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家概况英文版

英国国家概况英文版（精选4篇）

1.英国国家概况英文版 篇一

一.报业管理

1.基本情况

(1).报业大国余威犹存

英国是世界近现代报业的发源地。早在1702年，伦敦舰队街就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一张定期出版的报纸——《每日报》。如今尽管其国势已大不如前，但英国报纸在世界上仍有很高的知名度，其专业水准向来为各国同行所推崇。《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太阳报》等著名报纸，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很高的影响力，在各自领域均是许多国家报纸效仿的对象。

具体说来，英国报业呈现以下几个主要特点和最新发展趋势：

①.全国性报纸唱主角:

一批以伦敦为基地，发行量巨大的全国性报纸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是英国报纸的重要特征。英国报业的这种全国性报纸占主导的结构，成因非常复杂，比较清晰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人文地理因素：英国主要人口集中在英格兰东南部的狭小地带，这为全国性报纸迅速到达比较大的读者群提供了便利；二是交通因素：早在19世纪，英国就建立起比较完善的铁路网，伦敦的报纸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可以轻易覆盖英国全境；三是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在美国或欧洲的德国等国家，政府在权力分配上大多是“小中央”“大地方”，而英国刚好相反，英国的中央集权程度相对其他国家要高得多，伦敦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传统上，一个英国人如果想要知道这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大事，就必须看来自伦敦的全国性报纸。②.市场细分各据一方:

从市场定位上说，英国人对报纸有精确的划分，他们把报纸分为上游市场报纸、中游市场报纸和下游市场报纸。在英国的10份全国性日报中，处于上游市场的包括《泰晤士报》（The Times）《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卫报》（The Guardian）《独立报》（The Independent）《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游市场小报有《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位于下游市场的小报有三家，分别是《每日星报》《每日镜报》和《太阳报》。③.产权逐渐集中化: 目前，几乎所有英国报纸均属私人企业或上市公司所有，在市场经济中按企业化运作。86％的全国性报纸出自四大报业集团——新闻国际（News International）、三一镜报（Trinity Mirror）、每日邮报和通用信托（Daily Mail ＆ General Trust）、北壳（Northern ＆ Shell）。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英国报业市场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Oligopolistic market）。报业产权集中化趋势引起公众和政府的广泛关注，迫于公众压力，英国政府曾采取一些政策试图限制这一趋势，但收效甚微。

(2).面临的挑战

①.竞争惨烈成本大增

英国报纸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来自报业内部。由于特殊的地理、交通、历史原因，英国全国性报纸均重点瞄准英格兰中、南部地区特别是伦敦地区的市场，争夺的是同一个读者群。庞大的报纸供应量和狭小的市场空间，导致高度紧张的竞争。首先是纷纷扩版增刊，报纸越办越厚，然后是加大营销力度：报纸的促销广告随处可见，随报附送的各式各样的奖品各种各样，一家比一家诱人。但是实际上，促销的作用相当有限。②.读者流失销量下滑

尽管出版商们尽使浑身解数，各报的发行量还是难阻下降趋势。挑战首先来自不断涌现的新媒体（New meia），尤其是互联网。与此同时，素有浓厚读报传统的英国，年轻人正在丢掉他们父母买报读报的习惯。许多人放弃报纸而转向电视、广播、电影院书籍、杂志和互联网。报纸现在已经不是他们获取新闻的第一个地方，这意味着报纸产业很难培育它的未来读者。这一代人是在没有对哪一种报纸有特别忠诚的氛围中长大的。

此外，经济社会转型、人们生活方式变迁，也在影响着报纸的销量。③.广告不景利润缩水

雪上加霜的是，经济衰退给英国报业带来沉重打击。从2000年底开始，广告业的寒冬降临，技术、电信和金融服务等行业开始大幅减少广告投入。直到2006年，英国报纸的广告市场仍未见明显复苏现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对报业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打击。④.报纸信誉遭到质疑

传统报纸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公信力的丧失。报纸在英国公众心目中曾是言论自由、真相、正义的化身。但如今，这些光环已经逐渐褪去。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新科技的应用，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在英国报纸市场中，报纸质量一度下降；有偿新闻比比皆是；记者们热衷揭露隐私而不是维护公众利益；黄色淫秽的东西泛滥成灾„„这种过分小报化的办报方式引起了舆论的强烈愤怒。记者的公众信任度排名垫底，在不受信任的职业中，记者名列前茅。

(3).三大热点

①.免费报纸大行其道

1999年3月，英国第一份全国性免费日报《地铁报》（Underground News）横空出世，彻底改变了免费报纸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并对传统报纸的经营管理、采编理念产生强烈的冲击。

《地铁报》给传统付费报纸带来震撼却是显而易见的。许多英国报纸负责人都把免费报纸当作一个巨大威胁。从其他报纸主编的反应看，免费报纸对传统报业的主要影响倒不在于它们抢走了传统报纸的多少读者，而是免费报纸和互联网的出现使读者产生这么一种观念：信息是可以免费的，因此就没必要去花钱买报纸。②.多媒体融合

近年来，面对越来越多新媒体的轮番冲击，英国报纸努力在与其他媒体的结合中寻找新的机会。在进军互联网领域，英国动手最早的是《每日电讯报》，但目前落力最足、成绩最为显著的则是《卫报》和《金融时报》。除互联网外，在英国其他媒体中，也出现越来越多传统报纸的身影，目前很多报业公司都已经成为多媒体集团，而且这种趋势正在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③.小报化浪潮来势急

大报“小报化”是这几年国际报业最热门的话题，而这波浪潮的发源地，正是舰队街。经过精心筹备，2003年9月30日，一向以标新立异闻名的《独立报》率先推出小报版本。紧接着2003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在伦敦地区推出4开小报式样的版本的报纸。2005年9月，已经观望了两年之久的另一家大报《卫报》终于也按捺不住，步人后尘走上小报化之路。目前，上游市场大报中，只有《每日电讯报》和《金融时报》对是否小报化犹豫不决。

灵感与思考：

大报纷纷小报化，在英国报界引起强烈反响。因为在英国，传统上大报小报不仅仅是报纸式样上的差别，同时也是报纸身份和地位的一种象征。大报主要面向上游市场读者，内容严肃，板式严谨，可信度、权威性较强，一副正人君子模样；小报则面向下游市场，以猎奇、煽情、揭隐见长，报纸上每天总有许多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及俗艳的半裸女郎照片。和大报相比，小报给人的印象有点像街头无赖。因此，多数英国人在谈及“小报”（Tabloid）这个词时多多少少带有轻蔑之意。不过，不管人们怎么看它，小报在英国却依然大行其道。舆论认为，一向自视甚高的大报之所以愿意“屈尊”进行小报化，主要还是为了讨好读者。不过，也有许多人担心，大报小报化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缩小，同时也会出现报道格调上的降格。尽管各大报的主编一再强调肯定会坚持自己的报道方针，但是许多人还是注意到，几家小报化后的大报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娱乐、体育、社会新闻等软新闻的报道，在版面编排、写作方式上也在悄悄地套用小报的一些做法。毫无疑问，传统上大报和小报之间那条清晰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

对于大报小报化后普遍出现的销量急剧上升的现象，许多评论人士也认为不宜高兴得太早，他们认为这更多的是因为读者对小报式样大报的一种新鲜感，而非报纸有了质了提高或市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实际上报纸发行量持续下滑的深层原因比报纸开本要复杂得多。如经济社会转型、生活方式变迁、信息消费形式变化等，都在深刻影响着报纸生产和消费的形态。从这些角度来观察，传统大报的生存环境并未因为开本的变化而有所改善，互联网、电视甚至广播等仍在蚕食报纸的市场份额，年轻读者还在一个个地离去，危机警报并未解除。

2.“有形之手”若隐若现

有人把英国政府对报业的管理策略总结为“无为而治”，“有形之手”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隐形的。不过，政府也并不是总是缄默的。“有形之手”会不失时机地以一种合适的姿态浮现出来，动用手里的权力与资源，发出适当的警告，如果还不奏效，法律便是政府最后的武器。

（1）报业独立路途艰难

英国今天的报业管理体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近代报业的萌芽阶段。英国历史学家习惯把英国新闻史概括为报业反抗王室及政府压制逐步走向独立的斗争史，而这部斗争史的主线，是由“星法院”（Star Chamber）的废除、特许出版制（Chartered publishing system）的终结和“知识税”的废止等标志性事件构成的。①.激进报纸发展史

要探讨英国报业的发展史，那么激进报纸（Radical newspaper）的兴起与衰亡一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

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期，有一部分商业报纸的确是因为广告收入的增长，在政治上开始独立起来。然而，广告收入的增长并没有彻底实现商业报纸转型成为具有独立特性的“第四势力”（Fourth power）的最终理想。相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现代政治的发展使政党政治和商业媒体之间的关系较以往更为紧密，并且相互渗透。

传统新闻史将广告当作报业独立“助产士”（Midwives）的观点，也与19世纪早期英国激进报纸的历史不符，当时，激进报纸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存在的，早期的激进报纸并没有获得很大的广告支持；但它们仍然能够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国会中的其他政治团体而生存。这些报纸的兴起，充分证明了报纸能够——而且的确可以做到——通过广告之外的其他财政支持而摆脱国家控制，获得自身的独立地位。

因为通过诽谤起诉报纸的方式通常并不能达到压制激进报纸的目的，因此，根据这种情况，政府越来越侧重于使用一系列被史学家统称为“知识税”（Knowledge of tax）的手段来限制激进报纸的发展。征收这些税的目的在于两方面：迫使报纸涨价，使读者群限制在富人之中；提高出版成本，使报纸所有权尽量掌握在富人手里。根据时势的变化，政府在19世纪里数次改变了经济政策来压制激进报纸。

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真正地限制激进报纸。激进报纸往往通过其庞大的销售量来赚回成本。

激进报纸带来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具体说来，激进报纸主要有以下影响：

1，它们有效地巩固了日益成长的阶级意识，试工人团体中的各种不同的力量团结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们的发行能够覆盖全国，影响整个国家的工人读者； 2，激进报纸还协助完善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作。从早期的商业协会到后来的政治组织等活动，诸如全国工会和宪章运动，其进行或多或少都得益于激进报纸对其进行的报道； 3，激进报纸不仅有助于消除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被动性，还开始消除阻碍工人抵抗运动发展的集体缺乏信心的现象；

4，激进报业还制定出一套更为成熟的政治纲领，在工人运动兴起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到19世纪30年代，更多的激进报纸把攻击的重点从“老朽的腐败”转向了经济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使得资产阶级能够剥削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社会矛盾也被重新定义为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斗争、工人阶级和贵族联盟的斗争。总之，激进报业是代表本阶级利益的一支主要动员力量，富有战斗精神的激进报纸形成了一种激进的亚文化，对不民主的社会秩序形成了潜在的威胁。

简而言之，政府的行政控制系统失败了。不论是对煽动诽谤罪的起诉，还是旨在限制读者群的赋税体系，都没能压制住激进报业的成长。因此，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支持废除“印花税”（Stamp Duty）的声音越来越大。支持者认为，废除印花税，将会鼓励那些资本家在这个日益扩张的市场进行投资，从而吸引“比较温和的朋友，使人民受到正确的引导”。这些言辞在后来得到改进，如“言论自由不应纳税”、“出版物的市场要公平竞争才能去劣存优”等。改革者们的努力终究取得了回报。

事实上，在19世纪30年代对未缴印花税报纸的无情镇压，与20年后为争取报业“自由”的政治运动，其目的基本一致：使报业遵循既有的社会秩序。有所不同的是，能够通过廉价报纸对下层人民进行正面教导的信念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通过自由贸易和制定标准规范来进行控制，会比国家直接控制更有效、更可取。这些转变的基础，是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日日益增长的实力和信心的体现，他们发起并主导了议会中废除报业税的运动，为了更好地获得利益，在不断扩张的报业中，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力量。

在报业赋税被废除之后，激进报纸开始衰败。对于激进报纸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19世纪40年代，新兴通俗报纸开始出现，这些通俗报纸已经变成了一种商业投机行为，主要依靠普通公众的“感官刺激”。换句话说，通俗报纸把重点放在娱乐而不是辛苦的政治分析，因此获得了比政治性激进报纸多得多的读者。

2，废除印刷税使报纸出版的运营成本被迫增加。追求大的发行量必定也需要大的资金投入，但是激进报纸的资金来源却极其有限，尤其是报业工业化以后，印刷技术进步，制作新闻纸的成本增加，编辑记者们的工资也开始提高，使出版成本逐年增加，维持一份报纸的的成本已经大大超过了工人阶级可以承受的水平——就这样，贵族国家用最严厉的压制手段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市场的力量做到了；

3，广告业的兴起也是其中原因之一：19世纪50年代，广告业的发展步入正轨，一些通俗报纸离开广告几乎无法生存。一些广告商认为，在一些“富人阅读的刊物”上投放广告，显然比在“穷人的报纸”上投放广告更有价值。广告主们表现出来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标准，对左派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对激进报纸形成压力，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向寻求高级市场——但是这都显得徒劳——因为，一旦激进报纸选择脱离他们原先的“小圈子”，试图吸引更多的工人阶级读者，必将遭受灭顶之灾；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想在价格上与对手竞争，就会因缺少广告收益而卖得越多、赔得越多。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曾经是全国性通俗报纸占统治地位的激进报纸，在影响力的广度和强度上都日渐衰败的根本原因是报纸产业的结构性变化。报纸的产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出版成本的增加，导致通俗报纸所有权和控制权发生了转变，从劳动阶级转向富有的商人。同时，对广告的依赖加速了早期激进报纸被吞并或灭亡，并且使激进派报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再难翻身。②出版自由（Press Freedom）

如果说历史上报业与政府压制所进行的斗争，为今后英国新闻从业者反对各种由政府发起的新闻改革提供了实例和理论依据的话，那么，伴随这场斗争而诞生的新闻自由理论，则对后来英国报业管理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出版自由的理论依据：

西方的自由主义哲学观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本身就是目的，个人是自主的自我，是各自独立的存在，所谓社会不过是这种自主的个人意志的集团；人格具有绝对价值，所有的人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个人应该按照自然法则和良心行事，政府的作用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只有法才能支配、制约个人。国家不过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并在自主的个人同意的基础上才存在的；政府的作用是消极的，最好的政府应是统治最少的政府；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建立在契约（Contract）的基础上的，一旦这种契约的条件被破坏，契约的当事者个人就有建立新政府的权利和责任。与上述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和社会观相适应的是自由主义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认为，人的生命、自由及财产是自然权利，亦即天赋权利（natural rights），因而人人生而平等。这种自由主义的哲学观，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也是资产阶级言论出版自由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础。

出版自由率先提出出版自由主张并加以论述的人中，最受西方新闻界推崇、被视为新闻自由思想奠基人的是英国政论家、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为了抗议国会恢复检查制，1644年，弥尔顿在国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出版自由》，指出言论出版自由是“天赋人权”的首要问题。他首次提出，唯有保障言论出版自由，才能使真理战胜邪说。他认为，真理产生于思想的自由，公开的争论，扼杀这种自由，无异于扼杀真理本身。因此，他极力反对政府对出版物的事前限制。而且他还认为，真理本身就具有战胜谬误而存在下来的力量，它通过自我修正过程最后战胜谬误而保存下来。这也就是所谓的“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过程”。弥尔顿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意义重大：他所首倡的出版自由观念，以及从中引导出的“观念的公开市场”、“自我修正过程”概念，后来发展成为新闻自由主义理论，而这个理论，正是近代资产阶级新闻传播的思想基础、西方文明的指导原则。③.自由主义新闻理论（The Theory of News Liberalism）内容：

在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的理论渐趋成熟，自由主义的新闻体制也在西方各国先后确立。随着西方新闻自由体制的建立，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念，化为一些基本的操作原则。这些原则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原则，新闻自由的界限问题上的（社会控制）法制化原则，以及传递信息内容上的市场化、多样化原则。

自由主义的理论认为，传媒具有监督政府的作用，而为了保证这一作用的发挥，传媒必须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一点又必须以经济上的独立性为基础。那么，传媒业的经济支撑从何而来呢？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的私有企业制度会找到办法。就报业来说，通关刊登广告及出售报纸所获得的经济来源，是保持其经济上独立性的基本方式。

在新闻自由的界限问题上，自由主义的理论强调自由的新闻业在社会系统中的重要性。自由主义理论虽然也承认自由的相对性，但总体上他们认定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强调非行政控制手段，主张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在于为传媒提供稳定的法律制度，使传媒接受法制化的限制，由司法体系充当主要的控制角色。

在对内容的控制方面，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运用一种更加非正式的方式，即通过信息市场的自由竞争，通过允许各种观点自由进入言论市场的自我纠正过程，解决问题。西方的新闻自由观相信，公众通过接触各种信息，依靠其理性能够辨明真理和谬误。从这一立场出发，西方的新闻自由观认为，虽然在传媒刊播的大量信息中，难免会有某些虚假信息和不健康的内容，但是，这不能由政府来干预，以免对政府的批评或与政府官员的看法相异的意见受到压制。自由主义理论提供的办法，是让公众接触多样化的信心内容，从大量的报道和意见中，做出理性的判断，抛弃谬误。也就是说，在信息传递的内容上，要遵循市场化，多样化原则。影响：

传统的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在促进西方报业的发展、推动社会民主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理论本身也隐含着一些难以化解的硬伤，特别是在界定新闻自由和滥用新闻自由的界限方面，难以提出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法；此外，过度商业化的运作方式，还导致报业垄断，以及多元化的失败。甚至许多西方学者自己都承认，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其实只是报业主的自由。

尽管如此，自由主义新闻理论对英国报业管理理念和政策的影响确实深远的。20世纪初开始，尽管自由新闻理论本身的许多漏洞、弊端也一再受到挑战，西方还是产生了社会责任论等新的新闻理论，但时至今日，真正左右政府报业管理理念、政策取向的，还是自由主义理论，政府往往习惯于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而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固有的一些隐患，也成为赢过报业管理体制中的长期争议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④ 言论自由（Freedom of Speech）

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公领域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近来，它通常被理解为包含了充分的表述的自由，包括了创作及发布电影、照片、歌曲、舞蹈及其它各种形式的富有表现力的资讯。

言论自由在英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Mill）的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中第一次进行详细阐释。经过时代的发展，现在的言论自由主要有以下观点： 促进民主

一种理论认为：言论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关键，因为候选人的公开讨论是使竞选期间选民知道如何选择的根本要素。借由言论，人民得以影响政府决策，而且，足以使政府官员下台的批评能确保政府官员对其行为负责。在纽约时报与苏利文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批评政府及政府官员的权利是该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意义”。然而“纵使对一个健全政府的政治性表达或对公共事务评论是重要的，对言论及新闻的保障非指政治性表达及对公共事务的评论是不可加以限制、碰触的。”

论者以为：当公民因惧于反击而不去表达其不满时，政府对公民即不会有所反应，从而，政府对于其行为所应负起之全部责任即随之减少。言论自由的拥护者通常断言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规避责任。发现真理

保障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基本权最经典的立论为：它是发现真理的根本。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荷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在判决中写道：“对一个念头是否为真理最好的测试，即凭其力量在竞争市场中为人接受，并且惟有基于这样发现的真理，才能稳固地达成他们的愿望。”荷姆斯大法官是以很高明的比方－“想法的市场”来解释他的说法。

以想法的市场来阐述言论自由招致学者的批评，他们立论：以为各种想法都会进入想法的市场是错的，纵使各种想法都出现在想法的市场上，某些因有较佳资源以响亮宣传，使每个人都能听见的想法也会掩盖过其他想法。

另一个论点是：假设真理必然赢过谬误是错的，我们透过历史可知人们可能会受情绪的左右而非受理性的控制。就算真理终将被维护，过渡期间内可能会发生巨大的伤害。总归来说，对上述批评的回应是－承认“想法的市场”这个论点是有问题的；然而坚持把决定真相及审查谬误的决定权交给政府可能更糟。

发扬容忍

另一个解释是：言论自由是构成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容忍”所不可或缺的。李宝灵（Lee Bollinger）教授是本观点的支持者，并且主张“自由言论原则涉及一种特别的行动，即为杰出的自制开拓出一个社会互动的领域，其目的是以发展及证明社会对控制被许多社会遭遇所唤起感觉的容纳度”。自由言论原则被留下与关于帮助形成“社会的智识性格”一模一样。这个主张是在说：容忍就算不是必要的价值，也是一个值得向往的价值，而保障不受欢迎的言论本身就是一个容忍的行动。这样的容忍作为一个典范可激发更多的容忍遍布在社会每一个角落。灵感与思考：

1.简论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

弥尔顿出版自由产生的历史背景：政治上，代表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国王与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The new aristocracy）利益的议会关系紧张，甚至兵戎相见；经济上，新贵族与资产阶级都受到封建政府的盘剥和掠夺，有了共同反封建的要求；宗教上，清教徒（Puritan）运动与镇压清教徒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文化上，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进入繁荣期后继续发展，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的来源：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的民主、自由的人文主义精神；新教教义中的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精神；近代启蒙理论中的自然法（Natural Law）精神。

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的主要内容：出版自由是一种人权自由，它是一切自由中最伟大的自由；出版自由是人物主义文化的体现，也仰赖人文主义来实现；出版自由是一种对生命的张扬，对人类理性的维护；出版自由以利于帮助人们区别善恶，明辨是非；出版自由有利于人们培养美德和体现真理；出版自由是一种有条件的自由，是一种相对的自由；禁止出版自由是无用而不可实现的；禁止出版自由的主要危害是破坏学术，窒息真理。

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的时代特征：站在时代高度，从资产阶级革命和宗教改革出发，阐明出版自由的重要性；站在人文主义和之间，运用当时最具有时代特征的学说和思想来批判封建出版许可制度，论证出版自由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上帝、理性等抽象的概念论述出版自由问题，而使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具体性和深刻性上受到束缚。

弥尔顿出版自由思想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及世界各地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成了一个“伟大的口号”；为后世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近现代新闻自由思想的发展。

2.《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没有边界的新闻自由

号称发行量最大的英语报纸之

一、有着168年历史的《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于2011年7月18日停刊，不是因为经营不善，不是因为网络的竞争威胁，而是因为涉嫌窃听。

在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曾经有所谓第四权力概念，认为新闻报道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国家第四权力，换句话说，新闻报道权属于公权力范畴，它虽然与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一样，都来自于公民的宪法授权，但是，当新闻报道权脱离了公民权利之后，就成为具有独立权力主体的特殊公权力。掌握新闻报道权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享有类似于警察和法官所享有的公权力，不仅可以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地，获取公民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而且可以像法官那样随意地评论人物，对公民的言论进行审判。这种派生于第四权力的新闻逻辑，从来都没有被任何国家的法律所承认。但是,纵观世界新闻发展史，人们不难发现，西方新闻媒体正越来越习惯于超越传统的职业底线，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新闻报道权干涉公民的生活，甚至以自己强大的新闻影响力左右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长期以来，西方新闻媒体把自己塑造成为公民的代言人，社会的眺望者。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新闻媒体记者可以雇用私家侦探，可以出资购买独家消息，可以拒绝出庭作证，可以保护自己的新闻消息来源。现在看来，任何权力都具有两面性。如果新闻媒体滥用自己的新闻报道权，那么，新闻媒体非但不能保护公民的权利，反而会损害公民权利。新闻媒体出资购买独家消息，可能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但是，如果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与金钱紧密联系，那么，人们就不能不怀疑，新闻媒体出资购买的独家消息究竟是真实客观的消息，还是某些政治集团或者商业集团为了自身利益而利用新闻媒体？绝大多数西方新闻媒体都是纯粹的商业机构，他们为了获得商业利益，必然会考虑到投入产出的效益。当新闻媒体为了获得独家消息而从事金钱交易的时候，那么，人们所看到的新闻究竟是真实客观的新闻，还是沾染上“铜臭味”的虚假新闻？

不可否认，新闻媒体在社会变革中曾经并且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的权力来自于公民宪法的权利,如果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以牺牲公民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那么，这样的新闻媒体就是有问题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者的行为底线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除非法律明确规定，否则，新闻从业者只能站在公民的大门口，不得登堂入室，强迫公民公开个人信息。

《世界新闻报》引发的问题值得所有新闻传播学研究者高度重视。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有可能使人们对西方新闻市场产生错觉，以为西方新闻市场是一个自由的、充分竞争的新闻市场。西方新闻市场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和自律性，在高度竞争的新闻市场中，新闻媒体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必然会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提高新闻的品质。现在看来，只要有竞争就会出现不正当竞争，《世界新闻报》所引发的问题恰恰是不正当竞争的结果。《世界新闻报》的经营者为了获得独家消息，雇用私家侦探采用非法手段窃取个人隐私，这种恶性竞争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公民的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彻底颠覆了新闻职业伦理。

虽然媒体多元化（Media pluralism）所面临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对新闻自由的挑战。在本次事件中，英国的三大政党难得地联合起来反对新闻集团的扩张，但是政客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整个新闻界。英国报刊媒体自我监督的乏力，在窃听丑闻中暴露无遗。但是以政府官方或半官方的形式监督报刊媒体，很容易被看成是政府钳制新闻自由的工具。从前年的议员津贴丑闻到今年的窃听丑闻，说明即使在英国这一相对透明清廉的社会，从政界到媒体还是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状况。一个新闻自由的环境，是对抗权力腐败的重要手段，媒体不能无法无天，却也不能在各种监督下变得束手束脚。

在古典自由主义的诞生地英国，传播法体系和以自律为特色的新闻监管体制相当完备，总体而言也是行之有效的。即便经受此次冲击，监管体制也不必做大手术。诚然，任何监管体制均需与时俱进，但此次丑闻暴露的主要是法律的执行问题。

执法效果不佳主要缘于媒体嵌于其间的复杂利益关系。事实上，这一丑闻本可及早揭露。但直到今年初，该报2002年窃听一名被绑架并最终遇害的少女的丑行东窗事发，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已达“工业规模”的窃听黑幕才被撕开口子。这种迟钝凸显了利益格局是何等盘根错节，官僚机构的惰性是何等根深蒂固。强化国家权力对新闻业的介入，对于防止这类丑闻重演无异于缘木求鱼。

媒体自律有能力实现自我完善。无人能否认，窃听丑闻最终败露正是《卫报》等严肃报纸锲而不舍调查的结果。改进监管的方向不是威权主义，而是坚持60多年来国际新闻界的主导思潮，重申“自由而负责任”。正如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哈钦斯报告》，即《自由与负责的新闻业》(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所作的经典阐述，它强调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同时并不否认，媒介自律优于来自国家权力的他律。

英国政府亡羊补牢之举值得肯定，彰显了代议制的强大。格外值得关注的是，卡梅伦首相已组建由勒文森法官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对这一事件本末、新闻伦理、新闻监管提出全面报告。如何实现“自由而负责任”？在该委员会的任务清单中已有初步答案：建立更有效的监管体制，以支持新闻业的正直与自由，媒体的多元化，独立性（包括独立于政府），同时鼓励最高的伦理和职业标准。此外，还应规范政治家与媒体、警方与媒体的关系。依照英美惯例，每次重大事件或丑闻发生后，均会组成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提交详尽的建设性报告，以严肃弥补相关制度漏洞。丑闻不会白交学费，勒文森报告值得期待。3.由英国8.6骚乱看新媒体的言论自由

英国连日的骚乱让社交媒体再次走向风口浪尖。英国警方认为，以推特、脸谱为代表的社交网站和以黑莓为代表的智能手机，为传播煽动信息、组织串联犯罪活动，为作奸犯科者寻衅滋事提供了太多“便利”。西方社会在讨论反思，社交媒体是否也应坚持言论自由的底线，对新媒体是否需要加强进一步监管，社会公众在新媒体使用中又应保持怎样科学与理性的态度。

没有哪个时代如今天这般，互联网、新媒体能以如此深度和速度影响着舆论格局的分布、社会气候的转换乃至政治权力的更迭。在中东北非动荡中，社交媒体信息扩散速度之快、冲击力之强、影响范围之广远超乎传统认知，它成为一系列运动的催化剂。不久前的挪威惨案发生后，德国一家青年保护网站统计发现，一些团体正越来越频繁地通过微博、网络聊天室、视频网站等宣传极右翼思想。据称，在YouTube网站上，有190个宣传片在鼓吹极右思想，号召人们参加极右团体聚会，影片的点击率高达17万次。

在新媒体时代，“新闻的围墙”被拓宽，公众一起加入到信息传播的队伍。大家不仅消费新闻和信息，也分享、补充、创造信息与观点，还会从“线上”转移到“线下”，用意见表达来改变社会现实。在英国骚乱中，既有暴徒和年轻人通过社交网站大肆串联，短时间内把“锁定”的商家洗劫完毕；也有几百名志愿者同样以网络“闪客”方式，迅速聚集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

不过，新媒体是个矛盾复合体，“充满着希望，也充满着失望”。技术平台的虚拟性、无障碍性，网民的匿名性，以及“把关人”机制的弱化等，使言论自由的界限被逐渐泛化，网络虚假信息、人身攻击、侵权违法、煽动**等负面言行不断出现。在更短、更快的传播规则下，信息传播呈现新的“偏向”：以有限的篇幅展现事情最激烈、最尖锐的一面，成了吸引眼球的“法宝”，那些负面信息更能在带着批评的“转发”中成为焦点话题，并借助“意见领袖”的多级传播，引发大规模的道德声讨。面对强大的舆论场和群体性意见，个体难免不自觉地选择从众与模仿。英国骚乱中，各种怂恿和挑衅性的短信，让很多年轻人相信别人都在这么做，那自己也就顺便“趁火打劫”一把吧。

而对“个性”的追求，对身份和利益的隐匿，也会促使一些用户去大胆发表偏激言论。欧洲学者指出，极右组织通过社交网站宣传反穆斯林和排外主义，营造激进的政治舆论氛围，可能会建立新一轮的种族仇恨，导致社会暴力和个人极端主义泛滥。这让人想起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作用的分析：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好像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面对种种社会问题，我们不必刻意夸大新媒体的作用和影响，也无须避讳其他深层次的矛盾和根源。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都有矛盾，这是客观现实。公众通过社交网站等积极建言献策、参与社会治理，这也是公民权利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现实。但问题的关键是，当人们掌握新媒体这个自由的工具时，绝不能忘记自由从来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它不是一个脱离法律束缚的地带，也不是偏离理性、制造分裂和混乱的借口。自由和责任总是相伴而生，自由精神应是为着社会公共利益而服务。正因如此，自由精神才是美好的精神。事实上，“只有坚持不懈地自愿维护最高的社会责任感，新闻自由才能获得最大的保护”，数百年来孜孜探求新闻自由真正内涵的学者们获得了这样的结论。

新媒体时代赋予每个个体以更多的话语权，每一份声音都在参与话语场的建设。一个公正、理性、客观、内含责任的“话语场”，才能与其他“场”形成良性互动，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2）“无为而治”暗藏玄机

①.二战时期对报纸的管制

和许多国家一样，二战时期，英国政府对报纸实行了特别的管理制度。

1940年夏天，政府签署了特别许可令，授予内政大臣对报业实行全面控制的权力。这项许可令通过后，立即遭到了大规模的抗议。两份共产主义报纸立即因为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被命令停刊。外界认为，政府通过部门的行政命令来查封两家报纸，而不愿将它们诉至法庭是因为，一是担心如果提起诉讼会败诉，二是因为法律诉讼会给这些报纸一个很好的机会，借此来大肆宣扬政府对报纸言论自由的“压制”。尽管政府的措施显然是在打击新闻自由，但那些公共监督部门大部分都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二战中的前几年，《每日镜报》和《劳动者日报》对审查制度的抗议成功，以及一系列反抗运动，政府放弃了对报纸的全面性强制审查。不可否认，政府之所以能做出让步，部分是因为报业从整体而言表现出合作的态度。而且还有一些观点是，随军记者从战地前线发回的报道，都必须经过军方的检查，这等于是在不经意间，为政府剔除了很多不喜欢的新闻。还有一些官员相信，强制审查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已经改变了对形势的判断，认为公众的士气正在提升。而且，一家大的、持合作态度的报纸如果被认定为受政府直接控制的话，它在公众中的公信力会大打折扣。

二战后几年，政府开始部分地以经济手段调控报纸。为了节约稀有资源，保证公平分配，1940年立法规定，新闻用纸实行配给制。此举的影响有以下几点，1，新闻用纸配给制（Ration system）也使得广告费出现了重新分配。在战前很难吸引到广告客户的报纸，发现广告公司主动找上门来，因为从整体上看，广告可用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这意味着，激进的编辑方针和低收入的读者群体，都不会对报纸的财政状况产生负面影响了。

2，新闻纸配给制，也缩小了高雅报纸和通俗报纸的差别。通俗报纸不再受到扩大读者群的压力，因为在这样一种战争情况下，各报的发行量基本都被“钉住了”。

3，通过使成本降低和广告的重新分配，配给制还使很多报纸增加了利润。这些改变也伴随着读者对战争新闻以及公共事务新闻的普遍兴趣。

就这样，战时的控制措施，成就了激进报业和政治立场转变报业的发展。在战争时期的英国，这些激进报纸对于社会民主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42年出版的《贝弗里奇报告》（Report on Social Insurance，又称《社会保险报告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简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公共管制，不仅没有阻碍反而有助于激进报刊的发展。政府想要激进报刊缄默的意图，被公众的抗议所打破，同时官方的经济控制使得报界能够更好地反映公众情绪的变化。总而言之，事实证明，政府干预带来的结果与其说是压迫和限制，不如说是自由和解放。②.反垄断法收效甚微

英国反报业垄断法在1965年获得议会通过，开始施行。但是实施的这数十年来，反垄断法在报业兼并收购中很少真正发挥阻拦作用。其之所以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报业主的强烈反对。报纸出版商一向反对任何一项使报业收到约束的改革计划。任何出版商在对抗对报业的公共干预上，从来都是站在同一战壕里，用正义的自由主义来炮轰那些反对派，将他们不受约束的自由与公众的自由画上等号。这逐渐变成了塑造报业管理环境的核心理念。报业也是自身理念的传播者。出版商们披着自由的外衣，制造人们对改革愿望的怀疑和不信任。

二是政府不愿意因为阻止交易成功使那些强大的报业集团成为自己的敌对力量，尤其是在选举的关键时刻。政客们都意识到，想要对报业进行规范约束，可能要付出沉重代价。三是被收购兼并的报纸通产都是濒临破产，财政状况极其糟糕。因此，政府及报界在放纵兼并收购方面也就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允许兼并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挽救一家垂死挣扎的报纸的唯一最好途径。

四是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反对力量。虽然报纸行业工会通常是主张改革，但是他们的能量和资源有限，因此只能追求一些狭窄的行业目标，无法对反垄断这类的国家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③.补贴政策无人理睬

在英国，补贴的政策遭到了普遍的拒绝。皇家报业委员会拒绝对弱势报纸进行补贴，因为这将导致这些报纸被政府控制。不过，普遍补贴的方案也遭到了否定，因为这无法为弱势报纸提供特别的帮助。第一种方式的缺点是可能导致报纸审查制度，而第二种则根本不会产生实际效果。这种第二十二条军规（源自美国作家约瑟夫赫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意味左右为难，无法执行）式的规定，实际上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市场干预。报业委员会对政府的消极态度与对市场的积极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市场被视为维持报业独立性的救命稻草，这样的观点渲染了他们对市场作用的一般看法。他们拒绝导致经济依赖的公共补贴，也拒绝实行公开选择的程序，但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另一种形式的补贴——广告——虽然这种补贴也能导致经济依赖，也会实行公开选择，而且还会因为读者群的富有而更青睐保守派报纸。在报业委员会眼中，公共补贴充满了危险，而私人补贴则不然。④.政策一体化前景未卜

传统上，英国政府的报业政策和广电政策截然不同。我们知道政府对报业采取的是“无为而治”的指导方针，但是广电行业从20世纪20年代一诞生，就被置于政府的严格监管之下。

媒体政策的不同，以及对媒体的不同认识，部分源于不同的发展历史。报业一开始是被作为新闻和政治评论的代理机构。从1695年以来，报业就被创办成一个自由市场机制。从传统上来看，它被视为理所当然地处于市场的框架之中，而评价的主要标准是其在民主政治体系内发挥的功能。新自由主义的“信息政治学”（Information Politics）方法论，对所有主要的报业公共新闻调查都产生了影响。相反，在20世纪20年代，政府不允许广播同报业在新闻报道方面进行充分的竞争，广播机构被创办成公共服务的垄断组织（Monopoly）。它的评判标准主要是其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贡献，这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辩论中详细定义的。这种思想对后来公共调查报告中对广播电视的看法，产生了深渊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介绍英国政府的广电政策。

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许多人提出，广播电视事业应该更多地由市场来调节，少一些官方行政机构的干预。相反，要求通过立法对报业加强管理的呼声却在议会和学术界时有所闻。说是这么说，但是，在新工党政府的各类报告中，公共广播电视服务受到保护和监管，但却没有顾及到按照自由市场思路发展的报业。对英国政府来说，传媒政策一体化，仍是路途漫漫。

（3）.依法管理

英国政府在报业管理中刻意淡化直接的行政干预，对报业的约束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实现。

不过，英国并没有专门的新闻法，在大部分情况下，英国传媒是由普通法来管制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英国的法律往往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针对突发问题做出反应，因为英国人认为循序渐进的立法就比制定一项广泛、全面的法律体现出一些优势；其次，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媒体在英国不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编辑和记者都是普通公民，因此可以将适用于一般商业机构的法律同样适用于规范新闻机构的权利，而没必要使新闻界称为一项专门法律的立法对象。

在英国与传播相关的的所有法律条款中，与媒体及新闻工作者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诽谤法、藐视法庭法、信息自由法、淫秽出版物管制条例和对信息来源的保护的相关条款。3.英国报业的自律体系

如果说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在英国报业管理体制中的影响是无形的话，那么，英国独特的报业自律体制，其框架则要清晰许多。这一体制自1953年建立以来，几经革新，虽然仍不时受到外界的质疑和挑战，但目前运转得比较正常，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1）被逼出来的自律体制

英国报业的新闻自律实践主要始于二战之后。因担心政府以法规手段对报业进行干预，报业主于1953年7月不情愿地成立了报刊总评议会（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Press）。二十多年来，报刊评议会的工作裹足不前，它在改进报业职业道德水准方面仍然没有多大作为。

到了20世纪80年代，英国报业竞争愈加激烈，报纸特别是小报对公众的侵扰更加猖獗，而报刊评议会却对此无能为力。

在1990年6月考尔卡特提交的报告中，他建议设立一个全新的报刊投诉委员会，专门审理公众投诉。他警告说，如果报刊投诉委员会不能证明它是有效的，那么他将推动立法。这个报告再次让报业主们紧张不已，他们举行了一次聚会，一致同意成立报刊投诉委员会（Press Complaints Commission, 简称PCC）。PCC成立以后，首先起草了一份《业务准则》（Code of Practice）。独立的新闻标准财政委员会（Press Standards Broad of Finance）也以很快的速度建立起来。1993年11月，各报对PCC承诺，《业务准则》将逐渐列入报纸与其主编和其他新闻从业人员的合同中，今后凡破坏工作守则者，报社可以依约处分，包括革职。这标志着PCC已经获得了英国报业的承认。

1995年7月，在政府对下院发表的一本白皮书中，政府预料在1997年大选之前不会对于保护隐私权有新的措施，这就等于说政府还是寄希望于新闻界自律以保护大众的隐私。这实际上是政府对PCC工作的肯定。

从上述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报刊评议会及PCC发展的过程，其实是英国报界以“自律”对抗“法律”，竭力保护报业本身利益的斗争过程。另一方面，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政府之所以迟迟不敢以法律形式监管报业，是担心成为报业的公敌，在大选中得不到报纸的支持。正是这种利益、权力上的微妙关系，才使得报业自律体制能够延续下去。

（2）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尽管PCC总体运行良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它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向来为评论所诟病，对它的质疑和批评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最主要的质疑首先在于PCC的权威性。PCC没有要求举证、处以罚款或公开更正的法定权力，也缺少道德权力。因为在大部分报业人士看来，它只是一个用来安抚部分政客的机构，以防止新闻自由受到更为严重的攻击。由于缺少自愿合作，因此PCC总是迫于外部压力进行一些迟到的改革，缺少效率，然后有引来新的批评，如此恶性循环。还有许多评论认为，PCC处理投诉的手段太软，总是在投诉者和被投诉的报刊之间寻求一种妥协的解决方案，更像是一个安慰着，而不是“裁决者”（Arbiter）。

对PCC及英国报界的另一威胁来自隐私法。13年前，英国报业主们之所以同意设立PCC，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政府推出隐私法或者类似的法规，把报业的自律变成他律——或者说是“法律”。十多年过去，“法律”的威胁并未解除，国会里经常有议员呼吁制定隐私法，加强对报纸的监管。当然，业内人士反对立法的声音也很强烈。他们认为，英国已经有许多法律在许多方面对新闻记者的行为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新闻自由已经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果再加上一部隐私法，只能使情况更糟。而且，就算制定了隐私法，它也未必会那么有用。首先，诉讼将花费大量金钱；同时，有些人会采取法律行动，不管他们是谁，但从总体上，这个系统可能只对那些名流富豪有利，有些人就是想利用法律来把一些黑幕捂住，他们不想让人知道的那些事。最后一点，隐私法并不一定有助于提高新闻行业水准。

4.透视报业“关系网”

英国前首相帕默斯顿在阐述英国外交政策时曾有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以此来形容报业关系网，同样合适。（1）政治立场关乎商业利益

英国所有报纸都是商业性报纸，不属于政府或哪一个政党所有，但几乎每一份都有其鲜明的政治立场。英国报纸的政治取向，与其传统有关，当然，还要看其老板的政见。不同政治立场的报纸之间互相攻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当然，他们的区别更多是体现在日常新闻的报道中。同一条新闻，你在不同报纸上读到的往往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标题，两种态度。另一方面，许多报纸为了体现自己的客观性、多元性，往往也会邀请与报纸立场相左的人士为报纸撰写评论，展开辩论。

决定报纸政治立场的最根本的动力还在于经济利益。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默多克旗下的《太阳报》在1997年大选期间临阵倒戈支持布莱尔。

英国的报业历史学家认为，过去舰队街上的报业主拥有报纸，是为其政治立场服务的。尤其是在报纸还没有脱离政府监管的18、19世纪，政治目的显得尤为重要。出于这种目的，即使报纸亏损，他们也愿意养着。随着社会的变化，如今的报业主更多的是把报纸当做一个产业、一份生意来经营，报纸老板最关心的是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政治上的诉求反在其次，或者，仅仅是他们获取更大经济利益的一个工具、一个幌子。

（2）报纸与政府：在对立中合作

英国报纸自视为全力的监督者，因此无论哪个政党执政，是不是与自己政治立场相符，报纸对政府总是保持一个质疑的姿态，并把这一点当作独立性的重要体现。

鉴于报纸的重要影响，英国政府一向都非常重视处理好与报纸的关系，尽量争取报纸对政府工作的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报纸在消息来源、经济利益和政策上也有求于政府，因此并不愿时时与政府唱对台戏。政府在与媒体交手中并非处处挨打，实际上，政府也会合理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控制舆论导向，使报纸的报道尽量朝着有利于政府的角度发展。值得介绍的是，英国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突发事件时，非常重视加强与媒体的配合。英国政府认为，对重大突发事件，如果处理得当，媒体能在安抚公众情绪、保持社会稳定上发挥积极作用，媒体还能帮助政府迅速向公众传达一些重要的建议或指示。反之，如果媒体不能及时得到准确的信息，由于新闻传播本身的放大作用，信息的混乱、错误、拖延会在公众中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引起恐慌。

（3）报纸与名人：纠缠不清的欢喜冤家

娱乐明星和体育明星是小报的最爱。关于明星与小报的关系，《太阳报》副主编沙纳汉认为，“„„那些歌手、演员或者球员在刚出道或处于上升阶段时，他们总希望得到更多的报道以便成为明星。而一旦他们成为了明星，他们就翻脸不认人，再也不想看到记者的照相机了。因此我们之间经常吵架，但事实是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我们彼此都知道这一点。”

报纸与政客的关系，则掺杂了更为复杂的利益、政见等因素。通常情况下，英国各大报的政治记者们，和某些特定的议员、政府部长们都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

名人之所以在英国大行其道，有其特定的社会因素。知名的名人公关代理商马克斯·克利福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人对流言蜚语和丑闻是伪善的。当他们听到恐怖的丑闻时，他们装作深感震惊，但同时又是好这类新闻。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喜欢丑闻。这方面的准则是：如果你要制造一个丑闻，那么就到伦敦来吧！英国的报业主知道它会使报纸销量大增，因此他们逼迫记者千方百计去窥探人们的隐私，不管你愿意与否。”

（4）报纸与广告商：衣食父母不可得罪

英国报纸与广告商的关系比较微妙：一方面，广告商是报纸最直接的衣食父母，报纸的经营部门总是想方设法与广告商保持良好的关系，吸引更多广告；另一方面，报纸为了保持独立客观形象，又不能与特定的广告客户走得太近，特别是在设计广告客户的报道时，总是努力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姿态。

为了维护采编独立形象，英国报纸的广告部门与采编部门之间一般很少联系。广告部门与采编部门之间必须保持一种平衡，报纸应该独立于所有广告商之外。这样做从长远来看对报纸还是有益的，如果一份报纸失去公信力，那么它也就很难吸引到有价值的广告。这种做法在英国还是有比较浓厚的基础。报纸之所以这么做，无非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扩大发行量，而这是报纸与广告客户讨价还价的最大本钱。不过在实际运作中，报纸也并非完全不顾及广告客户的感受，对于涉及大公司的负面报道，各报基本上还是采取能不报就不报的态度。

二．广电产业

1.英国广播电视八十年

（1）英国电视产业五大发展阶段

①.第一阶段（1922—1955年）：电视逐渐征服观众

这一时期的发展主要以广播为主，电视为辅。1952年6月，BBC转播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礼获得巨大成功，征服了无数观众。从此，电视在英国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为了发掘电视的广告效应，并进一步满足通俗口味，1954年独立电视台（Independent Television，简称ITV）成立。这一将商业因素引入电视运作的做法，引起了国会内外的激流斗争。政府最终不得不引入一些制衡机制，来抵御商业主义在电视领域的蔓延。独立电视台的建立，标志着英国电视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

②.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早期）：节目水平突飞猛进

这一时期以BBC和ITV的竞争为主线。总体上看，这种竞争关系是积极和有效的。这一时期节目制作和编排水平突飞猛进，满足了观众更多的收视需求。ITV一开始就注意关注BBC定位的空当及大众口味，特别是娱乐节目方面。

这一时期，对于商业化电视和公共服务电视共存的疑虑依然此起彼伏。对于BBC而言，保持竞争力，无论对于保证其收拾许可费唯一受益者地位和国家电视台的形象都至关重要。为了加强BBC各种类型节目制作水平，1966年BBC2正式开播。③.第三阶段（60年代—70年代早期）：针砭时弊凸显锋芒

这一时期的主要议题是围绕“现代化”展开的。英国电视人开始思考如何在文艺和现实片中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这个多远的社会，如何更深入而批判地制作节目。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时间是1964年4月BBC2频道的建立。1967年，BBC2首次制作并播出了大型纪录片《文明》（Civilization）等，并开启了BBC至今引以为荣的纪录片传统。④．第四阶段（70年代）：应批评做出调整

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电视作为公众热点话题，收到很多尖锐的批评和多方压力。尤其是新闻时事节目。代表其他阶层的观众也反映媒体对他们的报道不够全面充分。传统卫道士更是对有关性和暴力的节目深为不满。社会媒体学家们也在这一时期对媒体的客观公正性提出质疑，并试图探讨对社会问题的新闻报道如何更加符合当时人们的承受能力和意识形态。英国电视媒体就这些批评意见做出了调整，对编播的控制有所加强。这些调整中最具影响力的要数1982年第四频道的建立。第四频道建立的初衷就是为新锐的、反传统和试验性的节目提供舞台。这样一来，既减轻了主流的BBC众口难调的压力，又给非主流的声音提供了空间。作为主要的公共服务电视，第四频道（Channel 4）允许播放广告。这对独立电视台独占广告市场的局面带来了挑战。

⑤.第五阶段（80年代中期至今）：“公共服务”遭遇困境

这一时期电视发展的主要矛盾是财政问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极端商业化的修正主义思潮一时间风起云涌，公共服务电视的很多机构有了重大调整，但仍有一些根本问题的改革遭遇阻力。

大量商业机制的引入和20世纪90年代末数字电视的发展，也使BBC陷入不得不重新定义“公共服务”的尴尬境地。公共服务电视的未来在哪里，是BBC必须面对的问题。

（2）英国电视产业五大特点

①.BBC稳坐大哥宝座

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依然是英国电视的中坚力量，其地位已得到官方证实。肩负多重任务和各方的厚望，BBC显然是在“一心多用”。目前数字电视盛行，BBC必须通过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高质量的节目来向所有纳税人证明收视许可费是物有所值的，同时还必须跟ITV争夺大众市场来保证其收视率。尽管政府认为BBC作为主要的公共服务电视台，应该主要服务英国观众，同时也迫使BBC不得不通过节目出口、联合制作等其他商业活动，向世界推广英国文化，同时赢得商业利益。盛名之下，BBC显然已经意识到，在观众有很多选择的时候，必须全力维持节目质量和社会责任，以品质和权威性赢得人心。BBC必须超越管理上的局限性和越来越捉襟见肘的预算保证其艺术创造性永不枯竭。同时还要在采编独立性和日益苛刻的公众责任中间找到平衡。

从政策层面看，BBC目前正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在所有节目类别上丰富它的内容制作，无论是严肃的，还是轻松的，神秘的抑或是出位的，都能在BBC提供的文化大餐中觅到踪影。当然，最难的还是如何在保证BBC精良制作和卓尔不群的基础上迎合大多数人的口味。②.收视许可费争论不休

英国广播电视产业在上个世纪初首创了“收视许可费”（TV license）制度，并沿用至今。收视许可费制度依法律的形式保障了公共服务电视台（BBC）免受商业电视的竞争，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利益。BBC以公众经营的公共电视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不断遭遇市场挑战。公共服务电视制度的正当性，受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竞争浪潮的冲击，当时英国主要两大政党均不支持BBC。最后在多方争执之下，政府宣布成立第四家无线电视台——第四频道。如此，市场多增加一个竞争者，才保住了BBC公共电视的原貌。

90年代以来，BBC的困境在于：新的科技发展带来了新的电视平台技术，在有线电视（cable television）及卫星电视（Satellite TV）平台成功地分走无线电视的观众之后，很多观众既已另装卫星天线付费看电视，便逐渐开始对传统的电视执照费产生抱怨。但如果BBC以一般商业电视台的逻辑，去制作一些通俗性、容易获得高收视率的节目来挽回观众，势必又会遭致违背其公共服务宗旨的批评，形成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2003年8月，在全英国电视媒体年度盛会爱丁堡电视节期间，天空卫视的总裁托尼·保尔（Tony Ball）在受邀演讲时，质疑收视许可费使用的正当性，等于直接危及了这个老字号公共电视的生存命脉。保尔的重炮轰击对于当时正因为“凯利事件”（Kelly case）导致职业道德受到外界质疑的BBC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灵感与思考：

1999年，前任BBC董事会主席戴恩·戴维斯（Grvyn Davies）在一份递交给工党政府的报告中，对依赖收视执照费的公共服务电视存在的必要性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三点理由： 第一，公共电视是一种公共财产（Public Good），一个人受惠之后也不会排挤另一个人享受服务，所以国家不应放任由私营部门提供服务，而必须做到一定程度的投资。第二，公共电视不只是一种公共财产，而且是一种“殊价财”（Merit Good）。“殊价财”最好的例子是教育。如果国家不介入去建立教育体系，国民未必会愿意投资在教育上，但在教育上的投资最终将会回馈到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及品质，对整体社会产生好处。就如同对公共电视的投资，“人们不会知道电视节目可以做得多好看，知道他们亲眼看到才会相信。” 第三个理由则反映科技发展的趋势。由于多频道分众收拾已经成为趋势，未来商业电视台因为资源越加分散，因此越来越无法集中资源投资于高品质的节目制作，这反而是强调作品质量的公共电视彰显其存在价值好机会。

从上述报告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随着数字技术的陆续上路，电视品太多频道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但在收拾分众时代，公共电视的存在价值是否因此减损？恐怕连对BBC批评最不遗余力的托尼·保尔都不敢这么说。透过竞争对手的批评眼光，我们看到全世界历史最悠久、声誉最卓著的公共电视BBC目前的艰难处境。不过从保尔自己也肯定了BBC所赖以存在的公共电视的合理性基础。从这个角度看，英国公共电视制度的根基未曾动摇。③.公共服务电视捍卫传统优势

日渐多样化的社会和科技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电视产业的革新。人们发现“公共服务电视”和“商业电视”的划分越来越不足以体现英国电视系统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公共服务作为英国电视的主要特点仍然起主导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公共服务”理念已经面临很多挑战，其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公共服务电视继续加强其传统优势节目类型，而新的挑战也使某些节目类型的未来不可预知。尽管BBC2和第四频道仍不遗余力地捍卫许多小众节目（Minority Genres）的生存空间，但对有些节目类型还是显得力不从心。④.数字化浪潮汹涌而至 数字时代数字化（Digitalization）生存原本是用来形容新新人类的新兴生活方式。即将全面数字化的英国电视产业，如何在数字时代生存却是大大小小的电视平台都无法不面对的命题。

除了技术层面的挑战外，更大的问题来自如何吸引观众的眼球。英国电视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只是四个模拟电视频道独步天下。随着有线和数字电视时代的到来，人们可收视的频道第一次可以自己支配。这种新的竞争方式，改变了电视的方方面面。这场观众争夺战的直接结果是大量的竞争策略集中在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抓住观众的眼球，如何在节目的节奏上做到简洁明快，扣人心弦，使节目引起轰动效应。

除了建立观众对品牌的忠诚度以外，一个有竞争力的节目编排和时间段对于吸引观众的眼球来说变得空前重要。因此各电视网都在节目编排上使尽浑身解数。所有频道的节目安排越来越相似，同类节目间的观众争夺战也日益激烈。⑤.后福特主义大行其道

1979年以前，英国电视产业一直是一个纵向一体化批量生产模式的产业，市场由BBC和ITV垄断。1977年，第四频道创立了“节目出版商”（Program publisher）模式。它不仅打破了BBC和独立电视公司对英国电视行业的垄断，还体现了保守党政府积极推进电视产业化的迫切愿望。第四频道的“节目出版商”模式决定了其所有的节目都“委托”（commission）独立制作公司制作，提供所有预算基金，并最终“发行”他们的节目。这种类似图书出版公司的“节目发行商”的特殊身份，推动了英国电视产业中小制作力量的发展。

随着产业结构的重组，独立制作人（公司）被赋予更多的机会，一大批出自名不见经传的独立制作公司的优秀节目以不可阻挡之势在英国以及全球电视市场遍地开花。而这些中小制作力量的发展和壮大，正是英国电视市场日益成熟、分化的体现。从第四频道的出现到英国广播公司“制片人选择制”的推行，英国电视产业正在经历这种纵向高度一体化的组织形式的演变，取而代之的是专业服务提供商的出现，以及以外包合同为形式的大企业内部结构的纵向精简。

2.英国广播电视监管理念、监管机制和发展趋势

（1）两大理念奠定价值基础

一般来说，媒体管理模式遵循两大理论原理：社会原理和经济原理。

社会原理主要涉及两方面：预防“信息缺失”（Information Failure/Gap）和保证公共资源（Public Good）的有效提供。信息缺失，从经济学角度讲，是指消费者无法在购买商品和服务之前了解其价值。由于媒体产品的特殊性，媒体市场本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就需要一个监管机制，保证媒体产品可以达到消费者预期的最低标准。广播电视信号作为公共资源能给大众带来普遍利益。市场机制有时不能保证公众资源充分发挥作用。社会管理在这方面的作用主要是以资助公共资源发展为手段，制定公共服务的质量标准。

媒体管理的经济学原理是和广播电视信号资源的“稀缺性”（Spectrum Scarcity）密不可分的。从技术角度讲，广播电视的转播频率在数字电视推出之前是绝对有限的。从这个角度看，对广播电视的市场准入、所有权集中、区域垄断等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此基础之上，所有媒介管理的模式都不能脱离本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广播电视在当地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近50年来，英国广播电视的监管逐步由管制到放松管制（Deregulation）到自我约束（Self-regulation）。即便如此，英国的广播电视仍然是高度监管的产业，管理制度和相关法令法规具体而严格。这一切都和英国媒体监管体制的价值基础密不可分。①.广播电视“公共服务”（Public Survice）理念

“公共服务”理念是BBC的标志。但在英国，虽然“公共服务”理念肇始于BBC，但这并不代表它为BBC所拥有或只与BBC有关。就英国的广电业来说，“公共服务”不仅仅是一个“机构理念”（Agency philosophy），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行业理念”（Industry concept）。因而，在若干年后的今天，“公共服务”理念所遭受的各种质疑或者挑战也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BBC这个具体机构所遭遇的危机，而是应该将其放置于整个行业乃至整个行业所处的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来考察。

一方面，“公共服务”理念的最早确立是基于一个假设——一个有机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公共利益存在。从逻辑上讲，若要动摇“公共服务”理念的根基就要对这样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公共利益进行证伪，而事实上后来对于“公共服务”的质疑也确实是部分建立在这样一种公共利益消解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历史地看，作为英国广电业开端的BBC被打上“公共服务”的标签与它和国家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国家监管不但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公共服务”，而且它还被看作是一个必要和有利的角色。后来的二战强化了“国家利益”与“公众利益”的重合，因而肩负“公共服务”职责的BBC在战时与战后重建中与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强化。此外，广电业发展的早期因为频谱资源稀缺所以需要国家来承担分配者的角色，而这个角色的合法性的关键也在于是否将这稀缺的频谱资源尽可能地应用于了公共服务。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后“公共服务”的理念逐步瓦解恰恰是建立在改写与国家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广电业仍对公众负责，但国家的角色以被置于这对关系的对立面了，国家不再被视为公众的代表，而被视为公众利益的最大威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对于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公众利益的存在与否予以质疑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1977年出台的《安南报告》（Anna Committee Report）首次明确提出了“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的新原则用以代替此前所有广电业发展报告里的“公共服务”原则。如果说1977年的安南报告只是原有“公共服务”理念遭遇危机的开端，那么从1982年的亨特报告开始公共服务广播的基础实际上就被完全放弃了。到了1986年，《皮考克报告》（Peacock Committee Report）的出台正式确认与强调了“自由市场”（Free market）的理念在英国广电业中的角色。它认为“英国广电业的基础应当转向高度发展的消费者至上的市场体制，这就要认识到受众完全可以通过自由购买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其需求。”一言以蔽之即皮考克报告延续并强化了取代原有“公共利益”概念的“个体利益”的总和。而这种转向与彼时英国的政治格局不无关系。公共服务广播原则瓦解的原因之一是国家与广播机构之间关系的破坏。1979年，撒切尔政府的上台执政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实践领域的开端。撒切尔与她的支持者主张去除国家监管，提倡自由市场竞争。这种执政理念及意识形态对于国家监管扮有重要角色的广电业来说是有直接影响的。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广电业的身份认同建立在了独立于政府的基础之上，后者被视为对专业主义最大的威胁。但实际上试图以推行/扩大市场化的方式来谋求独立性不过是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国家控制”，因为此时的国家也是市场的助推器，国家的权力可以通过市场而达成并且是与市场相互成就的，此时国家的问题在于因为与市场合谋而并未很好地履行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因而有意义的举动应该在于敦促国家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职责而不是直接与其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将自身独立性诉诸于市场而放弃“公共服务”原则的广电业反而是更容易受到权力介入的。例如发布皮考克报告的皮考克委员会本身就是撒切尔政府授权的委员会，它对于市场化的鼓吹反映了政府意志，因而广电业实际上陷入了对立于相同逻辑的悖论。②.媒介管理机构的政治独立性 英国媒体管理机制最大的特色是与其“监护人”角色相对应的“政治独立性”。政治独立性是相对政府而言的，是指媒体的运作和管理独立于政府的控制。

广播电视的政治独立性是从报纸的政治独立性传统发展而来的。在BBC创立初期，政府和广播委员会就BBC的政治独立性达成共识，即强大的媒体不应该成为某一政治党派的工具，主要政党不得依靠它们财力上的优势控制电视台而将那些小党派的声音排除在外。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对媒体独立性原则的认可虽然不是出于他们自愿提倡言论自由，但提倡民主对增强政府的政治可信度无论如何都是明智之举，政府通常也愿意委曲求全。没有任何一届政府愿意在任期内背上操纵媒体的恶名，他们担心会因此下台。尽管如此，在实际操作中，政府试图通过颁发运营许可证、财政制度和竞争保护等条件进行威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BBC在平衡它作为一个英国重要的公共机构的身份与保持其相对于外部利益的独立性这两方面的关系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困难。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它在国家的任何政党政治中必须保持中立。BBC在法律上有义务传播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切重大信息和各种不同观点，而不能有意或无意地偏袒任何政治党派。而且，该项义务受到各政党的严密监督。即使如此，由于一些具体细节上的规定模棱两可，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有些方面依然存在摩擦。

（2）依法监管趋向统一

英国政府在广播电视政策的制订和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导向性作用。很多政策直接影响到节目制作层面。任何一个重大结构性转变的酝酿和推出都要经历从专门调查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到国会一眼再到法案的过程。政府定期委任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在历史上对英国广播电视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在2003年通信办公厅（简称Ofcom，全称为Office of Communications）正式行使权力之前，电视产业有两家主要监管机构——独立电视委员会和广播电视标准委员会，而BBC则是由BBC理事会代表女王进行督导。Ofcom成立后虽然将过去的几个监管机构合为一体，但监管政策和体制并没有根本改变。

英国广电传统上并不推崇单一媒体政策，由单一政府部门和官员管理。这就导致了英国至少有30家不同的公共机构参与媒体政策的制订。独立监督机构有权在各电视机构违反行为准则和非法的情况下吊销其营业执照。

（3）电视广告监管：依法保护消费者利益

英国政府对广告的管理主要是制定法律。英国广告监管的最大特点，就是广告法律法规健全，规则清晰，标准透明，易于监管。英国是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国家，它的广告监管法律体系比较完善，特别是广告标准非常细致，操作性很强。

（4）超级监管机构——Ofcom横空出世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技术的发展相继出现了有线广播和卫星广播，这意味着早年为公共服务广播提供某种合法性的“频谱资源稀缺”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不仅如此，它们还为后来电信业与广电业的“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提供了技术可能。

但实际上,“媒介融合”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另外，20世纪早期的很多报纸也会创新地使用广播技术。也就是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前就存在如今所说“媒介融合”某些层面的现象——技术层面或者所有权层面等。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并不将过去的种种放进如今“媒介融合”的范畴？为什么如今“媒介融合”会被认为是一个新现象，或者说过去的“媒介融合”与如今的“媒介融合”到底有什么区别？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出现的信息技术通常被看成是如今“媒介融合”的直接动因，诚然技术的发展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但技术的发展并不直接导致“媒介融合”，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桥梁不可忽视，即“信息商品化”（Information commercialization），只有在信息具有交换价值的前提下，为信息最大程度的交换所搭建的融合平台（包括技术、服务、产业结构、监管等）才是有意义的。早年的信息虽然也具备商品特征，但远未达到如今全球范围内的商品“化”的程度，所以一言以蔽之，如今“媒介融合”与早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与“信息商品化”的互为因果、互相促进。

英国的通信办公室OFCOM（Office of Communications）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在监管层面去除了电信业与广电业之间的藩篱，使得“媒介融合”在“技术中立”的旗号下得以顺利展开。“技术中立”的原则模糊甚至消除了广电业与电信业之间的差别，就等于是将一个并非完全商业化的行业与一个完全商业化的行业采用同样的逻辑进行管理。针对消费者的“普遍服务”理念存在于英国的电信业中，但它与广电业的“公共服务”是一回事吗？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作为监管机构的OFCOM需要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去监管”的承诺之上。因而从建立的第一天起，OFCOM就不断地强调要以充分的市场竞争来代替传统的监管。

从OFCOM的政策与运作可以看出它对于“公共服务”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既无法完全放弃“公共服务”的理念，例如在政策层面仍会保留“公共服务”的相关表述与某些抽象承诺，因为这是与整个英国广电业的历史而并不仅仅是BBC相关的议题；但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却也很难对“公共服务”赋予实质性的内涵，尤其是难以对其赋予区别于“消费者服务”的实质性内涵，即便内容委员会的成立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于市场失灵的正面回应，但将原则和理念落实到具体实践却是一件尤其困难的事情。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媒介融合”的市场动因，而OFCOM是它的直接产物,因而它很难完成超越自身的命题。因而，落实到BBC这个具体机构今天所遭遇的危机来看实际上就是一种无差别承诺在一种有差别可得的系统中如何兑现的问题。历史地看，“公共服务”始终是英国广电业发展的核心议题，同时也是行业基础，因而后来至今无论如何备受挑战都未能被回避或者取消。当然如今的现实环境与百年前已完全不同，“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理念的生命力也取决于它是否拥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而这则取决于广电业与国家、市场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多少更新的余地。

3.英国广播公司（BBC）：当代公共服务电视的典范

（1）杰出创始人奠定基石

BBC的创始人约翰·瑞斯（John Reith）其貌不扬，但他却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BBC最初成立的时候是一个商业公司，是崇尚苦行修炼的加尔文主义者（Calvinists）瑞斯将它变成了神圣文化的“十字军”。这就是公共服务理念的起源。瑞斯认为BBC应该凌驾于任何政治和政客之上，新闻媒体应该公正、独立地报道时间的真相。约翰·瑞斯近乎滑稽的理想和抱负使他看到了广播电视这项新技术强大的威力和不可限量的未来。后来的人们仍感谢他首创的公共服务理念，称他为BBC公正、独立和高水平节目制作打下了坚实基础。（2）BBC与政治的博弈

自创立以来，BBC就不愿意片面迎合某种人群的偏好或是某些流行的理念，而是时时处处展现自己的个性。正式基于“公共服务”的理念，BBC在财政和制作理念上都离不开一个“公”字，但BBC的视角较为独特，它并不认为凡是都与政府报纸一致就是最好的支持，而是认识保持民主、平等、独立等“价值观”，才是展现英国地位的最佳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BBC建立的基础即使对政治的排斥。在政府占据“硬实力”制高点的同时，BBC正在以英国实际上的“软实力”创造者和价值观捍卫者自居，成为政府宣传的很好的补充形式。

虽然如此，自BBC成立之初就有人担心BBC会沦为政府的宣传工具。原因是BBC有两个软肋直接在政府的掌握之中：一个是BBC的董事会人选由政府来提名，二是每十年一次的《皇家宪章》（Royal Charter）修订由政府主持。换句话说，政府有决定取消其收拾许可费的权力。按理说，BBC应该更多为政府说话。事实却并非如此。BBC自创办以来，就和政府之间冲突不断，历届政府都跃跃欲试地想再BBC头上动刀子。

时至21世纪，历史又一次重演，随着2003年英美对伊拉克战争的打响，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在英国国内拉开序幕。BBC的公信力在凯利事件中经历了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

（3）凯利事件震撼世界

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依据，英国政府武器核查小组的报告特别提到，伊拉克能在45分钟内部署部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后不久，英国最权威的武器专家凯利（Dr.David Kelly）博士私下向包括安德鲁·吉利根（Andrew Gilligan）等几个BBC记者透露工党政府错误使用了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特工情报，“45分钟”一说是被夸大了的。这一消息公之于众，全国哗然。工党政府随即开始向吉利根调查消息的来源。凯利也因受到政府的压力对此深表不安。2003年7月18日，凯利出席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调查三天后割腕身亡。公众和媒体普遍认为凯利是由于“承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自杀的。英国政府决定由霍顿勋爵领导一个调查组，立即对凯利死亡一事展开调查。

半年后，《霍顿报告》出炉。这份报告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BBC记者吉利根，指责政府在有关伊拉克武器的情报文件中做手脚的报道是‘没有根据的’；BBC高层对吉利根报道的审查是有问题的„„”以上结论为英国政府开脱了一切罪责，却把矛头全部指向BBC。

英国各界对《霍顿报告》的反应不一。

政府方面，《霍顿报告》为BBC引来了朝野强烈的抨击。霍顿勋爵报告不但谴责BBC未能对记者的相关报道加以核实、称其新闻编辑工作也存在缺陷。

BBC前总裁格雷格·戴克在2004年初表示，霍顿的调查报告“缺乏平衡，有错误”。《星期天泰晤士报》在2004年初的民调显示，多达55％的英国观众认为《霍顿报告》有为政府“粉饰”过失的嫌疑。另有54％的受访者支持就伊拉克战争相关情报的真实性重新进行调查。英国几家全国性报纸也评论说，《霍顿报告》为政府文过饰非。

英国媒体业界有人认为，如果严格按照《霍顿报告》的要求，英国的调查性新闻将受到钳制。因为随着英国媒体在商业化和煽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更需要一个像BBC这样没有偏见、消息灵通并广受信任的新闻和最新消息来源。凯利事件对于BBC的形象确实造成了潜在伤害，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BBC作为一个新闻机构，是否依然值得信赖？不过从目前英国本土的反应来看，这种伤害现在看起来还没有那么严重：大多数人仍然对BBC信任有加，甚至很多人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英国政府和英国的情报部门应该受到更多的批评。

灵感与思考：BBC做错了么？

在这一事件中，令人担忧的是媒体在战争和政治时间的报道中是否应该质疑，是否有权质疑。英国学术界和媒体业界更多人担心的是BBC在凯利事件前后所承受的来自政府的压力，包括BBC董事们所受到的攻击。政府更是利用十年《皇家宪章》即将到期这一事实来威胁和恐吓媒体。

霍顿调查的结论之一——任何新闻如果面临截稿时间和不准确的新闻细节的双重压力都是有问题的。可是又有多少新闻报道不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呢？这种结论引起了新闻记者对自己两难境地的深刻思索。吉利根在新闻报道中出现不准确信息，这是一个好的新闻记者在揭露重大新闻事件的时候迟早都会出现的问题。况且事实早已证明，吉利根的报道是接近事实真相的。

霍顿的报告同时批评了BBC的新闻编审制度。消息源也是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在工党政府和BBC的争执中，前者认为BBC仅凭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来源就对政府进行如此严厉的指责是不妥当的，而后者却回应说，这个指责不是BBC做出的，而是其消息来源做出的，尽管是一个消息来源，BBC作为公共广播公司，也有义务进行反映和报道。

BBC的各届领导人都声称，BBC必须保持新闻独立，不能受制于政府和商业利益。他们同时也认为，BBC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英国政府手中毕竟掌握着BBC的经济命脉，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波涛汹涌的英国，缠绕在这个具有83年历史的西方模范传媒脖子上的绳索似乎正在慢慢收紧。在客观和平衡的报道上，BBC究竟还能走多远？

2.英国金斯顿大学学校概况 篇二

金斯顿大学

所属地区：英格兰

所在城市：Kingston

授课类型：本科 硕士 博士 博士后

学校排名：

TIMES排名：97

卫报：92

金融时报：61

拥有1校史的金斯顿大学有4个主要的校园，分别是本雷恩路校园(Penrhyn Road)，骑士公园校园(Knights Park)，金斯敦山校园(Kingston Hill)和罗汉普敦谷校园(Roehampton Vale)，泰晤士河流经的校园依旧留有旧时的王宫风采。金斯顿大学以其优越的学习环境和优秀的教学品质享誉英伦，也吸引了伦敦以及众多外国学生在此求学。

地理概况

古老而美丽的`泰晤士河流经这座位于金斯顿市的大学，河岸边亨利8世曾住的王宫风采依然。河两岸商店、酒吧、饭店密集，您既可以去Richmond公园和Hampton Court享受美丽的乡村自然风景，也可以在此追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悠久历史。距离伦敦市中心也只需乘坐25分钟的火车。

学术优势

学校共有21,300名学生，其中留学生3,121人，分布在商学系、设计系、人文科学系、自然科学系、工程技术系、计算机数学系和健康科学系等7个不同院系。学校共有2,128名富有实际经验的教职员工。金斯顿大学的学术环境和设备在英国基金委员会的有关评估中定位优异，由于其学习资料的时新和丰富受到评估者的高度赞赏。

学校有权颁发如下证书：大学预科；结业证书；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复合专业学士学位证书；双学士学位证书；硕士学位证书；博士学位证书和MBA学位证书。

周边交通

有免费校车往返于主要校区和学生公寓楼之间。许多当地公交线路也在学校设有站点。

同样，校园附近和学生公寓附近也有几个火车站，比如Kingston, Norbiton and Surbiton，到达伦敦市中心只需25分钟。

住宿信息

Seething wells, Clayhill, Walkden (east/west), Chancellors, Middle Mill, Kingston Bridge House, IQ Wave设有学生公寓。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可以向Headed Tenancy申请私人公寓。当地也有不少房地产服务中心为学生提供私人住宿服务。通过BBS，学生还能了解学生用品清单。

学校设施

图书馆

每个校区都有独立图书馆，每个图书馆根据校区所授专业的不同而拥有不同的专业书目。LRC除了提供上千本图书之外，还提供计算机、DVD或无线电图书馆、杂志期刊和安静的学习环境。

信息技术和计算机

学校拥有广泛的IT设备，大多数RM计算机都使用及时更新的微软xp操作系统和专业的Office 系统。图书馆提供许多计算机和适用于笔记本上网的无线网络。学校拥有覆盖面极为广泛的高速网络连接。

医疗

Penrhyn Road校区有一个医疗健康中心，提供医生门诊、咨询和种类繁多的印度针灸药物。

商店

在Kingston Hill和Penryhn Road两个校区设有Student union 商店。Knights Park校区还有一家出售艺术和设计工具的商店。

银行

Kingston Hill校区的Hannafords里有RBS现金提取中心，Penrhyn Road校区有Natwest提款机。而在金斯顿市中心的银行包括Lloyds, HSBC, Barclays, Abbey, RBS, Nationwide, Halifax, NAT West等。

兼职打工

3.英国国家概况英文版 篇三

学校名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University of Glasgow

所在位置：英国，Glasgow

学校设置类型：综合性大学

创建时间：1451年

学历：预科 本科 研究生 网络课程

学校性质：公立

学生人数：23590人

院校地址：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The Fraser Building65 Hillhead StreetGlasgowG12 8QF，United Kingdom

学校中文网址：/school/8291

格拉斯哥大学成立于1451年，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大学有18个专业排名前十，科目齐全，拥有100多个系。拥有英国大学第一个土木工程系、造船系和医学院。 格拉斯哥大学是Russell Group 的`成员大学之一，也是Universitas 21的创始大学之一。全英教学软硬件设施最强大学之一。

格拉斯哥国际学院提供世界级的学术指导，为格拉斯哥大学的留学生做好迎接挑战并取得硕果的准备。小班授课和为学生提供的帮助确保学生在格拉斯哥国际学院的努力都能获得最大回报。格拉斯哥国际学院的预科课程专为国际学生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本科及硕士学位课程而设置。格拉斯哥国际学院是英国顶尖大学格拉斯哥大学与Kaplan International College(KIC)合作预科项目之一。KIC提供专门为国际学生提供一流大学预科课程。此教育集团面向去阿牛一百万以上的学生提供教育和培训，3000个教师遍布世界各地。

1.格拉斯哥大学世界排名81，全英排名12，欧洲排名26;

2.英国的13所优秀大学之一(苏格兰大学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开展的教学质量评估活动);

3.在教育质量评估中，格拉斯哥大学6个专业被授予最高等级;

4.在科研水平的评估中，有23个专业方向获得最高等级5分，6个专业方向获得了5星等级。超过20个专业方向获得优秀等级4分;

4.日本国家概况作业 篇四

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题记

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就听说过《菊与刀》这本书，那是在高中历史课降到甲午中日战争时老师引申的，当时老师强烈推荐我们阅读这本书，但是在高考的压力下，很遗憾的我错过了这本书，直到来到大学之后，通过《日本国家概况》这门课程，我才终于能够再次遇到这本书，并且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仔细的阅读，最终有了自己对《菊与刀》以及日本的国家情况真正、客观、不片面的了解。下面就是我通过阅读这本书所取得的心得体会以及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的观点。

不可否认，每一个民族都或多或少的有些劣根性，即使是美国—骄傲自大、即使是中国—外族入侵时的懦弱，同样的，居于海岛一隅的日本也是有着它的民族劣根性。作者是通过美国与日本的战争这一切入点进行全篇开启的。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了极大地飞跃，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新兴文化强烈的撞击使日本的文化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况。东西、新旧的交替更是带来了文化的激荡，尤其是到了二战时期，法西斯的思想更是在原本激荡的文化下加了一把火。“而日本文化中的一些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的传统是极其相似的，比如有的是和马来西亚的相似，有的是和新几内亚的相似，也有的是和波里尼西亚的相似。”这是作者对当时日本国家文化状况的描写。

日本人认为：军舰、大炮等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这就像武士的佩刀是武士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有人说日本刀是自己源远精神的结晶，也有人说是中国唐刀流传到日本的改良品。无论哪种说法是它的起源，坚硬的材质、一往无前的劈砍都是它的象征，这也是日本精神赖以生存的日本刀的特点。那么这种精神的来源是什么，这将是以下我要说的问题。

在这本书中，有一点很是让我深思。作者在说日本明日本文化的影响时，举出了这样的一个例子：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们，我们必须体现出日本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对其官兵的指示是：“一旦遭到鱼雷攻击，而上级命令你们弃舰时，所有海员必须以最优雅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将遭世人之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的。”不可否认，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骄傲，即使是远在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民族，即使是偏僻如撒哈拉腹地的民族，无论他们是否为外界所知，总有一个坚定地信仰支撑着他们顽强的生活，顽强的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向外界展示。但是，当这种精神演变为上文所说的日本在战争面前的态度时，就不得不发人深省了。当然，你可以说那是因为日本人极其自尊，他们不想自己不好的一面为外界所知。但是，在我看来，这几乎已经是一种对自身形象病态的追求了。生命是一切的基础，中国有一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在保住生命的前提下，你才可能去追求

其他更多的东西。柏拉图说过，世界上本无正义的战争，所有的争斗都是以利益为前提的，所以战败并不是一件如何可耻的行为。日本向士兵们下达的那个命令，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一种歇斯底里状况下的一种变态追求。在这样精神的带领下，日本军队中大部分的人应该或多或少的有一种狂热，一种对胜利、对强大、对自己民族自尊的狂热，这也无怪他们会最初诸如南京大屠杀那样令人发指的行径了

战争中的日本人是狂热的。美军在运输机上载有救生器材，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在美国人的价值观里，人才是一切的基础，没有了生命，所有都是一句空言。因此他们会加大对人员救护的力度，但是日本人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懦弱的行为，这是一种在死亡面前怯弱的行为，这是一种需要大力批判的行为。在这样的精神下，他们可以组建神风敢死队进行自杀式的袭击。虽然有人说这都是日本军部高层的一种愚民政策，但是所有的愚民政策实行都需要一定的实施基础。试问如果所有的日本人都崇尚自由民主，都崇尚生命至上，那些人还能够给他们造成这样的影响吗？坚定地信念、狂热的信仰，这、就是日本菊的精神，一种对信仰绝对坚持的精神，一种能够为了信念付出一切甚至可以包括生命的无所畏惧的精神！

说实话，我对日本人没有半点好感。应该说我是一个相对感性的人，不会像理性的人那样看到日本发展的艰难，日本前进的精神，先入为主的思想让我一直把南京大屠杀里日本的残暴当做他们的特点。主观的印象有时会影响我们对一件事物的看法，这一点我承认，但是通过《菊与刀》这本书，我还是改变了一些以前的态度，这不能说不是自己看法某种程度上的转变。

说到日本，明治维新是一个绝对不可遗漏的名词。在我看来，在日本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明治维新都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改革之一。相对于德国的俾斯麦改革，它是更加民主稳定的；相对英国的宪章运动，它又是更加具有政策连续性及实施性的。在明治维新中，日本领导人明智的采取了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一方面，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强调了绝对的统一。他们将天皇置于一个绝对的领导位置，这不仅是因为天皇领导了之前革命的成功，更是因为日本需要一个绝对的信仰来引导各种政策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高层领导人确保了绝对的领导地位，这也有助于日本领导人在前进的道路上得到了阻碍最小化，从而有利于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政府也更加注重对基层的重视。他们废除了等级制度，倡导各阶级平等—尽管即使到现在日本社会也未完全实现。同时，日本虽然废除了佛教为国教，但是又创立了国家神道教，所有这些都更有助于日本人民思想的集中。在改革初期，宪法的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就派人前往英国，就日本目前遇到的问题，听取斯宾塞的意见。在斯宾塞认为，日本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任何国家都无以伦比的经济腾飞的基础，那就是民众对“长辈”的尊重和服从，对天皇的绝对忠诚，这是一笔可贵的资源，是日本政府应该加以引导和利用的，它为日本的复兴提供了一个机遇。这些使得日本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实现了对“上级”的绝对服从。

即使是处于相对客观的位置，我也认为日本是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中国的“仁”是被排斥在日本的观念之外的。“行仁义”在日本是指杀人越货、强抢明偷。先抛开日本是东渡扶桑的中国人的后代这一观点不说，在历史上，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都是处在一个微妙的境地。一方面，中国施予日本恩惠。比如说在唐代，日本大批的遣唐使来到中国，带回去了先进的文化及相关物资。另一方面，日本却又做出一件有一件损害中国利益的时，诸如明代中国沿海的倭寇，诸如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多次侵略。因此可以毫不避讳的说，日本是历史的负恩者，这也是《菊与刀》中作者一个旗帜鲜明的观点。也许有人会说，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日本地理状况所造成的。我承认，日本确实偏居一隅，确实没有多少可以开发的资源。但是所有的这些并不能成为日本人侵略他国的理由，你能说一个穷人去抢劫富人是符合道义的吗？任何的行为都要有它自己可以站立的理论基础。举个例子来说，新加坡之于日本，国土面积不可谓不小，人口密度不可谓不大，经济发展程度不可谓不高，资源的匮乏程度不可谓不厉害。但是，新加坡侵略别国了吗？没有，新加坡人不是通过劫掠他人获得发展，他们通过开发自身的有利因素来取得前进的动力。他们也没有资源，可是他们通过开发清洁能源，通过发展高新产业取得出路。在我看来，这一点上，新加坡人比日本人强了太多太多。新加坡人的观念决定了他们走出自己的和平道路，日本人的观念决定了他们走侵略的途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经过历史的变迁之后糅合了皇室菊与武士刀的日本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必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