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作文

作家作文（精选20篇）

1.作家作文 篇一

楚天金报讯 一个被誉为“最美乡镇干部”的乡党委书记，坚持在一个谁也不愿去的穷乡僻壤干了八年，最后把一个穷山沟变成了“美丽乡村”。面对来自各方的赞颂，他淡定地说“心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读完这则故事，当大伙儿都在为“最美乡镇干部”的高风亮节击节赞叹时，我不由心情沉重：像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本应该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可是在他获得“最美乡镇干部”荣誉整整八年之后依然一直没有得到上级的提拔！如果把他放在一个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甚至是省委书记的岗位上，他是不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让我们无法不纳闷的是，一个人民心目中的“最美乡镇干部”，为什么上级组织部门和领导可以视而不见，还让他在一个科级干部的岗位上一直“锻炼”着，而且一锻炼又是八年。人生能有几个八年呢？我们不可否认这个“最美干部”有着他的社会理想和情怀，但我们也不惮以小人之心猜想他“请调”到更为清苦的地方工作是不是以此来宣泄对未被提拔的不满，或是一条想要远离官场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韬晦之计”？

当下，“公务员下海”已成热潮，“收入多年不涨，职级多年不变，能力是听领导的话和会写报告”是不少公务员选择“不玩了”的理由，鉴此，这位能一直坚守在乡村而且能干出成绩的“最美乡镇干部”尤其是那样的难能可贵，而这位八年甚至十多年雷打不动的科级干部多年一

直未被提拔而用官场术语说是“进步太慢”的现象，就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大快人心，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可就是在此背景下，不少的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愿“不做事，不出错”，明哲保身，消极为官，出工不出力。而有关方面在“反腐”的同时，择优重点提拔一批有理想、有担当、有能力的“最美干部”就是那样迫切的需要，因为他们的人在哪里，人心就凝聚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当我们的身边都是这样的“最美干部”，那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为期不远。（作者：张一一）

2.作家作文 篇二

2010年高考刚结束, 由《河南商报》等媒体策划的“非常考生写高考作文”结果揭晓,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去年曾凭借一篇《兔子要不要学游泳》力压杨二车娜姆等名人、以接近满分的超高分折桂的80后作家张一一, 今年所作的全国高考作文《吃老鼠的猫不是好猫》却排名倒数第二, 有网友更是表示, 张一一该篇作文“离题万里, 满嘴跑火车, 绝对应该入选《零分作文》”。对于张一一该篇高考作文, 曾参加高考阅卷的三位专家评审均不约而同给出了不及格的低分。评审张定勇表示, “个人很佩服其观点, 能自圆其说, 但有悖于社会规律和常规逻辑”, 最多只能给30分;专家评审王勇也给张一一打了30分, “文章引经据典、立意独特, 文学功底没得说的, 但创新和反弹琵琶要以事实为依据, 一旦立意错误, 则很难在考场作文中取胜”;专家评审白新亮则更是给出了20分的超低分, 白新亮认为, “本文作者知识面较宽, 观点也相当符合当今许多人士的认识, 但是并不符合主流社会的价值认同, 当属偏题作文”。

3.研读作家手稿 学会修改作文 篇三

修改文章，是写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有人说：“文章是改出来的”，这话不无道理。修改文章，又是提高写作能力的重要途径。

修改文章既然如此重要，那么，怎样做才能尽快提高自己修改文章的能力呢?我们认为，下功夫研读作家的手稿，实在是学会修改作文的一条捷径。

为着向作家们学习如何修改文章的目的去读作家手稿，那就决不是随便翻翻所能奏效的了，而必须认真研读、揣摩，看看作家们是怎样修改自己作品的，并且要搞清楚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修改。例如：原文：“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块钱!”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嘴脸。

改文：“比去年都不如，只有五块钱!”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

(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

将改文与原文对照，只改换了一个词一将“嘴脸”改成了“神色”。仔细想一想，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改，就反映了作者观点的改变：“嘴脸”在这里是指表情或脸色。通常情况下，“嘴脸”这个词儿含贬义。这里写的是贫苦农民，作者对他们是同情的，用“嘴脸”描写他们，显然不是作者的本意。“神色”的意思是神情，是个中性词。用它来描写贫苦农民当时的情状，就没有“贬”的成分了。

这是对原文观点的修正。再例如：

原文：我向就近一个渔民打听老人是谁，那渔民笑笑说：“怎么你连他都不认识呀，我们都称他老泰山。你问缘故么，一来是他见多识广，事事都得拿他当靠山依仗着他；二来老人家爱开个小玩笑，自己没女儿，偏就只爱混充当老丈人。你叫他一声老泰山，他不但不生气，还喜欢呢。”

改文：我向就近一个渔民打听老人是谁，那渔民笑着说：“你问他呀，那是我们的老泰山。你问缘故么，老人家就有这个脾性，一辈子没有养女儿，偏爱拿人家儿当女婿看待。不信你叫他一声老泰山，他不但不生气，反倒摸着胡子乐呢。不过我们叫他老泰山，还有别的缘故。人家从小走南闯北，经的多，见的广。生产队里大事小事，一有难处，都得找他指点，日久天长，老人家就变成大伙依靠的老泰山了。”

(杨朔《雪浪花》)

这个自然段的改文与原文有许多不同之处，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改文将原文中人们称那位老渔民为老泰山的两点理由的顺序作了调换。这样调换后，不仅使这两点理由在结构上构成了层递关系，而且使引文显得流畅。

这是对原文结构的调整。又例如：

原文：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也缺不了“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

改文：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

(鲁迅《藤野先生》)

改文在“但”字后面增添了“花下”，在“清国留学生”的前面增添了“成群结队的”这样一改，语言的鲜明性和感情色彩便大大增强了。“花下”两个不仅与前文的“樱花烂漫”相照应，而且还点出了清国留学生出现的场所，从而突显了他们沉迷于花香鸟语之中，不关心国家命运的醉生梦死的情状。“成群结队的”五个字，则点明了“花下”的清国留学生之多。由此不难看出，大多数清国留学生都在寻欢作乐，而置祖国的危难于不顾。这两处修改，不仅增强了文章的讽刺意味和批判力度，而且更有力地表现了作者面对这种现实而产生的极为强烈的愤懑之情。

这是对原文语言的润色。

一般说来，文章总是越改越好，但是，有时也可能出现改糟了的情况。例如：

原文：毛主席看了他一眼，不能这么说。然后，笑起来了；周培源，你给文化大革命搞得呜呼哀哉了吗?

改文：毛主席看了他一眼，不能这么说，然后，笑了起来；周培源，你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整得呜呼哀哉了吧?

(徐迟《在湍流的涡漩中》)

原文中毛泽东的话“周培源，你给文化大革命搞得呜呼哀哉了吗”，在改文中被改成了“周培源。你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整得呜呼哀哉了吧”。两相比较，原稿不仅口语色彩浓，而且更符合毛泽东深刻、幽默的语言风格。

研读作家手稿，不仅要学习作家们修改文章的方法、技巧，搞清楚为什么应该这么写而不应该那么写，而且要学习他们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精益求精的思想境界。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从作家们的手稿中获得更多的教益。

4.未来作家作文 篇四

在兴趣班上，她的`作文写得可好了，还有笔峰，写字一笔一画，从不在本上乱写乱画，工整极了，本上清楚让人看了心情通畅，还得过“全市的作文大赛”的特等奖呢，让我不得不佩服她。

我和她已是年的同学了，我非常佩服她，有一次我问孙逸楠：“你的作文怎么写得那么好，我也天天看书的呀?”她笑了笑说：“其实读书是很讲究方法的，比如看战争书，不能只光看热闹，看小说不能只看惊险刺激

广泛阅读让我们知道了一些小常识，我们可以记在一个小本上，分类写好，这样不但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还可以让我们的作文水平有了很大的的改善，这样日积月累，你的作文水平怎么能不提高呢!

我觉得孙逸楠的学习方法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以后也试试看，所以我推荐孙逸楠当我们“雏鹰争章”的阅读奖的候选人。

5.初中作文少年作家 篇五

小B说，滚你，他敢，我第一个带一个师就能灭了他。

小C笑笑，我?我不管。关我什么事。

小C是我。

小C喜欢想。胡思乱想。小C想过现代化战争，绝对和当年的八路军不一样吧。飞机?大炮?航母?还有可能是网络战争呢。算了，关我什么事呢。

小C喜欢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怎么定义啊，是谁啊，是，是我们吗。

小C突然明白了，我就是少年啊。我强国家就强?我的天啊，这太恐怖了。我还影响了国家水平。

小C的确不强。

小C从不是什么好学生，从不是。小C会想，这又有什么用呢。小C不会在考场上想到sinA，cosB等于几，也不会想到什么是牛顿第一定律，密度公式到底是什么。小C会背，小C的笔名叫安九，英文天使的译音，但小C至今也不知道天使到底是angle还是angel，这不是小C的错，小C还没学过。至少老师没教过。当然小C没问过。问了老师也不会说，因为，考不着。

小C算是好学生。指的不是成绩的那种。至少小C很乖巧。或许小C以后是贤妻良母型的逆来顺受。这体现在平时。小C是出了明的好脾气。别人说她什么都可以，她也不会说别人什么，当然，也没有人会说她什么。小C成绩不算好，但老师是也不会讨厌她，打个比方来说，考试前夜，还有谁会去写作业?但小C会。小C把作业交上去的那一刻老师感动的那叫一个稀里哗啦。

小C这种女孩子或许不会叛逆吧。

小C从来没有去理解过什么是叛逆。小C也不想去理解。也没有非要去理解的意义，如果非要为写新文强说叛逆的话，写文算么?喜欢比自己大十五岁的一个从未见过面的的大叔算么?或许算吧。小C又感到害怕了。她又想起来了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喜欢大叔，国喜欢大叔?小C有了危机感。她觉得自己害了国家。

小C最好的朋友是小D，小D不喜欢想也不喜欢背，小D喜欢笑，小D超喜欢笑。小D的笑不同寻常，是狂笑，李白式，贝多芬式的狂笑。那是轻蔑的笑。和小C不同，小D让老师怀疑智商的科目是语文。接近零分的语文试卷到手后。又是一阵贝多芬式的狂笑。

小C说，你应该是个诗人。是个文人。

小D说，能给我安全感的只有冰冷的数字。

小C的语文是她唯一的骄傲。小C可以牛哄哄的.说，我是少年作家。

可是小C不愿意牛哄哄。

小C的文章还不错。小C的考场作文永远拿高分。小C是写网文的没错。可她更知道怎样写考场作文。

小C很羡慕小D的洒脱。小C不可能有小D的洒脱。

小C或是小D是老师都不讨厌的那种。小C的语文好。小D的数学好。

但无论是小C还是小D，都不是老师喜欢的，小C成绩稍差于小D，但小C很乖巧。小D狂妄，但小D能带来一个个为班里添光彩的奖杯。

小C想叛逆了。

小D说，再不叛逆青春没有了。

小C又想，我是少年，少年叛逆国也叛逆么。

国家叛逆了会是什么样子的，就像中国旁边的那个发狂的小兄弟?

小C又想多了。

似乎比起背，小C更喜欢想。想比背还有意思。想，想，想。

小C还是不懂叛逆的真谛。小C还是在考试前夜写完了作业。

所以小C开始用思想去叛逆。

还是想。

小C想，学数学是干什么用的?以后用的找么?何必为了验证两个差不多的三角形而浪费一大张纸，以后会有人给她两个三角形问她相不相等，她证出来会给她钱么?会么会么会么?

小C只是想想。

想想，想想而已。

小C貌似没什么好想的了。

小C突然想到，这里是考场。

小C一惊。作文只写了七个字。百无一用是书生。

6.高考作文作家名言 篇六

2. 智慧是勤劳的结晶，成就是劳动的化身。——卡莱尔

3. 勤奋的人是时间的主人，懒惰的人是时间的奴隶 ——朝鲜民谚

4. 勤奋和智慧是双胞胎，懒惰和愚蠢是亲兄弟 ——(古巴)何塞·马蒂

5. 勤奋者废寝忘食，懒惰人总没有时间 ——日本民谚

6. 智慧源于勤奋，伟大出自平凡 —— 民谚

7. 建立和巩固家庭的力量——是爱情，是父亲和母亲、父亲和孩子、母亲和孩子相互之间的忠诚的、纯真的爱情。——苏霍姆林斯基

8. 父母的爱应该是这样的：它能激发起孩子对周围的世界，对人所创造的一切关心，激发起他为人民服务的热情。——苏霍姆林斯基

9. 母亲的安宁和幸福取决于她的孩子们。母亲的幸福要靠孩子、少年儿童去创造。——苏霍姆林斯基

10. 成为母亲之后，女性美像一朵盛开的鲜花焕发出全部的力量和美。——苏霍姆林斯基

11. 作为一个父亲，最大的乐趣就在于：在其有生之年，能够根据自己走过的路来启发、教育子女。——蒙田

12. 所有杰出的非凡人物都有出色的母亲，到了晚年都十分尊敬自己的母亲，把他们当作最好的朋友。——(英)狄更斯

13. 在孩子的嘴上和心中，母亲就是上帝。——(英)萨克雷

14.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需要报答最美好的人，这就是母亲。——(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7.作家声音 篇七

著名作家莫言日前在《人民日报》发文称:如今, 网络写手辈出, 网络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好现象。网络对人类社会的改变是普遍的, 影响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文学也不能例外。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格局, 文学的门槛降低了, 走向文学的道路变得更加宽阔和多样。当年我们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 唯一的途径就是向刊物投稿。如今, 网络提供了一个无限宽阔、自由出入的文坛, 使得每个写作的人都得到锻炼机会。我看了一些网上的写作, 包括博客, 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作家, 一个潜在的作家。我们过去认为“全民写作”是神话, 可是现在, “全民写作”逐渐变成现实。有这么大的一个写作群体, 上世纪80年代那种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少数几个作家身上的情况必然会发生改变, 文学的神圣性也因为网络消解了。有人问, 在网络文学铺天盖地的情况下, 传统作家会转变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考虑, 至于我本人, 没有考虑做网络文学, 而会坚持传统写作。因为我个人觉得, 到目前为止, 采取传统方式阅读的读者还有一个大数量, 而在网络上阅读的人也不是我潜在的读者。现在作家群体也是多元化、多层次, 一个梯次一个梯次的。作家的多层次是由他们的生活决定的, 读者也分成了无数个圈子, 每一个梯次的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任何一个作家也不要幻想自己能够“通吃”。 (舒坦摘编)

●贾平凹感谢关于他的争议

著名作家贾平凹日前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自己很感谢几十年来有关自己的争议, 他说:“我一生遭遇了四次大的争议:早期批我“政治性不强, 艺术大于思想”;后来在“反自由化”中点名批我;再后来在“清除精神污染”中点名批我;再就是批《废都》。我几十年里每有作品出来都争议不断, 几乎是在毁誉中成长的。回顾几十年, 我倒很感谢这种争议呢, 如果都在说你爱听的话, 那温水煮了青蛙, 我就写不下去了, 死了。各种声音刺激我, 逼着我去写新的证明自己, 整个过程下来, 作品就多了。” (舒坦摘编)

●余秋雨不赞同把传统文化说成国学

著名学者余秋雨12月6日走进艺术人文频道的《文化主题之夜》, 他在讲述中国文化时说, 他不赞同把传统文化说成是国学。余秋雨在讲到当今的国学热时说:“前不久, 北京有一个60多位市长组成的市长培训班, 叫我去讲课。市长们提出, 怎么面对国学两个字?我给他们有个建议, 我说我不否定这两个字, 但是既然你们那么诚恳地问我, 我要说我不用国学这两个字。理由何在?因为这两个字有个最大的毛病, 第一就是它带有排他性;第二就是由于它带有比较大的政治性。国是个政治概念, 所以你很难对它进行指责。譬如他们所说的国学, 一般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有好的部分, 也有不好的部分。我如果说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严厉批评, 你是同意的。如果我说对国学进行严厉批评, 你就有一点嫌疑。你怎么回事?是不是爱国?就产生这样的问题了。” (舒坦摘编)

●陈忠实无意弥补《白鹿原》的缺憾

8.肺结核体验下的作家创作文 篇八

结核病又称为消耗性疾病（Consumption）、痨病（Phthisis）等，这一病症的最常见形态为肺结核。这种疾病的出现几乎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远古阶段，甚至根据考古学家对埃及和秘鲁木乃伊的躯体组织及史前时代遗址和墓穴中发现的骸骨进行研究表明，结核病的病原菌和这种病造成的病变在彼时就已经在人类身上出现和传播。人们虽然知道这一病症的存在，对结核病这一对人们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威胁的疾病也在逐步增加了解，不过发现真正的治疗方法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在拥有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法之前，医生多半只能建议患者注意养生和饮食，要求患者居住在空气清新的高处或者是温暖的疗养胜地，注意避免劳累，依靠外部调节来缓解病人的病情。1882年，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发现了结核杆菌，证实了它是引发各型结核病的病因。这一发现使人类在结核病治疗史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而彻底治愈这一疾病则要等到1944年链霉素被发明以及1952年异烟肼被采用才真正实现。

与“黑死病”相对应，在20世纪中叶以前，肺结核曾一直被称为白色瘟疫（White Plague），其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程度比较今天的癌症和艾滋病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一种人们闻之色变的“不治之症”，且具有传染性，它既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恐惧，但与此同时，肺结核也通常留给人们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无尽的神秘性；它也因其自身的矛盾对立性而显示出不同寻常的张力：它既是属于匮乏贫困条件下生活的穷人的病，也是忧郁文雅的贵族病；它既会让人联想到苍白、咳嗽、瘦弱单薄的形销骨立，又会使患者带有罗曼蒂克式的感伤和柔美的风流体态。在肺结核背后，我们不仅可以发掘丰富的文化背景，同时这种疾病对许多作家及其文学创作都产生了细微而深刻的影响，文学中的肺结核也总是被当作一种更加深层的病症来解读，总之，文学史中的肺结核的确是个诱人且值得深思的话题。

毋庸置疑，任何文学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疾病作为人类不可避免的常在体验，常常将人置于极端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而需要投入精神和身体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不仅似乎比常人更加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和侵袭，患病作家的疾病也会给他们的文学创作的主题与风格等造成很大影响。纵观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肺结核曾降临到许多作家头上，是文学艺术史上最为常见的“痼疾”，正如济慈对雪莱所说：“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我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人们甚至根据文学家和音乐家中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数众多而将肺结核称为“艺术家之病”，而这种病症一旦击中作家，就会加速燃烧作家的生命，根据苏珊·桑塔格的说法，“结核病的发烧是身体内部燃烧的标志：结核病人是一个被热情消耗的人，热情销蚀了他的身体。”因此，作家在这种燃烧状态的极端化生命体验中更容易超越俗世，进入沉思默想的境界，经常徘徊于希望与绝望、亢奋与虚弱之间。

济慈：燃烧的生命与浪漫的审美

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性诗人约翰·济慈的墓志铭上写着：“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对这句话的翻译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其中至少包含两层涵义。其一，济慈是在意大利疗养院治疗其肺结核时不幸去世的，离开人世时济慈才二十六岁，哪怕是和同样英年早逝的雪莱、拜伦相比，济慈仍是最年轻就离开了人世的诗人。因此，他昙花一现的生命就犹如水上的文字，来一个波浪轻轻冲击，就消失无形了。

家人（母亲和弟弟）因肺结核而过早地离开了诗人，使得济慈很早就开始探索死亡，思考生命的短暂，并在诗歌中不时表露出对艺术永恒的追求和生命太过短暂的矛盾。而诗人本人也同样患有肺结核，因此，他在《假如再给我十年》中吟唱道：

呵，但愿给我十年，使我得以

浸沉在诗歌里；那我就要去

从事我心灵所拟定的业迹。

加速燃烧的生命让诗人不仅更加主动地思考死亡，而且更加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正如他在《每当我害怕》一诗中写道：

每当我害怕，生命也许等不及

我的笔搜集完我蓬勃的思潮，

等不及高高的一堆书，在文字里，

像丰富的谷仓，把熟谷子收好；每当我在繁星的夜幕上看见传奇故事的巨大云雾征象，而且想，我或许活不到那一天，以偶然的神笔描绘出它的幻想；……——于是，在这广大的世界的岸沿，我独自站定、沉思，直到爱情、声名都没入虚无里。

济慈似乎比谁都更加明了，在短暂的生命面前，爱情、声名是如此的虚无，正如他自己后来在《今晚我为什么大笑》一诗中所表达的：

诗歌名誉和爱情固然是强烈追求的目标，但，死更强烈些：死是生命的最高酬劳。

其二，济慈的墓志铭同时还是他浪漫主义审美追求的总结，他的诗歌和他的名字一样浸润在水中，滋养在水中，他诗歌的才华从不枯竭，创作出来的诗歌也往往水润饱满，令读者觉得清风拂面，耳目一新。济慈作为英国浪漫派最具代表的诗人之一，和其他同时代才华横溢的浪漫主义诗人类似，喜欢将目光投向大自然，想象丰富，情感真挚。与此同时，济慈又因为他自身患有肺结核的特殊情况，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展现了相对独特的审美方式，即济慈将肺结核给他本人带来的许多切身体验进行审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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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病人一个明显的面貌特征是脸色苍白，在咳嗽和发热时则面色潮红，这种因潮红而引起的“玫瑰香腮”（rosy cheeks）曾一直是很多作家笔下的欧洲美丽女性楚楚动人的重要特征，不过，济慈本人则对“苍白”更情有独钟，据研究统计，“苍白”可以列为济慈最喜欢用的词之一。诗人用“苍白”来形容日神的面庞，骑士的脸色，甚至嘴唇、天空、夏季、火焰和青春等等。另外，济慈也对肺结核所带来的倦怠和乏力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和抒发。在其著名的《夜莺颂》开头，抒情者即以疲惫倦怠的形象出现：

我的心在痛，困顿和麻木

刺进了感官，又如饮过毒鸩

又像刚刚把鸦片吞服

于是向着列斯的忘川下沉

纵观济慈诗歌，我们可以发现，“倦怠”不仅常常出现在其诗歌中，这也几乎成为诗人观察和感受世界的姿态和方式。

加缪：体验孤独，咀嚼荒诞

1930年，年仅十七岁的加缪刚进入哲学班学习，却不幸查出得了肺结核，这次患病一直未能得到根治，多次复发，几乎跟随了他的一生。肺结核让酷爱生命且刚开始真正生活的加缪差点被莫名其妙地剥夺一切，生命如此猝不及防，如此的不公，如此突然的降临可谓是这位“荒诞大师”自身真切的荒诞初体验。好在加缪不是一个轻易向厄运屈服投降的人，他此后的很长时间都在凭借自己的意志和毅力顽强抵抗这位隐形但又时刻在折磨他的“病人”，始终保持“做人的骄傲”，直到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加缪才得享医治肺结核方面的最新医学研究成果，但那时他的肺已经很糟糕了。

肺结核带给加缪的不仅是肉体上的考验，也是精神上的折磨，也影响了他个人的性情和思想的形成。一方面，结核病作为一种可传染性的疾病，患有这种疾病的加缪从原本的“外省人”更加边缘到“局外人”的身份状态，无论这是一种自我隔离还是被迫远离人群，却也让加缪有机会更加客观冷静地与火热焦躁的现实保持距离，独立观察、思考，正是他的这种“局外人”的立场才让加缪在反抗把“所有人都变成工具”的斗争中根基更加稳固，他的呼唤和准确判断才更具历史穿透力。

另一方面，结核病是一种慢性病，死神迟迟不肯到来，但也可能就在下一秒来临，不断需要面对的死亡威胁和疼痛体验促使加缪更加自觉地站在了纯粹个人主义的立场上，以揭示人类整体性的精神痼疾为己任，相较于普通的健康人，加缪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人类已经陷入某种“无可救药”的境地。同时，加缪也将疼痛上升为形而上的思索，因为疾病和随时迫近的死亡促使他更加严峻地思考：人该如何生活？加缪给出的答案是：找寻地中海阳光，像“荒谬英雄”西西弗斯一样，蔑视神明，仇恨死亡，在反抗中体验自由，在绝望中生发出对生活清醒的热爱。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如影随形的幻灭与惆怅

出生于新西兰的英语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早在1927年就由著名诗人徐志摩翻译介绍到中国，徐志摩还怀着推崇备至的心情在小说集的后记中追叙了他与作家在英国的一次会见，在这位著名诗人的眼中，曼斯菲尔德不仅文字蕴秀，作家本人的形象也是清秀明净的代表。但在曼斯菲尔德娟秀清丽的容颜背后，却是她那痼疾缠身（肺结核）的体质，而这病使她正当盛年，才华日益成熟时，健康情况趋于恶化，她也被迫停止写作，最后，在她仅有三十五岁时早早离开了人世。

这位才思敏慧的女作家常常让人联想起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玲珑剔透的心却装着愁肠百结的悲凉与惆怅，于是，多愁善感的她们在骨子里就有种幻灭，这种幻灭感也成为曼斯菲尔德笔下常见的文学题材。在她的短篇小说《阳阳和亮亮》中，曼斯菲尔德用她那特有的敏感细致的文笔，不动声色地捕捉并向读者描绘出小孩子阳阳的幻灭：阳阳惊叹痴迷的用奶油和面粉做的小红房子、放在可爱餐桌上的花式冰布丁等，在阳阳一觉醒来之后已是残羹冷炙，他眼中神圣的艺术品成为宾客的腹中之物，他理想中的仙境给毫不留情地破坏了，他觉得可怕极了，阳阳就这样经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精神危机。

曼斯菲尔德在她的创作中就这样，从小孩儿的幻灭写到初次参加舞会的姑娘的幻灭，再到分别多年的情侣的幻灭，这些主人公们都在心情愉悦，甚至心花怒放时，猛然又在无意之间发现了“人生的破绽，甚至看到了一条无可弥补的裂痕，于是人生的一切顿时改观，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完好无缺了”。在这位敏感多愁的女作家的小说中，描绘了许多人生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程度的幻灭感，这与她自身在最值得绚烂绽放的年华却不得不与肺结核抗争息息相关，刚在文坛崭露头角，自己却因为健康原因被迫停止写作，短暂而坎坷的人生对作家自身来说也同样是充满幻灭与惆怅的。

9.我是小作家作文 篇九

你们一定很羡慕吧。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学会的，大概是苍天给我的机会吧，我从二年级开始作文就写得很好了，三年级时同学们就把我称为“小作家”。

我妈妈是语文教师，每次在写作文时，她总会在我耳边轻轻地说：“湘湘，作文题目要新，开头要好，结尾要有特色，听见了吗?”这时，我总是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听到了。”

在我一年级的时候，妈妈总会在睡前读有趣的小故事给我听。后来，我会从小故事里听到的句子里选一些出来用，慢慢地好句子全被我用上了。

有一次，我正在房间里写我的日常作文——日记。妈妈突然走进来，我的日记被她看到了。过了一会儿，妈妈开始笑，笑得人仰马翻。原来我写的是“放屁趣事”，里面写我什么放屁，放得怎么臭。看着妈妈那哈哈大笑的样子，我只好陪着苦笑。

10.兄弟作家作文450字 篇十

罗则和罗修是一对兄弟，他们一起长大，他们的共同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

因此，人到中年，二人不想着成婚，而是想着利用多年的积蓄在自己心仪的地方置购一座房子，为自己带来灵感，进行创作。

成为作家哪里是那么容易?偶尔会有灵感，但那不足以支撑他们写一本书。庆幸，靠偶尔的`灵感得来的稿费和多年的积蓄，他们成功活到老年，不足为愁。

罗则想离开了。他说，“哥，我不想在过这种生活了。所有人都像议论傻子一样议论我们。”

罗修淡淡一笑，“弟弟，我们以前就考虑过这些问题的。怎么现在就怕了呢?”罗修其实也想离开了，但这件事罗则先提出，反而给了他坚定的信念。

某天。或许过了很久了吧。两兄弟有了灵感，每天工作到很晚才睡，他们努力地抓住一丝灵感。这是最幸福的事了吧。他们最终出了一本自己的书。他们没有想过这本书会很火，也没想过他们会出名，所以当一切来到的时候，他们惊讶得很。他们淡然地接受了面前的一切，他们火了。

11.如何让诺奖作家成为畅销作家? 篇十一

这足以让中国出版界丧气。中国人素有诺奖情结,体现在出版界就是喜欢押宝诺贝尔文学奖,还真有押对的,比如,2006年,当年的大热门、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穆克获奖消息传来,中国人尤为高兴,因为两个月前,他的作品《我的名字叫红》中文版刚在中国推出,获奖之后出版社随即又陆续推出帕穆克的其他作品。

争夺赫塔·米勒中文版

2009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书展。这届书展的主宾国正好是中国,国内不少出版商云集法兰克福。

书展开幕前夕,传来了赫塔·米勒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正在为书展做准备忙得不亦乐乎的蔡鸿君立刻接到多个中国出版商的要求,希望能引入赫塔·米勒的作品。蔡鸿君所创办的德国海格立斯贸易文化有限公司,一直代理拥有赫塔·米勒全球版权的德国Carl Hanser出版社的中文版权。

包括人民文学、译林和上海译文等出版外国文学的老牌出版社,还包括磨铁图书、万榕书业、新经典、上海九久读书人等民营出版机构,纷纷与蔡鸿君接洽。按蔡的本意,他希望是近几年在中国图书市场异军突起的几家民营出版机构能胜出,他本人则格外看好有过多年友好合作、在外国文学方面尤为突出的新经典文化。

所以,书展期间,当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谭跃,原少儿社社长、现北京凤凰联动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联动”) 总编辑祁智和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三人“携手”出现在蔡鸿君面前时,这个组合令蔡鸿君十分为难,因为凤凰集团董事长谭跃是蔡鸿君的中学同班同学,而在此前,他有所属的新经典已经与蔡鸿君接洽过两次,蔡鸿君还交给了对方一个刻有赫塔·米勒书稿等相关资料的光盘。

这时,与蔡鸿君接洽的出版社或文化公司增加到32家。10月25日,书展一结束,蔡鸿君把第一批经他筛选过的8家出版社及文化公司的5个报价转给了德国Carl Hanser出版社。这几家出版社都是要求全套引进赫塔·米勒的中文版权,其中,新经典与北京十月、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人民文学、凤凰联动与译林均是联手竞标进行报价的,而新经典的报价最高。但拥有赫塔·米勒全球版权的德国出版社看重的则是中国出版社在以往出版外国文学方面的资历,所以他们更愿意在人民文学、译林和上海译文三家老牌出版社中作出选择。

回忆起这场出版争夺战,凤凰联动总编辑祁智表示:“从战略上考虑,公司需要一个镇宝之作。”这是凤凰联动改制后的第一个大手笔,他们志在必得。

2009年4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与共和联动进行战略重组,这是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颁布后,国内第一家由国有出版企业与民营书商合作成立的国有出版集团控股的股份制公司。

最终,凤凰联动与译林联合取得了赫塔·米勒作品的中文版权。2009年11月,凤凰联动总裁张小波在京高调宣布了这个消息。然而没多久,他们的同集团伙伴译林决定退出。

“顾爱彬至今还欠我一个解释。”越洋电话的另一头,蔡鸿君笑呵呵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凤凰联动和译林的公开解释是双方无法就合作的细节达成一致,译林仅计划出版米勒部分作品,而凤凰联动则要求出版全集。

今年1月初,凤凰联动和译林分开对版权进行竞价。蔡鸿君对德国出版社做了些解释工作,表示无论两家联合竞价还是分开竞价,两家都属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1月25日,凤凰联动独揽赫塔·米勒全套中文版权。

成为畅销书的可能有多大

直到今年3月,媒体还在关注这场变故。而此时,凤凰联动早已经投入到翻译队伍的组建中。早在去年11月11日,蔡鸿君分别给译林和凤凰联动写信推荐德语译者,蔡给他们开列了一个11人的名单。今年1月29日,蔡鸿君再次给凤凰联动总编辑祁智写信,讨论组建翻译队伍问题,在这封信中,蔡鸿君又列出了一个12+12,分别为12人的专家和译者名单。

有了蔡鸿君的名单,凤凰联动心里有了底。随后,他们定出了组建翻译队伍的原则:第一要年富力强;第二有德国生活经历;第三最好是对米勒其人有所了解。

一天,凤凰联动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叫李贻琼,从事中德贸易工作。她向出版社自我介绍,自己是国内翻译米勒作品的第一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李贻琼,1991年,曾参加歌德学院与《世界文学》合作举办的翻译比赛,在那场比赛中,题目就是翻译米勒的作品,李贻琼获第一名,其译作发表于《世界文学》上,而李贻琼也因此爱上了米勒的作品。多年来,她已经陆续翻译完《赤足的二月》一书,但因为加入得晚,这部作品与米勒的另外一本散文集《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合并,已经定了由刘海宁负责翻译,李贻琼则负责翻译《国王鞠躬,国王杀人》一书。

一个十多人的翻译队伍组建起来。据蔡鸿君介绍,其中,译林出版社的德语编辑陆志宙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份名单最后传真到德国,通过蔡鸿君转给了赫塔·米勒。本来,赫塔·米勒是希望翻译工作能集中两三个人来做,但因为要赶出版时间,蔡鸿君说服米勒同意了这份翻译名单。

据凤凰联动总裁张晓波介绍,中文版上市以来,《赫塔·米勒作品集》以每天150套的销售速度,稳稳地占据当当网新书热卖榜。以14.5万欧元拍下赫塔·米勒中文版权的凤凰联动,第一次开机印刷了5万套《赫塔·米勒作品集》。

一般来说,诺奖作品的出版周期也就一年,各出版社的常规做法是,在获奖名单出来之后,马上组织人翻译出版出版获奖者的一两部作品,抓住一年的销售时间,其后再瞄准下一位。

整套推出诺奖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出版界实属非常规之牌理。张小波的野心是把赫塔·米勒的书做成米兰·昆德拉式的畅销书,他认为,赫塔·米勒的作品极具畅销书的潜质:首先,对于被米兰·昆德拉陶冶了几十年的中国读者而言,赫塔·米勒的到来,可能是当代阅读史的重要延续。

但近10年来,诺奖作品的中文市场销量平平,很难破10万册。2006年诺奖得主帕慕克已经是个例外,他的《我的名字叫红》销量达到30余万册。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总发行量达到一百多万册,这成为中国出版界的一个奇迹,就连其母国捷克也感到惊讶。他虽然没有获得诺奖,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全世界公认的畅销书。1985年,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成为译坛常青树,至今魅力犹存。在中国出版界不景气的今天,米兰·昆德拉仍是拉动经典书销售的关键词。

12.作家声音 篇十二

毕飞宇日前在《南方周末》刊文称决定不再做先锋小说家。他说:1994年的时候, 我对自己的创作突然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写作越来越累, 那种伴随着写作强烈的生理快感找不到了, 写小说没有乐趣了, 也发现不了我内心情感的涌动。我意识到在创作上可能出了问题, 但究竟是创作道路还是自身创作能力的问题, 不清楚。那时有两件事情对我触动特别大。某一个深夜, 我重读博尔赫斯的小说, 他以前在我心中是文学的惟一式样, 是高不可攀的范本, 但是那天夜里, 我作为一个人去读的, 我发现, 我一点都不爱他, 伴随着巨大的沮丧的同时, 我也发现我可以离开这样的文学道路了。第二个就是感谢汪政, 有天他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小说里的人物到哪里去了, 以前的作家是伴随作品中的人物在一起的, 到19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作家, 至于这个作家写的哪些人, 确实想不起来, 我觉得这两点对我的刺激比较大。我决定从先锋文学的道路上往回撤, 我重新开始去找一种语言, 一种叙述方式, 甚至逗号句号都要重新分配, 那时候作品写得很糟糕, 难以辨认的面貌。一直到了《青衣》我才找到写作的感觉, 语言要平实, 人物要鲜活, 对话要生动, 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塑造人物这方面的弱点, 就把精力往这块投放。在创作上我回到了脚下的这块土地上, 回到说人话、心贴心的写作上。 (闻雪摘编)

●莫言强调作家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日前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上, 莫言在演讲中表示, 作家之间的对话是必不可少的, 互相阅读彼此的作品, 是更重要的交流。而交流对话是消除误解最有效方法, 也是中国作家来的目的。同时他认为, “作家在对话交流时, 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还强调:“文字必须抓住社会热点, 否则文字就是一纸空文。”莫言谈到在法兰克福书展历史上, 还没有哪个主宾国像中国这样对书展的重视和向往:“我知道这次来的不少同行都将参观歌德故居, 1763年, 曹雪芹逝世, 那时候歌德14岁。10年后, 歌德写出了《少年维特的烦恼》, 他不会想到这部作品在很多年后能在中国那么多读者里引起那么大情感共鸣, 这是因为文学揭示了人类的普适价值。歌德晚年提到了世界文学的概念, 世界文学也是文化交流, 了解各种文化观念。今日我们发现, 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已经突破了文学的范畴, 多样性的思想是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 这也是对歌德文学理想的实践。” (闻雪摘编)

●马原认为研究越深入离小说家就越远

著名作家马原日前在接受《读书报》的记者采访时说:“好赌不好色, 好色不好赌”。研究分析名著, 越来越耽于理性, 感性完全被破坏了。我做小说家时, 是感性的, 当教授时, 又是职业理性, 对写小说没有任何帮助, 不是说研究一百个作家就成为好作家。相反, 研究越深入, 离小说家就越远。当记者说也有评论和写作结合得很好的作家, 比如萨特时, 马原则表示萨特是一流评论家, 但只能算三流小说家, 加缪的评论和小说都是一流的, 但这样的人整个地球也就那么一两个。 (闻雪摘编)

●周大新称“似曾相识”是创作大忌

13.我的理想作家作文 篇十三

我小时候，很软弱，成绩很差，常常被人欺负。每当看到同学们取得优异成绩时，我打心眼里羡慕。于是暗下决心：我要当一个优秀的学生。有了这信念，我干什么都有劲。每天早晨，我早早起床读书;学校里，一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就向老师请教;别人用一分钟做完的题目，我就用五分钟去做。我虽然在某些方面比别人笨，但我坚信：只要我认真学习，当优秀生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日复一日，我的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我的心里暖洋洋的。让我不可思议的是：二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我的数学竟考了 分。

上了三年级，我很怕写作文。每当看到有的同学一提笔就成文，而我却脑子里空荡荡的，不知从何写起时，我就特别苦恼。那时，我总得先去看看写得好的同学的作文，然后再自己写，可我还是写不好。于是，我默默下决心：我要克服写作这个难关，写出属于自己的好作文。从此以后，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天坚持看作文书和一些有益的读物，认真对待每一篇作文……

14.我的理想作家作文 篇十四

在中国聋人的总结报告上品示：有300万人，他们听不到美丽的声音，说不出动听的话语，只能活在无声的世界里，没有色彩。因而造成了他们混乱的生活，许多低文化聋人甚至面临生存的危机。

这份报告写得动人心弦，流露出满满的真情实感，社会竞争多么激励，谁敢落后了，而葺人却恰怡身为残疾，社会的忽略，排斥，不是生活的不便，带来的更加是心灵的创伤，从而走上犯罪之路。

我不禁为中国3000万聋哑人忧愁，对他们的同情更是不再话下，有什么办法能在在复杂的迷宫里找到出口呢?纸笔交流!我想成为一名作家，一名能给聋哑人带来快乐，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充实的作家，给聋人帮助，受益，就得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奋斗。要奋斗，就要有所付出，所渭付出，那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平日学习中，我要一经不苟，完全彻底地掌握知识，知道所以然，还要只求所以然，又如孔子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对知识要实事求是，还要勤学好问，使自己的文笔更加丰富，使读者该起来饶有趣味。

课外阅读知识。也是“文章五绝”中的一绝。世界这么大，到处值得发现，一点点记录在书中，常该常新。接触到的东西新奇活乐，让它属于自己，文章就像着天妯的花朵，文思如同山河奔涌的泉水，那自然使妙，贴切着生活把作者的内心思想都呈现在文笔上，聋人一看，颇有一番风趣。从文章里感受到世界的奇妙，生活的美好。日子也不再枯干乏味。

15.作家声音 篇十五

莫言从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斗士, 他是平和的, 没有“笔墨当刀枪”的辛辣, 甚至连叛逆也带着一丝狡黠的意味。日前莫言做客东莞莞城文化周末大讲坛, 他说, “现实生活当中不断发现新的事件依然在刺激着我, 也经常让我怒发冲冠, 经常让我咬牙发狠, 有的时候也让我悲痛欲绝, 生活里面发生了种种事件, 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一个作家的神经, 这些都是写作的动力。”在讲座中, 当有观众提及高考作文的问题时, 莫言“破例”辛辣了一回:“我对判零分的同学表示深深的同情, 也对判卷的老师表示巨大的愤慨, 因为你没有必要这么过度, 如果我是判卷的老师, 我肯定会给分数的, 绝对不是零分。”莫言说, 过去总认为判卷的老师是饱学鸿儒, 都是有经验的, 后来才发现自己的硕士生会被租去做判卷人员, “他们的认识比高考的孩子高不到哪里去, 所以在高考这个庙里面年年有怨死的鬼, 这也没有办法。”莫言在演讲最后还劝有才华的孩子们在高考的时候克制一些, “你可以用甲骨文做一个作品, 否则的话就克制一些, 老子混进大学再说, 别冒这个险。”

●阎连科称童年的阅读对其影响深远

作家阎连科日前在接受《读书报》的访谈时说:童年时期的阅读对我有相当的影响, 我小学时读的第一本小说是《西游记》。那时我大姐生病, 老是腰疼, 只能躺在床上。不知她哪里来的那么多书, 一本接一本地看。晚上看得晚了, 母亲老骂她怎么不熄灯。她就等我们睡了又点上煤油灯看, 母亲因此更恼火。我很好奇, 想知道大姐到底是看的什么书, 这就在大姐床头看到了《西游记》。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 充满浪漫幻想, 这和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年龄吻合, 让你觉得读书是如此有趣。大姐的床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图书馆, 我完全是在她床头看完了今天看来是“红色经典”的几乎所有的小说。任何红色经典都看得非常深入。那时候并不知道世界上什么书好, 也没听说过“四大名著”, 即使谈到《西游记》, 也不知是四大名著。初中时, 我同学的哥哥是飞行员, 来信说可以寄来一本《红楼梦》, 那也是孩子不能看的。说了好长时间, 终于寄来了。我记得非常偶然的一天, 同学给我一本报纸包着的书, 上面写着“红楼梦”三个字, 我为这三个字浑身发抖, 紧张得不行, 跑到男厕所打开一看, 果然是想之念之的《红楼梦》。我就从同学那里看完了《红楼梦》。那时逮着什么看什么, 但几乎没有看过一本外国小说。要说使我的命运发生改变, 还是偶然看到了张抗抗的小说《分界线》, 得知她因为写了这本小说, 就从下乡的农村调到了省城工作, 才知道写东西是可以作为改变命运的一种方法。得到了这样的启发也就写起来。张抗抗对我来说,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 给我最大启发的人。应该说, 青少年的阅读对我写作有相当的影响。

●魏明伦认为古典文学不只有四大名著

16.我看“南来作家” 篇十六

什么叫“南来作家”？最简单直接的理解，是从大陆到香港来的作家，但也有问题。香港文学史专家、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卢玮銮教授曾有专文讨论，她大概的意思是只限于南来后又北返的作家(《“南来作家”浅说》，《香港故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这有一定的道理。长期在香港留住下来的，最后只能算是香港作家，这便牵涉到为“香港作家”下定义的问题。为免却这麻烦，这里只会集中讨论一批在两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抗战爆发以后以及国共内战期间——南下到香港的成名作家。

显然，香港能够在这两个不寻常的历史时刻扮演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是因为它的独特政治身份：在前者而言，香港在中国大陆全面抗战开始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仍然幸免于战火的洗礼，相对于大陆的沦陷地区来说，香港仍算是一片净土；后者方面，由于香港大体上较能够容忍不同的政见，左翼作家可以在这里进行反国民党的宣传，对革命事业作出贡献。结果，三十年代中叶之后到四十年代末，共有超过二百位知名的大陆文化人来港，其中包括很多早已成名、且名气非常大的作家，如茅盾、夏衍、戴望舒、萧红、端木蕻良等，他们都在香港办杂志、编刊物，从事创作、组织活动。更多的是在香港作短暂停留，很快便转到内地其他还没有沦陷的地区去，其中包括郭沫若、巴金、萧乾、阳翰笙、林语堂等重要作家。

毫无疑问，这么多重要作家一起云集香港的热闹情况，真可说是空前绝后，因此，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大陆学者所编写出版的几种《香港文学史》(包括：谢常青《香港文学简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潘亚暾、汪义生《香港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王剑丛《香港文学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及王剑丛《二十世纪香港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三月]。)里，它成为大书特书的对象，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有几个重要观点，似乎有深入梳理的必要。

众所周知，大量作家南来，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抗战或内战期间，不少作家暂时失去了活动的空间，无法发挥他们原来的作用，以至需要跑到英国殖民地来。说得直率一点，他们实际上是托庇于英国殖民地的统治，又或是利用殖民地相对来说较宽松的言论空间，来推行他们的政治日程。在本质上来说，这跟三十年代不少上海左翼作家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拘捕而躲入租界的做法完全相同，却跟香港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诚然，这些大陆作家和文化人的确非常活跃，他们在香港的一些活动，也确实对部分香港作家有积极的影响，不过，相较于这些人的其他活动来说，他们对香港本土文学作家的帮助，只占极小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他们在香港从事文学和文化活动，主要是为了要继续他们在原来地区的文学和文化活动。他们所主编的报章和杂志，很多都是从大陆沦陷区迁来复刊的，如《申报》、《立报》、《大公报》等。即使要在香港建立一个新的文化中心，他们的着眼点也不在香港。萨空了曾说过要在香港建立起一个比上海更辉煌的文化中心，但文章的最后一句是：“为了祖国，全在港的同胞，速起来为建设这新的文化中心而努力吧！”(《立报》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第四版)重点是“为了祖国”。当然，在全国一致抗敌的时候，香港以其特殊的政治环境，被视作为抗日基地，团结和收容各地而来的作家和文化人，策动宣传活动，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却不能说这些人为香港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不是他们原来的意图。因此，我们见到很多作家和文化人都只在香港逗留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往往属于过境性质，即使在香港时间较长的，在香港沦陷后便马上离开，原因在于香港已失去了充当抗日基地的功用。

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些南来作家在香港所写的作品。不能否认，不少中国作家在留港期间创作了一些很重要的文学作品，以在香港逝世的萧红为例，她在香港创作了《呼兰河传》和《马伯乐》两部极其出色的小说。另外如茅盾的《腐蚀》、郭沫若的《洪波曲》、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以至戴望舒的诗集《灾难的岁月》等，即使不是这些作家的代表作，也是他们最重要的作品，它们在香港发表和出版，无疑使香港的文坛增加了光采。

可是，它们算得上是香港文学吗？

其实，只要细读一下上列的作品，便可以确定它们并不属于香港文学，除了创作地点是在香港外，它们根本没有什么地方能跟香港扯上丝毫关系。以萧红为例，《呼兰河传》是她回忆童年生活的自传性小说，写的是她在中国东北的故乡呼兰河小城的风貌，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故乡思绪，而《马伯乐》第一及第二部分别写了马伯乐在抗战前夕从青岛逃到上海以及由上海辗转抵达汉口的故事，香港并没有在这些作品里占任何位置。此外，茅盾的《腐蚀》以重庆为背景，写的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幕；郭沫若的《洪波曲》是自传体，写郭沫若从日本回国后的经历；而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则以菲律宾为背景，就是戴望舒的几首在香港日军营狱中所写的诗，心中只有“永恒的中国”“这广大的土地”。试问：香港在那里？

我们无意低贬这些作家和作品的价值，可是，在这情形下，纵然我们多么愿意，但也实在没有办法将这些作品称为香港文学——即使用最广义的定义来作界定。事实上，翻开所有现代中国文学史，不论是在大陆或香港出版的，都从没有任何一部著作会把《呼兰河传》、《马伯乐》、《洪波曲》、《南洋淘金记》等作品称为香港文学，它们都只会给归入在个别作家的讨论章节里，与这位作家的其他作品一并讨论，而这位作家的贡献和成就，是由他(她)所有作品整合而成的，这些贡献与成就，是指他(她)对整个现代中国文学的贡献和成就，跟香港文学无关。

当然，要为香港文学和香港作家下定义，有一定的困难，更有所谓广义和狭义的分别，这里不打算纠缠于一些细节，但必须弄清楚一个很基本而简单的概念，就是一些人在香港逗留了一段短时间，写出了一些作品，或是参加或主办了一些活动，并不能因而说他们是香港作家，创作了香港文学。有谁会说萧红、茅盾、郭沫若、司马文森以至戴望舒是香港作家？我们只可以说他们是南来作家，在香港居留过一段时间，写过和发表过某些作品，这些作品可能是非常出色的，对香港作家产生了一些影响(其实，这些影响并不一定需要他们在香港写作品才能产生出来的，否则，香港作家便不可能从那些从没有来过香港的现代作家的作品中吸取养料)，他们也许发起和参加过一些活动，令香港文坛显得较活跃，但却不能说因为他们的种种文学活动，香港文学被推上一个新的高潮，他们可能确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推到另一发展阶段(例如抗战文学)，但却与香港文学发展无关。

相反来说，在大量成名作家南下后，香港文学本身的发展，在某一程度上说，其实是受到了牵制，或甚至是窒碍的。香港的一位评论家黄康显便提出过质问：大量作家南来，“香港的作家，是否直接受惠呢？”他三番四次指出，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香港文学开始有真正的发展，不过，只可惜这只是昙花一现，香港的青年作家，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仍很难抬起头来，而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为止，香港的重要文艺期刊，都是由大陆南来的作家所主持，发表的主要是他们的作品，例如由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被誉为“香港历年来水平最高，作家阵容最雄厚的一份文学期刊”，但六十七位撰述人中，只有一位刘火子是香港作家；茅盾主编的《笔谈》，香港作家“根本就是不见踪影”，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理事及候补理事中，也不见有香港作家。(黄康显：《香港文学的发展与评价》)正如另一位香港文学批评家黄维梁所说：“大批的大陆作家南下，本地作者在文潮中顿然失色，甚至‘消失’了。”因此，当这些作家陆续北返后，“香港文坛又处于真空状态”。

至于国共内战期间的另一次作家南来潮，也是政治形势变化的结果。有人认为：香港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与中国革命、中国新文学运动息息相关；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香港文学对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作出了应有的奉献，所以应予整理，弘扬光大。(谢常青：《香港新文学简史》)当然，这也不无道理，因为那些南来的左翼作家，确是利用港英政府较开放的一面——对不同言论的容忍，来从事政治宣传：“宣传抗日救亡大义，传播民主革命真理，唤起民众，团结抗日，支援解放战争”。可是，即使我们同意这是事实，但也不能说是香港作家或香港文学对中国革命而作出的“贡献”，那还是从大陆来香港的中国作家的功劳，香港文学或香港的作家，实在不敢掠美。

17.我的作家梦作文 篇十七

当作家，我认为是天底下最轻松的职业，它不像上班，无论是严寒酷暑都得早出晚归;它不像当主持人，一定要把稿子滚瓜烂熟地背出来。成为作家，只需轻松地拿起笔，写出一篇文章，寄给某某出版社，如果出版社采纳了我的文章，就可以得到稿费，你说这累吗?

如果我将来成为了一名作家，我想在咖啡馆里办公，杨红樱阿姨写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之《丁克舅舅》中的丁克，不就是在咖啡馆里办公吗?在这里品上一杯咖啡，听上一曲轻音乐，也许，咖啡馆真是上帝赐给作家的办公室呢?在这里可以激发作家的灵感。

当然，如果想当作家一定要有杰出的写作天赋，但是我却很喜欢写作文。我之所以喜欢写作文，也是因为要为我将来的梦想打基础，多写多练多看。

每个周末我都会写一篇作文，我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去书城看书，几乎都是些文艺类的书。古诗哪，古文哪之类的，虽然有一些不理解的内容，但是我还是非常喜爱!新书也是很容易被我发现的，最近才出的小说我也看了，短篇的、长篇的、微型的或是散文。我最崇拜的作家是马骥才，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语感很强，结构严谨，带有一丝的幽默感。我热爱生活，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因为在写作中，所有的素材都来源于生活。总之，现在我是全面为将来成为作家做准备。

18.我的梦想作家作文 篇十八

我当然也是拥有着自己的梦想的那个小孩，我的梦想，因为平凡而伟大，因为想当一名童话作家。

小的时候，我是在一个童话王国里度过的。白天妈妈给我看童话书，夜晚，妈妈为我朗读童话。

可长大以后，我看童话书的时间都用在写作业、跳舞这些方面上了，晚上，妈妈不再为我朗读童话，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枯燥的课文、公式。

我怀念着童话，怀念着小时候的童话王国。

我为什么这么爱童话，是因为世界的丑恶，公交车上的小偷，学校的校霸，大街上的骗子……

而在童话里一切都是美好的，在公交车上没有小偷，都互相让座，学校里没有校霸，同学们互相关爱，大街上也没有骗子……

在童话世界里，所有的事物都是没有的，它都会了我不欺负小同学，不打架，不……

可妈妈总认为童话是小孩子的书，我都长大了不应看“垃圾书”，每次我偷偷地看时，妈妈总是批评我，我很伤心，她还总说：“你看你姐姐，比你大两岁就在看《巴黎圣母院》、《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我上学时，老师问起了我们的梦想，我心里一阵激动：是啊，我可以写童话呀，给世界带来美好!

从此，当童话作家的梦想就在我的心里萌发了。

我一回家就马上写完作业，就开始了我的童话世界。

可是我总是觉得我写的童话与童话故事书里的相仿，可我并没有放弃过我的梦想，虽然写得不好，但是我可以自己欣赏，自己评价!

我相信：只有成功地迈出第一步，才会有后面轻松的步伐，不管梦想是大是小，是难是易，只要坚持，就一定会成功!

19.作家声音 篇十九

日前, 在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的一场论坛上, 作家苏童与英国当代小说家大卫·米切尔进行了对谈。虽然他们彼此并不熟悉, 但苏童与大卫却有一个突出的相似点, 他们的作品都是电影的宠儿。大卫说, 电影是人类为满足自己对故事的渴望的一项发明, “早期的电影受到小说和舞台剧的影响, 过去十年反过来了。小说变得越来越像电影, 先有场景, 再充实人物。”他很好奇, 这位作品被张艺谋、娄烨等导演搬上银幕的作家, 写小说时是否也被电影影响, 先把故事视觉化再去展开。苏童答:“写小说前最好脑子里没有任何外来的阴影, 而电影正是甜蜜又非常具有诱惑性的一大片阴影。我喜欢这样一个比喻, 小说和电影是远房亲戚, 它们的关系很微妙, 经常走动很正常, 但如果不走动就更正常。”希区柯克有一句妙言, 只有二三流的文学作品才能改编成一流的电影。而冯小刚说过, 电影是文学这棵丰腴的树上结出的果实, 好的文学基础才有可能结出一部好电影。在苏童看来, 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希区柯克既是一个伟大的电影导演, 也是想当伟大作家而没当成的人。我首先听到的是他的弦外之音, 一部真正的好小说电影对它是无能为力的。”大卫的回答则引起了场内听众轻松的笑声。“苏童的《妻妾成群》和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是很优秀的作品。但如果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一直看电影, 我一定会发疯, 如果只有小说可看, 从房间里出来, 我可能会变成更聪明的一个人。”

●余华认为马尔克斯是在世作家中最伟大的

日前在马尔克斯正式授权的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中文版首发现场, 余华盛赞马尔克斯:“他是在世作家里最伟大的作家, 《霍乱时期的爱情》教给作家一个写作方法。”余华说:“我以前读过不少翻译小说, 但是这本翻译而来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让人读起来非常舒服。”余华说自己20多岁就读过《霍乱时期的爱情》, “如果说《百年孤独》是震撼人心, 那么《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深入人心。尤其是书中人物心态的变换非常细致, 没有一个遗漏。我想如果现在让全世界所有作家来选评一位在世最伟大的作家, 百分之五十的作家会选马尔克斯。我认为伟大的作家会把小说中的情节推向高潮, 而更伟大的作家是会恰到好处的结束。可以说马尔克斯通过《霍乱时期的爱情》教会作家一个写作方法。”当被问起有没有兴趣写部爱情小说时, 余华表示很多人都可以写一个受欢迎的爱情故事,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写一个好的爱情故事, 马尔克斯所描写的中断了50年的爱情故事, 本身就是段传奇。此外余华还表示:“我也不喜欢写历史小说, 很累, 经常写写就中断了。马尔克斯这样的作家也就写了《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两部巨著, 一个作家老写这样的巨著会写死的。”活动结束后余华还一再表示:“马尔克斯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我对他除了崇敬, 没有别的。”

●马原称小说成为了博物馆艺术

马原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11年以前, 我在同济的课堂上第一次提出来“小说死了”。我说的是作为一种延续了两百多年辉煌的小说, 它死掉了。它是作为公共意识的小说死掉了, 但是我这种意识呢, 包含了公众不再阅读小说, 指的是借助小说来思考、借助小说来体味人生、或者借助小说来增长知识这个人群。他们已经不再阅读小说了。小说成为了博物馆艺术,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有闲心的人才回去翻翻小说。我不知道这个社会中的人, 他们似乎都很忙碌, 他们根本无暇来顾及小说。对于这个现实本身, 不是说马原的小说不被阅读。实际上, 所有经典的小说, 已经被创造出来好的那些小说, 已经被高度边缘化了, 都不被阅读。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 这是小说的悲哀, 倒不是我马原的悲哀。小说的大历史它就走到了这一步嘛, 已经成为不是必需, 而是闲需———闲暇时偶尔为之的一种需求。它已经不再是那种, 我今天没读小说, 我今天的日子就过得不够充实的境界了。当谈到怎么看待中小学生写小说时, 马原说:如果存在这种现象, 当然是件好事啊!小说是一件跟想象力特别较劲的事情, 那么小孩子写小说我是绝对赞成的。但是, 千万别从小立志要当一个小说家。小说家作为一种职业, 是没有什么职业前景的。你千万不要把写小说当成一个终身职业。我倒是觉得, 每一个小学生最好都要写小说, 因为它会最大限度地调动你的想象力。小说这东西是没有界限的, 你完全可以天马行空。因为我们的教育, 说实在的, 你在小学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到了初中, 你就得想中考, 高中的时候你就得想高考。孩子的压力都太大了。

●王跃文说自己被“严重误读”

作家王跃文近日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9部新版“王跃文作品典藏版”亮相上海书展。据出版方介绍, 王跃文对这套作品做了重新修订、补充、完善, 小说情节较之其他版本更为细致缜密。这套书包含了王跃文所有作品, 也收录了他最新的一批作品, 比如关于农村的小说《漫水》。王跃文介绍说:“我写乡村小说, 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 语言、节奏、色调、情绪, 都是过去的写作没有过的。”面对自己的作品被称为官场小说, 王跃文强调自己一直被严重误读了, “假如粗暴的小说类型化概念成立, 那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是渔业小说, 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犯罪小说, 《红楼梦》则是青春小说, 《西游记》则是穿越小说。”他认为, 自己的小说满怀深沉的忧患意识, 显示着凌厉的批判锋芒。但有人把他的小说归类为官场教科书。在他看来, 这既违背他小说创作的初衷, 也并非读者阅读的真实体验。

●陈河称写作的动力来自“贪心”

20.从明星到作家 篇二十

早晨，安德鲁斯把孩子们叫起来，对他们说：“孩子们，快起来，讓我们一起晨练。我们比赛，谁若是输了，我们就罚他。”

大女儿詹妮朝气蓬勃，说：“别那么唠叨，你说话可算数？”

“当然，”安德鲁斯表示。她认为，作为母亲，自己得以身作则，带动孩子们。果然，在一次跑步中詹妮超过了安德鲁斯。“你准备怎么罚我？”她问詹妮。

“你要为我写个故事，”詹妮说。

安德鲁斯养成记述孩子琐事作为日记的习惯。她想，有对孩子的心理了解，给孩子写故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詹妮是布莱克与前妻的女儿。1969年安德鲁斯与布莱克结婚后做了她的继母。起初，詹妮总是躲着安德鲁斯。安德鲁斯就想办法与她亲近。布莱克对新婚妻子说：“亲爱的，我相信你一定能感化詹妮，让她接受你。”

安德鲁斯的写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成功的。开始时，她像小学生画画那样——涂了画，画了再涂地描绘。布莱克是一位造诣颇深的艺术家，年轻时一周为广播电台写出两个节目，工作很努力，通常都工作到深夜。20世纪70年代他已成为著名的艺术指导，写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写作上，布莱克自然就成为安德鲁斯的引路人。

当然，安德鲁斯并没有放弃歌唱和表演。她觉得表演和写作是异曲同工，相辅相成的。以往都是别人写，她按照剧情和固定模式的人物进行表演上的创作，如在百老汇上演的《我的美丽的太太》和影片《音乐之声》的表演中都是这样。从事文笔创作后，她便从表演中汲取营养用在写作中，她面对稿纸走笔如行云流水，有一种淋漓酣畅之感。

由于布莱克的支持和鼓励，安德鲁斯在写作中虽然有时也因文字表现手法上的问题打过绊，布莱克却对她说：“朱莉，写作的诀窍在于大胆地在稿纸上表露，而后再回过头来审视、修改甚至重写，以达到表现手法上的尽善尽美。”

布莱克的话像是钥匙，打开了她艺术构思的通路。为了解创作的奥妙，安德鲁斯通读了布莱克的作品，像是找到了指南，使写作一发而不可收。

安德鲁斯每写完书的一个章节布莱克都要为她审原稿，而后进行鼓励并提出建议，她会在丈夫的肯定声中继续往下写。她的第一本书稿布莱克通读后绘下了插画。安德鲁斯在书名“曼迪”的下方署上了一长串姓名：朱莉·安德鲁斯·爱德华兹。因为她觉得这本书的出版应归功于丈夫布莱克·爱德华兹。书印出后，安德鲁斯拿给詹妮看，使得这个大女儿兴奋不已。

而后安德鲁斯又着手写了一部幻想作品，于1974年出版。后来安德鲁斯搁笔多年，1997年做了声带囊肿切除手术，她觉得再不能歌唱了。那段时间她的身体和精神备受煎熬，然而她却开朗乐观，坚定信心，等待声带康复。

安德鲁斯着手写《小鬼》系列丛书。后来出版商与她洽谈为学龄前儿童写书事宜。她对她的女儿埃玛说起了这件事。当时埃玛已经有了孩子叫萨姆。埃玛说萨姆特别迷恋自动卸货卡车，她找遍书店和图书馆都没有这方面的儿童书。安德鲁斯便产生了写描述自动卸货卡车系列丛书的打算。书写出后由她的前夫——埃玛的生父托尼·沃尔顿做了插画。

安德鲁斯了解到自己的声带已不能恢复原状——没有能力再唱歌，但是说话或讲故事则没问题。她决定做电影，做电视节目。当然，她认为写作才是最重要的选择。她要把写书作为后半生的生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