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学语言接触

社会语言学语言接触（共8篇）（共8篇）

1.社会语言学语言接触 篇一

论网络语言对社会语言的影响

摘要：计算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伴随着计算机网络产生的网络语言影响也越来越大，正确使用和理解网络语言变得尤为重要。网络语言与现代汉语间的关系密切，但人们对网络语言的误解是其无法得到发展，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要让更多人正面了解网络语言，并能试着接受网络带来的言论自由。

关键词：网络语言;社会影响;网民情绪

2009年1月6日，在中国网民文化节启动典礼上，评选历时三个多月的“中国网民节”具体日期得以揭晓。2009年9月14日，首届中国网民文化节庆典将在北京中央电视塔隆重举行，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中国互联网协会领导、国际互联网专家、网民朋友及企业代表将集聚一堂，通过多种形式庆祝首个中国“网民节”。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网民将可以通过网络视频的形式收看庆典盛况。

一、什么是网络语言

网民节的产生说明网络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网络作为一个独立的交流平台，也有它独立的语言存在，这种用于网络交流，或者以网络为平台开始广泛流传的语言，我们通常称之为网络语言。网络语言是只伴随着计算机网络发展产生的，与互联网关系紧密的语汇和文化的总称。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计算机应用中用来表示计算机各个部分，以及计算机常用工具，常识方面的语言，其中以名词，动词居多，例如cpu，硬盘，显示器等，这些是伴随着计

第 1 页（共 10 页）算机这个实体产生而产生的，肉眼可以见到的，手可以触摸到的具体名词。而ip，系统，网页，版主，防火墙，则是在网络发展后逐渐产生并不可代替，为大众接受的抽象名词。具体名词和首相名词共同构成了网络语言的名词类，这些名词在网络语言中，相当于中国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还有一些名词经常以形容词的身份出现，比较常见的有“猪头”，“恐龙”，这两个词汇在现代汉语里是名词，分别指一种动物的头部和一种已经灭亡的动物，而在网络语言中，他们通常被用来形容样貌丑陋的女网民。网络语言的动词中既包括在网络产生后运用到其中的已有的现代汉语词汇，又有被赋予新意义的已有现代汉语词汇，还有被随着网络产生的新词，安装，取消，删除等属于刚刚说到的第一种词汇，灌水则属于第二种，杀毒，下载，就应该属于第三种，动词相当于中国现代汉语中的一般词汇。

网络语言包括网络语言和网络文化，语言方面主要谈的是名词中的抽象名词和绝大多数动词。

二、网络语言与社会语言的相互作用

中国汉语中包括了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行业语和隐语。网络语言也可以认为是包含了这几个方面。比如上面提到过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还有现在即将说起的方言词，外来词，行业语和隐语。网络语言的基础是文字（不可否认，其中网络语言中包括的声音，图像，视频等资料）所以，网络语言中，无论是方言，还是外来词，都是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现代汉语中的葡萄，咖啡，模特儿，伊妹儿，都是外来音译词，这些物品本身就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伴随着这些物品的传入，他们的名字成为中国汉语的一部分也就理所应当了。

第 2 页（共 10 页）

（一）、网络语言中存在对现代汉语已有词汇的变异

2010年3月5日晚上19点52分58秒，QQ同时在线用户数首次突破1亿。这说明，在这个时候，有100000000人在使用互联网交流，他们使用的文字，就是网络语言。如果此时一个网友给你发来一句话，里面有一个“亲”字，你需要认真研究它的意思。和这些拼音缩写相类似的汉语也有很多，其中“亲”字最为典型。一种情况下，亲是一个动作，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吻，它是以一个动作的名义，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的。“狗狗好可爱呀，亲~”这句话里，主要表达的是小狗可爱之意，后面的亲表达出了说话人对小狗喜爱的程度，这种表达方式比单纯的文字叙述更为生动，更能让读者理解说话人所处情景的情感，让人能觉得到说话人的可爱。“亲~，这个yy真的是超值，不要犹豫了”这句话是经常光顾淘宝的mm们熟知的一句话，其中的“亲”是“亲爱的顾客”的缩写，这样的称呼会让人觉得轻松亲切，又不乏俏皮的意味。说顾客显得彼此之间的距离太远，说亲爱的又不免有些轻佻，用一个“亲”字，即拉近了商家与顾客的距离，又保证了顾客至上的原则，给彼此留出了交流的空间。这种感觉也得益于亲字本身的含义。

首先，亲疏相对，亲字表示亲近，你是我的“亲”，说明你跟我的距离比其他不是“亲”的人距离要更近一些。其次，亲表示有血缘或者婚姻关系的亲属，亲友，这层关系也让人与人之间少了隔膜，第三，亲最直接的意思就是亲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都是我们的亲人。基于这三层意思，亲字无论怎么变形，也不会超出亲近这个范围，这说明，网络语言和社会语言之间存在这必然的联系，但似乎并非事事如此。雷是一种自然现象，是由于下雨时带异性电的两块云相接，空中闪电发出的强大声音，雷还是百家姓之一，俗语中也有“不敢越雷池一步”，喻不敢越出一定的范围，军事中用于爆破的武

第 3 页（共 10 页）器也叫雷，2008年08月26日的一则新闻“男子发誓欠钱被雷劈，话音刚落被雷电击伤？”福清东瀚一男子为赖账，手持铁棍时不惜对天发誓，称如确实欠钱就遭天打雷劈，结果一分钟后就遭雷击，所幸最终经抢救脱离生命危险。在网络语言中，雷则表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看到某种令人惊讶的事物，感觉犹如“被雷击中”一样。无意中看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就会感觉不舒服。其中还以受惊吓得程度分轻伤，中伤，重伤，对某种事物表示奇怪。雷源起于日本漫画，动漫人物被电波打到，受到强烈电波冲击，漫迷看到惊讶的事物时发出此类“强烈电波冲击”的言语,后经简化翻译成“被雷到”。某些时候雷也可以解释成因为事物的某些属性而使看到的人产生无限热爱的一种情况，类似于“一萌必中”。①网络语言中，雷字和自然现象的雷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表达的意思和产生的结果却和雷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词语的精简是网络语言对社会语言变异的另外一种体现。语言的精简都是以语音为基础的，一些词语精简是为了让语言更有趣味，还有一些词语精简是为了隐晦的表达出一些难以言表的意义和看法。上海人会用“十三点”用以形容那些傻里傻气或言行不合常理的人，有时也用来作为取笑、嗅怪或不伤感情的骂人话。网络流行的tmd则是通过甲A赛场红遍全国的京骂“他妈的”，并由此引申出了“tnnd”“nb”“nx”。虽然一直主张者构建文明社会，但是一些社会现象总是让有些人觉得愤慨，与其用实实在在的粗口来抒发这种情感，这种假托与汉语拼音缩写的方式反而更能贴近文明社会的宗旨。网友既表达出了自己的心情，有没有违背社会文明的大方向。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词语，短语在各种输入法中都没有已有词汇与之相对应，想要找出能准确表达此意的词语需要逐字逐词的翻阅寻找，当输入法记住了这个词汇，那么当你下次使用这个词语是，只要输入这些词语的拼音开头，它们就会出现了。这种汉语拼音缩写的产生也是网络文明

第 4 页（共 10 页）的产物。一些敏感词汇，粗俗语言存在在网络中，经常会被管理员屏蔽以此来维持网络的和谐，为了避免自己的言论情感被管理员和谐掉，网友们开始用拼音加字母的方式表达这种愤慨。这种方式比汉字输入更快捷，更方便使用.①这种方式很快被网友运用到生活之中，但是当他们进入生活，就没有了第二层优势，因为说“tmd”这三个字母比“ta ma de”这个词更为拗口，从小被教育要使用文明语言的学生通过网络或他人之口，接受到了这种粗口的委婉表达法，随着年龄的增长，荣辱意识不断增强，对粗口的抗拒更为强烈，加之以新生事物的吸引，这种表达方式很快就在年轻人之间流传开来。使用比较多的，还是国骂“牛x”，“傻x”这种双音节词汇，“tmd”因为过于拗口被自然淘汰了。除了用字母表达，还有用谐音表示tmd的。不管用什么方式，都是将非文明语言文明化的表现。但也必须承认，还是会有小部分学生过早接触电脑，网络这些新科技的产物，接触网络语言，使其思想发生不该有的变化。

（二）、外来音译词在网络语言中占有重要地位

网络语言将一部分外来音译语言简化，形成了新的语言形式，这种形式在现代汉语理论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语法也并不完全正确，但是却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网络语言中，这种简化比较常见的形式就是外来词汇的音译，也就是，用中文形式的英文或者其他语言。比如前几年，网友在告别的时候比较喜欢用3166，88这些数字，3166是将日语中的”再见”（沙扬娜拉，さょぅなら），88比较容易理解，他是英语中bye-bye的音译，但是，这些音译词只有在现代汉语中才能用这些数字表示，在日语中，88读作はさじゅぅはち,英文中则读作eighty eight，无法将再见用如此简单的数字表达，但是网友们也有自己的办法，将这种看似复杂的语言压缩精炼。比如他们有时候会说 ①“雷人”==“被雷到了”----关于“雷”的来历：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9ebe570100ec02.html

第 5 页（共 10 页）“R U O K？”就表示英文中“are you ok？”意为“你还好吗？”，还有“FT”表示英文中”晕（faint）”的意思。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词汇是“pk”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网络游戏之中，指玩家相互战斗的模式，是player killing的缩写，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栏目中用pk一词来表示两个待定者最后一战。这个平台，让pk这个网络游戏词汇为更多人所熟知。这些无论是数字的表达或者是字母的表达都是为了使语言变得简单，也让语言变得更有趣味性，细心思考一下就能明白其中的含义，让使用者和接受者都能感受到交流的乐趣。与之类似的还有06年超级女声几个选手歌迷团的名字，何洁的歌迷自称为“河粉”，河粉是是中国广东、广西和东南亚一带常见的一种小吃主料，这里则代指“Hejie’s fans”两个词语或短语都是名词，这样表达既有深意，又显得亲切。

（三）、网络语言在社会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了新词汇

2010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冯巩将“雷锋的传人”解释为“雷人”，只为博观众一笑。网络语言中也有为现代汉语的已有词汇赋予新意义的词语。一些新出现的词在网络产生之前并没有包含特别丰富的含义，但随着网络产生，这个词汇的使用频率不断增加，一种甚至集中新的意义就随之逐渐产生，为大多数网友所接受，而且在社会生活中的出现频率也不断增加，还在一定人群中代替了先于此词产生的非网络语言，成为网民交流中影响深远的语言文字之一。“百度”一词是这种现象最具体的表现。“百度”最初的意思是取自辛弃疾《青玉案 元夕》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①这里的意思是寻找意中人，这句词的意义是说为了自己定下的目标不懈努力，用心寻找，而百度作为搜索引擎，其职能就是在众多网络中寻找网友需要的有用信息，两者的意思如出一辙。2000年，百度公司用此域名注册了?fr=ala0_1_1

第 7 页（共 10 页）有紫色的，有雪白的，还有血红血红的，这便是“湘妃竹”，所以当网友输人bz或者banzhu的时候两种输入法就会输出”斑竹”字样，为了追求速度，网友们也没有认真的去查找对应的正确书写，便用此两字代替。渐渐地，斑竹成为了版主的替身，不用做过多的解释，大家都知道“斑竹”的所指，接受了它约定俗成的意义。因为版主担任论坛里最重的工作，而且通常来讲，版主是没有工资的，所以说，用斑竹来代替版主也以一种比喻的手法生动形象地体现了版主的辛苦和委屈。被智能abc和微软全拼“误会”网络语言还有“sf”这个词。Sf代表的是沙发一词。沙发是一个外来音译词，本意是装有弹簧或厚垫的靠背椅，两边有扶手。沙发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古埃及，但真正意义的软包沙发则出现于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网络语言中沙发的意思是误读中产生的。当楼主或版主在论坛中发表帖子的时候，第一个回复的人被称作占了“沙发”。Bbs中，发帖的楼主和回帖的“住户”构成了楼状的对话窗口，这座楼里第一层是发表帖子的楼主，第二层就是第一个回复的人，第二层的英文表达方式是second floor，缩写就是sf，和沙发sofa的发音接近而得名；还有一种意思是表示对网友回帖速度快的感叹，so fast，so fast，也和沙发sofa发音接近，因此得名。当时正好在mop兴起了”抢楼”风，起初是抢百楼等，抢楼的时候因为也需要随便说句什么，也有用“搬个沙发”等等这种词来抢楼的。后来其中兴起了一种“抢1楼”的风气，就是第一个回复（主要原因是mop当时的页面是不会刷新的，所以除非自己手动刷新正好看到一个新帖，不然有了新帖不会被马上看到，所以能抢到第一个回复会被认为“运气很好”）。抢楼的时候如果说的太多，楼就会给别人抢走，所以往往抢1楼就只用1、2个字，所以慢慢“搬个沙发”等等的话就被简写“沙发”，甚至被简写为“SF”（沙发的首字母拼音，也是对自己

第 8 页（共 10 页）so fast的自豪表达）。而把抢到第一楼的行为称为“沙发被我坐了”简称“坐沙发”。2楼就是“板凳”3楼就是“地板”。①

网络语言是网络词汇和网络文化同时构成了，除了上面提到的词语文字，还有更多文化方面值得关注。2009年7月的某一天，一个网友在bbs上发表了一张非主流男子吃面的视频照，旁边标注的“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一句话在网上迅速流传起来，之后任何复制过这句话的网友都被称作“寂寞党”“哥”和“寂寞”这两个词开始无限被运用，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大明星小沈阳演唱了一首网络歌曲《我只是个传说》的歌词，就来源于此。寂寞一词的本意是表示冷清孤单人的形容词，这里则表示了一种生存状态，不少人还有乐在其中的感觉。网络文化之所以会有寂寞一词出现，是因为现代人生活节奏过快，互联网的产生让地球变小了，人与身边的人交流反而少了，年轻男女开始过上了“宅”的生活，有些人忙于工作，有些人沉迷于网络，他们开始脱离群体而独立存在。因为缺少感情的沟通使人产生了孤独感和寂寞之情，这种感情被某一个人公开，马上就能得到很多人的回应，这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也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曝光。还有一些网络语言是对社会现象的嘲弄。

网友称“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是中国武学的三大大顶③尖绝学。广州电视台采访一位市民对艳照门的看法，谁知这位路人说：“关我鸟事，我是出来打酱油的。”此语一出便在网络开始流传，现在确实是有不少的人，对社会的发展，发生在身边的事件和他人的生活活动都变得淡漠，缺少对于公众事件的参与激情，遇事总是“打打酱油”，不愿发表自己的看法，可是想到网络上不断被和谐的言语，以及管理员“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工作宗旨，还有什么可说呢？与其嘲笑酱油党冷漠，不如说说自由；“俯卧撑”与 ③沙发：百度百科.http:///s?tn=yxmaomao_pg&bs=%B0%DF%D6%F1&f=8&wd=%C9%B3%B7%A2

第 9 页（共 10 页）之类似，贵州省公安厅发言人王兴正关于李树芬之死的介绍时解释自己只是来做俯卧撑的。俯卧撑一词在中国民间俗语中有“性行为”的比喻义，王兴正的“俯卧撑”一说在当时的情境下缺乏合理的逻辑依据。因此，许多网民怀疑瓮安事件另有内情，然而，鉴于官方当前的态度，网民无法继续公开讨论此事，于是就用“俯卧撑”来戏谑，以表达内心的不满。

网络是一个开阔的交流平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发言权，网络语言一起开放，自由的特点是迅速为青年人所接受。因此，网络的语境就更为自由。网络的匿名方式使得网民说话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开放，一些人看到的事件的另外一面马上就能以文字的形式展现到更多人的面前，让人对社会事实有了更全面的分析，更透彻的理解。

参考文献：

【１】于根元.网络语言概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２】胡洪显 郑巧斐.规范青少年网络用语的思考.2009.5 【３】钢铁.怎样看待新的网络语言.文汇报.2006-6-27 【４】屈卫群，张怡，羌丽，钱娟.网络语言规范性的调查与分析.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9.1 【５】张研.网络语言直社会语言学视角探微.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8.9 【６】黄晓斌，余双双.网络用语对信息交流的影响.理论与探究.2007.3 【７】蒋原伦.网络聊天的语用和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63-68 【８】韩梅.网络用语的文化现象透析.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 【９】浅探网络用语——以年轻人用于为中心.申亮.新那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

第 10 页（共 10 页）

2.社会语言学语言接触 篇二

一、语言的融合

同一个人群在不同场合分别使用两种语言,就叫“双语制”。说不同语言的社会集团,混居在一起,共同生活来往,往往使得说一种语言的人在某些场合有必要说另一种占优势的语言。这样这些人就掌握了两种语言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两种语言在同一地区流通,往往有一种占优势,另一种则处于劣势,双语制多存在于使用劣势语言的人们之中。占优势的语言主要是靠行政手段、教育、商业贸易、甚至宗教等得以推行,例如18世纪清政府在今湘西一带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之后,汉族和土家族混居在一起,打官司、做生意、上学校都要用汉语,土家语只局限在家庭中使用。当然“双语制”是语言融合过程的一种表现,如果失去了共存的条件,“双语制”也可能解体,仍然只用本族语,例如元朝蒙古人散居各府州县,有许多蒙古人也学会了汉语。但元朝被推翻后,许多蒙古人又回到原来的聚居地,“双语制”也就不再存在。

语言的替换也叫“同化”,是语言融合的结果,两种语言经过融合,弱势语言被优势语言替换。这时,说弱势语言的社会集团全部或大部采用优势语言进行交际,优势语言继续按着自己的规律发展,只在弱势语言中吸取若干成分,弱势语言因而消失。

语言替换(同化)有不同的性质。

如果征服者人口众多,以其雄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力量迫使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长期的稳定的统治。说这两种语言的人民长期杂居,组成一个统一的社会,这时被征服者的语言往往被消灭。但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语言融合在一起,并不总是征服者的语言占据优势。历史上有过被征服者的民族的语言反而同化了征服者的语言的事实。这时融合的过程和性质都有所不同,本来长期处于同一地区同一国家的各个民族之间经常交往,互相学习语言,少数民族向人口占多数、文化较先进、经济比较发达的民族的语言学习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满族在建立清王朝之初,出于统治全国特别是汉族人民的需要,曾提倡八旗子弟学习汉语汉文,但是不久就发现散居在各地的满人很少用满语交际也不愿学习满文,满语因而有被汉语替换的趋势,于是又极力主张八旗子弟必须学习满语满文,但这一规定并无成效。到后来只有少数满族人会满语,精通满语的就更少了。而许多满族人却用汉文同样写出了光辉的著作,对祖国文化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语言也对汉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然,这样的融合是比较自然的,较少痛苦的,即使民族的融合过程完成,也不一定导致语言的融合。

二、语言间的借用

语言借用是指一种语言从其他语言吸取某些语言要素的过程。从别的语言吸取借词,是语言扩大词汇的重要方式。任何一种语言都要从别的语言借入一些词语。借入的词与本族固有的词的区别是,本族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为人们所知的最早的阶段,而外来词则总是可以找到借入的途径。例如“苜蓿”“葡萄”等虽然从字形上看已经和“芦苇”“蔷薇”等没有什么区别,但它们仍是借词,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逐步从西域诸国各族语言中借来的。

语言间的借用是使用各种语言的不同社会集团互相交往的结果,各个社会集团,在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密切交往,往往产生语言中借用词语的必要和可能。汉族从汉朝开始通往西域诸国,以后又经由“丝绸之路”同中亚、南亚(以至非洲、欧洲)各个民族开展贸易。这样,一方面从各民族借入了大量的词语,除“苜蓿”“葡萄”外还有“玻璃”“琉璃”“琵琶”“刹那”“菩萨”“塔”“尼”等;另外一方面汉语也向其他语言输出了一些相应的词语,如“丝”,英语叫silk,希腊语叫做seres,瑞典语、丹麦语叫做silke,立陶宛叫做szikai.,都是从汉语借去的,茶也是如此,英语中各种茶叶的名称都来自汉语,如tea(茶叶)、souchong(小毛尖)、pekoe(香红茶)、hyson(熙红茶)、congou(二尖茶)等都是从汉语借入的。其他还有如“瓷器”(china)等也对世界各族语言普遍产生影响。

但是真正的大量借用在古代还往往由于政治统治、军事占领等原因,说各种语言的社会集团共处于一个国家之内,他们的密切联系使得语言的借用大量产生。这一点英语表现得最明显,人们甚至可以靠研究某些借词进入英语的情况来追溯说英语的人民的历史。

不列颠原来居住着凯尔特人,公元5世纪以后说日耳曼方言的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人侵入该地。他们用武力完全征服了凯尔特人。新统治者们以日耳曼方言为基础发展成了古英语,其中带来了大量的拉丁语借词,而凯尔特语的影响反而更少。本来英语“牛”和“牛肉”都是ox,“猪”和“猪肉”都是pig,“羊”和“羊肉”都是sheep,宰ox(牛)吃(牛肉),宰pig(猪)吃pig(猪肉),宰羊吃sheep,但是ox送到诺尔曼人桌上则是beef(boeuf),pig则是pork(porc),sheep则是mutton,这beef、pork、mutton就是来自于法兰西语,现在已经成了英语中分别表示牛肉、猪肉、羊肉的名称了。

许多语言也从文化程度高的语言借入科学技术词语。

但是从整体情况来看,还是不能夸大语言中借词的作用,有人曾经统计英语200000个常用词大约五分之三是借自各种语言,但在500个最常用的词中则仅仅七分之二是借词,本族词的频率往往高于借词的单项统计。

三、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在词组上的相互借用

汉族在历史上就与各兄弟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交往密切,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因为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更为先进,所以各兄弟民族都从汉语中吸取大量的借词,这样的借词源远流长,有许多已经成为各民族语言的基本词。例如维吾尔语:Joza(桌子)jangza(庄子)su(书)gongsi(公事)laza(辣子)say(菜)gangpan(午饭)qay(茶)yangyu(洋芋)。

当然,各少数民族语言对于丰富汉语词汇也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以蒙古语为例,如“褡裢”借自蒙古语[takalimpa][tailimp],“蘑菇”借自蒙古语[moku][moik],“胡同”借自蒙古[xwttwk](水井),“哈巴(狗)”则借自[xapa]。有的作为根词还产生了大量的派生词。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地名更是大量地进入现代汉语,来自蒙古语的如“包头”(有雄鹿),“巴彦诺尔”(富饶的湖),“呼和浩特”“西拉木伦”以及一些混合词,如“乌粱素海”“哈喇沁沟”“锡林南路”“紫敖包”等。其他如“齐齐哈尔”“哈尔滨”“佳木斯”“腾冲”“拉萨”“珠穆朗玛”“乌鲁木齐”“吐鲁番”等都是来自各兄弟民族语言的借词。

参考文献

[1]杨凌.现代哈萨克语结构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

[2]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3]古丽海夏.哈萨克语俄语借词的语音及拼写规则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0.

[4]金锡永.现代汉语外来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D].复旦大学,2011.

[5]仲崇峰.哈萨克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9.

3.民族语言接触与内蒙古地名 篇三

关键词：语言接触；地名变迁；结构特征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010-04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指不同族群由于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交往引起的语言接触关系。世界上的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特别是在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或地区，各民族语言总是要发生不同程度的接触。多民族聚居的内蒙古自治区位于我国北部边疆，自古以来就是农牧交错地带，是北方民族游牧文化与中原汉族农耕文化交融、碰撞的前沿阵地。从语言接触角度来看，内蒙古北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的俄罗斯语、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蒙古语，南与汉藏语系汉语的东北官话（嫩克片、长锦片）、北京官话（朝峰、怀承片）、兰银官话（河西、银吴片）以及晋语方言（张呼、大包片）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赤峰地区因地理位置独特，民族语言间的接触也更具特点。该地区蒙古语各分支土语较多，分布最广的是北部的巴林土语、南部的喀喇沁土语，东部、西部还分别受到科尔沁土语、察哈尔土语的影响。当地汉语属于北京官话朝峰片，实则为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的过渡方言，兼具两个官话大区的特点[1]。复杂的语言接触环境使赤峰地区的地名也别具特色，充满地方色彩。

一、赤峰地区的民族语言接触

赤峰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处在蒙古高原向辽河平原过渡地带的赤峰地区（广义的赤峰地区，包含今赤峰市、辽宁省朝阳市及河北省承德市部分地区）又被称为辽西文化区、红山文化区，恰好位于农牧过渡带，属于北京官话区朝峰片（朝阳-赤峰），是农牧交错的内蒙古地区一个生动的缩影。

秦汉以来，有史记载的匈奴、鲜卑、乌桓、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狩猎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曾长期活跃在这片土地上，并与关内汉族人民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联系。尤其是12世纪蒙元（1206-1368）以来的蒙古族诸部落，伴随着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军事活动，从蒙古高原腹地徙居这片辽朝故地，800年来一直在此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生活。蒙古统治者广建分封，也曾效法中原，在此地区建立城郭（如今翁牛特旗境内元代全宁路古城遗址），城内都建有文庙。1368年，蒙古势力退出中原，明蒙在长城沿线对峙200余年。蒙汉民族历史上的接触，给赤峰地区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打上了鲜明烙印。

17世纪初，女真（满洲）族爱新国（后金、清）兴起于东北一隅的白山黑水之间，自东向西先后绥服漠南蒙古诸部，使今天赤峰、通辽、兴安地区成为满洲统治者经略中原的重要侧翼。清朝建立政权后，统治者在蒙古原有部落基础上，在今辽西赤峰地区北部置昭乌达盟（8部11旗）、南部置卓索图盟（2部5旗）管理当地蒙民；在大兴安岭以东以南的嫩江流域、西辽河流域的广袤地带建哲里木盟（4部10旗）。有清一代，针对东三盟实行的13个“备指额驸”旗中，有8个分布在赤峰（昭卓盟）地区，200余位清皇室女子下嫁此地[2]，带来了大量满汉随从人员，其后代繁衍日盛，形成了多个满族聚居村屯。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开放蒙禁”的政策，大批关内冀、鲁、晋、陕破产贫苦汉族流民涌入蒙古地区，毗邻汉地的昭卓二盟各旗自然成了接纳汉族移民的第一站，持续一个世纪的移民潮形成了汉族进入赤峰草原的高潮，也最终奠定了赤峰地区蒙古、满、汉等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可以说，始于蒙元时期的多民族融合，加之有清一代近300年的统治，促进了蒙古、汉、满等多民族的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形成了赤峰地区具有地方特色的汉语北京官话区朝赤片语言文化。

始于晚清的移民潮，使汉族移民人口激增，反超蒙古等土著民族，并且深刻地影响了赤峰地区蒙古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长期的蒙汉杂居过程中，汉语及汉文化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要语言和主流文化，社会影响不断加大。蒙汉语言接触带来的语言兼用、语言转用乃至语言濒危等现象也随之出现，这些变化都直接反映在地名的变化过程中。

二、赤峰地区地名的类别

赤峰地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以汉族为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区。在地名上也体现了多民族特色。赤峰地区蒙古语地名约有6500多条，满语地名11条，藏语地名33条，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朝鲜及其他民族语言地名[3]。其中蒙古语地名约占一半，也最能体现蒙汉两种语言接触交融的特色。本地区蒙古语地名据其来源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一）自然地理类

以自然地理特征命名，反映了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生产方式。这种现象遍布世界各国蒙古族主要聚居区。如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首都埃利斯塔，其实就是蒙古语elesütei（荒漠之地）之音译[4]，经过卫拉特蒙古语—俄语—汉语的音转，出现了蒙古语地名的异写。

在传统的蒙古语地名中，十之六七是以山川地势、水源情况和动植物分布为主要内容的地名。

如以山川地势命名的乌兰哈达，“乌兰”意为“赭红色”，“哈达”意为“山峰”，“乌兰哈达”意即“红岩”、“红石头砬子”。这个名字本是今天赤峰市的蒙古语名字（ulaanxada xota）音写，因今天赤峰市区东面的一座山体呈赭红色的红山而得名。所谓“赤峰”即汉语“红石头砬子”的书面表达，是蒙古语词的意译。时至今日，所有的蒙古文公文、牌匾中提到“赤峰市”，一直都是用其本名“乌兰哈达市”（ulaanxada xota）。乌兰哈达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发展成为东蒙古地区的一个繁华市镇。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设赤峰县，管理汉族流民事务，“赤峰”遂见于史册。

同类的地名还有长干池楼（ aan iluu，白石头）、韩杞柳（hana iluu，峭壁）、毛荆坝（moji yin daba，省界山）、大波洛沟（yexe boro jaba大青沟）、[5]哈达英格（hada enger，山的前怀）、白音胡舒（富饶的山嘴子；bayan，常作“白音”、“巴彦”等，均为富饶的意思）、巴彦塔拉（富饶的原野）、三星他拉（sa i yin tala规范写法作“赛沁塔拉”；tala，常作“塔拉”，意为原野）等不一而足。

以水源命名的有柴达木（沼泽地）、乌素台洼（水洼地）、赛呼都格（好井）、阿日宝力格（[山]后的泉水）、乌敦套海（柳树湾子，toxoi套海即河湾）、白音套海、查干沐沦（白河）、乃林皋（窄河）、巴彦高勒（富河，皋、高勒同为蒙古语gol即河的音写）、益和诺尔（大湖）、谢日淖尔（黄水泡子，诺尔、诺日、淖尔naur即湖泊）、白音波罗（bayan bula，富饶的泉水）、土门（众小河汇流处）。

以山、水特征命名的地名稳定性较强，轻易不会变动。

以动植物为特征命名的如海拉苏（xailasu榆柳成荫之地）、德日苏（deresü芨芨草），海力吐（xalitu有旱獭子的地方）、驿马吐（imaatu，有羊群的地方）、嘎海沟（野猪沟，axai意为猪）、八代沟（bars-tai uu，老虎沟，bars意为老虎）。

（二）宗教语言类

1578年，喇嘛教（藏传佛教格鲁派）经漠南蒙古土默特部传入蒙古地区。清朝建立后，历朝皇帝都大力扶持喇嘛教，广修庙宇，借以拉近满、蒙、藏的关系。所以在内蒙古地名上也体现了独特的宗教特色。“苏木（莫）”süme，意为寺庙、古刹。“召”意为喇嘛教召庙。如：罕苏木（han süme皇帝家庙）、阿鲁召（[山]后的庙）、新苏莫苏木（即新庙苏木；苏木sumu是清代的佐，是旗的基层组织，现在相当于乡镇级行政区划名）、十三敖包镇、索博日嘎镇（subura[佛]塔）、八里罕镇（burhan，佛爷）、喇嘛仓村（lama yin sang ail，喇嘛仓）、喇嘛蒿村、甘珠庙村（甘珠，即佛经《甘珠尔》anjuur）等。

（三）氏族聚落类

在地名中，反映氏族、部落聚居的情况并不多（内蒙古各盟旗地名除外），它们多数可能源自外来迁徙汉族流民对蒙古族聚居区的称呼，后便约定俗成，定为地名。如：蒙古营子、达子村（鞑子村）、新艾里（新村）、道伦百姓（doloan baising）、八家村（原名naiman er奈曼格尔，八户人家之意）、王爷府村（原名“诺颜号绕艾勒”noyan horoa ail，直接汉译为“王爷府村”）、南他卜营子（emune tabunang ail，原作“南塔布囊艾勒”，意为“南面的驸马营子”，蒙古语“塔布囊”为驸马；规范写法应为“南塔布囊营子”）、美林镇（meirin，梅林，清代蒙旗职官名）、台吉营子（台吉，即太子的蒙古语发音，清朝成为爵名）。

三、语言接触对赤峰地区地名的影响

本地区蒙古语地名的演变直接体现了蒙古语、汉语两种语言接触的特点。

（一）蒙汉合璧式地名

即地名中掺入了汉语元素，出现了双语合璧的复式地名。蒙汉合璧式地名约占所有蒙古语地名的一半，其中“意译+音译”类型较多。如，冬不冷（jün bulung，东湾，“冬”实为“东”之误；“不冷”多作布朗、包冷）、大白音坝（“白音坝”意为富饶的山梁）、青哈达村、南他卜营子村。这类地名往往在通名前加限定词以示区别。如，为了区别不同的他卜营子村，就有了南他卜营子村。用什么样的限定词往往与地理位置、地形、规模大小等因素相关。通过这样的地名，也可以看出早期人类迁徙、定居的历史轨迹和聚落之间的派生关系[6]。在此不得不提到巴林右旗政府所在地“大板”镇。外地人初见此地名，会感到十分好奇，巴林草原上为何也有一个跟日本大城市“大阪”（日语读osaka）写法、读音如此相近的小镇？然而，此“大板”非彼“大阪”。其实，“大板”就是蒙汉合璧式地名中最典型的“意译+音译”地名。“大板”蒙古语读做yehe baising，yehe为“大”，baising多指汉式住宅，合起来就是“大房子”（内蒙古西部地区一般音写作“某某板”或“某某板升”）。因此地屋舍众多、街巷繁华，所以在蒙古民间有了yehe baising的说法，转成汉语省音作“大板”。

（二）音转地名

即在地名音译上出现了转移，其原因可能是汉族对蒙古语口音把握不确切，以讹传讹所致。由于移民关外的汉族流民多数是破产农民，文化水平有限，因而在谐音用字上没有翻译出蒙古语地名的本意。出现音转、异译的地名并不多，约占十分之一。由于音转用的汉字往往偏离原名，所以有些地名复原出现不确定性，为国家的地名标准化工作带来难度。如馒头敖包，其实是玛尼图敖包（manitu obuga）的音转，意为“念摩尼经祭祀的石头堆”，其本意与干粮、乃至农作物都无关。大梁沟，是达楞沟的音转，“达楞”汉译为“山坡”。玻璃沟门是“宝力格沟门”的音转，“宝力格”汉译为“泉水”，与玻璃、琉璃也没有任何联系，“沟门”则完全是汉语对地表特征的描述。土门营子中的“土门”本是tümen的音写，意为“众河汇流之处”，但初见者恐怕难以将“土门”二字与小河相联系。像毛山东（magu angda，来水不旺的津水井，与姓氏、籍贯没关系）、韩杞柳（xana ilau，正确写法应该是哈那朝鲁，译为“峭壁”，与姓氏、树木没有关系）、长干池楼（长干池楼不是楼，其实是 agan ilau，规范写法应该是查干朝鲁，意思是“白石头”）、乃林皋（“窄河”，nairin ol，通常记为乃林郭勒、或蒙汉合璧式的乃林河）、八代沟（bar-tai uu，“老虎沟，老虎出没的地方”，规范译音应为巴日太沟）、白音波罗（bayan bula，“富饶的泉水”，规范写法应为白音宝力格）、荞麦塔拉（ ino_a yin tala，狼出没的草甸子）等音转则属于比较极端的个例。

出现音转地名是由于蒙古语、汉语的语音差异。如[r]与汉语拼音l不分，造成记音不准。蒙古语的[r]与汉语拼音方案的r（日）对应，但是并不相同。二者区别在于，前者是舌尖颤音，呼出气流是舌尖颤抖；后者是舌尖前硬腭浊擦音，并不颤抖。而汉语为母语者通常不容易发出标准的舌尖颤音，所以在音写时往往出现异写，记成汉语拼音方案中的l。例如，八楞罐实则是barun ar“巴润嘎日”的异写，译为“右翼”，而不是什么八棱（léng）罐子。还有宁城县柏林营子村的记名也属于上述情况。该地原名是baarin ail，baarin即“要塞、哨所”，汉语通常写作“巴林”（与赤峰市巴林左右两旗的名字一样）。本来写成“林”就属于记音不确切，再加上一个“柏”字，倘若读成bi，让不明其意的人有了其他的联想。倘若读成bó，就与德国首都柏林的汉语读音相同。有时还会出现省音现象。在八楞罐这个音写中，就出现了[r]脱落现象，用字也让人产生其他联想，并不是说该地盛产盛水的罐子。同样出现省音现象的还有“皋”，如玉田皋、乃林皋、长皋等，其正确的音写因该是“郭勒”ol。这样的地名，除非查阅档案、地名志，否则后人难以得知其本意，遑论地名标准化或向国外译介。

（三）完全汉译

所谓完全汉译，是指将原有的蒙古语地名按其字面意思直译或意译成汉语。如平泉县马泉子，原名毛仁布拉格（morin bula），意为“饮马的泉水”，而汉语直接译做“马泉子”。乌丹镇的命名就属于完全汉译的典型。今翁牛特旗人民政府所在地乌丹镇，蒙古语原名是boroxota，蒙文名音写为“宝日浩特”，译成汉语为“紫城”。为避“紫禁城”之讳更名为“乌丹”。之所以叫乌丹，是因为“乌”为黑，“丹”为红，两色相和即为紫色。在翁牛特旗，用“紫城”命名的事物繁多，如本旗最早的中心广场“紫城广场”，“紫城街道办事处”等。汉语“紫城”或“乌丹”，对于初到本旗的汉族而言，这样的地名可能便于记忆，更为上口。

再看内蒙古全区，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xexot），译为汉语即“青城”，市内亦有青城公园、青城巷、青城时代广场等许多占“青城”二字的名字。一个地方出现两种语言的两个甚至几个名字，即是两个民族在语言接触过程中的产物。然而不论是紫城还是呼市，在翁旗人心中，紫城即乌丹，乌丹即我家；在内蒙人心中，青城即呼市，呼市即首府。

（四）摒弃旧名

所谓摒弃旧名，是指整个词全部汉化，或弃之不用，另取别名，但同原来的蒙古语词依然有某种联系。摒弃旧名，多是由于政权更迭、行政区划调整等政治因素造成的。今天赤峰市名字的翻译，就属于摒弃旧名的情况。1983年，今赤峰市前身昭乌达盟（盟行政公署驻赤峰县级市）经国务院批准，撤盟建市，改称赤峰市。“赤峰”之名实际是上文提到的最早出现的蒙古语地名“乌兰哈达”的汉译，是用盟政府所在地赤峰县（市）的名字代指全盟，并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在蒙古人族口最为稠密、民族文化积淀最为深厚、民智开启最早的、思想最为激越的东蒙地区，这种更名方式还是颇具争议的。“昭乌达”系蒙古语词jagu uda[7]的音转。“昭”是数词，意即“百”，用作概数表示众多；“乌达”意为“柳树”。所以“昭乌达”即“百柳”、“柳树成荫的地方”[8]。昭乌达盟及其名称已经成为历史，不复出现。但与该词汉意“百柳”相关的概念却屡见不鲜。如，在赤峰市区现在就有以“百柳”命名的大型商场——百柳购物中心，该商厦门脸上的蒙古文对译为juuuda baraga hudaldun abhu tub，直译即“昭乌达购物中心”。再如，赤峰市委宣传部主管、市文联主办的文学刊物《百柳》，创刊三十余年，至今仍活跃在本乡文化战线上。

地名词汇是语言的一部分，它不仅反映出该地名所指的地区的一些地表特征、人地关系，而且还带有操该语言的群体对该地区的或积极或消极的文化心态。综观全国民族地区，用带有民族歧视、封建压迫色彩的汉语名字为边地城镇命名、代替原有民族语传统地名，以示该地属民臣服中央政权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古已有之。在新疆解放前，通称乌鲁木齐为“迪化”。在1954年，蒙绥合并之前，呼和浩特一度被称作“归化城”“绥远城”“归绥”。正如札奇斯钦所说：“不论归化也好、还是绥远也好、归绥也好，都是有民族歧视，是一个强大民族，压迫另一民族的名称。”[9]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带有旧社会封建压迫、民族歧视色彩的地名换成新名，寄予新的内涵。如1966年，将喀喇沁旗政府所在地公爷府更名为锦山镇（意思是锦绣河山）。将王爷地村改为解放地村。五十年代，将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达（鞑）子营村、达子井村分别改名为大营子村、团结营子村。不同民族语言发生接触中，地名的谐音用字对民族文化心态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多民族聚居区的地名，更多体现了当地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化特色，反映出该地民族人口比例的变化和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地名即是一例。由于汉语及汉文化逐渐成为赤峰地区（尤其是接近内地的南部旗县）的主要语言和主流文化，导致当地地名出现了蒙汉合璧、汉语音转、完全汉译、摒弃旧名等不同程度的变化。

注 释：

为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等权利，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类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发文、证章、牌匾以及商标等，使用当地通用的民族文字和汉文。

其匾额写作juu，此写法值得商榷，因与本文关联不大，故不做进一步展开讨论。

经康雍乾三朝，直至18世纪中期，清军攻灭准噶尔蒙古汗国，西域局势基本稳定，乾隆帝命名西域地区为“新疆”，意为“新开辟的疆土”；在乌鲁木齐地区设“迪化府”，意为“启迪教化，遵王从主”。

1581年（明万历三年），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建成库库和屯（即呼和浩特），是为呼和浩特旧城，明朝政府命名“归化”，意为“归顺朝廷，接受教化”。

17世纪末，清朝因对准噶尔汗国战备需要，在旧城东北新建一座军事驻防城，命名为绥远，意即“绥靖远方，安定边陲”。随着人口的增殖、城市的扩大，二城逐渐合二为一，被称作“归绥”。

参考文献：

〔1〕熊正辉，等.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M].商务印书馆，2012.

〔2〕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M].故宫出版社，2013.

〔3〕王凤隆.赤峰市地名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4〕满琳.土尔扈特女儿[M].北京：中国农村读物出版社，2004.286.

〔5〕宝玉柱.蒙古语喀喇沁土语社会语言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王凤隆.赤峰市地名志[M].蒙汉辞典[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6〕宝玉柱.蒙古语喀喇沁土语社会语言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7〕王凤隆.清代昭乌达盟盟长之印[A].赤峰市地名志[C].795.

〔8〕李俊义，李树新.内蒙古盟旗名称研究[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75.

〔9〕札奇斯钦.一个蒙古老人的回忆：札奇斯钦口述历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30.

4.社会语言学读书报告 篇四

《社会语言学》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它研究社会的各个层面对语言运用的影响，包含文化准则、社会规范或情境。重点研究语言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从中也发现科研成果向社会应用转化的途径，为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贡献。

该课程将讲授相关理论，并以详细的案例示范来表明有关理论或实际问题是怎样通过使用适当的研究方法来解决的。介绍社会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了解社会科学的特性，明确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及相关的实践教学。

语言认同要求了解语言对社会结构、家庭制度的反映表现及语言认同的价值。语言的认同性与文化心理英文的Identity这个词通常有两个含义: 1)指人的身份;2)一致。这两种意思都是相对静态的、名词性的概念, 是指人通过一定方式获得的生理、社会、心理特征;如果考虑人类获得这一特征的过程,“Identity”这个词其实还有相对动态的动词性的含义,即认同。名词性的身份或一致与动词性的认同实际上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前者强调选择的结果, 后者强调选择的过程, 两者相辅相承,缺一不可。

本文所说的语言认同实际上同时包含着动态与静态两个方面。但本文论述的重点在其动态方面, 故称之为语言认同。如果把语言认同看成是受各种各样因素制约的人为选择,那么, 这种选择应该包括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两个方面。而且, 它的认同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必须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完成。语言认同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趋同现象, 它与文化心理的认同程度成正向关系。语言身份的相似度越高, 文化心理的认同度也就愈高。当语言成为重现或追溯民族文化最直接的方式时, 它就不再单单是一种交际的工具, 而变成了文化的象征, 具有了文化身份, 使用一种语言, 就是选择了一种文化, 并以这种文化身份存在。这种共同的语言身份特征,将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链接在一起, 使他们即使处在异地他乡也能得到社会的归属感和心理的慰藉。语言认同的语境可以分为两大类: 社团语言环境和个人交际环境。社团语言环境, 是指由特定目的及言语特色形成的社会群体环境, 包括处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某个民族语言环境, 和同一语言内部地域方言和行业语言环境。从共性的社会语言交流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的身份。社团语言注重该群体的共性身份, 其成员通常会主动地接受这种语言身份,从而与其他成员一起形成文化、心理的共鸣, 确立其文化地位。

个人交际环境指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共同语交流的环境, 个人交际注重语言的殊性身份, 从而受到交际话题、言语基调(包括语气、情态、称呼)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语言认同放在这两种语言交际环境中加以考察。

一、社团语境下的语言认同

我们这里讨论的社团语境(speech community)是指人类语言交际中的一个具体的交际系统, 即同一语言系统内的语言社团、方言社团和行业社团。(一)同一语言系统内的语言认同

长期在外工作、学习、或生活过的人都有这样一种经历, 当他或她在工作、生活中突然间听到熟悉的家乡口音时, 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欣喜, 一种亲切的感受油然而生, 这就是一种语言心理的认同。这种心理认同因语境不同而有程度差异: 如果生家乡的地方, 相邻言语社团的话音同样能引起共鸣。

一个西安人长期生活在说广州话的环境中, 即使遇到河南人、甘肃人、新疆人都可能相互称呼老乡, 同样, 一个福州人如果长期生活在沈阳而又没有满足他或她说母语的愿望, 即便是偶然碰到广州人、厦门人也会感到亲切的。当然, 如果能有与相同言语社团的人一起叙旧的机会, 那他就不会首选与相邻语言社团的人交谈。中国各个高校差不多都有同乡会, 同乡会有以省级为单位的, 如山东同乡会、河北同乡会、山西同乡会等等;有以县市级为单位的, 如烟台同乡会、聊城同乡会、临沂同乡会、曲阜同乡会等等。以什么为单位, 不仅取决于会员的数量, 而且取决于是否持同样的社团话语。相同言语社团的人总是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如果我们把同一个省区或大的行政区(在中国, 行政区的划分, 尤其是大行政区的划分, 往往与话语社团的语言密不可分)的人称作大同乡,把小的行政区的人叫做小同乡,那么可以看出: 在交际过程中, 就交际者的心理期待值而言, 说相同话语的小同乡的语言认同度比说相邻话语 大同乡的语言认同度要高。也就是说一种语言内部的身份认同是有层级性的, 语言身份与言语社团的大小成反向关系:同一语言内部言语社团越小,交际时人的文化心理认同感越强。20世纪60年代, 甘伯兹(Gumperz 1966)曾在挪威的一个小镇作过一项调查研究。发现那里的居民使用两种方言: Ranamal 和Bokmal。前者是地方话, 后者是挪威北部的标准语。对外地人来说,单从语言形式上很难区分这两种方言,但是当地人却很容易区分。

通过研究和观察,甘伯兹认为当地人能区分这两种方言, 与这个小镇的社会结构层次有关。这个小镇存在三种不同的交际网: 当地出生的工人以亲属关系的网络连接在一起;从城市移民来的企业主的关系网络遍及挪威;中间层次的商人, 处于这两个网络之间。甘伯兹将这些关系网络分为封闭网络和开放的网络两种类型。他认为那里的工人处于封闭网络中, 后两处于开放的网络中。封闭网络与本地话相联系, 说本地话含有明显的社会意义,强调本地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体现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语言身份阻隔;开放网络则与标准语有联系,强调地域文化的共同性, 体现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语言身份认同。在这个开放的网络中, 其语言交际的社区范围大, 参与的人数相对较多, 而且复杂,这时认同度的形成只能靠共同语(标准语), 认同程度相对也低;在这个开放的网络中也存在很多个封闭的网络, 这些封闭的网络言语交际社区范围小, 人群集中、单一, 当处于开放的网络之中时, 他们很容易辨认出自己社团的语言风格, 并积极融合进去, 这时语言身份的认同度就高。上两个例子都是关于方言社团中的语言身份认同, 如果我们进入到这个方言体系, 或者说一种使用共同语的社团中时, 就会发现不同的行业社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语言身份的认同问题, 即行业社团中的语言身份认同。我们都知道文学作品创作中, 现实主义流派大多提倡作家深入农村、工厂、基层体验生活, 为的是写出地道的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 于是出现了许多描写各行各业人群实际生活面貌的文学作品,如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 以孙犁为代表的 白洋淀派, 以刘呐欧为代表的新感觉派 等等。不但文学作品如此,学术研究也一样,如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学者,为了深入研究某个行业的生活状况, 往往装扮成他们的样子, 学着说他们的话, 以便取得他们的信任。这种情况都说明, 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行业之间存在着特定的为这个行业所认同的语言。行业语言是各个行业的阶层的共同话题, 这种语言的认同是社会行业分工、各种行会赖以生存的基石。从甘伯兹和拉波夫开始,人们就意识到这是一种语言社团的社会心理趋同现象。由此可见,在同一种语言内部, 言语社团的大小,会直接影响交际时语言身份认同度的高低。言语社团规模越小)言语表现形式的相似度和地域的集中程度越高, 该言语社团的语言身份认同度也就越高。(二)语言身份的主动认同和被动认同 语言身份不仅有保持共同文化纯洁性,凝结族群的功能,也有瓦解、阻隔和抵御异文化, 保持该群体文化心理高度认同的作用。这时语言身份的认同就有了主动被动之分,即主动的选择认同一种语言身份和被动的接受一种语言身份。在二语习得中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外国人腔(foreigner talk),指说本族语的人为了让学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听懂自己的说话,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语言,以适应对方的需要。他们会放慢自己的语速清楚的发音,简化用词和语法结构在这里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语言以适应对方的需要, 其实是想从交际对方那里得到某种语言上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语言身份认同。但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 这种外国人腔的使用和说话人交际的目标有关, 如果说本族语的人希望对方听懂他说的话, 或者说得到对方的心理认同, 那么这就是一种语言身份的主动认同, 说本族语的人会积极模仿并运用第二种语言;如果说本族语的人交际的目标是要强调自己与对方的不同,是一种文化语言的代表,那么它就会尽量不用外国人腔,而保留自己原来语言的原貌,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语言的身份认同就是被动的,而且本族语会对这种语言产生抵制作用。实际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强势文化的语言和文字经常充当文化侵略急先锋, 而弱小文化则常常以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做为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有力武器。比如中国历史上北魏时期鲜卑族统治北方时期, 在其统治区内有民族气节的汉族士大夫则禁止儿女学习鲜卑语, 坚持让子女学习正宗的汉语和文字, 自觉运用民族语言文字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如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 内容讲述的是一个中学法语老师的最后一堂法语课。课文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讲述了一个对法国语文不感兴趣的小女孩,在她得知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听本民族的语文课时,而此后则不得不使用德文授课时的心灵感受。当老师讲完课文时, 教室里鸦雀无声, 师生们长时间沉浸在对自己民族语文的感情里不能自已。这实际上是语言身份认同或自觉运用语言身份认同抵制另一种语言身份的范例。主动认同和被动认同是言语交际中共生共存的两个方面, 受交际目的的影响而此消彼长。当交际双方处于平等的交际平面, 以最优交际为目的时,本族语言身份的主动认同起主要作用,如:外国人腔的出现;当交际双方处于不平等的交际平面,以文化渗透为目的时,本族语言的被动认同起主要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抵制对方文化侵入的目的,如:日本在华日语政策受阻的情况。

二、个人交际语境中的语言认同

个人交际语境是指发生在同一语言社团内的对话环境。这种环境里的语言身份受到双方交际话题和话语基调的影响,从而对交际双方的文化心理认同产生影响。

(一)交际话题对语言身份认同的影响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几个人总是喜欢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他们不见则罢, 只要见面总是谈个尽兴, 不欢不散, 常常相互引为知己。对这一现象, 人们一般解释为意气相投, 这固然也不错。但我们以为, 这其实是一种语言身份的文化心理认同现象。这些只要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的人,如果将他们置于一种不能使用话语交流的情境中,他们不见得能够相互欣赏也许就不再是知己朋友了。喜欢高谈阔论并在其中享受乐趣的人,他们之所以互相欣赏,那是因为他们彼此欣赏并高度认可对方的话语主题,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有共同的话题。正是由于共同的话题使他们聚集在一起, 逐渐形成了同一语言内部的殊性语言群体,并且拥有自己的话语风格。文人雅士喜好典雅,引经据典,老百姓说话喜好直白,喜欢直来直去。文人雅士也好, 老百姓也好, 他们之所以彼此有话可聊, 是因为共同的话题确定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身份, 而这种身份使他们在心理有了归属感。我们有时会经历这样一些事情: 在一片嘈杂的语境中,当有人提到你的名字, 或者你熟悉的字词时, 你的注意力会立刻被它吸引, 进而仔细地聆听别人的谈话。在这一语境里, 这个名字, 或者那个熟悉的声音, 就成了一种话题, 吸引你让你在嘈杂的环境中尽快地确立你自己语言的身份, 试图找到与你相关的语言群体,并很快地加入到对话之中。可以看出,交际话题在语言身份的确立过程中相当重要,交际话题的交集越多,语言身份的认同度越高;反之,认同度就越低。

(二)话语基调对语言身份认同的影响

话语基调是功能语言学中的一个概念, 它是指在话语分析中, 对交际双方语气、情感和称呼等的研究。话语基调是语言身份的一个显性因子, 它与话题共同决定一个人在普通交际过程中的语言身份。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两个熟人因为种种原因很长时间没有互相联系了, 突然有一天, 其中的一个给对方打电话。打电话的人只说了一个字或者一句话, 对方立刻就知道打电话的这个人是谁。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通电话的双方并没有见面, 他们的交流只能使用话语, 因此不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干扰。这种原因只能归结于对方的话语基调使其语言身份显现, 从而使受者能从心理上立刻认同这种对方的话语。虽然这两个人最近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但他们在此前已经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 使得他们对对方使用的殊性语言尤其是说话的语音语调相当熟悉, 彼此认同。话语基调的丰富程度, 直接决定着语言身份认同程度的高低。例如: 在舞台表演中, 这种对话语基调的把握, 能更好地表达情感, 激起观众的语言认同感。角色的台词, 是揭示人物个性特征的重要手段,也是展现人物内心世界, 传达人物思想情感,体现人物行为意志, 反映人物的出身、地位、性别、年龄、性格以及习惯等等特征的工具。话语基调的合理把握和运用在语言上更快地激发起观众心理认同,保证剧情的顺利进行。周翰文曾在关于台词处理的几个问题中指出:“确定人物语言的基调, 要符合人物的个性, 因此要分析、了解人物所具有的个性特征。但不是单纯理性的去分析, 作为演员更重要的还必须在自己的想象中-听.到人物的声音、言谈笑语,-看.到人物的形象、举止姿态。要用心去感受, 使人物形象活跃起来, 逐渐使自己产生于人物相融合的情感, 这时才能够说出符合或接近特定人物思想情感的台词。”如何更好地将台词表达出来, 其实就是如何更好地确定人物语言身份, 利用话语基调激起演员与观众之间文化心理认同感的一个过程。音色明亮, 语言速度节奏明快, 底气十足,这些都是青年人的语言身份属性, 观众自然认可。气顺畅,精神爽;气音粗,人恼怒;呼长气,心哀伤;气抖颤, 神慌乱;气轻托, 深思索, 其中气是话语基调中的一个影响因子, 而其表现出来的情感,则反映了语言的身份, 是现实生活交际中对语言表达的一种认同。

三、语言认同与文化心理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语言认同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人的语言的身份一旦确立, 其社会角色也就随之而确定。精神分析学家曾经创造性地把“identity”变成一个心理问题(在心理学里被很好地译成自我认同), 这种关于自我认同的理论相信每个人都有对身份的自觉意识、对人格统一性的追求以及对某种人生或社会理想的趋同。这种趋同心理反映在语言上就是对语言身份的认同, 这种认同的不断加强也就是一个民族文化不断强大的过程。在与另一种文化接触的过程中, 本族语的身份在与其它语言或方言的区别中不断被加强, 通过这些差异建构自己的身份特征, 而这些特征就构成了该语言的文化背景。语言的身份成了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载体, 一种外在的体现。人们在使用这种语言时所体现出来的心理行为风貌, 建构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而语言身份的认同其本质上是一种对本族文化或社会历史的趋同心理, 因此语言身份的认同是构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手段。然而, 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反过来又会影响该民族对于本族语言身份的认同程度。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开放与封闭的一面)既接受来自异文化影响, 又极力地维护自己文化的独特性, 这种文化心理通过各种外部的方式得以实现, 如: 政治的干预, 经济的交流, 媒体的宣传等等。当这些外部因素足够强大时, 对本民族语言身份的认同程度也会相应地提高。如: 普通话的推广会使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有一种民族归属感, 而普通话的推广本身是一种政府行为;再如, 广东话(粤语)和东北话, 前者通过强劲的经济交流不仅在中国, 而且在世界上获得了一种方言身份的认同, 而后者则通过媒介的传播, 不断在中国扩大自己的语言身份的影响。可见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不是单一因素激发的过程, 而是多种因子共同作用, 共同努力的结果, 并且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 语言身份的认同就是民族文化心理形成的一个影响因子;反过来, 民族文化心理也会影响到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也包括语言身份的心理认同。

一般来说, 人们用文化概念来代表由于各种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作为一个整体, 文化是有结构的, 或者说是分层次的。所以在大文化背景下就必然会存在小的文化社团。作为一个言语社团, 人们通过共同的交际工具))语言联系到一起, 彼此交流, 彼此认同, 从而形成一个小的文化圈, 并拥有自己独特社团文化身份, 并反映到语言上。通过对社团语境下语言身份的认同问题的分析, 我们发现语言社团的文化相似度越高, 社团内部语言身份的认同度就越高。

在个人交际的语言环境中, 个人不再单单是一个自然的相对存在, 而是一个活动的、开放的文化载体, 交际一方的一举一动都反映了其文化背景, 而当通过语言的形式将这种文化信息传达给对方, 等待对方识别的时候, 个人交际的话题以及使用的话语基调就成了识别语言身份的标识。交际对方对该语言身份的识别, 也就是对交际方身份的认同, 会随着交际话题的增多而提高, 随着话语基调的丰富程度而加强。由此可见, 语言身份的认同不仅是一个心理问题, 也是一个文化问题, 同时也是文化心理形成的动力之一。

5.浅谈网络词语的社会语言学 篇五

一、引言

网络语言是人类社会进入e时代的产物。对于什么是网络语言，一般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网络语言是指网络时代出现的与网络和电子技术有关的另类语言，比如：鼠标、硬盘、下载等。狭义的网络语言是指网民网虫的语言，比如美眉、恐龙、斑竹、荡等等。[1]吴传飞对网络语言的概念进行了总结认为网络语言的概念分为两个阶段。这是从历时的角度对网络语言定义的。第一个阶段的网络语言多指网络的计算机语言，这应该是早期的网络语言，也是普遍认为的广义的网络语言。第二个阶段的网络语言指网上使用的有自己特点的自然语言。主要用于网络论坛、网络留言板、虚拟聊天室。[2]吴传飞教授将网络语言回归为自然语言指出网络语言这一特殊语体的一般性。网络语言是人类语言体系中的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文章所研究的网络语言主要现阶段狭义上的网络语言。

二、社会语言学视角中的网络语言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是这样对社会语言学下定义的研究语言与社会多方面关系的学科。它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的角度去考察语言，进而研究在不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语言变异。[3]在网络时代产生的网络语言既是一种自然语言又因其独特的变异性区别于其他自然语言。从网络语言的性质的角度来看，它是社会发展中语言的一种变体，是构成语言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此的特别就使网络语言成为社会语言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社会语言学界普遍将网络语言定性为一种社会方言。网络语言的使用者是以特定的社会群体网民，网络语言有其独特的使用场合网络平台，其表达方法和形式上也具有一定的特点变异。

三、网络词语的变异特点

网络语言是一种视觉语言，它是书写的言语。既然是书写的言语，那么文字在网络语言中就变得不可忽视。网络语言有其独特的表达方法和形式，它通过语音、词汇等方面的超出汉语规范的变异形成这一语体的特色。它是一种视觉言语，集合语音、文字及语义于一体。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的变异探讨其独特的表达方式。

1. 语音层面的变异

在语音层面，可将网络语言大致分以下几类：谐音词、缩略词、语音连续词。谐音是通过改变原有读音的声调，或者改变原有音节的某个或多个音位实现的。比如：版主斑竹，主角猪脚(人们普遍把主角误读为zhu jiao)，妹妹美眉，过奖果酱，大侠大虾等都是通过改变原有读音的声调来达到幽默诙谐的效果，形成网络语言中一类特殊词语。再如粉稀饭灰机男银等是通过改变原有读音中音节的某个或多个音位实现的。

语音层面的变异的另一类是缩略，这里一类词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最早大多是粗口，为避免太直白，或者网络屏蔽的时候仍然可以正常表达，这类词直接用了首字母。比如BT表示变态，TMD表示他妈的，BC表示白痴的意思，SL表示色狼的意思。

语音连续词是另一类在语音层面产生变异的词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时说话语速较快，在发音的时候舌头在口腔中不可能很到位地每个音都发出，舌位和舌位之间会有过度，舌头连续的运动就使得一些音被替换或者被省略，从而产生了口语中的语音连续词。那么这些口语搬上网络聊天室或者论坛等就出现了网络语音连续词。根据资料搜索，有的词语是方言词汇，比如酱紫是福建省部分地区及南京人读这样子连续成酱紫，这应该是网络语言酱紫的起源。还有其他类似的词，如表表示不要的意思，造表示知道的意思，宣表示喜欢的意思，缪表示没有的意思。

2. 文字层面的变异

网络语言是一种视觉语言，它是书写的言语。既然是书写的言语，那么文字在网络语言中就不可忽视。字符的变换形成了网络语言的一大特点。文字形体层面的变化在表达出所指意义的同时不乏诙谐幽默，使语言意义更丰满。其中一类是语音没有发生变异的同音词，比如 早炼，表示早恋的意思，同时有一种对现在大多数青年恋爱观的讽刺。再如砖家表示专家的意思，具有讽刺的意味，多指当今社会自称为某一领域的专业人士，其实是名不副实，也是对当今这会这一现象的讽刺。另一类是在语音层面发生变异的谐音词，表现在文字的层面，传达出超出词语本义的更多意义，使词语表达更丰满。比如猪脚表示主角的意思，是一种调侃的`语气，多指一些颇受争议的主角。此外还有一类是将汉字替换为阿拉伯数字，这类网络词语不仅表达简便快捷而且委婉，同时不乏风趣和幽默。比如：521我爱你，748去死吧，7456气死我了，886拜拜咯等等。

3. 语义层面的变异

网络语言在语义层面的变异主要的体现是旧词新用，即随着社会的发展，词汇衍生出一些新的语义。进入网络时代后，语言系统中有一些词语产生了新的意义，尤其是在网络平台上的语言，相比那些基本意义，这些词语产生的新语义更为被网民熟知和运用。比如青蛙，原意就是一种动物，网民现多用其指相貌不好的男孩。大虾多用来指善于运用网络，网络技术水平很高的人，这些大虾们常年弓着背在电脑前面兢兢业业形如大虾。如花似玉在网络平台上，更多时候被用来形容女人丑陋。

四、结语

6.方便的超市 (社会 语言) 篇六

大班下学期

活动目标：

1.了解超市的功能与特点，知道超市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感受超市购物的乐趣。

2.能在老师和朋友面前大胆连贯地介绍超市的特点和超市的食品。3.掌握在超市购物时应遵守的文明规则。活动准备：

1.教师提前与超市联系，争取参观活动能够得到超市的支持，外出活动，对幼儿进行安全教育。

2.每位幼儿从家里带2元钱来幼儿园。活动过程：

1.参观、购物前教师帮助幼儿了解参观内容和参观要求。

——提问：今天，我们要去超市参观，请大家说说在参观过程中要注意什么？（幼儿自由发言）

——调动幼儿已有经验，提问：你去过超市吗？超市是什么地方啊？那里有些什么啊？

选购商品时要注意些什么啊？

——小结：在参观过程中，大家要注意安全，听从指挥。超市是公共场所，是购物的地方，不能乱动货架上的东西。2.参观超市：（幼儿在教室的带领下，分成若干小组参观超市，教师随时解答幼儿的提问）

——观察超市货物的摆放，有什么样的规律。——观察超市收款的过程，比较和商店购物时有什么不同，了解超市购物的流程。——幼儿自由参观，教师巡回观察，提醒幼儿不打扰别人购物，不乱动东西。3.超市购物。

——幼儿选择商品，自行思考、解决遇到问题。——交费购物。

4.参观、购物后的评论。

——引导幼儿用完整连贯的语言介绍超市的特点和超市购物的流程，重点培养

和提高幼儿观察后的归纳、表达能力，教师注意总结和引导。——讨论：买了什么？遇到了什么困难？怎么解决的？你喜欢在超市购物吗？为什么？

5.教师小结参观超市的过程，归纳超市的特点以及超市购物的注意事项，帮助幼儿了解超市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所以越多的人喜欢在超市购物了。活动建议与提示：

7.社会语言学语言接触 篇七

言语接触 (language contact) 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种语言现象。它是指不同语言的人类群体在空间上以某种形式相遇, 不同的语言系统相互互动或相互影响[1]。

言语本身彼此是不会发生接触的, 能够接触的是言语的使用者。人们运用言语的态度影响着运用言语的方式。运用不同语言的人如果彼此认同, 那么他们就会调整言语, 增加发音或词汇, 尽量达到共识。反之, 彼此并不认同, 那么就有可能在言语中强调相互差异。一般情况下, 人们彼此间的交流是否成立, 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交流对象的社会地位、身份都有很大关系。在交流过程中, 处于较低社会位置的语言会逐渐消失, 甚至于会被另一种处于较高社会位置的语言所替代。比如说满语、鄂伦春语、日本北海道的阿依奴语等某些少数民族语言就属于此种现象。

语言接触的类型,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词汇的借用。只要社会之间有接触, 就会出现词语的借用现象。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借用词, 当代英语词汇就被其他语言大量地借用。同时, 16世纪和17世纪英语也从拉丁语和法语中借用了大批词汇, 借用词汇运用频度之高, 甚至有些已无法清查其词源。汉语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多种形式的借词。如:德律风、麦克风、水门汀、克隆、纳粹、布拉吉等。

此外, 民族之间的贸易往来, 文化交流, 移民杂居, 战争征服等各种形态的接触, 还产生了一些语言的特殊形式。一般情况下是指洋泾浜 (pidgin) 、克里奥耳语 (creole) 。

洋泾浜语 (pidgin) 是语言接触的特殊形式。它是指使用不同语言的若干社团在相互接触、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混合语或称接触语 (contact language) 。世界范围内主要存在基于英语、法语、葡萄牙语、荷兰语的洋泾浜语[2]。关于洋泾浜语 (pidgin) 一词的来源说法不一。该词被广泛认为是英语词“business”经过广东人的变音而形成的。因为中国洋泾浜英语起初被称为商业英语 (business English) , 而“business”一词在中国洋泾浜英语中被读作“pidgin”, 后来“pidgn”代替了“business”成为语言学中的术语。另外, 还有人认为它源于希伯来语“pidjom”, 意即“barter” (易货贸易, 物物交换) [3]。这种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中国, 世界很多通商口岸或国境接界处都出现过。 克里奥耳语 (creole, 又叫混合语) 通常是从洋泾浜语发展演变而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已经成为“母语”的洋泾浜语。从来源上来讲它是两种或几种语言的混合体, 是在洋泾浜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真正的语言。在洋泾浜语的使用群体中出现使用者“第二代”时, 这种语言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代”的母语。在一些客观情况推动下, 这种洋泾浜语的语法会变得更加完善统一, 词汇也会变得更加丰富, 语言的覆盖面会更广, 发展更为稳定。通过“新一代”的不断运用, 此种新语言现象的语言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随着词汇、语法、及语用系统的迅速扩展, 形成了克里奥尔语言。可以说二者是言语接触条件下形成的不同阶段的语言现象[4]。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洋泾浜语都是以贸易为目的而产生的。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这两种语言接触的产物与17世纪以后英国、法国、葡萄牙等欧洲列强对亚非等地的殖民扩张统治、战争征服是密不可分的。所以, 出现这种语言现象的地区多以英语、法语、葡萄牙语为基础。例如, 在非洲有以英语为基础的斯瓦西里语 (sranan语, 现已成为当地的共同语, 约80万人使用, 为第一语言) 、以法语为基础的法属圭亚那克里奥尔语 (French Guyana Creole, 目前约5万人仍在使用) 、以葡萄牙语为基础的Nikari Karn Pidgin (现已消失) 。在亚洲以葡萄牙语为基础的澳门语 (Macauenho现主要使用区域为澳门) 、以英语为基础的竹英语 (Bamboo English主要应用于朝鲜战争中, 现已消失) 。在日本也出现了在日语、英语、葡萄牙语相互接触中产生的日本洋泾浜 (Pidgin从长崎开港至20世纪40年代都在使用) [5]。日本筑波大学教授Stefan Kaiser的论文“Exercises in the Yokohama Dialectと横浜ダイアレクト”中, 就对日本开港后的横浜ことば (“横浜ことば”一词为日语, 直译为“横滨方言”,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 它又与“方言”是不同的体系, 它是在横滨开港后, 由英语、汉语、日语等相互接触形成的一种混合语。在本文中为了避免意义混淆, 笔者暂且使用日文原说法) 的使用者、适用场合、词汇的变化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对比分析[6]。

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都是语言接触的一些特殊表现形式, 在语音、语法、词汇等各方面都有突出的特点。从语音上来讲, 与源语言相比, 洋泾浜语和克里奥尔语的语音系统简单, 突出特点是音素缩减。从语法特点来看, 二者的突出特点是缺乏语法的复杂性, 因此, 经常被看做是简单的或者是被简化的语言。但是其语法构成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意思与形式紧密相连。从词汇特点来看, 二者词汇量一般都有限, 词汇量虽不大, 但是表达力却很强, 大部分词汇来源于英语, 经过改造后, 被赋予新的内容。

二、台湾多语言混合现象及“伪满洲国”言语接触

目前, 关于言语接触产生的语言新现象的研究大多是以英语为基础, 而在近现代史上一度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以及中国的东北地区, 在不同语言接触中也出现了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时至今日, 在台湾某些地区的老年人群中, 还有不少人仍在使用这种特殊的 “混合语”。

大阪大学真田信治教授与台湾学者简月真合作的“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クレオールについて”的研究报告就对台湾的这种接触语言现象进行了实地调查与分析[7]。台湾的语言状况较为复杂, 其中包括台湾原住民语、客家话、闽南话、北京话等。从1895年至1945年50年的日本殖民地时期, “日语”一直都是台湾的“国语”。日本战败后, “北京话”成为台湾当地的“国语”, 其他语言、方言在公共场合及媒体中是被限制使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全岛岛民都完全会讲日语或北京话。在台湾东部的宜兰县大同乡与南澳乡等地,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仍使用殖民地时期出现的一种由原住民语、客家语、闽南话、北京话、日语的混合体语言。

例如:saing koko to utux meymey (汉译:兄二人、妹一人)

二 兄 と 一 妹

句中出现的“saing”、“utux”为泰雅族语 (原住民语) , “koko”为闽南语, “to”为日语的罗马字音标注, “meymey”为北京话“妹妹”, 完全呈现出了多语言接触的特色。不仅在词汇方面, 在语法角度方面, 这种接触语言也已经有了其自身特殊的时、体、态的表现形式。

笔者生活的中国东北地区曾经也有一种语言现象在汉语与日语的接触过程中出现过, 那就是伪满洲国时期汉语与日语接触的产物——“协和话”。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及东内蒙古热河一带曾经出现了一个日本统治长达13年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伪满洲国) 。它是一个以宣扬“五族协和”、“王道乐土”为“建国理念”的伪政权。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在日本人与当地中国人频繁的言语交流接触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种既不同于日语又不同于汉语的“协和话”。“协和话”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 (主要为日本人、中国人) 为了能够达到沟通思想、意图而产生的一种接触语言现象, 是当时的一种“日汉语混合现象”。“协和话”体现出的是伪满洲国时期的统治者日本人对当地中国人实施的教育政策及日语的渗透。“协和话”并不是“汉奸”的“专利”, 使用者既有日本人也有当地中国人, “协和话”对当时本地区的日语、汉语都产生了影响。

伪满洲国时代的日本作家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媽媽、姐姐、老頭兒、野雞、饅頭、火車站、鋪子、沒法子、小孩、沒有錢”等一些繁体字。而其中的诸如“媽媽、姐姐、小孩、老頭兒”等词汇并不一定完全与日语中的“お母さん、お姉さん、子供、老人”等词一一对应, 某种场合下是专指中国人[8]。日本作家对汉语词汇的使用并不是将汉语渗入日语, 而是利用汉语词汇唤起读者的想象与共鸣。例如, 在日本作家山田清三郎作品《老宋》中就出现了夹杂汉语的描写“間もなく土壁の門をくぐって、美しいが家の表に降ろされて、が来たのです。……” (“美しいが家の表に降ろされて、が来たのです”中的标注是日本人模仿“花轿、娶亲太太”的汉语发音的片假名标注) 。这句话是作品中的奶娘玉英对自己出嫁那天的回忆。作者将“花轿”“娶亲太太”两个汉语词照搬进日文的作品中, 就是为了更好地描述中国的娶亲风俗, 渲染娶亲的氛围。

在日本作家秋原胜二的作品《草》中出现了中国人“郭”与日本人“行村”的对话。例:

行村:今頃、何しに行つたんだ。

郭:わたしね、おかねない、行つた。

行村:怎麼樣。

郭:少々的好。

在上例中既出现了日语又出现了汉语。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人“郭”使用了日语, 日本人“行村”使用了汉语, 这说明“协和话”这种语言现象不仅影响了日语, 并逐渐渗透到当时的汉语中。此外, 在当时的汉语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诸如“美濃紙、注射、味嘖湯、麒麟啤酒、病棟、通帳、自動車、洗面所、洗濯、運転手、常習者”等日语词汇。在“芸文志”第四期古丁的作品《新生》中就出现这样的一句“老陳!你打予防注射 (“注射”为日语, 意为“打针”。但在现代汉语中也出现了“注射”一词, 如“注射室”) 沒有!”

不仅上述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协和话”的使用, 在战时军事明信片中也经常会出现既非汉语又非日语的语言混合现象。本人在日本首都大学研修期间, 通过图书馆搜集、竞拍、及与该校人文科学学科博士张守祥先生的共同研究等多种方式, 搜集到大量的伪满洲国时期发行的明信片, 从中也可以重新认识这种接触语言现象。

该图片集由伪满洲国时期军事明信片96张组成, 所有汉字皆为繁体字, 多以漫画的形式绘制了当时的军队生活, 并将日本人与当地人在交往中的语言进行了文字化处理[9]。虽为“漫画”这一艺术形式, 并且与现实的描述会出现偏离甚至于歪曲, 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 却为当时的言语接触现象留下了具有参考价值的一手材料。例如:

在图片1中,

日本人:“ニデー、チイソイ” (你几岁?)

孩 子:“オデーリウーソイ” (我六岁。)

在图片2中,

日本兵1:“おやッ、ラオラマ―ラ” (落了马了。)

日本兵2:ウワツ、痛い

在图片1、2的对话中, 日本人说的“ニデー、チイソイ”、“ラオラマ―ラ”使用了日语中的片假名来标记发音, 会读日语片假名的人稍加实践就会发现这是在努力地模仿汉语发音。有意思的是, 汉语为母语的当地人 (孩子) 却也在努力地模仿日本人生硬的汉语发音, 也许是孩子将日本人生硬的汉语发音误认为是日语, 也在努力模仿的缘故。此外, 明信片中还用日语的片假名标注了很多汉语词汇, 如图片3中“、、、、、” (为了体现图片原文, 本文中的例词就为繁体字。词语的标注也是模仿汉语发音的日语片假名标注) 等, 日本人在这些词语的发音方面都在尽量地模仿其汉语发音。

不仅在上述的发音方面, 从图片中还能发现日本人在对话中出现了“的”字的使用现象。如图片1中“ニデー (为便于读者理解, 此处模仿日语“ニデー”发音, 汉语拼音读作“ni di”) , チイソイ”即为“你的几岁”。很明显, 加了“的”的是有语病的句子。不仅是图片1, 在很多句子中日本人都会过剩地使用“的”。而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在我们现代的日常生活调侃中也会使用。诸如“大々的好、少々的、大々的漂亮”等既非汉语又非日语的词汇。此外, 在图片集中还可以找出语法方面的变化特点。同时, 借助于图片资料, 中国人在此种言语接触中的语言特点也是笔者今后的研究课题。

三、总结

言语之间的接触是一种普遍现象。只要语言的使用者不断移动, 语言就会不断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 自然会出现某种语言的消失, 但同时又会出现新的语言现象, 这也正是研究言语接触及其产物接触语言 (contact languge) 的魅力所在。在今后的资料搜集及整理过程中我将重点就“伪满洲国”时期的言语接触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与研究。

参考文献

[1]風間喜代, 三長谷川欣祐 (監訳) David Crystal.言語学百科事典[M].日本:大修館書店, 1992.

[2]施光.浅析洋泾浜语的形成及特征[J].南京: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10) :56-59.

[3]高彦梅.洋泾浜和克里奥尔语概说[J].外语教学, 1999, (2) .

[4]谢亚军.洋泾浜语、克里奥尔语及其语言特点[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 :91-94.

[5]中岛平三.言語の事典[M].日本:朝倉書店.2005.

[6]Stefan Kaiser.Exercises in the Yokohama Dialectと横浜ダイアレクト[J].日本語の研究, 2005, (1) :35-49.

[7]真田信治, 简月真.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クレオールについて[J].日本語の研究, 2008, (4) :69-76.

[8]岡田英樹.歪んだ言語風景―「満州国」における言語の相互浸透[G]∥近代日本と「偽満州国.日本社会文学会《编》.不二出版, 1997:130-141.

8.社会语言学语言接触 篇八

关键词：衡阳方言；子女称谓语；性别；年龄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语言的这种时代性是语言社会性的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使用的语言丰富多彩，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作为人类重要的交流工具，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会与其他语言发生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接触，从而受到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语言的交际过程中，普通话与方言的接触日益频繁，二者相互影响，不可避免地使语言发生了变化。

称谓语作为语言文化的一部分，在语言接触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和变化。称谓语是人与人在进行交流时所使用的一种称呼形式，其中，亲属称谓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亲属称谓语“崽”是衡阳方言的一大特色，是重要的亲属称谓语之一，该词既可以作词缀， 相当于普通话的“儿”尾， 含有“小、少”之意，表示小称；还可以作实词， 表示“小孩、儿子”之意，它是人们在与他人交流时称呼自己子女的一种传统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及普通话的影响，人们在与他人交流时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受到了各种各种因素的影响，如社会因素（性别，年龄等）或其他语言因素（语境等），这些因素使得语言发生了变异和变化。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衡阳市区的本地人进行调查，然后再辅以实地观察的方式对数据进行补充。为了确保调查对象对问卷的理解和不遗漏问卷的问题，调查者逐一向调查对象发放问卷。本次调查研究一共发放问卷130份，其中回收125份，回收率为96.15%；有效问卷120份，有效率为96%。调查者男性63人，女性57人，年龄处于21-35岁为31人，36-50岁为69人，51岁以上20人，从教育水平来看，小学8人，初中19人，高中51人，大学42人，从职业来划分，工人25人，商人24人，公职人员40人，其他31人。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首先，人们在与他人交流时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上受到了性别这一社会因素的影响。在男性中，约有22.2%的人使用“崽”这一子女称谓语，61.9%的人使用名字，15.9%的人使用其他称谓语。而在女性中，使用“崽”来称呼自己的子女的人超过半数以上，约占50.9%，使用名字和其他称谓语的分别占31.6%和17.5%。以上数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加倾向于使用“崽”来称呼自己的子女，比起男性，她们更加认为与他人交流时使用“崽”来称呼自己的子女带有一种喜爱，赞许和肯定的感情色彩。而且在家庭中，母亲一般与自己子女的关系更加亲密，使用“崽”这一称谓语更能表达她们对子女的亲昵。

其次，与他人交流时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与年龄这一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在统计结果时，调查者将调查对象分为21-35岁、36-50岁、50岁以上这三个年龄段。其中，与他人交流时使用“崽”来称呼自己子女的人主要集中在21-35岁这个年龄段，约占51.6%，36-50岁使用“崽”的人占36.2%，而51岁以上使用“崽”的人所占比例最少，仅有10%，超过半数以上约75%的人是使用名字来称呼自己子女的。调查结果显示，年龄越小，与他人交流时使用“崽”来称呼自己子女的倾向性越高，使用的频率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小，而且主要集中在21-35岁这个年龄段。比起年长的父母，年轻父母更加喜欢使用“崽”来称呼自己的子女，21-35岁人的子女一般年龄都偏小，称呼他们为“崽”更加体现出年轻父母对子女的疼爱。而50岁以上人的子女大多数都已成年工作，相比年轻父母，年长的父母使用名字来称呼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尊重和理解。

再有，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也随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及职业高低的变化而变化。其中，文化程度主要分为：小学文化、初中文化、高中文化、大学及以上文化。职业主要分为：工人、商人、公职人员、其他工作人员。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文化程度越低，使用“崽”这一子女称谓语的倾向性越高；此外，公职人员在所有职业中使用“崽”的频率是最低的。

三、结语

综上可见，在衡阳方言中，人们与他人交流时对子女称谓语的选择和使用主要受到性别和年龄这两个社会因素的双重制约，同时，还受到文化程度和职业高低的影响。总而言之，语言的变化主要受到社会变化的影响。称谓语是语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语言现象，也是社会、文化现象。在任何语言中，称谓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必将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

参考文献：

[1]Labov， W.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Volume Ⅱ： Social Factors[M].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1994.

[2]李永明.衡阳方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