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与申论文章

2024-07-11

学术论文与申论文章（共9篇）

1.学术论文与申论文章篇一

戴震的学术主张与学术实践

乾嘉汉字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文字、音韵、训诂、考证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学说,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成为为数不多的既讲考据,又有思想的`汉学家之一.但是,探寻戴震的学术主张和学术实践,可以看到,其起点是“我注六经”,终点却是“六经注我”.这种独特的学术风格,一方面反映出戴震学术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观照出汉学宗旨的科学性与局限性.

作者：黄爱平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刊名：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TONG TEACHERS COLLEGE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18(3)分类号：B249.65关键词：汉字宗旨戴震学术主张学术实践

2.学术论文与申论文章篇二

关键词：学术权力,公共性,学术责任

今天的大学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世俗机构。学者对学术权力的行使不仅维系着知识发展, 还直接关乎社会和个人的命运。就我国而论, 尽管制约行政权力、扩大并保障学者的学术权力是今后的重要改革方向, 但在现实中,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并非泾渭分明, 更非总是处于对立状态。而且, 在某些情况下, 也存在学术权力滥用甚至是学术权力腐败的问题。这就促使笔者开始关注学术权力本身, 探寻其必要的制约机制。这些机制一方面是外在的, 如法律等成文规范的约束; 还有一些则是内在的、无形的, 这就是关于学术权力的伦理规范。笔者将在本文中关注后者, 也即是学术权力的责任伦理问题。

一、传统学术责任理念: 学术权力视角的缺失

通常情况下, 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一并论及。斯坦福大学前校长肯尼迪 ( Donald Kennedy) 认为: “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正是学术界……维护这样的权利, 即异端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它和学术责任被视为“一个硬币的两面”[1]。著名学者希尔斯 ( Edward Shils) 也指出: “学术自由并不能免除学者个人作为学术机构的成员所应负的责任。”“学术自由是大学教师履行其教学和研究责任的自由。”[2]我国学者也对此进行了讨论。如宋秋蓉指出: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是一对不可分离的范畴。一方面, 大学学术自由是实现特殊的学术责任的条件; 另一方面, 大学要充分、有效、正确地行使和保障学术自由, 同样需要履行学术责任。”[3]赵婷婷认为: “学术自由和学术责任应该相伴共生。学术自由的理念是履行学术责任的基础, 学术责任可以让学术自由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4]张红峰从哲学视角辨析了两者的关联: “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是密不可分的。在学术活动过程中, 高深知识作为象征性的指向是自由建构与责任承担的基础和承诺; 自我与外在理性的结合使自由与责任成为可能。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的和谐契合使得大学的学术价值走向了终极意义。”[5]总之, 如王恩华所言: “对于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 单纯强调某一方面, 都有失偏颇, 只有坚持二者辩证统一, 才有利于学者的发展, 才有利于大学的健康发展。”[6]

学术责任与学术自由“相伴共生论”无疑是深刻的。然而, 学术责任主要是学术自由之责任吗? 除针对学术自由外, 学术责任还有无其他指向? 需要指出的是, 大学学者既是学术自由享有者, 亦是学术权力执掌者。对学术责任的探讨理应将学术权力考虑其中。辨析学术责任与学术权力的关系, 明晰学者为学术权力担当责任的路径, 正是下文关注的焦点。

二、大学的现代化转型与学术权力的公共性

我们将大学转型与学术权力公共性的讨论置于社会背景中。现代以来, 在民族国家崛起背景下, 大学逐渐丧失了原初的国际性, 并从相对独立的学者社团组织变身为依附于民族国家的世俗机构。19 世纪德国柏林大学可谓大学与民族国家唇齿相依、默契配合的典型。尽管该校当时奉行“寂寞而自由”理念, 与政府保持必要距离, 以避免政府权力对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造成侵害, 但其创办者洪堡 ( Humboldt) 的安排无非为长远计: “寂寞和自由能够促进大学的繁荣, 而繁荣的大学及发达的科学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7]

近现代大学活动多以国家利益为起点和归宿。正是深刻认识到大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 政府将高等教育发展纳入规划, 对大学给予大量经费支持, 甚至亲自创办大学来提供公共教育。“旧日的象牙塔现已成为国家的工具和工业的工具”[8]。在现代性转型中大学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它与国家间形成了紧密的彼此依赖。大学再也难以割舍国家情结。德兰迪 ( Gerard Delanty) 指出, “大学与国家的联盟标志着现代大学的诞生”[9]。近代大学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世纪大学的遗产, 但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 或者说, 现代性的来临使大学历经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

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学走向世俗化, 其公共性日益彰显。无论19 世纪早期德国洪堡的文化大学理念, 还是20 世纪初叶美国的威斯康星思想, 无一不是在赋予大学日趋繁重的社会职能和公共责任。传统大学以教学为主要活动, 洪堡以降大学将教学和科研相结合, 在美国实用主义理念孕育下, 大学则被赋予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主要职能。这些职能的增扩体现了大学生存意义的转向: 它的活动不仅指向知识发展本身, 其更重要的存在价值在于回应来自社会的诸多现实诉求。今天的大学已呈现出功能多样化特征: 它“在履行学术功能的同时, 更多地担负起艰巨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10]总之, 自晚近始, 大学完成了从学者自治社团向公共机构的转型, 它致力于满足形形色色的功利性目的, 并走入社会中心。可以说, 大学职能拓展与功能分化的过程即是大学持续公共化的过程; 近现代大学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责任担当史。大学正是以履行社会职能、响应社会需求来确立自身在当代社会中的合法地位。今天, 学术自由的行使和学术权力的运用, 不仅要对良心和知识负责, 还必须对大学利益相关者负责, 给社会一个交代。

在学术共同体中, 由于不同学者对高深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不同, 学术造诣较高者在制定学术规则与分配学术资源上自然拥有更大权威。“学术权力是专家学者依据其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 对学术事务和学术活动施加影响和干预的力量。”[11]由于大学在现代化转型中承担起多种社会职能, 其自身公共性不断增强, 学术权力的作用比以往更为深刻和广泛, 它不仅在传统的学术事务和学术活动中发挥作用, 而且对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说, 伴随着大学公共化, 学术权力的公共性与日俱增。

第一, 学术权力在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公共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前大众化时代的大学与公众相对疏离, 学术权力活动主要是知识精英群体中的活动;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 其作用范围从学术精英拓展到日益增加的社会公众。同时, 社会对科学研究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增长, 学术权力则大量运用于知识生产过程中。可见, 由于大学公共性的增强, 学术权力如今越来越多地服从、服务于大学公共活动。

第二, 在某些情形下, 学者运用学术权力决定着公共资源分配, 进而牵涉广泛的公众利益和价值诉求。学术权力行使有时会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甚至由此成为政府实施监督和干预的理由。如招录研究生离不开运用学术权力。而入学机会作为稀缺资源, 影响着公民的社会流动及由此带来的损益, 关乎其作为受教育者的法定权利, 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可见, 对能否获得录取资格的审查不仅是学术问题, 可能还会成为公共议题。

第三, 在公立大学中, 学术权力还进一步成为部分行政性职权的基础。从大陆法系视野看, 公立大学通常被视为国家教育权的延伸, 具有公法地位。德国法学家毛雷尔 ( Hartmut Maurer) 认为, 高等学校属于公法团体, 是间接国家行政的一部分[12]。学校与师生间存在行政与民事二重法律关系。公立大学的教育教学权、学位授予权等权力属于公权力。这些权力很多情况下以学者运用学术权力为基础。如授予学位属行政行为, 但其基础是学者运用学术权力进行评议和票决, 学位授予决定须依此做出。

总之, 在近代和现代意义的大学已是从事公共活动的组织, 学术权力也由此逐渐涂上了公共色彩。它在作用于大学内部学术事务的同时, 还进一步在社会中和公民个人面前显现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

三、公共化了的学术权力日益需要学术责任制约

学术权力在大学中具有天然合法性。但我们应如何对待手中的学术权力? 从本质讲, 任何不受责任制约的权力都会失控。恰如冯向东教授所言, “只要存在着权力, 就存在着对权力的追逐; 任何权力一经诞生, 都有一种‘自我扩张’的冲动。学术权力同样如此。因此, 学术责任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 是学术权力正常运行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旦少了这些, 学术权力也会蜕变。”[13]学术责任和学术权力本是同时产生的。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存在学术权力, 就必然要强调相应的责任。除此之外, 当前学术权力运行的一对矛盾性质, 即大学现代化、世俗化使学术权力具有的公共性和学术权力运行方式的不透明性, 更加凸显了以学术责任制约学术权力的必要性。

一方面, 具有公共性的学术权力深刻影响乃至决定着国家、社会和更多公民的利益。今天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企业, 知识和人才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 具有战略意义。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日益紧密地与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相连结, 甚至其本身已被作为国家、社会交给大学的任务。学者在课题评审、成果评价、人才选拔、学术争端调停等方面能否公正地运用学术权力, 不仅会对知识发展造成影响、对直接当事人产生有利或不利后果, 也必将影响到国家与社会能否最大限度地获取所需人才、利用研究成果。同时, 正在兴起的后工业社会是以信息和知识为主要结构特征, 奉行“能者统治”的社会[14], 专业知识、研究能力和学术资历在个人发展与社会流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知识改变命运”、“学历造就前途”在今天并非鲜见。在有些情况下, 学术权力运用甚至可能决定某些公民一生的命运沉浮。因此, 在当代, 滥用学术权力不仅是对学术事业的危害, 还构成了对社会的危害。可以说, 学术权力的滥用, 其后果不亚于学术自由的滥用;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比滥用学术自由所造成的危害更大。

另一方面, 学术权力往往是学者在专业知识基础上行使的, 而大学中的专业知识属于高深知识的范畴。由于高深知识不易被公众理解, 学术权力的运用并不能处于公众的有效监督之下。正如布鲁贝克 ( John S. Brubacher) 所说: “由于高深的学问处于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外, 在如何对待学问上遇到的问题方面, 公众就难以评判学者是否在诚恳公正地对待公众的利益。……学者们是他们自己的道德的惟一评判者。”[15]并且, 随着学科分工日趋精细, 知识趋于碎片化, “隔行如隔山”现象愈加普遍, 不仅不同学科之间, 就是不同亚学科间、不同研究方向间的学者, 其交流和理解也存有一定障碍。专业知识向纵深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每位学者都是自己领域的专家, 其研究内容不易被其他领域学者透彻地解读。在这种专业化的高深知识基础上的权力运用, 更不容易受到监督; 滥用学术权力, 更不易被识别和认定。如学者在评审基金项目申请时, 可能并不存在一套具体的、可操作的量化指标体系, 何为“优秀”并不总是有客观标准。学者在评审中需做出一种类似诉讼上的“自由心证”的行为。由于评审受主观影响且不易受到有效的制度约束, 故其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者个人的学术水平、观点倾向和道德良知。这一点在人文社科领域尤为明显。故在某种意义上, 学术权力运行带有不透明性, 它具有“黑箱”式的特征。而且, 恰是由于大学的独立自治传统和学术权力运用的不透明性, 导致了过多外部干预不仅缺乏合法性, 且难以真正奏效。而学术权力滥用既可能影响知识发展, 又可能给更多利益相关者带来风险, 使其在维护权益方面困难重重。正是缘于此, 以学术责任制约学术权力十分重要。

四、学术权力公共化时代的学术责任担当路径

学者在行使学术权力过程中如何担当学术责任? 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对学术权力公共性的体认与重视。一般来说, 大学学者很少被视作公权力执掌者。学者的学术活动与官场的权力运作存在较大差别, 甚至不免冲突。在韦伯 ( Max Weber) 那里, 学术与政治作为两大理想类型 ( ideal type) 分别处于相对的两极, 与以政治为业不同的是, 以学术为业奉行价值无涉: “一名科学工作者, 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 也就是对事实充分了解的终结之时。”[16]科塞 ( Lew- is A. Coser) 则考察了知识分子和权力机构的关系, 他写道: “掌权者和知识分子一向是不信任和相互不理解的, 短暂的蜜月的确有过, 但牢固的联盟从未建立起来。”[17]尽管学者的确未必拥有上述政治与行政权力, 但其学术权力在今天也是一种公权力。学者运用学术权力不仅关涉知识发展, 还关乎社会与公民的命运。因此, 即使当前的科层制度、管理主义横行于大学压迫了学术权力, 使我们将大量精力放在论证学术权力的实现与保障方面, 对学术权力运行本身及相应学术责任给予足够重视亦属必要。大学学者要担当这一学术责任, 首先须对自身学术权力的公共性加以深切体认、给予高度重视。

第二, 对普遍主义立场的秉持与发扬。普遍主义意味着“独立于行为者与对象在身份上的特殊关系”, 而与之相对的特殊主义则是“凭借与行为者之属性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的至上性”[18]。如大学教师的“近亲繁殖”属于特殊主义,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则体现了普遍主义原则。大学本是拥有追求普遍主义光荣历史传统的机构, 应以探索真理、传授和增扩知识为神圣使命。在理想的大学中, 不问职务高低, 不问出身贵贱, 学者们都享有同等的探求真知并据此取得荣誉、声望和报偿的权利。学者的权威既非来自世俗权力机构任命, 亦非由合法继承而得, 更非通过暴力或非暴力斗争而获取, 这一权威的唯一合法来源是他们的学术造诣。如果说大学中存在等级, 那么这种等级应建立在学术水平差异之上; 如果说大学中有什么贵族人物, 那只能是“精神贵族”或“知识贵族”。尽管现实与理想状态有偏差, 大学中并非不存在权力倾轧与学术交易, 公正地行使学术权力的巨大阻碍之一, 便是普遍主义的缺失, 大学与各种利益集团结盟, 并为之谋取不当私利。但历史地看, 普遍主义立场毕竟已融入传统大学精神和文化血脉之中。今天学者在行使学术权力过程中对普遍主义的秉持与发扬, 要求他们将各种学说置于平等地位, 将所有当事者置于平等地位, 将学术标准作为最重要的评判准则。在学术评价上, 以学术能力、学术水平和学术成就为惟一依据而不论亲疏贵贱; 面对不同学说, 尊重认识的多样性, 不贬斥、排挤其他学说, 不将门户之见强加于他人或作为评判准则。在人才选拔上, 坚持“外举不避仇, 内举不避亲”的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原则。在处理学术争议时恪守学术道德和规范, 坚守公正立场。如是种种, 方为担当学术责任之举。

3.学术出版规范与中国学术出版篇三

2012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和有关部门经过认真调研，提出了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要求，并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通知高瞻远瞩，切中要害，反映了出版界、学术界的一些基本共识，也体现了出版单位的内在需求。人民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50余家出版单位发出的《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倡议书》，就是对总署通知的积极回应，也是出版单位落实总署通知精神的切实步骤。

在当前的背景下，加强学术著作出版的规范，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一是彰显学术研究价值。从本质上说，学术出版是学术研究的物化形式，是学术成果的展示、传播平台。这个形式是否恰当，这个平台是否牢固，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学术研究的价值。如果学术出版门槛很高，出版规范完善，执行到位，将保证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得到优先的传播，使学术研究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彰显。反之，如果出版门槛太低，势必使平庸之作充斥，严重损害学术尊严，而出版规范混乱，形式粗糙，即便是较好学术成果的价值也将被严重消减。我们可以设想，一本富有创新观点的学术论著如果没有参考书目和索引，它的学术价值必定要大打折扣，其作为严肃学术作品的身份甚至会受到质疑。

二是倒逼学术水准提升。学术出版和学术研究，是一种互动、能动的关系。学术出版是学术创造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但学术出版的标准和要求，又在很大程度上规范和引导着整个学术创造过程。绝大多数学术成果最终是要以出版物形式呈现的，出版环节的遴选尺度、规范要求，对研究、创作环节起着明显的倒逼作用。当前学术研究水准不高，很多研究者态度不端正，除了风气、考评体制等原因，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学术出版的门槛太低，让他们感受不到应有的压力。学术出版规范的完善和加强，可以从一个重要侧面倒逼学术研究者端正自己的研究态度，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准。因为在一个健康、正常的学术出版环境下，研究者将不得不面对一个严肃的事实，那些平庸低劣、粗制滥造的所谓学术著作，将再也找不到发表的平台，当然也无法获得他们所期许的不当利益。

三是净化研究和出版风气。我们大家都对目前学术界、出版界的浮躁之气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国家的学术出版就很难有真正的繁荣，我们国家的学术就很难有真正的发展。加强学术出版的规范，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提升学术出版水准，從引文、注释、索引这些细节入手，切实提高学术出版物质量，是净化研究和出版风气的有效路径。当学者们按照出版规范的要求，认真研究问题，致力探索创新，耐心细致地编制索引，认真客观地处理引文、罗列参考书目时，其急功近利之心会得到有效的遏制。这样的研究者多起来，整个学术界的风气就会发生可喜的改观。当出版机构坚持学术原则，严格按照规范要求遴选书稿，处理书稿时，其自身应有的清正、高尚文化追求就落在了实处。

四是促进学术成果的交流与传播。目前我国学术出版作品在国际上的引用率和影响力还比较低，其中有语言的障碍问题，但与我国学术出版内容创新性不足、规范性不强有很大关系，加强学术出版规范，制定严格的学术出版评审制度，制定与国际出版规范兼容的国家和行业标准，是我国学术作品“走出去”，与国际学术界加深交流，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同的必由之路。

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意义重大，势在必行。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可以想见的原因，学术著作出版的规范化也是长期的任务，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作为出版单位，要加强学术规范，攀登出版高峰，我认为主要应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是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目前出版业处于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经营压力很大，容易存在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倾向，有时为了追求出书数量和出书速度，便放松了质量和规范的要求。但事实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一种正相关关系，真正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也有可靠的保证。真正在学术出版方面做出成就，做出品牌，经济上一定会有可观的回报。国内外许多知名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二是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有些出版人过于急躁，只想“短平快”，马上见效益，没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但学术著作的出版有其固有的规律，常常是急不得的。不论选题的筛选和评判，书稿的编校加工，还是学术编辑素质的提升，都需要时间。而打造一个有文化底蕴、有良好口碑的学术出版社，更需要长期的积淀。所以，作为出版人，既要考虑短期目标，更要有长远打算，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培养优秀编辑，参与学术创造，塑造文化品牌。

三是被动服务与主动参与的关系。现在，学术研究的总体气氛欠佳，学术出版染上了过多的功利色彩。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社不能被动服务、来者不拒，不能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而要主动参与学术研究进程，把关口前移，及时发现优秀学术人才，及时跟踪一流的研究项目和课题，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占领学术出版的高地。也才能充分发挥出版人、出版机构的独特作用，促进学术事业的繁荣兴旺。

四是处理好作者和出版者的关系。好的学术著作，是作者和出版者共同创造的产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出版学术著作要跟学者衔接，这就要求编辑在学术见解和学术视野上有一定的层次，要了解学术史，了解学术研究动态。只有这样，编辑才能保证与学者有共同语言，才能顺畅地同专家交流和沟通，真正发现书稿的价值点和创新点。在具体出版过程中，出版者既要尊重作者的原创劳动，又要自觉担当出版人的学术责任，坚持出版规范的要求，不能无原则地迁就对方。特别是对一些名家大家，如果其著作不符合学术出版的规范，也要坚持原则，严格要求。当然也要注意沟通的方式和方法，尽力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对作者提出的具体意见，要认真分析，科学对待。不能简单应付，生硬拒绝。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出版物达到学术规范的要求，成为合格乃至优秀的学术产品。

总之，加强学术出版规范，是提升出版物质量、引领社会学术风气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学术界出版界同仁要从提高民族创造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学术出版规范的重要意义，认真贯彻落实总署通知精神，正确处理各种复杂关系，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多出学术精品，争创出版佳绩，为繁荣我国的学术出版事业，促进我国的学术文化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4.论述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的论文篇四

没有学术规范，就很难有学术的发展。学术规范不是指学者不能抄袭、剽窃，也不是指学者写作论文的语法规范。抄袭剽窃是不法行为，语法规范则是基本要求。学术规范应该是指学术研究形成知识传递和积累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是将现在的研究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不做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且形成学术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的机制，其表现形式是学术论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及较为健全的引文注释工作。

从表现形式上看，学术规范与中国传统学术注经制度，教条主义引用马列著作的作法，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有相似之处。不过，真正学术规范的核心是形成对话，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形成自己的创新，而不是用规范的引文去骗人，更不是用有名人士的话去唬人。

观察国内学术界近年的规范化，做参考文献和引文的工作较10年前要好得多了。问题是，大多数引文并不是对前人研究的综述，而只是引用一些人的语录来证明自己，很有些骗人与唬人的嫌疑。以前是引马列，现在引西方的流行学者。这种只言片语的引用，大多不是为了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而是用流行学者的话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正确(有时是政治正确，现在学术界一些人的新的政治正确)。这种规范化不是我们所期待的规范化。

我是做农村研究的，具体是做农村实证研究中的政策基础研究的，这种研究试图将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与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形成理解中国农村的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研究需不需要规范化?如何规范化，的确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以下谈些个人想法。

首先，因为这类农村研究不是为了挑战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不是为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对话，也不是为了积累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知识，因此，这种研究不需要引述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来形成一个似乎是与之对话的规范的假象。

第二，做农村政策基础理论研究，需要有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方法和知识背景，在知识背景和方法上作些交代，对于研究的展开会有好处。不过，因为这些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应是所有进入学术的人的.基本功，交代太多不免有画蛇添足之嫌。

第三，当前国外对中国农村的研究虽然有不少具启发性的成果，但总体来讲，因为对中国农村调查不深，了解不多，且过于细碎，研究水平相当有限，并没有形成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系统知识积累。况且国外的中国农村研究大多数是服从于学者各自学科背景即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知识背景的，他们不过是希望以中国农村的材料去验证或修正西方某个一般理论，这种研究就更加脱离了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知识积累，可供借鉴的东西不是很多。

第四，当前国内学术界的农村研究，缺少具有全国影响的研究成果。一些海外留学回来的学者到农村做了些调查，但他们基本上也是以中国农村的材料去验证西方某个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缺乏以中国农村作为中心展开的研究成果，更缺乏具有全国公认影响力的作品。倒是费孝通教授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仍然具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力。全国没有形成农村研究具全国影响力的学者，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农村研究刚刚起步，学术积累本来就少，而学者们已有研究的水平又低;二是农村研究仍然没有形成成熟的知识体制，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农村研究被分割在各处。较低的研究水平使学术成果缺乏突破学科、地区、部门界限的能力，分割的学科、地区和部门妨碍了农村研究知识积累体制的形成。

如此一来，在当前中国农村政策基础研究领域，学术规范化实在乏善可陈。因为引用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现在学术界似乎一般将之等同于西方社会科学)，不是为了与之对话，而是期望借以证明自己研究的正确或借鉴一般理论的方法，而构不成知识和学术积累。西方的中国农村研究水平总体很少，值得引用的文献太少，少数几篇文献被国内学者引来引去，实在太是枯燥。国内的农村研究则因为缺乏有影响力的作品，而较少形成对话的基础，从而难以形成不同学科、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农村研究的对话与积累。

说国内的农村研究不引用国内文献，是不真实的，但这种引用或积累，基本上是建立在圈子之内的。圈子，也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同一个学术共同体内，相互之间研究内容相同，研究方法相近，交流又很充分，就造成这个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的每一步研究都建立在其他圈子成员研究基础之上的结果，这样的研究不仅在形式上有对已有研究的综述和引文，而且是建立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知识积累。就当前国内农村实证研究来讲，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小圈子，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农村政治学研究的小圈子。农业经济研究的圈子相对较大，但也大多没有能越出经济学的边界。当然还有其他的圈子，如研究宗族的、文化的、教育的圈子等等。

问题是，目前这些圈子都还太小，没有形成成熟的相互借鉴、共同研究，以在已有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研究的体制。当前农村研究并没有形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因此就缺乏基础。

5.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篇五

——读《学术与政治》有感

读完马克思·韦伯的《学术与政治》让我对韦伯的生平以及其思想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在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等众多领域都颇有建树的伟大学者，也被他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所深深折服

我认为在如今这个人人都汲汲追求名利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及权利感的时代，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和《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两篇演讲无疑就是当头一棒，向那些热衷于追名逐利者泼了一盆刺骨的冷水，韦伯的这两个演讲，都是旨在辅导学生认识“精神工作作为一种志业”的一系列演讲的一部分。当时的主办者挑选了这位“未来有可能担任教职”的有名学者和评论家，因为当时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狭义的职业问题，也包括在这个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时期，精神工作的意义。不过，似乎是故意的，韦伯让他们的期待落空。举个例子来说，他关于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一开始便说明，大家不要期待他会对时下的问题有所评论。尤有甚者，两个演讲的形式与内容似乎都显示讲者意在贬低时下问题的重要性。韦伯没有做戏剧化的表演，而是谨慎的陈述出长篇的分析。他没有对时下问题做诊断，而是跳过这些问题，在思想史及社会史的领域中，进行牵涉多方的探讨，他不鼓励政治上的积极行为，而是在自己的身边，布下一片消极不可为的气氛。

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中说道：学术乃是一条疯狂的冒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若想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好，不仅需要天赋，灵感，热情，还需要机运。韦伯说：“当年轻的学者要我对他们进大学教书做些建议是，我几乎没有办法负起鼓励之责。如果他是犹太人，我们自然可以说：放弃一切希望。但是对其他的人，无论基于感情或良心，我们都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你真的相信，你能够年复一年的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你的前面，而不怨怼亦无创痛吗？自然，我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当然，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我们的“志业””然而，我发现只有少数人能够忍受这种情形，而不觉得这对他们的内在生命是一种伤害。”在这里韦伯提到一种在大学校园中“凡才当道”的现象。让我们害怕的但是有不可否认的就是无论大学的构成方式如何变化，唯一不曾消失，并且有可能变本加厉的就是机遇在大学学术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有名无实的讲师，乃至于一名辅导员，是否有朝一日能够升为正教授，甚至当上学术机构的主持人，纯粹靠运气。这一点非人为的因素无疑给了那些试图以学术作为志业的年轻人神秘感，当然，我认为虽然机运确实在学术研究之路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这绝对不是唯一的绝对因素。在我看来，要想走学术研究的道路，热情一定是坚决条件，这种热情乃是超越一切功利与名誉的让圈外人嗤之以鼻的陶醉感，若是没有这种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那么你将永远没有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就最好放弃学术研究，去做别的事，因为凡事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在学问的领域中，只有那些怀着一腔热血肯为学术献身的人，才有可能，当然只是有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韦伯早就指出官僚化体制化的学术系统可能带来的伤害，也指出了此路的风险和困难

当然，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韦伯认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和职业政治家绝不会比以学术为业更轻松，如果说学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那么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在如今这样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的时代，只能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这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克服自己身上的虚荣心，其实虚荣心在学术界和知识界甚至是一种职业病，但是就一个学者而言，无论虚荣心表现的是多么让人讨厌，多么的强烈，但是这都不干扰他的学术工作，但是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选择以政治作为一生的志业的人一旦被虚荣心所左右，就会疯狂的追求权利所带来的快感，并且像一个暴发户似的炫耀自己的权利，虚荣的陶醉在权利感中，变得“飘飘然而不知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韦伯说“崇拜纯粹的权力本身乃是扭曲政治动力的最严重的方式”我们想想在当代中国，有多少立志从政的年轻人不是带着一颗功利的心去追求权利所带来的快感？如若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参与政治生活，那么我们最后成为的不是职业政治家而是权力政治家。总而言之，从事政治的人，追求的是权利，这权利或者是手段，为了其他目的服务，不论这些目的是高贵的或者是自私的；或则，这权利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目的是享受权利带来的声望感。韦伯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这篇演讲的最后写道

“政治是一件并施热情与判断力，去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强迫自己的心肠坚硬，是自己能泰然面对一切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不然的话，连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没有机会去完成。谁有自信，能够面对这个从本身观点来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献身的世界，而仍然屹立不溃，谁能面对这个局面而淡然的说：“即使如此，但是没关系”,谁才有以政治为志业的“使命与召唤”否则的话，他其实应该首先去培育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一种单纯，直接的博爱。至于其他，他们应该踏实的去进行他们的日常活动。”

不得不说韦伯怀疑主义的论调确实让人沮丧，但是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确实有恶的存在的事实。神议论中有一个古老的难题所要问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据说无所不能而有慈爱的力量，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创造出了一个这样子的无理性的世界，充满着无辜的苦难，没有报应的不公。无法补救的愚蠢？所以说全能与仁慈两者中必定缺一；要不然就是我们的生命中必定还存在完全另外的一套补偿和报应的原则，甚至一套始终不容许我们解释近身的原则。这原则究竟是什么，我们无法解释，当我们意识到前路坎坷时，我们还能够一口咬定当初的自己真的不是因为满足那颗功利心而走上学术与政治的道路吗？当我们知道这恶的存在的事实时，我们扪心自问，自己究竟还可以继续坚持自己所谓的志业吗？当我们看清这个世界后我们还可以坦然的拥抱这个世界吗？我想激发读者与听众去思考这些问题应该就是韦伯”泼冷水“的目的之一。

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是残缺而且神秘的，那么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正如韦伯在《学术作为一种志业》这篇演讲的最后说的那样“只凭等待与企盼，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们应该坦然走向另一条路；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眼下的要求”不论在人间事务方面还是在成全神之召命的志业方面。只要每一个人都找到了那掌握了他的生命之弦的魔神，并且对他服从，这个教训，其实是平实而单纯的。”

人类的行动是发乎意志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完全局限在物质条件的控制下，人并不单纯的只因物质的刺激而行动，所以，你若是越功利，那么世界就对你越神秘；你若是越平实，世界就对你越温柔。所以无论我们将来是从事学术工作还是从事政治事业，或是从事任何一种严肃的事业，我认为韦伯所提出的这些个人品质都是至关重要的——激情，责任感，恰如其分的判断力，清醒，眼光等，一直很喜欢一句话“那些把世界变成地狱的人，恰好就是那些一直以来都真诚并且勤恳的想要将其变成天堂的人”如果我们内心真正的信念是为了得到权利感或虚荣心而改变世界，而不是站在一个中立的角度俯瞰世界，那么我想我们最后得到的大概就只会是世界打在我们脸上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王娇林

6.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论文篇六

第一，谈感受。

本堂课带给我的感触总结起来有八个字：“震撼、洗礼、畏惧、坚定”。

在课堂上，老师精彩的讲解和播放的录像，紧紧的抓住了我的眼球，看到人类发展之快（不论在宏观，还是微观领域），看到地球被污染的千疮百孔，看到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危害（不论是孟山都所生产的化学药剂，还是用于能源替代的核产品），给我带来了深深的震撼；之后老师和同学们良好的互动讲解，现在社会良心人士的以身作则，都给我身心带来了洗礼；以前也知道科学技术用不好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去畏惧它，哪怕是身边的一件小事都感觉牵连人类的未来；作为社会人，我们不能将自己置于社会一隅，我们应勇敢的站出来发出呐喊，哪怕只是为了孩子的健康，人类的延续。

作为当代的一名研究生，我们应清醒的认识到科研成果固然重要，但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才是我们科研工作得以长期良性发展的重要基石，只有我们人人都提高自己的科学道德水平，整个社会才能养成良好学术氛围，反过来，我们可以在良好的学术氛围中潜心科研，为自己获得学术成果和经济利益的同时，为国家的科技水平的进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促进的。

关于道德和诚信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他并不是特指某个人或某个群体。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开展“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这门课呢？我想原因是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的主要依赖者是工作在科学研究一线的科学工作者。而科学工作者不仅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而且是科学精神的弘扬者、民族精神的引领者、社会道德的示范者。科学工作者不仅要从事科学研究，还应遵守职业道德，恪守科学道德，造福人类社会;同时他们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道德责任，应成为社会的道德典范。

“金钱是万恶之源”，这样说可能过于片面，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今社会部分人员利欲熏心，为了自身利益铤而走险，各种不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说到科学有造假，数据有篡改也是必然，谁还在乎道德和诚信的问题。正是这些歪风邪气，在侵蚀着我们的研究人员，当然包括我们在读的研究生。那么，对研究生而言，什么是

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科学道德是科学共同体内部和科学工作者个人在从事科学研究和处理科研成果时的内在自我约束标准。在科学目的上，以追求真理性的认识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为最高原则。在科学态度上，求真务实、不弄虚作假。不因追求个人名利而违背科学工作者应有的理性良知和社会道德责任感。学术诚信就是研究生在诚信的原则下追求真理，研究学问。它一般包括：实验或调查报告要有充分的客观依据，不能歪曲作假、主观臆想,随意改动数据；学术论文著作要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与研究成果，避免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一稿多投及论文间相互署名等现象发生；对硕士研究生学术成果的评定要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建立并认真贯彻双盲评审制度，树立权威性，充分发挥学术奖惩机制的作用；正视学术不诚信现象，并给予积极回应，切实维护学术环境的净化。

第二，谈问题：

目前，少数研究生在科学道德、学术诚信方面存在诸多不良表现：

篡改或伪造实验数据。实验数据是获取科学实验结论的基础。任何研究要想获得科学、客观、可靠的结论,都必须尊重实验事实,来不得半点捏造或伪造。研究生认真做好科学实验,不仅仅可以获取客观、可靠的实验数据,而且有助于培养自身敏锐的观察能力和严谨的分析问题能力。某些研究生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不经过亲自实验研究而是编造实验数据，或是直接挪用改造已有文献实验数据，得出相关结论。这些做法严重有悖于“忠实于原始数据”这一科学研究工作者基本的道德原则。而伪造、篡改实验数据带来的后果要比抄袭剽窃他人成果更为恶劣，甚至有可能引起科研事故造成巨大损失。

抄袭、剽窃他人成果。当今学界反映最强烈、最为严重的学术诚信缺失行为正是大学学术研究活动中的抄袭与剽窃行为。为了达到评奖、评优、毕业等目的，部分研究生利用各种已发表的文献，通过肆意剪辑拼凑的手段来杜撰编造论文。在毕业论文中，大量引用他人论文片段、实验数据和图表等而不加注明出处的现象比比皆是。更有甚者，将别人的成果略加改头换面便据为己有，肆意剽窃他人科研成果。而网上和校园里随处可见的代写论文的广告，说明代写论文现象在研究生群体中也有一定市场。

成果交易、侵占他人科研成果。研究生为共同分担发表费并完成学位阶段规定的论文指标要求，而相互挂名的情况时有出现。由于北京、上海等地户籍政策中，专利等科研学术成果具有很高“含金量”，近年高校中甚至出现“专利挂名”灰色市场。这种以私利为目的的“分享”行为和上述的“剽窃”、“编造”一样，都是严重有损学术道德、学术诚信的恶劣行为。此外，学术研究只有建立在广泛涉猎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吸收他人成果中的思想精华,才能做到推陈出新。在论文中是否注明所用成果的出处,不仅体现了作者是否尊重参考文献的所有者以及是否具备起码的学术道德,而且也是为后续研究者研究提供检阅资料的方便着想。一些研究生在引用他人研究成果时,没有端正学术研究的态度,对待论文粗制滥造、弄虚作假,列出并未阅读的参考书目,对参考文献做伪注。有的研究生引用别人的数据和观察,却是改头换面,不加注释。

论文重复发表。许多高校都规定了研究生在毕业论文答辩前要公开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于是部分研究生通过一稿多投的方式，把一篇论文同时投给多个刊物，或是将已发表的论文改头换面后向另一刊物投送。一稿多投的行为，在我国的期刊界、学术界是严格禁止的，但总有些研究生把同一篇论文略加改头换面又拼凑成新的论文去投稿，或把相同的数据用不同的排列组合或表现方式变成多篇论文去投稿发表，还有将翻译后外文论文投稿的情况出现。

如果任由科学道德沦落、学术不诚信滋长，不仅败坏了学风文风，导致学术道德沦丧，贻误年轻一代学人的成长，还会损害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重大危害：

污染学术环境,败坏学界名誉。学术活动作为知识的探索、研习、应用和传承活动，就需要对客观真理的热诚追求和忠实服务，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基于诚实性、客观性基础之上纯朴的学术氛围，离不开追求真理而向善务实的学术道德。而不正的学术观念及造假行为却逐步地吞噬着学术活动赖以安身立命的道德底线，严重的损害了学术界的名誉。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质量，造成学术竞争的恶性循环，带来社会资源浪费，从而形成泡沫、虚假的学术环境，也会使正直学者的尊严、权益受到威胁和伤害。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直接关系到学术的健康发展和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如果研究生科学道德沦落、学术诚信缺失，学习态度功利化，不再把学术研究看

做神圣的事业，就难以专心踏实做学问，学识水平得不到提高，学术能力大大降低，培养质量便无从谈起。

败坏学风，贻误学术新人的培养。学风是学者们在长期的研究活动中养成的一种学习风气，它表现为人的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倾向。观念决定态度，态度指导行为。学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者们的科研水平和学术成果，在学习态度不正确的学术风气的影响之下，学者们很难坚持对学术良知和学术精神的追求，最后，导致不正当行为的产生。大学是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场所，也是追求真理的圣殿，研究生这一特殊群体便是一大批高级人才的代表者，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说对社会的进步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现实中历历在目的学术不端行为、学术造假事件等，无疑会给追求学术价值与学术精神的正直学术研究主体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学术造假现象会影响研究生们正确的学术道德观的建立，科学研究的真实性、严谨性是科研工作质量的有效保证。缺乏严肃的科研作风，其学术研究工作的质量必然会受到影响，甚至走向伪科学。

腐蚀学术,不利于学术的后继发展。学术研究是探索性和创造性的智力活动，是探索真理、追求真知的过程，是扎扎实实、潜心研究的过程，是逐步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学术活动不仅创造物质价值，也创造精神价值，是一项严肃而神圣的事业。学术研究没有捷径，也不容弄虚作假。学术研究的真谛在于求真，但造假抄袭、伪造数据等各类学术道德失范行为却是对学术创造的否定，是对学术“求真”本质的否认。而如今不良学术之风的盛行，如果不严抓学术道德规范，整个学术界、知识界很有可能会陷入杂乱无章的恶性循环之中，它使真正潜心钻研的人得不到肯定，并腐蚀了许多极具创作潜力的学术研究主体，动摇了他们恪守学术道德的信心，还严重损害了学术得以健康发展的道德基础。

面对这些问题和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第三，谈措施。

首先，加强科学道德学术规范，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知识界历来被视为社会的良心。高校学生是全社会知识层次较高的群体之一，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对社会行为、社会风气具有很强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加强科学道德学术规范，从源头上治理高校学术不端行为，形成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维护学术尊严的良好氛围，有利于建设高度自觉与自信的大学文化，更好地发挥高校在文化引领方面的重要作用，为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做出积极贡献。在成长过程中，不断的蜕变是需要时间的磨练的，只有深刻认识到该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当代研究生们才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踏实的科学风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学术方面的研究与超越，不断推动学术进步。

其次，提升高校科学研究水平和服务社会能力，加强学生求真务实精神。求真求实永远是科学精神的核心，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缺乏诚信注定与科学无缘。有什么样的学术品格和氛围，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学术成就和人才。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有利于推动高等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高校广大学生和科研工作者形成持之以恒的科学探索精神，激发创造活力；有利于建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良好秩序，提升科研水平；也有利于促进高校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作为研究生的我们应该自觉遵守学术道德，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维护学术尊严，以科学、严谨、求实、务真的风气，弘扬科学精神，加快科学建设，营造良好学风。

再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良好的学风是学生学好专业知识技能、自觉培养综合能力和良好素质的重要保证。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实施素质教育，激发我们研究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和科学探究欲望，培养严谨求实、质疑批判、创新奉献的优秀品质，使我们从学生时代起就养成恪守学术诚信的自觉，掌握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立志做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讲究实际的人，开拓创新的人。

7.学术论文与申论文章篇七

一、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在国际接轨方面的差别

首先, 在学术期刊国际化的道路上,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在与国际接轨的内容、方式、效果等方面, 均存在重大差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客观现象与问题, 研究方法基于科学公理、定理、公式、定律, 结论来源于实验数据或逻辑推断, 具备客观评价标准, 就学术研究而论, 国内与国际的自然学科研究处于同一交流平台上。因此, 国内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在与国际接轨方面不存在根本性冲突和矛盾, 其国际化的可操作空间和程度很大, 无论是在内容方面拓展稿源范围、提高稿件质量, 还是从传播形式上规范语言版式、加强运营管理, 都可向国际化标准看齐。相较之下,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具多样性与复杂性, 很难有统一客观的评价标准, 且其下涵盖的各学科之间又各有专业特点, 加之不同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等背景的差异, 各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内容、方法等, 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和本土色彩, 这使得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在与国际接轨时陷入重重困境。

其次,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差别还体现在评价机制上。在期刊国际化进程中, 用国际通行的量化标准来衡量期刊品质, 如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等指标, 这些数据性指标在自然科学期刊评价时或许很具说服力, 但用来评价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却不一定准确, 甚至会起到反作用。“文史哲类人文学科是一种解释性或价值性的学科, 具有不可计量、不可验证的虚有品质, 因此对其价值的量化计算是不公平的, 特别是对影响因子这一量化指标的过分倚重, 已经严重地伤害了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 “要对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进行科学评价, 首先应该克服目前学术评价机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科学精神是求真, 力求拓展知识的新领域;而科学主义则是一种工具理性, 认为科学高于一切。正是因为科学主义而非科学精神的助推, 人们常常套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评价人文科学研究过程及其研究成果。这种貌似科学的做法, 会对人文社会科学造成致命的伤害, 扼杀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性”。[1]因此, 在期刊评判标准上, 不应也不可能将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与自然科学期刊等同视之。

另外, 两类期刊国际接轨的差别还体现在语言翻译上。自然科学领域以西方理论为主, 概念、定律、原理等方面的表达遵从西式习惯, 在翻译方面没有太大难度。而人文社科领域涉及中国传统的独特的概念、思维、文化, 一部《红楼梦》的翻译都难以让外国人理解其魅力和精髓, 更何况精深的学术论文的翻译。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有其特殊性, 所以人文社科期刊的国际化之路也不能完全效仿自然科学期刊的方式。在人文社科期刊的评价体系中, 若要像SSCI一样采用英语作为单一的语言评价标准, 将会极大地限制和阻碍中国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由于汉语本身的丰富内涵以及翻译的难度, 像方言学、古文字学等这些学科是难以用其他非汉语来准确表述的, 因此有必要强调和提倡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使用更加多元化的语言表述方式和选择具有学科针对性的评价机制。面对国内学术期刊英文版的大量泛滥和令人担忧的质量问题, 甚至有学者将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几近模式化和例行公事地随文刊附英文翻译的论文标题和摘要, 看作是对期刊国际化的一种盲从或臆象。我们应该意识到, 语言的交锋也是文化交锋的一种方式, 在国际学术舞台上, 汉语文化有着巨大的劣势。正如有学者指出, 在期刊国际化进程中, 对于学术期刊语言选择的问题, 国际化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英语化, 而应以汉语作为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载体语言的首选, 以此促进中国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创新性, 获取较为有利的话语权。[2]

二、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化”与中国学术“他者化”

现在一谈学术期刊国际化, 首先想到的是从论文作者、编委成员、审稿机制、传播范围等方面吸收借鉴外国资源, 而这些大都是“国际化”的外化形式, 且往往陷入盲从和跟风的误区, 离真正的期刊国际化还是有差距的。这里面虽然也涉及制度化, 但这些制度层面的东西往往也是流于形式的。设想一下, 从制度层面进行学术期刊国际化的设计, 请一批外国专家来当主编和编委, 在世界范围内搜集各国作者的论文来发表, 实施国际化审稿机制, 用英文出版向全世界发行, 这不就彻头彻尾成了国际化了吗?但挂中国羊头卖外国狗肉, 这是中国的学术期刊吗?所以这一切, 仅仅是在形式方面做了个国际化的样子, 并不能真正实现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的目标。

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内涵, 从广义上来讲, 是指其学术层次应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要能迈出国门, 走向世界, 并与全球精英学者和领先的学术平台互通学术信息, 从而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办刊质量和水准, 真正成为在国际上引领学术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这充分体现了学术质量是期刊的核心生命力, 也是期刊国际化的根本方向。从狭义上来讲, 期刊国际化又表现在, 稿源、作者、审稿专家、文字用语以及编排的国际化, 也即是刊物实操层面的国际化程度, 而这往往被简单地理解为追求形式的外国化。从现阶段中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化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 大都仍偏重于在技术规范、出版语言、发行模式、评价体系等外在形式方面与国际标准“单向度接轨”。诚然,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程度, 但从学术交流的效果看, 却自觉不自觉地使中国学术“他者化”。这里所说的中国学术他者化, 更多的是指在盲目追新、抑己扬人的弱势学术心理下形成的媚西崇外的学术跟风。吴承学先生认为, 学术“他者化”的最终结果是导致地区性、民族性文化的消亡, 使学术国际化走向文化同质化、同一化的歧途[3]。国外优秀期刊有其先进的地方, 可以借鉴学习, 首先从形式上与国际接轨是期刊国际化的有效途径。但期刊的“国际化”与“他者化”的区别在于有主有次, 切不可本末倒置。相较自然科学, 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根植于本土传统文化之上,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化更应强调的是“以我为主, 在国际上打造中国学术品牌”, 这才是期刊国际化的根本路途, 而不必在形式上拘泥于刻意向外国靠拢。如果以外国化的标准作为国际化的标准, 则会陷入唯形式主义, 甚至屈从国际上一些不合理规则, 丧失自我独立性, 从而在国际上盲目趋同, 成为国际学术的附庸, 不可能真正在国际学术平台上立足。

三、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化的实质在于弘扬本土文化、建立学术自信

如上文所述,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 不存在一个科学量化的普世价值和评价标准, 不同民族、地区的语言、文化、政治等, 都有其独特的差异性, 这种普遍存在的民族性、地区性的差异, 不可能也不允许以“国际化”的名义被消减。恰恰相反, 立足本土文化与本土问题正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所在。

“立足本土”是争夺学术话语权的坚实基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在于思想文化, 其国际化融合则必然伴随着激烈的思想文化交锋。因此, 人文社科期刊国际化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国际化不是让一批中国社科期刊变成外国式期刊, 真正的目的和实质在于通过国际化的手段让中国本土文化走向世界, 让中国的人文社科期刊在世界上立足并获得赞誉, 争夺国际话语权, 用中国式的文化目光审视世界。林跃勤指出:“人文社科期刊国际化就是提升中国人文社科类期刊国际影响力的过程, 其目标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高中国学术的话语权。”[4]“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化的目的是提高我国学者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 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 为提高我国文化的软实力做贡献, 而这一切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学术期刊国际化必须凸显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这是学术期刊国际化不可更改之目的。‘显异’的内容就是中国学者在有其独特优势领域所发出的学术声音。”[5]既然是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 在激烈的国际思想文化交锋中, 对国际规则就不必盲从, 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 甚至可以在交锋中修改国际规则。朱剑先生指出:“但在某些学科, 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就可能有程度不同的对国际规则的修改。国际规则也是在不断地改变的, 谁掌握话语权, 谁就能以自己的规则部分乃至全部地替代已有的国际规则, 故国际化不一定就是单向的, 也可以是双向的。”[6]由此可知, 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不仅仅追求国际的认可, 更应追求以弘扬本土文化为目的的自我塑造, 从而主导国际学术话语权。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发布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标志着人文社科学术评价体系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为创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与此前的期刊评价标准相比, 在“影响力”指标下除设“国际影响力”外, 又新增“政策影响力”指标, 充分体现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 也突出了关注本土问题、以中国自身发展为根本宗旨的学术研究方针。因此, 中国学术期刊只有清晰认识到目前国际学术评价体系的严峻现实, 充分了解中国学术的优长和发展需求, 在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之上, 逐渐形成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和交流平台, 从而真正实现与国际学界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3]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三个自信”的重要理念, 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对学术期刊工作者的重要启示是, 要坚定地树立学术自信。学术期刊工作者的使命就是提供渠道, 搭建平台, 在不断提升期刊出版创新能力、学术水平和扩大学术传播影响力的基础, 使更多的学术期刊走出国门, 迈入国际一流期刊的行列。[4]学术自信不等于封闭、孤立的文化保守和自大强权, 而是源于国家整体学术实力的增强和民族的自强、自立的一种包容与宽阔的学术心态。在强调学术自信的同时, 中国学术期刊还应注意正确认识自身在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中的位置以及作用, 积极营造独立、自由、平等的学术对话氛围, 及时恰当地提供维护和促进人类共享文化资源的学术话题, 充分展现中国学术魅力和学术自信。正如有徐思彦先生指出:“我们不应仅仅以西方学者的问题意识作为自己的问题意识, 但我们应该清楚他们的问题意识所在;我们更不应简单以西方的话语为自己的话语, 但我们应该明白他们的话语所指是什么。否则, 在我们与国际学界主流对话时, 就会难以把握彼此对话的基准点, 也就失去了对话的意义。”[7]

因此, 学术期刊国际化的核心内涵是为中国优秀学术成果提供与全球先进学术成果交流的开放、对等、高效的国际平台, 其根本任务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 展示中国精神。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 具体来说, 就是要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 要推出能体现中国立场、中国精神、中国水平的研究成果。[8]易言之, 即是以中国本土学者为研究主力军, 以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与本土学术精华为宗旨, 紧紧围绕中国社会现象和本土问题, 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进步贡献成果的学术创新体系。因此, 必须坚守“立足本土, 面向世界”的根本方针, 坚信“唯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 才能打造出代表本民族文化精粹的具有国际学术竞争力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

参考文献

[1]杨柳, 倪贝贝.信息化时代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困境与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14 (6) .

[2]高翔, 李阳.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化研究理路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14 (6) .

[3]郑成宏.多元文化时代学术担当仍是学术期刊之首务——第二届世界华文学术名刊高层论坛在悉尼如开[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09-23.

[4]许佳.“学术期刊发展创新与国际化”研讨会综述[J].东北亚论坛, 2013 (4) .

[5]孙志伟.社科学术期刊国际化中的“求同显异”[J].中国出版, 2015 (12) .

[6]朱剑.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 2009 (5) .

[7]徐思彦.也谈学术期刊国际化问题[J].云梦学刊, 2004 (4) .

8.学术论文与申论文章篇八

如何评价一个学者、一所高校、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思想创新，毫无疑问学术出版是最直观的标准。所以，在学术评价中，学术出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指标作用。就我国当前的学术出版而言，堪称大国矣。从科研论文出版发表的数量来看，已经跃居世界第一，而学术出版的著作则已经超过了4种。然而，正是在这种“丰盛和繁荣”的学术出版中，隐藏着学术评价的隐忧。因为学术成果更多的是以著作的形式来呈现的，所以本文将主要以学术著作的出版为例，来描述和解释其与学术评价之间共生和异化的关系。

一、作为学术评价与出版之共同起点的学术规范化

无论是从学术出版，还是从学术评价的角度切入谈中国学术界的思想创新，都不能忽略的一个起点是学术规范化。尽管早在民国时期，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已经开始倡导学术规范，但是中间经历大学院系调整、学科的破坏，直到20世纪90年代学术规范化的讨论才重新浮出水面，经由邓正来、陈平原、陈来、盛洪、徐友渔等学者的提倡，为人文社科学界更多的学者所接受。显然，20世纪前后两端所提倡的学术规范意涵是大异其趣的。在20世纪早期，民国学人提倡的学术规范其实质在于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产生原创性的学术思想；20世纪末期中国学人所提倡的学术规范，所诉求的非常低，只在于能形成一个有传统的学术共同体，杜绝胡乱引用、政治话语挂帅和抄袭问题。

如果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那一代人文社科学者提倡学术的规范化在于给学术评价提供一个规范的平台，让大家有最低限度的共识，那么在学术出版方面对学术评价的积极作用则在于两个方面的规范回应：一是译作的大规模引进，二是学术出版上的专家推荐与评审制。

首先，在译作的引进方面，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和三联书店的“西方学术前沿系列”为代表。因为这些学术翻译著作的出版不仅弥补了国内人文社科学界的知识不足，也以另一种形式无声地传达了学术作品的规范，例如完善的引注和索引，这些都是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所不可或缺的。正是引进和伴随这些学术译作成长的那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其中文著作中增加这些“零部件”，使得其学术作品进一步规范化。

另外，在出版社内部由于出版经济条件和行政管理的限制，使得其对学术著作的出版比较慎重。以学术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为例，当时每一本著作的出版都是需要有数名同一研究学科或领域的专家出具体审读意见书，以及在出版社内部进行三审讨论决定的。后来，三联书店陆续推出的“哈佛·燕京丛书”采用的也是这个模式，统一的学术出版规范体例，加上严格专家推荐制度，打造了一批经得起考验的具有很高学术评价的中文学术著作。

整体来看，在改革开放后，新一代的学人开始有意识地重建学术规范以来，学术出版与学术评价之间在学术规范化的共同起点上，形成了积极的良性互动。这一点，有两方面的学术现象可予以佐证。一方面是在学术评价领域，早期那些靠编教材、发表没有引注的不具有积累性文章而上位的教授们，不再受到欢迎，以这种方式赢得学术成就的也受到了人文社科学界或明或暗的鄙夷和抵制。另一方面是在学术出版领域，从早期学术出版的不规范到当时的规范化倡导，陆续有大学教授专著抄袭被披露，比较典型有北大教授抄袭案、复旦教授抄袭案，以及“长江读书奖”风波。这些都凸显了经过学术规范的提倡，学人们对不规范的学术出版和非程序性出版评奖的批评和不可容忍。

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逐步重建的学术规范为学术出版和学术评价都打下良好的基础，也形成了不错的开端，在学术出版和学术评价之间形成了积极的互动。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几个新的因素反而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某种异化。

二、学术评价中工具理性的僭越

如果从学术出版的表面来看，可以说中国的学术出版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期，不仅有专门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也有形形色色的博士论文文库、博士后文库，某大学学者系列，某研究院成果系列，更不论以学科专题命名的系列丛书。这种繁华的学术出版背后，并不是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也不是层出不穷的思想成果闪耀，而是学术评价中工具理性的僭越。

所谓工具理性的僭越是指学术出版和学术评价某种程度都是去了节制和谨慎的美德，而臣服于数量和粗制滥造的压力之下。这里必须提及的变量是：学术评价从定性考核转向定量考核，国家大范围地推行课题项目制。前一个变量主导的逻辑就是不在乎学术著作的质量，而是更多地要求学术著作的数量，以及学术著作发表的刊物或者出版社的分量！其实质就是行政学术考核主导下不发表就完蛋的学术评价逻辑，这就鼓励更多的学人要“为贡献而贡献”“为发表而发表”。后一个变量则以国家扶植和奖掖学术的面目，用行政化的手段去规划和控制学术研究，这不仅给学术著作的出版提供了丰厚的项目资金，也直接引导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后一变量虽然出于鼓励学术的好意，但实质上却发挥了消除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的客观效果，这时候即使再完美的学术规范要求，也仅仅是形式上的，无助于新思想的涌现。

其实在学术出版和学术评价中，工具理性的僭越，不仅中国如此，美国更是早就走在了中国的前列。在二战后，金钱以自身的模式改建了美国的大学，而金钱确实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工具。帕森斯在《美国大学》一书中曾发出警告说：“工具理性价值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将对大学造成损害，因为这将会支持官僚体制化进程的简单化价值。大学生活是一种天职（calling），而不是简单的职业性工作（job）。学者需要投身的是整个领域，而不是一个受上下班时间表控制的例行公事活动。”帕森斯的警告对当前中国的学术评价而言，是非常及时和到位的。

大笔资金涌入大学的学术领域，首要的后果就是一个新的更大的管理阶层诞生了，这是凌驾于各个院系学者群体之上的。如此压力之下，课题项目制下的成果就是管理者需要看到的产品，相应的学者变成了制造产品的老板，研究生则成了导师的工人，在学术的流水线上分工完成产品的生产，最后以学术出版的面目呈现出来。而这种产品的批量生产，也正好吻合了大学的量化考核，不要求你产品的质量，只要求你的产品数量，以及你的产品是在什么工厂生产的，即是否发表在核心期刊，以及是否在知名出版社出版。如此一来，对整个学术出版产品的评价，转移到了学术出版单位手中。

雷蒙德·格斯如此辩言，把对学者研究水准的考核转交学术出版社，或许是有道理：因为评价一个你很了解，而且每天都在一起工作的人的著述时，要想客观公正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尤其是在同一个院系，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方案和非理性的同情都是经常存在的。显然处在这个学术场域中的人不可能像学术出版社那样根据专业领域的不同，分别请相关专家头脑清醒地进行审查并做出报告。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一个严格的学术出版评审程序，是人文社科界可望达到的客观公正的某种典范；因为一部书稿在这个评审程序中必须通过相应专家的书面评议，以确保该著作的学术质量。相关流程的编辑尽管不是专家，但也代表了受过教育的一般读者，可以由此保障学术著作的“一般意义”。

然而，这种评审方式的学术出版与量化的学术评价相结合，其实彰显的却是工具理性主导下的学术评价“懒政”思维。之所以说是“懒政”思维，是因为这种审查出版与量化评价相结合的机制，直接把出版评价等同于学术评价，行政主导下的学术评价或许使得人文社科界学者逐渐失去了判断自由和判断能力。因为人文社会科学或学科的建构，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获取判断自由、确定事实的能力。当人文社科的各个院系和评价管理人员把判断的权力转交给学术出版机构时，其实是在回避做出自由选择的责任。这对学术界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拒绝判断时，同时也拒绝了产生新思想的大好机会。麦克道尔曾言：“判断活动是实现理性能力的典范性活动”，因为通过自由而独立的学术活动可以实现思想的创新和摆脱俗谛。此即陈寅恪所讲的：“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但是在学术评价中工具理性的僭越可能会产生扼杀自由和独立学术活动的效果，最终使得学术出版的产品难以超脱俗谛，沦为规范生产线上胆怯和驯服的产品。

三、消除学术评价异化，回归学术出版本质

在学术评价中工具理性的僭越，会造成两方面的影响：其一，学术为业者逐渐丧失思想的创造性，学术活动的神圣性不在；其二，学术出版领域将会变相地追求规模和系列效应，数量代替了质量，在这个前提下同样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一些真正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反而在这个泥沙俱下的出版活动中被埋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内在的联系，即学术评价的异化，导致了学术出版的表面繁荣。这种繁荣背后是学术出版失去其本身立场的体现，因为学术出版不是商业出版，而是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

就学术出版的本质而言，其是思想创新的载体和传播源头，一旦在学术出版领域丧失了这个操守，那么间接地会导致整个国民心智走向闭塞。兹事体大，唯有消除学术评价的异化，方能回归学术出版的本质；而学术出版本质的回归同样有助于维护学术评价机制的良性运行。

消除学术评价异化的一大关键就是要淡化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价，把学术评价的判断角色真正交给学术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首要的就是扭转量化的考核，因为在这个考核下人文社科学界时刻面临着不发表就完蛋的压力，很难想象这种异化压力下会有创见性的思想活动。一旦扭转了量化考核，与此相关的学术评价以发表文章期刊的分量和出版著作出版社的知名度来判断学术产品质量的做法也会相应转变，从而更加看重学术出版内容本身，把学术评价作为学术成果探讨和评判的一个环节。这样学术评价回归学术内容，评价学术的不再是由学术期刊或学术出版社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学术期刊和学术出版社的声望本身是由其出版的学术作品的分量积累起来的，不应该本末倒置。那种倒置的评价，本来只是门外汉做判断的一个简单标准，学术评价还是需要直面学术作品内容的。

如果说当前的学术出版在异化的学术评价机制促动下，显得异常繁荣，这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近年来学术出版物的快速攀升，犹如股市大盘一样并不稳定。我们的学术出版确实有必要反思一下这种繁荣究竟给思想领域的活动带来了什么影响。在不发表就完蛋的量化考核压力下，学术出版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为出版而出版。一旦为出版而出版的行为受到追捧，那么同样会反过来再次刺激学术生产，认真的写作必然难以到位，结果学术出版慢慢成为建筑在炒作基础上的虚假创新和虚假繁荣。

学术出版领域给予学术评价机制以良好的反馈，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完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学术出版界，1906 年诞生的《芝加哥手册》，已经成为美国出版界对学术来稿要求最常用的标准，这本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撰写的手册，内容涵盖了几乎所有学术写作、编辑和出版所涉及的各个细节。在这个出版规范下，很难看到博士论文或者课题研究报告直接出版成书的情况，因为博士论文和研究报告与学术出版的规范体例截然不同。我国学术出版领域正是缺少这种完善的出版规范，所以在我国学术出版市场，存在大量的博士论文和课题结项报告随意转化成学术出版著作的情况。

目前来看，除了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社科文献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等数家学术出版重点机构相继出台和完善了各自的 “学术著作写作出版规范”，也逐渐出现一种联合趋势，形成中国学术出版领域自己的规范手册想必是可以期待的。这种“学术著作写作出版规范”的出台和渐趋统一，对于严肃中国的学术学风和促进学术评价的质量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完善中国的“学术著作写作出版规范”更有利于打击学术抄袭，真正繁荣中国的学术出版，提升学术著作的水平。

整体来看，在大的学术场域中，学术评价机制与学术出版市场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两者既可能存在表现为正相关的促进关系，也可能处于一种负相关的消极循环。所以，健全学术共同体的评价机制，保障学术独立和自由，才可以向学术出版市场提供优良的出版内容；而学术出版本质的回归，规范化的提倡和完善，也可以倒逼学术评价机制的去行政化，提升学术产出的质量。在可期待的未来，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学术出版与学术评价之间这种积极的正向促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