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问题论文

中国环境问题论文（共9篇）（共9篇）

1.中国环境问题论文 篇一

中国环境问题英文作文

It is reported that ten big cities in China are being ranked among the top twenty cities with the highest pollution index in the world. This means it is high time we did something to bring the situation under control.Many factors are contributing to the deteriorating situation: industrial wastes pumped into the air，the lakes and rivers; a increasing number of automobiles crowding into the streets; the widespread use of plastic bags etc.

To my view，stiffer laws and regulations must be implemented to check pollution. Industries that release wastes without permission should be heavily fined. Cars should be equipped to minimize the exhaust they release into the air. And the use of plastic bags and disposable meal boxes should be banned. What’s more，the media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lanting a sense of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into people’s mind. If everybody works toward a mon goal of making the environment better，we can create a cleaner and lovelier world for us and for the ing generation.

2.中国环境问题论文 篇二

一、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落后

1. 农业生产方式落后。

生产方式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而谋取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方式, 目前农村生产主要有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生产。 (1) 农村乡镇企业生产方式落后。乡镇企业在为农村和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的同时, 也使农村污染变得非常突出。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生产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直接以自然资源作为生产投入要素, 即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型生产方式, 这种生产方式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肆意掠夺和破坏;另一种是有一定技术和资金投入的农村非农业生产方式, 但是由于规模小, 无力建立相应的污染处理设施。 (2) 集约化养殖场造成的污染。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菜篮子工程的建设, 发展畜牧业、养殖场是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规模化养鸡场、养鸭棚、养猪场、养牛场等迅猛发展起来, 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畜禽养殖的污染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饮用水源保护区内违法开设养殖场, 对饮用水源水质造成较大影响;二是个别地区畜禽养殖过于集中, 大量养殖污染物排入同一水体, 严重超出水体环境容量, 致使水质恶化;三是个别养殖场选址不当, 恶臭污染扰民现象突出, 污染纠纷频繁”[2]。 (3) 中国农村农业生产方式落后。中国农业生产的特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的、原始的生产经营和传统的养殖与无节制地使用化肥、农药相结合的方式。由于中国人多地少, 土地资源的开发已接近极限, 化肥、农药的施用成为提高土地产出水平的重要途径。大量的农药、化肥投入到农田生产中, 导致了土壤板结和土地生产力的下降, 而农药化肥流失又造成水体污染和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 造成对人体的危害, 以致农民不敢吃自己种的粮、养的鱼。温室大棚和地膜保温对农作物生长有促进作用, 但大量不可降解的塑料残膜却会阻碍农作物生长, 并对土壤产生破坏作用。

2. 农业生活方式落后。

农民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受传统生活方式影响较深, 在日常生活中较少考虑到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 (1) 由于千百年来的习惯和农民自身对环境问题的漠视, 形成了多数农民守土恋家, 居住分散, 布局混乱, 缺乏整体规划状况。不仅浪费了土地资源, 破坏了自然环境, 而且不利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 (2) 个别村户生活垃圾到处露天堆放, 任其腐烂、发臭, 蚊子、苍蝇到处飞, 厕所随意搭建, 生活污水直接排放到江河里, 严重影响、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 (3) 靠山砍山, 平原烧秸秆的“就地取材”的传统能源利用方式, 造成水土流失的同时, 造成二氧化碳浓度急剧升高, 空气污染严重, 极大地影响了人的健康, 同时也威胁着交通以及输电线路的安全。 (4) 人畜混杂, 一些农村现在仍然是人畜共处一院甚至是一室, 大量的畜禽粪便在道路两侧、庭院一角随意堆放或随污水就近排进沟渠河道, 对空气、水体造成严重污染。 (5) “破家值万贯”的持家理念以及“够了就行”的农民消费观使农民生活节俭, 什么都不舍得扔, 破烂乱堆、乱放, 不仅有碍观瞻而且也污染到农村的生态环境[3]。

二、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不健全

1. 相关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中国的环境保护立法, 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1989年12月通过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4], 但中国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仍不健全,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宪法中的立法空白。中国宪法立法过于抽象, 原则性太强而执行性差, 如宪法第26条中“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 认为作为社会中的人, 有获得良好环境的权利, 但没有确切的通过法律对农民的环境权利加以确认。 (2) 《环境保护法》在制定过程中针对的主要是城市的环境保护, 没有对农村的环保进行规范。《环境保护法》第20条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 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 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 合理利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5]。这些法律规定在条文上过于抽象, 实践中难于操作, 缺乏调整和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 (3) 其他部门法中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虽然都涉及农业环境保护, 并对农村环保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出现各个法律规范之间有相互重叠, 权责不明, 效力冲突的现象, 法律的协调性差。各行政部门之间缺乏权力上的衔接与配合, 导致农村环境保护的规范性文件执行效率低下或者执行结果“无功而返”[4]。

2. 农村环境执法力度不够。

农村环境执法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各个部门, 目前农村环境执法力度不够, 具体表现为:建设项目管理力度不大, 审批权得不到很好的落实, 新的污染源不断产生;排污收费力度不大, 存在人情收费、协议收费、随意提高或降低征收标准, 执法的严肃性不够等现象;一些限期治理企业迟迟完不成治理任务, 限期治理成了“无期”治理。

3. 农村环境司法上存在问题。

当农村环境污染事件造成公共环境、利益或者农村群众人身财产伤害时, 公众多愿意选择向政府环境管理相关部门上访、投诉, 通过调解、赔偿等方式解决问题, 而不向司法机关提起环境行政诉讼或者环境民事诉讼,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三、农村地方政府环境管理行为不当

农村环保工作经常出现“要么抢着管、要么无人管”的重叠管理或空白管理的“越位”和“缺位”现象。

1. 农村地方政府环境管理中的“缺位”。

“缺位”即“不作为”, 该做的不去做。一些县乡政府对农村环境问题不闻不问。就是有所闻也只是走过场、搞形式, 成了追求政绩的手段。具体表现为:政府对环保公益品供给不足;生态建设制度不健全;环境保护财力投入不足;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环境宣传教育缺位;环保管理和监督缺位。“不作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常常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污染企业的利益有时就是地方政府的利益, 企业的污染也就意味着政府的污染, 所以, 地方政府领导或者掩盖, 或者隐瞒环境污染问题, 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决定了污染者继续污染、受害者继续受害。

2. 农村地方政府生态建设中的“越位”。

“越位”即“作为过大”, 不该做却偏要做。某些县乡政府出于追求政绩, 大搞劳民伤财的“环境政绩工程”。由于企业的GDP就是政府的政绩, 使得县乡政府往往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保护, 特别是当污染企业是政府官员们千方百计“招商引资”请来的, 且能比农民提供更多的“产值”, 并直接影响到官员们升迁的“政绩”和公开或隐蔽的“寻租”空间。政府领导要么公开为排污企业辩护, 要么否认环境与污染企业之间的联系, 要么对上级环保部门要求的“关停并转”企业网开一面。

四、农村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投入严重不足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 农村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投入严重不足。当前国家的环保投入和政策制定都是以城市为重心的, 大量资金和优惠政策被用在城市的环境保护上, 农村环保成了资金和法规政策供给的盲区。三十多年来, 农村从财政渠道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 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当前, 村级组织对农民的号召力非常有限, 很多地方出现农村公共环境无人管、管不了的现象。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严重滞后于城市, 与大城市建设蒸蒸日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的日益衰败落后, 城市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体系日趋完善, 而农村基本上是未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放到居住地附近, 直接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加剧。此外, 县乡环保部门的管理服务水平严重滞后, 不能履行应有的职责, 明知道一些企业污染严重, 却视而不见, 或者把一些污染企业当成罚款创收的对象, 这样就使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律政策流于形式。

摘要：中国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及农民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 制约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并且通过“米袋子”、“菜篮子”影响到城市的发展。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形成既有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也有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不健全的影响, 还有政府环境管理行为不当与农村的环境保护设施和投入严重不足影响。

关键词：农村,环境问题,现状,背景,原因

参考文献

[1]戴京.浅谈当前农村环境存在的主要污染问题和解决方法[J].环境保护, 2006, (7) :55-57.

[2]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小城镇环境问题及对策[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4:150.

[3]贾风姿, 杨驭越.中国农村环境问题成因透析[J].辽宁大学学报, 2010, (3) .

[4]高晓露.论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问题[J].当代法学, 2005, (23) :26-27.

3.他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 篇三

约翰尼斯说，自然之友所做的许多有价值的社会工作和对环保的贡献，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自然之友具有独立的见解。遗憾的是，作为真正民间NGO代表的自然之友却没能参加这次大会，错失了和许多欧洲NGO组织相互交流的机会。这次AEPF大会的NGO会议成了一场具有政府背景的NGO的会议，这些NGO在多数情况下代表的是政府的观点，而非来自民间的声音。

约翰尼斯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很大，同时环境问题也很严重。他认为这二十年来中国的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较，北京、上海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空气质量很差。如果说以前中国的环境问题还只是一只小老鼠的话，那么，现在则变成了一条巨龙，中国的生态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严重污染的黄河、长江和其他河流已经给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中国民间组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原始东方资本主义”阶段特点表明目前中国政府对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以及对空气和水的严重污染都缺乏有效的政治控制。

约翰尼斯说，中国如果采取无限制的发展模式并依赖于大量的煤炭、天燃气和其他资源的消耗来换取经济增长的话，这将进一步加剧世界能源供应的紧张程度，并导致一个地缘政治和经济激烈竞争的危险局势。回顾历史，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因此而产生战争的阴影。全世界的石油将会在十年之内用完，我们所有的人都经历过在强劲的危机下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景象，就好像推动地球上的人类试图挣脱限制一样。

中国已经是一个石油进口大国，石油消耗增长很快。中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在争夺世界石油资源方面，竞争十分激烈。中国卷入了苏丹油田的是非之中，它给中国带来了不利的国际影响。这种依赖于无限制增长需要的发展，最终将会导致国际社会间严重的安全对抗。

由于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国际上许多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纷纷落户中国。一方面，这使得中国出口产品急剧增加，同时，这些企业也加剧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原材料的过度消耗，严重地影响到中国的环境。现在，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已经超越美国。中国每增加一个GDP，都要比成熟的工业国家消耗10倍之多的能源，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和污染国家，这引发了人们对其经济增长依赖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而产生的安全问题的深刻关注。

另一个支持中国发展而又导致中国在一些激进团体中声誉不佳的问题是中国大量进口巴西、印尼和其他国家的木材以及木产品。而这是导致这些国家过度砍伐原始雨林的诱因之一。这个原因连同其他因素，可能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如果中国领导人能够注意到气候变化、食品危机、金融危机、环境危机和不断增加的世界因不均衡以及贫困而导致的社会危机之间的有机联系，将是一件十分重要且有价值的事情！这是约翰尼斯先生在北京亚欧人民论坛上所发表的有关危机的观点。目前，气候变化和环境的整体失调和系统的产品模式失调有密切的联系，无论市场经济所嵌入的国家的政治形态和制度构架如何。

尽管中国有很大的消费市场，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环境下，凯恩斯主义的策略会占据上风，它重视国内市场增长，把开发国内市场变成应对出口不足的手段，从而改变对无限制出口的依赖状况，走上一个较少依赖进口能源、消耗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产生一个新的增长模式。中国应该考虑过分依赖无限制增长策略所带来的问题，经济无限制增长的策略是危险的，约翰尼斯认为，这种无限制经济增长政策对中国人和对其自然环境来说，都是不可靠的。

在邓小平经济改革政策出台大约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似乎还处在资本主义市场进化的第一阶段，这是一个以侵犯信誉为特征的阶段，信誉是资本主义关系中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要求。国家应该是保证信誉的执法者，但是缺乏透明的法律体系却使中国变得很脆弱，比如一个人的欺诈行为被揭露之后，有可能他可以换一个地方继续蒙人！至少在牛奶的丑闻和其他与食品相关的丑闻案中是这样。

约翰尼斯说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很严重，他的一个研究中国有机食品问题的研究生，对此有相当多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把目前的土地改革，以及对有机食品和可再生能源的巨大补贴和支持相结合的话，那将是十分英明的做法。如果自然之友要做这方面的事，他愿意提供微薄之力。

约翰尼斯建议自然之友和其他环境NGO联合社会上的其他力量，一道去面对日益增长的环境问题。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普通的人们也能把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他举例说：三十年前，丹麦的一个NGO组织HPP开始呼吁人们重视环境问题，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当时丹麦政府要搞核能发电厂，而HPP和丹麦的其他社会激进力量则看到这是一个灾难。核电并不是一个解决能源短缺的好办法，事实上，它给人类带来了危险，比如，难以处理的核废料，对我们的影响代代相传。HPP并不仅仅批评政府，同时，它也成功地建造了当时丹麦最高的风力发电厂。现在，丹麦避免了核电危险，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风力电力生产者，丹麦的风力发电设备，在中国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约翰尼斯相信普通人采用一种持续的行动方式可以带动社会的进步。比如，日本的母亲们戴上面罩，到街上阻拦冒黑烟污染街道的汽车前行，可以给孩子们展示行动的力量。她们呼吁为孩子的健康清洁空气。她们做出了努力。如果这个母亲运动在中国进行，也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他认为，中国环保组织应该多组织一些活动，他希望未来在中国的群众运动都能够取得成功。

4.中国环境问题及原因分析 篇四

我国现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我国能源开采量大但能源利用率低，而传统能源的开采和使用过程均产生大量污染。环境与能源问题是互相维系的。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西方国家的工业多转移到我国，不仅利用中国的能源，而且将污染转嫁到中国。中国GDP占世界4％，却消耗了全球26%的钢，37%的棉花、47%的水泥。中国已经消耗或污染了大多数的传统工业化需要的土地，水，矿产资源等自然要素。

二、生态系统全面退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囊括全球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度。然而不幸的是，中国自然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之中。例如，天然湿地大学的大量消失。在北方，河北省过去50年来湿地消失了90%，即便侥幸存留的湿地，八成以上也变成了污水排泄场所。

三、大气污染、水污染问题问题最严重。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一直据世界第一，此外每年中国的烟尘排放量及工业粉尘排放量也均达到千万吨以上。中国的主要水系均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污染程度依次为：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其中，42%以上的水质超过3类标准，36%以上的城市河段为劣5类水质，丧失使用功能。此外，75%以上的湖泊富营养化加剧。

四、水土流失急剧。中国水蚀、风蚀和冻融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全国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涉及全国30个省（区、市）。黄河流域年入河泥沙16亿吨；长江流域每年土壤流失量24亿吨。随土壤流失的还有各种营养元素，仅黄河流域每年流失的泥沙中，就含有N、P、K三种元素总量约4000万吨，超出了2003年全国的化肥需求量（3990万吨）。

五、濒危物种增加。联合国《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出的740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占189种。中国濒危或渐危高等植物4000~5000种，占中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栖息地环境改变、生境破碎化、以及大型水利工程是造成物种濒危或灭绝的重要原因。

六、新兴污染源产生的环境问题愈发严重。例如，生物多样性问题、转基因生物安全问题，汽车噪声污染问题、核能核电污染问题，新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等问题。

七、容易产生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例如原油、有毒气体的泄漏等。

我国现今环境问题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我国环境问题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作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环境问题一直备受国际的关注，因为我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庞大，国内环境问题也开始产生全球化影响。

二、工业污染、城市污染、农村污染是中国的主要三大污染。我们现在拉动GDP增长几乎都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城市污染则随着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空气尤其污染严重。农村污染是我国治污工作中的弱项，环境管理体系不健全。

原因分析

环境问题在我国如此的严重，究其原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地理因素，亦有经济、人文社会等因素，而且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又使其具有特殊性，下面将分别进行一下具体的阐述。

(1)经济因素

目前，我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同时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阶段正是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时期，因而我国在这一时期承受的生态环境压力会更为沉重。

经济发展引起环境问题恶化以及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市场经济发展所追求的是高额利润，是相对少数人的利益，而环境保护则是多数人的利益，二者是对立状态。空气，河流，海洋和森林等公共的财富却被少数人的生产行为所侵害，使得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严重。源于两个基本因素：1，没有人拥有产权或没有人强迫他们处于被污染的生态环境中，2，正在被污染的生态环境具有集体消费特征。

(2)人文社会因素

环境问题最明显的是人文社会的原因，我国的环境问题，从现行的角度看，这方面的因素影响更为巨大。

一、我国人口众多，环境的资源压力大。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是当代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庞大的人口数量及快的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人口问题导致了我国资源的相对短缺，给我们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二、公众环保意识普遍较差。目前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对于环境问题的客观状况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教育部联合进行的对全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果是，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知识水平还都处理较低的水平，环境道德较弱，我国公众环境意识中具有很强的依赖政府型的特征，政府对于强化公众环境意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5.中国环境正义问题成因及破解路径 篇五

摘 要：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环境正义问题研究呈现出两个可喜“转变”：从侧重抽象学理分析逐渐向应对解决现实问题转变；从追随西方研究范式逐渐向建构本土研究范式转变。这个转变历程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中国学者积极普及并大力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动了中国对环境正义问题的关注。第二，很长一段时期，与西方学者致力于解决其国内环境正义问题，更多强调国内正义实现的特点不同，我国学者更多关注国际环境正义实施中的中国问题，围绕着全球层面如何公平分配环境权利与义务进行自己的话语表达与理论建构。第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理论需求以及受环境群体性事件激增等现实问题的倒逼，环境正义研究出现本土化意识和本土化努力，由注重一般学理意义研究、关注国际正义的实现转向应对本国环境冲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正义视野扩展到我国区域层面和群体层面。另外，与西方环境正义主要表现为环境利益与环境风险在不同种族之间的不平等配置不同，中国环境正义问题更多体现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正义”分配，学者研究的关注点更多转向制约环境正义实现的政治决策与制度建设。但研究同时存在环境正义理论基础单

一、环境非正义根源单向以及理论自觉不足、整体性和系统性缺乏的问题。

关键词：环境正义；中国；成因；路径

一、环境正义问题的提出

近40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向历史的最高度，然而，在经济显著飞跃的同时，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今世和后代人生活在对健康和福利都适宜的环境中的权利”2日益受到挑战，如何协调这一矛盾成为我国当前学界思考的焦点。自20世纪70年代起，人类由环境意识（environmental awareness）觉醒发展到对环境意识的普遍诉求。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人类环境宣言》，呼吁人类有责任保护和改善自己的环境，建议各国认可并推进。由此，各??政府无一例外地认为，提高环境意识是解决环境问题由认识到行动的关键。但长期以来的环保实践，倾向于抽象地谈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单纯强调对生态自然的保护，而忽视了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差别性影响的特点，也即人类这一行为主体内部伴随经济利益而产生的利害关系差别，导致环境恶化趋势并未因环境意识的普遍提高而减缓。基于此，“环境问题若不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便不会得到有效的解决”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因为尽管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样承受着环境退化的负担，一部分人是受害者，另一部分是受益的人。由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环境问题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关系问题，即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受到各派学者的普遍关注和热烈争论，环境正义因此成为环境意识的新视野。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环境正义起源于1982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华伦县的一次黑人反对在有色人种居住区放置有毒废弃物的抗议事件，这一事件爆发后，隐藏于环境污染背后的社会公平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由之产生的理论研究随之在美国兴起，其关注点表现为环境利益与环境风险在不同种族之间的不平等配置问题，后经由各国学者研究补充，环境正义的研究视角开始向由阶级、地域、贫富以及国家等因素所产生的不平等问题扩展。总的来说，环境正义是社会正义问题在环境领域的延伸。

在中国，随着民众对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高涨，环境非正义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容忽视的桎梏。近年来，我国环境维权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如2007年厦门爆发的反对PX项目事件、2016年发生的常外“毒地”事件等，反映了我国公民环境安全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民众为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向环境不公现象发出反对的声音。实践催生理论，随着中国进入环境维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中国环境正义的理论研究成为时下学者关注的焦点。综观20多年国内学者成果发现，其整体研究过程可以说历经两个“转变”：第一，从开始侧重抽象学理分析逐渐向应对解决现实问题转变；第二，从最初追随西方研究范式逐渐向建构本土研究范式转变。具体说，这个转变历程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中国学者积极普及并大力介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译介了一批西方著作，如《为承认而斗争》、《环境正义论》、《宪法环境权》、《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以及《气候变化的正义》，等等，推动了中国对环境正义问题的关注。第二，很长一段时期，与西方学者致力于解决其国内环境正义问题，更多强调国内正义实现的特点不同，我国面临生存发展与环境保护双重压力，加之在不平等的国际环境格局中处于弱势，相应的，我国学者更多关注国际环境正义实施中的中国问题，围绕着全球层面如何公平分配环境权利与义务进行自己的话语表达与理论建构。第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理论需求以及受环境群体性事件激增等现实问题的倒逼，本土视角的国内正义研究呼声日渐高涨，环境正义研究出现本土化意识和本土化努力，由注重一般学理意义研究、关注国际正义的实现转向应对本国环境冲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正义视野扩展到我国区域层面和群体层面，主要是对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正义给予关注，对我国全面实现生态文明社会进行必要的反思。目前，环境正义的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两方面的丰硕成果，一是环境正义理论本身的建构，其中，对于环境正义的定义、实质、内容等的研究，尽管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但是，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或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的公平分配问题始终是环境正义的核心内涵。二是与西方环境正义主要表现为环境利益与环境风险在不同种族之间的不平等配置不同，中国的环境正义问题更多体现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正义”分配，因而，学者研究的关注点更多转向制约环境正义实现的我国的政治决策与制度建设。本文希望通过对上述主题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讨论与关注的焦点，厘清中国环境正义问题研究存在的优势短长，以期从正义视角破解我国的环境难题。

二、我国环境正义类型的表现

对于中国存在哪些环境正义类型，国外学者并未做出系统论述，但已有的关于西方国家环境正义的划分为我国的研究提供了思考。颇有代表性的是立足于西方社会体制和历史文化的美国学者罗伯特?布拉德的观点，他从环境正义的影响因素上将环境正义分为三种类型：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评价标准和执法活动以不歧视的方式实施的程序正义、针对弱势人群、穷人社区选择危险废物处置场所的地理正义和由社会因素，例如种族、民族、阶级、政治权力影响和反映到环境决策上所导致的社会正义。1但印度生态主义者古哈表达了在环境正义问题上，实际存在着富裕国家的环境正义与贫穷国家的环境正义的分野2，表明环境正义比较基准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价值判断。

国内学者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对我国环境非正义的划分呈现出多重视角。曾建平认为，目前中国存在四种类型的环境不正义，即地理或自然的分配不正义、由于工业格局和分布不合理而造成的环境不正义、基于法律标准而产生的环境不正义以及以经济能力或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产生的环境不正义。3洪大用则认为，当代中国的环境公平问题存在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国际层次上的环境公平问题，强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责任分配不公的现实；二是地区层次上的环境公平问题，可细分为城乡之间的环境公平问题和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环境公平问题；三是群体层次上的环境公平问题，包括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两个方面。4王韬洋从分配与承认的双重维度认为，环境正义应包含强调参与过程的程序性正义和实质性正义两方面的内容，而实质性正义不仅仅局限于分配正义，还应包含因承认缺失所导致的承认正义。5朱力从相同的角度将中国的环境非正义区分为分配非正义、制度非正义、承认非正义三个层面，并认为分配非正义是当前中国环境非正义的集中体现。6李培超等认为，环境不公正因阶级与地域等方面的差别而产生，并在此基础上将我国的环境非正义现象概括为城乡不公平、区域不公平和阶层不公平三个方面。1这些学者的研究视角虽不尽相同，但都体现出两个共同特征：一是肯定环境正义的核心内涵为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在相关主体间的公平分配，而这种主体表现为互相包含的多种维度：区域、城乡、东西部、阶层、不同群体（包括代内与代际）；二是尽管研究呈现多重维度，但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作为环境正义的主要内容获得了各派学者的多数承认。

三、我国环境非正义成因的分析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大卫?派罗认为，环境不正义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应将环境正义置于一个整体的框架中进行考察。我国学者关注环境正义与其他各种??题的相互关联性，分别从政治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角度进行环境正义理论的探索即充分应证了这一观点。总的来说，导致我国产生环境非正义现象的原因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诱发环境非正义的根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加快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事实证明，这种经济体制对我国30多年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极高的贡献率，但是，所暴露出的问题也与日俱增。加拿大C.W.肯尼斯?肯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2日本学者奥岛真一郎与内存铃木则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会拉大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亦即群体差距问题。3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在其文章《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中分析了我国面临的方方面面的挑战，其中大面积的贫困和加速增长的不平等、全球商业革命的挑战、极度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政府能力的下降等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并据此提出中国应坚持走“第三条道路”的结论。4上述学者在考察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窥见了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的严峻社会问题，而国内的学者更是直接将二元经济结构视为诱发社会不正义的根源。在我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引起区域发展差异、城乡发展差异，同时也造成了群体差距，即由贫富悬殊引起的社会地位的不对等。从环境正义的研究角度而言，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成为导致区域环境非正义、城乡环境非正义和群体间环境非正义的根源。张登巧认为，我国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存在着东西部环境权利和义务的公平分配问题，西部地区在历史上为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发展奉献了大量物质资源，却并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和补偿，相反，形成了环境恶化与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他指出：“当今中国社会‘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存在，突显了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在资源利用和保护环境方面权利和义务分配的不公正。”1晋海在其著作《城乡环境正义的追求与实现》中分析了城市环境趋向好转，农村环境不断恶化的城乡环境二元化趋势及其影响，并揭示了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是城乡环境不正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同时指出，城乡一体化法制变革是走向城乡环境正义的基本路径。2至于群体间环境正义问题，洪大用提出了两个需要关注的方面，一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环境公平，即社会上的富人在占有较多环境收益的同时，却不太愿意尽环境保护的义务；二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环境公平，即当代人为了自己的需要，过分摄取资源，削弱了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和条件。3总的来说，我国二元化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发展模式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巨大的，却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成为造成我国环境非正义的社会根源。

第二，以经济增长为价值取向的发展理念加剧了环境非正义。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现代化进程不仅为其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而且发展了先进的生产技术，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民众追求“未被污染的自然的审美利益”逐渐超越了享受“经济增长的物质利益”。4然而这种“反增长哲学”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贫困、人口、环境、全球化等各方压力和挑战，解决民众的生存问题是其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尽管意识到了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存在各种问题，但摆脱贫困、解决温饱的严峻性，仍会不得已走上同样的道路。我国虽在近40年的发展中对生态环境给予充分的关注，重视在经济发展中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大，刺激GDP增长和追求经济效益一直以来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首要目标。一方面，地方政府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增加绩效而不惜牺牲环境引入高污染、高耗能建设。丁菊红、邓可斌在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待公共品的偏好时提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愿意吸引那些能够在短期内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效果、提升地方政府绩效的基础设施类建设投入。5相反，对于像环境保护治理这类无法迅速提升业绩，反而会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投入，地方政府的偏好往往是极弱的。因而，地方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动机使环境负担在地方积聚，当地居民就会面临环境收益与环境负担失衡的非正义问题。另一方面，企业为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必然会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导致污染企业或污染物向落后地区的“最小抵抗路径”转移。由于环境风险意识的淡薄和生存需求的迫切，落后地区的居民往往不排斥污染企业进入，这样既可以获得补偿金，同时又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就业问题。但是，这种直视短期利益的“自愿”本身就加剧了环境非正义，承担越来越重的环境污染以及伴随着的严重健康损害成为经济落后地区的不可承受之痛。

第三，制度缺失制约环境非正义难题有效解决。我国环境政策、法律法规、政府报告及领导人的讲话越来越多地折射出环境正义的思想，但距离通过可操作性的制度和法律建构解决现实存在的环境非正义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虽然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与修复生态环境方面的制度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但对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关系的认知依然制约着我国环境正义理念向现实的转变。《中外对话》的执行编辑山姆?吉尔认为，中国目前虽然在开辟着一条轰轰烈烈的绿色转型之路，国家高层对环境恶化问题非常关心，但“旨在阻止国家进一步陷入环境危机的法律法规在实施方面却长期存在问题。地方政府层面，自相矛盾的法律、官员与污染者相勾结、畸形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受限的公众监督都在阻碍着环保事业的推进”1。他认为，对经济高速增长的过度强调影响着绿色政策的出台，只有从制度层面制定和落实环境制度和政策，“建设生态文明”才能不仅仅成为一句口号。曾建平从解析新《环境保护法》的角度出发，指出我国目前面临着环境制度的伦理困境与环境伦理的制度困境两方面的难题。前者是指“目前的环境伦理不足以为环境立法提供有说服力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使环境立法陷入伦理困境”2，后者则指“将抽象的伦理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法律条款，本身就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这种困境体现的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不可完全转换的矛盾”3，这就从伦理的视角揭示了我国环境制度缺失的原因。总体来说，实现环境正义，建设生态文明，单纯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是远远不够的。现实表明，公众环境权利的丧失与环境义务的模糊不清对环境保护产生着日益严重的负面效应，我国环境政策与法律法规在这一领域的缺乏及实施的局限严重制约了国家为解决环境问题所做的努力。

第四，环境正义观念失衡束缚着实践的推进。与环境正义已然成为国内学术界讨论热点的状况不同，民众的环境正义观念仍处于环境权利意识与环境义务意识失衡的非平衡状态，表现在当前“我国公众仍处于主张环境权利的阶段，公众越来越有环境权利意识，但对环境义务还没有建立起深刻认知。目前，我国公众主要处于主张自我环境权利即‘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阶段，具体表现为每一个人都谴责环境不公正，但针对自己时，又都想让别人承担不公正，而自己享有公正”4。可以说，环境正义观念的科学建立程度，制约着我国环境正义实践的推进。曾建平指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就环境意识来看，突出表现为“发展欲望浓烈，可持续性观念尚在确立；政府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强烈，民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淡漠；环境权利观念发展迅速，环境责任意识相对迟缓；传统伦理观念坚固，环境伦理观念难以践履；工业文明意识突出，生态文明仍需澄明”1。我国虽着力推进公民环境意识提升，但在贯彻落实中权利与义务、经济与环境、政府与民众、理想与现实等矛盾依然突出。毋庸置疑，“权利的全方位实现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义务的履行却可以随时随地完成。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主张环境权利或维权可能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不履行或免除环境义务。之所以叫义务，就是即使不愿做也必须做的职责。无论从环保发展大势来说，还是从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双重内涵来讲，必然要从环境权利转向环境义务，或者说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之间的对等与均衡”2。

四、我国环境正义实现途径的构想

对于环境正义何以可能，是一个不断的历史探索过程。西方国家的环境正义运动产生较早，历经30多年的发展而日渐成熟，因而摸索出了丰富的环境正义的实现路径。其中，罗尔斯通过确定正义原则来剖析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生活，并以此来解决西方社会的矛盾冲突。因此，罗尔斯的正义论往往被作为研究环境正义的重要理论基础，其关于正义的原则――平等自由原则、机会的公正平等和差别原则，对于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受益和责任分担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3日本学者户田清认为，环境问题上出现不公正是由国际体制上的不平等、国内的阶级差别、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少数人独裁以及监督体制不完备等因素造成的，这些不公正的因素究其本质均为“精英主义”，即少数强者的绝对优势地位，因而环境正义的实现必须以克服“精英主义”为前提。4此外，不同于以往西方思想家所倡导的“分配正义”，美国学者奥康纳提出，“要想纠正环境领域里的不正义做法，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实现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的转换”。这是因为分配性正义所遵循的是以资本作为衡量标准的逻辑，“然而，在社会客观现实中，随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体制的日益社会化，已经根本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可靠的标准来合理地测定和计算各个个体和团体的利益和成本，这也就意味着分配性正义这个概念在消除环境不公等问题上越来越没有适用性，同时也越来越无法加以真正地实施”5。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环境正义的实现做出了思考，对环境正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国内学者结合这些立足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所做出的考量，根据我国环境非正义的成因，将环境正义的实现途径大致归为以下方面：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理念。曾建平认为，不论是国际环境非正义还是国内环境非正义，其出现都是传统发展观的必然结果。“传统发展观关注的只是‘如何能够发展’、‘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忽视了‘应当怎样发展’和‘为了什么而发展’这个目的论、价值论问题。”1因此，在发展速度方面，我们是成功的，而在发展质量方面，我们是失败的。张云飞同样指出，在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功利和算计的原则至上，尽管它们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却显露出极大的反生态性。当经济利益成为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时，人与自然的矛盾必然逐渐显现出来，伴随着人与自然矛盾的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呈扩大之势，正义问题便不可避免了。因此，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o自然的生态理性的理念，使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上升和转换成为生态经济理性和生态科技理性，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2随着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实施，人们不再将经济增长作为单一目标，而是更关注发展质量，关注人在发展中获得了什么。因此，传统的经济结构亟待调整，经济发展理念急需变革，平衡协调共享的新型发展道路更加得到社会认可，而环境正义也将随着单一发展理念的转变而最终实现。

第二，进行制度建构。郇庆治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就是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顶层设计，也就是实现现有生态与环境相关政策绿色整合基础上的制度创新，而其中涉及的一个标志性制度革新对象就是所谓的GDP指标，即要改变发展的惯性思维，从制度架构上突破狭隘的GDP视野。3因此，制度建设和革新对实现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就实现生态文明不容忽视的环境正义问题而言，不论是在环境正义运动蓬勃发展的西方国家，还是环境正义研究刚刚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通过制度建设保障公民的环境权利、监督公民的环境义务都是实现环境正义的有效途径。环境制度建设既包括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也包括实施过程以及相应的反馈机制。朱力认为，实现环境制度正义，即保障公众实质性地参与环境事务的权利，既要在环境制度的生产和权益分配过程中吸收原住民的意见与经验，同时也需要强化环境知情权，设立规范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环境公益诉讼机制，提高公民有组织地参与环境利益诉求表达的能力，缓解和消除环境危机。4宋国平等在分析我国环境不公的具体表现的基础上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环境政策的制定要体现环境公平、完善污染者付费制度、理顺环保体制、实行垂直管理、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等。5由此可见，进行环境制度建构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

第三，建立开放式环境正义教育模式，培养公众树立相互联系的生态整体意识。针对我国目前公众环境权利意识高涨而环境义务意识淡薄的特定发展阶段，“建立开放式环境正义教育模式，强化公众树立相互联系的生态整体意识势在必行”1。其一，环境正义理念是环境权利意识与环境义务意识的对立统一。包括德国哲学家马克思、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在内的很多思想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一个共识，即一个具有合理性的社会，一定是权利与义务统一的社会。不能有无权利的义务，也不能有无义务的权利；不能享有较多权利而承担较少义务，也不能承担较多义务而享有较少权利。可以说，权利与义务的均衡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或者说，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就是公平正义。正是这种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反过来要求社会的每一个民众，将自己的环境理念及环境行为规约在权利与义务的天平上。没有哪一个社会崇尚人只要权利不要义务，也没有哪一种制度主张人只承担义务而不必享受权利。其二，环境义务视域亟待拓展。公众应该有哪些环境义务，具体到不同的地域和行业，环境问题的特点是不一样的，很难从具体层面界定整体的环境义务。“但从问题的根本上看，环境义务不外乎两大类：一是是否以不损害的方式对待你所踏足的自然与我们生活的环境，也就是你的生态足迹怎样。二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为人所忽略的一点，就是在保护自然与生活的环境时，你是否只保护了与自己相关的自然和生活环境，而把环境负担、环境风险、环境损害转移给了别人。比如把自己的家收拾得非常干净而把垃圾倒在别人的门前，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把穷人的耕地变成富人的生态保护区，而忽略穷人的生计问题等。环境保护行为是否关注了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关系日益成为环境义务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这两点的结合就是生态整体意识。”2由此出发，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依然能够尊重与维护他人的环境权利、自觉承担环境义务就有了价值认同基础。朱力将环境正义观念的树立作为一种正义品格，而这种品格的养成，“既需要积极培育各类环保公益团体或组织，充分发挥其在环保宣传教育、促进环境事务的公共参与等方面的功能。同时，需要传播媒介来引导公众反思批判无限制的开发主义、自觉抵制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与生产模式，树立运用法律武器维护环境权益典范，增进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对环境政策的监督意识，促进公众民主参与环境事务的主动意识”3。

值得指出的是，环境正义观念的全方位树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种认识基于三点：第一，中国有重义务及整体利益的传统文化基因。第二，生态文明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由此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为开放式环境正义理念的确立提供了时代契机。第三，北京APEC蓝等一系列空气质量保障行动，促使每一个人反思雾霾产生的因果联系。这些都推动着公众对自己的环境行为方式进行反思，经过沉淀发酵，最后助推环境素养由意识向行为转化，由主动诉求权利转向同时注重义务的担当。

五、我国环境正义问题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相比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种际正义，反映人与人之间正义关系的环境正义问题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很多方面还需进一步深化。

（一）理论基础单一。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是环境正义的必要理论基础，却忽视了马克思的生态观及其正义思想对研究环境正义的重要指导意义。在对马克思经典著作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中克服一部分人对其他人的剥削，在贫富之间设置正义、平等和合理分配的伟大洞见，对于解决环境受益和责任分担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马克思注意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作为社会生产重要环节的分配过程本身包含着严重的不平等因素，由此提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1。这就明确了要在全社会进行公平正义的分配。从马克思生态观的角度进行剖析，同样可以捕捉到其中暗含的正义思想。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这表明，马克思的生态观已然内含着环境意识的两个正义尺度，表现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解决好人跟自然间物质变换关系，有助于建立合理的劳动关系、经济关系、交往方式，亦即有助于人和人的和解；反过来，要达到上述目的，前提是建立真正自由人的?合体，建立公平、正义、自由的社会状态，人们之间按照“真正人”的方式结合，并按“真正人”的方式与自然结合，就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观实现的致思路径，是运用历史辩证思维方法，通过完成“自然主义”来实现“人道主义”，通过完成“人道主义”而实现“自然主义”，通过这两者的统一，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二）对环境非正义根源的分析有待深入。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作为中国特有的社会现实，不可避免地成为导致我国环境非正义现象产生与加剧的重要根源。但是，随着环境非正义现象在城市之间、城市人群之间的蔓延，这一根源越来越软弱无力，无法从总体上解释中国的环境非正义问题。破解中国的环境正义难题，必须从纷繁复杂的环境非正义现象背后挖掘其本质，即功利主义的发展观。功利主义思想自近代以来逐渐在西方理论界占据支配地位，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样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后果，如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阶层分化明显、地区发展失衡等。因此，功利主义的发展观能够更加全面深刻地解释我国不断凸现与扩大的环境非正义现象。功利主义强调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并将这一目标的实现视为正义。?@实际上也就承认了为达到这一目的，牺牲某些个人或少部分人的利益和权利是合理且正当的。显然，功利主义原则内在地包含着反公平现象（anti?equalitarian），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决策长期、单一地以功利主义原则作为基本依据，必然导致不正义现象的蔓延和扩大。“在一个正义社会里，基本的自由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1因此，提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兼顾各方利益的科学合理的替代范式，克服功利主义发展观自身的漠视分配、忽略权利的不正义因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环境非正义的困境。

（三）基于本土实际的理论自觉有待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环境正义问题与西方的环境正义问题存在某种共通之处，因而可以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但同时，由于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殊国情，其环境问题必然存在某些特殊性，需要结合现实情况作出正确分析。若要有效地推动环境正义的发展并在实践层面上有所作为，必须在深植中国经验的基础上获得环境正义发展的生机、活力和动力，深入分析中国的世情、国情、党情、社情和民情，牢牢立足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状况、文化与历史渊源、社会与民众诉求，唯有如此，才能对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发挥具有针对性的积极作用。十八大以来，政府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以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折射出我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逐渐由表层的环境生态破坏问题向更深层的环境正义问题触及，环境正义思想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我国的政治决策与法律制定，公众的环境权利能否得到有效保障成为当前环境政策与法律设计的重要参考指标。因此，环境正义思想如何由学术研究上升到顶层设计，由理论争鸣落地到实践应用，是今后我国学术界值得关注的焦点。

（四）研究存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不足。如果我们将环境正义的内涵界定为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公平分配，那么，作为分配正义的环境正义至少要对以下三个问题作出回答：在哪些人中间进行分配（Whom）、分配什么（What）以及如何分配（How），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环境正义理论建构的三大基石：环境正义共同体、环境正义分配对象和环境正义分配原则。其中，作为环境正义的分配对象，需要厘清的问题关键是，作为环境正义的核心内涵，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公平分配，能否简单等同于西方话语范式的环境善物与环境恶物的公平分配？另外，针对环境正义原则，对于制定某种形式的原则的重要性鲜有分歧，并且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焦点的分歧在于原则是什么，以及确定原则基于哪些合理的理由。因此，确立环境正义原则是为人类的共同行动寻找“适度的尺度”，基于公共理性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具有最大通约性的共识；抑或对正义的理解必须限于本地的各种环境和经验，因而，没有普遍使用的正义原则，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第三条道路，无疑，这都是必须要说清楚的问题。

[作者简介：崔建霞，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一波，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 朱 凯）

6.中国环境问题论文 篇六

中国古代生产发展与环境问题的思考

环境问题已打破了地域疆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问题,而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环境问题已超越了自身的.领域而成为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史上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影响及其教训,有助于我们对环境问题认识和理解,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

作 者：周剑 作者单位：江苏省姜堰市罗塘高级中学,江苏,姜堰,225500刊 名：魅力中国英文刊名：CHARMING CHINA年，卷(期)：2010“”(14)分类号：X45关键词：

7.中国环境经济政策的问题及展望 篇七

1 国家环境政策工具的演变及环境经济政策的类型

人类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这个时期中,才开始有了环境危机意识,才开始采用技术与命令的相结合的形式来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大约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又把环境问题作为经济问题,进入到以经济刺激和市场化工具为主的环境管理阶段。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把真正把环境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共同发展当成是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把环境问题真正融入到国家发展问题中[2]。

目前国际社会上对于环境经济政策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福利经济学的“庇古”类政策,也就是一些欧洲国家偏好的税费型环境经济政策,这主要是通过看得见的双手,政府的干预来调节控制,比如环境税费等的使用;另一类是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科斯”类政策,这类是美洲国家偏好的市场交易型环境经济政策,这主要是通过看不见的手,通过市场机制自动调节。比如排污权交易政策等的使用。

2“十二五”“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与资源投入的比较

下面的数据向我们展示了“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对大气、水、土地的利用与消耗以及GDP的产出情况。而中国若要保持经济增速稳定,就需要以下这四项指标的投入达到一定的量,但与此同时,我们更要兼顾环境质量,因为这关系到在实现小康社会之时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问题。

从表1中可以看出“,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新增量的能源资源基础约为47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231亿吨标准煤,3275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1.86万平方公里的新增建设用地,这些排放和消耗形成约4110195亿元的GDP产出。从两端的比较,其新增比例分别为14.53%、18.67%、5.84%、3.71%,而GDP的新增比例则为42.93%。这就意味着中国要用更为有限的能源资源支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我国又要在“十三五”期间保持经济增速在6.5%~7%的水平,就需要以上这四项资源的总量排放达到一定的标准,那么这些能源的硬约束仍将继续凸显[3]。那么,我们既要保持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又要控制使用能源及其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步伐建设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

3 目前环境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

3.1 环保投入力度不够

结合以往国际治理经验可以看出,只要治理环境污染投资占GDP的比例达1%~1.5%时,表示环境恶化情况是在可控范围;当比例在2%~3%时,表示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许多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取得了一定环境治理成效,其中美国的环境保护投资已经占2%,日本达2%~3%,德国2.1%。虽然当前中国在环保上的投资不断增加,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也在逐步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相当明显的(见表2)。

3.2 生态环境补偿政策不完善

当前我国的生态补偿基本上只实施了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矿区植被恢复等项目,并且实施地区还相对较小。还有大多数提供生态服务产品的地区未享受到生态补偿的待遇。还有很多生态服务是廉价使用,甚至是免费享受的,但是,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的企业并没有主动承担起生态破坏的补偿责任。国际上生态补偿普及度相当高,生态服务付费机制却较完善[4]。尽管近年来多样化的生态补偿试点探索也在积极地开展,但总体上只是试点工作的初级阶段,距离真正的贯彻实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实施效果能达到什么水平就更难预料。例如在河南、河北、浙江等地开展了省市流域跨市县水质生态环境补偿试点的探索。在内蒙、江西、青海等典型地区开展了生态环境补偿费、生态环境补偿金政策试点[5]。

3.3 环境税费征税对象缺失

目前我国环境税费政策主要存在两点不足,其一资源税收费标准过低,其二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狭窄。以下将针对中国问题进行详细阐述。我国针对焦煤资源、铅锌矿石等资源使用税,在2007年都开始进行上调,但是在资源税征收上我国基本上只局限于部分不可再生资源,征收对象相对较窄,导致全社会都认定这是为了调节级差而存在的,因此,在实际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基本上都没有考虑到环境保护问题,资源的价格过于低廉,导致企业在开采使用过程中没有考虑到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问题,大肆开采不加以节约。同时,因为资源税的税收收入只有一小部分上交国家,大部分都归地方自己支配,导致过度开发、过度浪费的现象出现,而政府并没有进行控制,致使环境恶化的问题更加严重。

在我们的生活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多不胜数,但是在消费税的征收上我国还只局限在五种消费产品。我们平常使用的一次性餐品、塑料袋、洗涤用品给环境带来的污染都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环境污染控制问题上,我国必须要从消费税征收范围扩大来进行控制。当前还存在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即收费对象没有及时调整,我国现有征收环境税的对象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而随着私企和股份制企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实施对象出现缺位,环境经济政策缺乏协调性,出现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现象。

3.4 排污权交易政策方面法律制度不完善

发达国家的排污权交易制度都是在确定总量排放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我国目前尚处于排污总量确定的初始阶段。与此同时,有些地方由于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对于企业增加排污量的情况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排污权的分配中还存在不平衡现象,特别是新建以及已建企业之间的分配问题。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导致已建的污染企业排污总量指标都是无偿的,而新建设的企业却要为此付费[6]。当前我国针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善的排污法律法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极其困难。

3.5 绿色金融政策实施困难

绿色金融政策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绿色信贷自身建立就是为了避免污染企业的过度扩张,建立绿色资金通道。但是,大多数中小企业都采用民间融资与自筹的形式,导致绿色信贷无法得到发展。通俗地说,绿色保险就是众多企业参保来化解少数企业的危机,但是,目前国内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还未得到大企业认可,如果投保企业的规模没有建立起来,想要实现环境风险分担就显得相当困难。

4 对“十三五”期间环境经济政策的展望

4.1 增加环保投资总额

在2015年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环博会上,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吴舜泽就表示,当前已经正式开展企业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根据相关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在环保投入上每年基本上都达到1万亿元以上,在随着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的完成之后,预估每年的环保投入将达到两万亿元左右,只要这个编制工作完成之后,将有约17万亿元的资金投入到环境保护领域,大概为“十二五”时期的6倍,该政策调整力度相当大。

4.2 提高环保资金的使用效率

为巩固环境治理效果,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环境保护意识,环保局应同财政局联合组成专项工作小组对企业的环保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核对专项资金账目,查看环保项目建设及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并应在现场指出项目污染治理和风险防范措施不足的地方,同时对其下达限期整改书。这对管好用好上级投入的环保专项治理资金,严把资金管理的各道关口起到积极的保证作用。

4.3 制定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经济政策

我们应意识到采取什么样的环境经济政策,以什么为主什么为辅,这应与我国国情相结合。而且应意识到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建设应是一个动态、循环、持续改进的过程。我们应采取市场机制与政府控制相结合的政策,而且,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应以中央为准,地方绝对不能违背中央的政策。可以借鉴发到国家的宝贵经验,但是不能照搬原本,毕竟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我国的人口众多,土地面积广等都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4.4 听取社会各阶层的意见

不同的环境利益观也必然会导致不同的环境经济政策,所以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广泛采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特别是相关政府机构、环境治理专家的意见要特别重视,当然也不能忽视社会普通大众的意见。加大对公众意识的培养,让他们在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同时也实现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采取激励政策来鼓励各大企业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因为单纯的直接管制会使企业丧失积极性,他们只要达到了国家的标准就不会再进行减排。而且在管理过程中容易出现腐败现象,管制者容易被企业收买[7]。对于企业生产高污染的产品,我们还可以严控“一进一出”,所谓“一进”是指对生产者严控,采取行政处罚或高额罚款,让企业不敢生产高污染产品,控制其进入市场。所谓“一出”是指对消费者购买高污染产品收取高额的税收,让消费者少买或不买这种产品,力争做到无人消费,这样高污染产品也就没有销路,企业自然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人购买的产品生产上。

4.5 加快试点工程的建设

对于环境经济政策的试点推进,要做到尽快落实,从点到线,最后能到面的覆盖,从个别省市的试点推行最后到全国范围内的实施,这样我们的环境才会有所改善。

参考文献

[1]赵际红.试论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及其构建[J].经济问题,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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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环境问题是压力也是动力 篇八

环境保护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多雾霾天气事件，从社会一般层面来讲，对环境形势的看法比较负面，大家都感觉很糟糕，并且是越来越严重。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需要全面科学地对其进行评价。否则就很容易在政策上出现偏差，影响未来各种政策的实行。我认为，可以用十六个字综合判断中国的环境形势，这就是趋稳向好、形势严峻、风险增大、利害分化。

这个判断中，最有争议的就是趋稳向好，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外面这么严重的雾霾，你还说趋势向好，没有道理。我想强调的是，这里的趋稳向好是指一种动态连续的观察，是指近几年全国的环境形势有趋于稳定开始改善的态势。特别是，过去问题比较突出的城市地区、工业园区、大河流域等地区环境治理开始有所好转。过去一些城市就是简单搞搞广场、花坛这些环境建设，现在也已经大规模进入生态化理念的时代，每个市长书记都要在城市里搞大面积水系公园这类生态系统，他们认为这才是现代的城市理念。

总体趋稳向好，但并不否认形势十分严峻。这就好比一个病人，经过医生的治疗、手术等，他的病情能有所好转，但他还是一个重症病人，还需要继续治疗。现在中国的环境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今年年初，在黄浦江水源区发现了上万头的死猪漂在水体中间，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事件，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触碰到了我们的一个道德底线。

另外，从大气污染来讲，问题也比较突出，PM2.5已经成为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语。从全国情况来看，年初以及最近一段时间，也一直发生严重的雾霾天气，本来雾和霾属于自然现象，但是我们的污染物排放量比较大，在这种雾霾天气的作用下无法扩散消解，所以形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污染城市排名，全球1100城市北京污染排1035名。

当然，最为突出的可能是农村环境问题，过去农村都是青山绿水，但是现在我们很难再说农村就等于环境好，很多地方发展方式比较粗放，特别是对土地粗放的开发利用，几乎不留任何原生态的开发利用方式，这是不可持续的。

随之而来的便是风险增大，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系统运行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出问题可能性就大了，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就跟开车一样，跑的公里数多，发生剐蹭的情况可能会比你开得少的时候要多，这就是我们当今的这种环境形势，风险非常大。

关键是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事件导致的后果是引起社会不公平。过去环境问题是所有人共同承担，但是现在不是，现在环境的污染是由当地的民众来承担，而享受经济发展好处的人不承担环境的后果，甚至有的人移民了。所以近几年来环境污染相关的事件影响社会安定、稳定的情况比较突出。这表明中国进入环境事故的高发期，风险明显增大。

中国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突出，解决起来也最难。但是反过来讲，越是最难，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越有动力、越有积极性。

今年是中国发展环保事业40周年，做好环境形势评价非常重要。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环境保护有一个目标叫做明显改善环境质量。如今，距离十二五结束只剩下两年多的时间了，我们能不能明显改善环境质量，实现十二五原来提出的目标，任务非常艰巨。

（注：本文由本刊记者刘彦华在对作者采访基础上整理而成，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9.浅谈中国纺织业的环境污染问题 篇九

摘要：中国是纺织品生产和出口的大国，中国纺织行业自身经过多年的发展，竞争优势十分明显，具备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最高的加工配套水平；但是在中国纺织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其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不容小视。目前纺织行业的环境污染主要来自于其生产过程中的污水、废气和噪声。本文试图以服装行业为主从这三个方面讨论中国近几年纺织业对环境的污染问题及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关键词：纺织行业 服装产业 环境污染 健康问题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国内外市场对优质纺织和服装产品需求增加的趋势，我国纺织和服装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较强的竞争优势，不断扩大我国纺织和服装产品的生产与出口具有很大的商机，但由于我国纺织业早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生产工艺和设备落后、高能耗低产出的现象极其严重，而且，由于整个社会生产观念还并未完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导致生产过程中的大量浪费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增长，由此引起的环境问题也相当突出。

中国，被称为世界大工厂，尤其是时装、纺织类行业，从1994年起，生产和出口就位居世界第一，之后所占比例逐年增加。这个行业因为解决了大量人口就业，使地区迅速富庶，一直让人引以为傲。在长三角、珠三角遍布了各种纺织服装加工的特色镇。尤其是广东，一省就有15个特色镇。有人把这样的小镇称为“时尚之都”。这种光鲜的称呼背后，让人依稀想起的是巴黎、米兰、佛罗伦萨。可是，当你走进这里才发现并不如此，华丽的背后更多的是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而作为一种并不直接的利益影响，环境就成为了理所当然最好的牺牲品了，环境的影响不会立刻反应出来，长远的利益毕竟没有眼前的利益现实，不仅纺织行业也不仅仅是广东，这种以环境换取发展而缺乏远见的行为随处可见，已然是泛滥成灾了。下面来说说纺织行业存在的主要污染问题。

首先最大的危害是废水。废水是纺织行业最主要的环境问题。纺织部门是一个用水量和排水量较大的工业部门之一，有资料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纺织行业废水排放总量一般都在11亿t以上，在国内各类工业废水排放量中约占6.5%，位于各行业废水排放量的前十位。COD排放量约为30万t，占全国工业排放量的5%左右。其中废水相当一部分还是采取直排入海的方式，排放达标率除2001和2002年有所提高外，在此之前一直很低。纺织废水主要包括印染废水、化纤生产废水、洗毛废水、麻脱胶废水和化纤浆粕废水五种。印染废水是纺织工业的主要污染源。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印染企业每天排放废水量约300～400万t，印染厂每加工100 m织物，将产生废水量3～5 t。排放的废水中含有纤维原料本身的夹带物，以及加工过程中所用的浆料、油剂、染料和化学助剂等，具有以下特点：(1)COD变化大，高时可达2000～3000 mg/L，BOD也高达2000～3000 mg/L。(2)pH高，如硫化染料和还原染料废水pH可达10以上。(3)色度大，有机物含量高，含有大量的染料、助剂及浆料，废水粘性大。(4)水温水量变化大，由于加工品种、产量的变化，可导致水温一般在40 ℃以上，从而影响了废水的处理效果。另外，传统的印染加工过程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污水，加工后废水中一些有毒染料或加工助剂附着在织物上，对人体健康有直接影响。如偶氮染料、甲醛、荧光增白剂和柔软剂具致敏性；聚乙烯醇和聚丙烯类浆料不易生物降解；含氯漂白剂污染严重；一些芳香胺染料具有致癌性；染料中具有害重金属；含甲醛的各类整理剂和印染助剂对人体具有毒害作用等。这样的废水如果不经处理或经处理后未达到规定排放标准就直接排放，不仅直接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严重破坏水体、土壤及其生态系统。

其次纺织行业还会带来严重的大气污染。纺织行业的废气主要来自行业内的约两万台锅炉，这些锅炉总蒸汽容量约为6万t，其中烟尘排放达标的锅炉约占总数的85%。这些锅炉绝大多数以煤（包括一部分原煤）为燃料，这些煤含有一定量的硫，在燃烧过程中排放出大量的燃烧废气、二氧化硫和烟尘，严重污染了环境。据统计1998年全国5477家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共耗煤1265万t，燃料燃烧废气排放量1367亿Nm3，其中排放二氧化硫28.53万t，烟尘14.86万t。到2002年，全国6622家纺织行业内企业共耗煤1690万t，燃料燃烧废气排放量2059亿Nm3，其中排放二氧化硫23.92万t，烟尘10.74万t。不难算出，由于燃料燃烧排放的废气约占纺织工业废气排放量的95%左右，二氧化硫排放量占排放总量的99%以上。这与我国目前的大气污染为煤烟型污染相一致。

纺织废气的另一主要排放源来自纺织生产工艺过程。纺织工业生产工艺排放的废气主要来自于化学纤维尤其是粘胶纤维的生产过程。化纤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二硫化碳和硫化氢为合成原料，由于工艺原因和过程控制的不彻底，直接导致了一部分废气的排放。

噪声污染也不可忽视。噪声污染是纺织行业尤其是棉纺织行业目前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问题之一，棉纺织厂由于大量使用有梭织机，厂内噪声达90～106 dB，而人耳对噪声的最大允许值仅为85 dB。对我国部分地区棉纺织厂车间噪声的实际检测情况表明，纺织车间的环境噪声平均在100～105 dB，超过了人耳对噪声的容许极限，故对工人听力损害特别严重，听力损伤可由听力下降逐渐发展为噪声性耳聋。此外噪声还可引发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及生殖系统等多种症状。有报告显示，噪声对纺织工人健康影响主要临床表现为耳鸣、头痛、头昏、失眠、记忆力衰退、听力下降、心电图异常等症状，严重威胁妊娠期的女工及其子代的健康安全。在强噪声环境下还会出现行为功能损害、视觉反应时间延长、阅读能力下降、思维受影响等症状，这些症状将随时间变化愈加明显。目前全国约有80多万台织机还在投入使用，其中绝大多数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设备，由于资金和技术原因，相当一部分小企业还在利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机械进行生产。设备的落后，加上很多生产过程中噪声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每天约有近百万名织布工人被暴露在这种强噪声污染的环境中。

这些污染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另外，在纺织原料尤其是天然纤维原料的生产过程中，为了提高原料产量防止病虫害，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化肥和农药。以棉花为例，美国某机构曾做过一项研究，如果在棉花的生长过程中不使用任何化肥和农药，美国的棉花产量将下降70%，可见，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十分重要。但是，这也使得化肥和农药的残留物存在于棉花纤维中，如棉花生长时施用的人造肥料，棉花种植时喷洒的农药，如DDT Lindane(高丙体六六六)、六氯环已烷(六六六)；棉纤维上残留的杀虫剂、防腐剂和防霉剂等，如五氯苯酚。一些具有相当毒性和难降解的化学物质也残存于最终产品中，通过与人体皮肤的接触而在人体内富集，从而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所以，在纺织业新兴发达带给人们更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我们生活的环境和健康。

印染行业是纺织行业的中枢环节，印染行业也是整个纺织产业链中的重要工序之一,在整条纺织产业链中,印染业上托织造业,下承 服装业;印染行业的技术进步可以提升上游纱线,坯布的附加价值,同时也可以影响到服装的档 次以及风格,染整产品的档次基本上能够反映纺织品深加工的水平.印染产业的兴衰,直接关系 着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服装产业作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对环境的污染情况又怎么样呢。新塘和古饶，两个闻名遐迩的“专业镇”，分别存在着高度集中的牛仔裤和内衣产业，一个出品中国六成以上的牛仔服装；另一个一年能生产2亿件内衣。与此同时，它们也是中国纺织业、甚至整个工业污染问题的一个缩影。

一国际环保组织的调查显示，我国著名的“牛仔裤镇”新塘和“内衣镇”谷饶存在严重环境污染。经检测，两地部分地表水和底泥样本有重金属超标。该环保组织水污染防治项目负责人表示，今年8到10月，该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在新塘和谷饶两地随机选取了11个地点，采集了包括水和底泥在内的21个样本送交第三方独立实验室检测，在17个样本中都发现了重金属。新塘的三个底泥样本中重金属铅、铜和镉的含量均超过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其中一个底泥样本中的镉超标128倍，而一个水样的pH值更高达11.95。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调查人员在新塘和谷饶两地都见证了令人心痛的污染现象，也听到了许多当地居民和工人对污染问题的投诉。在两个镇上的许多地方，曾经清澈的河道如今污水蒸腾横流，空气中弥漫着或恶臭或刺激性的气味。河中已没有鱼，人们已不能再饮用河水、洗衣和灌溉。

洗水车间排出略带牛仔蓝的深色污水，污水流经栅栏时，较大的悬浮物被截留;进入沉砂池、筛网过滤池进行再次过滤后，先后进入调节池、厌氧池、耗氧池、沉淀池、氧化塘，至此原本令人作呕的污水终于达到“标准”，再经过处理后可供给洗水车间循环使用。这是牛仔裤洗水污水的处理过程，而更多的污水被随意排到自然界。牛仔行业，洗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一条牛仔裤是高档、中档，还是低档，除了面料、设计，最重要的是看洗水。在广州增城新塘镇大敦村，牛仔服装产业是当地经济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已经形成了围绕牛仔服装的纺纱、染色、织布、整理、印花、制衣、洗漂等完整的产业链。新塘作为牛仔裤专业镇，规模让人叹为观止，但踏足“牛仔裤名镇”新塘，才会发现，它与真正的“时尚之都”相去甚远，且危机四伏：原材料上涨、资金乏力、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缺乏有品牌知名度的企业、设计水平低下，更为严重的是，当地所付出的沉重的环境代价……这一切都让小镇步履蹒跚,它性感时尚的形象背后，隐藏着难以承受的污染代价。

新塘和谷饶只是整个纺织行业潜在污染的一个缩影。根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的统计，我国现有133个“纺织专业集群”，纺织行业在中国分布广泛，规模庞大，谷饶和新塘的污染只是整个行业的冰山一角。近30年来，纺织业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重要的产业之一，但与此同时纺织业也成为了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第三位的行业。纺织服装印染行业染料中使用的铅、镉等重金属即便通过污水处理仍将存在于底泥中，不能得以解决;由于生态纺织使用重金属染料的替代原料需提高生产成本，企业很少采用。而且被称为“环境激素”的壬基酚(NP)、辛基酚(OP)和全氟辛烷磺酸(PFOS)也在纺织工艺流程中被广泛使用，这些物质均会作用于人体内分泌系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不得不引起足够的重视。

总之，在纺织业发展的同时，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环境问题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当我们蓦然回首时，却发现昔日清澈的河流不见了踪影，曾经的蓝天笼罩着沉沉的阴霾。人们的生活和健康也由此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威胁，污染已经形成，我们不得不去反思，究竟该如何才是出路，我们应该正视污染，积极寻求解决之道，放眼长远利益，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