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2024-10-2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3篇)

1.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篇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课学习资料

(二)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第一节 富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价值目标

主编:郭建宁

撰写:刘军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国家富强是促进社会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从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并将富强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位要素,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标准的根本要求,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一)富强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为什么说富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价值目标呢?简单地讲,对富强的追求是任何社会主体的基本需求和前进动力。自人类产生以来,摆脱物质匮乏,不断创造、积累物质财富就成为社会主体的生存所需和基本追求。社会个体如此,民族、国家也是如此。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正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国家富强是实现这一梦想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1.富强是人类的永恒梦想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利益及其实现是任何社会主体活动的主要动因,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物质保障。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消除旧式分工,克服人的片面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306页。]所以,富强作为一种价值目标,不仅反映了不同社会主体的生存需要,也是推动社会主体发展的主要动因。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物质财富、追求物质利益的生产劳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主要动力。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人类或以狩猎为生,力图生存;或以农牧为本,追求温饱;或以工业强国,追求强盛„„虽然凭借的手段不同,达到的境界不一,但对富强的追求,则是一以贯之的永恒主题。

2.富强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

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追求富强的历史。纵观人类历史图景,多少国家曾经辉煌一时,但又瞬间衰落;多少国家企图称霸一世,却成南柯一梦。如何跳出兴衰治乱的历史周期,永葆国家繁荣富强,是每个国家面临的历史课题,中华民族亦是如此。

一方面,中华民族在追求富强的道路上取得过辉煌成绩,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中国很早就有富民强国的思想,如《管子》:“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富强是中华民族千年夙愿,一代又一代的勤劳的中华儿女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盛世。从西周的成康之治始,历经两汉等朝的文治武功,到唐宋时期,更是达到了冠绝宇内的少见盛世。譬如唐朝,无论贞观之治,还是开元盛世,都映照出富强国家的真实图景:“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寻求富强的历史进程也曾被小农意识所缚、为闭关锁国所累,遭受了惨痛教训。明清已降,先有海禁,后又闭关。一个古老的民族不愿睁眼看世界,还沉浸在自欺欺人的“天朝上国”迷梦中不能自拔。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势冲击,中国一度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贫弱的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殖民的对象。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先进的中国人举起富国强民的旗帜,前赴后继。19世纪中后期,洋务派提出了“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富强观,学习西方的物质器物、坚船利炮。然而,“自强、求富”的梦想终结于甲午惨败的风云;其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变法图强”,学习西方的政法制度,力图强国富民。可叹的是,百日维新仅是昙花一现,最后落幕于“戊戌六君子”血荐轩辕;而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主张实业救国,发展工商,在追求国家富强的道路上不懈探索。但是,终因其阶级局限和革命的不彻底性而归于失败。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470页。]这些失败,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它促使中国人开始深思失败的原因,另求他路。

3.富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富强的道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国家富强的目标就写进了不同时期的党的大会报告或《党章》中。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力图“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此,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艰苦卓绝、荡气回肠的革命斗争,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新中国。一个独立的中国,是国家富强的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国家富强奠定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人又适时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中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富强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建设富强国家的新时期。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引领的农村变革,揭开了中国社会巨变的序幕;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破除了姓资姓社的争议。“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自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生产发展、国家强大、人民富裕,被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二)富强是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

富强作为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要价值目标,其内涵是什么?具体说来,要正确把握富强这一国家层面的首要价值目标,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以下几对范畴的辩证关系。

1.国强和民富的关系

“富强”的含义,笼统讲就是民富国强。若进一步细分,“富强”包含着两大主体的价值诉求:一是人民的富裕,二是国家的强盛。“富强”首先在于富民,即人民富裕。民富国强,没有民富就没有国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之说。马克思主义也认为,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国家财富的创造,其根本目的都在于丰富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进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其次,“富强”还在于强国,即国家强盛。富强除了体现为富民之外,也体现为国家拥有巨大的经济财富和强大的综合国力,能对他国和国家秩序产生强大的影响力。

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这二者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一体,国家不分。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在现代西方政治理念中,国家也是人们生存于其中的最重要社会组织形式。在此意义上讲,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是根本一致的,所以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是有机统一的。一方面,国家的富强是为民造福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实现富强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的自由和幸福。

当然,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也存在不一致的时候。在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国弱民富或国强民贫的极端状态。历史上的一些国家,由于国家力量孱弱,即便民众富裕,在外部压力下也难成富强。譬如北宋时期的中国,虽然市民社会发达,民间财富充裕,但崇文抑武的治国理念使得国势软弱,在其他国家政权的压力下迁徙辗转,终至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国家,片面强调国家的强大,忽视人民需求和幸福。这种强盛是虚幻的,且不可持续。比如,美苏全球争霸时的苏联,貌似强大,却罔顾民生,终至解体崩溃。可见,国家不强盛,人民的富裕得不到保障;人民不富裕,国家的强盛不可能持续。

2.先富和共富的关系

富强作为国家层面的首要价值目标,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首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利用更先进的生产力,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其次,“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富裕,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少部分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呢?那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概括,既包含生产力发展标准,也包含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生产力标准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做大社会物质财富这一蛋糕;共同富裕的价值标准则要求公平合理地分配蛋糕,最大限度地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生产力标准更多强调的是效率优先。共同富裕并不等于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必须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手段。

共同富裕的价值标准则更多强调公正为本。实现富强的要义是人民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在本质上不同于以往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不是追求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努力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富裕。

社会主义的富强观,兼顾生产力标准的效率原则和共同富裕价值标准的公正诉求。在此意义上,它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的富强观和西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富强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深厚的平均主义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既包含重视公平的积极思想元素,也流露出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忽视财富积累的局限。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鼓励发展生产、开拓市场、积累财富。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的财富观从根本上只能满足少数人致富梦想。社会主义富强观既吸收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重视公平和西方价值观中重视生产和物质财富的积极因素,也摒弃了中国传统中阻碍生产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无视多数人利益的错误观念。

(三)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富强观

当代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接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历史目标,我们越应该保持清醒头脑,正视我们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党的十八大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建设社会主义富强国家,必须深刻把握我们身处的新形势、新机遇,全面认识我们面对的新任务、新课题,科学分析我们面临的新矛盾、新挑战,真正把社会主义富强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把富强观的宣教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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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是一个有机体系,富强不仅与国家层面的其他价值目标有直接联系,而且与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公民层面的价值准则有密切联系。要把富强观的宣教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教,把富强观的培育同社会和公民等层面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结合起来。

尤其要注意的是,“富强”虽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但也是与每一个中国人息息相关的目标。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体现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每个中国人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价值目标,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付出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我们必须破除国家富强是党和政府事情的错误心态,增强建设富强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把实现个人理想和实现国家富强的中国梦结合起来,自觉地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的历史潮流。

2.把富强观的培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核心价值观是对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度概括和凝炼。要把富强观的培育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尤其要把富强观的教育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结合起来。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在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我们要把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富强观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使每个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形成国家富强、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伟大时代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攻坚克难,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课学习资料

(二)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课学习资料

(二)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我们要把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富强观融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教育,要让每个公民都认识到,改革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国家富强的梦想只有在改革创新的时代潮流中才能真正实现。

3.把国家富强的目标和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事业结合起来

价值理念必须付诸于主体实践,才能发挥现实作用。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价值目标,必须渗透于国家行为和国家制度安排中,才能真正有助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富强观,不能停留于口头和观念上,必须把国家富强的价值目标和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结合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国家层面来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目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要把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同科学发展结合起来。我们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切实落实党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各项战略部署和任务,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而不懈努力,艰苦奋斗。

还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的富强观体现的不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是追求共享、共赢的新发展模式。在人类历史上,很多强国的诞生,往往以武力为手段,侵吞他国利益,划分势力范围,甚至威胁他国生存。中国的发展、强大是和平发展;中国的发展、强大对他国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因为,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富强观强调富强的公正性和世界性,具有服务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积极价值导向。中国的发展,将为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注入正能量,提供新模式。我们应加强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积极地向其他国家宣扬、阐释我们的富强观,在国际上树立文明、富强的大国形象。

第二节 民主:社会主义始终高扬的旗帜

民主是人类普遍追求的一种价值理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中,民主更是一种核心价值理念。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既是一个价值目标,更是一种政治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民主是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为什么说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政治建设的价值目标呢?原因就在于,民主是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而且,对民主的追求既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政治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政治目标。

1.民主是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就是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的形成。国家一经产生,处于这一政治共同体中的人们就开始追问一个问题:国家的主人是谁?人民在国家中居于何种地位?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人们给出了不同答案。古代封建专制条件下,在君权神授等意识形态的氛围中,人民期盼能够出现明主贤君来为自己做主;近现代以来,尤其是经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力图通过选举政治和代议制度选出自己熟悉的、能体现自身利益诉求的人来代表自己行使权力,管理国家;当然,选举政治和代议制度只是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并不是民主的理想状态。就民主的本义和人民的理想诉求而言,人们更期望能够实现民众自主管理、自主治理。

在人类政治的发展演进中,不论是古代寻求的“民之主”,还是近代以来的“民选主”,以致现在和将来希望的“民自主”,民主都是人类一以贯之的共同理想,虽然在各个不同时期人们对民主的含义和实现方式有不同的理解。

2.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政治传统

中国长期实行封建制度,一方面它是一种专制,君主拥有很大的权力,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方面,它也包含着丰富的民本政治思想。譬如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再如告诫统治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甚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民本政治思想,是对君权的有效制约,体现了中华民族朴素的民主理念。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长期走在世界前列,民本政治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追求也曾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譬如,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为了反对专制,先进的中国人举起了西方的“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旗帜。这表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一直追求着民主政治。

3.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

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就以推翻专制和剥削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为己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为争取实现人民民主而不懈奋斗。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没有广大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在1945年的延安,毛泽东与来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探讨了历史周期律和民主问题。黄炎培对毛泽东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党的建设七十年纪事》,中央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为人民民主的实现提供了政治前提;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人民民主的实现奠定了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新道路。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更加辉煌灿烂的发展前景。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每一个中国人正以前所未有的主人翁姿态,“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2年12月4日。]

(二)社会主义民主蕴含着民主政治的核心要义和未来方向

要正确理解民主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含义,需要注意:民主既是一种价值理念,又是一种政治实践和制度安排;民主既带有普遍性,又是具体的、相对的;民主既是永恒的政治理想,又是历史的发展形态。

1.在中国和西方,民主的具体含义存在差异

何谓民主?在中国和西方,人们对民主的阐释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的意思是为民做主。在《说文解字》中,“民”的解释是:“众萌也”,意为众多之数;“主”的解释是:“灯中火主也”,意为指明方向的人。“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如“天惟时求民主”、“诞作民主”等。这里的“民主”即“民之主”,就是管理人民的君主,有为民做主之意。我国古代政治实践中,为约束君权,又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形成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思想。

现代意义的民主制度源于西方,英文的“democracy”源于古希腊文demokratia,由 demos(平民)及 kratia(权力或治理)两个词组合而成,意为“平民的治理”。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实行公民直接治理国家的模式,被誉为西方民主的起源。古希腊雅典时期的伯里克利说:“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在全体公民手里。”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直至18、19世纪才在英美诸国确立。到了20世纪,民主制度逐步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政治制度。

2.民主具有普遍性,但又是历史的、相对的,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民主模式和制度

民主作为政治理想和价值理念,具有普遍性特点。但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民主往往表现为一种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它又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抽象的、绝对的民主,没有一成不变的民主发展道路和民主模式。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民主模式,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由于历史传统、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各个国家的民主道路和模式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比如,英国是在君主制基础上通过改良方式发展为君主立宪制;美国是在移民文化基础上通过革命形式建立起以联邦制为基础的总统共和制;而法国则在革命和复辟的多次反复中,建立了兼具议会制和总统制特征的混合制。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发展道路和民主模式,我们不能以某种所谓的普遍的民主模式为标准来评判其他国家的民主实践和道路选择。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曾在《卫报》撰文指出:“西方的民主模式就像其他所有事物一样,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它不是普遍适用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一系列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不同国家和民族必须根据自己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选择和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道路和民主模式,照抄照搬只会水土不服,南橘北枳。

3.社会主义民主继承了人类政治文明的积极价值,蕴含着人类民主政治的核心要义和未来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民主相比于封建等级和世袭制度,具有历史进步性和一定的世界历史意义。“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1页。]但是,西方国家的民主不是绝对的、普世的民主形态,资产阶级民主仍然是民主的阶段性形态。

资产阶级民主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只能是少数人享有的民主。西方的选举制度和代议民主在现实中往往受资本和金钱主导。“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的发展演进中,人民表面上获得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利,但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资本主义民主只是在形式上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平等权利,而这种权利的实际结果却是:每个人都拥有“在桥梁下睡觉”的平等的权利。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建立更高的民主制”,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民主更先进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继承了人类政治文明史积累的积极价值,代表着人类民主政治的核心要义和未来发展趋势。首先,从所有权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人民做主,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标榜“主权在民”,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国家权力控制在少数人手里。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这是一种“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723页。]

其次,从利益角度而言,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发展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服务人民,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职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也宣称为全体国民利益服务,但实际上却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服务。“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再次,从效率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效率办成事的政治优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这就保证了各国家机关协调一致、高效运转。相比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和相互掣肘而言,这是我们的一大政治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曾以《大趋势》一书而闻名的美国学者奈斯比特敏锐地观察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民主体制的弊端频频暴露,低效率、犹豫不决;与此同时,中国民主体制的优势却在逐步彰显,快速、高效率。”

(三)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

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要受到经济文化条件、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发展。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对中国而言,不存在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邓小平深刻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放弃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就会改变,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就会丧失。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完善党的领导。要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不断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推进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地汇聚力量、建言献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课学习资料

(二)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指出,有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改革是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就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与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相适应,与我国的历史条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坚定不移,又要循序渐进。

3.积极提升公民的民主素养,将民主转化为每个公民的生活方式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观,必须提升公民的民主素养,将民主转化为每个公民的生活方式。首先,要提高每个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社会主义民主只有通过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才能真正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我国公民的民主素养不断提升,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但是,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国家,公民的民主素养和政治参与意识总体上还有待提升。要积极拓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力,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其次,把民主转化成生活方式,要求每个公民积极培育有利于民主的各种思想意识。我们要多些规则和法制意识,少去江湖习气和圆滑世故;我们要多些人格独立和平等意识,少些等级观念甚至奴才意识;我们要多些对话意识和妥协精神,不能只想着压制甚至消灭对方,等等。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培育这些有利于民主的思想意识,我们才能离民主政治越来越近。

再次,把民主转化为日常生活,还体现在基层自治和社会自主治理之中。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民主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实现社会自主治理的过程。当然,最终完全实现社会自主治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基层自治是迈向社会自主治理的重要环节和步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方式。

第三节文明: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文明是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标志。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文明”集中体现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价值追求。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观,必须自觉遵循文化建设规律,既要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的有益成分,更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使文化建设与时代进步同行、与实践发展同步。

(一)文明是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和文化体现

在人类发展史上,文明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对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起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社会主体对文明的追求,可以提升个人素养,优化社会秩序,推动国家发展。概括地讲,人类社会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

1.文明是个人素养的重要体现

在东西方文化中,“文明”一词在词源学上的含义,都与社会个体在文化和道德品行上的素质紧密相关。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意思是指罗马的城市公民身份,含有比非城市人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后引申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

汉语的“文明”一词,最早出自《周易》。《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有“光明”之意。在其他典籍中,文明一词更多意指人的教养和开化。《尚书·舜典》称赞舜:“浚哲文明,温恭允塞。”唐人孔颖达注解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意涵王者修德、民风淳朴。《礼记》说:“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这里的文明,是个人内在德行和文化素养外显的结果,不仅个人神采奕奕,而且能让他人如沐春风。正是在文明的教化之下,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仅物质文明昌盛,而且博得礼仪之邦的美誉。

2.文明是国家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文化体现

文明不仅是社会个体文化素养的表征,还是国家发展的目标和动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文明是对国家发展状态的一种总体描述,文明即国家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明的产生,与生产力发展紧密相连:“文明时代是学会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促进文明形态的发展变化:“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文明成为国家发展的灵魂和精神动力。当代国际竞争中,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文明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物质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我们在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充分表明,“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52页。]

3.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价值诉求

建设文明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价值诉求。在革命战争年代,建设文明国家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目标之一。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一再强调,不仅要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还要建设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相互支撑,不可偏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上,而且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空虚,社会风气败坏也不是社会主义。„„必须充分认识到,两个文明建设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73-474页。]

在新世纪、新时期,我们党将社会主义文明上升到兴国之魂的高度。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弘扬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髓的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二)社会主义文明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明形态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关于文明一词的定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简单地讲,人们对文明一词的理解大致可归结为广义、狭义两个层次。广义上的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狭义上的文明则主要是指精神文明,特指思想上的进步以及文化上的先进。

1.文明既是一个客观的描述性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价值概念

文明既是一个客观描述社会发展状况的描述性概念,也是一个评价社会发展状况是否合理的价值概念。当文明作为一个客观的描述性概念时,它与文化有相通之处。文化是一个中性词,“文化即人化”,人的一切实践活动及其产物都可以叫做文化。文化的累积,则构成文明。这里的文明相当于我们前面分析的广义上的文明,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横向展开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大构成系统。这五个系统,是对社会文明完整形态的把握,它们各自从自己特定的方面描述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

当文明作为一个价值概念时,它相当于我们前面分析的狭义上的文明,即指与思想上的保守和文化上的落后相对应的思想上的进步以及文化上的先进。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作为一种历史的社会存在物,其主体评价尺度复杂多样。其中,只有那些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尺度才是合理、先进的。从人类文明史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社会形态为据,纵向划分出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等文明形态。这些文明形态存在层次上的递进更替关系,历史地看,后者是比前者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它们依次构成人类文明进步的各个历史阶段。

2.社会主义文明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明形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文明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文明之所以比以往的社会文明更先进,首先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和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之上的。在社会主义文明产生之前,其他几种文明类型都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阶级统治基础之上的“文明”。这些文明有名无实,恩格斯甚至将这些所谓的文明时代称为人类的史前时期。恩格斯指出,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使人们之间的“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的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有从这时起,才揭开了真正人的历史的序幕,“人们才完全自觉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759页。]由此,人类文明才发展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文明才开辟了“真正的人”的文明的广阔发展前景。

此外,社会主义文明以最广大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在社会主义文明产生前的诸种文明中,创造社会文明的广大劳动者不仅不能充分享受文明的成果,反而越来越被“工具化”,人最终成了“单面人”。社会主义文明则不然,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主题和目标。在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链条中,社会主义文明将为未来的“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准备条件、提供基础。与此同时,只有在社会主义文明中,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才第一次真正成为服务对象。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明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6页。]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服务对象时也提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的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三)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价值观

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种新型的文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价值观,既要自觉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还要把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文明与时代进步同行、与实践发展同步。

1.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把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有机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文明之所以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明,就在于它继承了先前人类文明形态的一切积极成果,并在全新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而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观,首先就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论”、“全盘西化论”等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的形式。” 对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全部优秀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必须加以继承。当然,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不是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相反,我们要以开放的胸襟,“广泛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的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社会主义新文化不是“自闭于幽谷”的旧文化,它是广泛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资源基础上的,开放的、创新的民族新文化。[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页。]

2.把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结合起来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为基础并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观,必须融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宏大系统,这是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对此,毛泽东深刻指出,“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首先是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

3.坚持以人为本,立足于提升公民文明素养、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文明的创造者。社会主义文明之所以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文明形态,就在于它以最广大劳动人民为服务对象,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文明观,必须以人为本,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当然,每个社会个体的内外部条件有所不同,人们的文明观念和价值尺度也会有所不同。这其中,有的是多样性的合理差异,我们要加以尊重;也有的属于素养差别和境界区分,对此我们要坚持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此外,要用社会主义文明观指导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创作,用更多体现社会主义文明观的精神文化产品去影响、塑造广大人民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春风化雨的引导作用。

第四节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就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和谐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遵循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西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18世纪就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构想。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合理成分,科学地描绘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正是实现这一价值目标的伟大实践。

(一)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诉求

为什么要把和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呢?因为和谐是万事万物存在方式的一种本质体现,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一贯诉求。

1.和谐是世界万物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动因

和谐是世界万物存在的一种方式。唯物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和谐是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在承认事物多样性、差异性存在的前提下,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协调发展的状态。

和谐作为世界的一种本质,构成事物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动因。这在东西方哲学思想史上都有深刻论述。在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认为,“整个天就是一个和谐”。同时,他还提出,“万物皆数”,“数是万物的本质”,是“存在由之构成的原则”。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体现的都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

在古代中国,和谐同样被视为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动因。据《国语·郑语》载,西周末年,著名思想家史伯就说过:“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和”即不同、差异,是万物生存、发展的基础,“同”即简单的同一,不能产生任何新的东西。所以,《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可见,“和”既是万物“生”的根据,也是万物“成”的“达道”。

2.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它贯穿于个人修为、国家治理、社会建构等各个层面。在个人层面,和谐是一种重要的修养目标。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认为,若要有君子之修,必须善于兼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协调各种不同的关系。道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认为天地万物与我之间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即物我相通,和谐如一。

在治国理政方面,和谐也是一种价值追求。《论语》曾言,为政之道,在于“近者悦,远者来。”《周礼》中有“建邦治国”的“六典”之说,其中“三曰礼典”,就是要“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左传》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课学习资料

(二)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党课专题dangke.html。”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还是构建理想社会的价值根据。《礼运·大同篇》描绘了古人心中梦想的“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同。”很明显,大同社会就是一个完美调节老幼、男女等自然差别和贤愚、公私等社会区分的和谐世界。

3.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一贯诉求

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正带领中国人民行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们经济建设取得重大发展,社会变革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我们也面临诸多社会矛盾,城乡、贫富、区域差距拉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矛盾突出,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等等。这些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并把“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八个基本要求之一。

(二)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人类世界的发展方向

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体内涵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来把握:首先,就一般事物而言,和谐是事物存在的一种辩证关系的积极展现;其次,就社会形态的特征而言,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再次,就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而言,和谐世界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

1.和谐是事物存在的一种辩证关系的积极展现

就一般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而言,“和谐”是事物内部诸要素矛盾统一关系的辩证体现,也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辩证关系的体现。在《说文解字》中,“和”字左“禾”右“口”,解释为“相应也”,引申为互相唱和的意思;“谐”字原作“鬾”,从龠皆声,指音乐和谐,引申为和合、调和之义。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和谐即配合得适当而不生涩、融洽而不别扭。

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和谐具有重要的价值论意蕴。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周易·乾卦》:“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保合太和”成为一种价值追求的高明境界。不仅如此,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被上升到世界观和本体论的高度。《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2.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在人类发展史上,和谐是一种共同的价值诉求。但是,在社会主义产生之前,其他社会形态由于自身的制度局限,都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什么才是未来真正和谐社会的特征呢?马克思在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做了这样的描绘:“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未来理想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就在于它完全实现了各种矛盾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迈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初始阶段,将为最终实现马克思描绘的未来理想的和谐社会准备条件、提供基础。在此意义上,社会和谐不仅是未来理想社会的要求,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展开地讲,社会主义和谐观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人与人的和谐,即社会关系的和谐。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作为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的全面发展必然蕴涵着正确处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私有制和旧的分工的存在,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是异化、颠倒的。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把各种异化的社会关系颠倒过来,“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所以,要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

第二,人与自然的和谐,即人与自然界和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解放面临的两大基本问题,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3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制刺激人们不断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人也以自然界征服者的身份出现。恩格斯对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失衡问题提出了严肃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类要实现与自然的“和解”,“需要对我们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的变革”。[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6页。]对于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发展起来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力,需要有“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才能够加以克服。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中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第三,国际关系的和谐。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不仅是我们国内建设遵循的价值准则,也是我们积极倡导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价值准则。中国对内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则主张共建和谐世界。和谐世界的构想是和谐社会构想在国际上的延伸,二者在价值追求与行为逻辑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和谐世界理念主张,面对族群矛盾,国家冲突,文明差异等问题,应以开放的态度包容差异,以对话的方式解决冲突,以合作的方式谋求共赢。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所蕴含的和谐世界观,代表着人类世界的普遍要求和未来方向,是社会主义和谐观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现实体现,反映了人类世界的共同价值诉求。

(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

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存在价值诉求多元、利益纷争突出、矛盾冲突多发等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培育和践行弘扬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我们要善于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蕴含的和谐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我们要遵循培育核心价值观的一般规律,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此外,还要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

1.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和谐智慧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具体到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的培育,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尚和合、求大同的优秀价值观念,积极吸取中华民族在处理身心关系、人人关系、族群关系等方面的和谐智慧。譬如身心和谐,中国传统哲学认为,身心和谐可以帮助人在生命与心灵上都处于健康状态。再如各族群、民族之间的和谐。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甚至更长时期,多地域多族群不断融合,在观念上形成了“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文化理想,和谐成为处理族群关系的重要原则和目标。当然,我们还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遵循价值建设的一般规律,切实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我们要加强对和谐价值观的倡导,努力使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我们要通过舆论引导、文化熏陶、实践养成等,使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内化为每一个社会个体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维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还要善于做到外化于行,将社会主义和谐观融入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践行它,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只有每个公民都成了“和谐分子”,整个社会才能成为和谐社会。作为一位公民,我们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积极融入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逐步实现身心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与社会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和谐。

3.将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必须同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结合起来。我国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应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各种社会关系都要由法律来规范和确定,全社会要形成遵纪守法的意识和风气;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要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谐社会应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全社会诚实守信、平等友爱、互帮互助,形成融洽相处的人际环境;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要建立协调社会矛盾的各种机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新的社会治理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社会应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要严格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

(二)

(一)

2.从寻求富强到文明自觉 篇二

然而,何谓强国?是富国强兵的力壮山河,还是以普世有效的理念、制度和文化征服天下?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霸业,还是文明示范、天下归仁的王道?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清末明初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强国梦的历史嬗变。

文明主义与国家主义

晚清的强国梦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是内含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同时成为晚清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对象。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那么,在功利的国家富强与普世的文明价值之间,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何者处于优先性的地位?

晚清中国所感受的西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是具有先进的器物、民主的制度和文明的精神的西洋国家;另一个是咄咄逼人、野蛮侵略、火烧圆明园的外来列强。西方为何文明与野蛮兼于一身?中国士大夫对此一直迷惑不解。杨度是晚清观察力最敏锐的思想家之一。他尖锐地指出:“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皆是文明,对于外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何以见之?则即其国内法、国际法之区别而可以见之。”

杨度的观察不可谓不深刻。近代的西方有两张面孔,对内是洛克主义,讲究自由平等,对外是霍布斯主义。奉行的是弱肉强食。这两张面孔如影随形。当它来到中国的时候,用强权(的方式)推销文明,以文明(的名义)实施强权。二者之间,互相渗透,互为目的和手段。

真正的西方是复杂的,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当晚清知识分子遭遇西方这个用强权推销文明、以文明实施强权的帝国时,的确面临着矛盾的困境。传统主义者因为其强权,索性连文明也拒之门外。而西化主义者由于其文明,会将强权也视为理所当然。梁启超就承认:“夫以文明国而统治野蛮国之土地,此天演上应享之权利也。以文明国而开通野蛮国之人民,由伦理上应尽之责任也。”中国拥有东亚和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之一,历史上数度为蛮夷统治,最后又反过来在文明上驯服蛮夷。然而晚清后遭遇比中国更先进的西方文明之后,便碰到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是文明优先还是国家优先?

杨度观察到西方国家内外政策的矛盾之后,采取了二元论的策略。在他看来,文明与否是善恶的问题,强权与否是优劣的问题。为了与诸文明强国对抗,他提出了文明与野蛮(强权)的双重对策:“中国今日所遇之国为文明国,中国今日所处之世界为野蛮之世界。……中国所遇者为文明国,则不文明不足与彼对立,中国所居者为野蛮之世界,不野蛮则不足以图生存。

杨度的策略可谓“以善治善、以恶攻恶”,对内建文明,对外求强权。不过,晚清的亡国压力实在太重了,文明建设日久天长,远水救不了近火,国家富强成为压倒一切、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于是,追求西方式的强权,比学习西方的文明更能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关于这一点,梁启超说得非常清楚:“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

世界主义是一种普世的文明理想,是公理、正义和智德主持的乌托邦。而国家主义,变成了一个被掏空了文明内核的民族生存之道,缺乏内在价值的力量与富强的追求。清末民初的中国,猶如欧洲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时代,暂时搁置文明的价值追求,试图以金铁与国家的联盟,打造一个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

国本与国性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建立了史所未有的共和秩序。但这一秩序是以政治混乱和军事强权为代价的。民初的政治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新的共和制度出现了,却缺乏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宪政;表面的宪法有了,却无法转换为行之有效的宪政实践。共和制度背后所缺失的,是制度实践所必须拥有的公共文化,是共和制度之魂——文明精神。

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皆从道德本体论而来。当力与金钱成为全民追逐的膜拜物之后,这个社会必定是无宗教、无道德的,利害代替了善恶,功利取代了是非。民国之后,国民得到了共和,却失去了“国是”。所谓国是,“即全国之人,皆以为是者之谓”,即一个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核心价值。在启蒙时期的学者杜亚泉看来,“我国之有国是,乃经无数先民之经营缔造而成,此实先民精神上之产物,为吾国文化之结晶体”。杜亚泉所指的,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明与道德。辛亥革命之后,两千年的王权秩序崩溃了,儒家的文明秩序也随之解体,而新的共和秩序却迟迟不得确立。于是在民国初年,发生了“国是”的空缺,无论道德之善恶,还是伦理之是非,都变得模糊与暧昧。

当“国是”失落、价值虚无的时候,纵欲主义同时甚嚣尘上,这并非偶然的现象。儒家价值观和伦理观崩盘之后,中国人的心灵开始虚脱,精神的虚无主义弥漫人心。在无所依傍的一片空白之中,物质主义和享受主义遂成为国人新的生活价值。新生的中华民国,何为立国之本,何为国民的共同意志,建国背后的文明基础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民国初年被淹没在武力的恶斗和利益的竞争之中。

19世纪末,虽然传统的儒家文明受到西潮的冲击摇摇欲坠,但在社会上尚有权威,善恶是非尚有公共的标准。进入20世纪,特别是民国之后,儒家文明随着普世王权崩塌而解体,新的文明又接不上来,于是出现了价值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人人以自己的爱憎为好恶,以一己之利害为是非。核心价值的空虚,使得借竞争进化论而兴起的物质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乘隙而入。礼的秩序已去,法的秩序未成,而力的秩序成为主宰。这一力的秩序没有价值,没有道德,更没有文明,只有赤裸裸的暴力和利益。晚清以来以富强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因为被掏空了文明的内核,蜕变为一场权力竞争的游戏。

国本或国是的问题,追问到最后乃是文明的问题。在晚清,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这些维新人士在文明问题上都是世界主义者,相信中国最终都要像西方那样,从半开化的社会走向西方式的文明社会。然而,到了民国初年,面对政局的各种乱象,当年的新派士大夫逐渐感到系于普世王权的儒家文明有崩溃之势,立场有所变化。这些维新派领袖人物皆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强调“国魂”和“国性”。康有为讲国魂,梁启超谈国性。早年的严复批评“中体西用”是牛体马用。如今严复虽然

没有放弃国家富强的理想,但当他看到国人对西学的兴趣皆集中于形而下的物质主义,而辛亥以后建立的共和政体又是不堪入目,他对西方自由价值的信念动摇了。目睹物质主义、强权主义的泛滥成灾,严复相信比形而下的富强更重要的,是形而上的“国性民质”,是对“根源盛大”的中华文明的重新肯定和光大。“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这个国性,在他看来,就是“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而即以此为立国之精神”。

国性、国魂、立国精神,虽然表述不同,但都是同一个东西,即某个特定的近代民族国家所拥有的独特的民族精神或文明基础。民初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这些曾在晚清鼓吹世界主义的维新士大夫,一旦发现以富强为核心的技术合理化工程将摧毁中国自身的道德文明传统的时候,纷纷转向了赫尔德式的文化民族主义。他们重新强调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普世文明论的基础开始动摇,中国文明的历史特殊性开始被提出来。

民国之初,表面看起来建国大业已经实现:多党竞争、自由选举、议会民主制、独立司法等等,实际上国家徒有其形,却丧失了其灵魂。而失去灵魂的中华民国,虽然继续为追求国家富强而努力,却因为失去了文明的方向而为各种势力所主宰,成为私人利益的角逐场。

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富强与文明的关系,文明的问题浮出水面。

五四时期的文明自觉

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基本上是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追求强国梦的知识分子们原以为,当中国人也像西方人那样,具有了生存竞争的实力,拥有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便会打造出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然而此时,欧洲爆发了世界大战。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使得知识分子们如梦初醒,开始重新思考文明的趋向。

在晚清系统介绍过19世纪欧洲文明的严复,曾对其寄予全部热情和向往。但在欧战结束之时给门生的信中,将三百年欧洲文明进化,只落得“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可见严复内心失望之重。欧战之后,梁启超游历欧洲。发现过去的富庶之地,如今一片废墟。他感慨说:“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梁启超发现,他曾经奉为金科玉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欧战的思想根源。他痛定思痛,断然抛弃了强权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一方面强调“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另一方面进一步反思国家主义背后的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

欧战前后的思想巨变,不仅发生在严复、梁启超等最后一代士大夫身上,也属于民国新一代知识分子,胡适便是典型的个案。1905年,当他还是少年时,就读了《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文章,深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公理,胡适这个名字就是由此得来。然而1914年之后,胡适从残酷的战火硝烟之中逐渐意识到强权主义给人类世界带来的祸害。他開始相信强权之上有公理,有普世的是非善恶。他开始清算强权主义和狭义的国家主义,并给国家主义一个更高的价值制约,那就是世界主义。胡适在清末民初所发生的思想变化,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当年走过的心路历程。从一个狂热的爱国愤青,相信强权就是公理,富强就是一切,慢慢发现19世纪西方文明的负面。

对于西方文明的两张面孔,中国人在清末民初看到的多是物质主义、国家主义的强力一面,试图以强制强,以暴制暴。1914年之后,开始意识到这一面的可怕性。于是到了五四时期,年青的启蒙知识分子开始重视西方文明的另一面:以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而当年的维新士大夫则回过头来从中国传统之中发掘平衡西方文明狂暴的文明资源。尽管文明的路向有分歧,但双方的立场是一致的:从国家富强转向了文明的自觉。

欧战胜利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欢呼“公理战胜了强权”。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上回答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时,一言而蔽之:“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依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五四时期公理的内涵,不再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般冷酷无情,不再是技术化、中性化的实力竞争,而具有了文明的普世价值,具有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尺度。

中国知识分子历经自强运动、戊戌变法和民初共和实验,到了五四时期,终于从对国家富强和制度合理化的追求,一步步逼向了文明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什么是东西文明的独特性?中国文明以什么样的方式融入普世性的现代性历史发展进程?

梁启超在欧游回国之后大力倡导“新文明”,这一“新文明”不是仅仅适合中国的特殊文明,而是适合整个人类与世界的普世文明。他说,中国目前一个绝大的责任,

“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这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文明自觉,对人类和世界自觉担当的文明责任。五四知识分子不愧为轴心文明的子孙,他们的文明自觉,不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而是从普遍人性和全球利益的视野,重新思考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前途,人类所能共享的好的价值、好的生活和好的制度。那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文明自觉,是五四时期独有的博大和包容。

3.诗歌:富强和谐中国梦 篇三

富强和谐中国梦

石家庄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 张建学
2013 年 04 月 16 日 16:1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仰望星空畅想你我伟大的梦想,俯视脚下感受梦想神奇的力量,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中华儿女在梦想的风帆上昂扬向上。在世界的东方有一只雄狮在慢慢苏醒,不管何时何地都可以听见他和平的呼声,回首中华民族共同走过的日子,我们不禁豪情满怀。面对侵略他们不卑不亢,用生命和鲜血换取国土的完整; 面对分裂他们理智清醒,用智慧和毅力捍卫祖国的统一。犹记得,战场上中华儿女的英勇拼搏; 犹记得,和平年代里中华儿女的睿智决策; 犹记得,他们用肩膀撑起祖国的半壁江山; 犹记得,他们毫不犹豫地冲锋在最前线。

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你我沐浴其中,如今中华民族的建设你我共同见证。每一个承载梦想的民族,都必将走向他的伟大复兴。曼哈顿东河岸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联合国会场上中国话掷地有声,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中国人民在世界的舞台上精彩前行。一国两制的号角召唤祖国的和平统一,香港澳门的回归见证了祖国无穷的魅力。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使各民族欣欣向荣,各族儿女的心也向着同一个方向眺望。原子弹氢弹在中国的土地上神奇呈现,整齐划一的军队出现在五星红旗下面,神舟飞船把中国人的梦想载入太空,我国的国防建设一直在努力实践中。一座刺破青天的丰碑屹立在青藏的土地,一条火龙腾跃于青藏高原宽阔的脊背,

青藏铁路踏平千里雪亦融化万年冰,承载着所有的祝福穿越生命线亦敲开幸福门。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们与病魔抗争,在房倒屋塌之后我们愈挫愈勇,在天寒地冻之时我们互相传递心灵的温暖,在所有的灾难面前中华民族都无畏无惧。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华儿女向世界呈现了一场盛宴; 城市让世界更美好,中华民族给世界人民又一种心灵的震颤。经济的发展速度稳居世界前列,国民生产总值突飞猛进的增长,现代化的建设令世界人民瞩目,中华民族的综合国力日日提升。今天高楼大厦代替了茅屋坯房,今天的你我脱下了有补丁的衣裳,今天世界的东方的神州更加耀眼,今天的中国满是和谐的新气象。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体验着现代都市的繁华与喧闹,感受着中国快速发展的气息,与一个个幸福的人们擦肩而过,我真正体会到了和谐中国的含义。走进布局合理的乡村,看着载歌载舞的村民,享受着新能源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我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的魅力。如今我们很难看到重污染的

工厂,如今我们很难嗅到刺鼻的味道,如今我们很难受到噪音的骚扰,低碳绿色循环型经济的发展喜上眉梢,我真正感受到了美丽中国的新内涵。行驶在宽阔平坦的公路上,想象不到多年前路面的泥泞; 端坐在高速飞奔的磁悬浮列车上,与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并肩而行。十八大的号召时时回荡在你我耳边,

实干兴邦的传统理念被注入了新的内涵,中华各族儿女迈着踏实统一亦矫健的步伐,向着我们共同的目标奋力向前。我始终相信有梦想就会有希望,中华民族用他坚强的臂膀,承载着亿万中华儿女的梦想,向着更加富强和谐的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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