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精选7篇）

1.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 篇一

论大众传媒下背景下的的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传播

——以《云南印象》为例

摘要：

民族传统文化就是一个民族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本民族自己独特特质和风貌的民文化，是一个民族繁衍生息根基成长发展的灵魂。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今天，西方文化和大众文化泛滥已经对我们古老的传统民族文化产生了严重的侵蚀。然而《云南印象》的成功不光是在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股民族文化的风潮，更是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借助了大众传媒这个现代化的传播工具与手段后依然可以发展壮大，源源不断的传承下去。本文将以《云南印象》进行案例剖析，得出在大众传媒为社会主要传播手段的背景之下如何发展传统民族文化的启示及措施。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national collection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 reflection of the nation into their own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of the people is the foundation of a nation live and breathe the soul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However,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globalization, the prolifer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have on our old tradition of culture had a serious erosion.However, “Yunnan Impression” is not only the success of the land in China has stirred up a wave of national culture, but also to demonstrat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mass media in the modern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ools and still be able to grow, continuously be preserved.This will “Yunnan Impression” for case analysis, obtained in the mass media, the main means of communication for the social context of how to develop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Enlightenment and measures.关键词：民族传统文化 大众传媒文化产业 标准化 产业链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信息全球化的到来，全球各种文化相互交汇，融合、碰撞，然而这种看似公平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却只是掌握着先进传播技术及工具的发达国家想发展中国家的单方面的文化输出。传统的民族文化在这场实力不对等的文化较量中，不断受到西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侵蚀，日渐呈现出萎靡之状。一时间，传统文化何去何从一时间成为了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然而，在传统中华民族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进攻下，纷纷丢盔弃甲之时，《云南印象》的成功，给我们展示一条以古老传统民族文化为内涵，同时运用现代大众传媒为工具，让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完美结合的文化发展的新模式。

一《云南印象》的成就

2003年8月8日，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印象》在昆明首演大获成功。该剧分为“太阳”“土地”“家园”“神祭”“朝圣”“尾声”六场。原汁原 1

味的少数民族舞蹈，富有色彩的乡土歌舞，气势磅礴的鼓阵，动听的人生和音乐给人以心灵的触动。【1】

在2004年中国专业舞蹈最高奖项--第四届中国舞蹈 “荷花奖” 的比赛中赢得十项大奖中之五项奖项:舞蹈诗金奖、最佳编导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服装设计奖、优秀表演（打鼓设计）奖。

2005年，《云南印象》入选第三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使云南告别了舞台作品在全国舞台艺术作品工程的评选中落选的历史。从2003年8月8日在昆明开始公演到2004年十月在全国首轮巡演结束，《云南印象》先后在昆明、杭州、上海、绍兴、北京、广州、南宁、成都、重庆等25个省、市，30余座大中城市进行了演出，创造了中国舞坛上的奇迹。，在后在巴西、阿根廷、美国演出700余场，行程10万余公里，观众多达70余万人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云南印象》成功所带来的启示

（一）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要符合民族的审美标准，植根于本民族的民间文化土壤。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下来的，是民族审美习惯和审美情感 一种体现。无论社会发展 如何之快，受外来文化冲击又多大，这种审美的传统性是不会一下子就消失，而是带有相当长时间的延续性。只有符合了民族传统文化，符合了民族的审美习惯的文化产品才会被大众所接受。同时传统文化作为不同民族的独特代表，在展现民族个性的同时又体现出了民族文化之间的共性，世界各民族的发展都属于人类进化史的一部分，虽然各个民族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在其真善美追求上都是一样的，情感是相通的。这样的话，放到到艺术上，艺术形式虽有不同，但是表达的艺术情感是一样的。正是那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也是为什么几千年来世界不同语言风俗的各地区音乐舞蹈可以相互流传的原因。以《云南印象》为例，其所有的元素都是由云南民族民间文化构成，整台歌舞共分七段落，序幕（混沌初开）、太阳（包括太阳鼓、芒鼓、铜芒、铜镲舞、象脚鼓、神鼓）、土地（包括月光、花腰歌舞、烟盒舞、女儿国、打歌）、家园、火祭（包括甩发舞、葫芦笙舞、纹身、面具舞、东巴舞、牛头舞、涅磐）、朝圣（包括藏族舞、玛尼石、转经筒、童谣）、尾声（雀之灵）。从歌舞的内容到表现形式，从演员的服饰到舞台道具，甚至演员本身都是来自野地乡村，透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和民族风情。所有的这些都是杨丽萍历经15个月在云南民间收集来的，构成了《云南印象》最基础的艺术元素。【2】这些植根于丰厚民间沃土，源于劳动群众生产、生活的文化元素，使《云南印象》获得了勃勃的自然生机和生命的活力让人领略到了原生态文化的魅力和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生命，爱情 信仰 抗争都是人类共同的原始的情感，也是世界通行的沟通“语言”，文艺团体通过民族歌舞艺术的表现形式，一最古朴的歌舞语汇将其诠释和 表达。同德情感的诉求无疑是最能触动观众内心深处，迎合受众在经历都市快节奏，单一机械运作的生活生活之后，追求原始复古，崇尚自然心理，回归文化自然传统的心理。可以说《云南印象》洋溢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艺术魅力的内在品质，为它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准确的文化市场定位，和庞大的市场需求，为《云南印象》提供了保障。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了转型时期，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不断凸现，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人们更是面对着方方面面的压力。快节奏的社会生活，充斥着浓厚商业气息的社会氛围给社会大众造成很大的压力与困扰，而传统的娱乐节目和文化产品要么充满了商业气息，要么是粗制滥造，难以满足大众的需求。演出市场上对于真正能够满足大众空虚心灵的文化产品可谓是少之又少，原生态文化产品 市场前景广阔。《云南印象》的主创人员对于它的市场定位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从一开始，《云南印象》就被定位为艺术产品，而不是艺术作品。对此，杨丽萍面对媒体时坦言：“我把《云南映象》定位为艺术产品。在我看来，有价值的艺术也要有商业价值。”必须要产业化，产业化的意思就是不能单靠演出来养活自己，要做大，做成文化产业。别的音像制品，书籍，一旦成了品牌就会派生出许多东西。《云南印象》并不满足于目前在演出市场上的成功，它的产业化之路还有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宏伟的计划。【3 】

经过杨丽萍三年间精心打造，费劲心血的大型歌舞集《云南印象》的出现无疑是让大众感到眼前一亮，仿佛一阵来自田野的清风，给长期以来充斥着华而不实、浮艳轻佻的晚会舞蹈的舞台带来勃勃生气，也给因终日沉浸在光怪陆离的声色娱乐中，感觉和心灵逐渐麻木的城市观众带来强烈的视听刺激和心灵冲击，形成了一道与流行文化、时尚文化风情迥异的文化奇观。让人真正体会到了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感觉。同时庞大的演出队伍和宏大的演出气势让观众的心灵真正感受到了一种来自原生态文化的震撼。

（三）运用现代大众传媒作为制作与宣传工具，实现传统艺术与现代技术的完美结合。

人类文化的传播在经历过语言，文字，印刷术之后已经进入了大 传播媒介为主流的时代，其快速，便捷的特点已经成为前几种传播媒介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云南印象》土生土长的民族舞蹈是民族传统、宗教文化、民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特定的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产物，那瑰丽多彩的自然风光、笼罩着浓郁的神秘色彩的宗教仪式、异彩纷呈的节日庆典以及那天、地、人、神共同在场的文化语境，就是民族传统舞蹈赖以展开的舞台，它们是民族舞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其表现力和感染力存在的基础。

因此，要本真而完整地呈现舞蹈的魅力，仅仅把舞蹈的动作和音乐从云南民间的田间地头搬到大城市的舞台是远远不够的。一旦脱离了其原生语境，那些舞蹈动作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表现力和感染力将大打折扣。因此，如何在人工搭建的舞台上，最大程度地再现民族传统舞蹈的整体意蕴，是关系到这台舞蹈能否成功的关键。云南的山水田畴、人文景观当然是无法搬到舞台上的，但是，现代技术发达的电子复制手段却使在舞台上最大程度地再现民间舞蹈的感观氛围成为可能。《云南印象》表演过程中运用了一百多万的帊尼灯，用尽五百盏灯营造出各种各样的，并通过民族服饰，祭祀道具礼器的运用使的整个舞台变得空灵，为观众创造了亦真亦幻的视觉效果。整个舞台将原生与现代，自然与人类的相融合，创造出时空错位的感觉。《云南印象》耗

资千余万，充分调动了当代最先进的电子音、视频和多媒体舞台设备，最大程度地地再现了民间舞蹈的空间氛围，从而让城市观众坐在剧院里也能获得一种亲临其境的亲切感和现场感，满足了城市观众对于原生态文化和风土人情的好奇心。《云南印象》可以说是这个电子复制时代的一次成功尝试，现代化的电子媒介与土生土长的民族舞蹈的和谐共鸣、无缝对接，为电子传媒时代民间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足资借鉴的技术范。

(四)品牌也是硬道理

在《云南印象》的市场推广中，企业和剧组可谓是充分发挥了品牌效应的威力。在《云南印象》的宣传中杨丽萍 作为这个节目品牌代言人，一反往日的低调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云南印象》的商业推广活动，和整个团队一起，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个公众场所，出席新闻发布会，接受电视台专访，上网站和网友聊天，一抛其往日的冷傲和矜持，笑容可掬地面对媒体和公众，不厌其烦地解答着各种各样的提问和质疑。显然，杨丽萍的出场是《云南印象》的市场推广的最好品牌，也是任何其他人所无可替代的。其次获奖无疑是最好的广告宣传，《云南印象》在首演之后，相继在各省市上演，取得了强烈的反响，成就斐然，这些都成为了它的主打品牌。

三 大众传媒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传播措施

（一）建立政府扶植、市场为主导、企业来运作的产业开发运作机制。

中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历史与经验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起步晚，经验少，是在被动的外来文化产业的冲击下开始萌芽发展的。直到目前，中国的文化产业仍未能形成系统的文化产业体系，国内文化市场也还处于无序的混乱状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腾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国内庞大的文化市场越来越受到国外文化产业公司的重视，并不断对中国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和侵蚀。在这种内忧外患的环境中，中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引导与扶持，尤其是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方面。目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扶植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着手起草《文化产业促进法》，推动尽快出台《电影产业促进法》，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法制保障。【4】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要想让文化产业真正能够健康发展只是仅仅依靠政府的扶植与推动是远远不够的，该必须要打破原有的旧体制，让其由企业来运作，以市场为导向，自负盈亏，将原有的输血模式变为造血模式。《云南印象》在其成功的发展过程中云南政府对其的支持是有目共睹的，同时剧组聘请了专门的经济演出公司帮其策划推销。正是这种政府扶植、市场为主导、企业来运作的产业开发运作机制保证了其运营的成功。

（二）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工具，实现传统内容与现代技术的完美结合。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传播技术的发展，现代科技广泛地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促使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媒体革命不仅仅是传播方式的变革，同时也带来了文化本体的革命，创造了崭新的现代文化。广播文化、电影文化、电视文化、音像文化乃至网络文化，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形式，新闻产业、广告产业等相继诞生，文化不断经历创新扩容。以数字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为代表的当代信息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文化形态———数字文化和网络文化。这些新兴文化的特点在于，利用网络特性拓展传播内容，不满意于简单复制传统媒体，而是走上了自主发展的新路。文化产业一旦与信息数字化、现代通讯技术等高科技结合起来，迅猛扩展以往的表现空间和表现能力，创造出人们前所未见，甚至想所未想的视觉奇观和虚拟现实，从而将文化生产带入一种新境界。在这种、大众传媒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让土生土长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利用现代技术进行新的展现，为其插上走出地域飞向世界的翅膀，就成为我们开发发展传统文化产业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云南印象》的歌舞作为原汁原味的云南少数民族的田间舞蹈，如果没有现代电子技术的帮助其本真而完整地呈现舞蹈的魅力，仅仅把舞蹈的动作和音乐从云南民间的田间地头搬到大城市的舞台是远远不够的。一旦脱离了其原生语境，那些舞蹈动作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表现力和感染力将大打折扣。因此，如何在人工搭建的舞台上，最大程度地再现民族传统舞蹈的整体意蕴，是关系到这台舞蹈能否成功的关键。云南的山水田畴、人文景观当然是无法搬到舞台上的，但是，现代技术发达的电子复制手段却使在舞台上最大程度地再现民间舞蹈的感观氛围成为可能。《云南印象》耗资千余万，充分调动了当代最先进的电子音、视频和多媒体舞台设备，最大程度地地再现了民间舞蹈的空间氛围，从而让城市观众坐在剧院里也能获得一种亲临其境的亲切感和现场感，满足了城市观众对于原生态文化和风土人情的好奇心。《云南印象》可以说是这个电子复制时代的一次成功尝试，现代化的电子媒介与土生土长的民族舞蹈的和谐共鸣、无缝对接，为电子传媒时代民间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足资借鉴的技术范例，也为人们展示了传统内容与现代技术的完美结合。

（三）发挥名人效应，借鉴国外标准化，多元化的发展策略。在今天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名人不光是新闻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品质的保证。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里，各个民族不同的传统文化往往带有其地域性的特征。民间文化走进大众视野的一个规律，任何一个民间文化要想得到大众的认可，需要有一个身怀绝技又被大众所知晓的中心人物来向大众展示其艺术的魅力，让大众所熟知接受，喜欢。东北二人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期间赵本山可谓是功不可没。赵本山在央视的宣传与表演让二人转这个原本流行于黑土地上的民间艺术得以迅速火遍全国，并在能够在09年将《刘老根大舞台》建到北京，打入北京这个竞争激烈文化市场。《云南印象》表演初期，大部分观众就是冲着杨丽萍这个品牌去观看演出。

另外，艺术品产业化意味着其是可复制的，大众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传统文化的复制得以成为可能。《云南印象》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相对于国外已经成熟的表演，仍然存在许多的不足。《云南印象》的表演过分的依赖杨丽萍这个舞蹈天才，存在 “将鸡蛋放到一个篮子”的风险性。在这一点上，《云南印象》需要向国外的《大河之舞》、《猫》等剧目学习其标

准化的表演模式。《猫》自从1982年第一次上演以来，已经以14种语言，在全球超过150个城市近300个剧院上演，演出版本超过40个，拥有观众超过6500万。《猫》剧今年春天在北京上演时，其舞台总监蒂姆•麦克法兰司自豪地说：“现在大概有6个剧团在全世界演猫。【5】音乐剧《猫》的演出模式的标准化让我们看到文化产业的传播速度与创造的效益。

（四）不断完善产业链，形成规模效应。

文化产业与别的产业不同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需求大,二是高附加值。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是别的物品不能替代的,这种需求有排他性,而且还具有无限性,比如好歌可以不断出新、一直出品,人们百听不厌。文化产业的高附加值体现在内容为王、产业链形态的延伸,一本书出版后,可拍电影,可制成DVD、影碟、游戏,还可授权,其价值会延伸。美国动画大片《超人特工队》,里面有300多种产品卖(授权)出去,而票房只占总收入的20%。一般好莱坞电影其全球票房只占其总收入的25%-27%,动画片的票房则仅占20%左右。【6】我国文化产业从自主发展的角度来说,程度是相当粗放和原始的,不仅没有反映出文化产业强大的创意和想象力,体现“内容为王”的特点,而且文化产业的附加值很低,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形成产业链经营的格局。一个文化产业作品的成功，能取得的价值不止仅仅是在演出的剧目，还包括对其衍生品的开发和制作，逐渐形成产业集群，这样容易增强文化的竞争力和区域文化品牌的建立。《云南印象》的成功不仅仅是单个剧目的成功，也是云南文化产业以后发展的重要方面，对于云南地区的旅游及其他产业也将带来巨大的收益。

结语

在今天这个大众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之下，信息传播的快速和便捷极大的方便了文化的传播，同时也给当前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的扩张提供了巨大的优势。在我们只有保护好自己民族传统文化，才会让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发展开发传统民族文化不能仅仅依靠老的传统模式 和技术，只有学会利用现代传媒技术的优势，实现传统内容与现代技术的完美结合，才能让我们的文化发展，壮大，传承给子孙后代，才能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1】豆丁网《论原生态舞蹈的发展与保护——以<云南印象>为例》

【2】载于民间文化青年论坛《大众传媒时代的民间文化传播——以原生

态舞蹈云南印象为例》

【3】新浪网 杨丽萍专访

【4】摘自李斯屈 李涛《文化产业概论》 浙江大学出版社

【5】摘自维普资讯《猫》的成功对于文化产业的启示

【6】留学生论文网 《中美动漫产业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参考书目：李斯屈 李涛《文化产业概论》 浙江大学出版社

刘玉珠 柳士法著《文化市场学》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文化产业》 中华出版社

2.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 篇二

长期以来, 音乐学大多数学者往往聚焦于对音乐文化具体形态与内容方面的研究:如词曲作者、体裁题材、风格流派、唱奏表现方式、古籍考证等等诸如此类。忽视了中国音乐文化与生俱来的社会性、大众性的社会生产与流行传播, 这是中国第一本以“大众”作为研究音乐文化创造与发展的主体来进行思索和解析的音乐学专著。它从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独特视角出发, 对中国大众音乐文化做了全景式的透视, 阐释了大众音乐的分类、流行本质、商品属性与传播特点和音乐社会运动的轨迹。《中国大众音乐》一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则在于其对大众音乐及其流行与传播的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系统的研究方面学术上的先导性、开拓性和奠基性。

《中国大众音乐》全书的结构总共八章, 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前四章, 可概括为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历史长河”中的“大众音乐”, 是曾教授通过现有历史材料或实地考证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一个梳理、归类和总结;二为后四章, 可概括为“大众音乐”的“传播”和“流行”, 是曾教授在梳理了前4章内容后, 对中国大众音乐的一个独特思考。

本文从以下四点简单概括地归纳了对曾遂今教授《中国大众音乐》一书的粗浅认识和读后感想。

一、创新性

《中国大众音乐》中对于流行音乐的考察, 则并未囿于这种狭义的流行音乐观, 而是表现出其独特的视角。作者重新梳理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分类, 例如:他独树一帜地提出了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的三类体系以及它们相交互动形成的多种型态的音乐文化体系, 并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观念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切入点来考察、解析以大众音乐文化为基础的各类音乐文化在社会运动中的传播与链接。另外, 作者在第五、第六章中指出, 无论是音乐的自然传播或是技术传播, 作为音乐文化在形态、意识领域中的特殊性, 音乐传播表现出的是一种特殊品质的人际关系, 即“传求必通”“传而相通”的人与人之间的音乐关系。因此, 作者的这些论述使我们认识到大众音乐传播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 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社会行为。作者在第7章中还提到:音乐商品具有特殊性。音乐商品除了具有一般商品的基本属性外, 还具有其它自身的特殊性。这种区别于一般物质商品的特殊性, 是由音乐商品性质的二重性、音乐商品艺术价值的永恒性、音乐商品艺术品质的创造性这三方面构成。

二、通俗性

此书用大众音乐的概念、范畴重新考究了我国历史上从远古传说中的原始乐舞到清代民间音乐、乐舞等等所有音乐文化形态与生俱来的大众音乐文化内涵, 鲜明地指出大众音乐是一个涵盖多方面音乐文化成分的文化范畴, 无论是历史上的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儿童音乐、军旅音乐, 还是现当代的革命音乐、20世纪的中国城市流行音乐都属于大众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历史性有机组成因子。曾遂今教授选用音乐 (这种社会文化) 的不同功能目的作为切割线, 将无数个历史横截面所组成的音乐文化形态划分为三种类别:统治集团的音乐文化、市井庶民的音乐文化、文人的音乐文化。在对此三类音乐文化的对比性研究论述中, 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大众音乐文化由于其循本、自由、宽容的特性, 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 它包含了除宫廷音乐、文人音乐之外的一切生存于民间的音乐形态。究其音乐的社会接受环节而言, 由于大众音乐的本质目的是再现大众的多种价值观、实现大众的多种精神追求、体现大众的多种生活方式, 因此, 大众音乐的参与主体是全方位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历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也是从大众音乐文化中寻求有用的东西。这个论断使广大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对古代民间音乐文化有了特别的亲近感, 认识到离我们现实生活久远而为之陌生的郑卫之音、乐府民歌、宫廷乐舞等古代音乐文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阳春白雪”, 而是饱含生活气息和庶民风情的“下里巴人”, 此谓通俗性。

三、时代性

阅读本书时, 读者们能感受到纸页里处处洋溢着信息时代的学术气息。在书中第一章第三节中, 作者把中国音乐文化分为3个体系:政府音乐文化G, 大众音乐文化P、学院派音乐文化, 并引用三相型如GPA型AGP型、双相型如GP型AP型、单相型A型P型G型三个概念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在第六章“大众音乐的技术传播”中, 作者更是将内容与现代信息社会紧密结合, 介绍了唱片、无线电、音乐电视广播 (MTV) 、音乐的数字化网络传播。与此同时, 书中也提到了如对当前流行歌坛“走穴”“营业性演唱” (第四章) “假唱” (第六章) 等的社会学分析;对“当代中国流行音乐两个极端” (第七章) , 对电视晚会“三多” (声乐多, 声乐中独唱多, 独唱中流行歌曲多) 现象等的批评。这体现出了曾教授在传统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变型的时代背景与宏观环境下, 勤于追求、勇于探索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大众文化与大众音乐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新动向。这种创新的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四、开阔性

《中国大众音乐》对于中国大众音乐从时、空两方面作了宏阔的“鸟瞰性”“概览性”陈述和深入地探索性研究。如纵向上的时间跨度方面, 囊括了远古乐舞, 先秦民歌, 秦汉乐府、相和歌, 魏晋南北朝清商乐、吴歌西曲, 隋唐曲子, 五代两宋唱赚、鼓子词、诸宫调, 元代杂剧、散曲, 明清小曲、戏剧等等 (第三章) :横向的空间上则包含了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军旅音乐、儿童音乐、革命音乐、当代流行音乐 (第四章) 等等, 从而在时空交错、经纬纵横的大视野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大众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及文化构成方面的宏伟图景。

总而言之, 这是中国第一本以“大众”作为研究音乐文化创造与发展的主体来进行思索和解析的音乐学专著。它从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独特视角出发, 对中国大众音乐文化做了全景式的透视, 阐释了大众音乐的分类、流行本质、商品属性与传播特点和音乐社会运动的轨迹。《中国大众音乐》一书对大众音乐及其流行与传播的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系统的研究方面学术上具有先导性、开拓性和奠基性。

摘要：《中国大众音乐》一书从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的独特视角出发, 对中国大众音乐文化做了全景式的透视, 阐释了大众音乐的分类、流行本质、商品属性与传播特点和音乐社会运动的轨迹。本文从四个方面简单概括地归纳了对曾遂今教授的《中国大众音乐》一书的粗浅认识和读后感想。

关键词：《中国大众音乐》,曾遂今,读后

参考文献

[1]曾遂今, 《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

3.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 篇三

关于“学术明星”

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中，约翰·费斯克是这样定义“明星”的：所谓“明星”是由于在银幕与其他媒介上的公开表演而出名，并被视为各种文化群体之间重要象征的个体①。而本文中所提到的“学术明星”是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是指在文化学术界有一定成就的个体，通过大众传媒接触广大受众，以其特有的表述方式传播文化知识而为大众所接受，从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与观众喜爱度。学术明星是近些年才出现的现象，它的出现是学术与现代大众传媒成功对接的结果，是市场化运作的产物。

如何正确看待“学术明星”现象

一、存在的合理性：学者、媒体、受众“三赢”局势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向来都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傲人之气。在某些专家学者眼中,这股由学术明星掀起的文化热，被视为沽名钓誉，被贬为专业研究和学术文化的堕落。可是，难道一定要整天躲进书斋潜心研究，隔绝媒体信息，脱离社会群体才是“学术研究”的高雅姿态？易中天先生曾说过：“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服务，所以，除了一部分在书斋里潜心治学的学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将学术转化为可以直接为社会现实服务的东西。因此必然会有一部分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向媒体。孔子如果生活在今天，他肯定会上电视，不然，像他那样坐着牛车四处讲学，太辛苦了。一个真正希望传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对社会有益的学者，是一定不会放过大众传媒这个平台的②。”“书斋学者”和“学术明星”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那些“专注于文化发掘、不以出现在公众视野为务”的书斋学者令人尊敬，那些“在汲取先贤今学之成就的同时着力于传播文化、推进学术成果的广泛普及”的学术明星也同样令人欣悦。

这是一个全民造星的时代，“超级女声”“梦想中国”之类的娱乐选秀节目充斥着电视屏幕；这是一个浮躁的年代，报纸杂志书籍的阅读人数大量减少，电视、网络融入人们的生活；这是一个大众文化消费流于浅薄庸俗的时代，科教类节目的收视率远远比不上偶像剧那样深受大众喜爱。这时候，人们迫切需要有人担负起重任，改变这种愈演愈烈的状况，而受众也并非乐意于被娱乐事件包围着，他们需要一些有用的知性文化，这是光靠“超女”“好男儿”无法获取的。“学术明星”则既为时势所造，又为客观所需，其社会作用呈互补关系。“百家讲坛”节目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大众文化广泛传播的曙光，相比“超女”的走红，“学术明星”“超级教授”的走红更让我们欣慰。“百家讲坛”上的讲演激发了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也使更多层次的人有机会接触到精英的中国文史教育。学术的价值固然不仅仅在于影响大众，但学术如只是在象牙塔里供极少数的人把玩的话，它的存在价值就会被大打折扣。学术明星的出现，有利于改变目前大众文化过于媚俗的状况，促进学术和大众的互动，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打破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壁垒，既能繁荣学术，又能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水平，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应该看到，学术明星们借助电视这一大众传媒，依靠自身魅力赢得受众，创造了电视文化的一大奇迹，彰显了文化传播的神奇力量；电视媒体借助学者的高雅智慧和演讲艺术收获了极高的收视率，创造了经济效益；电视观众则获取了文化知识，提升了文化素养，满足了精神上的需求。学者、媒体、受众的“三赢”局势，可谓一石三鸟，皆大欢喜。

二、显现的问题：学者与媒体的浮躁淡化了学术本身

2007年3月，天涯论坛上出现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的帖子，发起者为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博士徐晋如。该帖言辞激烈地称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不久之后，北大清华等校10博士在网上联名抵制“学术超女”于丹，甚至要求她从“百家讲坛”下课。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学术明星”现象的争论也愈演愈烈。借助电视媒体的力量，“学术明星”扬名天下，但同时伴随而来了一些学术界批判的声音。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是进步还是倒退？是电视工业化还是学术商业化？

首先，媒体做节目，不能求全责备，它有时必定会突出一些东西，弱化一些东西，某些一笔带过的地方就显得没那么专业了。在节目的制作上，电视表现出明显的趋众化特征，使电视变得简单、浅显和平面。“明星学者”是以“浅显易懂”贴近了大众，唤起了他们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兴趣，但是，如果逐渐形成了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风气，传道启蒙可能被大众的热闹互动所取代，庄重的宣讲被疯狂的签售所替代。这样一来，在大众传播中，文化传播内容本身就可能变成了虚拟的文化学术本身，类似说书式的历史传播慢慢被误以为就是历史本身，那么，学术和文化原本淳朴的内涵也就丧失殆尽，人们在电视面前变得思维懒惰、不思进取，文化基准的下滑将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其次，电视作为大众传播机构，普及学术并不是它们邀请学者走上讲坛的唯一目的，提高收视率，吸引受众眼球，是其最终目的。因此,在“百家讲坛”中学者会倾向于去选择一些猎奇的、有争议的题材，讲述方式也全部是悬疑的、评书式的，最大程度地调动观众的兴趣。这时，矛盾就出现了。因为文化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要求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遵守基本规范，受众也期待能建立起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大众传播的技术为文化的传播发展开放了市场，而文化产品是按照供求规律作为商品提供的。在商业效益和利益的驱动下，电视媒体是否能够坚守住阵地，是否能够真正平衡好文化传播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呢？再次，社会和一些人把学者当做明星来追捧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媒体需要专家学者，因为节目需要他们的加入才能显出品位与高度；专家学者也需要媒体，没有媒体的传播效应，满腹经纶无从述说,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批评和争议的客观炒作，也能给媒体和学者本身带来较好的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抛却学术的严肃性不谈，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却被压榨得少而又少，这只会让更多的人无心做学问，开始走捷径。

当代大众文化消费时代，学术明星及其文化实践不仅任重而道远，其矛盾性也显示着当代文化的整体困境。学术的普及是“通俗化”而不是“庸俗化”，这是学者在进行学术传播时所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而不应一味迎合观众、迎合市场。真正的学者应该把他们的研究成果造福于广大民众，运用自身的知识去客观地普及学术见解和成果，并为大众的文化生活提供正确的舆论导向。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体也肩负着一种教育责任，把人们引向深层思考和高尚境界的责任，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节目都要像娱乐节目那样目的在于取悦观众。寓教于乐可以是为思想为知识而“乐”，却不能为收视率而“乐”。电视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可以更广泛，角度选择可以更多样，从而能给公众展现更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谱系。作为观众则应注意在学习中提高，不要盲目跟随大众时尚，不要盲从专家学者的一家之言。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专家、媒体、大众在文化知识交流沟通方面的良性互动。

注释：

①约翰·费斯克等编撰，李彬译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二版:270

②蒯乐昊、易中天：我已经上了明星的“贼船”[J]，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9期:42

4.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解析 篇四

［内容摘要］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大众传播对国际贸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国际贸易交易对象与范围的广泛性不仅丰富了大众传播的内容与效果，而且也正在逐渐容纳大众传播媒介为其贸易标的。可见，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正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也必然在此过程中长足发展。［关键词］大众传播；国际贸易；促进；融合

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着一个新的能动角色，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而国际贸易中大众传播的内容也倍受各方的关注，影视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由此引出的知识产权、文化侵略等等成为贸易各方常常争论不休的问题。此外，由于大众传播工具用途的开发，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竞相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时髦方式。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可以看出，二者不仅在相互促进，而且也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一、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发展中相互促进

1.每一次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决策变得更为快捷和准确。大众传播媒介从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每一次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变得更快捷，这主要体现在贸 [1] [2] [3] [4] [5] 下一页

易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技术手段上。

17世纪以前，人类已经掌握了许多通讯工具和手段，其中报纸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式传播工具也在古罗马帝国和中国唐朝出现了。这时，报纸主要用于为地中海和尼德兰地区商人们提供商情、船期和海外其他情况，信息源即是海外或国外，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上百年。这样，商人们决策时就有了较多的信息，从而使得决策更为准确。所以说，大众传播工具一开始就直接和国际贸易有联系。随着印刷传媒的发展，其信息传播和舆论导向功能对国际贸易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它可以提供各种国际经济信息，报道国际经济领域的最新事态，评述国际经济新近变动的重大事件，预测国际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影响，为各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提供依据。到了20世纪，广播和电视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传播量更大，而且不受空间的阻隔、国界的限制，覆盖面广，这就为贸易决策提供了更快的信息服务。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在20世纪发展非常迅速，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掌握越多越新的信息在激烈的商战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电子媒介的信息传播特点恰好满足了这方面的需要。

20世纪末，网络的出现使得全球各国、各地区都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打破了传统的地域概念，形成了以信息为中心的跨国界的虚拟空间。网络使大众传播领域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变革，也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上的信息具有极大丰富、多媒体形态、迅速及时、全球传播、便于检索、交互等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可以为贸易决策提供大量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网络与贸易的直接结合，如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等，从而使得贸易过程更为快捷。2.国际贸易促进大众传播的效果。

国际贸易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促进着大众传播的效果实现。这不仅体现在有形和无形贸易本身所蕴含的商品与服务信息的传播与交流，而且体现在贸易渠道的通畅也使得大众传播的效果更易达到。因为当今世界各国间的力量对比已由过去的主要是政治的对抗，转变为主要是经济和科技的较量。经济实力决定着一国的综合国力，关系着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无疑会对各个国家传播自己的文化与理念带来影响。一个国家的外贸实力增强，会提高其在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谈判力量，这对大众传播的实践和效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二、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在相互融合中发展

1.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的结合，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与手段。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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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很多大众传播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客体（标的）。随着国际贸易中无形贸易的发展，报纸、期刊、杂志等印刷媒介和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不再仅仅扮演为贸易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是日渐成为贸易产品的一部分。影视服务贸易的兴起与发展就是佐证。

影视服务业，主要包括电影和电视的媒体传递及其服务，它带给人们的是对信息的直接汲取、对艺术的直接欣赏。目前，世界电影服务贸易市场广阔，交易量大，据统计年进口影片在100部以上的国家达83%。而且，各国对进口影片的依存度高，国内生产量与国内放映总片数之比超过10%的国家也仅有30个，可见，大部分国家严重依赖进口电影市场。在国际电影贸易中，美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如1992年美国电影占领了英国电影市场的95%，法国的2/3。1996年美国在欧洲联盟电影市场的总体占有率为70%。1995年到1996年欧洲同美国在电影、电视领域的贸易逆差从48亿美元增加到56.5亿美元①。美国电影在我国进口电影中也占据主导角色。1996—1998年我国共发行进口影片149部，其中港台片37部、外国片112部。在外国片中，美国片62部，占55.3%②。

另外，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也都从境外进口电视节目，而且进口的数量占整个电视节目总数的百分比，大部分在20%—50%之间，有的甚至达到83%，可见世界电视服务贸易也广泛存在于各国之间。从全球来看，进口节目的绝大多数来自美国，以及相当少的一部分来自西欧和日本一些地区，如拉美3/4的进口节目来自美国。我国引进的外国电视节目情况也表明美国节目占主导地位。1994—1998年，我国引进有线节目共478部3593集（其中港台53部1062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9部123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425部、2531集）的63.1%和48.9%。1990—1998年，我国引进无线节目共790部10268集（其中包括港台133部3376集）。外国节目中，美国占266部2348集，占全部外国部分（657部6892集）的40.5%和34%③。所以可以说，国际影视贸易十分活跃，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2）大众传播媒体（网络）与国际贸易直接融合成一种新的贸易方式——网络贸易。网络这一新兴的传播媒体，正将整个世界联在一起，改变着一个社会的认知结构，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也为网络贸易敞开了大门，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亮点。“网络贸易”、“网络商务”这些新词在新闻媒体上也频频出现，越来越引人注目。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及其服务功能的日臻完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网络贸易不仅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贸易的竞争思维和行为，而且会日益成为信息化时代全球商界最有效的竞争手段之一。

网络贸易是在1994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贸易方式，然而由于其可以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加快商业周期循环、节省时间和费用、降低成本等优势，其发展速度让人吃惊。据统计，全球网上贸易交易额1996年只有23亿美元，1997年就为250亿美元，1998年达500亿美元。2001—2002年可能达到3300亿美元，2003到2005年可望增长到1万亿美元。另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到2002年，通过网络进行的国际贸易将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15%。按现在网络贸易的发展势头，未来十年全世界国际贸易将有1/3通过网络来进行。可见，网络贸易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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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贸易也是大众传播的一个途径。

世界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在国内市场就能买到世界各地的高质量、多品种以及花样、规格繁多和性能优良的商品。此外，通过国际贸易各国人民还能得到他国提供的优质服务与文化产品，从而提高文化生活水平，达到共享人类文化的目的。可见，无论是有形的国际贸易还是无形的国际贸易都是人类进行交流和传播的一种途径。

在有形国际贸易中，贸易标的是有形的货物，我们通过货物的进出口，不仅达到了物质方面的交流，而且能达到精神方面的交流，因为每一商品本身都蕴含着丰富的知识与信息。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正是从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诸多商品中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饮食文化；外国游人也正是从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商品中享受着中国的古老文明。展望未来的国际贸易，无论在技术水平、人员素质、交易方式等方面都将有很大的提高和改进，这必然会使大众传播的途径更为通畅。

在无形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体现得更为充分。如国际技术贸易，它是传播科学技术的重要方式，通过这种贸易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和享用世界范围内先进的技术知识。国际电信服务贸易对大众传播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很难想象，没有电信服务业的发展，人类今天的交流与传播会是什么样子。国际影视贸易是国际贸易与大众传播结合得最紧密的一个领域，我们正是从许多进口的影片、电视节目中了解着国外的风土人情，了解着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随着国际影视贸易的日益活跃，必然更好地带动人类文化艺术的传播与交流。

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WTO及其他国际组织也都在积极寻找方法来规范这种通过国际贸易方式进行的文化交流，如就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不仅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而且是为了人类更好地进行交流，也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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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这是文化传播与国际贸易的共同目标。

可见，大众传播对国际贸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每一次大众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使国际贸易变得更为便捷。同时，国际贸易交易对象与范围的广泛性不仅丰富了大众传播的内容与效果，而且正在逐渐容纳大众传播媒介为其贸易标的。可见，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正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也必然在此过程中长足发展。注释：

①、②、③ 见《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第258-260页，刘继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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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媒体与大众文化 篇五

“网络红人”现象炙手可热，从2003年的木子美开始，到后来的二月丫头、天仙妹妹、芙蓉姐组、小胖等等，至少也有数十个。而且，这些“网络红人”们，到今天有很多已经不是单纯的网络上的红人了，已经开始逐步涉足传统媒体，尤其是越来越多地在电视上抛头露面了。他们从最初的“网络红人”已经慢慢发展到了“传媒红人”；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也可以算是“名人”了，即吸引了一定数量人群的注意力，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有些普通人能够通过网络这个平台实现“从麻雀到凤凰”，传媒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下面我们就从传播学的角度作一解析。

一、网络红人的大致分类：

网络红人虽然多，但一般都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正面形象类。首先就是网络歌手，比如唐磊、庞龙等一大批流行音乐歌手。他们虽然没有经过传统媒体的歌手大奖赛之类的选拔，但因自身比较出众的才华——大多是能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凭借脍炙人口的歌曲，他们能迅速受到广大网友的欢迎，可以说是“一夜成名”；他们进而得到整个社会的承认，顺理成章地登上传统媒体尤其是电视的舞台也在情理之中。因他们大多都有着较为专业的素质，且以后都成了歌手，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网络红人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在此不把他们列为研究的对象；即以后本文中所指的网络红人，不包括他们在内。比较典型的正面形象类网络红人就是天仙妹妹，她的成名虽然可以说是“网络推手”一手策划的结果，但就其自身而言则是靠自己清纯朴实的“自然美”的形象吸引了大批的网友，以正面形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以至于连央视都前后9次采访她。

二、负面形象类。从最早的木子美开始，到后来的流氓燕、竹影青瞳等，她们或以文字曝光自己的“性爱日记”，或以图片展现自己裸露的身体，总之是通过有悖于传统道德的“自我暴露”来吸引人的眼球，满足人们的“窥私欲”，进而在网上一举成名的，属于较为负面的一种类型。

三、比较中性类，这一类的数量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比较自恋的芙蓉姐姐、山东二哥，还有被别人恶搞和靠搞怪表情成名的小胖等等，这些人在网络上的表现多少有些“另类”，满足了人们的一些猎奇、戏谑、搞笑等心态和欲望，因而也在网上成了名。

网上走红，一般不外乎通过这几种媒介，要么是文字（如木子美），要么是图片（如天仙妹妹），要么是视频（如宝贝小雨），要么是兼而有之（如竹影青瞳）。总之他们是依靠了网络这个平台，通过文字、图片、视频或兼而有之的媒介手段主动或被动（被网络推手操作或被别人恶搞）地“展示”了自己，吸引了比较多数量人的眼球，从而走红，成为“网络红人”的。

二、网络走红的原因分析：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组成。其中本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本我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本我的目标乃是求得个体的舒适，生存及繁殖，它是无意识的，不被个体所觉察。自我，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而同时保护整个机体不受伤害，它遵循的是“现实原则”，为本我服务。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超我的特点是追求完美，所以它与本我一样是非现实的，超我大部分也是无意识的，超我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其中人的这种“本我”的状态，在一些匿名的状态下比较容易表露出来，因为这时他容易逃避社会规范的监督和约束。网上论坛里人们的集群性、互动性和匿名性等特点，使它不但符合勒庞等所说的“乌合之众”的条件，而且符合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条件。在网上论坛里，广大网民的审美、猎奇、恶搞、窥淫、乃至审丑等心理归结到一点，都是为了让自己的某种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只不过这种心理需求正如马斯洛所划分的五个层次那样，有高下之分。人有审美需求表明人更接近于“超我”的境界，有猎奇需求表明人处于自我的状态，而有窥淫的需求则表明人更接近于本我的状态。虽然境界有高有下，但都是人的需求。这就好比一个人爱看《妈妈再爱我一次》是因为他有高尚的情感需求，他爱看武打片是因为他有一般娱乐的需求，而他也爱看低俗得有点黄的有些东北二人转，是因为他有一些比较低俗的趣味。从高雅需求到低俗趣味，从天使到魔鬼，人就是这么一个复杂体。这样一来，无论是正面类型的、负面类型的还是比较中性类型的一些网友的自我展示，只要能够满足上述几种心理中的任何一种，就能吸引相当数量网民的注意力。又由于网络人们集群的情绪化、低智商化、易暗示和传染等特点，使得这些帖子能够被网友们迅速地复制粘贴到各大网上论坛之内，从而能吸引到更多人的注意力，引起很多的讨论、评论，不论它们是在被叫好、被欣赏、被取笑、被起哄甚至是被叫骂，总之是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网络红人就这样形成了。

其实，这种网络红人的现象跟新闻的娱乐化可谓是一脉相承，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娱乐受众。所不同的前者是“网络红人”、“网络推手”或有些网民（如恶搞小胖照片的网友）在网络上主动地去推出带有某种“看点”的个人，而后者则是记者或编辑们主动地去把已经发生的事实进行娱乐化的包装与处理。简言之一个是网民对人（自己或别人）进行娱乐化处理，一个是记者或编辑对“事”进行娱乐化处理，虽然直接的目的都是为了娱乐受众，但间接目的则一个是借此成名，一个是提高收视率或扩大发行量，即一个是为名，一个是为利；而名的最终目的还是利，它们二者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被视为商业行为。当然，娱乐有高下之分，有审美的娱乐，有猎奇、搞笑的娱乐，也有窥淫乃到审丑等的娱乐，娱乐受众只是他们成名或获利的一种手段。

三、传统媒体对“网络红人”现象的跟进

议程设置是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传播媒介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出它们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秩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不管这种„再构成‟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歪曲的反映，都会影响到人们对周围环

境的认识和判断。”①大众传媒议程的设置要通过“新闻报道”，但新闻有硬新闻和软新闻之分，所以议程的设置也就有硬新闻的议程设置和软新闻的议程设置之分。美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1998年底对美国16家重要媒体进行了1977年与1997年新闻报道对比研究，发现1977年传统的硬新闻与娱乐性新闻比例为32％比15％，而1997年则颠倒过来，这个比例为25%比40%。“美国三大新闻网1990年一年花在娱乐性新闻上的时间比前两年增加了一倍多”②。这种软新闻增多的现象是新闻娱乐化的一种表现，到今天，新闻娱乐化已经成为我国的新闻传播业界的宠儿，媒介为我们设置了越来越多的有关软新闻的议程，哪怕很多的软新闻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郭庆光教授在《传播学教程》一书中也同时指出，议程设置理论只是强调了传播媒介设置或形成议程的一面，而没有涉及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也即是传媒不但能够设置议题，而且能够反映社会议题；不但能够制造和影响舆论，而且能够反映舆论。这也可以理解为：传媒能为社会设置议题，而社会（人、事物、事件等）也能够为传媒设置议题。如果“网络红人”的形象比较好的话，一些企业、组织和个人便会看中他们身上的“注意力”这种在当今信息时代十分稀缺的资源，开始找他们拍广告、做形象代言人等；他们甚至还能进一步出唱片、接拍电影、电视剧，进军娱乐圈。

造成这种“网络红人”现象的有很复杂的原因，如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社会上人才成长机制的不健全等等，但单从传媒来说它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教授陈卫星认为，“网络红人”展示自己是一种纯商业行为，在整体社会文化走向低俗化的倾向下，选择低俗化的方式展示自己成为他们有市场需求的前提。尤其是许多“网络红人”背后的“网络推手”们，促使他们积极投身于这一“新兴职业”的无疑是可观的商业利益，如他们可以从“网络红人”的代言费中进行提成。商业化与低俗化在当今许多传媒身上面简象是一对孪生儿般如影随形。正如娱乐化的新闻中有很多是低俗的一样，“网络红人”的现象中也有很多是低俗的。

6.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 篇六

地方主题性博物馆是一个地方与族群的共同记忆, 从符号学的视角看来, 博物馆内的一件件藏品象征着一个地区特征的“标识”, 而“藏品体系”则代表一个地方文化的象征和隐喻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 现代博物馆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收藏、展示、研究与教育功能, 它被吸纳进地方文化的立体传播系统, 并且迫切需要与地方媒体强强联合, 打造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盛宴, 它也急待融入文化产业体系, 与相关行业共同提炼标识性的城市品牌与城市人文精神。因此, 在全球化与大众传播时代背景下的现代博物馆功能至少从以下方面得以扩展:

一、地方文化朝圣地

博物馆文化是“物”的文化, 物与人无法交流, 虚拟的历史与人无法交流, 只有将两者进行转化, 才能与人交流。这一转化, 并非能传统意义上所谓的藏品展示就能完成。同时, 中国博物馆自2008年陆续向观众免费开放以来, 它在传播地方文化的功能上被空前的放大, 当与广袤的大众相结合时, 博物馆展览藏品须经过两次编码转化才能抵达大众:物转化为文化信息, 文化转化为生活方式。韩国博物馆设计师李遇权在其《博物馆·美术馆设计》一文中指出:“21世纪的博物馆应被看作是一个体验生活、历史及文化的地方。”香港作家也斯在《博物馆的长夜》一文中记述了在德国参加柏林举办的“博物馆的长夜”这一活动的见闻:“普格蒙神殿的石阶和前面的广场上, 密密麻麻坐满了人……一年一度的“博物馆的长夜”, 柏林几十个博物馆在同一个周末晚上开放, 准备了音乐、舞蹈、演讲、木偶戏、民族节庆的仪式、爵士乐、酒吧、小吃, 有小巴接送, 让观众从一所博物馆到另一所, 一直过了午夜……”如此鲜活的场景, 将古典的、时尚的、世俗的种种多元、多层次的文化以及消费有机融合, 观众的热情被调动起来, 博物馆与欢乐“连”在了一起, 一改博物馆在英文的语义中代表的静止不动、无聊、没有精神之义。代表地方文化的博物馆正是处于这种复杂的语境之下。文物的“在场”和历史的“不在场”, 在展现历史和处于当代这样的混合情境之中, 博物馆承担着地方文化朝圣地的功能。当地方文化精髓, 如川剧昆曲、龙舟竞渡、骑马射箭渐渐浓缩为区分西方与东方的象征符, 或置于赤裸裸的商业用途, 而非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生活方式时, 地方“巫术与仪式”的神秘感荡然无存, 人们种族的归属感自然被无限削弱。然而, 远离商业尘嚣的博物馆让众人在日常生活中重新找到了某种“通神”的渠道, 在这里默读与拜谒、洗礼与深思, 通过“物”寻求曾经逝去的生活与当代生活的契合点, 这样的寻觅来自于生命本源的冲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是一种朝圣。

二、整合传播时代电视人文节目资源站

从某种意义上说, 大众文化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主要文化形态, 是由文化工业塑造和支撑起来的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取向的商业文化。因此, 传统经典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很难做到行动上的“复兴”, 而只能做到观念上的“复兴”。然而, 地方历史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合谋则是整合地方资源的有效手段。央视的《探索发现》、《国宝档案》、《走遍中国》、《百家讲坛——马未都说收藏》、《鉴宝》、《寻宝》等栏目都做着积极的探索。这些节目混合着娱乐元素, 展示着地方文化的广博多彩、考古发掘现场的探秘、收藏文化民间的悄然兴起、艺术拍卖的投资趋向。从某种意义上说, 博物馆展示、传播的功能在大众媒介上得到了延伸, 而文物资源的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也得以更大范围的挖掘和展示。有这样的观念意识, 我们就得充分重视, 博物馆每策划一次展览, 通过大众传媒的演绎, 就可以从一次“媒介景观”, 转化为“文化盛宴”。2009年5月至8月在湖南省博物馆展出“凤舞九天——楚文物特展”。展览从全国范围内遴选260余件 (套) 楚文物精品, 分四个部分——“尚武修文”、“尊礼崇乐”、“蕴美求奇”、“好巫祈福”全面展示楚国的政治、军事历史、礼乐文明、艺术成就、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在展出前, “凤舞九天——楚文物特展”部分展品走进了湖南卫视知名脱口秀节目《天天向上》的录播现场。这本是一次“媒介事件”, 却被湖南卫视精心制作与提炼, 成为一次“文化盛宴”。

三、城市文化品牌及文化产业策源地

多年以来, 博物馆一直被局限的认为是展示文物主要机构, 而忽视了其所展陈的文物艺术品代表着一个地区独有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属性。在市场化浪潮下不断推进的“城市品牌运动”让人们更深层次的去思考一个城市独有的历史、地理、人文、规划、景观、精神与人格。这些元素都可以在地方性的博物馆里寻找和提炼, 因此这不得不让我们更深入的思考博物馆衍生功能的开发及利用。在1993年夏天在芝加哥举行了一项“行动中的文化”项目, 由国家艺术基金提供资助, 将艺术带到了城市的街道和居民中, 一名艺术家在自己所在的西城拉丁区组织了一个“街头录像”项目并以此提出青年帮派的问题。艺术家帮助孩子们制作他们自己的录像纪录片, 然后将居民组织起来, 发挥每一个家庭的力量, 在一块空地上创作了装置艺术《街区派对》。这一作品将许多显示器联接为一个令人惊奇的、有些超现实主义的雕塑式组合作品。这种公共艺术项目参与到了城市个各个方面, 将在博物馆展示的艺术品创造放置进城市与生活, 这不仅是城市鲜明的个性体现, 更为我们创造性的找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契合点提出策略。09年热映的《博物馆奇妙夜2》, 取景于世界最大的历史博物馆——史密森尼博物院,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 保管着一亿多件艺术珍品和珍贵的标本。主人翁在历史的虚拟背景和超现实的时空中历险, 赚取着观众的钞票和对史密森尼博物院的奇思妙想。每一座博物馆都有各自的地方故事、每一件藏品背后更是凝结着历史的悬疑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对此取材, 将历史故事的解构, 再艺术化的重构, 制作成装置、行为艺术、公共艺术, 影视作品、3G动漫、打造城市标识系统、城市故事主题公园等, 不仅是一个城市个性化的彰显, 更是通过博物馆功能的衍生, 整合地方文化资源, 打造联动文化产业链的创新举措。

以上三方面, 并非说现代地方主题性博物馆要削弱其“收藏、展示、研究、教育”的传统功能, 而是呼吁一种强强联合手段, 整合大众传媒、创意产业等地方文化资源, 形成立体多元化的传播方式, 并让观众真正参与其中, 成为地方文化的创造者, 将共享的文化变成一种共享的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寻找文化的契合点》参见:http://w w w.bjww.gov.cn/2004/12-7/3718.html

[2].《寻找文化的契合点》参见:http://www.bjww.gov.cn/2004/12-7/3718.html

[3].“凤舞九天——楚文物特展”顶级国宝亮相《天天向上》参见:

[4].Cynthia Freeland著, 黄继谦译, 《西方艺术新论》, 译林出版社, 2009年1月

[1].[英]迈克-费瑟斯通著, 杨渝东译, 《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1月

[2].Cynthia Freeland著, 黄继谦译, 《西方艺术新论》, 译林出版社, 2009年1月

7.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 篇七

关键词 文化 大众文化 文化发展 图书馆

分类号 G258.2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大众文化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迅速发展起来。这是一种在社会生活完全商品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化现象，对生活现实表现出强烈的泛审美性、个人性、消费性、商品性、体验性、生活化和世俗性[1]。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当今社会“意识形态变革和价值观的转型有着深刻的关联”[2]，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传播都产生了一种新的直观上的感性认识。它不仅影响了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同时也促进和推动了公共图书馆在新时期对多元文化的传播发展。

1 大众文化在公共图书馆文化信息交流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在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历史进程中，图书馆不仅肩负着搜集、整理和保存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同时它也是传播社会公益文化的服务窗口和信息交流的平台。“作为社会环境中参与人类文化活动的主体之一，图书馆就是以其公共性和公益性的本质属性而服务于公众”[3]。自从大众文化兴起以来，它的普众性迎合了社会大众对这种通俗易懂的文化形式的喜爱，从图书馆社会职能的范畴来看，这种文化形式也势必引起公共图书馆的注意，成为公共文化信息交流平台的一部分。在大众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如何理性地面对和接纳它？首先要肯定的是它在公共图书馆对外文化交流、传播、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认真地对待这种文化在传播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人类社会中，“公共领域是一个不受权利约束，为公众提供思想交流、信息交换、政治社会参与的平台”[3]。公共图书馆作为传播社会文化的服务窗口和信息交流平台，可接纳、整合来自社会不同形式的文化，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文化形式将通过公共图书馆这一公益服务平台传播开来。大众文化在公共图书馆公益文化传播平台中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有着相融性。各种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兴起的文化形式，也必将加入到社会公益文化体系之中，成为社会公益文化家族中的一员，通过公共图书馆这个文化公益服务平台传播给社会。从大众文化自身创新来看，这种组合式模块化工业文化产品进入到公共图书馆，其新颖的文化形式给人们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将让更多的读者享受到文化快餐的愉悦和快乐。这种多变灵活的文化形态从传统文化的藩篱中走出来，以他特有的别样方式来吸引读者，那些在特定年代里、在特定环境中被打压了的文化，在这种新兴文化的催生下，以其多姿多彩的姿态出现在文化园地里。在这种大众“流行”文化的创新和感召下，这种不守文化原体的创新形式，使文化不再单调、乏味。这种“大众性”文化的既可广泛传播也可以进行文化共享的特质就像一杯清水，通过公共图书馆这一公益文化服务平台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乃至每个角落。

2 大众文化在公共图书馆公益文化传播领域里的生存环境

大众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生存空间里虽然很宽泛，但它没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基础，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以拼凑手法组合而成的大众文化产品，“它只是对文化进行了简单的复制，其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低层次文化的需要”[4]，没有太多的创新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大众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要想改变大众文化的这种生存环境，需借助公共图书馆对大众文化加以过滤，保持大众文化的正义性，剔除大众文化中的糟粕。对于文化的融汇与创新，不能信手拈来，我们应该既要考虑这种新兴大众文化的生存环境，也要考虑含有的糟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2.1 大众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阶层里属于“草根”文化

正因为大众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体系中所处的尴尬位置，因而对整个社会文化的上行推动力是有限的。大众文化来源于社会底层，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阶层里，属于“草根”文化。这样的文化一旦进入到公共图书馆传播领域，一时间难以得到认同。从长远来看，这种文化对公共图书馆现有的文化传播形式都有一定的影响和冲击。大众文化是在现代工业文化产业中像商品一样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公共图书馆无法阻止这种新兴文化的渗透，其中所包含的糟粕内容同时也会进入到了公共图书馆中，并可能对整个社会公益文化的传播进行二次危害和传染，所以有必要对其重新进行梳理，去除糟粕，让其有益的文化内容转变成图书馆公益文化服务平台的一部分再交流传播出去。

信息服务时代，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服务职能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服务方式，它所传播的文化内容及其形式对当代青年人的意识形态将有着深远的影响，乃至改变他们的精神需求方式。不同阶层的人们也会从大众文化中寻求到更多自己所认同的文化内容和形式，从中吸取自己所需要的生活经验，不断修正自己观察这个客观精神世界的眼光，重塑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获得“进入社会、在社会中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各种实际生活的实用证书”[5]。人们的意识形态虽然不主要取决于大众文化及其发展的影响，但大众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思维判断和认知。因此，切实调整好大众文化的发展姿态，让公共图书馆在传播现代文明的同时，尽可能展现和揭示大众文化中所蕴涵的另一种美，使公共图书馆公益文化信息传播平台展现出多彩纷呈的文化形式。

2.2 大众文化所具有的理性淡薄，很难深度地影响公共图书馆所传播的传统文化

大众文化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感性，是典型的现实流行文化，人们在直观的感受上可以不假思索的接受它。大众文化属于一种文化消费品，如现在众多的影视文化作品，它们被生产创作出来就是供人们进行文化消费。例如，人们在观看众多的历史事件被演绎成“戏说”的影视作品时，模糊了文学作品和文化历史原本的真相，淡漠了理性，不能正确地看待这段历史。公共图书馆是面向全社会进行公益文化服务的窗口，在文化的搜取和交流上都有固定的模式，所传播的文化是确切的文化信息，就文化的理性核心而言，大众文化的理性就相当地淡薄。从传统文化的理性结构来看待文化，文化的理性润含在文化的核心层面，对文化的影响是从里到外的。大众文化追求的是表面上的繁华和娱乐，而不是对文化理性的雕琢，从理性文化结构上看，属于理性淡薄的表层文化。法兰克福学派把大众文化对文化理性的影响理解为从上到下，也就是由表及里，这样就很难达到理性文化的核心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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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众文化繁杂的混同性，导致人们对大众文化存在防范的谨慎态度和戒备心理

大众对文化的需求是千差万别的，同时大众对文化的组合也是多种多样和千姿百态的，凡是大众需要的，它都可以把它们拼接在一起，来适应大众对文化的需要。大众文化这种对文化不加选择、随意拼接组合的拿来主义，势必造成文化品位不高，结果就会使一些低级、庸俗、迷信，甚至是色情、黑色、暴力的不良文化混杂在其中。“我们正处在一个视觉文化和人为符号发达的时代，形象的狂欢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仪式，追求视觉的快感和愉悦则成为我们对生活的基础需求”[6]。尽管大众文化丰富多彩，让人们目不暇接、各取所需，但它追求利润的商业性和功利性，导致其在对文化品质的取舍上降低了要求，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虽然大众文化的通俗性和世俗性，不会妨碍人们对主流文化的追求，但对提升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反作用。虽然大众文化这种混同的拼接和组合，满足了大众对不同文化的需求，但往往在满足人们对文化需求的整体上顾此失彼，具有有限的感召力。这种文化在进入到公共图书馆这一公益文化服务平台后面临着尴尬两难的境地，一部分人会欣然接受，另一部分人却退避三舍、不肯接纳。由于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文化产品，可以说大众需要它就接受它，否则，就放弃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文化也就存在非大众化和非文化的非议。持这种非大众化和非文化观点的人们所疑虑和担心的是，一旦某种不健康的大众文化进入到了像公共图书馆这种公益文化的传播领域里，通过公益文化渠道传播出去，势必会给文化的纯洁性造成二次污染，使公共图书馆传播主流文化的基本职能偏离正确的发展方向。对大众文化这种防范的谨慎态度和戒备心理，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影响到大众对这种文化的认同。因此，在将大众文化纳入到公共图书馆这一公益文化交流服务平台中时，我们要正确地对待，在使文化多样性得到发展的同时，需正确引导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夫人所言，“文化就像个人一样，是一套大体一贯的思想及行为模式。每一个文化里都会产生某些特殊的需要，且可能是其他类型的社会所无者。在这些需要的推导支配之下，需要的迫切性愈大，则相关的行为愈能达到相一致的情况。只要一个文化具有高度的统合性，则纵使最不调和的行为经过不可思议的转变之后，也会在此文化里成为满足固有需要的策略”[7]。

3 如何加强大众文化在公共图书馆公益文化服务发展中的平衡性

如何去评价大众文化的发展和对其所持的态度，是平衡大众文化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积极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对他持肯定与否的态度，就决定了其发展方向。因此我们在肯定大众文化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时，既允许大众文化融入主流文化之中，也要制约它。当今，在社会公共文化空间领域里，各种文化形式共同充斥其间，各种文化需要相互平衡、相互制约地发展和转换。

3.1 正确认识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间的发展和转换

要理解大众文化，首先要从“大众”和“文化”的根本意义上去理解“文化”。费克斯在《理解大众文化》里从两个特定主体给大众下了定义：即大众是一种“集体性对抗主体”和“流动体”[9]，“对抗性与差异感，要比类似性和阶级认同更有决定性，因为正是种种共享的对抗，造成了流动性，而流动性乃是复杂社会中的流动性”[8]，这里的“大众”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下层民众，而是指社会学概念中的人的“群体”，是由各种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亚群体。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就可以大致分成社会主流文化和通俗文化。英国文化批评家利维斯在1930年所著的《大众文明和少数人文化》一书中就指出：文化是少数人的专利。而威廉斯则认为文化不应是以高雅艺术为代表的高级文化，而是对某一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从根本上说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的生产者，而公共图书馆所孕藏的传统文化也就是利维斯所说的那种，一切文化来源于底层的大众。从文化的本源来看，它的母体来源于生产生活，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并没有特权的文化和独立的文化，只是掌握特权阶层的群体把文化从大众中分离出来，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使之成为一种文化“工具”。现如今大众文化的兴起，使这种更贴近大众的文化又重新回归到了“大众”之中，使这种文化又开始成为大众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这种理性的认识把文化的“工具性”向“文化性”转变。从文化长远的发展来看，可以说，大众文化对社会公益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大众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文化转换，既消解了两种文化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主、次分层，又消解了两种文化占有群体之间人与人的文化对立和决裂。现代社会在自由交往的文化空间里应该淡化对文化雅与俗的界定，这不仅体现了当代大众对文化的需求，同样，也反映了社会大众对各种文化形式相融并存及文化志趣多样性的渴望。通过公共图书馆公益文化服务平台来传播大众文化也就成为大众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通过文化的相互转换达到文化的平衡。如果我们一味地批判和阻碍大众文化的发展，那么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势必将会失衡。社会发展到今天，大众文化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同其他的文化一样，人们已经离不开这种世俗文化了。

3.2 提升大众文化在公共图书馆公益文化传播中的品质

大众文化所产生的效应如何，是以它自身所拼接的母体文化品质的好坏作为前提。这种拼接文化的母体文化自身就带有极其复杂的文化品质。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定义是量的集合，是同质的多数，确切的含义是“乌合之众”。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大众是文化的生产者，也是文化的消费者，他不认为创作大众文化的生产者是“文化傻瓜”，从另一方面肯定了大众文化的存在。

不能否认文化品质所产生的作用，如果文化品质低劣，那么对整个社会文化的传播还会起负面作用。作为传播文化正能量的公共图书馆如何甄别大众文化的品质，比用什么方式接纳它更为重要。为此，作为传播社会文化的公共图书馆就应该积极主动地从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把文化思想的正能量传导渗透到大众文化的精髓里，让大众文化表达出社会文化的正确意识，提升大众文化的品味，同传统文化一样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把大众文化融入传统文化之中，让更多的人去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是社会文化相互交融发展和转换的需要。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融入到大众文化里，借鉴大众文化的“大众”性，把文化的大众形式借鉴过来，对已有的文化体系进行适度再改造，创造展示出不同文化的新姿态。文化的发展必然带来各种文化的交融，而各种文化的交融又势必促进文化的繁荣，在这种繁荣中，公共图书馆的传播作用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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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共图书馆在传播文化过程中要积极发挥大众文化的作用。

大众文化作为流行文化的一种形式，公共图书馆不可忽视其在社会文化中所承担的积极作用。大众文化要想健康地发展，就要根植于一个良好的母体文化培养基上，这需要有各类文化的人才，既熟悉传统文化，又善于在各文化之间交流沟通，这种即了解传统文化，又善于接受大众文化的人才，可以在两种文化体的传导和疏通中架起文化的桥梁。其次，把多种文化融合在一起，把大众文化和其他社会文化放在一个文化大舞台上，彼此互相嫁接、相互磨合、取长补短，能产生出综合的创新的文化模式。这种对各个社会文化的整合，对于整体社会文化的发展将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

4 结语

尼采在论及大众与其文化的需求时曾经说过，“高级文化是少数人掌控、创造和欣赏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低层的凡人也有了对文化的需要和意识形态的追求，这些低层的非高级的文化形式，严重地冲击着高级文化”。虽然大众文化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不是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核心和代表，但它不会永远和传统文化相对立而独行，“大众文化对整个文化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积极促进作用由于受到大众文化自身特点的影响，又有其局限性。实际上，“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不是传统文化的中断，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9]。这两种文化的融合才是中国社会文化向前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 韩书堂.大众文化的兴起与中国美学的转型[J].山东社会科学，2008（10）：130-131.

[ 2 ] 金元浦.大众文化兴起后的再思考[J].河北学刊，2010（5）：200-201.

[ 3 ] 王晴.论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价值特征及优化策略[J].图书馆建设，2013（2）：83-86.

[ 4 ] 刘洋，赵丹.“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理论”：从西方到中国[J].中国科技财富，2009（8）：242.

[ 5 ]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03.

[ 6 ] 侯斌英.大众文化形式特征探析[J].贵州社会科学，2007（1）：100-101.

[ 7 ]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8：58.

[ 8 ] 约翰·费克斯.理解大众文化[M].王晓珏，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29.

[ 9 ] 李玉林.大众文化对文化发展的促进及其局限[J].求实，2008（5）：78-79.

林德义 黑龙江省鸡西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黑龙江鸡西，158100。

（收稿日期：2013-10-17 编校：刘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