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正虹企业文化

湖南正虹企业文化（4篇）

1.湖南正虹企业文化 篇一

企业和社会具有一种共生关系, 企业的长期生存依赖社会提供的各种资源, 与此同时, 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企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当前, 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和谐共赢理念为民营企业文化变革提供了新思路, 提出了新的挑战。湖南民营企业应抓住和谐发展的机遇, 努力构建适应社会发展形势的企业文化, 实现社会与企业发展的共赢。

(一) 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是湖南民营企业文化变革的外部动力。

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 是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中心环节, 其经营活动也与整个社会息息相关。企业的经营离不开社会,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 两者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社会赋予了企业生存的权利, 并为企业提供了各种资源, 离开了社会关系、社会环境, 企业将难以生存。但是, 社会本身不具有直接创造价值的能力, 需要依靠企业为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供经济支持。因此,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 湖南民营企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一员, 要通过构建符合和谐社会要求的企业文化来支撑和保障社会发展。

1.民营企业文化变革要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发展战略协调, 实现企业与自然和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切实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增长方式, 努力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发展道路。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过程中, 企业发展面临着环境保护的挑战。民营企业要立足于解决企业利润与环境破坏的矛盾, 更新和变革文化理念, 坚持企业发展以保护生态环境为重的观念, 尤其要强化资源节约意识, 努力提高资源产出率, 降低环境污染, 发展循环经济, 以实现企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

2.民营企业文化变革要与利益相关者和谐融洽, 实现社会与企业和谐。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前提下, 企业作为全球供应链的一环, 要实现自身发展, 必须要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待民营企业的发展。企业的经营活动正是在同政府、消费者、股东、债务人、债权人、金融机构、协作商、新闻媒介、公众及员工的相互联系中得以实现的。离开这些联系, 企业也将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营企业应站在利益相关者角度树立大利益观念, 深入挖掘企业文化的精神实质, 以社会共赢为文化支撑, 把共赢上升为企业核心价值。

3.民营企业文化变革要体现超越竞争, 努力实现企业之间的和谐。在倡导“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下, 民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分子, 要体现“和谐社会”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 应坚持跨越企业界限, 以良性竞争为手段, 实现企业共赢。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经济形势下, 作为全球供应链一环的任何企业都无法独立解决危机带来的各种问题, 要赢得长远发展, 必须在企业间进行合作, 通过国际企业并购等方式使企业资源有效整合, 在竞争基础上的合作理念是目前民营企业文化变革过程中着力打造的精神内容。

4.民营企业文化变革要强调实现企业文化要素和谐。“和谐”既是一种伦理道德也是一项管理准则。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要充分体现和谐实质, 把和谐理念贯穿到企业文化的各个层面。在构建和谐民营企业文化过程中, 要坚持以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为指导, 在制度和物质层面展现企业的深层文化, 达到企业文化要素的和谐一致, 同步发展, 实现企业文化的落地。

(二) 湖南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需求是企业文化变革的内在动因。

1.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了各国企业的结构性调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现实国情, 使中国企业面临重大的体制性转型和结构性转型。企业变革就会引来与原有文化不相容的矛盾, 如以市场导向的企业与原有计划经济文化模式的冲突;以维护消费者权益为导向的经营与原有卖方市场文化为导向的矛盾等等, 每当企业重大行为与原有文化不相符时, 都是引发原有企业文化变革的内在动力。[1]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在带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同时, 也给湖南民营企业带来了新的商机, 三一集团在全球化的挑战中, 开始积极努力开拓全球市场, 以全球化经营的战略构想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商业合作, 试图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一席之地, 以和谐共赢的文化理念赢得了产业价值链上下游企业的支持, 并为成功实现集团的纵向一体化战略提供了文化支撑。因此, 要融入全球化的大潮, 民营企业必须通过文化变革, 以倡导和谐文化精神融入世界文化体系中。

2.提高企业竞争力的迫切要求。

文化战略是企业竞争力的主要体现。在和谐社会主导的价值体系中, 作为社会亚文化的企业文化能否与和谐社会协调是文化竞争力的构建所在。湖南大汉控股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公司的创始阶段, 大汉就有一个最朴实的价值观-为工作而赚钱, 这时的企业文化是原始的、由企业创业者自发形成的。在早期的企业创业过程中, 它所能体现的就是简单的企业价值取向-不把赚钱作为目的。到了2002年,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 民营企业取得了长足发展, 民营企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大汉也成长为湖南知名的民营企业, 此时, 大汉公司开始重新定位企业文化, 进一步提炼企业文化内涵, 在《公司宪章》里把文化理念提升为“资本=责任, 业绩=财富”, 这就是基本成型的大汉核心价值观。在2004年, 大汉人对价值问题进行了极为深刻的反思与总结, 提出新的剩余价值说和发展价值新概念, 认为企业剩余价值是消费价值与发展价值之和, 企业要发展, 股东和员工要生存, 这是价值的两条主线。2006年, 大汉旗下企业股份制改造运行, 伴随企业的发展壮大, 大汉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这时, 大汉人提出价值二元论, 从个人、企业、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层面, 以自然价值与社会价值为坐标, 强调全面价值观, 以对马克思主义有关价值论的发展诠释了大汉对价值的理解, 以全新的文化思考对大汉集团的核心价值做了经典的判断, 以此打造“政治先进”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和谐社会视域下湖南民营企业文化变革实施路径

企业文化变革, 是指企业为适应外部生存环境和内部组织环境的变化, 而引发的企业文化自身某些本质特征的改变。变革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对于湖南民营企业来说, 顺应和谐社会的发展需求, 实现企业跨越发展, 必须从文化变革入手, 在企业形成与和谐社会目标一致、适合企业自身状况的特色文化。

(一) 诊断现有文化, 找出现有文化与目标文化的差距。

诊断企业文化现状的目的即搞清楚“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将来去哪里”的问题。文化变革应从诊断文化现状、评估现有文化是否符合战略开始。这里不但需要对企业文化整体进行评估, 同时也需要对现有文化在企业中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在进行评估时围绕认同、公正、平等、共识、发展、团体动力、内化等因素提出相应问题对企业文化进行客观的评价, 同时分析目前的文化与期望中的文化之间的差别。[2]在诊断过程中, 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组织研讨会、员工访谈等方式收集相关资料, 掌握员工的文化认同度以及对变革文化的恐惧心理和反抗心理, 并对员工与领导关系、员工管理、成功标准等进行评估。

(二) 应用SWOT分析法论证企业文化变革的可行性。

对环境的假设是企业文化变革的基础。错误的环境假设往往导致错误的对企业文化进行的错误的变革。民营企业管理者应借助环境分析方法, 研究与运用环境相关的信息, 以便随时掌握环境的变化。对未来的环境趋势有正确的预测, 以便为企业文化的变革提供必要的信息。安德鲁斯 (1967) 将影响企业战略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提出了著名的SWOT分析框架, 其中SW是指企业所具有的强势和弱势, OT是指企业环境中存在的机会和威胁。SWOT矩阵为企业提供了四种可以选择的战略:SO战略用一个企业的内部优势去利用外部机会;WO战略利用外部机会来改善内部劣势;ST战略是运用企业的优势来规避或减少外部威胁的冲击;WT战略则是一种防御性战略, 用来规避外部威胁和内部劣势带来的不利影响。

这一框架的基本出发点是能够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战略都应该以己之长, 攻敌之短, 利用机会, 避免威胁。

在进行企业文化变革时, 从战略高度对内外环境的各种状况进行综合分析, 可以保证企业文化变革的顺利进行。企业外部生存环境是一个始终变化莫测的动荡背景, 其中的竞争对手、法律法规和消费大众心理等, 都是企业无法控制的变化因素, 对企业来说, 这些因素是不以企业意志为转移的。外部环境是不能控制的因素, 但却可以给企业创造机会或带来威胁。分析现有企业文化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及弹性。如现有企业文化已经不能适应新环境的要求就应及时变革企业文化。比如, 在当前的和谐社会背景下, 有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为了追逐企业短期利益, 做出了很多与社会不和谐的事情, 最后使企业丧失社会信誉, 企业成长面临困境。只有与外部环境发展趋势一致的企业文化才有生命力。

在文化变革时, 也要充分考虑企业为自身的资源与能力, 结合发挥企业特点进行文化变革。企业内部环境是企业组织结构、企业资源和企业管理状况等要素的总和。如果企业内部组织机构设置合适, 运转效率高;企业资源充足, 又能得到充分利用;企业经营能力强, 能够得心应手的解决各种难题, 那么, 企业文化变革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 由领导人发动倡导, 在企业形成变革氛围, 以文化变革带动企业变革, 实现企业跨越。反之, 在企业内部资源处于劣势情况下, 企业应采取自下而上的变革路径, 在企业成长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员工会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他们会成为变革的现行者, 要求企业领导改变企业现状, 通过文化变革使企业摆脱困境。

总之,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 企业应自觉地重新估价自己的价值观念, 重新评价自己的实际经营方式。是否该进行企业文化变革应综合考虑企业内外部各种变量因素, 并具体考察现有企业文化的优劣性质, 最终决定企业文化的变革方向。只有从战略角度综合分析企业文化变革所处内外环境的情况后, 企业文化的变革才具备可行性。

(三) 领导人发起企业文化变革。

在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环境面前, 企业领导人应清楚地认识到企业文化变革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在于为企业发展提供内在源泉。可以看出, 企业战略领导人是唯一可以用来分辨企业文化重大变革成功与失败的已知因素。重大变革总是产生于某一有着领导才能和艺术的人担任企业主要负责人之后。每一位这样的人以前都曾表现出比优质管理更多的领导才能, 他们熟悉引导变革产生的方式, 且乐意指导这场企业文化的变革。具体地说, 企业领导人在企业文化变革中的作用表现在:

1.企业领导人个人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企业文化变革意味着要提出新的价值观, 也意味着改变那些与新的价值观念不协调的政策与制度, 而只有领导人才拥有改变价值观念和深层机制的权力, 他可以通过决策、组织、指挥和控制, 强行使组织成员接受他的意志和理念。企业领导者追求什么, 提倡什么, 反对什么, 用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去要求部下, 用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去引导部下, 将会对企业文化的形成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而这一切都是在他个人价值观的指导下发生的。

2.企业领导人的精神、行为的示范效果。由于企业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内部经营形势的严峻性, 员工的思想观念往往呈现出多变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在这种环境下, 如果没有来自战略领导人的坚强决心和榜样作用, 新的价值观念就难以扎根下来, 就难以在员工中推广, 新的企业文化也不可能繁荣兴旺。因此, 战略领导人公开表明赞同改造企业文化的坚决态度, 并且花费时间和精力致力于推动企业文化变革, 是至关重要的。新的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领导者的一言一行都将为下属有意无意地效仿, 这时其言行就不再只是个人的言行, 而是具有了示范性、引导性。[3]

(四) 企业文化的初步定型。

和谐社会提倡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理念。通过领导人的大力倡导, 促使企业员工价值观念的改变, 开始用新的价值标准分析判断问题, 越来越多的经营管理人员具有高层管理者拥有的共同价值观念:懂得满足顾客、公司员工、股东需求的重要意义;懂得核心价值观念是注重顾客价值、承担社会责任;懂得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不同需求;在新价值观的影响下, 企业的行为方式和实践方法也会发生明显的改变:高层管理者与越来越多的经营管理人员在适应市场经营环境的经营方式上取得一致认识;在企业构成要素需求变更时, 发挥领导才能去改革经营行为方式;经营行为规范逐步改变, 更趋近于新型远景目标和新型经营策略;公司经营方式满足了所有企业构成要素的需求。

(五) 企业文化变革管理与评估。

企业文化变革的管理, 实质是变革中的领导、计划、实施和控制, 以谋求建立与外部生存环境和内部组织环境相适应的管理。在企业实施文化变革的整个过程中, 领导层或变革领导小组需特别关注来自于企业内部员工和外部客户的反馈意见, 加强决策层和管理层的沟通理解, 建立相互间的信任, 把变革视为培训、培训视为变革的过程, 同时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宽容, 不断地修正完善文化变革行动方案, 通过充分运用有效的变革模式来巩固变革的成果。

总之, 和谐社会对民营企业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课题, 湖南民营企业要在变化的环境中敏锐地把握趋势, 自觉地审视企业现有的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协调程度, 自觉地引导企业文化的变革, 适时采用社会新的价值标准去充实和改造自己的企业文化内容, 构建与和谐社会及民营企业自身特点相适宜的现代企业文化, 努力打造和谐民营企业“湘军”, 提高湖南民营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黄河涛.企业文化学[M].北京: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 2006

[2].王吉发, 朱相宇.谈企业文化变革的有效途径[J].商业时代, 2006, 34

2.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品牌发展探析 篇二

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步伐, 社会文化消费也在快速增长, 促使我国文化产业迅速地崛起。而文化产业集群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织形式, 由于其具有显著的经济外部性和协同效应, 能够共享资源和辐射效益, 已经成为各地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湖南虽然处于中部腹地, 但“湖南文化现象”却享誉全国。在文化强省战略的指导下, 形成了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动漫游戏、演艺娱乐等文化产业集群。随着集群的纵深发展和横向扩大, 其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得到了确立, 集群内产品、服务的知名度也不断地扩大, 造就了颇具影响的“广电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演艺湘军”等一批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品牌。它们如同湖湘形象的宣传平台,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要素和资源聚集湖南。事实上, 这些集群品牌是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到较成熟阶段的必然产物, 也是保证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然而, 由于集群品牌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 加之集群内企业的自利性决策行为, 造成了“公地悲剧”、“搭免费车”现象的发生。这将为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品牌的培育和维护埋下隐患, 长此以往, 甚至可能会引起整个产业集群的衰退。文章将通过博弈分析, 来说明“看得见的手”在解决此类问题中的作用, 以明确当地政府或行业协会在发展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品牌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二、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品牌发展过程中的博弈分析

为了便于构建一个博弈模型, 来对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品牌发展问题进行分析, 需要做出以下假设:1、在产业集群内只有两家文化企业甲和乙, 且都为理性经济人, 均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决策。2、对于集群品牌的培育和维护, 甲乙双方均可选择投入和不投入两种策略。3、企业之间缺乏沟通, 信息是不完全的, 只能根据集群企业的整体情况估计出对方投入的概率为P, 不投入的概率为 (1-P) 。4、如甲乙双方都不投入, 则各自收益都为2;如甲乙双方都投入, 则各自收益都为6;如只有一方投入, 则投入方收益为1, 不投入方收益为9。接下来, 以文化企业甲为例进行其策略分析:作为理性经济人, 不论乙采取何种策略, 甲都有两种策略, 投入和不投入。与之相对应的期望收益分别为6P+ (1-P) =1+5P和9P+2 (1-P) =2+7P, 明显后式大于前式, 因此, 不管乙选择投入的概率P有多大, 甲的最优选择都将是不投入。对于文化企业乙来说, 期望收益和甲一样, 乙的最优选择也将是不投入。所以, 甲乙双方都将选择不投入培育和维护集群品牌, 在这场博弈中, 便出现了 (2, 2) 的纳什均衡。这无论是对文化产业集群还是对各家文化企业而言, 都不是最优的结果, 在此种状态下, 因强调个人理性而聚集形成了集体的非理性, 导致了博弈结果的无效率。在产业集群内的各家文化企业都不会投入来发展集群品牌, 由此陷入了“囚徒困境”, 大大降低了湖南文化产业集群的总体收益。

如果在博弈规则中加入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来强调集体理性, 使各方依照共同的目标而行动, 通常能使集体的利益达到最大化, 让博弈的结果实现高效率。因此, 就需要对囚徒困境博弈中的相关假设进行调整和补充:1、增加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作为第三方来参与博弈 (不考虑其收益) , 而第三方按照文化产业集群利益最大化来进行决策。2、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具有信息优势, 能够了解企业甲乙的信息, 其策略是通过对不投入的文化企业进行惩罚来施压;而甲投入的概率为u, 不投入的概率为 (1-u) , 乙投入的概率为v, 不投入的概率为 (1-v) 。3、当双方都选择不投入时, 甲乙的收益分别为M和N, 另外都还需要接受罚款F;当双方都选择投入时, 则都能享受由集群品牌所带来的附加收益, 甲的收益变为M+A, 乙的收益变为N+B;当只有一方选择投入时, 投入方会遭受一定的利益损失K, 不投入方会获得一定的额外利益S, 但还需要接受罚款F。则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表所示会有所变化, 其中, S>A, S>B。 (见表1)

要走出“囚徒困境”, 关键是改变各家文化企业的收益, 以打破原有的纳什均衡, 通过确立惩罚机制, 加入参数F后, 可以改变博弈的结果。先以文化企业甲为例进行分析:给定v, 甲如选择投入, 其期望收益为E1= (M+A) v+ (M-K) (1-v) , 甲如选择不投入, 其期望收益为E2= (M+S-F) v+ (M-F) (1-v) , 当E1=E2时, 可解得临界概率v= (K-F) / (A+K-S) 。如 (K-F) (A+K-S) , 即S-FA, 则只有纯战略纳什均衡, 甲选择不投入的额外利益与罚款支出大于选择投入的附加收益, 甲将选择不投入。如A>S-F>0, 则1>v>0, 有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甲以 (K-F) / (B+K-S) 的概率选择投入, 同时以 (B+F-S) / (B+K-S) 的概率选择不投入。当S-F≤0时, 则只有纯战略纳什均衡, 甲选择不投入的额外利益小于罚款支出, 甲将选择投入。而当E1>E2, 即v> (K-F) / (A+K-S) 时, 甲选择投入的期望收益大于选择不投入的期望收益, 甲将选择投入。同理, 再以文化企业乙为例进行分析:给定u, 乙如选择投入, 其期望收益为E3= (N+B) u+ (N-K) (1-u) , 乙如选择不投入, 其期望收益为E4= (N+S-F) u+ (N-F) (1-u) , 当E3=E4时, 可解得临界概率u= (K-F) / (B+K-S) 。如 (K-F) (B+K-S) , 即S-FB, 则只有纯战略纳什均衡, 乙选择不投入的额外利益与罚款支出大于选择投入的附加收益, 乙将选择不投入。如B>S-F>0, 则1>u>0, 有混合战略纳什均衡, 乙以 (K-F) / (A+K-S) 的概率选择投入, 同时以 (A+F-S) / (A+K-S) 的概率选择不投入。当S-F≤0时, 则只有纯战略纳什均衡, 乙选择不投入的额外利益小于罚款支出, 乙将选择投入。而当E3>E4, 即u> (K-F) / (B+K-S) 时, 乙选择投入的期望收益大于选择不投入的期望收益, 乙将选择投入。

由上可知, 在此博弈中, 变量F、S、K、A、B会影响纳什均衡解。其中, 罚款F的数值越大, 额外利益S的数值越小, 文化企业选择投入培育和维护集群品牌的概率就越大。

三、主要结论

综上所述, 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品牌的培育和维护单靠文化企业自身是不可行的。只有改变集群博弈规则, 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才能使博弈的结果实现高效。因此, 通过当地政府或行业协会等权威组织机构的介入, 对集群中不投入的企业加大强制性惩罚的力度, 降低其从集群品牌获得的额外利益, 以促使各家文化企业积极自主投入, 来合作发展文化产业集群品牌, 可以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 从而实现集群内企业多赢的局面, 达到集群整体利益最大化的效果。事实上, 发展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品牌是一个系统工程, 政府或协会作为经济运行的监督者或协调者, 无疑应承担起维护市场或行业秩序的重任。湖南当地政府或文化行业协会应通过总体战略的规划以及惩罚机制的确立, 来引导资源配置和产业集聚, 约束集群内文化企业的自利行为, 培养其主动发展集群品牌的意识, 培育和维护具有湖湘特色的本土文化品牌, 以推动湖南文化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近些年来, 湖南文化产业迅速崛起, 形成了一批特色文化产业集群, 造就了不少知名文化品牌, 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基于集群品牌的准公共物品属性, 加之集群内企业的自利行为, “囚徒困境”的出现难以避免, 这使得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品牌的培育和维护困难重重。文章将运用博弈分析, 来说明通过惩罚机制的确立, 能打破原有的纳什均衡, 来保证集群的整体利益。从而明确当地政府或行业协会在发展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品牌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

关键词：集群品牌,文化产业,博弈,湖南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吴传清.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理论研究进展[J].学习与实践, 2009 (02)

3.湖南正虹企业文化 篇三

关键词：湖南,文化集合,文化三维模型,独特性,名人伟人

引言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的确，近代以来，湖南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心，她更培养出了众多了不起的伟人。如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曾国藩、左宗棠，黄兴、蔡锷，陈作新等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毛泽东、蔡和森、李达、宋教仁等人士;而在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湖南占据三位;十员大将中，湖南有六位。湖南培养出了如此多的名人伟人，实在令人惊叹。然而，通过对此社会现象的观察，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近代中国只有湖南才培养出了如此多的名人伟人，而为什么只有整个湖南史的近现代才产生如此多的名人伟人?近来有众多研究此问题的课题，发表的论文也不计其数。但通过对近现代湖南伟人故居的走访调查以及深刻的理解思考后，笔者发现现有研究不够全面系统。因此，笔者认为，应从文化结构论的角度出发，全面科学地剖析上述社会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及规律，以更全面地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

一、文化结构理论

任何事物都是有结构的，而事物形成的特殊性决定了事物结构的特殊性。这里指的事物除了客观存在的物质外，还包括某些主观存在，如文化就是一种有着其特殊结构的主观存在。笔者认为，文化结构(Cultural Structure)是由内部结构(Internal Structure)与外部结构(External Structure)构成的。而文化内容可以按性质分为物质性文化与非物质性文化。文化的内外部结构分别都是由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层构成的。笔者认为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进而可以划分为两层：第一层是自然性物质文化(Natural Material Culture)，第二层是社会经济性物质文化(Economical Material Culture)。自然性物质文化指自然环境(气候、地貌、水热条件等自然资源状况)对一个社会群体的心理、情感、思想与价值取向造成某些影响，由这些影响组合而成的文化类别。社会经济性物质文化指的是人们基于在社会中进行的经济行为之上而形成的思想、情感与价值取向总和的文化类别，如衣食住行就属于经济性物质文化范畴。此外，本文所指的非物质性文化(Nonmaterial Culture)是指一个社会群体中的人们不断追求满足自己精神需要时以及处理各种非物质性社会关系时形成的心理、情感、思想与价值取向总和的文化类别。基于以上，每一个社会都要与外界进行交往沟通，当一个社会文化内部结构中的物质文化层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时产生的新的文化就形成外来性物质文化层(External Material Culture);同理，当文化内部结构的非物质文化层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时产生的新的文化就形成外来性非物质文化层(External Nonmaterial Culture)。外来性物质文化与外来性非物质文化就共同构成了文化结构的外部结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一个社会中所有存在的外来文化都是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结合体。社会中不存在绝对的纯外来文化，它们一定受到了本土文化的影响和改变。所以本文中指出的外来性物质文化和外来性非物质文化都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结合体。要认识到的是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从历史学的角度称为“历史个体”(Max·Weber)。每一个“历史个体”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结构。近现代湖南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个体，故有着其独特的文化结构。笔者将通过解释近现代湖南文化结构的特殊性来说明为什么她能培养出如此众多的名人伟人。

二、湖南近现代文化结构（HCS）之内部结构（ICS）特性及其集合的构建

如上所述，文化结构之内部结构包括两个层面，分别为物质性文化层和非物质性文化层，下面分别阐述。

1. 物质性文化层（mc）。

要探讨物质性文化层，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予以剖析。首先，从自然性物质文化层(nmc)的角度来看，湖南坐落于洞庭湖以南，自古“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王逸)，流淌着湘、资、沅、澧四水，水系发达而自然环境良好。笔者认为，湖南近现代伟人的那种“心忧天下”的精神就与湖南的“水文化”密切相关。湖南多雨且空气潮湿，长期生活于其中的民族会形成一种善感、内秀的心理状况。《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的品质与人性之善是相通的。生活于其中的民族长期与水打交道的历史性后果就是形成了一种细腻、善感、心忧天下的心理特征。近现代以来的伟人沐浴在这种“水氛围”和“水文化”中才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感受从而导致他们的精神得以升华与超越，是“水文化”的滋润和催化激发了他们忧国忧民、心忧天下的伟大情操。其次，从社会经济性物质文化角度(emc)来看，湖南地区的早期原始文明十分发达，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中国目前最早的稻谷壳遗存，这被认为是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并被视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这个发现充分的说明了湖南先民便敢于征服自然、开拓创新、敢于人先的独特精神。不满足于现有的生活水平而勇于反抗的“草莽野气、江湖豪气和世俗霸气”深深地蕴藏于“湖湘民间的草根叛逆性格”之中(万里，2004)。本文认为这种草根叛逆性格与敢于人先的精神是由于湖南先民长期生活于封闭的地区，在不满足于精耕细作的自然经济，并且勇于探索的长期过程中所形成的。因此，湖南近现代伟人“敢于人先”、“勇于反抗”的精神气质正是由湖南潮湿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封闭落后的自然经济所决定的。

2. 非物质性文化层（nmc）。

不可否认，湖南近现代文化内部结构中的非物质性文化极大地包含了湖湘文化的特质(这一点不违反历史文化的继承遗传性规律)。正是受到湖湘文化的陶冶，湖南近现代伟人才具有了一种强大而独特的精神思想力量。“贵实用而耻空言”，“知行并发”，这是湖湘学派极为重要的儒家思想精髓。两宋时的胡安国、朱熹和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学以致用”的思想经历了曾国潘、左宗棠等地主阶级的继承发扬后，对后世的湖南伟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愚于近人，独服曾文公”的毛泽东点明了曾国藩对他的影响。湖湘文化中的“学以致用”思想正是近现代伟人相应精神产生的一个根源。除此之外，还要看到湖湘文化中的政治意识十分强烈，这体现为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以及一种非凡的领导才能。无论是地主阶级的曾国藩、左宗棠，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蔡锷、黄兴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的毛泽东等人都充分地继承了这种强烈的、积极的政治意识。综上，近现代湖南文化内部结构中的非物质文化层更多的是体现在对湖湘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上。

为了更简单明了地表述湖南近现代文化的内部结构，笔者采用了数学集合的观点。为了较好地表达文化结构因素之间的关系，一些因素使用了大写字母，而另一些使用了小写字母。

令湖南近现代文化内部结构为大集合ICS，其中的物质文化为小集合mc;非物质文化为另一小集合nmc。

故有：ICS={mc;nmc}

因为：mc={nmc,emc}

所以：ICS={mc;nmc}={nmc,emc;nmc}

上述集合说明，湖南近现代文化内部结构由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构成，进而由自然性物质文化、经济性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构成。

三、湖南近现代文化结构（HCS）之外部结构（ECS）特性及其集合的构建

不难发现，湖南在近代以前的名人伟人不是很多，但为什么到了近现代却涌现出如此之多的名人伟人，甚至是世纪伟人，难道这只是一个历史的巧合?要解答这个问题，单从文化的内部结构着眼是不够的，还要注意到湖南近现代文化的外部结构，即湖南近代以来的对外关系。同内部结构一样，外部结构也由两个层面构成。

1. 外来性物质文化层（emc）。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来资本主义的入侵造成了湖南传统农业与手工业的衰落，改变了传统的种植业结构、手工业生产结构和经济结构。但在向半殖民地转变的同时，外部资本主义经济入侵也起到了一定的刺激作业，促进了湖南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甲午战后，湖南人王先谦、黄自元等创办了“湖南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张祖同、杨帆等人士创办了“上记和丰火柴股份公司”(许富顺，2003)，民族资本主义在湖南逐渐成长起来，随之而来的就是湖南近现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经济结构的改变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导致了湖南文化内部结构某些传统的物质性文化的改变。因此，在资本主义外来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新的外来性物质文化。而这种新的外来性物质文化直接作用于近现代以来的湖南人，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具备了全新的现代的思想与性格。比如，湖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如黄兴、蔡锷、宋教仁等)在受内部文化结构因素影响并继承传统湖湘文化的同时，也受到了外来性物质文化的影响，故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特质，使他们产生了民主与共和的思想，并以此作为他们挽救国家和民族的手段。

2. 外来性非物质文化层（enmc）。

近代西方外来思想的传播与传统的湖湘文化之间的碰撞造就了一代湖南名人伟人的独特精神与思想性格，而这一条件在近代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并将其付诸实践的是湖南人”(周秋光，2001)。在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时，近代湖南人士迫于民族之危亡，接受了西方的某些近代思想，比如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湘报》的创建，维新志士的西学制度，甚至毛泽东后来的以俄为师等行为都是湖湘“实事求是”、“独立不羁”的精神与思想在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迸发出的行为体现。近代西方外来思想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某些湖南近现代文化内部结构的非物质文化，从而促使了新的外来性非物质文化的形成。这些新的外来性非物质文化就是湖南近代伟人名人身上新的现代性精神产生的深层次社会根源。

我们同样采用数学集合的方法来描述湖南近现代文化结构的外部结构：

令湖南近现代文化外部结构为大集合ECS，其中的外来性物质文化为小集合emc，外来性非物质文化为小集合enmc。

故有：ECS={emc,enmc}

这表明湖南近现代文化外部结构由外来性物质文化与外来性非物质文化构成。

湖南近现代文化结构的集合表示方法为：

HCS={ICS,ECS}={mc、nmc;emc、enmc}

上述集合表明湖南近现代文化结构由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构成，进而由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外来性物质文化和外来性非物质文化构成。

四、湖南近现代文化结构的三维模型

根据湖南近现代文化内外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可以构建一个三维模型图，以形象地表示其特殊性。

此三维图刻画了湖南近现代文化发展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由此可见，HCS的独特性是由湖南近现代mc、nmc、emc、enmc的独特性决定的，而这种独特性使湖南近现代产生出众多的伟人。

结语

综上，湖南近现代产生出了如此之多的名人伟人正是由文化结构的特殊性决定的。从文化内部结构中的物质文化来看，独特的自然性物质文化培育了伟人“心忧天下”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操，独特的社会经济性物质文化孕育了伟人“敢于人先”勇于反抗的精神气质;从内部非物质文化来看，传统的湖湘文化带给了伟人们一种“学以致用”、“贵实用而耻空言”以及一种强烈的政治意识的思想。此外，若仅从文化内部结构的角度是不能解释湖南近现代出现如此多名人伟人的社会现象的，更要意识到近代以来湖南的对外关系。从湖南近现代文化外部结构中的外来性物质文化角度来看，外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促使了湖南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人们的生活观念、习俗等发生了改变，伟人有了新的思想与革命力量;从外来性非物质文化来看，近代西方外来思想的传播与传统的湖湘文化之间的碰撞造就了一代湖南名人伟人的独特精神与思想性格，而这一条件在近代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基于以上，本文提出了文化集合和文化结构三维模型概念与研究方法，不仅科学的解释了长期以来学术界争论的话题，并且此种文化集合与三维模型适用于任何一种文化群体，利于解释其独特性、本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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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7:9.

[3]百度百科:湖南,2010.

[4]万里.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下的精英人物[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4,(3):81-86.

[5]许富顺.论近代湖湘绅士政治倾向的变迁[J].舟山学刊2003,(2):37-40.

4.湖南正虹企业文化 篇四

一、进行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湖南演艺文化产业的主力军包括文艺院团, 以及不同级别与形式的演艺团体。长期以来, 这些文艺团体都是事业编制, 其收入来源主要依靠政府补贴, 并没有打破传统体制格局, 去面向市场、与市场接轨。因此, 湖南的这些文艺团体在近年的经济收益上, 还存在很大缺口。体制的障碍、机制的僵化, 必然会导致文艺团体发展的速度而停滞不前。这些困境的出现, 是文艺团体适时进行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首先, 创新体制、与市场接轨, 文艺团体的存在价值与社会定位与市场环境的需求与认可密不可分。开发市场、占领市场, 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主体定位, 进行文艺团体的积极转型, 是我省的演艺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基础;其次, 解放思想、合理安排人员流动,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革中, 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刺激与调动内部人员勇闯市场的决心和斗志, 让内部人员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优势, 全面进行人员的优化组合。

二、服务群众, 为群众带来健康、新式的“文艺大餐”

目前, 许多文艺团体之所以走入困境、陷入僵局, 是因为与市场脱节、与群众需求脱节严重。可以说, “墨守成规”的生存方式不利于文艺团体的长久、持续发展。离开市场、离开群众的需求, 终归会被市场淘汰、被社会淘汰, 导致萎缩甚至消亡。比如, 湖南湘剧剧团、地方花鼓剧团这些戏剧团体单位, 在市场的洪流中, 目前大部分经营状态不甚理想。这些优秀的传统剧种如何才能生存与延续、发展下去?只有从市场中获取生存的理念, 关注群众的审美需求, 对传统剧目进行改良, 面对市场, 接受市场的挑战。另外, 市歌舞剧团、省歌舞剧团等演出团体, 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 为湖南听众带来了许多的精神“大餐”和音乐“盛宴”。如今, 这些单位在继续推广高雅音乐与古典音乐的道路上, 遇到一些阻碍和挫折, 上座率往往不高。那么, 对于古典音乐这个普通消费者在精神感受和思想接收上相对陌生和“艰涩”的表演方式, 我们怎样传承其思想精髓, 让音乐的灵魂真正深入人心?我想, 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倾听民众的心声, 知道和了解民众的真实所需, 对古典作品的表现方式从民众相对熟知的角度入手, 以更接地气、由浅入深的方式让民众接受古典音乐、了解古典音乐、喜欢古典音乐, 才能真正走出古典音乐的困境, 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

三、关注作品革新, 保护优秀人才

首先, 作品是表演艺术的灵魂。一部优秀的作品可以流芳百世、长演不衰。只有不断推出、创作出优秀的好作品, 获得市场的认可与观众的喜爱, 才能保持竞争的优势。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即不应该是“曲意奉承”、粗制滥造、没有任何艺术品格与艺术修养的所谓市场“产品”, 也不应该是“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所谓“高雅”艺术。好的艺术作品应来源于生活, 是生活的精华提炼与浓缩。因此, 好的作品在价值取向上, 应该是把审美功能与现实功能相结合, 用专业、精良的艺术品质, 以锐利、准确、创新的社会洞察力, 能够反映民众心声、打动人心的优秀作品。

其次, 人才的保护与培养非常重要。一个完善的演出团体, 必须要有完善的人才队伍, 包括演出人才、销售人才、策划人才、管理人才, 等等。其中, 演出人才是人才队伍的核心力量。目前, 演出人才的流失与匮乏是两大问题。问题的产生, 由多种原因造成。比如, 对传统表演技艺的陌生与排斥, 不愿意传承、学习;还有经济效益的不理想, 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让一些传统的演艺人员纷纷转行, 投向其他行业等。面对这些问题, 保护好现有人才尤为重要。就保护机制而言, 从政府相关政策的倾斜, 到演艺团体内部的协调与合理安排, 在保障演出人才的基本权益的基础上, 以相配套的措施和方案吸引和调动演出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外, 艺术人才的培养工作也非常重要。人才的延续与发展, 培养工作不可或缺。因此, 通过教育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演艺单位可以与相关的学校联手, 进行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工作。

四、建立保障机制, 做好服务工作

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省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促进文化体制改革的道路上, 给予政策扶持和大力保障。从政府的职能角度出发, 国有演艺单位在进行改制后, 依然受到相关财政的支持与配套政策的扶持。但是, 其投入的方式应该发生改变, 由之前的单一“养人”改变为“为人办事”。具体而言, 即让演艺团体进入市场, 参与市场竞争, 成为市场主体。政府的职能在于制定政策、加强管理、搞好服务、把握方向, 为演出团队创造好的条件, 营造好的环境。这种宏观操控的管理方式, 有利于激活产业内部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培养与建立, 能够更好地服务市场的需求, 进入正常的运作轨道。同时, 作为各项职能部门, 自上而下地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规, 营造和谐、良好的社会环境, 这是演艺文化产业健康、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五、结合旅游产业, 打造文化旅游精品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渗透在旅游产品开发、经营的各个环节。文化与旅游的互动发展、彼此借势、共享市场, 打造文化旅游精品。据调查数据显示, 张家界国际乡村音乐周的旅游接待人次达280万次, 品湖湘文化、听乡村音乐, 是旅客游玩张家界美景的之外的重要活动。另外, 以韶山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旅游, 打造怀旧、励志的综合文艺节目;以南岳为代表的宗教文化旅游, 搭建节会、庙会和具有宗教色彩的参与性文艺节目;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湘文化旅游, 组织以宣扬湖湘文化思想与精神为主题的文化节目等, 不仅能够丰富旅游业的内涵, 而且能够促成一大批文化旅游的精品项目的开发, 让文化与旅游相得益彰。因此, 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不仅是市场的选择, 更为演艺文化产业的拓展增添了活力。

六、提高科技手段, 服务大众文化

科技的支撑与投入, 必将促进演艺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以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节目为例, 该节目通过先进、创新的科技运用手段, 在电视制作的流程上为观众带来更加丰满、立体、震撼的视听效果和感官享受。不仅如此, 节目在整个传播过程中, 借用“P-O-E整合营销模式”, 通过Paidmedia、Earnedmedia和Ownedmedia三个层面的联动, 进一步激发了网友的参与互动热情, 实现传播效果的最优化。从节目的制作效果与观众的反应来看, 无疑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 在演艺文化产业的发展中, 科技含量的提高与增强, 是实现产业的规模化、国际化的不可或缺因素。那么, 我省的演艺文化产业在科技的运用, 主要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 先进、高端的科技模式运用, 目前, 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在科学的创新手段和核心技术层面, 走在国际的前列。这些高端科学技术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标本, 也是推动我省演艺文化产业与国际接轨的有效途径;第二, 培养、引进高端科技人才, 以湖南卫视为例, 作为一个省级卫视单位, 十几年来湖南卫视能够成为全国同行的翘楚, 领先同行, 重要的一点在于, 湖南卫视有一批堪称精英的科技人才队伍, 他们为节目的创意、节目的制作、节目的经营等环节的打造, 成为湖南卫视节目水准精良的有力保障。因此, 作为其他演艺文化单位和行业, 我们怎样以此为鉴, 让其立于不败之地, 科技人才的投入非常重要。通过科技创新、科技改革, 让我们的演艺文化产业出现新的光彩。

摘要：湖南演艺文化产业是湖南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与现实的挑战。本文通过对演艺文化产业的阐述与分析, 寻找和发现湖南文化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对策性的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湖南演艺文化产业,机遇,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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