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与现代化》

《古代文化与现代化》（10篇）

1.《古代文化与现代化》 篇一

课题名称 古代爱情与现代爱情的区别

指导老师： 课题组长：郑凯健

课题组成员：余凤易、王嘉钰、刘鑫宇、李子潇 正文 【内容摘要】

爱情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而又现代的话题,爱情的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时期,文字叙述比较早的也就是《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是中国典籍当中最早的有关男女爱情的描写，距近大概有几千年了，所以我说爱情是古老的。在当代社会，爱情仍然被世人所追求，而且追求的欲望和质量比古代更高而且爱情在当代中国不断的被世人所赞颂，从中国现代社会的爱情发展来看，爱情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话题。

【关键词】爱情观、社会背景、文化、纳兰容若的诗词、安意如

一、研究背景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没有之一。美好的爱情让人向往，不幸的爱情又让人唏嘘不已。从古至今，人们的爱情随着社会背景、文化不断发生着变化。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1、现代爱情有哪些特点

2、古代爱情有哪些特点

3、了解古典诗词中的爱情

三、研究计划制定

（一）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组内讨论，探讨课题，计划分工。负责人： 第二阶段：实行计划，设计问卷，发放问卷。负责人： 第三阶段：资料汇总，撰写报告。负责人：(二)研究假设

我们仔细分析目前手中的资料，为使目标更为明确，提出以下假设。

1、古代的爱情值得我们学习吗？

2、现在的爱情真的是一次奢侈的快餐吗？

3、古典诗词中的爱情

4、现代爱情好还是古代爱情好

四、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 时间：2017.5.6 任务：全体组员进行讨论，探讨课题。第二阶段： 时间：2017.5.6 任务：查找资料 第三阶段： 时间：2017.5.7 任务：王嘉钰同学汇总资料并整理 第四阶段： 时间：2017.5.9 任务：郑凯健同学完成研究报告，总结课题

五、研究成果

（）注意：研究假设了几个问题就用大量的数据资料论证几个问题，而不是只写个标题，这是结题报告的重中之重）

1、渊源流传的古代爱情让人神往，朗朗上口，随便就能说出一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代才女李清照和宰相之子赵明诚，虽然他们的婚姻是封建条件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他们经过婚后的相互了解、沟通，使婚后的生活幸福甜蜜、情投意合。

2、现在人生活的节奏很快，无暇顾及太多的情调、浪漫，过着规矩但不规范的生活。现代人怀疑爱情。人的物质条件优越了，自由了，但自身却变得脆弱了，关心自己胜过关心他人。如三毛。三毛在爱情上是个理想者，敢于爱的轰轰烈烈，初恋失败就曾想过自杀；她与荷西结婚后就随他住进沙漠，两个人心心相印，朝朝暮暮，所以荷西死后三毛便不能解脱，说：“他等了我6年，爱恋了我12年，诀别时没有跟我说一声再见，我所有的感情都随荷西而去了”；

3、说班婕妤应以《怨歌行》开篇，说杨贵妃更应该拿《长恨歌》来作题，可是不，有了纳兰容若的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切有了开始存在的理由。

其实这一阕词着实平淡，但这一句又实在叫人哑然。

“何事西风悲画扇”，讲的是汉成帝妃班婕妤，史书上著名的幽雅贤德的女子，名门闺秀。成帝初年入宫，因美而贤，深获殊宠。一次，成帝想与她同辇出游，她言道：“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退而不敢奉诏。

那是君王爱恋正浓的时候，因赞她贤，后宫亦逢迎她，传为美谈，仿佛她是那楚庄王的樊姬，李世民的长孙贤后。她也自得，以为深承君恩，又不没家训，如此地相得益彰。许皇后愚钝，她是不动声色宠冠六宫的人，这样好的日子哪里找去？只愿恩爱长久，如宫名长信。

可是，有一天，她来了！她带着她的妹妹合德一起来了。飞燕入汉宫，是她寂寞的开始。一切，是那么地出乎意料。所有的怜爱，宠幸，都随着那身轻如燕的舞女入宫，戛然而止。

山盟虽在情已成空。

人世如此翻云覆雨，似纳兰说的：“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也似刘禹锡的《竹叶词》：“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爱情的美丽就在于它真的可以像纳兰写的那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当往事的尘烟，已随风倾泻到泛黄的岁月中的时候，世上唯有爱情会成为那朵梦绘的花，永不凋谢的在一旁默默的散发着芳香，任凭世上的风吹雨打，任凭痴心人的相思泪下，一切却只是停留在最初的那次相遇，只是停留在伊人第一次为你一笑倾城的瞬间。没有悲哀的秋风，没有尘世的喧嚣，只有一段最最纯真的美好。

当爱情的故事从盛唐吹拂到清帝国的时候，当白居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呼唤化作了纳兰的一声轻叹的时候，当王朝的更迭伴着清脆的马蹄声的时候，只有一种声音还未曾改变过。那就是诗人们为爱情歌唱着的咏叹调。

4、现代爱情追求的是自由，人们可以自己选择心怡的对象。然而在现代爱情中，我们太容易爱上一个人，也太容易恨一个人。我们在快速的生活节奏当中失去了自我，太过于看中外表和物质，忽略了两个人是否真的合适。例如现代爱情中的相亲，两个人上一秒还是陌生人，一顿饭后便要相濡以沫走完一生，这样的盲目草率，不一定会有好的结局。再者由于现代爱情恋爱自由，我们总是会在正确的时间遇到错误的人，或者在错误的时间遇见正确的人。反观古代爱情，许多人的爱情在家族联姻中，变成了家族利益的牺牲品。但那时爱情我觉得大多数的还是很纯朴的，没有世俗的干扰，爱上一个人之后便会此生不渝，那种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是我们现在所无法比拟的。古代爱情与现代爱情各有利弊，孰好孰坏，也要因人而异。

六、反思与体会

爱情是伟大的，是值得尊重的，我们作为高中生，应当以学业为重，但是这并不妨碍正常的友情发展。对于这次研究性学习，本小组成员都有很大的收获，对于古典诗词也有了比较深的认识，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了在高中阶段学业是最重要的，对于爱情也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这对于大家的成长是很有帮助。

此次的研究性学习基本达到了最初的目的和既定目标，本组的所有成员也都有较大的收获和进步。

七、附件

调 查 问 卷

八、参考文献

安意如的《人生若只如初见》

1、结题报告（电子版u盘）递交的截止时间：2017年5月10日之前 文件名请标注班级姓名。

2、郭老师的邮注意：

箱：kyklmy@163.com 1505721596@QQ.com

3、郭老师办公室：一楼115

4、注意：标题字号宋体小三，正文内容字号宋体小四，行间距固定值22磅。

2.《古代文化与现代化》 篇二

在商战中, 要想战胜对手, 赢得市场, 可以故意先主动地、有预谋地放开, 然后再出招以求得成功。经营酒店的人, 一般都希望顾客喝的酒越多越好, 这样老板赚的钱也越多。但在德国有一家叫“凯伦”的酒店却反其道而行之, 在酒店的经营法则中明确表示绝不让顾客醉酒。这家酒店供应的各种美酒也都是经过特殊处理, 虽然酒香浓郁, 但所含酒精度很低。顾客即使开怀畅饮, 但也很少醉酒。因此吸引了大批顾客, 许多顾客都是好奇而来, 尽兴而归, 而且回头率相当高。特别是那些厌恶丈夫酗酒的妻子, 更是喜欢这家酒店, 有的还经常陪着丈夫来就餐。

草船借箭

这是我国古代战争中的一个著名的计谋, 其绝妙之处就在于不让对手知道而拿来为己所用。美国吉列公司生产的安全剃须刀曾风靡市场, 但经过数十年后, 吉列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却急剧下降, 取而代之的是以盖斯门为代表的后来居上者。盖斯门之所以能迅速发展, 正是暗中借了吉列公司的“箭”。当吉列产品刚进入市场时, 盖斯门公司并没有直接参与竞争, 而是不动声色地尾随其后。17年后, 盖斯门公司推出了一种安全刀片, 既能在本公司生产的刀架上使用, 又能在吉列公司生产的刀架上使用。由于吉列刀架的用户较多, 因此该刀片进入市场后销量非常好。对此, 吉列公司急忙推出新品种双面刀片, 这时的盖斯门不再生产刀片, 而是改生产既能用盖斯门刀片、又能使用吉列刀片的刀架, 再一次赢得了市场。为此, 吉列公司叫苦不迭, 自己的一番心血反而为他人作了嫁衣。

欲取先予

“将欲取之, 必先予之。”在商战中, 运用此招主要是以少的“先予”获得大的“取之。”若干年前, 在美国一座城市郊区有一块荒地, 这块荒地的地产老板, 一直感叹这块地盘卖不出好的价钱。一天, 他突然灵机一动, 想出一个点子。他跑到当地政府, 说:“我想把这块土地无偿送给政府建一所大学。”但他同时提出的条件是, 学校附近的商业、文化娱乐等设施应由他来建设和经营, 当地政府自然表示同意。不久, 一所颇具规模的大学城便矗立在这块荒凉的土地上。有大学就有学生, 有学生就有消费。地产老板随之在学校附近兴建了饭店、商场、娱乐设施等, 并且全部由其来经营。结果生意十分红火, 很快地皮的损失就从商业收入中赚了回来, 而且盈利颇丰。

出奇制胜

在遇到困难令局面一时难以打开的情况下, 如果打破常规, 施以奇招, 往往能使问题迎刃而解, 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美国著名的汽车公司克莱斯勒由于经营不善, 曾一度濒临破产, 老板艾柯卡一心想重振雄风, 但一直苦于找不到突破口, 最终他决定打破常规, 出奇制胜。他决定生产敞篷汽车, 当时美国汽车制造业停止生产敞篷汽车已有10年之久, 敞篷汽车几乎销声匿迹。他认为, 敞篷汽车的重新出现, 会引起老一辈驾车人的回忆和新一代的好奇, 极有可能获得成功。他让工人用手工制造了一辆造型奇特、色彩新颖的敞篷汽车, 亲自驾驶着在繁华地段行驶, 结果每到一处, 都吸引了一大群人的围观, 这使艾柯卡更加坚定了信心。不久, 克莱斯勒正式宣布生产敞篷汽车, 第一年就销售了2万多辆, 销量比原来预计的翻了两番。

先声夺人

古人云:“先人有夺人之心, 后人有待其衰。”抢先一步, 则占据主动, 在竞争中获胜的机会就会多得多。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在法国举办, 耐克与阿迪达斯这两个老对手同时瞄准了这一炙手可热的赛事, 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但在这场竞争中, 阿迪达斯先声夺人, 早在两年前就进行了完备的策划, 并凭借着天时地利人和之势占尽了上风。阿迪达斯经过申请在黄金地点埃菲尔铁塔下兴建了一个“足球村”。同时, 还被指定提供正式比赛用球。相形之下, 耐克备受冷落, 只能在巴黎郊外修建一个“足球村”, 以期获得影响。

反道而行

3.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现代价值 篇三

就具体内容来说，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建设大体包括廉政制度文化建设、廉政思想文化建设和廉政社会文化建设三个方面。我们试做如下分析：

制度文化是制度形成的深层次背景之一，也是制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积累的经验与理念的升华。战国秦汉以降，廉政建设由原先的道德追求向制度层面转化，这使得国家围绕如何在政权体制中反腐倡廉做出了许多精密的设计，并在法律法规、监察监督、行政管理上得以体现。由此，廉政设计和建设也成为古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之一，这种理念既是廉政制度文化推动廉政制度建设的反映，反过来也丰富并发展了廉政制度文化的内容。例如，在秦汉的政治制度设计中，监察制度是多层次、多方位的。不仅各级行政长官有监察的职责，还有专职的御史和刺史系统负责监察。这种专职监察制度的形成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官职设置，如对监察官选任的特殊要求，将监察官的隶属系统与行政官区别开来的做法，监察官以卑临尊的监察方式等等，体现了制度设计者深刻的思考。

不仅在监察制度上，在官吏的使用规则上，如荐举中的连带责任制、任职中的地域回避制，以及道德与能力并重的考核制等等，也都体现了行政中的廉政意识。

这些廉政措施所形成的政治理念上升为廉政文化，在整个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建设上始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廉政制度的建设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终究会随着社会事务、政治事务的不断分化而调整；同样，廉政制度文化也不是静态的、孤立的，它不仅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而且不断向廉政制度浸润，有力地推动着廉政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制度与制度文化呈现出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格局，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廉政思想文化的丰富多彩。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对现实问题高度关注，也在廉政问题上做出了许多理论思考与总结，这其中既有通过设官分职来加强权力制约、权力监督的具体设想，也有通过理想教育来提升个人的道德情操，实现其为政清廉的目的，还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揭示腐败对政权的危害。

举例来说，通过理想与道德的教育来追求政治的清廉始终是思想家们的目标之一。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主张人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他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并把俭朴的生活与远大的理想相统一，如他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的弟子曾子认为人要有反省自我的意识：“吾日三省吾身。”孟子倡导清心寡欲的意义，指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荀子要求人们志节高尚，不贪货利，他说：“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墨子认为：“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其中“贫则见廉”被视为“君子”的标准之一。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竭力反对武帝的纯任刑罚举措，他说：“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他认为“教化废而奸邪并出”，“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我们认为，除了德教思想外，历代思想家们的忧患意识也是廉政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许多古代杰出思想家的共识。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表述。历史上吏治清明、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也都是统治者忧患意识较为强烈的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武之治都证明了这个问题。历代思想家的廉政思想并不仅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而是通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多层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之后向现实转化。历代诸多有为的帝王、政治家政治行为的背后，往往都鲜明地体现着思想家的智慧。廉政思想与廉政制度的紧密结合构成了廉政文化的一个特色。

廉政社会文化建设是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另一个侧面。所谓廉政社会文化建设应当包括三个层次：

第一，统治阶级通过政治宣扬在全社会倡导廉洁为政的社会风气。如被统治阶级确立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就对社会廉洁风气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汉书·儒林传》记载元帝时的少府欧阳地余诫其子曰：“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儒者子孙”与“廉洁”的内在联系正是儒家文化中的廉政意识广泛宣扬的社会结果。儒家经典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思想，由孝推及忠、廉的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相结合的思想，使廉政文化中的若干因素普及到社会中的个人和家庭。统治阶级对廉吏的旌表，对贪官的惩罚，使社会形成了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社会氛围。

第二，社会大众形成的舆论监督。在中国古代廉政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舆论构成了廉政文化的独特内容之一。这种舆论表现在社会大众自发地对贪官污吏的鞭挞和对廉洁为政者的歌颂。如汉代的太学生奔走呼号，无情揭露东汉末年的腐败政治，振聋发聩。

第三，各种旨在惩恶扬善的艺术表现形式。中国古代的民歌、民谣、诗赋、小说、绘画、雕塑、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中，都有丰富的廉政文化内容，它们在社会中的传播有力推动着整个社会廉政氛围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廉政制度文化、廉政思想文化和廉政社会文化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它们彼此相互推动，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丰富内涵。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丰富的内涵。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仍然可以从中吸取和借鉴有益的成分。

例如从制度层面来看，古代廉政文化中重视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思想和多层次监察的廉政意识，官吏选拔中德才并重原则的强调，以及官僚制度中运用设官分职、加强考核的方法来防止腐败、激励勤政的措施及其所形成的经验积累，不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过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也还有启发甚至具体问题上的借鉴意义。

从廉政思想文化层面来看，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关于加强自身道德修养的许多经典表述，已经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今仍是激励人们树立高尚情操的思想基础。他们对廉政、勤政方式方法的理论探索与思考，对腐败所造成国破家亡危害性的深刻剖析，仍对我们有着借鉴和警示的意义。

从廉政社会文化看，人民群众对清官、勤政者的颂扬和对贪官、碌碌无为者的鄙视，至今也还是我们社会大众所认可的评价廉政与否的基本文化价值观之一。人民群众创造的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反腐倡廉的艺术表达形式，也值得我们学习。这些应当说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中的精华，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我们之所以要继承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这笔丰富遗产，是因为它们中的许多内容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结合中国实际对廉政问题的缜密思考，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卓越智慧。历史的发展不仅要站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也要站在前人创造的精神文化基础之上。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发展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历史的延续性使我们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同时，有必要充分尊重与借鉴我们祖先创造的廉政文化成果；只有这样，我们今天的廉政文化才能够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体现中国的特色，也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

需要看到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廉政文化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创造的，历史上广大的人民群众也是廉政文化的创造者。“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更迭给统治阶级留下的深刻教训，是促使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对廉政问题做出种种思考和努力的社会背景；历史上的人民大众对腐败制度的激烈反抗及其给统治阶级造成的巨大压力，是推动历史上廉政文化建设发展与进步的强大动力。人民群众对廉政、勤政人物的朴素情感，对廉政风尚的积极歌颂，对贪官污吏的无情讽刺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传统，本身也是廉政文化的组成部分。

当然，如同对待一切历史文化遗产一样，我们既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接收，而是要勇于继承，善于继承，批判地继承。我们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历史价值的态度也应该如此。

首先，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尽管有丰富的内容，也体现了历代有识之士对廉政问题的高度重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但是古代国家国体、政体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反腐倡廉的科学机制。因此，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现代化意义也只能从相对的角度进行考察。

其次，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具体内容要作辩证的分析。例如，作为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建设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的“民本”思想，其实并不是统治阶级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它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的激烈变动，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就充分说明了“民本”思想与统治阶级统治政策之间的“二律背反”。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中有许多从设官分职的角度加强廉政建设的思想，但却很少有对专制君主进行权力限制、监督的思想，即便有，也难以从制度层面得以实现。中国古代加强对官僚的监察监督思想内容很丰富，但这种监察监督往往是在维护专制主义权力运行机制下的思考，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的。剥削阶级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这种权力交给社会，交给人民。又如中国古代廉政社会文化也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和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人们对“清官”“青天大老爷”的无限向往，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官”崇拜文化现象，这种廉政社会文化尽管有其积极意义，但其作用实际是有限的。

中国古代廉政文化除了其历史局限外，我们认为也有糟粕性的内容。如廉政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以“忠君”，以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前提的，这与我们建设民主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总之，继承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优秀传统要把古代廉政制度文化建设与古代政治制度的本质特点区别开来，要把古代廉政思想家的优秀廉政思想与思想家的局限性区别开来，要把古代廉政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优秀成分与其中的糟粕区别开来。

近年来，在大力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同时，廉政文化建设也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尽管人们对廉政文化的内涵认识还不尽相同，但是以廉政文化来推动廉政建设并以此来拓宽廉政问题的研究无疑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廉政文化建设是当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在论及如何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同时，也大多注意到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传统的历史意义及其现代启示。的确，中国古代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它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祖先留给后世的一笔珍贵历史遗产。但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发展道路及其表现形态如何，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历史价值等等，仍然需要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进行深入探讨，这对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4.第一单元 儒家文化与古代中国 篇四

1． 练习与思考1

本题内容涉及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判定问题。题目给出三种不同的观点。答案是多元的，只要学生能提出观点，自圆其说即可。而且，问题考察的是学生论证历史问题的能力。因此，在引导学生探讨该问题时，可以进一步引出：孔子讲义，是否绝对否定利？是否将义与利决然对立？韩非子讲利，是否绝对否定义？

其实，不管是孔子还是韩非子，在义利之辨中，都没有将利与义绝对对立起来，只是侧重点不同。如：孔子也讲“庶之，富之，教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不过是孔子更讲仁、礼；韩非子则更注重利的功用。究其原因，实是两者的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方法不同所致。孔子提出礼、义、仁，故更重义，韩非子出于战国时期社会现实需要，主张法治、刑赏，故而更重利。

义利之辨发展至宋明时期，成了一大命题，即“义利之辨乃人禽之别”，君子与小人便成了绝对对立的道德观念，这是基于宋明理学思想观念之上的。后世学者如清代颜元主张义利统一，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就现实社会现状的思考而得出的结论。2．练习与思考2 孔子强调“仁”，是从最亲近的血缘关系人手，推而广之，以此实现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礼，恢复礼制，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则通过“天人感应”将儒家的伦理学说神圣化、绝对化，强调“天意安排”。孔子的学说从启发人的内在道德意识和自觉要求人手，董仲舒则强调“天意安排”，这是他们学说最大的不同。

第二课 宋明理学

1．练习与思考l 本题允许学生从不同角度解读诗句，得出不同结论。以下仅供参考：

第一首诗：借景喻理的名诗。全诗以方塘作比喻，形象地表达了一种微妙的读书感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两句，借水之清澈，是因为有源头活水不断注入，暗喻人要心灵澄明，就得认真读书，时时补充新知。从哲学角度思考，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道明了源与流的关系。

第二首诗：《宋诗鉴赏词典》是这样说的：“蒙冲巨舰，需要大江大海，才能不搁浅，才能轻快地、自在地航行。如果离开了这样的必要条件，违反了它们在水上航行的规律，硬是要用人力去‘推移’，即使发挥了人们的冲天干劲，也还是白费气力。”朱熹此诗是因为观书有感而作。从这样的视角出发，诗中所谓的“蒙冲巨舰”、“向来枉费推移力”表面所指为自然现象，但暗中指向的却是平时虽刻苦读书，百般思索，千样计较，书中之理仍然有不易了解这样一种困难迷惑的情景。但长期而艰辛的思索、探求，于“昨夜”豁然明朗，大彻大悟，以前所有的困难都迎刃而解，悄然冰释，书中之理在自己的脑海中融会提升为井然有序的“洁净空阔”的理世界。朱熹认为，人的认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即物穷理”，要经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渐进阶段，苦苦摸索，艰难积累。在此一阶段，为了解放迷惑困顿而上下求索。在这一阶段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进入“豁然贯通”、大彻大悟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的准备或基础，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之上的飞跃。诗句道出了朱熹哲学的认识世界的思想、方法。2．练习与思考2 程朱理学认为天理既是宇宙的本原，又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是万事万物的总法则，人世间的伦理纲常是其具体体现，人们需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渐进式地探究理。而陆王心学则提出心理合一的观点，陆九渊宣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则进一步发展“心即理”，的观念，将“心”视为宇宙最高本原，因此求理不需要借助外物，唯求于心，“致良知”方可。

第三课 家族制度与君主政治

1．练习与思考l 特点：形式上，有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也有聚族而居的宗族组织。宗族首领为族长。族内有严格的族规、严密的组织系统，提倡“敬宗收族”，将分裂成个体小家庭的同姓族人纳人家族，并以祠堂、家谱、族田等手段，增强家族的约束力和凝聚力。

根据教材中安徽宣城旌德县江村的江氏宗祠图，徽州地区的民间族谱图等材料，可以论证宋以来家族制度的上述特征。2．练习与思考2 古代老百姓遇见官吏，往往自称“小民”，尊称对方为“大人”、“大老爷”，这种现象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在于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国古代社会中，家与国之间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共性，家长与家族成员之间，君主与臣僚之间都存在着等级差别。国可视为家的扩展，家就像是国的缩影。历代皇帝以家国同构的精神，保持着君与父的双重身份，官吏也被看作父权的代表。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在中华文明起源时就已具形。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更加强化了这一社会结构。

第四课 礼制规范

1．练习与思考l 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视角分析问题，得出结论。如：从内容上看，道德本质和源起及基本道德准则并重。从方式上看，身教重于言教。从教化的策略看，重视道德教化的通俗化和普及化。从教化的目的上看，维护礼仪制度，等等。2．练习与思考2 法家和儒家在社会上起主导作用的时期不一，法家思想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至汉以后，出现援礼入法，法家不再在社会上起主导作用，儒家则成为官方哲学。因此，由于时代的不同，法、儒两家的立法思想存在差异。

法家的立法思想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即不分亲疏贵贱，一律按照法典行事，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儒家的立法思想则是将其维护的社会等级秩序及相应的礼制规范和伦理纲常作为法律的最高准则，即“援礼入法”，依据人们的身份地位与社会关系来断案量刑。

也可引导学生对比不同的历史史实，发现其中的问题，如比较战国时期商鞅变法、秦律与唐律，也可以发现法、儒两家在立法上的不同。

评价法、儒两家的利弊：应将两家置于具体的社会时代中分析，历史地看待历史问题。

儒家立法思想是建立在注重人类的伦理道德对社会的制约功能之上的。儒家强调人与人应该互敬互爱，和谐共处，儒家的思想强调伦理的作用，因此，其法律表现为德主刑辅的特点。法家之长，在于其务实精神，不避亲疏，对政学治术有精深的研究，在战国时期对促进国家富强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但是法家强调严刑峻法治世，过于刚峻，且以吏为师的做法对于思想自由是一种极大的妨碍。

第五课 儒家文化与传播

1．练习与思考l

本题可以引导学生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风俗、社会文化方面进行探究。在引导学生探讨问题时，可让学生每人就一个方面，或一个点展开深入探讨。

如：在新加坡，有着和中国相同或相似的社会礼仪与风俗习惯，两人相见时相互作揖；结婚要选黄道吉日，送红包；新娘穿代表喜庆的红色衣服，举行仪式时尽可能多地宴请亲朋好友；出殡要选不犯凶神恶煞的时间；为讨吉利，商品、银行的字号大多取“鸿发”、“茂源”之类的招牌；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是传统节日。另外，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华人聚居的国家，也都有许多风俗习惯、社会礼仪与中国相同或者相似。2．练习与思考2 可以引导学生从以下几方面思考英、德两国的思想家对儒学态度出现不一致、前后变化的原因：

5.《古代文化与现代化》 篇五

1、知识与能力目标：掌握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悲剧《俄底浦斯王》;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天方夜谭》;杰出的科学家阿基米德;著名建筑麦加大清真寺和巴黎圣母院。分析比较阿拉伯麦加清真寺和巴黎圣母院的建筑特点。

2、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对阿基米德成就的介绍，理解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努力地探究自然，追求科学进步;讲述《天方夜谭》的故事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从材料中获取信息的方法和技巧。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激发学生学习古代科技、文学、戏剧与建筑的兴趣，欣赏古代劳动人民非凡的创造力和审美情趣以及探究科学真理的精神，树立为发展祖国的科技事业、繁荣祖国的文学艺术做出积极贡献的远大理想。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阿基米德及主要贡献、《荷马史诗》和《天方夜谭》、麦加大清真寺和巴黎圣母院。

难点：世界古代东西方建筑的主要特点。

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展示：背景图片《夜晚的星空》(配乐钢琴曲《星空》)

教师：仰望历史的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们苦苦求索、追随;仰望历史的星空，有无数名家名作与成就，如璀璨的繁星，从古至今，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现在，就让我们怀着最好奇的心理，一起仰望古代历史文明的星空，共同学习第9课古代科技与思想文化(二)，探寻古代世界科技、文学、戏剧与建筑之星。

(设计意图：以图片结合音乐，引发学生探究的兴趣。)

(二)教师引领，合作探究

一、无穷的力量—— 科学之星

教师：有人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地球。”是谁如此大胆，出此狂言?

学生：阿基米德。

教师：他是古希腊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让我们首先走进这颗科学的巨星。

展示：

教师：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有“科学之神”的美誉，阿基米德有什么杰出的贡献获此殊荣?

学生：发现杠杆定律、浮力定律，发明螺旋式水车。

教师：谁能告诉同学们阿基米德通过什么事发现了浮力定律?

学生：通过鉴定王冠的真假

教师：从中你悟出了什么道理?

学生：我们要学习阿基米德善于观察和探索、思考的精神。

(设计意图：学生通过阅读“导言”故事回答，并通过故事感知，科学源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思考。)

教师：在物理课上，都学过杠杆定律，谁能和大家说说定律的具体内容?

教师：杠杆重要的特点就是省力。所以阿基米德说出了下面这句名言。

展示：

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

———阿基米德

教师：这句话，尽管不可能实现，但大家不要仅仅局限于物理的解释，要从科学家本人对科学的认知的角度理解。请同学们分组讨论后回答。

(设计意图 ：通过这个开放性问题主要使学生认识到利用科学能产生的巨大力量，改变世界面貌的道理。但更重要的是激励学生思考和大胆发表不同的观点，扩展他们思维的广度。)

展示：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阿基米德

教师：阿基米德有哪些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学生：爱好思考，专心探索;献身科学、忠于祖国。

(设计意图：通过他的事迹，促进学生从小养成善于思考的习惯，并渗透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二、文学的基石——文学与戏剧之星

教师：古代科学的巨星光彩夺目，古代文学与戏剧之星同样明亮闪耀。其中，最亮丽的要数古希腊的《荷马史诗》。

1.《荷马史诗》

教师：“史诗”是指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荷马史诗》是著名的英雄史诗。它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分，各24卷。“木马计”就是出自此书。

展示：学生齐读

我的生命是不能贱卖的，

我宁可战斗而死去，

不要走上不光荣的结局，

让显赫的功勋传到来世。……

——《伊利亚特》摘选

(设计意图：通过齐读体会世界名著的魅力所在，体验英雄史诗的雄壮美。)

教师：《荷马史诗》有什么历史价值?

学生：它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再现了古代希腊社会的图景，是研究早期希腊社会的重要史料。

教师：《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历史，因此而被称为“荷马时代”。西方许多文学巨匠，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都从中汲取过丰富的养分。古希腊不仅有影响深远的文学巨著，它还是欧洲戏剧的故乡，至今还保留了许多剧场的遗址和经典的作品。

2、悲剧《俄底浦斯王》

教师：哪位同学来讲述俄底浦斯王的故事。

学生：讲述。

(设计意图：培养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教师：三大之一，《俄底浦斯王》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之一，他善于突出人的心理描写，把古代的悲剧艺术推向成熟。古希腊还有著名的“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西方的文学与戏剧异彩纷呈，东方的文学成就同样灼灼生辉。

3、《天方夜谭》

教师：“天方”是我国古代对阿拉伯地区的称呼，“夜谭”就是故事的意思。“天方夜谭”就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一千零一夜》。

教师：大家最熟悉其中哪些故事?

学生：讲述《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阿拉丁与神灯》的故事。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

教师：《天方夜谭》它形成于9世纪到16世纪，生动描绘了阿拉伯帝国丰富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是阿拉伯人民留给世界人民的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至今还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天方夜谭》中的故事不仅来源于阿拉伯，还有来自波斯、印度和埃及等地，说明它是不同文明交融、发展的成果。

学生：完成表格。

(设计意图：通过填写表格，培养学生归纳、整理、总结能力。)

教师：古代希腊和阿拉伯为什么能产生这些伟大的成就? 联系现实，你从中受到什么启发?

三、“凝固的音乐”——建筑艺术之星

教师：在古代文明的星空中，还有一颗独特的星星，它用一种十分朦胧的具有象征性的语言，清晰地记录并展现了时代的变迁，它就是建筑艺术之星。具有代表意义的是东方阿拉伯的古老建筑——麦加大清真寺和被法国大作家雨果誉为“石头的交响乐”的西方建筑──巴黎圣母院。

1、麦加大清真寺

教师：麦加大清真寺位于今天哪个国家?属于哪个宗教的建筑?禁止什么?规定什么?

学生：它位于沙特阿拉伯，属于伊斯兰教的建筑，严禁杀生、斗殴和一切邪恶行为，又称禁寺。规定克尔白神庙是前来朝觐的穆斯林必须拜谒的地方。

教师：麦加大清真寺的地位，特点?

学生：它是伊斯兰教第一大圣寺。它的特点：高大、庄严。

教师：寺内用黑色帷幔笼罩的克尔白神庙又称“天房”，即真主的房子，供奉伊斯兰教圣物——黑色陨石，外面的帷幔上用金线绣着古兰经。它是所有穆斯林拜谒的方向，体现真主和伊斯兰教在穆斯林生命中占据最神圣的地位。

(设计意图：读图可以感受大清真寺的宏伟与庄严。)

2、巴黎圣母院

教师：巴黎圣母院位于今天哪个国家?属于哪个宗教的建筑?

学生：它位于法国，属于天主教的建筑

教师：其地位、特点?

学生：它是巴黎最古老、最高大的天主教堂。特点是高、尖、直，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教师：巴黎圣母院的主塔高90米，塔尖直冲云霄，如果置身其中，仿佛会把你的灵魂立即送往天堂。麦加大清真寺和巴黎圣母院有哪些相同点?

学生：巴黎圣母院最突出的特点为“高而尖”，麦加大清真寺最突出的特点是“大而高”，而它们重要的相同点则都是宗教圣地。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比较归纳能力，了解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和审美情趣。)

教师：为什么这一东一西的两大建筑都是宗教圣地?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是什么建筑?用途和今天学习的这两大建筑一样吗?为什么?

教师：建筑承载了历史，建筑传递了历史，不同的建筑代表不同文明的特点。西欧封建社会，罗马教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和教会不仅是西欧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还是西欧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垄断了精神和文化领域。而阿拉伯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中国古代皇权高于一切。

(设计意图：通过比较，使学生认识到建筑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社会生活及社会观念的变迁。)

教师：比较上面三幅图，哪幅是哥特式建筑?哪幅是罗马式建筑?哪幅是中国古典式建筑?说说它们各有哪些风格?说一说，你还见到哪些这样的建筑?

学生：A为中国古典建筑，B为罗马式建筑，C为哥特式建筑。

学生：中国古典建筑的特点主要按中轴线对称布局，层次分明，主体突出。罗马式建筑多使用高大的柱子、石头屋顶和圆拱;哥特式建筑的特点高、直、尖和强烈的向上感，屋顶使用小尖塔并装置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窗。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比较分析归纳能力。)

教师：法国作家雨果把巴黎圣母院比喻为“石头的交响乐”，建筑是一种“凝固的音乐”。建筑艺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和社会变迁的见证。

(三)课堂总结，拓展延伸

教师：古代科学与思想文化成果辉煌灿烂，古代文明的星空中不仅有科学、文学、戏剧和建筑之星，还有很多很多闪亮的星星，它们是古代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人民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反映了古代东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为近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是指引后人不断探索与前进的明灯。

课后习题

测验题目一：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我的生命是不能贱卖的，我宁可战斗而死去，不要走上不光荣的结局，让显赫的功勋传到来世。”

⑴上述材料出自什么地方的哪一部著作?

⑵这部著作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⑶这部著作有什么重要意义?

测验题目二：完成《助学》相关内容。

板书

6.汉字与古代农耕文化 篇六

其实, 农业的“农”字的古文字字形, 正记录了蚌壳和农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农, 小篆作“”, 其对应的楷书写法作“”。《说文》解释说:“, 耕也。从辰, 囟声。”其中的“”是两只手的变形, 农耕需要用手, 这自然很好理解。但其中的“辰”是什么, “囟”又是什么, 就很难从小篆字形中看得出来了。于是, 我们只好追溯更早的字形, 看能否找到答案。

“农”金文作。从这个字形中我们可以发现, 原来“”中的“囟”并不是声符, 而是“田”的变形。“田”四周有四个“屮”, 合起来就是“茻”, 也就是草莽的莽, 表示田野里草木十分茂盛的样子。田里长满野草, 要想种庄稼, 就需要先把杂草除掉, 字形的下面, 正像手拿工具除草的样子。其中表示除草工具的部分, 与小篆字形对应起来, 正是其中的“辰”。那么, “辰”究竟代表一种什么样的除草工具呢?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辱》:“寻辰字龟甲金文皆作蜃蛤之形, 实蜃之初字。”杨氏认为辰这种农具就是“蜃”。蜃是一种大蛤蚌, 古时候没有铁器, 农民是用蜃壳来翻土除草的。这在《淮南子·氾论篇》中有记载:“古者剡耜而耕, 摩蜃而耨。”高诱注:“蜃, 大蛤, 摩令利, 用之耨。耨, 除苗秽也。”大汶口文化中期和龙山文化都出土发现了蚌制的镰。当时, 人们的活动区域多为河流冲积的黄土地带, 这里土壤肥沃而疏松, 使用不太坚硬的工具, 就可以进行耕作, 这是石制和蚌制农具在当时得以广泛使用的原因。直至西周时期, 石、蚌类农具仍大量使用。这时的蚌制农具已有“蚌耜”、“蚌铲”、“蚌刀”、“蚌镰”等。前二者是整地农具, 后二者是收割农具。

“辰”和“囟”的来历搞清楚了, “”字的构形问题就好解释了。把田、、辰三个部分结合起来理解, 就可以得出这个字的本义:两手持蜃壳除去田里的杂草叫农。远古之时, 森林遍布, 在耕种播种之前, 必定先要砍伐树木, 清除野草, 没有金属工具, 只能靠打磨石器、木器或者蚌壳来作为生产工具, 故先民手持摩锐之蜃壳以铲除杂草, 翻松土壤, 以便种植庄稼。故《汉书·食货志上》说:“辟土殖谷曰农。” (辟:开垦)

还有几个字与“农”关系十分密切。先看“早晨”的“晨”字。“晨”字小篆作。《说文》说:“, 早、昩爽也。从从辰。辰, 时也。辰亦聲。”许慎把“”当形声字来解释, 是他没有真正理解“”的构意。“晨”甲文作、, 从辰从二屮, 或从二木, 与我们前面分析的“农”字构意完全相同。其实, “晨”和“农“本来就是一个字。农是下田除草, 古人农耕非常辛苦, 往往是“夙兴夜寐”, 早晨起来就开始干活了, 所以, 当时人们就直接拿表示干农活的“农”字来表示早晨。后来“晨”字才逐渐从“农”字中分化出来, 先写作“”, 从从辰, 表示双手持蜃, 其构意与“农”字仍无区别;后来为了强调早晨的时间意义, 就改成从日作“晨”了。

再看“辱”字, 其字从辰从寸。寸在汉字中一般都是表示手, 和“”中“”的作用相同。因此, 从辰从寸的“辱”和从从辰的“”, 在构意上也就没有区别了。这说明, “辱”字同样是从“农”字分化出来的。“辱”本指以手持蜃除草的动作, 也可指除草的工具, 其字可加草字头作“蓐” (用“辱”字表示耻辱是假借的用法) 。后来出现了木制的除草农具, “蓐”便又分化出“槈”;再后来出现了金属的除草工具, “槈”便又可写作“鎒”。《说文·木部》:“槈, 薅器也。从木, 辱声。鎒, 或从金。”

“槈”字还有一种从“耒”的写法, 即“耨”。《吕氏春秋·任地篇》:“耨柄尺, 此其度也, 其耨六寸, 所以间稼也。”高诱注:“耨, 所以来耘苗也。刃广六寸, 所以入苗间也。”据“柄长一尺, 刃广六寸”可知, 槈是一种很短的除草工具, 人们使用时的姿势与持蜃并没有太大区别。

表示除草工具的“槈”之所以可以写作“耨”, 是因为“耒”字本身就是一种农具。如果说蚌制农具是我国最早的生产工具之一的话, 耒则是在传统农业中最为重要、使用历史最长的一种工具了。耒的使用是伴随火耕的需要而来的, 火耕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大规模的耕作方法。对于火耕而言, 漫撒和点种是两种主要的播种方法。点种的主要工具就是尖头木棒。但是尖头木棒毕竟效率不高, 先民为了满足增产的要求, 在原始农具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改造了尖头木棒, 形成了一种新的农业工具。这种新农具把尖头木棒延长, 长到可以立着身子把持它的程度;同时在它的下部, 距离尖端不远的地方, 添加上一个短小的横木, 用它作为踏脚, 以便使木棒更容易深入土壤。这样, 人们劳作时就省力多了。这种改造了的原始农具是“耒”的前身——“力”。

力和耒是甲骨文中所见的除蜃之外的主要发土工具。《说文解字》说:“耒, 手耕曲木也, 从木从丰。”金文“耒”字形作或, 从形体上可以看出, “耒”是一种带有两个杈的木棒, 木棒上部是弯曲的柄, 下部是分叉的耒尖, 曲柄弯曲的方向可以向左, 也可以向右。金文中耒字又作或, 像手握耕具之形。

甲骨文“力”字作, , 是独体象形字, 从形体上看, 是一种曲木棍上绑着踏脚横木的单齿发土农具。许慎《说文解字》说:“力, 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 能御大灾。”这是说“力”的本义是人体的肌肉筋腱, 引申出“力量”的意义。许慎的说法并非“力”的本义。徐中舒曾明确表示:力象耒形, 金文中从力之字, 有时也从耒。如“男”字, 《说文》说:“丈夫也。从田从力, 言男用力于田。”“男”字甲骨文作, 确实是从田从力, 不过这里的“力”不是用力的“力”, 而是表示“力”这种农具。金文的“男”字又在“力”的上面增加了“手”形, 作, 像手握“力”这种农具耕田的样子。金文中“男”字还可以写作, , , “田”下的形体由“力”变成了“耒”。可见, “力”和“耒”在古文字字形中是可以通用的, 二者形体比较接近, 只是“力”下面没有歧出的杈形, 而“耒”下面有歧出的杈形。

谈到“耒”, 就不能不说一下“耜”, 因为古书中“耒耜”经常连用。从“耜”字从耒这一点, 便可以看出二者间的密切关系。耒耜同为起土的工具, 耜的形状和今天的铲比较相似, 它起土的功效比耒好。《易·系辞》是最早记载古人发明耒耜的文献:“神农氏作, 斫木为耜, 揉木为耒”。从“斫”和“揉”两种制作方法上, 可以看出“耒”和“耜”在形制方面的不同:“耒”是用火烤的, 而“耜”则是用砍削的方法做成的。“揉木为耒”就是用火将尖木棒柄部烤出合适的弯曲度;“斲木为耜”较耒复杂, 需要将整段木材劈削成圆棍形的柄和铲状的刃。“耒耜”是古代耕种的主要农具, 二者连起来常用作各种农具的泛称。因此人们在为其他农具, 特别是木制或装有木把的农具造字时, 常常以耒为构字部件, 如“耙”、“耓”、“耤”等。

7.《古代文化与现代化》 篇七

一、古代思想如何才能具有现代价值

10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18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我国古代的许多国家治理思想能给予现代人以重要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古代治理思想包括民为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思想对现代国家治理也具有重要价值。历史与文明是人们创造的，应对中华文明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

中国古代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核心部分，也是塑造中华文明特质的关键基因。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波接一波的国学热、儒学热等掀起国人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热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古代思想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价值，并希望通过重新解读、诠释，使古代思想能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发挥作用。

由于现代教育所提供的教育内容与古代官学、私学完全不同，现今大多数中国人在面对古代典籍时均存在比较大的阅读困难。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能与现代治理构成关联性的中国古代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民本论”“德治论”，习近平总书记在集体学习会上讲的几点内容也基本属于这两方面的思想。民本思想、德治思想属于中国古人的原创性思想，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代统治中确曾发挥了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平治天下的作用。但是，现代国家的治理原理与古代有很大的不同，古代的治理思想如果简单搬用于现代，可能会严重干扰现代人的知识、价值取向及现代治理结构。

古代思想体系和现代思想体系是两个话语系统，如果“生吞活剥”式地直接搬用古代思想，必然造成两个话语系统的碰撞。在诠释“民本”“德治”这些古代思想时，尤其需注意不能将客观的学术研究与功利的治理实践相混淆。在学术领域，思想史研究不可因现代人的好恶来裁减、歪曲思想史。思想史可以重写，思想的价值历来多次重估，史学方法可以不同，但是“历史客观”这一基本态度不能扭曲，否则思想史就可能沦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或者家族统治史。在客观历史的基础上，思想的诠释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偏好贡献自己的观点和成果，在百花齐放的原则下鼓励学术个体的多样性，这样可以为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最终决策提供多样性选择。

在具体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普遍认可“观念决定制度”。只有经过现代诠释又能被现代人所理解的古代思想才能进入国人的知识结构之中，才能形成观念，并对人们的选择和制度设计产生实际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主要的治理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经过专业化的诠释之后，不仅能够被轻松地理解和接受，而且也能够进入现代话语系统，对现代思想及具体的国家治理实践产生切实的影响。因为文化基因的存在，中国人在理解和运用古代思想时并不会存在太大的困难。不过，国家治理毕竟是一个实践场域，即便是一些现代的、后现代的思想也未必能成为实践的基础观念（理论）。这与具体国家的情境有很大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史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梳理出了一个较为公认的历史脉络，有许多治理思想和智慧值得现代人去温习。中国古代思想在先秦时期即已基本形成一个世俗的国家治理结构：顺天应人、天人感应的“天道人道”政治合法性；君臣父子人伦秩序为核心的礼治；以仁者爱人、民贵君轻、君者人伦之至的明德之君施仁政的德治；以及贵族阶层、选任的官僚知识阶层、下层士绅共同组成的社会管理系统。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最为古今学者所称颂的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依人性善而阐发的“仁心”“仁政”为伦理价值的政治思想。孟子名言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等等，孟子一方面强调要重民，甚至不赞成孔子的事君不二，但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认为人有贵贱之分等。有学者认为孟子的民本思想相当于现代的民主思想，甚至以“西学古微”的手法来说明民主中国古代早已有之。这种穿凿附会的看法很可能遮蔽了“民本”的本意。孟子的“民为邦本”，与民主的含义相去甚远。民本虽表达了君主需“贵民”的态度，但另一方面未因此演化出公民权利的政治思想，本质上仍是拥护君主制。

在中国古代治理思想中，与民本思想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是德治、礼治。德是对君主及其施政的伦理要求，礼是一种带有德化作用的礼仪和社会伦理秩序，二者相辅相成，更接近于国家治理之术。梁启超说“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也就是说孔子的“仁”实为儒家政治思想的元哲学。孔子所谓仁，包括自爱与爱人两方面，即“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仁从私德扩展至社会公义的程序。以仁学为基础，孔子提出了一些仁在国家治理中的实施策略，如认为“养民也惠”、博施济众是为圣人之业，裕民生、轻赋税、惜力役、节财用均为养民之道，若此将实现“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的德治效果。

从史书记载可知，春秋时期思想多元，但普遍推崇仁政、德政，那时的开明政治家都认识到采取“施民所欲，去民所恶”的仁政，虽不能增加公室的财富，但可以达到善治的状态，可以得到子民的拥戴。在实际的治理方式中，德治往往配合刑罚，礼刑并用、德主刑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意即自孔子始便认为国家治理应“礼乐”与“刑政”并用，礼乐有“德化”的作用，而刑政可为德政的辅佐。不过，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在多数朝代，礼乐实际往往成为刑政的掩饰，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儒表法里”。endprint

之所以形成“儒表法里”治理格局，主要是因为“为政以德”之德不是一个可操作性的制度，不同君主与辅臣对何谓“德政”有不同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君主享有至高的权力，德政的主要意图不是约束君主，而是用于教化子民。在面对一些“不受教化”的子民，刑便自然成为德治的辅助工具。但是，中国古代法律仅仅是刑法意义的法律，未发育出类似古罗马时期的“公法”“私法”。不过，中国古代的“法治”（法家的治理思想）是不能忽视的，中国古代的法治主要是为了维护传统的纲常伦理秩序，而不规约皇帝为中心的公权力。在古代的法律体系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即“调解”，在涉及到民间纠纷时往往采取官员与士绅共同主持的“调解”来调和、化解。应该说，“调解”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特别值得书写的“中国法”，对维系古代的基层社会自治意义非常重要，是“礼教”与“刑政”的结合体，是具有独特内涵的“礼法”。

三、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古代治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治理思想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在近百年来的历史中，曾经遭遇激烈的批判、否定。随着环境变迁，对古代思想文化历史的态度也常发生变化，对古代思想的理解和需求也会不同。然而，不论怎样变化，古代思想总是有其价值的，只不过需要根据不同时代的环境来理解其中的价值。以现代知识来评价中国古代的治理思想，首先需要明确区分其中哪些是有有益价值的。只有如此，才能明确回答如何在现代社会古为今用。

（一）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中的重民、亲民、贵民说，即要求执政者关心民众疾苦，重视民意，以善治获得民心。古书中记录的君主如何“恤民”，以体现国君的仁慈之心。不过，古代的“民”与现代的“民”是不一样的。现代社会的公民在法律上是具有平等政治权利的主体，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通的公民也可能会成为国家的领导人。在现代治理中，政府应及时了解和回应公民的诉求，政府设计了多种制度渠道依法保障公民表达诉求的权利。凡此种种，现代的“民”相对古代的“民”不仅有权利，也更有尊严。

民本思想中无益的内容主要是君与民的不对等关系，君享有绝对权威和国家资源的支配权力，而民只能“被教化”，只有极少数读书人能够进入官僚政治集团，绝大多数人没有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现代治理并不强迫要求公民遵守哪种礼的秩序，但在法治社会中则要求公民遵从法律的规定从事各种活动，包括依法参与政治和国家管理。古代对民的要求是守教，现代对民的要求是守法。

（二）德治思想

古代人希望君主是一位明德之君，这样就能受益于君主之仁德。而现代治理中，执政者也需要注重行政伦理，所制定的政策、所实施的法规及执行过程，均应认真考量其中的伦理价值。二战之后，部分东西方国家所实行的一系列福利政策，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行政改革，政府决策越来越重视公民参与、重视生态保护，公民的国家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得以提升，说明现代治理中“德”并未消退，而是部分转化为政府的公共行政伦理了。

德治思想中无益的部分主要是将国家民族的命运系于君主的仁德，也就是说，古代的国家治理依赖君主个人的品德，却并未对君主的权力约束做多少制度设计。有史家认为，古代的皇帝并非都是独断者，古代的官僚制度中也包含了权力制衡，例如宰相、谏官就能够起到限制皇帝权力的作用。这种看法并非主流，大多数史家仍然认为古代皇帝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宰相、谏官难以对皇帝形成实质性的权力制衡。而且历史上昏君远多于明君这一事实也说明，在“一家一姓之私”的皇家范围内的权力继承，不仅不能对改善国家治理起到根本作用，而且往往由于治理不善而导致国家衰颓、民怨沸腾、朝代更替。因此，对现代政府应以“性恶论”为假设前提，进行严密的制度设计防范政府之“恶”，而不能再将国家民族的命运寄托给“性善”假设基础之上的“明君”了。

（三）礼治与法治

古代的礼发源于祭祀礼仪，后世俗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礼节，并进而成为规范伦理关系的社会政治秩序。礼是德治的教化途径，通过长期的沉淀，礼教中的伦理观念已深深地刻印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中。其效果也确如孔孟等思想家所期望的那样，整个社会形成“上下尊卑、长幼有序、各安其位”的宗法伦理秩序，使中国文化普遍倾向于泛道德化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尤其是士大夫、官僚知识分子和读书人，内心均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责任意识、精英意识，“修身”“齐家”等条目使他们对自身、对家庭普遍具有较为严格的道德要求。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学习儒家思想时也融合了道家、佛家的处世哲学，十分重视内在修为。

古代的礼，不仅是伦理秩序，也是内在信念，对现代国家治理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不过古代的礼教与伦理秩序，需转化为现代公共伦理和公民精神，以正义精神来凝聚公共伦理，促进具有公义精神的现代社会秩序。古代士人知识分子所重视的“内在修为”，也可以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和公务员（包括干部）的内在品德修养，不过现代人的品德不是通过阅读四书五经获得的，而是综合了各种教育培训、社会普遍意识及环境文化而逐渐养成的，对现代人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要求也远不如古人那么严格。在现今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发达、趋于后现代解构、公义价值尚未确立的时代，借鉴古人的“礼治”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不过，古代礼治所强调的伦理品格并不能直接适用于现代社会。过分推崇礼治容易忽视法治建设，过分强调内在修为、忽视外在的法治环境，人的内在欲望就会逐步膨胀。因此，在现代的国家治理中，应在公法范畴里实现独立审判，拒绝政府干预司法，高度重视法治对政府、公务员（干部）的制度约束，使政府“不作恶”，使公务员不能贪。同时在私法范围里健全私法体系，突出对公民权利和私有财产的保护。古代的法治仅限于德政和礼治的辅助，现代的法治则是整个国家政治社会规则的基础，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中国古代治理思想中包含了许多原创的智慧和国家治理的部分原理。从中西文化差异角度论，中国古代的治理偏重于维护皇权专制统治的稳定性，德礼之政虽然日趋成熟，但实际上越来越依赖刑法手段来维护权力稳定。古代中国受地理因素制约，缺乏对外的文化交流，文化上长期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因此治理思想和治理方式也一直因袭前人，无法走出由盛及衰的朝代循环。只有体现社会公义精神和法治精神的现代国家治理，才能超越古人。不过，在现代国家治理中，适当地了解和学习古代治理思想，对于传承中华文明、融合古今思想仍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8.古代诗词中的意境与审美文化 篇八

上次看了一个访谈类节目，听他们讲到了有关中国古人的一些休闲娱乐方式，乐舞百戏、博弈娱乐、体育娱乐和民俗娱乐等等。中国古人在精神生活方面有一种把娱乐和艺术相结合的能力，很多种娱乐都变成了艺术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像曲水流觞，对酒当歌，登高抒怀，歌舞戏曲，琴棋书画给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文化艺术瑰宝。还有观鸟赏鱼,斗蝈蝈，抖空竹，评书等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个民族，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古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在共同的民族心理的熏陶下，总会形成某些传统的审美崇尚，形成鲜明的民族风格。而从这些风格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的审美观念和情趣。这些风格，或者说古代中国人的文学审美崇尚，可以从历代文论家的古典诗词著作中找到它们的一些影踪。

一、自然美—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流传千古的佳句是唐代李白对江夏韦太守的诗作的推崇之词。他本人还发出了：“自建安以来，绚丽不足珍。”的呼吁，要求文学作品气韵天成，真实自然。这句话也让我想到了电视上化妆品牌自然堂的一句广告词—你本来就很美！本来的，最初的，自然的就是美的。

自然美不是单纯的自然生态的美，同时也是一种真实的美。推崇自然之美，是普遍存在于中国人审美思维中的思想，它和主张一切顺应自然的思想一样，发端于先秦时期的老庄思想。庄子曾在《天道》中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王充把“朴”解释为：“无刀斧之断者谓之朴。”即自然形态的树木，是一种不假雕琢的自然美。自然同时也意味着真实。矫揉造作的虚情假意是不会感人的，真实才会自然。浑然逼真，不假雕琢，这才是庄子推崇的自然之美。他把这看成美的最高境界。

与对自然的赞美亲近相联系的是，在人的生存理念上，不是以征服自然为最高理想，而是在跟自然平等相处和把自然作为审美欣赏与情感亲近的对象的前提下，提倡审美化生存方式和诗意生存境界。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禅宗，它们都不是把生存的意义寄托于某种彼岸的神灵或某种道德形而上学，而是把生存的意义定位于此世，定位于一种审美化的生存方式。

而这种审美期待的依据则在于把整个宇宙人生看成一种有情的世界。宇宙本是无限的，宇宙有自己铁的法则和必然性。然而在中国古人看来，宇宙并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冷冰冰的容器，而是一个有情有趣的世界，是一个气化流行、生生不已的世界。人与天地是有着同根同源的关系的。人是天地之子(因此古代君王自称“天子”)，人必需顺天应人，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在有情的宇宙中活下来。而这种活着因为与宇宙自然的节律一致，因而才能活得有情有义，有滋有味。只要与自然节律相一致，与自然相互欣赏，相互依赖，活着本身就成为一种美，一种诗意。

但是，任何艺术都不是原始状态的自然形态的照搬，自然美是经过文学家创造的艺术境界，是庄子所说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绚丽之极而又归于平淡的境界。艺术的自然美，是大巧之后的返朴，是去掉了雕琢斧痕之后的自然，也是精湛的艺术功夫以朴素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并经过推敲、琢磨，最后才成为看来是不假雕琢的浑然天成的艺术精品。

孔子和庄子时代，没有工业化，许多原始自然尚未开发，但是，时代不同，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则同，所以思想家们对此的批判也是同样强烈的。无论是庄子还是孔子，他们所表述出来的这种把无情的人生有情化、把无趣的生活审美化的思想，对于生活在高度心理压力下焦虑不堪、精神疾病增多的现代人，难道不是一贴清凉的解毒剂吗？

二、含蓄美—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含蓄，《新华字典》中这样解释：“也作涵蓄。一层含义是表达得委婉、耐人寻味；二层含义是说话中不把情意全部表达出来。”而艺术体现的“含蓄”里包含着更多更丰富的委婉而又耐人寻味的情感，这其间蕴藏着的魅力也许就在这“犹抱琵琶半遮面”般的含蓄之美中吧！

中国古代诗文中就蕴含有含蓄美，诗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是他们生活的必需，是其高雅生活的保障，是修养性情的良方，是令人向往的一种人生境界。叫人真正感到触动的地方不在表面，而在背后，这也就是中国诗歌里的“言不尽意”。

含蓄，不仅是一种艺术风格，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艺术规律。举例说，王安石的“浓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这一点红，已经足以透露春天的气息，让人自然而然联想起万紫千红的春天景色。从欣赏者的角度来说，含蓄美就是要求文学作品不能一览无余，只有含蓄之美才能耐人寻味，引人入胜，引起阅读兴趣和审美愉悦。

强调含蓄的美，强调意在言外，如弦外之音、景外之景、象外之象，这些文学审美情趣都受到了老庄思想的影响。老子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和庄子说的“至乐无乐”，都很自然地引伸出了“无言之美”的审美理论。庄子在《天道》篇中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局限性。文学作品的内在意境，往往比语言文字直接表达出来的东西要深远而广阔得多。文学艺术给人的美感不一定都是语言所能形容的。言是散碎的，意是混整的，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

隐约或含蓄不只是艺术的形式美，而且关系到作品的思想张力。如唐代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如果一言道明，就不会给人审美愉悦和难以磨来的印象。文贵含蓄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审美中的传统审美观点。文学作品有的这种含蓄之美，也就使人们在文学的审美活动中，可以充分发挥想象的作用，在艺术再创造的过程中，获得美感享受。

三、新奇美—“语不惊人死不休”

唐代大诗人杜甫说自己“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奇也就是新，新也就是奇了。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看到了创新和变革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因而提倡这种出人意表的新奇美，正是对异常的、独创的艺术境界的追求。

以新奇为美的观念可以上溯到很早的神话传说。人类童年时期，对许多自然现象都会感到奇怪，而又无法进行科学的解释，于是有了神话。从这些神话中开始产生出了古人的“奇”的审美情趣和追求。

新奇美的另一个方面是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向反对因袭模仿，而主张意取尖新，即文学作品的独创性。杨万里在《诚斋集》中说的“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就是指文学作品的风格要有独创性，自成一家而不模仿别家，才能名传千古。

9.《古代文化与现代化》 篇九

一、科技发展的前提条件

1、中国古代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经济保障;

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3、政府对科技的重视与支持;

4、中外民族融合和民族交往促进科技发展;

5、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为科技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6、古代人民和科学家们的勤劳创新

二、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

①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服务于生产和巩固统治的需要。

②具有较强的经验性 ，科技著作大多是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

描述。

③未能转化为普遍的生产力。

三、概况

(一)四大发明

造纸术：

①纸出现以前的书写材料——甲骨、青铜、竹木简、帛。

②西汉发明植物纤维纸，不适于书写。

③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制成能书写的纤维纸，人称“蔡侯纸”。

④纸的发明，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

印刷术：

①唐朝：现存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

②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

③13世纪后传入朝鲜、欧洲。

④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还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火药：

①唐：发明火药，孙思邈《丹经》记载，唐末用于军事战争。

②五代、宋：广泛应用。如火炮、火箭、突火枪等。

③14世纪：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对资产阶级战胜封建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指南针：

①战国：司南。

②北宋：发明指南针，并用于航海。

③13世纪：传入欧洲，在地理大发现中起了重要作用。

意义：

① 对中国：是中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

② 对世界：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推动了世界科技文化的发展。在欧洲资产阶级战胜封建主义，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四大发明”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效果说明了什么问题?

说明：社会环境决定了科技作用的发挥。

2、16世纪以后，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近代科学?

根本原因：腐朽的封建制度。

其它原因：

①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阻碍了科技发展;

②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使科技发展失去了物质基础和动力;

③八股取士和文化专制，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

④重人伦、轻自然的文化传统妨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天文学

①战国：《甘石星经》中《石氏星表》为世界最早的星表。

②两汉：西汉留下世界最早对太阳黑子的记录;东汉张衡：发明水运浑象仪，地动仪早欧洲1700多年。

③唐朝：僧一行：制定《太衍历》;创制黄道游仪;世界首次实测子午线长度。

④元朝：郭守敬制成简仪，比欧洲早300多年;编制的《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精确的历法，早欧洲300多年。

(三)数学

①春秋：九九乘法表。

②西汉：《周髀算经》勾股定理，早西方5。

③东汉：《九章算术》标志我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十进位值制，中国最早使用。

④南朝：祖冲之圆周率点后第七位，比世界早1000年。

(四)农学

农业技术—— 混合选择法(选种)、人工杂交

农学著作：

①《齐民要术》北魏贾思勰著，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最完整的农书。

②元代的《农桑辑要》是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

③元代王祯的《农书》重点放在生产工具的改革方面，其中的《农器图谱》占全书篇幅4/5,附有306幅插图。

④明代徐光启编写的《农政全书》不仅达到传统农学顶峰，还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徐光启被誉为“中国近代科学先驱”。

(五)医学

中医学：

①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独创了针灸疗法

②战国时期有了医学分科

③ 著名医生扁鹊提出四诊法(望、闻、问、切)成为中国中医传统的诊病法

④《黄帝内径》编撰于战国，成书于西汉，提出病理学说，该书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基础。

⑤东汉末年，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治疗学(临床学)的基础。

⑥华佗除创制五禽戏外，还发明了麻沸散，开创了世界医学史上全身麻醉之先河。

中药学：

①《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和颁布的药典

②孙思邈著有《千金方》

③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创立世界最先进分类法，被誉为“东方医学巨典”。

(六)建筑学

①能工巧匠——战国鲁国公输般、隋朝工匠李春(赵州桥)

10.古代刺客文化与侠义精神 篇十

存在来源于需求。

史载：春秋三百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礼崩乐坏”，诸侯争霸，权力博弈，刺客应运而生。

刺客原本乃行走四方，以行刺为生存手段的江湖自由职业者。他们往往特立独行，任情任性，技艺高超，胆识出众，可以“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如专诸以鱼腹藏匕首，筵宴之上毙命吴王阖闾之对手王僚；

如聂政只身登堂入室，以一当十，手刃严仲子之政敌侠累。

然而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春秋时期正是中国儒文化萌芽形成之时，中国刺客文化正是与儒家思想文化一同起步成长的，所以中国刺客在产生之初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儒文化的智慧、心态和英雄主义人格。随着儒家思想的不断发展完善和社会统治地位的巩固确立，刺客的生存活动空间也逐渐从自由江湖转移到了侠义江湖和道义江湖中来，刺客的性格也从避世超俗、快意恩仇转化为任侠义气、济世进取。

侠作为一种儒家文化符号，也恰逢其时地逐渐形成为一种锄强扶弱的刺客气质和重义轻利的价值象征，其正义与伦理性的精神内核超越了地域、社会地位和个体情趣，成为其最为重要和显著的特征与标志。

刺客从此背负起了行侠仗义的神圣使命和民族道义，开始有意无意地体验生存意义和探索社会理想，成为民族群体期盼的自我人格力量的化身和社会集体心灵文化价值的代表。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评价道：“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无论成败与否，刺客者立意昭彰，志向不堕，因而名垂后世，绝非虚妄！

如吴国要离断臂亡妻取得卫国第一勇士庆忌的信任，于月圆之夜行刺庆忌，剑入心窝而出背外。庆忌惊诧：“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于这样刺我？成全他吧。”回国后吴王阖闾金殿赐封，要离不受，“我杀庆忌不为做官，而是为了吴国的安宁，百姓能安居乐业。”言毕自刎于金殿之上，血性慨然。

如鲁国曹沫三战皆败于齐国，被迫割地求和。当鲁公与齐桓公柯地会盟即将达成屈辱协议时，曹沫手执匕首抢上前劫持了齐桓公，“齐强鲁弱，你恃强凌弱太过分了，该怎么办呢？”齐桓公无奈承诺悉数归还所占土地，曹沫才扔掉匕首重新站位于群臣之中，面不改色，辞令如故，忠勇非常。

如晋国豫让为报智伯知遇之恩，屡次改名换姓、乔装易容，甚至不惜漆身吞碳以谋刺智伯仇家赵襄子，却屡战屡败。最后豫让竟然恳求赵襄子，“望君遂我心愿，脱下衣服任我刺穿，虽死而无憾。”赵襄子感其忠义就答应了。豫让拔剑跃起三次洞穿赵襄子衣服，而后刎颈喋血，悲情如此。

如晋国鉏鸒受国君灵公和大夫屠岸贾蛊惑夜刺宰相赵盾，五更潜入中门，见堂上灯火辉煌，赵盾朝衣朝冠、端然于堂上坐以待旦上朝。鉏鸒退而叹呼“恭敬如此，忠义之臣也！刺杀忠臣不义，受君命而弃之不信。不义不信，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哉？”乃呼于门曰“我，鉏鸒宁违君命，不忍杀忠臣。我今自尽，恐有后来者，相国谨防之！”言罢，以头触株槐脑浆迸裂而亡，节义张扬。

经过民族正义和社会伦理考验的刺客的智慧与风范，已然蜕变成为侠客的智慧与风范，成为真正民族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英雄气概。這是儒家主流文化对刺客文化及其发展延伸的侠文化长期影响、冲击和浸染的结果。同时也直接导致了刺客文化及侠文化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所处的边缘性地位，而最终无法演变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文化；尽管也被主流文化圈欣赏和向往，并逐渐融进了主流文化的成分，对民族文化心理也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和感动。

随着刺客文化和侠文化中儒的思想成分的越来越浓厚，终于使侠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质变：独立人格丧失殆尽，依附性增强；自由精神灰飞烟灭，工具化凸显。从此，侠的社会功能被极端政治化，由统治秩序的破坏者华丽转身为统治秩序的维护者，信奉“士为知己者死”，崇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侠的自由天性与鲜明个性被牢牢压抑、束缚和拘囿在儒的思想道德规范里，已然沦落为循规蹈矩、庸庸碌碌。

这充分而深刻地诠释出社会理想与现实伦理之间存在着的文化挣扎和历史悖谬。

所以千百年以来，似雅实俗、俗中寓雅的刺客文化与侠义精神，只是连接文人墨客与江湖文化两大层次间无法割舍的重要心灵纽带，只是对重视群体价值取向成就动机的传统文化的一种心理暗示，只是深藏在民族文化底蕴中对生存窘境恐惧感的清醒认识和怀旧情愫。

我们不厌其烦地演绎着荆轲刺秦王的故事。

我们无时无刻地寻找着心目中的侠义英雄。

因为，我们不愿意接受和正视这样的一个结局：

刺客远逝。

侠义存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