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9篇）

1.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篇一

论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机械122 吕涛 2012022218 摘要：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1840年鸦片战争可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战后的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其影响所及上至国体、政体、经济形态、价值理论，下迄婚姻教育，衣食往行等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更多的掠夺，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困苦，中国社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小农经济制度解体，封建制度开始动摇，自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加快了中国近代化进程，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

关键字：鸦片战争近代经济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丧失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开始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一些有识之士，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开始试图向西方学习，以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从十九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师夷长技”，大张旗鼓地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编练新式陆军和海军。他们开矿山、筑铁路、设邮电、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掀起了一股办洋务的热潮。他们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资本主义开始在中国萌芽。

一、鸦片战争前夕的经济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所谓自然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就是生产的目的不是为市场交换需要，而是为了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即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是为生存而生产，不是为市场的需要而生产。自然经济并不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世界各国的封建社会时期也无例外地存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有着自己明显的特点：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相结合；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

自然经济产生在于农业生产不发展，特别是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不发达，使社会财富增长有限；历代封建政府推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思想观念陈旧落后，自西周以来两千多年中国形成了以农立国，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思想，形成了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农耕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和中期，自然经济的作用是积极性大于消极性。然而，到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明清时期，自然经济由于生产规模过于狭小，妨碍了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严重地阻碍了手工业的发展；既不买又不卖，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是历代封建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为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政治上的保护，使得其作用是消极性大于积极性，让它变成了一种极端落后、极端保守的经济形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的发展。

鸦片战争前夕，由于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商业信贷的发展，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剩余价值和雇佣劳动制开始出现。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个超稳定的社会有着自身的特点。使得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皇帝、贵族、官僚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则占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租种地主土地并缴纳高额的地租，封建地主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必然尖锐。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主要特征是个体家庭为单位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曾有利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但又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有较强的排斥力，商人、地主、官员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剥削农民，农民还需缴纳高额赋税和承担各种徭役，生活极端困苦。

二、洋务运动的兴亡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一开始的目标是巩固国防创办“自强新政”以“求强”，具体表现在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1862年（同治元年）清廷下令都司以下军官一律开始学习西洋武操，各省防军开始更换新式武器，同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军械所，李鸿章在上海设制炮所，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建设由此拉开序幕：1864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西洋炮局，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成立，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设立福建船政，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开办天津机器制造局，1887年丁葆祯在成都设立四川机器局„„。短短几年间在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基本建成，火枪、大炮、弹药、蒸汽战舰都已能够在国内建造，其决心之大、动作之快令中外为之震惊，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大飞跃，从此中国大地上有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

洋务派在兴建军事工业的同时，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为此“百方罗掘”但仍“不足用”，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认为泰西各国是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于是洋务派开始将工业范围扩大，兴办民用工业以“兴商务，竣饷源，图自强”。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始了“求富”之路，在此后的十余年间，煤矿、铁厂、缫丝厂、电厂、自来水厂、织布厂、电报、铁路相继建设，这些民用工业的创办打破了西方资本在中国的垄断，为国家回收了大量的白银，并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洋务运动却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三、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建立起来的。其肇始于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等，其后主要继之以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政府与俄、美、英、法签订的《天津条约》和与英、法、俄签订的《北京条约》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从中国攫取了一系列特权，使一个独立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样，到甲午战争前，一个完备的对中国主权严重侵犯的“条约制度”已经形成。在条约的特权保护下，外国资本主义立即掀起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他们一想到和三万万人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都像发疯了似的，他们没有料到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对工业品有着多么顽强的抵抗力。代表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的璞鼎查，回到伦教后在国会上带着醉意宜布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倾兰开层全部工厂的生产也不够供应她一省的衣料的”。充分暴露出他们的侵略野心。中美贸易情况与中英贸易差不多。在签订1842年条约以后的一个时期中，美国每年平均得到二百万英镑的中国产品，而输往中国的美国商品则只有几十万英镑。

随着西方列强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向中国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进行早期资本输出，沿海和长江流域直接受到列强经济入侵，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尤其是外国棉纺织品的大量进口，使通商口岸地区的手工纺织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本来上海、松江、太仓的棉布是很有名的，“松、太所产，卒为天下甲”，而上海所产“又甲于松、太”。由于洋纱、洋布的行销，土纱土布无法与之竞争，这些地区出现了“无纱可纺”、土布“消减大半”的现象。厦门亦是洋货充斥，“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出的茶、丝等的数量增加也很快。由于受到洋货的冲击和国外市场的刺激，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原来的主要家庭副业，转而种桑植茶，扩大丝茶的生产和出口。这些地区的农副产品日趋商品化，中国丝茶等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始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鸦片战争”的结果却对鸦片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实际上，鸦片贸易是英美各国十分看中的，也是他们掠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因此，条约签字前后，强迫耆英作出书面保证，清朝今后将只约束中国人走私鸦片，“对外国船只是否携有鸦片，不加过问，亦不采取任何行动”。战后，清政府既不敢再谈禁烟，又不便宣布弛禁，这种默许的态度实际上承认了鸦片走私的合法化，因此鸦片战争后鸦片实际上变成为一种公开的、畅行无阻的贸易，输入量也随之激增，导致更大量的白银流向国外。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使中华帝国关闭自守五千年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尖兵利炮打开。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但鸦片战争也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出现了探求西方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以御外侮的新思潮。清朝后期，封建政治集团的闭关锁国，愚昧无知的行为，导致国家的科技技术落后与衰败。鸦片战争以后，造成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面落后。甚至封建集团的一味的妥协，使战事节节败退，在国家危难之秋，挪用军费大搞庆典，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落后就要挨打，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得发愤自强。在鸦片战争中国是落后的，武器落后，科技落后，经济落后，最根本的还是社会制度落后。要发愤自强就要改造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国防。民族团结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条件。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中华民族四分五裂。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海内外华人的力量和聪明才智，形成空前的民族团结，高举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的大旗，谱写中华民族新的篇章。

2.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篇二

一、近代工业的创办, 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变革, 增强了应变局势的能力。

洋务派是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士绅, 也可以称之为地主阶级开明派。在鸦片战争的沉痛教训面前, 昏聩腐朽的封建顽固势力因循守旧, 不思振作, 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 极力反对向西方学习。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自强御侮的任务只能由地主阶级开明派来承担。

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 “综其大纲, 不出二端:一曰军事, 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是也;二曰商务, 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是也”。[1]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 其内容十分广泛, 但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 即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

清政府为应对来自外国的侵略势力和国内农民起义的双重威胁, 不得不加强军事力量, 建立一支新式的海陆军部队, 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他们首先引进外国的军事装备和军工生产技术, 开始创办一系列的军事工业。洋务派对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 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 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军事工业主要有曾国藩的安庆内军械所, 李鸿章的金陵制造局, 曾、李合办的江南制造局, 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 刘坤一的广州火药局、金陵火药局, 丁宝桢的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 刘秉璋的浙江机器局, 刘铭传的台湾机器局。其中以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规模最大、设备最好。中国军队因武器装备改善, 战斗力得到了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 经过苦心经营, 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其中北洋水师实力最强, 其规模时居世界第四, 而定远舰和镇远舰给了日本很大的震慑, 甚至推迟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 北洋海军在黄海与日本海军实践, 虽遭惨败, 但击伤多艘日舰, 阻滞了日军的侵入。因此, 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 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 燃料、原料、交通运输、电讯设备等问题亟待解决。于是, 从七十年代开始, 洋务活动从军事工业向工矿交通等民用企业伸展, 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湖北铁政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从近代工业的先后顺序来看, 军事工业在前, 民用企业在后, 重工业在前, 轻工业在后;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一种特殊模式, 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这些民用企业的建立, 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起了抵制作用”。[2]

二、向西方学习, 引发了国民思想的转变, 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不久, 清政府用领土、主权, 以及一系列经济、贸易特权暂时满足了外国侵略者的要求, 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了低潮, 呈现出暂时相对“稳定”的局面, 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 一些头脑相对清醒的当权者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对清朝统治的危机感。

面临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曾、李、左等人看到了中国在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 他们继承了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代表人物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 并且极力把这一思想主张付诸实践。“在他们看来, 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并没有什么不好, 只是缺少西方以船坚炮利为特征的科学技术”。[3]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 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而且拓宽了中国人的眼界, 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茫然无知的国人面前, 让人们开始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先进之处, 逐步消除了国人对“西学”的种种误解。国人盲目自大的心态日渐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 承认西方进步的科技, 不再反对“西学”入华。

1861年1月, 奕訢等人倡言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夷夏”观念受到冲击,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了适应国际变局, 提倡万国平等的新衙门。“兴办洋务, 在19世纪的60年代的中国, 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军事和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4]

可见, 洋务运动虽然以军事“求强”为核心, 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洋务派对西方国家认识的逐步加深, 运动的重点发生了改变。它以“求强”、“求富”为目的, 在军事、工矿企业、交通运输和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向西方国家学习, 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跨出了较大的一步。

三、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 推动了社会进步, 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 最早注意洋务的是林则徐, 那时不称洋务, 称“夷务”。林则徐主张学洋人制炮造船, 就这点说, 洋务派是林则徐的继承者。

有人认为, 洋务派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们双手沾满了农民起义的鲜血, 怎么能够承担近代化的任务呢?的确, 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曾经镇压过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 但他们把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学习西方的主张付诸现实, 使中国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他们是从清朝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开明派, 尽管他们主观上是企图借西方国家的器物技艺来维护清朝封建统治, 但客观上却担负起了使中国近代化的任务, 就这方面来说, 他们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因此不能因为他们镇压过农民起义而否认他们在中国近代化早期阶段中的贡献。

洋务派兴办的民用企业, 大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方式。关于“官督商办”, 人们往往会产生一些误解。例如, 有的论者认为, 在当时的官督商办企业中, 由“官”掌握企业的大权, “商”承担企业的亏损, 所以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为洋务派压抑和吞噬民族资本服务的。实际上, 这种说法缺乏事实根据。如果在官督商办企业中, 单纯是“官掌大权, 商认亏损”, 那么, 它是不可能在社会上募集到巨额股份的, 一般的官僚、地主、商人都不会愿意对它进行投资。

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比起来, 尽管具有垄断性、落后性和封建性等特征, 但在古老的中国却开了近代工业的先河, 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综上可见, 虽然洋务运动“全以军事为中心, 其目的是用洋枪来残贼人民, 丝毫没有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意图在内”, [5]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 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 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 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在洋务运动中中国不仅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力, 而且出现了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 培养了技术力量, 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 这些都在客观上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著.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5, 第1版:40.

[2]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7.12, 第1版:159.

[3]朱东安著.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华文出版社, 2003.1, 第1版:346.

[4]李侃, 李时岳等编.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 1994.4, 第4版:128.

3.抗日战争胜利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篇三

抗日战争的胜利，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饱受外来侵略的屈辱历史，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之间顽强抵抗日本侵略者。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更吹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号角。在其后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几乎以一己之力顽强抵抗着日军的进攻，以高昂的代价，消耗了大量的日军有生力量，拖住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分兵力，迫使日本不得不放弃“北进”侵苏的计划，使苏联在苏德战争的关键时刻能够把远东地区重兵集团西调，以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法西斯，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危险，客观上援助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对此，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曾无奈地表示：“日本现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也正是由于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使得日本南下东南亚的计划一再推迟。珍珠港事变后，日本能够投入太平洋战场的陆军兵力只有约40万左右，尚不及中国战场日军兵力的一半，日本大本营在无奈之下被迫取消了进攻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计划，使美英获得了在远东地区准备战略反攻的宝贵时间。对此，美国总统罗斯福深有感触，他曾对其子伊里奥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国内抗战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应英国要求，以10万精兵组成远征军进入缅甸协助盟军作战。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东南亚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给世界留下的一直是夕阳西下的大国弱国印象，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团结一致，英勇不屈，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援助下，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衛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意志和决心，赢得了世界普遍的尊重，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国抗战胜利的意义时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顽强奋战和巨大牺牲，迫使日本归还甲午战争以后从中国窃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神圣领土，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从此，再也没有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肆虐。”中国开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抗日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格局，为中国创造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国家提供了必备条件。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逐步被边缘化，日渐失去大国地位。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处于积贫积弱屡屡被列强侵略的状态，被人视为“东亚病夫”。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肇始的全民族抗战以其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大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威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制约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战略配合的企图。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使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元旦，中国被邀请为《联合国家宣言》四个居前领衔国之一，从此中国被公认为反法西斯的四强（苏美英中）之一。其后，盟国商议设立中国战区（包括中国、越南、泰国等），并请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任战区最高指挥官。1943年1月，美英宣布取消在华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同年12月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奠定了反法西斯阵线抗击日本的总原则。《开罗宣言》指出：“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之无条件投降”。“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收回东北，是1931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心愿；收回台湾、澎湖群岛，更是1895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心愿。开罗会议关于东北、台湾、澎湖群岛回归中国的决定，正式确定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不可分割的国际法原则，也是承认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贡献。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成为安理会中拥有否决权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中华民族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政治大国的主要标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德、意、日等列强战败投降，英、法的实力在战争中也受到严重削弱，自清末起即对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危害最烈、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无条件投降了，而北方的强邻——苏联也因为在战争中损失巨大而忙于休养生息、消化战果，无暇南顾，亚太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空前好转，为民族振兴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国家提供了必备条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争取和获得更加重要的国际地位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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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胜利，改变了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走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战爆发前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国民党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血腥镇压，用白色恐怖逐步树立和巩固了自身的独裁地位。抗战爆發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打破，国民党被迫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各种矛盾最集中、最复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受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不断走向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创造了加强自身建设的成功经验，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领导各阶级、各阶层民众坚持敌后持久抗战，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120余万党员、领导着百万人民军队和1亿人口解放区的全国性大党。党对根据地内的阶级关系、政权组织、劳动政策、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符合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政策，正确地处理了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关系，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民主、自由等现代理念带到了偏远落后的乡村。在抗日战争血与火的考验中，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革命的核心力量，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主心骨和顶梁柱，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作用。

与共产党截然不同的是，国民党在抗战中日益沉沦，这种不同变化的根本在于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本来抗战掀起的爱国主义民族热情为国民党的革新进步提供了很好的民众基础，但是由于阶级局限性使得退到西南大后方的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进步，反而在派系斗争中不断内耗，并陷入了腐败的泥潭，统治危机日趋严重，民众对国民党政权在抗战中的腐败无能极度失望，特别是在1944年日本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损兵60余万，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得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意志及其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也完全丧失信心，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援助中国的政策，进而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主动与共产党接触，使中国共产党迈出了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重要一步。国共两党政治力量在抗战时期的此消彼长，成为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的转折点。

抗战胜利后，广大人民群众以及许多有影响的中间势力对国民党已经不抱幻想，舆论普遍认为，共产党“享有政治改革和廉洁的声誉”，“已得到广泛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人心向背决定了中国政坛力量重心的转移。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进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古老的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

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和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成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习近平指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动员最广、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民族解放战争。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空前地唤醒了民族意识，极大地凝聚了民族力量，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步步地走向沉沦，中华民族被戴上了沉重的枷锁，中国百年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屈辱史。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日本侵略者最初认为，“三个月之内就可灭亡中国”。面对日军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捐弃前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建立起了有最广泛社会力量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中国四分五裂的乱局为之一变，中华民族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了抗日的烽火，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正是抗日战争催生的结果。在战争中，中国人民看到了自身的落后和因为落后而挨打的事实，认识到现代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意义，树立起了强烈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和总结抗战历史，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和民族内部软弱涣散。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政治核心。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胜利，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今天，向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前所未有，因此必须坚定对党的领导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这是我们推进伟大事业、实现民族振兴的根本保证。

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抗日战争中，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我们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爱国主义精神深深融入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脉，铸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可缺失的精神支柱。

（作者：刘喜发，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法学博士，二级教授，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曲洛松，南京市委党校讲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 刘顺发）

4.论中国近代战争与外交的关系 篇四

论中国近代战争与外交的关系

学院名称：

专业名称： 年级班别： 姓 名： 任课教师：

年月论中国近代战争与外交的关系

摘要：一个国家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最主要最基本的权利，主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法上所固有的独立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权利。然而，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资本主义的不断完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以及全球性的资本扩张，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纷纷出现，国际社会真正形成，国与国之间交往沟通的需要日益迫切。在此背景下，外交地位空前提高。在近代，外交制度基本形成，外交活动日益频繁，外交范围大幅扩大，出现了以秘密外交，强权外交为主旋律的外交内幕。同时，在近代，外交也出现了许多发展，可以说，一部近代史就是一部外交形成史。恰逢此时的近代中国，毫无疑问，各项事务均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外界势力的干涉与左右。鸦片战争因何爆发，中原大战起因何处，国共合作两兴两废为何龌龊不断，坑日战争初﹑中﹑后期形势变化缘由„„在这里，依据历史事例，结合外交史实，两者联系，浅谈中国近代战争与外交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 外交 战争

1，要使用足够的引例，比如摘自那个时代的谁谁谁的书中记载 2，简化摘要

3，把最后一部分的结论修改，在战争与外交关系的基础上重点是中国战争与外交

中国近代史，一部人民反抗史，一部民族屈辱史，在这一时期，统治中国百余年的清帝国腐朽不堪，在外敌入侵与起义革命中分崩离析。通过革命建立在清廷废墟上的中华民国，内困于军阀林立，外苦于列强操控，主权不掌，国事凋敝，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积贫积弱，外敌入侵，抗日一战，亡国灭种近在眼前人民奋不顾身，将士前赴后继，终于击退外敌。抗日结束，内战开始。解放战争后，国民党败走台湾，独守一隅，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史结束，中国走向新纪元。纵观近代，有文人墨客的逸事文章，有英雄百姓的奋身一跃，有文化科技的日新月异„„然而，近代史的主旋律是战争，是无尽的硝烟与不息的炮火，但在这炮火硝烟背后，是一张无形的大手，中国四万万人民的命运生死就在这无形的大手下波动起伏。

一﹑拒不外交到“打”开国门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6月28日－1842年8月）是满清和英国就英国向满清走私鸦片引发的一场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林则徐于1839年在广东进行的虎门销烟，中英矛盾逐次升级，而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由此签署的《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除赔款外，将香港岛永久让予英国，并使英国得到领事裁判权。

在鸦片战争后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列强不欲英国坐大，纷纷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样看来，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其导火索为虎门销烟，其实质为英国为了开拓中国市场。然而，当鸦片战争因为开启中国近代史而备受瞩目时，隐在其后的中英第一次外交却往往被忽视，其实，这次不起眼的外交事件才是鸦片战争真正的第一导火索。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使乔治·马戛尔尼来华，清廷以为英使是为了向乾隆帝贺寿而来，称使团带来的礼物是贡物。马戛尔尼坚持不肯行三跪九叩礼，经过连番争辨，最终行英式的一膝一跪之礼，使乾隆心中不悦，而使团在觐见皇帝后被勒令离去。马戛尔尼提出的增开商埠、减免课税等要求都被清廷以不合天朝体制为由而拒绝。中英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一次握手，就这样失败了。

作为鸦片战争的第一导火索，马嘎尔尼访华是英国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一次尝试，然而这次尝试的失败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对中国市场的需求致使英国采取了更加激烈的方法，“打”开中国国门。同时，外交与战争之间交错的关系不只是诱因这一种。在鸦片战争期间，外交与战争同步，英舰以惊人的速度攻城略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主张战争的道光帝，眼见英舰迫近，慑于兵威，开始动摇，1840年8月20日，道光帝批答英国书，令琦善转告英人，允许通商和惩办林则徐，以此求得英舰撤至广州，并派琦善南下广州谈判；同时，英方也同意南下广东进行谈判。12月，琦善通过私人翻译鲍鹏与义律谈判，拖延时间。当发现清朝只是拖延时间时，英国再次由外交转为战争，被再次击败的清钦差大臣琦善与英国统帅兼全权代表义律签订了《穿鼻草约》，对该条约都不满意的中英两国再次发动战争，并以英国战争胜利，签订《南京条约》告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争与外交相互影响，并首次使外交作为一种对外形态出现在了清帝国官员的意识里，逐步取代了一味天朝上国外使纳贡的对外思想。

二﹑外交影响到外交决定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一步步打开国门，主权相继沦丧。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由于清帝国武力低弱，对外战争一败再败，致使国外势力对中国事务愈加干涉，对华影响逐渐加深。在清帝国中枢，权力核心由军机处转向对外机构，成立外交部，为六部之首，1861年，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

逐渐增强的外交影响由量变走向质变，转折点就是八国联军侵华。1900，俄英奥日美法德意八国组成侵华联军，由天津登陆，在击退义和团和反抗清军后进逼北京慈禧光绪等清帝国核心官员纷纷逃跑，占领北京的联军在经过谈判与清朝签订了《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清中央政府也成为列强走狗，成为完全的反动势力。自此，位于东郊民巷的各国驻华使团便代替清政府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的统治核心，外交影响成功蜕变为外交决定。

1911年，在广州起义，自立军起义，黄花岗起义等多次反清斗争都失败的背景下，以共进会与文学社为首的湖北新军发动起义，并成功建立政权，随后，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宣布响应革命，中国南方大部省份纷纷独立。然而，新兴的政权并不符合列强的利益需求。于是，在列强的支持下，袁世凯接受清政府命令，带北洋军镇压革命。为维护革命成果，结束战争的中华民国宣布由袁世凯接替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成为民国第一总统以获取列强支持。再一次，外交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成为总统后的袁世凯并不满足，在英日两国的支持下，袁世凯登基称帝，于是引发了护国战争。仓皇下台的袁世凯不久便离世了，失去对华控制的列强纷纷寻找其他代理人。而各代理人为了增强自身实力与话语权，多次发动战争，各系军阀你来我往，直奉大战，直皖战争，中原大战，四川之变等战争使本身就贫弱不堪的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动荡，而正是这些因列强强权外交引起的战争使列强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大肆劫掠，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战争赔偿方面，列强们一共获得了1，326，323，847银元的战争赔偿。同时，英，俄，日强占中国大量领土资源，以日本为例，侵占我国东三省大部，攫取煤炭6亿吨，铁矿8亿吨，其他资源不计其数。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中共帮助国民党组建省、市地方党部。1924年，合作建立了黄埔军校，在大革命期间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工农运动得到大力开展。在国共两党努力下，全国掀起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把革命推向高潮。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消灭了陈炯明的势力，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统一。并合作北伐，使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并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为何合作如此融洽的国共两党却突然分道扬镳，其幕后黑手依旧是外交的纵横角力。国共第一次合作，苏俄在其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俄在成立之初便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排斥与敌对，急于突破外交僵局的苏俄遇到了身处困境的中国，两国一拍即合，于是领袖党派国民党便与社会主义党派共产党相互联合，以寻求苏俄的支援与帮助。然而，面临共产党不断发展已惴惴不安的蒋介石遇到了美国伸来的橄榄枝，于是，国民党毅然选择了美国的支持，与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

历史往往偶然相同，在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后，第二次国共合作仍然被同一个原因击破。为了在华利益，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发动战争消灭共产党政权。于是刚刚获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国又一次硝烟四起。

三﹑外交与战争密切关系实质

每个主权国家大都对本国军事实力的强弱给予高度是重视。在其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军事实力的增强通常会被各国置于优先考虑的问题之列。这是因为，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军事实力的地位永远都是不能被忽视或替代的。

就一国的外交活动而论，其目的的大小﹑范围的宽窄﹑影响的强弱等等，都必须凭借本国的实力，尤其是本国的军事实力。周恩来曾深刻指出：“国家这个统治武器，最主要的是军事和监狱。这些东西表面是看同外交并无多大关系，实际上却是外交的后盾。”军事实力作为一个国家的外交后盾，具体来讲，主要表现为一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军事实力可以构成一种威慑力量，使“亡我之心不死”的国家不敢轻举妄动。当国与国之间产生纠纷时，可以尽量争取外交手段解决，而不是首先选择军事手段解决。另一方面，军事实力可以用作一种威胁手段。有的霸权主义国家在开展外交活动是，动辄便向小国，弱国“耀武扬威”，以炫耀武力的方式来获取其外交得分。实际上，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入侵战争，便是列强为获取外交得分而发动的，借助战争加强外交，依靠外交获取利益。

在各国的总体战略中，外交战略与军事战略通常都是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密切关联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各国外交战略与军事战略的基本目标都是一致的。

对一国而言，其军事战略的基本目标，在任何时候都是要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一个国家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是要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而在外交战略所维护的国家利益中，国家的安全利益向来都是举足轻重的。所以说，各国的外交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都是要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军事战略与外交战略基本目标的一致性，使其在实际运作中必然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各国的军事战略大都具有保障本国的外交战略得以成功实施的客观作用。

就具体形式来说，军事行动与外交行动往往都是一战一和，处于一个国家所走的两端。但是，二者在实践中往往都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单就外交行动来看，军事行动对它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绝对不能被低估的。军事行动对外交行动所产生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各国在具体采取外交行动时，往往同时与军事行动并用。在此期间，一国的外交行动，往往直接的服务于军事行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面临以英法为首的旧欧洲势力，希特勒一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直接侵占，另一方面结好苏俄，减少军事阻力。同样，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国民党为首的中国政府和以军部为首的日本政府围绕侵华战争展开外交活动，尤其是两方在美国参战问题上外交活动不断。军事行动对外交行动所产生的主要影响之二，是各国的军事行动通常都具有明确的外交目的。例如，近代史上著名的“炮舰外交”，在中国近代史的百年中，早期的列强发动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

在国际交往中，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往往是交替使用﹑配合使用甚至同时使用的。从外交实践来看，各国的外交在一定程度上都深受来自军事方面的影响。在一定时期，军事对一国外交的影响尽管会有所不同，但绝对不容对此加以忽略和否认。

5.论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篇五

摘要：19世纪后期，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内部农民的起义，封建地主阶级改良派，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利益，开展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富国强兵，抵御外辱，镇压内乱，但是甲午战争的战败，也就标志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洋务运动虽然没有挽救大清王朝，但其对中国的近代史，在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洋务运动

近代化

影响

一 洋务运动对近代军事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到了后来虽然增加了“求富”的内容，但军事自强的目标始终未变。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三是建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虽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最终战败，但是这并不能完全否定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首先清政府依靠洋务运动中建立军事力量，多次挫败了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其次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开始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进程，使中国军队以近代新式武器装备投入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还有，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军事工业是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军火装备的主要供应来源。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并不在于军队武器装备的落后，清政府的腐败软弱才是战败的主要根源。总之经历了洋务运动，中国的军事开始走上近代化的历程。

二 洋务运动对近代经济的影响

洋务运动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于是，洋务派在“富国”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等民用企业。在官办企业的倡导下，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那些达官显贵以办洋务为荣，再不以经商为耻，从根本上动摇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重农轻商”的观念。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到汉文帝的重农政策，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封建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抬高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压低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在封建社会初期，它保证了农业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巩固统治。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把农业和商业对立起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后由于时势的发展，洋务派領导人物体会到列强经济侵略的严重性，掀起了以富国富民为主的重商运动，为清朝自强带来新的活力，使中国的现代化商业萌生并渐渐成长。历史表明：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重视农业是正确的，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交流，人为抑商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只有农工商都为本，国家才会富强。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学习西方经济管理模式，为中国近代企业的诞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 洋务运动对近代政治的影响

洋务运动中改良派政治上的内部落后性和对外依附性，决定了洋务运动只能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停留在物质层面上，无法进入政治层面与思想层面，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与民用企业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物质技术，但排斥与拒绝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作为保证，这些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物质技术，他们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力已经开始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藩篱，萌芽了中国新式的资产阶级。但由于洋务运动创办者们严重的封建政治特性，他们顽固的拒绝除生产技术以外其他任何的社会改革。因此他们牢牢的将洋务运动限制在封建生产关系内。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除了满清政府的腐败之外，还在于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和支持者们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单纯地看成一个技术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发展，使由这些相关因素构成的社会结构失去协调性。洋务运动的失败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继洋务派人物后的有识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严重缺陷，中国要走上独立富强的现代化道路，需将革命从物质技术层面引入政治思想文化层面。因此在由于标志洋务运动失败的甲午战争而引发的戊戌维新中，维新派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这场改革运动又由稍后的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封建专制，结束满清二百多年的封建统治，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使命，洋务运动虽然说是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还是刺激了中国政治向近代化的进程迈进。

四 洋务运动对近代文化的影响

洋务运动开始时改良派认为兴办洋务，就必须有通晓洋务的人才，而传统的旧式教育内容无法满足洋务事业的需要。因而兴办新的教育事业，学习新的知识，培养新人才。于是开办新式学堂，从1862年创办北京同文馆到1894年创办烟台海军学堂，改良派共创办24所新式学堂。这些学堂主要培养为洋务运动服务的翻译、工程、兵器、轮船驾驶、电报通讯、矿务、军医等各类人才。虽然这些学堂规模不大，学员较少，但毕竟打破了旧式教育和科举制度的一统天下，培养了一批近代化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并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起到了开通风气的作用。还有就是派遣留学生为了更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改良派还直接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从1872年起，改良派通过清政府先后大规模向美、英、法派遣留学生。他们一方面系统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回国后，都以其自己的实际行动奉献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有就是办刊译著，这不仅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扩大了中西文化在思想层面上的交流融合。而且使改良派充分认识到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开始编印报刊，成立出版机构，大量翻译西方著作。这就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垒和传统文化的坚冰，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洋务运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中国人借此深层次地接触西方，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从而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可以说“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在文化教育上的积极影响更可视为我国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

五 结语

6.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篇六

首先, 20世纪初西方会计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使得会计学研究的范围拓宽, 有关会计学包含的内容得以大为拓展。一方面增加了原来会计思想中从未有过的新内容, 如整理帐和统驭帐。据杨端六介绍“整理帐法为英国学者所推崇, 其法较繁, 而统驭帐法为美国学者所鼓吹, 其法较简, 国人爱简恶繁, 遂多采用统驭帐法而放弃整理帐法”, 其认为采用统驭帐法“总帐内户数可以减少而易于试算准确, 且报告表册较易明晰。至于记帐手续, 并不十分增多”。而整理帐法与统驭帐法的差异在于“进货销货现款三簿形式均同仅多过帐一次手续;进货总帐与销货总帐仅各多一整理帐户;进货总帐与销货总帐各有试算表, 与统驭帐法之结差表相比较, 仅多一户之差额”。

另一方面, 随着西方会计思想的传播, 近代中国政府会计的内容大为扩充, 如谢霖的《实用政府会计》一书中就增设了许多新内容。其中对于政府的会计事务, 作者按照其性质将之分为普通公务之会计事务、特种公务之会计事务、公有营业之会计事务、公有事业之会计事务、非常事件之会计事务等。不难看出近代政府会计研究受到西方会计思想的深刻影响。同时, 学者们还用国际通约的语言对中国传统的会计内容进行了学术规范, 在竺家饶著的《会计学ABC》一书中详细介绍了会计科目的分类, 其把西方会计理论中的分类方法称为精密的分类法, 用此方法会计科目可分为三大类, 资产、负债以及资本主利益, 并将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未到期资产、递延资产五项, 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其次, 现代会计学的教、学方法被引入中国。这一时期会计学著作在说明具体理论时, 往往辅以案例来进行解释。对于如何学习会计学, 该时期学者也有论述, 如张忠亮和李鸿寿翻译的《会计学原理及实务》一书中就主张采用实验法进行学习, 书中认为在学习时应该根据个人经验去应用书上原理, 把书本上所讲的手续和商业情形去比较, 把异同点分析清楚, 同时实习演题非常重要, 在做习题时, 要把自己当成是商店里的簿记员。尽管该时期尚未有专门的会计学方法论的书籍出现, 但散见于各类会计书籍中的如何讲授和学习会计学的方法也不失为一亮点。

最后, 西方会计思想的传入促使中国会计理论逐步成为独立的学科体系。中国在近代以前没有出现会计专论, 中国古代会计史更多的是会计实践的历史。随着西方会计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引入, 一大批受过西方会计理论教育的学者开始翻译和撰写大量的会计学著作, 这些著作既有对西方会计思想的介绍和评价, 也有对中国传统会计思想的反思和批判, 通过对西方会计理论的学习和借鉴, 中国会计学界改变了过去会计思想无通约语言的状态, 逐渐接受了国际通用的会计范式, 使得会计学的传播、教授、应用都更加便捷和规范, 初步建立起中国会计学理论体系。与此同时, 会计学也成为大学商科的重要课程, 本时期的很多会计学著作就是以教科书的面貌出现的, 其编写者多为大学老师, 典型者如潘序伦、谢霖、杨汝梅等。会计学著作的大量出版和会计学课程在各高校的相继开设使得会计学在中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二、西方会计思想促进了现代会计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

西方会计思想的传播对中国会计实践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政府会计及企业会计。政府会计的改革推动了政府会计管理机构初步建立, 促进了政府会计中的法制建设。大多留学人员在归来后主张依法治理国家会计, 一方面他们建议参照国外成规建立各项专业法规, 另一方面, 其更要求把法规执行体现到具体的会计制度制定方面。以国民政府的《会计法》为例, 该法共分十章一百二十七条, 对会计制度规定非常详细, 其中第三章为会计科目, 第四十四条规定各项会计科目的订定应兼用收付实现事项及权责发生事项为对象, 而这一规定正是对当时英国现款会计制度和法国应收应付会计制度的综合应用。

西方会计思想的传播对国内企业会计改革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 促使工商企业采用新式现代会计方法, 改变了记帐方法落后的状况。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发展初期, 由于缺乏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 曾经一度造成资金浪费和供应紧张状况。鉴于此, 很多工商企业家都主张建立完善的企业会计制度, 如卢作孚认为事业发展的程度是以财务为决定条件的, 而工商事业尤其依赖于其财务状况, 因此他提出要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的管理原则, 并将财权集中于总公司。刘鸿生则将成本会计核算作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他聘用会计专家为其制订各个企业的会计制度, 并由总公司对下属企业实行集中管理, 建立统一的财务制度, 从而保证了企业能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企业的再生产能力。第二, 促进了会计中介机构的发展。会计师事务所在经济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 其业务范围包括查核帐目、设计公司的内部组织及事务管理方法、代办公司的注册、评估动产和不动产等。

三、历史启示:学习和创新

我国当前建立的会计制度和准则正在逐步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 这一取向无疑要求我们在进行会计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也要象近代国人所主张的那样, 认真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会计思想和制度, 因为在他们的会计制度中存在着许多科学合理的成分, 正确的吸取这些科学合理的成分对于推进我国会计理论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吸收的过程中,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西方发达国家的会计理论和制度是结合其实际国情而建立起来的, 因此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能全盘照搬, 而应该把握其精髓, 并结合我国自身国情, 创造性的加以运用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谈敏:《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7.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 篇七

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再造忠诚的个人

1942年，毛泽东想要在未来的统治精英—共产党干部中灌输一种新“形式”的领导作风。旧士人的傲慢与骄矜会消失，学究气与懒于劳动会消失，最重要的是，作为旧士绅标志的自私与拉帮结派也会消失。这是要给新统治阶级一种新的目标感。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详细阐述了他自己的成熟思想：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

这里正在发生什么？毛泽东的个人评论出现于“整风”运动的语境中。迫切问题是艺术家与知识分子要让自己的作品更为通俗易懂。除此之外，艺术家要表明“阶级立场”（追随毛泽东主义），并从根本上改造自己，为群众服务。毛泽东以自己为例说明此类磨炼，目标是超越个人所出身的阶级，并与群众打成一片。另外也是为了印证阶级改造可以实现，一个人可以拥有无产阶级意识。由此，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重视解释了这种准宗教皈依是如何再造忠诚的个人的：他们是通过痛苦的自查、自修与革命磨炼而被再造或重生的，因而是“宗教的”。

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计划是为了实现几个更普遍的目标。从最低点时的1934年到1942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已增长至70万人。学生与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或许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作为反日力量，共产党比国民党更为称职。如果要成为有用的干部，这些人要被教以党的纪律。他们的技能是有价值的，但其独立心智以及以最高标准的共产主义理想衡定党领袖行为的倾向则并非如此。从华北乡村中涌现出来的大量农民活动分子同样需要被组织化入党的轨道之中。骤然获得权力的农村青年需要加以训练，以免滥用权力（依传统的做法偏袒自己的亲属），尤其是要服从不断变化的党的命令。

整风运动

让普通人成为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后来，毛泽东经常试图以一个运动达到数个目标—正是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建立了这一模式。该运动至少在两个方面巩固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在运动开始时，他仍有可能被指责虽是高效的战术家，却是糟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得不捍卫自己的政策—“农村包围城市”，以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策略（而非简单寻求与国民党合作）。毛泽东想要扭转来自党内留苏高层的批评。更一般地说，通过创造新版本的正统理论、政策与历史，党的领导者都同意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基础应是毛泽东思想。整风运动学习会所用的绝大多数文本都出自毛泽东之手，或至少出自毛泽东与他的亲密伙伴（包括周扬、陈伯达与艾思奇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手。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党的高级干部，不过，他们与毛泽东有着密切的合作。实际上，尽管将毛泽东思想归于毛泽东名下是件方便的事，但它从一开始就是集体的产物。

在毛泽东看来，党基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虽然有些需要解决的坏处与错误，但也仅此而已。党面对的不是道德上的弱点，而是可以改正的态度与行为上的问题。毛泽东要求要有灵活性，要密切关注当前革命之所需：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列主义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还应该做启蒙运动……应该老实地对他们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

整风运动的重点在于要干部们参与到学习小组中，以考察其对毛泽东主义文件的掌握，并做自我批评。学习是非全日制与滚动式的，以免干扰常规行政。运动在延安根据地逐渐展开。学习一旦开始，就会持续几个星期、几个月。在基层群众看来，这场运动并不是关于毛泽东的，而是让互不相同的男女在共同的事业中结合起来。该运动有着特定的语言、符号、仪式、神圣文本、结合方式、故事以及神话，最终创造出一群深信自己能改变世界的真正的信仰者。因此，任务就在于掌握普通人且让他们成为宏大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严守纪律，但又仍能采取独立且有创造性的行动。可以设想，绝大多数干部、学生与农民都明显有着激进行动主义者的性情，如果不是愿意做出牺牲，也就不会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主要问题无疑在于纪律。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尤其困难。毛泽东坚称运动并不是要毁灭谁，是“治病”而不是“把人整死”。

丁玲与王实味

不具有批评的资历

但同时，该运动也包括搜捕潜伏于共产党阵营内部的间谍与敌人。少数人受到拷打，并被逼自杀。某些迅速坦白说为敌人工作的人被当成典型供其他人效仿。绝大多数经过了这一火的洗礼的干部都感到自己变得更坚强了。但仍有一个群体受到特别的怀疑，那就是知识分子与艺术家。需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要么留在城市中，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养家糊口，要么逃往重庆或昆明。那些奔赴延安的人自然倾向共产党。他们发现条件粗劣，这倒可以适应，但要忍耐某种程度的客套更加困难。他们起初欢迎毛泽东对整风的呼吁，把这当作对官僚主义的攻击。著名女作家丁玲以及翻译家王实味抱怨说，高级干部伙食与住房都更好，女性受到不平等对待，且领导人拒绝接受批评。在1942年的三八妇女节这天，丁玲发表文章，尖锐批评了针对女性的双重标准。如果女共产党员继续工作，就会被指责为忽视丈夫与孩子；但假如她们变成家庭妇女，又会被批评为政治落后，投身革命的丈夫就会与她们离婚。后来，在批评之下，丁玲收回了她的主张。然而王实味拒绝公开认错，他受到审判，并因有其他问题而被指控为“托派”。甚至丁玲也加入了对他的指控。在1942年初夏，王实味受到无情批判，作为“内奸”被捕入狱。1947年，当中国共产党撤离延安时，他最终被处决。对延安消极现象的批评，党斥其为“绝对平等主义”。党宣称，适合国民党或日据城市的“象牙塔”的态度并不适用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社会。许多从日占区或国民党控制区奔赴延安的艺术家期望找到一个绝对平等的有同志情谊的乐园，这是幼稚的。

回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王实味揭露出了毛泽东自己思想中的深层矛盾。毛泽东确实反对官僚主义，确实不信任等级制，也确实倾向于平等主义，但他无法原谅王实味对延安体制消极现象的揭露。王实味并非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因此不具有批评他们的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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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篇八

作者王立民，1950年生，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博士。

1840年以后，清政府与列强频频交战，又屡屡败退。许多有识之士强烈要求变法，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侵。鉴于“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①，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变法要求。那么，中国变法应以哪种法律为范例并作为重点引进对象呢？首推“欧法”，其中主要是德国法。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德国法对中国清末时期的影响最大，与其他国家的法律相比，可称第一。

一

为什么中国重视从德国引进其法律呢？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当时的德国法是欧洲最优秀的大陆法。德国法继承和发扬了罗马法的优良传统，是罗马法的直接继承者。“播乎欧洲为罗马法系，是为私法之始，更进为日耳曼法系。”②罗马法被认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③。德国法又优于罗马法的其他继承者。就以民法典来说，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虽同宗于罗马法，但前者更胜后者一筹。“德国《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同属大陆法系，但前者编纂于后者施行一个世纪以后，因而，更能取得法学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各国法学家都认为前者比后者更系统化、现代化、条理化，用词更简练，内容更确切。”④这同样为其它欧洲国家的民法典所不及。正因为它的这种优越性，所以德国法实是当时欧洲大陆法系中的最优秀者。德国法的这一优越性由其独特的社会条件为背景，其中它的古典哲学尤为注目。德国的古典哲学在世界上享有盛誉，它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的成就，为世人所信服。以这种哲学为基础，德国法便具有了逻辑严谨、概念精确和规定细密的优点，民法典就是如此。“德国民法典比法国民法典更为发展，它有德国的古典哲学为基础，能准确地表达法条的含义。”⑤与此有关联的是“德国的立法技术比较好”⑥。中国的传统法律以成文法为特征，接近大陆法，远于普通法。因此，中国在引入“欧法”的时候，首选欧洲的大陆法，并以它的最优秀者德国法为主要参考模式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第二，有引进德国法并取得成功的先例。在中国吸收德国法以前，已有许多国家引进过德国法并取得成功。这里既有欧洲国家，也有亚洲国家。在欧洲，德国法作为大陆法的优秀者而被一些欧洲大陆国家所援用，并成功地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形成了自己的法制。其中，袭用德国民法典的情况十分普通。“德国民法典被中欧一些国家所接受，因为它被认为是最好的。”⑦对于这一点，清政府的考察团成员在考察欧洲后，亦有深深的体会。一位考察大臣在回国后说：“详考（欧洲）各国制度，以德为主，以各国为辅。”所以，他认为中国有必要学习德国的各种制度，“妥筹办法”⑧。在亚洲，日本是出色引入并运用德国法的国家。以军事法为例。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已沿用德国的军事法，并使自己的军队日益强盛，以致能在甲午和日俄战争中取胜。“日本军事无论事之巨细，无不奉德国为师，甲午之役，既经战胜，去岁夏挫强俄。”⑨其他国家能在接受德国法后变得强大，中国为什么不能以他们为鉴，也走一走这条路呢。

第三，德国的有些社会情况近似于中国。德国虽是欧洲国家，但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有些社会情况较近似于中国。比如国家的政体和人民的勤俭质朴之风都是如此。经过考察和比较，一些清政府的要员已认识到德、中的政治制度十分相近。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曾说过：“各国政体，以德意志、日本为近似吾国”。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再派员出使到德日两个国家，去进一步了解宪法情况。“拟请特简明达治体之大臣，分赴德、日两国，会同出使大臣专就宪法一门，详细调查，博访通人，详证故事”。⑩清末考察大臣戴鸿慈在德国考察数月以后，觉得德国人民的勤俭质朴的习俗与中国人民的非常相似，说：“其（德国）人民习俗，亦觉有勤俭质朴之风，与中国最为相近。”法律植根于社会，其内容又由社会所决定。因此，在相似的社会情况下，完全有可能适用相似的法律。中、德相似的社会情况，为中国引入德国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四，德国又是当时快速崛起的欧洲国家，先进的法律还需以其突出的社会效应为佐证，否则其先进性还不能充分体现。德国法的一个功绩在于促使德国快速崛起，并成为欧洲的一个强力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一事实已为当时的清政府官员所接受。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在《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里，称赞德国的陆军是“甲于泰西者”，铁路有“十万里之用”。因而，他大声疾呼要“仿照德制”。⑾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里赞扬德国在教育方面的显著成绩，说：“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所以，他主张“请远法德国”。⑿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戴鸿慈等人在《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到德后考察大概情形暨赴丹日期折》中，盛赞德国快速变强“定霸”的史实，说“查德国以威定霸，不及百年”。因此，他也认为应“以德为借镜”。⒀事实最具说服力。它使中国人深信，德国法确是一种行之有效、能使国家强大的一种法律。

一个国家要引进另一个国家的法律，总会从准备引进法律的本身情况及其效果、自己的社会情况等各方面进行考虑，并选择最佳者和最适合本国情况者为己所用。从以上德国法本身的先进性及其实施后所得到的良好社会效果、中国和德国比较相似的社会

状况等方面显示，当时中国把德国法作为重点引进对象是一种合适的选择，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二

德国法对中国影响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即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直接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翻译出版的德国法典及法学著作中接受德国法。引进外国法，翻译出版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不可缺少，这是一条必由之路，而且历史上已有日本先例。沈家本在《沈寄簃先生遗书·新译法规大全序》里明言：“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日本“其君臣以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英华。”中国也模仿日本，走了这条必由之路。需指出，中国编译德国法典、法学著作在欧洲各国中为首，而且趋势是数量不断增多，所占比例也逐渐提高，以至超过日本，只是在总数上仅次于日本。在这里，以沈家本四次统计的数字为例。⒁光绪31年3月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列出了法律馆近一年中已出版和正在校对出版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共12种，其中日本最多，占8种，德国次之，有2种。还有法国、俄罗斯各1种。光绪33年（1907年）5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情形并请归并法部大理院会国办理折》里，对已译和正在译的法律和法学著作又做了一次统计，共为31种。其中，日本的也最多，占12种，德国又次之，有4种。其他还有法国、意大利、荷兰等的著作，但数量均不及德国。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沈家本再次对自光绪33年法律馆离部独立以来翻译和正在翻译的法律和法学书籍作了一次新的统计，共有43种。其中，日本仍占优势，有13种，德国还是第二，占8种。还有英国、美国、奥地利和法国等国的，但数量上还是不及德国的。宣统元年11月沈家本在《修订法律馆奏筹办事官折》里，最后一次对翻译的法律和法学著作作了统计，总为14种。其中，德国和法国的最多，均为4种。日本降为第二，为3种，比德国的少了25%。另外，还有奥地利的，仅2种。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把翻译德国法律和法学书籍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他西方国家的皆有所不及。至于日本的，中国当时是设法从日本的法律和法学著作中得到德国法，这是德国法间接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下一部分中还会详述。总观已翻译的德国法律，门类已十分俱全，涵盖了刑法、民法、海商法、国籍法、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等一些重要部门法。至此，德国法被大量介绍到中国。

其次，从驻外使节的了解中接受德国法。当时，清政府对驻外使节有过“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等件”的规定，要求他们把“凡有关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其中，自然包括法律。特别当国内准备和进行变法时，这些驻外使节尤为注意各国的法律制度，并进行比较，从中发现优劣，以为变法之用。光绪15年（1889年）刚升授湖南按察使的薜福成，继任驻英法意比外交官。第二年的一月，他走马上任，历时4年。任职期间，他走遍欧洲，并非常注意各国的法律制度，看到了它们的长处。因此，他竭力推崇“西法”，说：“然则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而在“西法”中，他认为德国法属于“尽善”者。他在考察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并进行比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洋各部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⒂这些外交使节把了解到的德国法的情况带到国内后，对清政府上层官员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再次，从德国在中国设立的司法机构及其法律中接受德国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断丧失主权和司法权。德国和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司法机构，实行自己的法律。“中国通商以来，即许各国领事自行审判，始不过以彼法治其民，继渐以彼法治华民，而吾之法权日削，近且德设高等审判司于胶州……。”⒃这种以德国自己模式建立的司法机构和施行的法律，也属德国法，是德国法的一个部分。它们虽攫取了中国的司法权，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但通过它成为司法活动，却向中国输入了德国法。这种法与当时的中国法相比，中国法相形见拙，其落后性显而易见。如果中国能引入德国法，也实行行政与司法分立等一系列先进的法律制度，便可减少许多弊端。这一点已被当时的高层中国官员所认识。光绪32年12月御史吴钫在《厘定外省官制请将行政司法严定区别折》内明确提出：“若使司法分立，则行政官得专意爱民之实政，而审判官惟以法律为范围，两事既分，百弊杜绝。”⒄这里的“百弊杜绝”显然有所夸大，但此奏折里的这番话至少能说明，中国的官员已受到德国法的影响，感受到德国法的某些长处。

最后，从到德国考察的考察团中接受德国法。清朝末年，清政府派出一些考察团到西方的一些国家进行考察。考察团成员在德国考察期间，注意到了德国的法制情况，每到一处皆细心观察，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今天，从他们保留的日记里仍可清晰可见。光绪32年2月中国的一个考察团对德国的议会、裁判所、监狱等地方均作了实地考察，并把有关情况详细地记载在他们的日记里。这里摘录两段以证之。

2月19日“午一时，往观裁判所。此普鲁士王国裁判，属之内部，柏林止此一所，自高等法堂至小法堂皆在焉。先观小法堂，上坐者五：中为正法官，次为陪法官二人，又次则书记官一人，政府所派检查官一人。旁一栏设有几，被告者坐之。面法官者，为辩护士位。其余四人，率司书记者也。廷丁往来传递案卷及伺侯观客。室前，即听审栏。入观者随意，惟严整勿哗而已。次观高等法堂，规模稍广。”

2月29日下午“观监狱。柏林监狱凡二，此重罪监狱也。每囚一室，室中有工桌。各囚皆于室中作工，无杂居者。其床有机括，日间则几桌也，及夜，引其机，即成一床。故室小不觉其狭，诚善法也。……囚徒作工，大都为织布、斲木之类，皆为公家所用，不以出售。”⒅

考察团在完成考察任务回国后，还需汇报朝廷，反映事实，综合优处，以被政府所借鉴。一个考察团在奏折里陈述了德国军事制度中一些可借鉴的规

定，说：“此次臣等在德最久，于德之军政考察尤详。”“查德国自皇子、亲王以及贵族子弟，无不入伍从军者，士兵供职军伍，则乡里咸以为荣。”“查德国优待军人，无微不至，国家除赏恤特典外，其佩勋章而服军服者，在朝荣宠有加，在野则礼敬不懈。推之营中之酒食、器皿，则有半价之特章，轮船、汽车、戏场、照像馆，则有减价之利益，年老则有养老之典，身后则有抚恤之恩。”⒆通过考察团这一途径，可见，德国法也源源不断地被纳入到朝廷，影响到中国。

以上四条途径从不同角度把德国法直接渗透到中国，并为清政府在变法中采用德国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三

德国法在清末还通过间接途径影响中国，这一途径主要是通过日本法来实现的。具体地说，其方法亦有多种，如翻译出版已仿效德国法的日本的法典和法学书籍，聘请日本法学家来讲学和帮助制订法典，派遣留学人员前往日本学习法律，等等。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并非就学日本法而学日本法，相反是把学日本法作为学习和引进“欧法”，特别是德国法的一个中介途径。一位德国学者曾客观地说过：“日本宁愿编制德国式的法典以保留欧洲大陆法模式。”“日本吸收西方法律起了双重作用，日本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只把外国法作为比较对象，而且在中日两国接受外国法的过程中还起着联结作用。”⒇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把学习日本法作为引进德国法的一条间接途径呢？

其一，当时日本法中的主要成份是德国法。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有过一段全面接收德国法时期，时间约在19世纪的80年代至19世纪末。在这一时期中，日本在大量抄袭德国法的基础上，制订了自己的法律，其中包括宪法、刑法、民法、商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等。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法律实是德国法的翻版，德国法是其中的主要成份。关于这一点，日本法学家至今都直言不讳。伊藤正己主编的《外国法与日本法》一书在第三部分中专门阐述了日本对外国法的接受问题，其中就把19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末作为德国法起支配作用的时期。(21)对于这一事实，清政府的官员也一清二楚。沈家本曾把日本法说成是“模范德志者”。(22)事实也是如此，就拿民事诉讼法典来说吧。“当时（19世纪末叶）日本正在积极制定各种法律，就以德国民事诉讼法为蓝本制定了第一部日本民事诉讼法（1890年）。这一部日本民事诉讼法几乎就是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翻译本，为日本沿用了30余年，到1926年才加以修改，删除了一些不适合日本国情的规定（如“证书诉讼”等）。”(23)日本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其直接压力来自西方列强。因为，只有法制改革，才能收回被他们攫取的治外法权。“由于希望尽快改革，没有更多时间根据国情和吸收外国法律的积极因素以制定出真正切合本国实际的法典，而只能主要地依赖外国法典。”(24)中国在清末大量翻译出版的日本法律和法学著作，也正是日本在这一时期制订的法律和编写的法学著作。因此，中国引进日本法也就意味着引入了德国法。

其二，日本靠近中国，文化又比较接近，易从中学到德国法。日本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中国吸取文化，其中包括法律，只是在明治维新后才大量从西方吸取文化。《日本国志·邻交志序》说：日本“中古以还瞻仰中华，出聘之东冠盖络绎，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大唐。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文、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同样，中国学习日本也一样，比较方便。关于一点，中国人毫不怀疑。康有为早在《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上清帝第五书》里就已说：“闻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以后，一位清政府的度支部主事甚至在奏折中请求清政府学习日本的立宪制度，说“中国于日为同种，而帝国宗旨亦近，则立宪自宜取师于日。”(25)日本的这一情况明显优于受德国影响的西方国家，因为他们远离中国，而且文化又差异较大，如果从他们那里引进德国法就会面临费重道远的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当然会选择舍远就近的途径，从日本引进德国法。

其三，日本法律比较俱全，法学也相当发展。日本在接受德国法的同时，即不断制订自己的法典，发展自己的法学，尽管充满了德国因素。至20世纪初，日本法律已经比较俱全，法学也相当发展，有关法典和书籍足以被中国人翻译出版并借鉴。加以中、日文字非常相近，这便是一条十分理想的学习德国法捷径。这正如康有为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法考序》中所言：“若因日本译各书之成业，政法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事实也是如此。中国在清末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本法律和法学著作，其数量在各国之首。关于这一点，一位德国学者曾这样简要地叙述过：“由于日本将法国和德国的法律本译成日文，已创造了一套法学辞汇，旧中国由于书面文字相同可以借用。日本在19世纪末各部法典编成后，德国法的影响加深了。因此，当旧中国决定采纳外国法律制度时便主张采纳德国法，这是不奇怪的。”(26)德国法就这样通过日本法间接地源源不断地对中国产生了影响。

不过，日本法的这种影响是借助于日本法律和日本文字的形成实现的，因而很易给人们以错觉，似乎是日本法影响了中国，而不是德国法。对此，当时就有人提醒大家，要“溯始穷原”。他说：“中国近多歆羡日本之强，而不知溯始穷原，正当以德国为借镜。”(27)此话不无道理。

四

清末，中国受到了德国法的影响后，便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突出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方面，德国法被清政府官员以一种正面经验加以运用。为了满足变法的需要，清政府官员在了解和掌握了德国法的一些内容后，便把它作为一种正面经验而加以运用。在他们的奏折里，德国法的内容及其实施经验经常被引用，并作为论证某一观点的重要依据。光绪34年（1908年）考察宪政大臣达寿在阐述立宪问题时，多次提及德国的立宪情况，并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借鉴的经

人们，德国法不只是对清末、而是对整个中国近代社会都产生过非同一般的影响，其程度超过其他国家。今天探究这一问题，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近代法制，以及在转型时期如何吸收外国法都有重要意义，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值得借鉴之处。

注：

①严复：《侯官严氏丛刻·救亡决论》。

②⑧⑨⑩⒀⒃⒄⒆(22)(25)(27)(29)《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833、141、141、202、9～10、823、823、146、845、265、10、5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页。

④(34)上海社科院法学所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法典》译序，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⑤Wang Jze——Chien：《Die Aufnahme des europaischen Rechts in China》，《Archiu Fur Zivilistische praixis》166（1966），p.347。

⑥Dr.Karl Bunger：《Die Rezeption Des Europaischen Rechto in China》，《Deutische Landesreferate Zum ⅢInternationalen Kongreβ fur Rechtsvergleichung in London 1950》（1950），p.178。

⑦(40)prof.Dr.Which Manthe：《Roman Law in the R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sian》10（1984），p.59。

⑾《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7页。

⑿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戍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19页。

⒁详见李连贵：《近代中国法律的变革与日本影响》，《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

⒂钟权河：《走向世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2～353页。

⒅走向世界丛书：《出使九国日记》卷六，岳麓出版社1986年版，第387页。

⒇(24)(26)（德）诺尔著，李立强等译：《法律移植与1930年前中国对德国法的接受》，《比较法研究》，1984年第2辑。

(21)（日）伊藤正已主编：《外国法与日本法》（原版），岩波书店1966年版，第172页。

(23)谢怀栻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译者前言”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28)《东方杂法》第5卷，第8期。

(30)《钦定学堂章程·钦定大学堂章程》，第7页。

(31)《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出版，第360页。

(32)《奏定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第2～4页。

(33)Dr·K·A·Bunger：《Das Neue Chinesische BGB.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and Syetenutik》，《Blatte Fur Intanationalen privatrecht》6（1931），p.267。

(34)《近代中国立法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73页。

(36)修订法律馆：《法律草案汇编》，修订法律馆司法公报处1926年版。

(37)陈敬弟：《法学通论》第2页，丙午社发行，光绪33年版。

(38)(39)湖北法政编辑社社员编著《法学通论》，湖北法政编辑社光绪31年版，第28、35页。

9.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篇九

本章重点

1、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及其野蛮性.2、国共第二次合作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用.3、国民党的对日作战方针及其战场和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4、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作战方针；中国共产党坚持和维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和行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情况.5、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意义和经验.本章提示

深刻理解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重要考点讲解

一、基本概念

1、日本“东方会议”: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声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2、九一八事变:1931年日本在东北沈阳制造借口而发动.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开始.3、华北事变:1935年,日本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向中国政府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作“华北事变”.是进一步侵华的事变.4、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驻丰台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炮轰宛平城,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驻军奋起反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5、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标志:1938年广州、武汉失守.6、伪满洲国:1932年3月在长春建立,溥仪为形式的首脑,实权控在日本手中.东北实际沦为日本的殖民地.7、汪伪政权: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1940年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受控于日本.8、南京大屠杀:1938年12月发生,我国遇害者达30万以上.9、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同盟军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是中国共产党员（后被国民党当局杀害）.10、十九路军抗日反蒋事变（福建事变）: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以及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反蒋爱国人士在福州举行抗日反蒋事变,组建政权.此前,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代表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1934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人签名发表.号召中国人民自己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12、一二.九运动的宗旨性口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3、《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共同抗日.最早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14、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瓦窑堡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新高潮到来做了理论和政治上的准备.15、四项保证: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16、八路军和新四军:1937年 8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随后,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7、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讲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8、国民党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主要战役:淞沪、忻口、徐州、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战役.19、台儿庄大捷:1938年3月,李宗仁领导的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战役中,歼灭日军1万余人.20、国民党在抗战中牺牲的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21、八百壮士守四行:淞沪会战中,国民党军队谢晋元团长率军据守四行仓库,被誉为“八百壮士”.23、相持阶段到来后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从速战速决到对国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24、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的变化:1939年1月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对日作战则趋向于消极,保存实力.标志国民党从片面抗战到逐步消极抗战.25、中国战区与中国远征军:1942年成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任最高统帅.同年2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师长戴安澜在缅北殉国.曾经救援出被日军所困的英军7000多人.26、豫湘贵战役:1944年4月至1945年1月,日军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作战.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损失50多万兵力,丢失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激起了大后方人民对蒋介石集团的严重不满,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陷入深刻的危机.27、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28、《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上通过.反映了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具体内容（1）强调使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与国民党政府包办的片面抗战相对立的.（2）指出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必须改革政治机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并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29、《论持久战》所预测的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30、平型关大捷: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所发动.这是全国性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31、在敌后战场捐躯的将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等.32、1937年太原失陷后的华北抗战情况: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取代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而上升到主要地位.33、三次反共高潮: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的新军和八路军总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针对南方的新四军.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策划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未遂）.34、三三制政权: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在政权机关工作人员的名额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35、精兵简政:1941年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中共中央立即采纳,在各根据地实行.36、大生产运动:为克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抗日根据出现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根据地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八路军三五九旅将荒芜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为“陕北的好江南.37、延安整风运动的指导文献和阶段: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整风运动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进行.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普遍展开.38、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内反复出现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39、中共七大:1945年在延安召开.正式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40、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些标志性举动:1945年8月15日,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签订投降书（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在南京举行；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的收回,是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标志.41、联合国制宪会议:1945年4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重要考点讲解

二、简答题

1、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是如何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的?

（1）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自1895年开始,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日本驻台湾总督掌握立法、行政、司法、军事权.（2）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的殖民统治.1932年3月建立的伪“满洲国”听命于关东军司令部,次长都由日本人担任.（3）扶植汪伪政权

1938年12月,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叛国投敌.1940年3月,在日本的操纵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上述地区实质上成为是日本的独占殖民地.2、简述一二九运动及其意义?

起因: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中日民族矛盾激化.过程和口号: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抗日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代表性口号）等

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意义:（1）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并华北的计划.（2）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3）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3、简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意义?

事变的发生: 1936年12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影响下,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实行“兵谏”,扣留了前来督剿红军的蒋介石,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意义: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民族利益出发,确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并派周恩来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经过和平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4、简述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及其溃退的原因

作用: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始终是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战略防御阶段,但是,这些抵抗没有达到维护领土的目的,国民党正面战场溃败、中国迅速丢失大面积国土.原因:（1）中日国力和军力对比的悬殊.（2）蒋介石集团实行的是片面抗战的路线,将希望单纯地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3）国民政府在战略指导方针的失误.在战略战术上,没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5、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内外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

国民党在重申坚持持久抗战的同时,其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1）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2）对抗战在全局上逐渐趋向消极,保存实力；同时又限制、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制造了反共“磨擦”事件.（3）对外蒋介石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着国民党由片面抗战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6、抗日战争中形成了哪两个战场?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

（1）中国抗日战争形成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2）两个战场是战略上的相互配合的关系.7、简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1）八路军、新四军采取“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抗日游击战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2）在战略防御阶段,敌后的游击战是辅助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阻止了日军进攻、减轻正面战场压力、促使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3）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这种全面的消耗日军,便赢来了战略反攻.8、怎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含义

（1）含义: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既统一,又独立.（2）具体运作:·共产党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必须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 必须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3）目的和实质:目的是保持并发展革命力量已经取得的阵地；实质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使自己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这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重要考点讲解

三、论述题

1、用实事说明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怎样的深重灾难?

（1）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死者达30万人以上.其他屠杀惨案.· 对抗日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扫荡”, “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投放有毒病菌,大量中国居民死亡.· 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 掳掠大量的中国劳工.· 强迫一些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2）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 在东北,独占了东北全部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掠夺矿产资源.· 在关内,对华北和华中的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占领区的土地及农产品.（3）强制推行奴化教育.目的是泯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维护其殖民统治.（4）损失数字: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 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 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 000多亿美元.2、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与抗日文化工作有哪些?

（1）1938年初,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参政会；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先后具领导了大后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2）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和开展国统区进步文化工作,推动和参与文化界抗战团体的组建和发展.（3）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是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革命力量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1）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1937年8月洛川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是彻底的抗日纲领.（2）从民族大义出发,积极维护统一战线.提出了独立自主原则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等方针,并身体力行贯彻执行.（3）坚持持久战方法,并领导人民军队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牵制和消灭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抗日游击战战略的确定,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初期的英勇抗战和相持阶段到来后成为主要战场.所以,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4、试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内容和意义

（1）1938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其内容是分析了:

·特点: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前途和规律:一方面,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这一对比,决定了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另一方面,日本是小国,发动的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失道寡助；而中国是大国,进行的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在国际上得道多助,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进程和方针:科学地预测了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关键的阶段.坚持持久抗战方针,中国将在这个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乃至最后取胜.（2）意义:毛泽东阐明的持久战战略思想,抓住了中日战争发生的时代特点和战争性质,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坚持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实行的战略方针,对全国抗战起了积极作用.5、怎样认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表述:“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1）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为了发展进步势力,就要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放手发动人民群众,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和民众的抗日运动,这是整个策略的中心环节.（2）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中间势力需要三方面条件:一是共产党要有充足的力量；二是尊重他们的利益；三是要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3）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即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针对其两面政策（既主张团结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并摧残进步势力）共产党须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他们,即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应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底线.6、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是什么?有何重大意义?

内容:1940年前后,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1）分析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和特征:指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中国革命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2）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经济上,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上,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3）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是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意义:

（1）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2）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7、试述延安整风运动及其意义

20世纪4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1）主要内容: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内反复出现“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2）意义:

· 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党范围确立起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在整风运动基础上,1945年中共七大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创造的理论成果,正式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8、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是什么?

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1）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2）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就是:民族自尊品格、民族团结意识、民族英雄气概、民族自强信念、民族创造精神.（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巨大影响,为最终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9、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同近代以来历次反侵略战争最大的区别.·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科学阐明了抗日战争的规律和进程,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对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2）中国人民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和英勇的民族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抗日战争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中国共产党以全民抗战的纲领主张、团结御侮的先锋作用、人民战争的组织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的爱国官兵也为反对日本的侵略作出了贡献.（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苏联、美国、法国、英国等向中国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援助.许多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鲜血和生命.10、试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

（1）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实现抗战胜利的力量源泉.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这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的思想保证.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出民族先锋队和阶级先锋队的作用,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拥戴.（3）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11、如何看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