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统教育心得

革命传统教育心得（精选8篇）

1.革命传统教育心得 篇一

革命传统教育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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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党校组织我们学员到**********参观学习，通过县党史办********的介绍以及地方办*****关于地方党史的授课，使得这次的革命传统教育，对我感触很深。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要学习革命先辈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的革命精神。社会主义江山来之不易，靠的是无数革命先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靠的是无数革命先烈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靠的是无数革命先烈不怕流血牺牲，敢于夺取胜利。我们要像革命先辈那样，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在实践中把这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落实到我们的行动中，落实到我们的岗位上，脚踏实地地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确保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第二、要学习革命先辈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中国革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的。但是，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畏艰难，团结一致，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学习革命先辈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不畏艰难，勇于开拓，善于创新，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协调、健康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党组织 －1 的先进性。

第三、要学习革命先辈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成就伟业的，没有艰苦奋斗，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历史。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胡锦涛总书记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两个务必”，要求全党要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艰苦奋斗精神，这在今天仍有特殊意义。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我们必须学习革命先辈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树立为党和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和坚韧的革命品格。牢记历史责任，自觉加强党性锻炼，弘扬艰苦朴素的作风，坚持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情，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经受住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考验，做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共产党人，做清正廉洁的党的干部。

当前，为落实十八精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好安徽，实现各项事业跨越发展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向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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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革命传统教育心得 篇二

关键词：语文教学,革命传统教育,适时渗透

现在, 打开电视, 除了“灰太狼”和“光头强”, 学生很少能看到优秀的红色儿童影视作品, 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知之甚少。而小学语文是小学生接受学校教育的主要学科之一, 因此担负着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任。那么,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有效渗透革命传统教育呢?笔者做了以下初浅尝试,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在关键词句的品悟中渗透革命传统教育

所谓关键词句, 是指在课文中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重要作用的词句, 它在课文中或准确表达文章主旨或真切体现作者情感, 是快速准确读懂课文主旨的有效信息。关键词句在文章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课堂教学中, 注重关键词句的品悟, 对于学生深入理解课文, 体会情感能起到一针见血的作用。所以说品析关键词句是对学生渗透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途径。如《彭德怀和他的大骡子》是一篇感人至深的课文, 在教学第1 自然段时, 我让学生抓住“饥寒交迫”这个词语来感悟红军当时处境的艰难。饥寒交迫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煮皮带、啃树皮、嚼草根, 这些都是学生平时难以想象的事。在这里, 通过老师的介绍和学生自己对关键词的感悟, 学生明白了红军长征途中断粮后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 甚至连野菜也找不到了, 但这些困难都没有阻挡红军前进的脚步, 从而使学生受到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思想教育。所以说, 学生品词析句是触摸作者丰富的内心, 感受作者跳动的思想, 揣摩作者思维的过程。通过品词析句, 产生情感上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二、在感情朗读中渗透革命传统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让学生在朗读中通过品味语言, 体会作者的情感态度。作者每写一篇文章, 都有自己的创作动机, 或阐明某种观点, 或抒发某种情感, 或说明某个道理, 不过这些内容不是像画家和演员那样直接用形象表现出来的, 而是以语言文字为中介, 蕴含在语言文字之中。因此, 我们让学生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必须在“有机渗透”上下工夫, 抓住值得品味、诵读的语言, 让学生好好地读, 充分地读, 从而能激发学生的情感, 让学生感悟和体会课文所要表达的情感, 受到革命传统思想的感染。如在教学《菩萨兵》时, 出示句子:“一天, 朱德同志把翻译找来, 对他说:‘这么多天了, 藏胞还在山里, 怎么受得了呢?得想办法动员他们回来呀!’”师先引导:朱德说这句话时一定是非常的着急、担心, 那么谁能读出朱德的着急、担心?然后指导学生反复朗读。再出示句子:“这也怨不得他们, 他们让反动军队糟蹋怕了。”“定是乌云遮住了他们的眼睛, 那些藏胞一见我们就跑, 真糊涂哇!”接下来请学生自己练读这两句话, 分别体会翻译官的埋怨和朱德的体谅。最后再出示句子:“现在已经是春耕的时候了, 节气不饶人哪, 得赶紧帮助藏胞把地抢种上。”师:你能告诉同学们你想读出什么语气吗?为什么要这样读?根据学生回答教师引导:这是朱总司令第二次着急了, 他急藏胞所急, 想藏胞所想。所以在第二天的春耕动员大会上, 朱德对大家说: (引读) “不能让藏胞来年挨饿, 我们要像种自己的地一样, 尽心尽力地把藏胞的地种好。要让红军播下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再次引导学生从“尽心尽力”中体会朱德把藏族同胞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最后在理解的基础上, 再引导学生分角色读。这样通过充分的朗读, 使学生的内心受到强烈的感染, 感受到朱德总司令和红军战士尊重、关心藏族同胞的优秀品质, 体会到人民军队密切联系群众和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 是真正的“菩萨兵”。所以说在语文教学中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就能动之以情, 激发学生潜在的情感, 从而将革命传统思想深入学生的心灵。

三、在实践活动中渗透革命传统教育

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关于革命战争期间革命先辈坚持革命理想的故事的课文并不多, 像我们小时候学过的《黄继光》、《邱少云》、《飞夺泸定桥》及《金色的鱼钩》等课文都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七律长征》、《军神》、《彭德怀和他的大黑骡子》等为数不多、但极为精华的课文。因此, 我们要充分挖掘这些课文中的革命传统思想, 除了激发学生情感、动之以情以外, 还应与学生的生活实践相结合, 对学生导之以行。如学习了《孔繁森》, 引导学生无私奉献, 关爱他人;学习了《歌唱二小放牛郎》, 让学生学习王二小机智、勇敢的好品质, 并体会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学了课文《七律长征》后, 引导学生去阅读更多红军长征的故事, 并举行红军长征故事会, 通过翻雪山、过草地这些生动的故事, 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艰苦奋斗、勤劳勇敢、不怕困难这些长征精神的熏陶, 从而在生活中懂得节约、自觉守纪、团结互助……我们还可以引导学生读红色书籍, 相机组织学生写读后感等, 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 生动地把命传统教育渗透到学生的心灵深处, 从而转化为学生自觉的行动。把革命传统思想与学生的生活实践结合起来, 让学生通过身体力行, 可以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行为习惯, 取得显著的教育效果。

3.革命传统教育心得 篇三

[关键词]干部革命传统教育 体验式学习 重走朱毛挑粮小道

党性教育是干部教育的灵魂，在干部教育工作中一直处于首要地位。干部革命传统教育中的体验式教学是学员通过亲身体验来加深对革命优良传统的感受，从而牢固地记忆革命优良传统知识，深刻理解革命优良传统与精神实质，使心灵受到震撼和领悟，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提高党性修养的一种过程学习，可以说体验式教学是实现干部革命传统教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一)体验式学习的理论基础

体验式学习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强调个体心理发展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学习是人所特有的高级心理结构与机能，这种机能不是从内部自发产生的，而只能产生于人们的协同活动和人与人的交往之中；这种高级心理机能最初形成于人的外部活动中，并在活动中逐渐内化，成为人的内部各种复杂心理过程和结构。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干部革命传统教育活动不是简单的由教师向学员传递知识，而是学员根据外在信息，通过自己的背景知识建构自己知识的过程。学习并不简单是信息量的积累，它同时包含由于新旧经验的冲突而引发的观念转变和结构重组。由于每一个学员先前经验的独特性及学习情感的特殊性，所以每一个学员对革命传统意义的建构将会有所不同。

建构主义理论是干部革命传统教育体验式教学的主要理论来源。“体验”的“体”意为设身处地、亲身经历；“验”意为察看感受、验证查考。体验具有过程性、亲历性和不可传授性，是充满个性和创造性的过程。从心理学角度讲，体验是“理智的直觉”，是建立在个体“内部知觉”基础上的一种特殊活动，它总是与个体的自我意识紧紧相连的。在干部革命传统教育课中实施体验式教学，一般采用情景模拟方法，通过再现历史的某个场景和片断，做到感性冲击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引发学员的强烈心灵体验和情感共鸣。

(二)一次成功的体验式教学——重走朱毛挑粮小道

1.充分调研，精心准备。

学院成立了革命传统教育体验式教学课题组，经过课题组反复论证，确定重走朱毛挑粮小道为学院革命传统教育体验式教学的主选方案。方案设计如下：选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德、毛泽东挑粮的小道作为场景，制作了红旗、红军服、标志带（红军时期又叫牺牲带，系在胸前）、扁担、箩筐、红米、南瓜、茄子等教具，让学员身穿红军服，或挑或背，徒步约2小时重走一段10华里的山路，体验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率先垂范的高风亮节，感悟红色江山来之不易的艰辛。

2.严密组织、认真实施。

教务部根据革命传统教育体验式教学实施方案，制定了非常详尽精细的教学流程。学院工作人员严格按照革命传统教育体验式教学流程，精心组织教学活动，整个教学流程包括12个大项、39个小项。其中主要内容有：前期各项准备工作，革命传统教育体验式教学——重走朱毛挑粮小道动员大会，出发前核实复查准备工作情况，行车途中拉歌，源头村实地简短动员，分队分批开始重走朱毛挑粮小道，徒步行军体验过程，文艺小分队演唱革命歌曲鼓舞士气，在半坳休整，全程录像，胜利到达黄洋界，稍做休息并换衣物，整队上车返回学院。

3.学员的体验和感悟。

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学员的体验一般包括三个阶段：①亲历阶段。即学员亲身经历挑粮上山这个特定情境的阶段。②形成阶段。即学员对上述亲历过程中间进行抽象、概括，形成概念或认识的阶段。③反思阶段。即反思已经形成的概念或观念，产生新的经验、新的认识，并不断循环的阶段。

学员孔泉写道：“……感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让我重温了４０年前的课文；感谢朱毛挑粮小道使我明白了４０年前背诵这篇课文时似懂非懂的许多道理。”学员陈刚说：“通过体验式教学，学员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朱毛挑粮小道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将会把我的人生引向共产党人的无悔之路。”学员唐志萍表示：“当我们背着粮袋走在朱毛挑粮小路上的时候，我们不仅体会到官兵一致的感情，更体会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

到如今，前后已经有近8000人次走过了这条毫不起眼的小路，重走朱毛挑粮小道成了革命传统教育体验式教学中的精品课程，这条小路还将给人以深思、给人以激励，留下新的动人的故事。

(三)对新时期干部革命传统教育培训的启示

革命传统教育体验式教学改革了传统的说教方法，强调体验的生成与情感的丰富，重视学员的革命传统教育实践活动，重视探究性学习和反思，学员用触及灵魂的万千思绪，震撼心灵的盈眶热泪，劳于体肤的艰辛步履深刻体验感受了什么是井冈山精神，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时刻保持先进性，体验到了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率先垂范的高风亮节，感悟到了红色江山来之不易的艰辛。

通过总结梳理，以下几个方面对干部革命传统教育培训工作的创新具有借鉴意义。

1.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干部革命传统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前提和基础。课题组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教学调研，五易方案，经过统筹考虑反复讨论，最后才确定重走朱毛挑粮小道为革命传统教育体验式教学的主选方案。

2.创设情境是干部革命传统教育体验式教学成功的关键所在。重走朱毛挑粮小道这堂体验式教学课，就是通过再现当年红军挑粮的情境，让学员身穿红军服，或挑或背红米、南瓜、茄子等物品，徒步行走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从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3.勇于创新是干部革命传统教育不断发展前进的根本途径。从这次教学实践看，创新之处很多：一是创设了以学员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强调参与性，学员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都很高，学员主体性作用明显；二是创设了开发学员资源的机制，通过充分发挥学员资源优势，有利于学员发挥团队精神、协作精神以及自我管理能力；三是创设了互动机制。通过强调教与学的互动、学习与体验相结合，推动双方甚至多方相互配合、相互启发，收到多方面的学习效果。

参考文献：

[1]高文.教学模式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2]方红，顾纪鑫.简论体验式学习[J].高等教育研究,2000,(2).

[3]陆清华.德育课中实施体验式教学 ——德育课程教学实效性探讨[J].今日教育,2004.

[4]孔泉.重走朱毛挑粮小道[N].人民日报,2004-12-23(11).

4.传统革命教育个人心得体会 篇四

短短五天的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学习生活却异常丰富充实，给我留下了太多的震撼、太多的启迪、太多的沉思、更是太多的激励。

我们认真聆听、用心记录有关井冈山斗争及井冈山精神的专题教学;我们穿着军装循着革命先烈的足迹，接受体验式教育，使我感受到在井冈山两年零四个月的艰苦斗争，毛主席当年说到井冈山有三个万难就是粮食万难，现金万难，医药万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克服一切苦难，建立五大哨口，开辟挑粮小道储备粮食，创建小井红军医院，为他们胸怀革命理想，坚定信念，创造条件，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保留了革命的火种。这种胸怀理想，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鼓舞着我。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应该胸怀理想，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更有信心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奔小康。

我们和红军后代座谈互动、感受老一辈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感人事迹，令我感受最深的是革命前辈曾志，她1928年4月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在其孙子石来发讲述他与奶奶曾志的故事，令人感动，为了革命，将亲子含泪送人，失散23年重聚后，已是“高官”的母亲却不寻私情，让儿子继续务农终生;亲孙子想办个“农转非”，曾担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奶奶却婉拒;去世后，他留下遗言“我的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从井冈山革命时期的红军战士到中组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曾志同志家风纯粹、干净、高尚。她这种精神震撼了我，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我们参观黄洋界哨口、毛主席故居、瞻仰革命历史纪念碑等，接受现场教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毛主席通过调查研究，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指导井冈山革命斗争。同时，井冈山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党、军、民同心共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黄洋界保卫战之所以能够胜利，是因为群众的支持，使反动派的军队陷入井冈山群众的大海之中。同时井冈山的群众在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牺牲。所以，我们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取得了井冈山的胜利，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从中学到毛主席善于调查研究总结，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定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所以，作为基层工作的我，在工作更应该依靠群落实相关政策，让群众享有政策带来的实惠，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我们也许只有亲历井冈山，才会更加透彻理解革命、奉献、无畏等词的真正含义;我们也许只有静心聆听井冈山的故事，才会产生这跨越历史长河的思想震撼。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当年这些革命先烈经历了那些艰苦卓绝的岁月，仍然矢志不渝、坚守信念?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激励着当年这些革命先烈经历了惨烈悲壮的战争，仍然孜孜不倦地探寻中国解放之路?这就是井冈山的红土地和革命先烈的鲜血所凝炼、所铸造的井冈山精神：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5.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心得体会 篇五

一、教育活动概况

活动主要参观了井冈山著名景点——黄洋界，我们一行沿着陡峭的石阶来到了黄洋界阻击战旧战场，那里有黄洋界哨口、朱德挑粮路过的小道和旧战场等景点。在当年红军打炮的地方立了一块碑，碑上是毛泽东同志著名的诗句：“黄洋界上炮声隆”。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听导游解说。

黄洋界位于距茨坪西北面十七公里，是人文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景区。黄洋界山顶海拔1343米，这里峰峦叠嶂，地势险峻，气象万千，时常弥漫着茫茫的云雾，好像汪洋大海一望无际，故又名：汪洋界。黄洋界景区包括：黄洋界、大井，八面山和上井。

黄洋界，是茨坪北面的要隘，坡陡路狭，地势险峻。当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创后，把黄洋界作为井冈山重要设防五大哨口之一，另四个是八面山、双马石、朱沙冲、桐木岭。

1928年秋，发生了黄洋界战役。当时红军主力被调去攻打长沙，只有不足一个营的兵力留守。湘军侦察到这一情况后，于 8月30日派出4个团的兵力进攻黄洋界。黄洋界是井冈山的屏障，失去黄洋界，井冈山根据地将岌岌可危。红军在团长朱云卿、政委何挺颖带领下，凭借黄洋界天险，周密设防，团结奋战，终于打败了敌人的进攻。攻打长沙途中的毛泽东听说后，异常兴奋，遂赋诗一首，这就是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逍遁。

黄洋界战役究竟是怎样取得胜利的?有各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也是参观时导游的解说：开战那天，红军连续打退了敌人3次进攻，双方都打得筋疲力尽，特别是红军几乎到了枪毁弹尽的程度。这时突然想起茨坪还有一门主力红军未带走的大炮，于是赶紧派人取来，一共3发炮弹，1发未响，1发打偏，第3发恰好击中敌军指挥所。敌军以为主力红军回来了，吓得狼狈逃窜。

现在的黄洋界已不是当年的战争残余景象了，虽然有的战争遗迹犹存，恢复了当年的哨所等，站在黄洋界远眺，现在看到的则是一望无际生态良好、景色秀美、满目葱茏的林海。在这里可以观日出、看云海、欣赏奇峰叠峦雄伟险峻的山脉，以及美丽的杜鹃花和各种各样的树木等大自然景观。

1965年5月，毛泽东又重上井冈山。22日，先后到黄洋界和茨坪。在茨坪居住期间，了解井冈山地区水利、公路建设和人民生活，会见了老红军、烈士家属、机关干部和群众。阔别38年，他感慨良多，诗兴大发，25日，写下了著名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到此次重来，已经过去了38年，只觉得只是弹一下指、挥一下手的短时间;“可上九天揽月”，一代伟人何等的气魄!

还 参观了大井、上井和小井：大小五井所指的是井冈山上的五个村庄--大井、小井、中井、上井和下井。峰峦叠嶂的群山层层环抱着五个村庄，其形状如一口口井，因此而得名。大井是五个村庄中最大的一个村子，距茨坪七公里。大井是当年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一代伟人和红军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之一。上井：有革命人文景观“上井红军造币厂”和自然景观“百竹园”。小井：中国红军第四军医院旧址。

二、几点收获

几天的红色之旅是短暂的，带给的震撼却是巨大的。这些革命纪念地，不仅让我们学习了革命战争的历史，接受了灵魂的洗礼，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这次红色之旅教育活动主要收获：

1、坚定了理想信念。在井冈山革命先烈为了民族大义和心中的理想信念甘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深深震撼了我，使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的理想信念。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当像革命先辈那样，为共产主义事业、为我们民族振兴事业奋斗终身。

2、激发了爱国热情。千千万万将士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英勇献身……所有这些，使我更深切的感受到今天祖国的繁荣昌盛，和平、和谐的生活来之不易，是一代又一代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使我们更加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更加热爱我们的党。

6.革命传统教育心得 篇六

——参观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及息烽集中营有感

2013年6月28~29日，在党的92岁生日来临之际，我有幸参加了赴贵州遵义和息烽集中营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在这次红色之旅，我们缅怀先烈，回顾历史，重温入党誓词，不仅加深了我对党的历史深刻印象，对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艰苦历程和党的伟大之所在表示震撼之外，同时通过参观学习，对于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共产党人的素养等方面有了新的体会。

一、参观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的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这是党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打开了新局面。

在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李德介绍展板前，看到了关于李德的描述。李德1933年9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红军长征开始时，是军事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之一。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致失败。李德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指挥红军的权利。但李德坚持随红军长征以亲自验证毛泽东的理论。遵义会议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李德心中不服。但遵义会议后的一个个胜利，使李德渐渐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态度转变。尤其是在张国焘搞分裂的关键时刻，李德挺身而出，维护毛泽东，维护中央的决定，演出了一场好戏。我觉得这点难能可贵，体现了我们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且李德作为共产党员能够放下架子，认识错误，宽怀大度体现了共产党员的优秀品格。

二、参观了息烽集中营

息烽集中营是抗战期间国民党设立的关押中共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的最大秘密监狱。与重庆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江西上饶集中营同为抗战期间国民党设立的四大集中营。被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的有杨虎城将军、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以及韩子栋（《红岩》中华子良原型）、许晓轩（《红岩》中许云峰原型）等一批各地党组织的重要骨干。在息烽集中营这座阴森的人间魔窟里，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软硬兼施，或酷刑拷打、肆意虐杀；或花言巧语、威胁利诱，企图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瓦解革命者的斗志，但他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如意算盘一再落空，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

参观息烽集中营，让我联想到今天和平时代我们一些犯错误的党员干部，与革命先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些党的同志，没有经得住糖衣炮弹、金钱权利的诱惑，贪污腐化，共产党员的意志何在？如果再一次经历挫折，我们的某些共产党人是否还能保持战斗力？所以，我们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人屡次提出党的反腐败问题，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都是非常必要的。

7.批判地继承辛亥革命文学传统 篇七

张承志在《选择什么文学即选择什么前途》中说到:“我意识到在中国正在演进同样重大的问题, 而我注意这篇文章, 却是因为‘良风美俗’之破坏, 在中国正如摧枯拉朽。……蔓延的劣质文艺更是大受青睐。恰在此时我读到了佐藤春夫, 他以激烈的行为解释说:一个民族如何选择文学, 就会如何选择前途。”[1]我们确实也到了一个明智地选择的时候了。

一、从时代性视角对辛亥革命文学的继承和发扬

辛亥革命时期, 政府腐败无能, 内忧外患, 见多识广的革命志士振臂呐喊, 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戊戌变法时期, 主张改良者对文学极其排斥, 以其为玩物丧志之物, 完全否定文学地位和作用。到了辛亥革命时期, 志士仁人深刻地意识到中国需要开展的是一场政治体制上的革命。革命欲成功, 必先更新国民观念, 更新国民观念, 文学不可或缺。于是文学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特别是小说, 以前为正统文人所不齿, 到当时揭世刺世醒世的地位, 辛亥革命文学皈依政治, 因此极具时代性。[2]

当时的诗歌是时代的号角。如柳亚子的诗, 有些诗表现了慷慨救国的凌云壮志, 有些诗表现了对革命英雄的礼赞, 有些诗甚至表达了女子解放思想, 柳亚子是当时较有代表性的诗人, 这些诗句从思想上配合了那个时代的宣传, 对国民思想观念的觉醒无疑会起到极强的作用。

小说方面, 当时出现了揭露现实的一批小说, 最有代表性的是后来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一些小说。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里提到, “……戊戌变政既不成, 越二年有义和团之变, 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 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 则揭发伏藏, 显其弊恶, 而于时政, 严加纠弹, 或更扩充, 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 似于讽刺小说同伦, 而辞气浮露, 笔无藏锋, 过甚其辞, 以合时人嗜好, 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3]辛亥革命前期, 对官场对统治者的揭露和批判成为小说创作的主题, 让大众深切揭露到它们的无耻、昏庸、无能。

代表作品之一《官场现形记》描绘了一幅幅官场丑态, 是对当时官场时弊的揭露、批判。立场是鲜明的, 笔触是辛辣的, 影响是严肃而深远的。这种对现实的揭露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正因为这些小说的社会现实性价值, 使它们流传到今天。

顺便提一句, 当时兴起的翻译小说, 也颇具时代性, 如《Uncle Tom's Cabin》现在翻译成《汤姆叔叔的小屋》, 这本“一个小妇人引起了一场大战争”的小说, 当时翻译成了《黑奴吁天录》。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不能不说, 它试图在表达着一种时代的呼吁, 它试图引起中国的一场思想上的战争, 一场革命。

反观当代文学, 除了寥若晨星的可以称为反映现实的作品, 充斥着文学空间的作品, 仅看题目就令人触目惊心, 许多作者沉溺在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 逃避在宫廷后妃的奢华富丽, 留恋在城市小资的消闲自娱, 飘忽在青春偶像的青春靓丽, 对现实生活的描绘浮光掠影, 在网络成为大众消费的今天, 网络文学也相应成为大众文学, 在较有名气的文学网站, 如红袖添香, 就像当今的出租书屋一样, 排行榜上总是一些奢靡艳俗的字眼。在新出版的小说里, 宫廷神话成为很重的一笔, 似乎现实生活中完全没有矛盾, 没有问题, 全国人民都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共产主义的生活。

不得不提的是我们今天也畅销一种官场文学, 包括小说, 还有打着纪实旗号的一些官场文学, 作者热衷于迎合大众偷窥、享受甚至借鉴学习的心理, 他们并没有以谴责的立场来揭露他们的丑态, 揭露他们的腐败如何的祸国殃民, 描述他们的恶有恶报难逃法网的下场, 相反他们以极大篇幅描绘了这些人如何纸醉金迷、花天酒地, 这些人如何挖空心思左右逢迎行使计策, 简直成了一本本的官场指南, 读这样的官场文学使人们津津乐道于官场的享受和计谋, 使某些为官者奉为掌上宝典, 文学揭露批判的本意尽失。即使一些底层叙事的文学也越来越趋向于美化、粉饰现实, 仿佛这些底层百姓都过上了富有而自尊的小康生活。

学习辛亥革命文学, 我们在为之时代性、现实性震撼的同时, 我们更应该有一种现实的责任感, 拿起我们的笔, 走出书斋, 走向社会, 走下基层, 真实地感受到时代的强音, 真实地贴近民众的呼声, 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 真正地触摸到真实的生活, 当然我们也要摒弃辛亥革命文学那种依附政治的声嘶力竭的呐喊, 勿因其空洞失其形象性。

二、以审美教育性对辛亥革命文学传统的继承

辛亥革命文学适应时代的召唤, 表达了当时的政治理想, 慷慨激昂, 气吞山河, 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文学强音, 在当时除了谴责小说有一定的艺术审美价值外, 还有本来就以抒情见长的诗歌。当时的小说可以让人物长篇大论地像政治家搬的演讲, 这适应了政治宣传的功利性, 但其审美意义上便有些逊色。

诗歌抒发感情壮志凌云, 一些诗人的诗篇还有一些文人诗的典雅。总之当时文学因其工具性、功利性太强而丧失了文学的一些审美特质, 特别是在形象性上有所欠缺, 这个可以为此稍微弥补的可以说是异军突起或是无心插柳的一种辛亥革命文学的一种特异的文学现象, 就是一些家书和遗书, 如林觉民的《与妻书》等, 这些满腔热血的革命志士, 在慷慨赴死之前, 留下来情真意切的文字, 带有血泪, 慷慨赴死、大义凛然、爱家爱国的形象淋漓尽致, 呼之欲出, 令人读来深为感动。

今天的文学作品那种昂扬向上的题材, 那种积极健康的主题被庸俗艳异冷漠挤到了角落。有一篇小说题名就叫《黑道》, 作品中赤裸裸地描写了性暴力, 大肆宣扬黑社会的成功之路, 这篇小说还被转载, 被欣赏、评论, 作者声称自己试图宣扬某个地方人的某种人性, “我写《黑道》, 实质上是写湖南人身上的狠劲。”“当我写钟铁龙用斧头劈丁建时, 一个手握斧头的男人就呈现在我眼前, 很坚决地将斧头劈了下去, 我似乎都能听见斧头落在丁建头上的声音。我写他们时, 脑海里常有些血腥的场景。”“坏人是这个社会的另一面, 他们的价值就是他们能衬托出你是好人。这也是本书的价值。”[4]如果这个地方的人性果真如作品所描述的那样, 还真是令人生畏, 读完小说, 读不出一部文学作品, 他的审美教育意义在哪里。如果香雪给我们留下来挥之不去的美, 温馨, 朴实, 真实, 雅致, 那么这一类的作品除了迎合个别人的低级审美趣味, 还有什么。文学作品的审美教育性以其文学艺术自身的审美魅力来感染读者, 使受众达到人格、道德、品味的提升, 春分化雨, 润物无声。

辛亥革命文学, 铿锵壮观, 以警国民, 邹容、陈天华虽非文学巨匠, 但其作品荡气回肠, 振聋发聩, 激醒民众, 今天我们的文艺虽摈弃全国一盘棋的呆板统一, 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但文艺的最基本的审美教育功能, 对大众人格的熏染和提升绝不能丢弃, 坚决摈弃那些低级的庸俗的甚至是腐朽的糜烂的审美趣味, 对读者负责, 对社会负责。

三、对外国文学的借鉴的方法的批判和继承

辛亥革命文学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对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进行了拿来, 批判和借鉴。

大量翻译外国小说, 借鉴外国文学以供国人做样本, 同时以飨国民。一方面, 从西方小说的兴盛及在社会中的审美教育作用体悟到小说的功用, 并在国内大力鼓吹其唤醒民众之功用, 小说的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 当时的翻译并没有遵循信达雅, 而是常常漏译误译, 甚至是林纾那样的二次创作, 但多数翻译作品从译作选择上遵循的是为我所用, 从翻译原则上也是立足本国。林纾不懂外文, 硬是成为名噪当时流芳至今的翻译大家。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其译作《黑奴吁天录》无疑是从当时国民现状出发, 选择并翻译的, 似乎在呐喊我们不要再做奴隶, 我们要民主共和, 要民族独立。

戏剧更是突破了原来以唱为主, 服装、唱腔动作都形式化的格局, 借鉴西欧戏剧, 形成所谓的文明戏, 或称新戏, 文明戏以白话对白为主, 服装道具布景基本接近真实, 这使得戏剧在中国有了巨大转折, 拉近了人们与剧中角色、冲突的距离, 容易使观众产生反响和共鸣, 为五四兴起的新话剧的产生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

另外, 其他文学样式也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但无论怎样, 辛亥革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借鉴有自己的立场, 本着但为我用的拿来主义的原则。

今天,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世界各地的文学信息迅速被摆到共享资源里。众多的文学思潮来到中国, 甚至影响着中国文学, 各种文学思潮纷至沓来, 你方作罢我登场, 有人全面模仿某个潮流, 甚至成名成家, 名噪一时, 但事实证明, 这样的作品不会久远, 相反, 是那些有着民族文学特色的作品浪里淘沙流传下来。

对此, 我们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不妨借鉴一下辛亥革命文学的做法。辛亥革命时期的作家, 批判的矛头主要集中在封建的三纲五常、孔孟儒学。从而揭示出传统儒学与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他们侧重对中国传统的批判, 但是并不意味着就是对国家的未来丧失了信心。相反, 他们坚信并致力于民族的复兴:首先, 他们侧重挖掘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 但并非无批判地肯定。即使重经派也不是把孔子及儒学作为圣人和圣经来崇拜, 而是作为历史人物和文献典籍来研究分析, 也就是说, 要把儒学从独尊的统治的地位降为普通的学术流派。第二, 针对欧化主义者对本民族优秀传统重视不够的弱点, 他们有意识地用发扬国粹来“激动种性, 增进爱国的热肠”, 试图从传统中汲取推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同时对西学输入所造成或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提出批评与警示。

但是在当下的文学发展中, 却出现了两种极端的观点, 要么就对西方的文学传统一概抹杀, 要么就全盘西化, 把西方的一切奉为圣旨。正如许嘉璐在《当前文化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一文中提到:“近年来, 我国悠久的、优秀的文化传统, 受到强烈的冲击, 其后果直接体现在社会上出现的迷失、生活目标的迷茫和人际关系的冷漠。”从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短短的几十年来看。作家要不断吸收外国文学的精华才会走得更远, 但是完全照搬则会昙花一现。而完全置之不理则会不断地重复自己, 只能使自己越走越窄。

因此, 我们要立足于传统民族文学, 不断汲取外国文学中适合自己的部分, 但不能照搬照抄迷失自己的方向, 踏踏实实地读一些外国文学作品, 吸取精髓, 剔去糟粕。

一个世纪过去了, 那些慷慨激昂的论时刺世的文字像灯塔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我们立足今天之文学, 希望能秉承其文学传统, 指引着我们当代文学的方向, 找到当代文学突破的出口。

摘要：辛亥革命文学在其时代性、审美教育性和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几个方面都显示了独有的特色。当代文学梦想与现实激烈冲突, 危机重重, 借前车之鉴批判地继承辛亥革命文学传统, 给当今文学发展和提高提供一定参照和启示。

关键词：辛亥革命文学传统,时代性,审美教育性,对西方文学的借鉴

参考文献

[1]张承志《选择什么文学即选择什么前途》《读书》杂志2009年第一期

[2]该段观点借鉴刘纳《从皈依政治到注重思想——从一个方面看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我国文学的变革》《北京社会科学》86年第三期

[3]《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81年版282页

8.一个传统，两次革命 篇八

我最初打算就本书的主题做点独立研究，如稍有所得，则可以和方正的基本论点互相印证。这是我为友人学术著作写序的习惯，虽然比较费力，却也颇有切磋之乐。但开始写序恰值病后，我的精力尚未恢复到可以发箧摊书、左右采获的状态，因此原有想法不得不加修正。在这篇序文中，我希望我的陈述有助读者。

首先，我必须郑重指出，这是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史。作者从四五百种古今文献中钩玄提要，建构出一部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真正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但本书的成就和价值则远不止于此。这是因为作者的动机不仅仅在于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学史，而是以此为阶梯，去探索一个更重大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即是本书副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但要澄清这一问题，科学史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是不足够的；研讨的范围必须从科学史推广到西方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体。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在科学史叙事的后面不但衬托着一层西方哲学史，而且还隐现着一套西方文化史。

但本书的深度尚不尽于此。“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的问题其实是对于另一重大问题的答复：“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于中国？”正如本书“导言”中所显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question）的一体之两面：“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很显然，作者笔下写的是西方科学史，心中关怀的却是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全书的设计和论辩方式也有意无意地针对着“李约瑟问题”而发。在“导言”与“总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以及其他相关论著，不但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评论得非常中肯。

现在让我以简化的方式说一说本书作者与李约瑟的分歧所在，然后再表示一点我自己的看法。问题当然要从李约瑟开始。李约瑟至迟在一九四三年访华时便已坚信：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是领先西方的，但此后科学在西方突飞猛进，在中国反而停滞不前了。因此他拒绝接受早期中国学人的看法，即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一九七五年，我和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有过一次对谈，至今记忆犹新。我提到冯友兰早年那篇《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英文文章，他立即说：“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李约瑟以毕生精力，先后纠合了多位专家，终于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这当然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不朽盛业。这部七大卷二十多分册的巨制将中国史上科技发明的辉煌纪录和盘托出，证实了他关于“中国有科学”的论断。

但是，李约瑟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有关中国科学史的基本事实，却亦未能对自己的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他在全书最后一册以及其他相关论著中曾试做种种解答，然而往往语焉不详，以至他的传记作者也不甚信服其说，而评之为“见树不见林”。这里让我顺便提一下席文（Nathan Sivin）教授的看法。他最近评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结”，即第七卷第二分册，曾对“李约瑟问题”表示过下列意见：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如果我的理解不错，那么本书作者与席文的看法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前面指出本书的最大贡献便在于交代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一根本问题，而且交代得原原本本，系统分明。可见本书恰恰符合了席文的最高期待。

为什么本书作者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与李约瑟有分歧，与席文却不谋而合呢？我认为关键便在于彼此对“现代科学”的概念有不同理解。早在一九七四年，李约瑟便告诉我们：他把“现代科学”看做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并且引用了“百川朝宗于海”这一生动成语来比喻此现象。很显然，他将“科学”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事象来处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传统走的是同一条路（the same path），今天已汇聚在“现代科学”之中。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席文的见解和他不同，判定中、西“科学”各自“分途”（separate paths）进行。尽管如此，李约瑟还是相信，中国科学的“殊途”并不妨碍将来“同归”于“现代科学”。可知他心中的“现代科学”是普世性的，与民族或文化的独特背景没有很大关系。

本书作者则不但同样相信不同文化中的“科学”各自分途发展，而且还更进一步认为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托根于其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因此绝不可能脱离其文化母体而被充分认识。西方科学尤其如此，因为如作者所云，它恰恰是“西方文明大传统最核心的部分”。根据这一基本认识，作者将西方科学传统的特征概括成以下两项：第一，它和“整个西方文明是同步发展，密切结合，无从分割的”。第二，它虽然可以清楚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但从古希腊开始，通过中古欧洲吸收伊斯兰科学，到十六世纪以下的现代科学，作为一整套学术体系，它仍然是一脉相承、推陈出新而发展出来的。这两点概括都建立在坚强的史实之上，而作者识断之精也由此可见。

作者对本书内容的取舍做了一个扼要的说明。他说：“本书以数理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可以量化的科学为主，实际上可以说几乎没有涉及化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现代科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通过数理科学即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工作获得突破，而且此后三百年的发展显示，现代科学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数学和物理学为终极基础。”我必须郑重地提醒读者，这几句话是作者对西方科学传统“探骊得珠”的见道之语，千万不可轻易放过。本书胜义纷披，读者随处可自得之。限于篇幅，这里我只能就西方数理科学的问题稍稍引申作者的论点，然后回到“李约瑟问题”做一结束。

本书在“总结”第一段说，现代科学是“拜一个传统，前后两次革命所赐”，实有画龙点睛之妙。所谓“一个传统”即指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自然科学都在同一研究传统之内：“现代科学”之出现虽然是由一次突破性的飞跃所导致，但在性质上仍与古希腊科学同条共贯。所谓“两次革命”，指运用精确的数学以量化自然界的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便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两个部门。通常我们用“科学革命”一词来指称十六七世纪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但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则在古代希腊，即柏拉图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教派对于数学的无上重视，在他的“学园”中全力推动数学研究以探求宇宙的奥秘。其中细节见本书第四章，这里毋须赘言。我认为作者这一提示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正是西方科学传统的灵魂所在。而且作者这一说法绝不是向壁虚构，前人也早有见及者，不过没有像作者表达得这样一针见血罢了。例如柯林武德 (R.G. Collingwood) 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便特别提出“自然科学中的毕达哥拉斯革命”（the Pythagorian revolution in natural science） 并阐明其何以获得惊人的成功。

上面分析作者对于西方科学的特征所做的种种描述，似乎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因为在西方一般相关文献中“数学化”（mathematicization）一词常常是和科学分不开的。甚至在社会科学的领域，经济学因为数学化比较成功，才被承认具有较高的“科学的身份”，而非社会学或政治学所能企及。

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即分道扬镳。这一巨大差异在中、西数学上便有极清楚的表现，本书“导言”已涉及此点。明末徐光启曾由利玛窦口授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他在比较中国《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本书作者解释这两句话说：

中国与西方数学的根本差别，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谓“法”），而不讲究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即所谓“义”）……

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法”指计算的技术，而“义”则指原理。中国计算技术往往是相应于公私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但数学原理则似少有问津者。所以徐光启因《九章算术》而发出“其义全阙”的感叹。我们只要一检其中自《方田》、《粟米》以至《商功》、《均输》、《方程》各章的实例，对此便可了无疑义。不但数学如此，医学亦然，陈寅恪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与徐光启的话恰可互相印证。

徐光启虽然如作者所云对西方数学“心悦诚服”，但他是否充分了解数学在西方科学传统（当时方以智称之为“质测之学”）中的至尊地位，则尚待进一步探讨。一般地说，中国学人迟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对这一方面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如冯桂芬（一八○九——一八七四）与李善兰（一八一○——一八八二）两人当可为其代表。这是因为他们都研究西方数学而卓有成绩的缘故。冯氏在《校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明确指出，数学为西学之源头所在，格致诸学皆由此出。李氏则代表当时西方数理在中国的最高水平：他和威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一八一五——一八八七）合作，译完《几何原本》其余部分（卷七至十五），于一八五八年以《续几何原本》的书名刊行；此外还有多种有关数理的译著问世，并已开始翻译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定名为《奈端数理》），可惜未能终卷。由于他的造诣最高，为西方在华专家所特别推重，所以清廷设同文馆，聘他为数学总教席，在任共十三年（一八六九——一八八二）。李善兰（字壬叔）是一位数学天才，他的朋友王韬（一八二三——一八九七）记他的话说：

壬叔谓少于算学，若有天授，精而通之，神而明之，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是最大学问。

这几句话证明他对西方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已有透辟的认识了。但达到这种理解并非易事。王韬虽自称在“西馆十年，于格致之学，略有所闻”，但仍不能接受李氏对“算学”的评价；囿于中国传统的观念，他竟说：“算者六艺之一，不过形而下者耳。”不过与当时一般士大夫相比较，王氏的识见已远为超出。试看下面的故事：

清晨，湖南樊吉山来访。吉山名川……甚慕算法天文及谶纬占望之学，以为泰西人素精于此，必有妙授。……予谓之曰：“西人天算，与中华所习术数不同，断不可误会也。”

可知在绝大多数中国士人心中，西方算学、天文是和谶纬、占星、望气之类的“术数”属于同一范畴的。王韬能立即指出这是“误会”，足见他对西方“格致之学”虽未“入室”，至少已“登堂”了。

从以上所引明、清数学家对于西方数理的认识来看，则中国科学从未走上“数学化”的道路，其事昭然，已无争论的余地。从这一根本分歧出发，让我表示一下对于所谓“李约瑟问题”的看法。

首先必须声明，我对“李约瑟问题”的观点基本上是和作者一致的。作者引了几位西方科学史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负面评论，我读来并不感觉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相反地，把西方科学传统理解为西方文化整体的一个有机环节，是很有说服力的。另一方面，李约瑟在他的不朽巨构中发掘出无数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成就，自然是有目共睹，但这些成就大体上仍不脱徐光启所谓“其义全阙”的特色。这当然是由于中国过去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比较，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种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李约瑟讨论中国科学思想的进展，特别推重“道家”的贡献。他似乎不曾注意，庄子既主张“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又表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两种态度两千多年来影响士人的求知的取向极大，而适与西方科学精神互相凿枘。如果一定要在中国思想流派中找出一家与西方科学精神最相近的，我个人认为只有程、朱一系“格物致知”的理学足以当之。其中朱熹尤其值得注意，他自记“某五六岁时，心便烦恼：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可见他的好奇心最早是从“六合之外”开始的。这样的心理倾向若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很容易走上自然科学的路。明、清中国学人用“格物致知”来翻译西方的“科学”，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理学毕竟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其终极关怀仍落在“六合之内”，也就是“人间世界”的秩序。关于这一点，我已详论之于《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里不必涉及。总之，我认为中国没有产生系统的科学，其一部分原因是和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取向密切相关的。

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则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pseudo-question）。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在这一最宽松的定义下，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方科学”、“中国科学”。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也就是“incommensurable”的。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西方，但十六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与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今天一提及“科学”这一概念，我们立刻想到的必然是西方的现代科学，而不是中国过去的“四大发明”之类。“五四”时代中国知识人热烈欢迎“赛先生”，也正是因为他代表着西方文化的精粹。在这一意义上，中国过去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学术相当于西方的“科学”并足以与之互较长短。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稍稍检查一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问题的症结便无所遁形了。《提要》二百卷，其中只有“子部”的“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六卷可以划入“自然科学”的总类之中，但以《提要》而言，这三科不但分量较轻，而且处于中国学术系统的边缘。分析至此，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基本预设。前面已指出，李约瑟预设中国传统中的“科学”和西方“现代科学”是同一性质的，不过相比之下远为“落后”而已。所以他才强调，中国传统“科学”最后必然汇合于西方“现代科学”之中，如“百川朝宗于海”一样。这个预设究竟是否站得住呢？如果仅仅空言论辩，问题当然永远得不到答案。但幸而有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为我们提供了解答的途径，即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后，它和中国原有的“科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这一历史事实得到澄清以后，我们才能对上述的预设有判断的根据。这是一个大题目，自然无法在此展开讨论。下面我仅引一个有趣的史例为证，便大致足以说明问题了。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总理衙门决定在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专授天文学和数学。这是西方现代科学正式进入中国教学系统的开始。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主持其事的恭亲王（奕欣）和文祥最初建议翰林、进士、举人都可以申请入学，读了三年天文、算学之后，即予以“格外优保”的升官机会。但这个计划一提出便遭到以倭仁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保守派所持的理由以下面两点最值得注意：第一，西方的数学、天文学不过是一种“机巧”，甚至可以视之为“异端之术数”，不但不足以“启衰振弱”，甚至有害于“士习人心”。第二，“奉夷为师”，最后必将动摇士大夫的“忠君”意识。以这两点理由为根据，倭仁及其支持者在北京发起了一场运动，阻止科举出身的人报考天文算学馆。他们成功地制造出一种气氛，使士阶层中人深以入同文馆为耻，以致最后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抱怨：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但保守派既不敢公开反对西方天文、数学的引进，那么谁来接受这种教育呢？当时有一位御史提出下面的建议：

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俾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

这条建议恰好涉及西方现代科学和中国本土科学之间的交涉问题，让我稍作分疏。

首先必须指出，保守派对于天文、算学既无知识，也无兴趣。他们之所以提出“钦天监衙门”中的天文生、算学生，只是因为这是唯一以天文、算学为专业的技术人员，地位低下，与科举正途中的“士”相去天壤。他们以“钦天监衙门”的天文、算学代表“中法”，尤其是无知乱道；他们似乎不知道明、清之际天文、算学早已接受了耶稣会教士传来的“西法”。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即是顺治时期的钦天监。换句话说，保守派的建议完全出于贬抑西方天文、数学的动机，即视之为一种技术，不值得“士”阶层中人去浪费时间。所以“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不过是一句门面语，其中绝无倡导中、西两种“科学”交流之意。

如果从官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角度出发，问题便更清楚了。此馆是在外籍顾问丁韪良（W.A.P. Martin）和赫特（Robert Hart）影响下成立的，赫特并于一八六六年为馆中聘来了两位欧洲教席。但天文算学馆的范围一直在扩张，除了天文、算学两门外，还增设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人体解剖学等；这些西方现代的新兴学科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系统中是找不到相应的部门的（中国原有的“物理”一词，与西方的“physics”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天文算学馆的建立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自始即把西方现代科学当做全新事物而加以吸收。无论是中国主持人或西方顾问都没有考虑到中、西两种“科学”研究的传统应当如何接轨的问题。严格地说，只有明、清之际数学领域中曾发生过所谓“中法”和“西法”的交涉，即《清史稿·畴人一》（卷五○六）所说：“泰西新法，晚明始入中国，至清而中西荟萃，遂集大成。”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传来的现代天文、算学则又远远地超出过去的成绩。例如同文馆的算学总教席李善兰曾与伟烈亚力合作，译了许多有关天文、代数、解析几何等最新的专著；他十分兴奋，对朋友说：

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尚之（按：李锐，一七六五—一八一四）、梅定九（按：梅文鼎，一六三三——一七二一）恐将瞠乎后矣。

这几句私下谈话最能反映出李善兰已完全信服了西方现代的天文学和数学，因此才毫不犹豫地断定有清一代最负盛名的梅、李两人在此一领域中“恐将瞠乎后矣”。李善兰在这里所表明的恰恰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典型态度： 全面拥抱西方最新的天文学和数学，但不再重弹“中法”、“西法”互相“印证”的旧调。换句话说，这是在科学领域中进行最彻底的“西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往的业绩，包括天文、算学在内，都已处于若有若无的边缘地位。当时士大夫几无不视科学及科技为西方所独擅，因此才有“西学”这一专词的出现，从冯桂芬的《采西学议》到张之洞的“西学为用”都是如此。他们并不认为中国也有一套可以与“西学”分庭抗礼的“科学”遗产。相反地，只有对科学完全无知而又敌视的保守派才会制造出“西学源出中国说”的奇谈怪论。

为了从历史角度加强本书作者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质疑，上面我特别借着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的例案，来观察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的方式。与十七、十八世纪的情形不同，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瞠乎后矣”，因此并未发生多少接引的作用。李约瑟所想象的“百川朝宗于海”的状况根本未曾出现。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事实上便是西方科学不断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从局部一直扩展到全方位。今天中国的科学教育已完全与西方接轨了，在第一流的中国大学中，直接采用西方原作或者译本作为教科书，是很普遍的。在这个明显事实的面前，“李约瑟问题”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以上是我对于本书学术价值和意义的一些初步体认。限于精力和时间，我只能就一两大关键处稍申所见，以响应作者的孤怀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