女子。感觉她如一位世外女隐士，笑观世间沧桑。正穿着那一件典雅的旗袍，一手叉着腰，头高高地昂起，脸上有种“冷冷”的表情。嘴角微扬，看破人情世故的眼中流露出对这个世界深深的厌倦与嘲讽。看着她从历史的

尘封里缓缓走出来，挥着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在胡琴舒缓的调子里，或者茶烟缭绕中讲述着一个个关于女人的故事，“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而她也在时间仓促的流逝中成为一个凄美的略影，如陈与义一阕词里所吟的意境：“长沟流月去无声”——远天的月光撒在阴沉的水中，一团光明也只剩得支离破碎，却仍要倨傲地缓缓逝去„„

2.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篇二

关键词 错误 虚无感 悲剧意识 人性欲望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12-0006-02

在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极富传奇性的作家。40年代，她以《流言》《传奇》两部作品横空出世引起强烈的轰动；时隔半个世纪，她的作品又一次引起强烈反响，研究者趋之若鹜，大有形成“张学”之趋势。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不只因为其作品精巧的结构、华丽的语言带给人以无穷的艺术享受，更重要的是在这文字掩映之下作家苦心经营的独特的悲剧意识，它成就了张爱玲作品的美。

一、张爱玲作品中的虚无感

张爱玲早年不幸的家庭生活，及后来的情感经历，促使她形成了虚无主义的人生观，而这种观念在她的小说里也充分地反映出来。张爱玲小说作品里的虚无意识，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是小说主人公对命运抗争不圆满（不成功）而产生虚空。

《倾城之恋》女主人公白流苏二十岁离了婚，被哥嫂骗光了钱，最后却落个被迫去守寡的下场。她抱着委屈的心情，去接受罪恶的挑战，以她残剩的青春，去寻觅一些温存，一些新鲜。于是她找到了柳原，用女人的那点小聪明去掌握这个男人，掌控自己的幸福，希望能够借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柳原是何许人也？“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的幸福。”他和她要好，并不打算和她结婚。多亏爆发了战争，把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自私与软弱都撕掉了，剩下素朴的一男一女。至此看来，仿佛流苏对自己命运的抗争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读者往下看，“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流苏还是有点怅惆”。我以为这更体现了流苏心底的莫大悲哀。以前她对柳原至少还有婚姻的希望，有所寄托，现在，柳原对她感情上的漠视以一种“合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她彻底失去了情感满足的希望，而由此产生了物质之外的空虚。正是流苏的这种精神虚空，恰恰体现了物质生活的追求实现之后的内心爱的失落。

其次，是主人公对生的不可预测和对生存状态的绝望。

张爱玲认为，人都是在劫难逃的。这种在命运面前感到无能为力的绝望心态，在《茉莉香片》中有更多的表现。主人公聂传庆希望借助心灵的力量，改变自身的境遇，但最终还是失败。在聂传庆的生活境遇里，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他的主题，那就是小说结尾处的“他跑不了”。他母亲一生也未能逃脱。张爱玲以一个精心设计的象征，深刻而形象地写出了她命运的残酷：“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至于聂传庆的命运，就是在屏风上又添上了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在他身上，张爱玲把人生虚空中的无力感，强化到了最大限度。

二、张爱玲作品中的悲剧意识

当我们了解了张爱玲小说的虚无感，再来看看她作品中的悲剧意识。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了悲剧感的人，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张爱玲认为人之本性是恶的，这有点符合“原罪”的理论。所谓“原罪”，是基督教教义中的基本观点，源于《圣经·创世纪》。是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由于未能牢记上帝的教诲，受到蛇的引诱，偷吃了智慧果，引起上帝的震怒，遂把他们逐出伊甸园，并罚他们及其后代用劳苦来洗涮身上的罪。根据这一说法，我们人类与生俱来就是有罪的。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就体现了这种原罪恶意识。只不过她笔下的原罪意识，更多地表现为非常态人性的某些弱点。正是这些弱点，导致小说主人公在生活中犯了错误（有意识和无意识），进而酿成悲剧。这类悲剧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无意识的错误及愚蠢所导致的悲剧

张爱玲常常通过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对现实的错觉而导致的悲剧。这是来自一种看事不明的人类弱点。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阔人做姨太太。在这个家庭，有一个专门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让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这场病也许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拖延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

（二）由人性欲望的扩张所导致的悲剧

这一类人物形象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所占比例非常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她不可理喻的热情。”《十八春》中的曼璐，开篇就写她年纪轻轻就独立支撑起养活全家的重担，作为一名弱女子，她只有去做暗娼。但随着作者对她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恶的展示，正如一位年轻学者所说的：“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亲人作出牺牲的，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惑的，甚至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这种观点虽有些偏激，却是对曼璐这一人物形象的绝好理解。

通过以上对张爱玲小说的展示看出，张爱玲是在自觉地以情欲、以非理性来解释悲剧，解释人的行为动机，解释人性。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

三、成因

解读了张爱玲作品中的虚无感和悲剧意识之后，让我们结合张爱玲个人的生活经历，探讨和解读一下她思想中虚无与悲剧这两种意识的成因。我以为，张爱玲早年家庭生活的不幸，及其时代动乱的流离感、战时特定时期的严重失落感，是造成张爱玲小说虚无感和悲剧意识的内在根源。

张爱玲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横空出世，骤然发出耀目的光华。由于与胡兰成的关系而受牵累。尽管张爱玲认为，“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然而她的创作也几度受到影响。到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她的名字和作品才又形成一股研究张爱玲的热潮。

今天，当我们再重新评价张爱玲的时候，她的才华与成就，将不再打上政治烙印的评判标准。张爱玲的成就，是经过历史检验后得出来的共识。张爱玲并不能算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她的局限，也许就在于她所关注描写的，仅仅只代表一个特定时期（抗战时期）的特定阶层（上海普通市民）；而她思想所特有的局限，也只能让她在虚无和悲剧意识的枷锁里，永远也无法挣脱。

参考文献：

[1]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张爱玲.论写作[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4]张爱玲.自己的文章[A].张爱玲文集第四卷[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试论张爱玲小说中色彩斑斓的意象 篇三

对人、景、物，她都调动了大量的色彩手段，他曾说过： “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有颜色的时候是凄惨，但凡让人 注意到总是可嘉的，更为真实，有了颜色在那里了，使人 安心。”

对色彩的极端敏感使她的小说或阴暗亮丽，或明艳阴

郁，或苍凉暗淡，从而为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渲染环境气氛、暗示人物心理等创造了恰到好处的铺垫。

一、色如其人

在表现文明与落后、真实与怪诞、欲望与妥协、华靡的生活场景和凄惨的人物命运的时候，张爱玲选择了把人 物放在多姿多彩的世界里，用不同的颜色刻画不同人物的 外貌、心情、处境、命运等，从中透露出人与人之间的冷 淡关系、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与无奈、欢笑和哭泣。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金锁记》中的一幕：

“冷盘撒了下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站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着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 捧着大红热水袋，身后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月色 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色花姑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 去，通向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的感觉到那是疯子—— 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 母’。”

在这里，青灰、暗绿、大红这些犯冲的色调，以及

两个高大女仆夹峙着一个矮小身材的强烈反差，造成了 森寒、恐怖的气氛，把曹七巧变态、荒唐、阴毒的心理 抖落出来。她被黄金枷锁囚禁了的美好岁月，也被黄金枷 锁腐蚀了美好的爱情。“那份腐朽的遗产抚育了她，也葬 送了她，连同着那遥远而陈旧的光芒，那美丽而苍凉的生 命。”可现在她又把悲剧转移到女儿身上原原本本的重 演。“虎毒不食子”，曹七巧却亲手埋葬了女儿的幸福，此时曹七巧人性的扭曲也快到达了巅峰。

二、以色绘景

张爱玲不但在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善于

调配色彩，用色彩表现人物的精神，在描绘景物的时候，更是不吝使用色彩，有的热闹；有的暗淡；有的鲜明。一 幅幅五彩缤纷的自然景物和生活画面常常使人难以忘怀。首先，用景物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白流苏到香港 的时候，她眼中的香港是：

“那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

列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 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 下，在水底下斯杀得异常热闹。”

在这里，作者用红绿两种色调绘出一幅杂乱无序的色

彩图来表现触目的海边景色，这些不协调的色彩不但逼真

地再现了香港的繁华、紧张、凌乱，同时也表现出了白流

苏内心抑制不住的好奇、兴奋和不知所措，也把她将要在香港这个被夸张的城市遭遇的结果做出了形象的衬托，而

香港杂乱的色彩就是白流苏心灵的写照。

其次，在斑斓的色彩描绘中表现作者的情感：

“草坪上的一角，栽下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正在开

着，花朵儿粉红里略带点黄，是鲜亮的虾子红，墙里的春

天，不过是虚应个景儿，谁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墙里的春天燃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地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吹枯拉朽烧下山坡去了。”

这样色彩分明的景物描写，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似乎不

是简单的文字了，倒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彩画，一幅立体

逼真的油画。

三、浓淡相宜

张爱玲常常用色彩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在色彩

中深化主题。她曾在《童言无忌》中说道：色泽的调和，中国新从西洋学到了“对照”和“和谐”两条规矩——用

粗线的看法，对照便是红与绿，和谐便是绿与绿。殊不知

两种不同的绿，起冲突则是非常显著的：两种绿越是只推

动一点点，看了越使人不安。红绿对照有一种可惜的刺激

性。可是太直率的对照，大红大绿，就像圣诞树似的，缺

少回味。

试论张爱玲小说中色彩斑斓的意象

邓育桂*

（湖南邵阳县塘渡口镇玉田中学，湖南 邵阳 422100）

摘 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个性的女作家，她的小说不仅在人性方面有深刻入微的挖掘，更令人惊

叹的是她小说的语言特色。华丽、精巧的叙述语言中那色彩斑斓的意象尤为突出，在她的笔下，再好的月色也凄凉，再艳

丽的阳光也孤独，各种不和谐的色素，谱成了人生的悲大调。本文试着从色彩的角度来分析她小说语言的深层寓意。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意象

*作者简介：邓育桂，女，湖南邵阳县塘渡口镇玉田中学，中学一级教师。244

这使得她在作品中表现出非常独特的色彩心理和纯熟的色彩组合与相互作用的原则。

另外，张爱玲的色彩具有暗示性。通过这些色彩语言的层面，可见“色外之色”，可闻“话外之音”。以绿为例，她小说之中有关绿的词汇出现最多的是墨绿。《金锁记》中

曹七巧在楼上窗子里看姜纪泽最后一眼时是：“她到了窗

前，揭开了那上边缀有小绒球的墨绿色窗帘”，此处的墨绿

蕴涵了曹七巧无尽的痛苦，也暗示了曹七巧后来的刻毒、阴

险、冷酷，在这里的墨绿预示的就是生命的委顿。

四、别番滋味

张爱玲的天才艺术感觉使她对色彩的把握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让读者在每个色彩字眼中都会“别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而这主要体现在张爱玲本人对故事中人物命运 的同情和读者在阅读小说时所产生的苍凉之感。

在《金锁记》中，曹七巧强留已婚的儿子为她烧烟

灯，并向儿子打听儿媳的隐私，在此后的描写中共出现了 两次“白太阳”似的月亮，这是她占有儿子的一种欲望和 乱伦的想法所点燃的“白太阳”。当芝寿受不了疯子一样 恶毒的婆婆曹七巧的精神折磨，晚上独守空房时，却发 现：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 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 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体的颜色，她想死。她怕 这月光，又不敢开灯。

这里既有作品中人物的苍凉，又有作者的叹息、无奈

与同情。

张爱玲倾心于色彩语言，但在大量使用华丽语言的同时也有非常朴素的色彩语言。她童年时代的孤独感，遗 弃感和失落感形成了她的“悲剧气质、苍凉心态和感伤情 调”。

除去大红大紫的浓艳语言，单是灰白色彩就已经使

得红尘繁华的表象全部溶解于张爱玲式的独特的苍凉之中 了：白玫瑰孟烟郦给人的印象总是“笼统的白”、“空洞 白净”、“苍白脆弱”，让人感觉这仿佛是一个纸糊的 人；玉青出嫁的时候：半闭着眼睛的新娘像是复活的清晨 还没有醒来的尸首。

通常意义上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

美丽的时候，张爱玲却将之比着令人作呕的白色的尸首，可以说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白色进行了恶意的运用。

张爱玲是一位热爱色彩且技艺超群的画师，她赋予了

色彩以生命，用色彩表达了她对往事、对生活、对人生、对世界的另一种情境。

参考文献：

4.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 篇四

关键词：张爱玲；男性；性别；弱化；女性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171-03

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男性在家庭中，他们是顶梁柱；在社会上，是国家政治的主体。他们的身上承载着家国天下这些性别使命，他们活跃于社会公共领域，在历代文学史上都留下了诸多演绎他们英雄本色的宏大叙事。然而，随着近代女性主义等解放思潮的传播和渗透，不少的作家开始在作品中贬低男性，故意把男性形象弱化、女性化，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这种表现尤为明显，张爱玲的小说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也存在着把男性形象女性化、弱化或被动化的现象。如明清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甚至在《聊斋志异》《红楼梦》等经典小说中也存在这种情况。例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关于贾宝玉的人物形象的刻画，本来贾宝玉是作为男性形象出现的，但是无论是在人物性格还是人物的行为举止方面，曹雪芹都赋予贾宝玉以女性化的特征，可以说在男性性别弱化的审美趣味方面，曹雪芹表现得最为充分。关于男性形象的性别的弱化，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最明显的是指男性在形体、容貌等外在方面的女性化，这类男性多数属于“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型，他们身上缺少男子汉应具备的阳刚气息，取而代之的是本属于女性的阴柔之美；其次，内在方面的弱化主要体现在性格方面。柔弱无能、胆小被动、畏首畏尾是这类男性的明显特征。男性性别的弱化还可以表现在其思想及行为方面，多愁善感、优柔寡断、为人处事毫无主见，没有确定的人生目标，得过且过，缺乏对生活的热情与责任心。除了男性自身的外在及内在的性别弱化之外，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周边的生活环境等因素也增加了这种弱化的程度。男性外在具有的女性化特征，使得这些男性在心理上产生一种意识，即“很像女人”的这种想法，随着这种心理意识的不断增强，他们会逐渐失去男性应有的阳刚之美。在思想行为上，“勇敢、主动、有主见和责任心”等男性特点也会渐渐丢失。因此，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之下，有的男性形象往往不如女性形象表现得坚强、勇敢。张爱玲的小说大多描写的就是这一类的男性形象。她刻画的男性形象大多避开了传统男性所应该具备的体格健硕、强势霸道、英勇坚韧、明智理性等特点，他们身上的女性化的特征十分明显，张爱玲更倾向于把她的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弱化”，这些男性总体显得“阴柔、无助、懦弱”，他们不是“拿得起、放得下”、经得起打击的血性男儿，其个性与行为往往让人感慨、痛惜、怜悯。当这种弱化、被动化、女性化倾向出现在男性形象身上，说明男人作为一类生命群体的无能与堕落，而男性群体本身是作为某种制度、文化的代表出现的，当这类群体开始“弱化”，那么也会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种制度与文化的衰落，进而已经建立的男权世界固有的模式也会逐渐瓦解。在张爱玲的笔下，男性形象的性别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表方面弱化

在传统的男性形象的特质中，摆在首位的就是男性的外貌体格，只有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外形硬朗的男性才会让人觉得具有安全感和男子气概，如果一个男人长着一副弱不禁风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那么他的形象气质就会被定格为胆小怕事而没有阳刚之气的“白面书生”相。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很多男性都是外表阴柔型的，他们拥有纤长的或者高高瘦瘦的体型，白净秀气的脸，斯文的长相和气质等，如《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秧歌》中的老农民谭老大、《色戒》里的易先生等。其中，这种女性化的外貌描写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聂传庆，张爱玲深受《红楼梦》中塑造人物模式的影响，把女性所具有的特性附加在他的身上，虽然全篇小说都以男性为叙述视角进行描写，但是男主人公聂传庆无论是在外貌、形象还是性格和行为举止方面，完全具备了女性的所有特征。

《茉莉香片》是张爱玲少有的一篇以男性为叙述视角的小说，聂传庆作为一个男性人物的出场背景首先他就给我们一种惊艳感，“开车的身后站了一个人，摆着一大捆杜鹃花，那枝枝丫丫的杜鹃花便伸到后面的一个玻璃窗外，红成一片”，这样的描写不仅艳丽，同时又透露出几分惊异，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性，接下来是对他的外貌的描写：“蒙古型的鹅蛋脸，淡眉毛，吊梢眼，衬着后面粉霞缎般的花光，很有几分女性美。惟有他的鼻子确实过分高了一点，与那纤柔的脸庞犯了冲。”“窄窄的肩膀”“细长的脖子”，全部都是用来形容女性的词语，但是作家却用来描写聂传庆的长相。张爱玲对聂传庆的女性化的描写，并非是作者的失误，而是大有深意的。她这样写的目的是说明不仅聂传庆的外表是女性化的，更是为了突出他的性格方面所带有的女性化的特征做铺垫。在《茉莉香片》中，融入了很多张爱玲的个人生活体验，她通过与聂传庆的相同的生活境遇、生活经历来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和愤懑情绪，以此达到男性“阴化”的书写目的，并且对其进行反讽，进而强化了女性的主体意识。

这类外表上女性化的人物还有《秧歌》里喜欢凑热闹、有几分憨直的老农民谭老大，“老头子下巴光溜溜的，脸上虽然满是皱纹，依旧是一张很清秀的鹅蛋脸，简直有点像个女孩子。瘦瘦的身材，棉袍上面系着一条有皱褶的蓝布围裙。他的眼睛有点毛病，白瞪瞪、水汪汪的，已经半瞎了，他得要撒娇似地歪着头”。《桂花蒸阿小悲秋》里外国人哥儿达的房间“像个上等白俄妓女的妆阁”，这与《红楼梦》中写到刘姥姥误闯贾宝玉的卧室并把卧室当成“哪位小姐的闺房”的描写很相似，而他本人则“比十个女人还要小奸小坏”“他那双灰色的眼睛，不做媚眼的时候便翻着白眼”，说起话来他的声音也是极其“柔媚地”随时调情。《鸿莺禧》里娄嚣伯的儿子娄大陆长着“一张甜净的小脸”。《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乔琪乔“脾气有点阴沉沉的，带点丫头气”。《色戒》中的易先生“生得苍白清秀”，《创世纪》里的匡仰彝也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他是高而瘦，飘飘摇摇，戴着一副茶晶眼镜”。

二、性格方面弱化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男性在性格方面的弱化是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几乎所有的男性都具有这方面的倾向。首先还是以《茉莉香片》中聂传庆为例，他不仅在外貌上具备女性化的特质，而且在性格上也完全是女性化的。聂传庆是男性，决定了其气质与其性格的男性特点，但是在这个人的性格当中，却有着相当显著的与其男性性格相对立的女性化气质。在日常生活中，他经常哭鼻子，有着女性的阴柔、懦弱、孤僻以及神经质，对外界事物的变化有种近乎病态的敏感与偏执，“传庆听她的口气与自己的父亲如出一辙，忍不住哭了”“他索性坐下身来，伏在台上放声大哭了起来”。言丹朱说“要我把你当做一个男子看待，也行，我答应你，我一定试着用另一副眼光来看你，可是你也得放出点男子气概来，不作兴这么动不动就哭了，多愁善感的——”，他是一个男性，但是在女性眼中已沦落为需要女性慰藉的比女性更柔弱的“女性”，他的胆怯、自卑、多愁善感、内向、谨小慎微、易波动的情感等都说明聂传庆心理人格在偏离正常的规范与常态，这表现在他的言行举止、性格、心理诸方面的女性化，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女性化或半女性化的男性人物形象。

其次，男性性格的弱化还体现在对待情感方面。传统的男性本应是大胆果断、理智清醒、认真负责的，但是在张爱玲小说中她塑造了很多在婚姻感情方面软弱、缺乏追求爱情的勇气和胆量而最终导致婚姻、命运悲剧的男性知识分子形象。以《半生缘》中的沈世钧为代表，和早期张爱玲作品中的男性形象不同的是，出现在这部小说里的男主人公沈世钧的形象很积极很正面，他不再是封建家庭里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他上进好学，虽是个有钱人家的少爷，但是他对自己的封建家庭很不满，与父亲决裂、看不惯母亲的作派，在家里没有感受到温情和快乐，他离开家庭出去读书自谋出路，年纪轻轻就做了工厂的工程师；性格沉静内敛，不善交际，更不喜与女孩子嬉戏打闹。在开始与顾曼桢的爱情之前，在形象上他似乎没有任何的缺陷。对环境的顺从以及对爱情的不信任，稍微受到一点阻挡就会“以柔退走”的沈世钧在现实面前妥协了。他总是怀疑曼桢对自己的感情不真实，原本很确切的一件事情，他却要在那边“反复思索”，结果越想越不对劲，进而怀疑自己、否定自我。他也说过“我承认我这种自卑心理也是我的一个缺点，我的缺点实在太多了，好处可是一点也没有。”同时世俗的眼光也是他所惧怕的，他虽然邀请曼桢到南京并且打算与她订婚，但是却又不敢大胆地告诉家里人，甚至在家人怀疑曼桢的家世不好的时候，他也不敢承认事实。他要曼桢搬家以隐瞒真相，并且让她远离已经不做舞女并嫁了人的姐姐曼璐，这些事情严重伤害到了曼桢的自尊心，两人激烈地争吵，然后沈世钧愤恨地离开。沈世钧也曾去找过顾曼桢，后来他胡乱猜忌曼桢可能移情于张豫瑾，于是他对这段感情彻底死心了，在此之后发生的事情改变了几个人的命运。后来，他听从了命运的安排，娶了并不相爱的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石翠芝为妻，成了一个洋行职员，有了两个孩子，自此两个没有感情基础的人循规蹈矩地过着上海小资产阶级家庭寻常的日子。在面对生活时，沈世钧缺乏足够的勇气，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家庭的影响并且在内心仍然对之有依赖性，不能实现真正的自主独立。性格里存在的软弱性不仅反映了沈世钧命运的悲剧性，也同时反映到作品中其他两位男性知识分子的身上。世钧的好友许叔惠以及他的“假想敌”张豫瑾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在沈世钧结婚之前，许叔惠和石翠芝偶遇，两人一见钟情，面对两人的爱情时，两人的表现截然不同。作为一个女孩子，石翠芝明明知道家里人很势力，但是她不顾两人家世之间的差距，主动给许叔惠写信表达感情，相比翠芝的大胆，叔惠的表现则显得很无力。由于受到自卑和爱面子心理的影响，使出身贫寒的他始终缺乏追求爱情的勇气。石翠芝曾因父母逼她嫁给不爱的人，写信向许叔惠求救，但是他也没有办法，让自己醉了一场之后选择了退缩。张爱玲这样书写的目的就是想要说明虽然时代在前进，但是时代的浪潮并不能够洗掉这类男性身上所带有的怯懦和自卑，他们被文化和生活压抑的喘不过气来，也说明了这类人的内心世界的脆弱，他们最终只能选择向现实投降。

此外，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还有这样的一类男性形象，他们以浮华浪子的形象出现，他们整日只顾着吃喝玩乐，周旋于各类女性之间，逢场作戏，从不付出真正的感情，更不愿因为结婚而让自己有所羁绊，除非结婚对他们有好处。以《倾城之恋》中范柳原、《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乔琪乔为例。范柳原为了逃避婚姻所带来的责任，他迟迟不愿与白流苏结婚，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也不会让他瞬间觉得害怕，从而选择与白流苏共度一生。他只是多了一个名义上的妻子。乔琪乔是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他选择与葛薇龙结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爱她，只是为了自己能够生活得更好，他没有为了维持这段婚姻负过任何责任和努力，甚至还想着以后离婚。他完全没有作为一个丈夫所应该具有的照顾家庭、赚钱养家等责任的意识。这两个人物形象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男人作为丈夫的角色正在发生着变化。

三、家庭经济地位方面弱化

在男权世界中，男性是绝对的主宰者。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他们主宰家庭、主宰女性，也是无需论辩的事实。在男人的世界里，一切重要的决定、职责、行动等都依靠男性，女性只能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中，她们被父权、夫权束缚着。但是张爱玲通过她的小说有意识地展现了男性在家庭中的父权和夫权的丧失，她的笔下有这样一类男性：他们被剥夺了象征着宗法制父权和夫权的主体身份，他们虽然身为男性，但是却生活在以女性为主导的家庭环境里，有的甚至连起码的经济独立都做不到，他们依靠女人来养着，依靠女人的家产活着，他们反而成为了女性的附庸，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脱离女性。一个人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必受他人牵制。只有经济独立的男人，做事时才不会看别人的脸色；也只有经济独立的男人，才不会拿别人的钱手软。只有经济独立的男人，遇事才不会着急，事事沉静冷落。可是出现在张爱玲笔下的却不是这样的男性。如《创世纪》中的匡家父子，匡仰彝和匡霆谷，他们生活在以戚紫薇为主导的女性家庭里，他们没有所谓的话语权和权威性，甚至吃穿用度都靠戚紫薇养着。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来说，要想做到无忧无虑，就必须有足够的金钱支撑才行。人需要一定数量的金钱才会有安全感，即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福雷德利克·赫茨伯格所说，金钱为“安全因素”。但是张爱玲小说中塑造的这类男性形象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地位，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在逐渐丧失，他们表面上风光，做事讲排场好面子，实际上都是在以女人们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很多家庭都是以女性作为实际掌权者的，例如《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以及《小艾》中的席老太太等等。在某种程度上，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只是成为了封建家族传宗接代的工具，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她在其男性角色的书写策略中，将男权文化下赋予女人的具有贬抑色彩的特点反过来应用到男性身上，使男人栽倒在父权社会原本为女人所设置的牢笼之中，其中暗含着极强的嘲讽和颠覆色彩。

男性的弱化从反面证明了女性的进步和解放，封建制度始终压迫着女性，但也推动着她们意识的觉醒，不管她们曾经被压迫了多么久，历史的大趋势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张爱玲以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了男性的主体话语地位，她对男权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嘲讽，并且对男性的性别优势给予了彻底地解构和颠覆，凸显了她对女性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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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精读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2〕曹雪芹.红楼梦.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