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县乡镇政权运转状况的调查报告

关于我县乡镇政权运转状况的调查报告（共1篇）

1.关于我县乡镇政权运转状况的调查报告 篇一

关于乡镇基层政权建设问题的调查报告

取消农业税、村委会换届实行“海选”，是今年农村工作的两大热门话题，也是乡镇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新情况。5月初至6月，本会组织部分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深入到39个乡镇(场)和县直有关单位，通过召开座谈会、查阅资料、问卷调查等形式，就乡镇基层政权建设这一课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研究。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乡镇基本状况以及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我县地处湘鄂边界，总面积3526.34平方公里，2004年末耕地面积261368亩，其中水田175892亩，旱地85476亩。全县辖39个乡镇（场），558个村，总人口430762人，其中农业人口377917人，占总人口的87.8%。去年乡镇总产值153099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95828万元，农业总产值57271万元。全县共有干部职工8546人，其中乡镇4356人(含企事业单位)，乡镇党政干部606人，站所在岗人员1778人，乡镇财政供养人员1785人，占农业人口的4.7‰,其中财政预算拨款开支1133人，补助开支652人。

在过去多年的乡镇工作中，收取农业税是乡镇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实行农村田土责任制后，这项工作占去了乡镇政府的大量精力。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特别是我县今年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干部的工作精力从一定程度上被解脱出来，然而又面临了新的矛盾和问题：现行乡镇机构臃肿，冗员众多，人浮于事，效能不高，与务实、高效、法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大部分乡镇采取领导包片、干部包村的工作模式，与广大群众迫切希望乡镇政府为他们作好引导、示范、服务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乡镇干部的综合素质与新形势下农村急需建设一支懂政策、懂经济、懂服务的高效、务实、充满活力的乡镇干部队伍的要求不相适应。就我县乡镇基层政权建设的大局而言，目前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是乡镇债务突出，经费短缺，基层政权建设受到资金方面的制约。截止去年底，全县39个乡镇(场)负债总额达5062万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129.8万元。其中，负债额在200万元以上的有陈家河、官地坪等5个乡镇，占全县乡镇总数的12.8%；负债额在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有河口、瑞塔铺等18个乡镇，占46.1%；负债额在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有麦地坪、芙蓉桥等11个乡镇，占28.2%；负债额在50万元以下的有西莲、打鼓泉等5个乡镇(场)，占12.8%。负债最多的是陈家河，415万元。各乡镇在负债方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隐形债务大于显性债务，在5062万元的债务总额中，隐形债务占3320万元。形成隐形债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为乡镇企业贷款最终转嫁到政府名下的，有因撤并乡镇举债新建办公用房或拖欠工程款的，有尾欠干部正常补助和福利待遇的，有借钱垫付农业税的等。由于乡镇地理位置不同，发展农业产业的条件各异，凡因烟叶产业发展较好有税收分成，或办有煤矿等企业可收取一定管理费的乡镇，其财政状况稍好一些，但绝大部分都处于入不敷出、支大于收的困窘状态，乡镇财政支出缺口较大。如五道水镇，去年上级财政拔付经费只有68.1万元，而用于干部工资、福利以及办公等各项开支92.2万元，资金缺口24.1万元。竹叶坪乡党委书记蔡昌顺同志算了这样一笔帐：一年办公费14万元，办公设备更新经费4万元，干部学习培训费2万元，接待费7万元，用车费3万元，干部职工工资福利54万元，举行各种会议4万元，有关项目投入3至5万元，偿还债务8至10万元，以

上各项加起来，每年至少需要开支100万元，而上拔经费只有52万元，税收分成可拿10万元，收支相抵，还有40万元缺口，为了填补缺口，只好把主要精力用于到处找钱。由此看来，乡镇一把手一年的主要精力是跑钱，根本没有更多的心思考虑乡镇发展的问题。由于财政吃紧，债务累积，致使一些乡镇政府只能疲于应付，其所承担的社会基本保障职能和公共职能根本无法运行和实现，农业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乡镇干部职工政策范围内的补助、福利待遇不能较好地兑现，从而造成人心不稳，工作难以正常开展，如果这些乡镇的大额负债以及财政紧张的矛盾不能及时有效缓解，将会危及基层政府的信誉，直接影响到基层政权建设。

二是乡镇政府责大权小，服务“三农”基础薄弱、能力弱化。作为一级地方政府，乡镇担负着发展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但是由于条块不协调，其权力有名无实。这个问题主要是指设立在乡镇的“七站八所”和其它相关机构。目前我县乡镇的事业机构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是上级垂管部门驻乡镇机构，如国税、地税、工商等，这些部门的人、财、事、物基本上由上级主管部门掌握，平时的工作是乡镇围着他们转并为他们的工作服务，乡镇无法对他们实行管控；第二种是县直管理的事业单位，如司法、国土、民政、水利、林业、卫生、学校等，他们的人、财、事、物的管理权在县主管局，乡镇对他们的工作处于不能不管但又不能深管的两难境地；第三种是乡镇管理的事业单位，如计育、经管、农技、文化、广电、企业等，这些部门的人、财、事、物虽然都下放到乡镇，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下放不彻底、县直部门越位的现象。特别是计育、财政等站所“事权”下放到乡镇，“人权”却没有下放。对站所负责人的任命及其人员调动，有的部门只是象征性地征求一下乡镇的意见，有的甚至连一个招呼也不打，导致乡镇政府对这些站所难以管理，更无法调动这些站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由于责权分离，站所各自为政，政府难以协调，乡镇权力相对缩小，调控能力被削弱，“小政府、大服务”的管理职能难以发挥，转变职能的难度很大。

三是乡镇部分内设机构职能弱化，一些机构效能发挥缺乏必要的物质、经济支撑。在农业税取消之前，乡镇财政所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力量收取农业税费，发放粮食直补、退耕还林补助以及管理乡镇本级财务等。而乡镇经管站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农民负担，指导、监督村级财务，管理农村土地承包等。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施行和今年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三提五统”、农业税等税费已成为历史话题而不复存在，财政所和经管站的工作量大大减轻，从而弱化了其原有的主要职能。财政所除了收取耕地占用税、契税，部分乡镇收取烟叶特产税以外，其主要精力就是管理乡镇财务帐目。乡镇政府对于站所的管理，大至可分为以下三种模式：一是除将“四权”下放的财政、计育、经管、企业等站所纳入统一管理外，还将“四权”没有下放的司法、国土、林业、水利等单位也纳入了统一管理，由乡镇统一安排工作，负责福利补助；二是只将财政、计育、经管纳入政府统一管理，这种情况较为普遍，绝大多数乡镇都采取了这种模式；三是对于有线电视、企业管理等自收自支部门的人员，县直主管部门不多过问，乡镇也很少问津，这就无形中加大了这些职能部门人员的压力，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其职业效能的发挥有所减弱。那些未被纳入乡镇统一管理的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的职工，为解决自身的经济困难，只得舍本逐末，放弃专业工作，另起炉灶，或开门面搞推销，或下海打工谋生。如陈家河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在编7名职工，因为机构改革后管理失控，逐渐丢掉了自己的“阵地”，其业务工作几乎陷入瘫痪，大多数人员为解决经费困难各显神通，经营谋生，多年来没有开展业务工作，而镇政府债台高筑，连在职干部职工的工资福利都难以兑现，根本顾及不了这些差额或自收自支编制的人员了，这些与农业技术关系十分紧密的部门，也就谈不上怎样发挥服务“三农”的职能作用了。

四是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局部区划结构不够合理，干部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在此次调查中还发现，由于受历史、区位、交通、能源、产业等多种因素影响，全县乡

镇经济呈多极化、落差大的自然态势。目前，根据乡镇现状和发展前景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第一类是具有一定区位优势，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商业兴旺，经济发展较快的乡镇，如澧源镇、瑞塔铺镇等；第二类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烟叶、干水果、药材等产业，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如官地坪镇、竹叶坪乡、蹇家坡乡、龙潭坪镇等；第三类是有煤炭、铁矿、铝土、水能等资源优势，其项目已建或在建之中，发展潜力较大的乡镇，如上河溪乡、廖家村镇、芭茅溪乡等；第四类是既无区位优势，又无产业、资源优势，经济底子薄，发展后劲不足的乡镇，如四方溪乡、苦竹坪乡等乡镇(场)。凡是具有一定区位优势、资源丰富、产业特色突出的，乡镇财政就比较殷实，日子就好过，干部职工的待遇就能按政策口子足额发放。如上河溪是一个煤炭大乡，乡镇所属煤炭开发公司所管理的两个煤矿，年产煤在8万吨以上，每年可收取一定数额的管理费。此外，该乡还发展烟叶2000亩以上，税收分成可拿到15万元左右。仅以上两项，该乡每年的财政收入不仅能确保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转，较好地解决干部职工的福利待遇，而且能节余一定资金发展社会事业。与上河溪等乡镇情况相反，一些区位优势差、资源贫乏、产业空白的乡镇，财力十分紧张，福利待遇难以兑现，干部职工情绪消沉，政府威信不高，各种矛盾逐步凸现。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一些无资源、无产业乡镇的干部，工作量大大减轻，加上缺乏为民服务的实用技术，部分干部感到没有事做，长此以往将会导致这些干部观念落后，不思进取，碌碌无为。一些在条件艰苦的边远乡镇工作的干部，由于经济待遇得不到落实，难以安心工作。以上现象的出现，致使一部分乡镇的主要领导深感压力大、担子重，没有多少心思考虑乡里的发展问题，而是千方百计维持现状，守住阵地，不出乱子，其主要精力可概括为“三跑”，即跑升迁、跑资金、跑项目，期望早日解决自身出路问题，最好能进入县直单位的领导班子，任个“带长”的职务，或者“屈就”工会主席、主任科员等非领导职务和其它合适的职位；或尽可能地兑现干部职工的福利待遇，维持正常的办公秩序，在此基础上解决一些债务麻烦。在当任期间，只要紧握“综治”、“计生”两张国票，不出大事，守住摊子就行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个别资源贫乏、产业空白的乡镇，由于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的特殊性，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的取消，逐步暴露出因区划结构不太合理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如四方溪乡，地处我县西北部，距县城70公里，与龙潭坪、沙塔坪、苦竹坪、谷罗山、天星山等乡镇(场)接壤。由于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是典型的“插花”乡，农民办理结婚、户口登记等手续直接去了沙塔坪乡政府和龙潭坪派出所，平时外出办事甚至赶集也大都去了邻近的谷罗山、龙潭坪等乡镇。该乡所辖10个村，乡政府的直接服务范围只有4个村24个组1200多人，乡政府发挥职能作用的空间不大。

二、影响村级组织建设的主要因素

我们认为，村级组织是国家政权的最基层组织，特别是今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采取“海选”制后，如何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尤其显得重要。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当前影响村级组织建设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党员队伍老龄化，整体素质不高，村级党组织建设基础薄弱。我县目前共有558个村(居)党支部，农民党员11586人，占全县党员总数的58%。其中55岁以上的占全县农村党员总数的40.3%，党员年龄趋于老化。如洪家关、汩湖、芙蓉桥、桥自弯、瑞塔铺、苦竹坪、龙潭坪等乡镇60岁以上的党员达到40%以上，空壳树、打鼓泉、沙塔坪等少数乡镇60岁以上的党员达到50%以上。农村党员中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占32.4%，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或文盲的占67.6%。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农村党员发展对象青黄不接，致使一部分村长期没有发展党员，加上党员培养力度不大，从而导致积极分子后备力量不足。如芭茅溪乡在1998年举办积极分子培训班时，报名的有100多人，但后来每年数量愈来愈少，2004年尽管推迟举办日期，但最后只有12人参加。从以上有关数据和现象可以看出，我县农村

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受到一定影响，致使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有所降低，凝聚力和战斗力受到一定削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基层政权建设的进程。

二是农村家族、宗派势力明显，给农村民主建设带来一定影响。在今年全县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一些村受宗族帮派势力的影响，选举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如四方溪乡洪家峪村，全村632个选民，乡政府11名干部进村组织选举，陈、刘、李、周4个派系相互竞争，其中李、周两姓所支持的候选人赞成票未过半数，这两姓的选民阻止乡干部唱票，最后只选出一个委员，乡政府只得宣布另行安排时间补选。再如河口乡，全乡20个村一次性选举成功的只有15个村，由于宗族、帮派势力干扰，两岔、新兰、河口、上坪、董市5个村没有选出村主任，只得由乡政府指定人员临时负责村委会工作。该乡河口村沙、向两族因地基纠纷长期不和，矛盾不断升级，因原因错综复杂，地基矛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隐患无时不在，一触即发。由于该村宗族势力比较严重，问题较为突出，村里的工作不好开展，乡党委只好从2004年元月起，派该乡纪委副书记兼任该村党支部书记，局势才得到较好控制。在调查中还发现这样一个令人尴尬而遗憾的现象，一些明显有能力、会办事的村干部，因为宗族势力排挤导致落选，而一些能力较弱但有宗族势力作后盾的村民却选进了村委会甚至当上了村主任。如芭茅溪乡楠木坪村党支部书记、原村主任贺某，现年42岁，是村外来的上门女婿，年轻有为，在外人缘好，办事能力强，在任期间跑项目、引资金，为村里办了大量实事，是难得的“领头雁”，但在这次直选中连委员都没选上，令人感叹。情况与之相反的一个例子是瑞塔铺镇某村民，文化素质偏低，办事能力平平，但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而“合法”地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因为不懂法律和有关程序，竟然成立所谓“村民管理委员会”，并私刻公章。在其他乡镇，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类似不正常的问题，甚至出现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下文任命村文书、计育、妇女专干的笑话，由于个别村没有选准合适的村干部，对这些村今后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是农民盲目信教现象严重，“门徒会”等邪教势力较为猖獗，已构成危及基层政权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隐患。据了解，“门徒会”系邪教组织，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由陕西省一农民发起，并迅速向湘鄂川等省蔓延，并逐步渗透到我县。目前，我县陈家河、竹叶坪、五道水、龙潭坪、廖家村、凉水口、利福塔、澧源等乡镇都有一些人员参与“门徒会”组织，仅今年上半年公安部门摧毁的分会点就有2个，瓦解教会14个，抓获分会点“执事”4人，教会级“执事”27人，治安拘留42人，治安罚款4人，其他处理325人，劳动教养5人。实际上，由于门徒会组织的活动形式较为隐蔽，公安部门没有打击到的信教人员远远大于以上数字。“门徒会”邪教组织危害性较大，不少农民由于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加上自身文化素质不高，一些信教人员走火入魔，不下田地干活，不思脱贫致富，连患了病也不吃药打针，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维护所谓的教条，愚昧至此，可见一斑。如四门岩林场某村民，系门徒会骨干，在一次长达四、五个钟头的祷告中，由于体力不支而晕倒，而其他祷告人员若无其事，各自继续祷告，第二天晕者一命呜呼。更有甚者，人死后不入葬，以祷告形式等待死人复活。如澧源镇黄金塔村民王某，在其母亲死后不做后事安排，只是不停地祷告，等着死人复生，临近年关，在村组干部的反复劝说下，主人才将摆放数天的死人安葬。除“门徒会”以外，我县还活跃着一种“中国家庭教会”组织，该教虽然目前尚未认定为邪教，但其危害性照样很大。由于该教自称拥护宪法并不需要进行登记，故有较强蒙蔽性，打击难度较大。如麦地坪乡村民钟某，系“中国家庭教会”桑植片的骨干成员，自1997年起就在我县传教，发展信徒最高时达100多人，建立聚会点7个，最近被公安部门一举查获，其主要骨干钟某、刘某均受到治安拘留处理。据有关乡镇领导和村委会干部反映，由于农民群众盲目信教，“传教者”的影响和威信有时还大于乡镇或村组干部，在信仰认识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愚昧观念，甚至做出了一些有悖于法律和道德的事。对于这个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我们认为，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不仅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关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政权的大事。为此，特从创新乡镇体制和工作机制等主要方面入手，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化解乡镇不良债务，切实开展增收节支、消赤减债工作，逐步缓解乡镇财力紧张的矛盾。乡镇负债以及财力吃紧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基层政权建设，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开展增收节支、消赤减债工作。县、乡两级政府要牢固树立“增收是政绩、消赤减债也是政绩”的观念，加强组织领导，并采取得力措施予以解决。如通过拍卖、租赁等方式盘活资产资源，通过债权债务转换消除债务，通过乡镇企业改组转制转移偿债义务等。同时，根据乡镇财政状况，确保重点项目支出，合理界定支出范围，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严格支出管理，压缩不合理开支，防止新的债务出现。乡镇财政首先要保证干部职工工资福利的全额发放，其次是保证乡镇政府正常运转的最低需要，再次是积极创造条件投入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保整治等公益事业。考虑到乡镇财政压力过大，县委、县政府在鼓励乡镇进行资源开发方面，应将地矿资源开发与烟叶产业建设、水能资源开发同等对待，出台相应的税收分成政策，给乡镇以适当的利益分配，以充分调动乡镇工作积极性。此外，通过财政转移支付、部门对口援助、优先立项扶贫等办法重点扶持少数资源贫乏、产业空白的乡镇，使其早日摆脱困境，逐步缩小与其它乡镇的差距。

二是科学配置乡镇内设机构，努力转换工作职能。要科学界定乡镇职能和机构设置，紧紧围绕发展需要转变乡镇职能。坚持管人与管事相结合，赋予乡镇一定的人事自主权，凡“四权”已明确下放的单位，其人事权应由乡镇自主决定。凡涉及产业发展、服务群众、维护稳定的工作机构的管理权限不予上划。建议对过去重复设置、职能不清和工作越位、错位的机构予以撤销，对业务相近、性质相似的机构予以合并，对业务单

一、工作量相对较小的机构实行挂靠。如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乡镇财政所、经管站的主要职能都不同程度弱化，本着精简人员、提高效率的原则，根据业务性质和工作需要，对经管、财政两个内设机构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除政法、工商、金融、税务、学校等不宜下放的单位外，为克服上下脱节、各自为政等弊端，便于乡镇统一调控，统一管理，建议将其它站所的人财事物权予以下放，只在业务上接受上级主管部门指导。

三是改革乡镇工作模式，构建以产业发展服务为主体的运作机制。乡镇内部机构的设置，应根据新的形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改变过去抓片包村的做法，按照党政综合管理、社会事务管理、主导产业建设等职能分类重组工作机构，精简一般事务性机构，围绕经济发展灵活设置产业服务机构，对农村产业建设进行产前、产中、产后的全程服务，变过去的被动管理为主动服务，积极引导农民发展烟叶、干水果、药材等产业。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切实搞好小水电、煤炭、铁矿、铝土矿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如蹇家坡乡改革原有的机构设置，将内设机构重新定位，分设指挥督查、农口、计生、产业四个组，工作效果较好，值得借鉴。

四是改革干部管理方式，全面推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的管理机制。对干部的管理，要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乡镇干部交流机制，按照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原则，实现县直

与乡镇、乡镇之间以及党政部门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合理有序流动。根据新形势下农村工作的实际，着力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基层政权地位，建议乡镇实行党政“一肩挑”，同时要减少副职和领导职数，在法律和政策规定允许的范围内提倡兼职；要将乡镇机关富余干部充实到所属农业产业技术等相关职能部门，鼓励乡镇干部保留职级带薪从事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带薪创办、领办民营企业等；要制订全县性统一政策，实行乡镇事业单位改革，对林业、国土、计育、财政、经管、文化广播等全额拨款单位全面推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的管理机制，因事设岗，因岗定人，重新调配干部，整合人力资源；对站所负责人要实行竞争上岗，对一般工作人员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岗，进行优化组合；要制订相应的优惠政策，开展试点工作，对水利、卫生、农技、农机等差额拨款单位逐步实现由“以钱养人”向“以钱养事”过渡，从而真正有效地发挥其服务“三农”的作用。

五是改革乡镇干部考核奖惩机制，实行权责统一、目标考核、效能管理。各乡镇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兴办一项主导产业，建立一支产业服务队伍，出台一套管理办法，建立一套考核机制，坚持权责一致、效能管理。要将过去单一的数量考核转变为数量考核和质量效益并重的考核办法。考核结果与职务晋升、年终评优评先评奖挂钩，做到奖罚分明。

六是着力提升乡镇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大力推行干部职业技术化。要从提高执政能力、服务群众能力、依法行政能力等主要方面入手，提高干部的综合素质，特别是要提高干部服务群众的能力。目前，我县乡镇干部中懂农业技术的人少，缺乏专业技术干部，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乡镇干部的工作职能应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其主要任务是从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建议全县统筹安排、编制乡镇干部农业实用技术长、中、短期培训计划，提倡每名乡镇干部掌握一门以上农业实用技术。通过培训，努力造就出一大批“剪刀干部”(水果栽培技术服务型)、“骟刀干部”(畜牧水产技术服务型)、“键盘干部”(计算机信息技术服务型)等具有一技之长的技术干部。在干部技术培训方面，白石乡的经验值得借鉴。该乡规定，每个干部要掌握一门以上实用技术，凡完成当年技术任务的，每人每年奖励500-1000元，掌握两门以上技术的每人每年奖励1000-2000元。硬性的规定与得力的奖励措施，充分调动了该乡干部学技术的积极性，他们在烟叶等四个产业项目中大显身手，有10人掌握了烟叶技术，有7人掌握了公路测量技术，有9人掌握了其它有关技术。其中掌握两门以上技术的有8人，掌握三门以上技术的有2人。乡镇干部业务素质的大幅度提高，有效地促进了该乡农业产业的较快发展，烟叶生产五年内从无到有，成为该乡的主导产业，现已发展4020亩，人平种烟0.77亩。同时利用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招商引资，发展蔬菜4500亩，将蔬菜发展为该乡的第二大支柱产业。

七是切实加强对村支两委的管理和指导。要加强村支两委的培训与考核，在全县统筹安排的前提下，各乡镇可结合实际，从党员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弱势群体救助等方面，对村支两委班子进行量化考核，严格管理，奖罚分明，充分调动村支两委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针对实际情况，可适当进行支部合并。对那些软弱涣散、战斗力不强的村支部，可适当合并到班子力量较强的邻村支部，成立总支。如瑞塔铺镇将定家峪与杨家洛、黄坭垭与塘坊、高峰与洪砂溪的村支部分别予以合并，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大为增强，党员的素质与能力得到了提升。对那些村情较为复杂，干群关系比较紧张或目前人选不适、后备力量缺乏的村，可由乡镇统筹安排，实行村支部书记交叉任职、异地任职。在这个方面，竹叶坪乡党委作了有益尝试且取得了较好效果，值得借鉴和推广。此外，要注重在优秀村委会成员和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中发展党员，为农村基层党组织注入新生力量，克服农村党员队伍老龄化现象，逐步优化农村党员队伍结构。

八是加强农村普法教育，大力推行村民自治。农村宗族、帮派、邪教势力之所以有一定的生存土壤与活动空间，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淡薄，是非辨别能力不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农民的民主法制教育。因此，今后普法工作的范围应逐步由机关向农村转移，普法对象逐步由党政事业干部职工向广大农民转移。公安部门和各乡镇要将化解宗族、帮派矛盾，打击邪教势力，搞好村民自治作为巩固基层政权的重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协调一致，常抓不懈。特别是对于村民自治工作，县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并落实好有关政策，建立长效机制，切实搞好指导，抓好试点，逐步推开。通过不懈努力，促使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取得新的实效，为实现社会和谐和党在新时期的各项目标而共同奋斗。（执笔：陈俊勉）

政协桑植县委员会2005年6月24日（取消农业税、村委会换届实行“海选”，是2005年农村工作的两大热门话题，也是乡镇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新情况。该份调查报告所提出的转换乡镇政府职能、调整乡直机构编制、健全经费保障体制、推进民主法制化进程、改革干部管理方式、加强村组干部队伍管理等建议切实可行，有的建议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较强的针对性，在乡镇机构改革中为领导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此调查报告以桑办函

[2005]4号文件形式呈送县委、县政府领导审阅，县委主要领导认为，这是一份很有见地的调查报告。这一调研成果还得到了上级政协的认同，市政协以建议案形式报送到市委、市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