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精选15篇）

1.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篇一

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科学发展观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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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人类最具特色的自觉行为，都是在一定观念指导下进行的。教育科学发展观不是空洞的，它深深地嵌入教育的体制、机制和(来自范本资料网)教育发展的全过程；教育科学发展观也不是主观臆想的，它是根据历史和时代所提出的主题，并围绕这个主题、密切联系当前中国教育的实践，产生构建的理论体系。我国教育正处于体制改革和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教育改革越是深化，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就越需要科学的回答。由于教育的复杂性和周期性长的特点，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才能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从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客观实践出发，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针是优先、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上三个方面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贯穿于我国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创新的全过程，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深化。科学发展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新的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认识的升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改革以何种观念统领将关系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决策。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纲领，也是推动科学、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指导纲领。教育科学发展观是在教育领域，破除传统的、被长期束缚的思想观念，树立起现代化的、科学的发展观。教育科学的发展观是有时代特色的、符合时代需要的发展理念。只有具有一流的发展观，才能办出一流的教育。这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知灼见。

以人为本的教育科学发展观，超越了只追求某一个方面的片面性发展的局限，肯定了在社会、经济、科技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培养，突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关注人的本质力量，提升人的自觉自为全面发展的主体地位，这与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重视以人为本就是尊重做人的人格、肯定人的尊严，就是尊重人的学习、受教育的权利，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关键是要关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更需要人的全面发展。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制度和教育体系，构建学习型社会，使社会全体成员都能享有终身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

首先，要从观念上重视人的终身受教育权，树立终身学习体系的紧迫观念。我国一贯重视学历教育，这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在信息、经济瞬息万变，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学历教育，或学校“一次性”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需要，人们在学校学习的知识，也只是为今后的学习打基础，许多知识、技能和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在工作的实践和职业的培训中获得的，即使是大学毕业生，所学的知识二年后就有一半已经过时。因此，在职教育、继续教育、培训将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学习化社会，必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技术和文比水平，促进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建立终身学习化社会，既是尊重人受教育的平等权利，也是广大群众自我完善的迫切要求。

其次，要提供学习化社会的制度保障，建设学习化的社会环境。要打破传统封闭式的办学模式，使学校融入社会，特别是发挥高校建设终身教育的积极作用。为人们提供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终身学习的平台，教育制度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是学习化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原则。教育已不是某些杰出人才的特权，或某一特定年龄的规定活动，仅靠学校或通过单独的机构不能对其社会的一切成员都提供学习的机会。教育现在是、而且将来也越来越是每个人的需要，我们不仅必须发展小学、中学、大学教育，而且还必须超越学校教育的范围，把教育的功能扩充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把这个社会称之为“学习化的社会”；我国目前与构建学习化社会还有相当差距。社会的教育科学发展观的价值，不仅是只满足个人的需要，更重要的意义是满足社会的需要，这是作为社会人的最本质的需要，也是每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努力创造学习化的社会环境。传统教育观强调学习是灌输，学生是被动接受的过程，以应试教育为目标，以教师为主，学生围着教师转；科学教育观强调学生是主体，学习是独立自主、生动活泼的、自由自觉的学习过程，教师要围绕学生转。学习化社会是以学习者为主体、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学习成为国家政治和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和社会为学习者提供多种方式、多种层次、多种手段的学习机会，学习成为社会最广泛、最普遍的、人人都能参与的行为。终身教育时代，一切为提高人的素质，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这不仅是教育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不仅是以人为本的要求，也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人类关于教育发展的新的战略思想。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是把优先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平等发展观念注入教育发展的观念中，这既是经济也是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

首先，教育要优先、全面发展，这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前瞻观。知识经济时代，决定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发展速度、发展程度的不是物质资本，而是人力、知识资本，知识贫困是经济贫苦之源。教育是有战略性、先导性的产业投资，教育投资是一种改变人自身、改变现实世界的强大力量。

教育必须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需要国家、社会和市场共同介入教育，改变教育仅仅是消费投入的错误理念，最关键的是政府要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和保证教育的优先发展。目前我国教育的发展还处于相对落后阶段，用于教育的投入还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指数，这是不符合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决策的，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屏障。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既是我国教育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个有机的整体，教育是社会有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知识经济时代不同于农业和工业经济时代，它是以现代科技为中心，建立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教育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居于先导和基础的地位。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把教育列为“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性行业”。教育在知识经济和知识创新中是社会济发展的动力，教育发展的状况将决定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整体性、全局性、前瞻性的战略发展观，教育的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定位，说明各种人才的培养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滞后性，因此，必须对未来社会经济对人才的需求有高瞻远瞩的战略规划。制订科学的长期、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和规划，形成多阶段、多形式、多种类、多层次全方位的大教育系统，这就扩大和延伸了发展的视野，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对策，也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和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又要突出重点，着眼于基础教育，正确处理好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九年义务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基础，也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政府一方面要切实承担起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责任，完善农村的义务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要扩大和发展高等教育，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要尽快建设完善的、现代化的国民教育体系。当代教育的整体化改革的趋势不断加强，从教育的理念、体制、结构，到教育的政策、内容、方法、课程等的不断革新，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国民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教育面临着不同的矛盾和课题，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教育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和分配不合理、教育资产的管理体制僵化，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将决定和影响我国教育今后的发展状况，必须进行制度的改革、创新，以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方针为指导，构建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现代教育制度、现代教育财政制度，调动市场和民间资本投资教育，为教育持续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其次，教育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环节。在社会这个庞大的系统中，教育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教育的协调发展是研究、寻求教育与社会其他子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条件。所谓教育协调发展，一是指教育系统与其他子系统如与科技系统、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二是指教育系统内部的各种关系，诸如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性与连续性教育、职业培训与终身教育、国办教育与民办教育、教育体制与机制的改革、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等，必须通过宏观调控，使之协调、均衡的发展。协调得当，相得益彰，达到双赢；否则将两败俱伤，后果严重。协调发展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节点。

最后，教育可持续发展方针的价值观是：教育的平等发展观是对教育价值观的定位，是现代教育价值观的必然选择，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受教育权利是被世界人权宣言和我国宪法赋予的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教育公平、平等性更加关注，对受教育的权利更为重视。我国宪法第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受教育权利不仅是受宪法保护的法定的平等权利，而且我国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也确立了教育的公平性、平等性，说明我国对受教育平等权的实体立法制度是很重视的。但是如何使受教育权利从法定权利，转化为每个公民的现实权利如何在公民受教育权利被侵害时能得到法律的保障和救济我国在程序法上对教育权利的法律保障还存在较大差距。受教育权的不平等，从宏观上有城乡之间的教育财政资源的不均等，公民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国办与民办学校在许多方面的不平等；从微观上有学生与学校、学生与教师之间发生纠纷时没有教育程序法，如教育诉讼法、教育行政复议法等，导致司法的被动，受教育的平等权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证。落实教育科学发展观的可持续发展的方针，教育必须以全面、协调、平等的发展为基本内容，以整体观、协调观、平等观确立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篇二

文化，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当代哲学问题。从广义上来看，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类本身的历史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能力以及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来看，文化是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

从整个人类发展史上来看，文化既是一种内涵丰富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影响巨大的历史动力。文化始终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途径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影响并制约着军事的发展进程。在当今社会，文化与经济、政治、军事更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因素的变化必然引起军事上相应的变化，影响军事行为方式、组织形式、管理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因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军事活动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因素是不可小视的重要因素。

（一）物质文化奠定了军事活动的物质基础

从文化的最基础的物质形态来考察，它作为人类文化的物质产品或精神的物化产物，对军事活动的发展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物质文化的每一个重大进步与发展，都会对军事领域的变革产生重大的影响。例如，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人类物质文化的产物。正是这种物质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开辟了人类战争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火药兵器时代。早在公元1044年以前，我国北宋军队已经装备有多种早期的火药兵器了。同时这也标志着中国古代以火药爆炸的杀伤力而起主要作用的火药兵器走上了战争的舞台，从此冷兵器时代过渡为火器和冷兵器并用的时代，使战争的面貌彻底改观。可见，物质文化对军事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为军事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二）行为文化影响着军事活动方式

军队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人或军队的活动方式与行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行为文化是指人们在生活、工作之中所贡献的，有价值的，促进文明、文化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及创造性活动。行为文化对军事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主要包括军事行为方式、军事管理方式、军人的生活方式等。积极进步的行为文化包括了对旧社会陈规陋习的克服与纠正，也包括对历史上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还包括对新时代文明行为的倡导与推广。随着行为文化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从作战与战备行为方式、军事训练行为方式、政治工作行为方式、后勤保障行为方式以及军人的生活方式，都会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发展趋势。 (1)

（三）精神文化指引着军事变革的方向

精神文化是人类在从事物质文化基础生产上产生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是人类各种意识观念形态的集合。考察人类的军事发展史可以发现，进行军事变革是为了谋取军事力量上的优势，进而赢得战争的胜利。而成功的军事变革与战争的最终胜利，往往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比如，历史上几次重大军事变革的主要发生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战争失败的一方。尽管德国的军事变革在军事意义上是进步的，但由于政治因素和战争的非正义性等多种原因，决定了德国军事变革的社会价值是反动与消极的，这其中精神文化对于军事变革社会价值的影响不容忽视。因为精神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对自然、人对人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的价值观为主要内涵的，精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军事变革的价值取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深刻影响

目前，全球在军事领域内兴起的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无疑也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一次对军事系统内各要素的深刻变革。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是新世纪新阶段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是指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快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确保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具有根本性、长远性的指导意义。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人是军事活动的主体，是战争胜利之本。无论战争样式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人在战争中的主体地位。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中，人依然是变革的核心、动力和主体。坚持以人为本，对军队自身建设来说，就是要充分尊重广大官兵的主体地位，发挥他们在军队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激发他们在完成军事任务中的创造精神。“在未来的信息化战场上，知识将成为战斗力的主导因素，敌我双方的较量将更突出地表现为高素质人才的较量。” (2) 因此，要加紧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人才保证和广泛智力支持。

（二）坚持全面的发展观，从全局高度系统谋划军队信息化建设

科学发展观本质上体现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思想和全面、系统的发展观。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历史性的系统工程，要求着眼全局，统一筹划，系统推进，这包括了军事科技的革命及武器装备水平的跨越，人才知识结构的更新和人才培养机制的完善，军事思想的创新和作战理论的变革，军队体质编制的结构性改造等方面。

（三）坚持协调的发展观，努力谋求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最大效益

坚持统筹兼顾、注重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又一鲜明特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要着眼国家和军队整体建设大局，做到系统筹划，协调发展，把军事变革纳入国家总体发展规划，实现军事变革和国家改革的协调发展。同时还要协调好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关系，协调好军队信息化建设和部队全面建设的关系。

（四）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确保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持续快速发展

科学发展观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强调把发展作为一个历史的、持续的过程，立足当前，着眼未来，保持发展的连续性，避免时断时续、大起大落和重复建设，以增强发展效益，实现发展目标。新军事变革和军队信息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逐步推进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坚持可持续的发展观，增强军事变革的后劲，确保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持续快速发展，对我们这样一支起点较低、基础较差、发展不均衡的军队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3)

三、思考与启示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军事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军事文化是在军事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军人精神等构成的观念形态的复合体。当代中国军事文化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珍贵遗产，而且根据时代要求不断开拓和创新, 是社会文化的战斗号角。

军事文化是军队建设的灵魂和巨大精神动力，也是军队战斗力形成的文化根基。只有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积极进行军事文化创新，才能实现我军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进步必然会推动军事文化的创新和提升；军事文化的创新和提升又反过来加速和推动军队建设的发展。因此，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过程中，大力建设先进军事文化建设能够不断推进军事理论创新，促进武器装备信息化发展，深化推进编制体制改革，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诸方面的高度整合与集成并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对我军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必骎:《军事哲学》, 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135页。

[2]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 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第372页。

3.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篇三

摘 要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传统，“大一统”的政治思想观就是其集中体现。通过追溯到始于春秋时期的“大一统”政治思想，来说明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弘扬和发展；说明“中华统一”是祖国儿女的愿望，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关键词 “大一统”思想 中华民族 一国两制 祖国统一

一、“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春秋•公羊传》中，首次出现“大一统”一词。《春秋》开篇云：“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王正月”是指周正，即周王朝所采用的历法的正月。《公羊传》解释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大一统”思想是儒家一直推崇的思想主张，儒家学说对“天下一家”和“大一统”都很重视。董仲舒认为，“大一统”是尊崇一统，即天下应该统一于君王的意思。大一统包括政治上统一和思想上统一两个方面。“大一统”思想从先秦起源到西汉的发展，经过董仲舒的丰富和论证以后，成为比较完善的政治思想，影响了千年的中华大统一观念。

二、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历史

1．“中华民族”之释义

“中华”一词，早在我国公元300年的古代文献中就有记载，是魏晋时期信服“天人合一”观念的思想家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复合而成的。“中”侧重自然，寓意天下之中；“华”侧重民族，一般代指中國。《吕氏春秋•简选》中解释为“中国各族圣人的后代”。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了他的民族定义，孙中山先生则认为构成民族有“五种巨大的力”，其中最大的力是“血统”，其次是“生活”，第三是“语言”，第四是“宗教”，第五是“风俗习惯”，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不是武力征服得来的。后来，他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的概念，宣称“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这里所提及的“五族”，并不是仅仅指这五个民族，而是中国范围所有民族的代称。此后，“中华民族”的概念越来越广泛地应用，直至今天。

2．历史上的几个“大一统”时期

夏商周的统一时期：据历史文献和考古推断，这是中国最早的“大一统”时期。炎黄二帝以后，华夏族基本统一和同化了黄河中下游的其他民族，到夏商周时期，统一疆域已经从黄河中下游到达了长江中下游，一统天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憧憬已经开始萌芽，正如《诗经》里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秦汉统一时期：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很重要的一个“大一统”时期。秦始皇吞灭六国，建立起了第一个真正意思上的统一大国。从秦朝到汉朝历时四百年的时间，初步奠定了两千多年的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地理格局。

隋唐统一时期：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在隋唐得到了大力发展，完善很多。隋唐时期在国家“大一统”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奠定了东方大国的历史地位，开创了中国政治统一史上最灿烂和光辉的时代。

元明清时期：元明清时期达到中国古代文明史的顶峰，这个时期也是国家大一统的巩固期和定型期。中国达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疆域，把台湾和西藏囊括进中国的版图。元朝是我国史无前例的“大一统”帝国，它标志着多民族文化思想“大一统”和中国疆域“大一统”的最后形成。

三、对现代民族和平统一事业的影响

1.“一国两制”的提出，是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对“大一统”的传统思想的弘扬，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对“大一统”事业的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台湾同胞也是炎黄子孙，也是华夏民族，一样拥有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样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深刻的眷恋之情，关注中国的兴衰成败，期望着祖国的繁荣昌盛，这是台湾最终要回归祖国，中华民族最终要统一的精神内因。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海峡儿女捐钱捐物，心系内陆同胞，把赤子之心献给祖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的中华民族意识，是经过几千年才能凝聚形成的共同心理和价值取向，在国家灾难面前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靠民族的团结。

2.“和平统一”的提出，是对“和为贵”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和谐”，“和为贵”是中华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历来所推崇的，战争只能带来海峡两岸人民在情感上和经济上的伤害，是极不明智之举动。如果能通过和平协商和谈判，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无疑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3.“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对“多元一体，合而不同”文化传统的发展。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各个民族的文化形态和各个区域风俗习惯相互影响，共同形成“合而不同”的传统文化，其中对多元性的包容性也是一以贯之。“一国两制”的实施，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包容了港澳台三地不同的区域特点。邓小平同志认为，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都有的，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从民族最大利益出发，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参考文献：

[1]计秋枫."大一统":概念、范围及其历史影响(第7版).光明日报.2008.4.27.

[2]龚友德.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云南学术探索.1994(2).

4.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篇四

中国是印刷技术的发明地，很多国家的印刷技术或是由我国传入，或是由于受到中国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日本是在中国之后最早发展印刷技术的国家，公元8世纪日本就可以用雕版印佛经了。朝鲜的雕版印刷技术也是由中国传入的，高丽穆宗时（998~1009年）就开始印制经书。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经中亚传到波斯，大约14世纪由波斯传到埃及。波斯实际上成了中国印刷技术西传的中转站，14世纪末欧洲才出现用木版雕印的纸牌、圣象和学生用的拉丁文课本。我国的木活字技术大约14世纪传入朝鲜、日本。朝鲜人民在木活字的基础上创制了铜活字。

印刷术的传人使欧洲宗教改革的主张广为传播。马丁·路德曾称印刷术为“上帝至高无上的恩赐，使得福音更能传扬”。在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他的抗议之前，人们已经用一些本国的民族语言印刷圣经，使宗教改革的条件日趋成熟。福音真理不再是少数人所专有，而为普通百姓所能学习和理解。同时也使宗教信仰因国家不同而有变通，罗马教会再不能保持国际性的划一形式。新教运动的原始动机是纠正教会的弊端，特别是赎罪券的出售，自从印刷术应用到大量的印刷赎罪券以后，出售赎罪券成为一种谋利手段。与此同时，新教徒也利用印刷的小册子、传单和布告等方式，广泛传播其观念和主张，如果没有印刷术，新教的主张

可能仅限于某些地区，而不会形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重要运动，永远结束教士们对学术的垄断、克服愚昧和迷信，进而促成西欧社会早日脱离“黑暗时代”。

在印刷术出现以前，虽然已有民族文学，但印刷术对民族文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西欧各民族的口语在16世纪之前已发展为书写文字，问世纪逐渐演进成为现代形式，同时一些中世纪的书写文字已在这一过程中消失。一度成为国际语言的拉丁文也日渐式微，终于成为死的语言。新兴的民族国家大力支持民族语文的统一。与此同时，作者们在寻找最佳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出版商也鼓励他们用民族语言以扩大读者市场。在以民族语言出版书籍越来越容易的情况下，印刷术使各种语文出版物的词汇、语法、结构、拼法和标点日趋统一。小说出版广泛流通以后，通俗语言的地位得到巩固，而这些通用语言又促进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最终导致明确的民族意识的建立和民族主义的产生。

印刷促进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推广，书籍价格便宜使更多人可以获得知识，因而影响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书籍普及会使人们的识字率提高，反过来又扩大了书籍的需要量。此外，手工业者从早期印行的手册、广告中发觉印行这类印刷品可以名利双收。这样又提高了他们的阅读和书写能力。例证说明，印刷术帮助了一些出身低微的人们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如在早期德国的教会改革中就有出身鞋匠和铁匠家庭的教士和牧师。这充分说明印刷术能为地位低下的人提供改善社会处境的机会。

印刷技术传到欧洲，加速了欧洲社会发展的进程，它为文艺复兴的出现提供了条件。马克思把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称为“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人发明的印刷技术为现代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

我国发明的活字版印刷术，在国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成为现代印刷术的主流。在中国发明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影响下，对中国古代活字版印刷术，有突出改进和重大发展的是德国人谷登堡，他创造的铅合金活字版印刷术，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直到现在，仍为当代印刷方法之一。

5.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 篇五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

摘要：文化是影响国家外交的重要因素之一,从文化角度理解一国对外关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 几千年薪火相传，对后代影响深远。其所蕴涵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准则不仅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而且还带有鲜明的现实性,从最深处影响着包括当代中国外交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致力于建立新的外交形象，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战略、政策实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传统文化；当代中国外交；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长久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这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1]。

文化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决策者的认知模型,影响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进而影响一国的外交政策。正如诺威尔(John P.Lovell)所指出的,“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此外,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宗教信仰及意识形态等因素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者的思维方式、处世态度和价值取向,而这些因素会在他们制定外交政策和进行外交行为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来[2]。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的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交思想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烙印，体现在外交思想的不同方面。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外交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儒家的“仁义”，“和合”，“天人合一”等思想，时至今日仍在我们的思想理论当中起到一定的影响，而在中国的外交理论当中仍然可以找到其历史思想的支撑。尤其是现代社会以来，“和合”命题始终是贯穿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一条主线，从周恩来总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邓小平的和平外交理念，再到今天“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无一不是在“和合”思想和国际大环境下中国的外交选择。尽管不同时期“仁义”在中国的外交中所具有的含义不同，但中国外交思想在延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或多或少地秉承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始终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堪称是仁义外交、“儒家外交”;随着环境问题的世界化，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更是引起重视，成为环境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我国环境外交提供了传统的理论基础[3]。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历来主张以和为贵，这与与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竞争意识形成强烈反差。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的不同特性。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小农经济上，表现出一种“ 静态” 的特征，重视自然、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身心和谐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价值理想是“和”。“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道路及战略目标。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规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家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指导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政府就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准则,即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的“和”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和而不同”哲学观的具体体现，也是辩证法中的儒家精华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巧妙融合吸收和成功运用。其主张以和平作为各国相处的方式和目的,蕴含了“贵和”的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各国要承认彼此的差异与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尊重这种不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以谋求最终“共处、互利”和谐发展的国际环境,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和”非否定个性,和平共处而非消灭异己。“和而解”是解决国际关系中矛盾冲突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非爆发式的方式能够保持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相对平衡与稳定，同时也能够避免和化解矛盾冲突所造成的破坏。重视“和而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

体现了一种博大的道德情怀，以“和而解”为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反映出道德价值取向。同时，也表现出中华民族在道德方面的宽容但不失原则的高尚一面。

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的理念和战略,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以五千多年的中华历史文化为基础的。国家的发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外扩式”的,即国家的发展崛起伴随着侵略战争、征服别国、并吞他国领土或建立殖民统治。这种方式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并不鲜见。另一种方式是“内敛式”的,即发展崛起不向外扩张,不征服世界,不建立殖民地,而致力于本国各方面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无疑属于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在和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对外关系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谋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同时，进一步要求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为和平的长久存在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主张为了谋求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推进世界和平事业[4]。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 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江主席在布什图书馆发表演讲时引用《论语》“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中美之间、国家之间应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我们主张，世界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和”强调和平,和谐。在承认和尊重事物之间差异的同时,还要追求事物之间的协调和融合,达到和谐的状态。从古至今中华民族都在追求五种和谐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三是人与家庭的和谐;四是人与人的和谐;五是国与国的和谐。“和谐世界”的提出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追求“和”,或和谐的精神。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目的在于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的“崛起”源自和平，而“和平”又推进了崛起。儒家文化中的和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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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对中国的发展起到内在文化保障功能。因此，中国的崛起不会对它国构成潜在或实在的威胁。相反，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使人类的文明和文化更为丰富多彩，为人类提供更多的模式和文化借鉴。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国际关系的历史带来新的范例和素材，证明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和和平的方式处理好国家冲突这一千古难题。每个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无不根植于它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曾断裂，“和合”精神始终贯穿其中。“和”，指的是尚和平，重和睦;“合”，指的是讲融洽，求和谐。中华文化传统的这一核心精神，突出地表现为三大理念与追求:贵和慎战、包容兼蓄。中国的外交实践证明着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平自主，善结与国，慎战避战。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守护者，绝非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和威胁者。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从实际生活出发，要求合理地保护自然资源，维护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这种主张一方面反映了儒家对于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表明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它不仅仅是一种哲学观念，也是一种生态价值观、经济价值观，对我国制定环境政策，指导环境外交思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新世纪，我们放眼未来，发展并稳定多边，积极促进国际环境合作的全面发展，为促进全球环境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又要着眼于现实，认清形势，吸取传统文化的精粹，制定出正确的环境外交理论和政策，切实保护世界环境，维护国家利益，促进人 类和谐共生。

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指出中国要着力培植文化软实力，这对于扩一大中国的影响力，推广沉淀了五千年的华人文化是很重要的。中国的外交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要着力从传统儒家文化中找寻适合于当今外交的有用理论价值，应用于我国外交思想理论的构建，最终形成自己的文化外交思想。一国制定和推行的对外政策并非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深受其植根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代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将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外交的未来发展。当前,中国外交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在国际事务中谋求合作,以及积极追求世界和谐的诚意和举动,也逐渐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信任,相信在未来的国际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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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外交必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与收获。参考文献：

6.论庄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篇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与儒家并驾齐驱。道家思想博大精深、豁达开放、神奇玄妙，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庄子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它的超然，是因为它太认真、太高傲；它的避世，是因为它太理想主义、太纯粹。不过也正是这种超越精神，构成了庄子人生哲学中最有价值、最有特色的部分。”特别是庄子所提出和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往往是一些可以贯通古今中外、属于全人类都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庄子思想中蕴含的真理和智慧是伟大的，能给予我们借鉴和指导。但是庄子思想中的消极性和局限性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同样我们也应该以现代意识和科学态度，对庄子思想的消极性和局限性给予客观地揭露和批判。

当今人们生活中在一个竞争压力大、物质诱惑多、精神财富多元化的年代，人们的思想抑郁、沉重、复杂、茫然甚至消极厌世，因此从庄子的超越思想中寻求到有启迪、有裨益的思想财富是刻不容缓的，我们要深入挖掘和阐发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从而使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内

福；而绝对幸福却是通过对事物的自然本性有更高一层的理解而得到的。万物的自然本性不同，其自然能力也各不相同。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它们充分而自由地发挥其自然能力的时候，它们都是同等的幸福。《逍遥游》里讲了一个大鸟和小鸟的故事。两只鸟的能力完全不一样。大鸟能飞九万里，小鸟从这棵树飞不到那棵树。可是只要它们都做到了它们能做的、爱做的，它们都同样的幸福。所以万物的自然本性没有绝对的同，也不必有绝对的同。《庄子•骈拇》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然也！

在一个社会群体里，人们各有分工、安分守己、彼此照应、释放能力、传播效能，这是自然规律，是自然本性，无需过多的奢望贪求。农民有农民的价值，工人有工人的意义，公务员有公务员的工作，每一个单体就像庞大的社会机器上缺一不可的螺丝钉，是所有人类的共同努力才造就了如此辉煌的现代社会。庄子思想里最积极的意义应该就是鼓励每个人去积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在他人面前卑躬屈膝，因为我们都是平等的生命体，没有高低贫贱之分。

道家思想里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它强调万物自然本性的相对性，以及人与宇宙的同一。要达到这种“同一”，人需要更高层次的知识和理解。由这种“同一”所得到的幸福才是真正 的。他们发现有些东西对他们有好处，就迫不及待，要别人也有这些东西。可是他们的好心好意，却只有把事情弄得更惨。这样的政治手段我是深有体会的。在“3•14”事件里，甘南藏族自治州部分县市个别群众因受到不法分子蛊惑，参加了打砸烧抢活动，给全州人民留下了心里创伤和挥之不去的阴影。近年“**集团”变本加厉，加快了“藏独”步伐，甘南州个别僧众听信谣言，通过自焚示意“藏独”决心。中央、省、州全力打击分裂势力和不法分子，然弊大于利。根本上铲除不了分裂势力，却给正常的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困扰，侧面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和心里抵抗，这恰恰就是违背了老庄的“不为之为”治国手段。

若政府过多干涉经济市场，不放权，不遵从市场规律，只会适得相反。本意是为了平均公平，结果却是极少部分人在享受果实，公平遥不可及。然而若一味放开管制，任由市场发展，各种矛盾依旧显现，地产商的暴利，房价的高涨，房奴的苦不堪言。所以，政府、法律不是像老庄所描述的摒弃不为的多余工具，也不是政治人眼中无所不能的利器，适度、实际、科学、合理才是关键。

7.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篇七

一、“限娱令”推出前的中国电视节目发展现状

2009年7月, 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标志着文化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 电视媒介作为文化传媒领域的生力军, 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回头看内地综艺节目这两年的发展, 各地电视台为迎合时代潮流走市场发展道路, 不断增加娱乐类节目的播出场次和时间, 在收视率为王的语境中, 许多电视媒体娱乐类节目所谓的创新往往限于对海外高收视率电视节目的模仿和变异, 从“超女”选秀到《我爱记歌词》再到《我们约会吧》和《非诚勿扰》, 基本上都可以在海外看到该类节目的原型, 这种对海外节目的模仿与变异, 一旦在国内获得成功, 就立即被其他电视台广泛模仿与抄袭。撇开选秀活动不谈, 就说唱歌节目、相亲交友节目, 几乎是稍微有点实力的电视台都做过, 且不论是否有改进, 先把节目推出来以抵制空缺再说, 例如江苏卫视今年打造的《非诚勿扰》, 以“只提供邂逅, 不包办爱情”为口号, 节目推出之后, 屡次刷新省级卫视收视率新高, 一段时间内“牢牢占据卫视上星节目每周收视第一的宝座”, 导致诸如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安徽卫视《相亲赢未来》《缘来是你》、东方卫视《百里挑一》等粉墨登场, 尽管这些电视台的节目命名不同, 但从内容到形式都似孪生:统统是女选男、中意亮灯、不中意灭灯;备受争议的话题, 诸如“拜金女”、“富二代”、“求包养”等, 如出一辙。一时间, 山寨跟风的现象颇为严重, 许多电视台就像无头苍蝇, 并不追求内容创新, 而是一个劲地往“copy”的死胡同里钻, 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观众的精神生活, 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审美, 这是导致“限娱令”出现的终极原因。

二、“限娱令”对中国电视文化发展的正面效应

有数据显示, 目前我国娱乐节目已占电视节目总量的17.5%, 然而这些在各大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娱乐节目, 其质量并没有与数量增长成正比, 跟风、抄袭几乎成为卫视娱乐节目的常态, 有些节目甚至盲目制造噱头, 不惜走上“三俗”之路。

10月25日, 国家广电总局在官网中正式挂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 明确提出从明年1月1日起, 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 每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还要开办一个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道德建设栏目, 其中被普遍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对娱乐节目总量的控制, 这其中包括婚恋交友类、才艺竞秀类、情感故事类、游戏竞技类、综艺娱乐类、访谈脱口秀、真人秀等类型节目, 全国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播出上述类型节目总数控制在9档以内, 每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周播出上述类型节目总数不超过2档, 每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天播出的上述类型节目时长不超过90分钟, 广电总局还将对类型相近的节目进行结构调控, 防止节目类型过度同质化。

上世纪90年代有学者指出, 电视节目的庸俗之风可能导致文化型观众的离席, 这必然会构成一个不良的循环, 即电视节目水准下降———文化型观众离席———电视观众整体文化水准下降———电视节目水准进一步下滑, 并导致电视文化生态链的萎缩。目前, 中国电视节目的发展现状使得“限娱令”的推出有必要意义。

“限娱令”并不是限制娱乐, 也不是限制娱乐节目, 它的真正目的是想以整顿的名义刺激新的娱乐内容产生, 改变现在中国娱乐电视节目的跟风现状, 使其从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环境中走出来, 同时提醒电视节目的制作者肩负社会责任, 不能盲目追求收视率而忽视主流价值观, 要打造出有深度的电视娱乐节目精品。我们不反对那些轻松、幽默、诙谐的相声、小品, 也喜欢那些观众参与度高的娱乐节目, 如《中国达人秀》、《天天向上》等。“星光大道”让农民出身的老马亮开歌喉展示当代农民的风采, 让草根阶层出身的歌手李玉刚成长为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一级演员, 这些娱乐节目, 观众喜爱、社会效果也好。

“限娱令”并不是让娱乐和文化势不两立, 问题也不在于一些电视节目展示娱乐性内容, 而在于许多内容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 本身的文化涵义却荡然无存。“娱乐至死”的娱乐观, 使严肃、神圣、崇高、伟大的精神被语, 有的是对汉语或英语词汇的改造, 有的是以谐音词替代原词汇, 有的是语法不通的句子, 有的随意在词汇中镶嵌数字、字母、符号等。这些给不经常上网的人造成信息传输的失真和信息交流的障碍, 同时也是对语言文字的不尊重。

8.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篇八

摘要：1916年，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丙辰学社”，1920年迁回国内，1923年改组为中华学艺社，1958年宣告解散。作为留日学生创建的一个综合性、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华学艺社在其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发行《学艺》杂志、译著科学书籍、出版科学丛书、召开学术年会、举办科学演讲等途径，积极传播科学知识与科学原理，进行学术交流。为推进中国教育的发展，中华学艺社还兴办学艺大学、学艺中学，大力开展科学教育，培育新式人才。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4-0053-07

1916年，有感于国内学术组织之缺乏，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丙辰学社，以“研究真理，昌明学术，交换智识”为宗旨，次年发行《学艺》杂志。1920年10月，该社迁回国内，组织机构日趋完善，各项既定事业得以渐次展开。1923年6月，丙辰学社修改社章，改组为中华学艺社。1958年8月，中华学艺社正式宣告解散，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为民国时期创办的影响较大的一个综合性、群众性民间社团，中华学艺社在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刊行杂志、出版科学丛书、召开年会、举办演讲、兴办教育等途径，积极传播科学知识与科学原理，大力开展科学教育，进行学术交流，促进了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20世纪初，清统治者实施新政，派遣学生出洋成为重要举措之一，而日本以其诸多优势成为时人竞相出洋留学的首选地。赴日留学者争先恐后，一度成为热潮。当时的日本学者青柳笃恒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情景：“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白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船满座”。在日期间，留学生通过组建社团、发行报刊、编译书籍等途径，把西

方的各种学说传播到中国。在诸多的留日生社团当中，中华学艺社的成就最为突出，影响也最大。

中华学艺社的前身——丙辰学社草创于1916年，发起者为陈启修、王兆荣、周昌寿、文元模、屠孝实、郑贞文等47位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校的中国留学生。至于成立该社的原因，《丙辰学社宣言书》中明确写道：“今者世界大通，万国比邻，国之强弱……皆将于学之发达与否观之，吾人以后进之国若于此时不谋所以急起直追之术，虽幸存残喘于今日，数世而后宁有幸哉”，表达了学社同仁志在“科学救国”的理想和奋斗目标。12月3日，丙辰学社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正式通过社章。社章明确规定，该社以“研究真理、昌明学术、交换智识”为宗旨，以发行杂志，举行讲演，刊布图书，设图书馆、研究所为主要社务。总事务所设于东京小石川原町，下设社员总会、执行部和评议部。次年4月，《学艺》杂志创刊，吴永权担任第一任编辑长。1918年5月，“西原借款”被披露后，留日学生发起了罢学回国运动。丙辰学社社员纷纷奔走国事，王兆荣被推为救国团团长，率领大批留学生回国进行救亡运动，社员多散处各地，除《学艺》继续出版外，其他社务暂告停顿。

丙辰学社创立之初，经费非常困难，社章规定每个社员入社缴纳社费2元，平时每年缴纳常年社费2元，但当时社员有限，费用远不够发展社务。后依仗社内外人士的资助，丙辰学社才得以维持。1920年10月，丙辰学社租定上海闸北宝通路顺泰里18号为总事务所，正式迁回国内。

1923年6月，丙辰学社修改社章，改名为中华学艺社，以“研究真理、昌明学术、交换智识、促进文化”为宗旨，改革组织机构，变理事制为干事制。1924年1月，中华学艺社举行了改组后的第一次选举，郑贞文当选为第一届总干事，周昌寿当选为副总干事，何崧龄等26人分任庶务科、文牍科、会计科、编辑科、交际科干事。3月，中华学艺社在杭州省教育会召开第一届年会，此为中华学艺社举行年会之始。1925年2月，学艺大学董事会成立，郑贞文当选为董事长，王兆荣为学艺大学校长。同年10月，中华学艺社组织第一次学术视察团东渡日本，参加日本第一次学术协会。截至1926年底，中华学艺社在湖北、江西、福建、四川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共建立了24个事务所。

1929年4月，中华学艺社再次修改社章，改干事制为委员制。8月，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成立，屠孝实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经亨颐为监察委员会主席。1932年3月，中华学艺社成立董事会，选举周昌寿、郑贞文、马宗荣、傅式说、王兆荣、白鹏飞、胡庶华、谭勤余、史维焕等9人为董事，傅式说为董事会主席。1934年元旦，中华学艺社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该年年底，中华学艺社第四次修改社章，董事会易名为理事会，增设董事会。理事会负责该社的大政方针，由何炳松、傅式说、周昌寿、郑贞文等11人组成；蔡元培、吴铁城、吴稚晖、陈果夫、陈立夫、王世杰、何应钦、宋子文、王云五、孙科、陈布雷、张群、陈其采等27人当选为董事。这些董事或为革命元老，或在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扩大了中华学艺社的社会影响。截至1936年年底，中华学艺社社员发展至1600余人。

抗战的爆发打断了中华学艺社的发展进程。1938年3月，理事长何炳松在汉口召集理事会，决议将总社迁往重庆，改上海社所为驻沪办事处，随后将总社重要文件及图章寄往重庆，但在战乱中丢失。1941年，中华学艺社第九次理事会再次通过决议，将总社迁往重庆。1943年10月，社员王宏实、谭勤余、刘百闵、雷震等发起成立中华学艺社社务促进会，推举谭勤余、刘百闵、雷震为常务委员，李毓田为总干事，负责办理备案及社员调查等事宜。1944年4月，总事务所在重庆宣告成立，李毓田当选为总干事。抗战胜利后，中华学艺社于1946年7月迁回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52年7月，薛德焴当选为中华学艺社理事长，欧元怀、李季谷为副理事长。因三人均为华东师大教授，工作繁忙，无暇社务，中华学艺社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1958年7月，中华学艺社向民政局提出结束申请。8月，民政局接受申请，学艺图书馆由上海市文化局接收，上海社所由中华书局辞海编译所接收。中华学艺社在走过了42个春秋之后宣告结束，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中华学艺社积极致力于科学传播、科学教育及“研究真理”。其科学文化事业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创办刊物，译著书籍

9.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篇九

要回答这个问题按照常规的思路，一是要先回答什么西方文化是什么？再知道中国文化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没有弄清楚或者理解不对路，那么所得到的答案也肯定不对路。首先就来看看中国文化是什么？不就是所谓的国学吗？王小波在《我看国学》中说：“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王小波基本是完全否定了国学的价值。王小波的想法典型，也很普遍。王小波是比较极端的，就是鲁迅这样极端的人说话也不敢把话说死，在《拿来主义》也只是谈论鸦片可以治病的理论。《拿来主义》的道理自然是没有错的，不过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滑头主义。

胡适的思想口头上比较西化，他主张全面西化，但是他的学问却相反是标准的国学，问题变得看起来有点奇怪，为什么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而做的学问却是国学呢？他自己可能也无法说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也五四时期文人们一个普遍的现象，满世界折腾一圈子，最终还是都抱起了古籍，就是鲁迅也研究起中国小说史。王小波可以将话说死，说了痛快，看了舒服，因为他自己是不做文学问的。要做学问就避不开要谈论这些东西，因为需要一个叙述的载体，当然可以更简捷的认识问题，一句话色既是空，其他什么都不说全世界都概括进去了。钱钟书则比较高明他不明说，他不肤浅的做愤青。从《围城》中的戏说，却隐约可以看出他的倾向，他的内心或者说本能中有些抵制西方文化的情绪，但并不是明确的反对西方文化，一些问题实在是不可以定论。

象王小波这样认识是比较痛快，但是一些事是没有办法痛快的。对于中国学人或者一般的学生，学本国历史，就要比美国学生累太多，历史比较长啊。一个美国历史专家大概也要比中国历史专家轻松很多。当然这是一个玩笑了，不过也是一种现实。但美国历史也许变的非常细致，估计一个特别点的刑事案件就可以写进历史。在美国电影《国家宝藏》中，编剧能想出来的美国最重要的文物只是《独立宣言》原件。有一个词叫做博古通今，但是这话说着容易，做起来就困难了，什么样才能叫博古。谁要是能写个《四库全书通考》那他一定可以算是一个博古的人，这还是玩笑了，《四库全书》现存的有７９０００卷，不要说写个通考，就是看一偏，估计没有成为一个博古的人，肯定就成了一个废人。没看过谁敢做评断呢？谁敢象王小波那样说呢？

王小波没有直接说他喜欢西方文化，他说他喜欢法拉利，怎么弄点铜丝绕吧饶吧，就能弄出电磁，太神奇了，换句话说他喜欢科学，这也是西方文化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原因。科学和民主本来关系不大没有直接的关系，极少有那种严谨的学术体系将这两概念放一起研究的。“五四”时期用了两个非常蹩脚的比喻：“德”先生和“塞”先生将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浓缩成西方文化的精华，被极力的倡导。民主对中国的影响首先不说，先说对文人的影响，却教会了中国文人假装没有民主自由，为什么可以假装没有自由呢？主要是因为对这个词意思没理解，所以只能假装没有。这个词的对于社会学的意义也不去说，其实所谓民主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面子，所谓的人权也就是面子。有面子就是有民主了，就有人权了，要死要活的要的东西却不知道到底在要什么？面子和民主本质是一个东西，但是有人既想要民主，却反对要面子，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对科学的态度，圣人也是有态度的，孔子说“君子不肖小艺。”这个小艺的艺就是指科学。

10.气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篇十

纵观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影响不难发现,气候的变化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文章探讨了中国特定的.气候对节气文化、中医文化、诗词创作、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建筑文化的影响.

作 者：贾建红 JIA Jian-Hong  作者单位：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系,湖南,株洲,41 刊 名：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8(4) 分类号：G05 P467 关键词：气候变化   节气文化   中医文化   诗词的创作   饮食文化   服饰文化   建筑文化  

11.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篇十一

一、传统和传统法律的概念

对于传统一词，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概括。例如龙应台先生就提出：“所谓传统，不是固定的事实，而是不断的突破发生”。[1]郭奇勇教授也认为“在当今中国有三大传统，即中华六千年的传统，西方文化的传统和两百多年来社会主义运动及近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传统。”[2]传统法律是一个历史性概念，从时间上说，主要指前近代以前的古代法律，而法律传统则是“指一定国家、地区、民族或若干有着某种共同特征的国家集团的全部法律活动的产物和结晶，是现行法和法律实践中所包含的知识、智慧和经验”[3]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指的是中国持续几千年来各个朝代所有支配法律内容的原理、规则、意识，一般是指延续几千年来的封建正统法律文化，其核心是“仁”的儒家文化，集道、法、儒家思想为一体的新文化。这一文化影响我们的法制进程。[4]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概述

法律文化实际上是关于法律产生、发展以及运行机制的各种观念的总和。

首先，法律文化是支配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和这个价值基础被社会化的运行状态。

其次，法律文化作为客观存在物，表现为法律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它标志着人类实现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特殊社会秩序的能力和对社会活动进行有目的的设计、控制、引导的水平。

最后，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态，是与宏观、综合、系统的研究方法紧密联系的。其主要特点是，把人类的法律实践活动——立法、司法、思维视为统一的整体或过程来把握和分析的，其目的在于探讨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礼法结合，伦理为本。礼与法的相互渗透与结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礼的主要功能就是建立宗法等级制度，即“别贵贱、序尊卑”。在中国古代，法就是刑，刑就是赏与罚，并没有现代法治的意义；二是德主刑辅，教化为先德主刑辅，教化为先是儒家大师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他们认为，教化可以使犯罪消失，达到社会平稳的状态。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认为，人人不犯罪并非是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使人们拥有荣辱之心才是治国之本。虽然教化花费的时间较长，但教化一旦形成，人心已正，只要心术不变，便可永不为恶。所以，教化是一种恒久的回报。教化可以使得社会长治久安，而不像法律只会有暂时的功效；三是追求和谐，调解息讼。息讼是礼治的产物，而争讼是法治的结果。息讼在中国的形成有深厚的根源。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特点是强调整体的和谐，而忽视个体的权利。儒家所追求的不是明辨是非，而是要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儒家认为，与伦理道德相比，法律处在次要的地位，应以礼让作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

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

1.依礼制律，礼法合一

依礼制律是以儒家主张的纲常礼教作为制定法律的指导原则和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礼法合一就是指礼的要求与法的规范相互渗透，水乳交融。简单的说，就是“法律的道德化，道德的法律化”。

2.以行为主，诸法合体

从法典的整体性质上看，一直是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综合性法典。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经济社会条件下，一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的政治制度，而强化刑法恰好适应这种需要。

四、传统法律以及传统法律文化在法制建设中的作用

传统法律是法制现代化的基础和逻辑起点；传统法律可以为法制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智知支持；传统法律可以弥补法制现代化的漏洞，矫正法制现代化的偏差。传统法律可以凝聚民族精神，为法制现代化提供所需的集体认同。[5]

不可否认，现代化的法律制度深深的受着传统法律的影响，传统法律还有很多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公丕祥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法律中解决纠纷的自治方式，建立秩序的责任体系等，可以成为完善现代法律调整机制的历史借鉴。[6]在当今刑事领域中，有这样的条款：“自首者要减轻处罚。”而翻开唐律，你会惊奇地发现，早在唐代便有相似规定。诸如此类的刑法、民法规则，我们都可以在传统法律资源中找到其相同或相似的规定。和谐思想是传统法律的中心思想，是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和谐主要依靠道德教化来实现，而“礼”和“法”的关系又是道德教化的关键之处，中国传统法律处处体现“礼”的精神和原则。[7]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也。”[8]以此来制止纠纷，调整人民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当今我们的法治进程中，我们肯定“礼之用，以和为贵”。法律调整有其局限性，因此必须坚持传统法律礼之原则，以此来解决法律无法管辖的领域。

参考文献：

[1]龙应台.《尊重谁的文化差异？》，卢伯华译，林贤治主编：《读书之旅》，1999年第2辑，第1-7页

[2]郭齐勇.《传统道德与当代人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3]朱景文.《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查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4]黄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制现代化的影响及意义》，《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3期，第39页

[5]张万洪.《法制现代化与传统法律资源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0卷第5期697页

[6]公丕祥.《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和前景》，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

[7]金俭，李伟恒.《论法治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秩序》《法学论坛》，2010年第1期，第25卷，第60页

[8]《后汉书.陈宠传》

作者简介：

张锐洁（1989.04.27～），籍贯：山西运城，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非法学），研一。

12.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篇十二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不断更新。电子商务以其全新的时空优势、低廉的交易成本和密切的用户关系迅速占据着消费者市场。尤其2009 年以来, 以淘宝商城为代表的大型电子商务网站发起的“双十一“网购热, 更是极大的激起了我国消费者的网购热情, “双十一”也由此成为中国互联网规模最大的商业促销节日之一。

二、“双十一”促销狂欢节的发展历程及趋势分析

2009 年11 月11 日, 淘宝商城以“光棍节”为契机, 举办大型促销活动, 由于11 月11 日刚好处在传统零售业销售旺季的空白区, 此次“双十一”促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此, 我国的电子商务产业迅速发展, 网购也日益升温, 各大银行纷纷实现在线电子支付功能, 线上第三方支付不断兴起。

经过几年的运作, “双十一”一次又一次实现了实体经营无法实现的销售传奇。每年在线交易量更是加速上涨。根据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大数据专网相关数据统计, 2015 年双十一当天全网交易额为1229.37 亿元, 较14 年的805 亿增长52.7%, 全网包裹数达6.78 亿, 较14 年的4.1 亿增长了65.7%。透过“双十一”成交额的天文数字, 进一步分析“双十一”促销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发现电商产业正逐渐向移动化、安全化、金融化趋势发展。根据凤凰财经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2015 年的“双十一”, 仅京东推出的“大牌盛宴”活动下单量就过亿, 在11 月11 日的高峰, 京东全天下单量超过3200 万单, 同比增长130%, 其中移动下单量占比达到74%。京东金融携旗下众筹、消费金融等业务线再次刷新纪录。“双十一”单日京东白条用户同比增长800%, 占商城交易额比例同比增长500%, “买贵管赔价保险”更是日保单量突破200万。京东“全球购”凭借海外直购策略, 下单量突破历史记录, 较2015 年10 月日均增长366%。值得一提的是, 在如此巨大的数字背后, 一定有一个强大的金融交易平台作为支撑, 为消费者网购狂欢保驾护航。“双十一”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网购安全的发展。

三、电子商务模式的营销特点分析

受到网络消费群体年龄结构的影响, 网购的主体多以80后、90 后为主, 年轻人追求个性、崇尚张扬的特点决定了电商产品的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特点。消费者可以尽情的在电商平台“淘”到自己喜爱的东西。

“双十一”促销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的如火如荼,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价格的低廉。一般的零售厂商的利润率不会超过30%, 但是“双十一”狂欢节期间电商实体却掀起一股打折热, 有的商家甚至打出“1 折起”的广告牌。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 我国电商网站促销活动方式中, 包邮占比甚至已经达到了76.3%, 通过包邮、满减、买赠等促销手段, 电商网站更能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智能手机的普及、物流产业的发展为“双十一“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保障。网络用户足不出户, 只需在手机移动端输入一个六位数字的支付密码, 即可完成货款的支付, 方便快捷, 克服了消费者在传统实体店支付排队, 浪费时间的弊端。

人性化的服务, 消费者可以直接通过在线与卖家协商达成一致的交易意见。通过在线体验, 消费者甚至可以亲身参与商品的设计与整个营销过程。互联网大数据整合消费者购物资料, 分析其消费特征, 并根据其消费行为的偏好为消费者推荐特定类型的商品。这不仅为消费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精力, 减少了他们筛选信息的机会成本, 而且为潜在顾客的发掘提供了契机。

四、“双十一”促销狂欢的利弊

1.“双十一”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

在“双十一”巨大的优惠面前, 消费者更容易出现盲目消费行为, 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此外, 由于目前电商交易平台承载能力以及电商企业货源等的限制, “双十一”期间出现的系统崩溃、支付异常、商品短缺、假冒伪劣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2.“双十一”影响电商交易市场的维护建设

“双十一”促销就像是各大电商交易平台的“价格战”, 受到利益的驱使, 在交易的过程中, 不免会产生个别商家不诚信经营, 假冒伪劣以及虚报价格的现象。这都影响了良好的电商交易环境的塑造。

3.“双十一”促销热推动了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

“双十一”促销活动影响之大, 消费者参与之广, 这不仅扩大了相关电商企业的影响力, 强化了消费者对网购的参与度, 形成全民网购的趋势, 也使得我国电子商务产业的发展前景不可估量。

4.“双十一”促销热推动了我国零售实体企业的转型

没有时空限制、低成本低损耗、自由便捷的电商交易模式实现了传统零售业几乎无法实现的发展速度和盈利空间。“双十一”作为一个导火索, 势必引起我国传统零售实体企业盈利模式优化创新的革命浪潮。

5.“双十一”促销对物流快递业的冲击

“双十一”巨大的交易量, 使得我国的快递企业备受考验。电商的奇迹能否成为物流发展的契机, 仍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目前, 面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产生的大量的快递, 即使快递公司的所有员工都通宵加班, 也无法完全避免“狂欢”过后等待的心酸。如何做好“双十一”前期的筹备工作并长期提高快递服务质量及运营能力, 成为我国电商物流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五、“双十一”应对策略

1.完善电商交易制度, 营造安全的电子购物环境

电商企业应该主动承担起为消费者营造安全、有效的网购环境的责任, 完善网购交易制度, 避免恶意“刷单”、价格虚降等现象的发生, 实现企业与消费者的共赢。

2.提高物流运营管理能力, 实现电商与物流产业平衡发展

电商大发展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物流产业的迅速发展, 另一方面也需要高效优质的物流服务作为支撑, 因此, 物流企业应更加注重顾客的个性化需求, 提高服务水平和综合运营能力, 形成电商物流综合一体化发展模式。

3.避免恶意“价格战”, 构建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恶意的价格战不仅在短期内损害了企业的利益, 而且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使企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因此, 企业应当在保持价格优势的同时, 致力于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开发个性化产品,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建立与消费者的信任机制, 构建产品服务一体化综合竞争能力, 推动企业长远发展。

4.消费者应当理性消费, 合理维权

消费者在进行购物时, 应当充分考虑自己的需求状况、经济承受能力、产品质量、商家信誉等综合因素, 合理消费, 避免盲从。

六、小结

透过“双十一”促销热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电子商务的未来及发展趋势。在对未来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保持积极态度的同时, 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双十一“为其带来的发展隐患。计算机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方式的转变将电子商务推向了一个发展的成长期。这对我国传统零售企业而言, 是一次机遇, 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如何在转变营销模式的同时追求发展创新, 是所有零售企业应当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占明珍“.双十一”我国电商企业促销战的冷思考[J].对外经贸实务, 2013, 04:47-50.

[2]慕艳平“.双11”电商狂欢节背后的思考[J].中国市场, 2013, 01:10-11+26.

[3]孙永波, 刘晓敏.电商新趋势下影响网络消费者购买行为因素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04:93-101.

[4]卢慧芳, 傅军.电商价格战的思考[J].中国外资, 2012, 17:45-46.

13.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篇十三

在我国历史上，经文翻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最早的翻译实践开始于经文翻译，最早的与外国文化交流也源于佛教翻译。

引言：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11)。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翻译的操作对象是语言，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翻译是通过语言传播文化，因此传达原语信息才是翻译的实质。那么什么是文化呢?从定义看，文化的定义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语文明两方面内容。其中物质文化包括生产、生活工具和与衣、食、住、行有关的“物质文化”实体;精神文化指人类大脑里的成就，包括思想、语言和其它超越结构的成就，如哲学、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等。作为两种文化交流中的翻译人员，应该广泛考虑这两方面的各领域。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不仅仅是跨语言体系的转化。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并且大多生存至今，就因为它们之间代代相交流、相互促进和发展。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翻译在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王克非博士认为“翻译是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意义的文化活动(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1999,37)。人们已经达成共识-翻译有利于文化交流和文化发展。没有口头或书面翻译，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不会传到西方国家;没有翻译中国古代汉唐王朝的成就，不可能对其邻国尤其是韩、日文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马祖毅在《中国翻译简史》中认为，”我国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马祖毅，:18)。中国的佛经翻译从148年安世高起直至北宋末年，历史九百余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佛经卷帙。可见中国古代的翻译活动是以佛经翻译为主的。佛经经文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承传也带来巨大冲击，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引进外国文化的不同方面，也相应地对中国文化带来不同的冲击和影响。本文主要就佛经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语言、汉文化以及思想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佛经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一)佛经翻译对汉语言的影响

通过佛经翻译输入了大量佛教词汇。在唐宋人编写的《一切经音义》和《翻译名义集中》中所收录的佛教词汇不下千条。这些词汇随着历史的发展成为汉语词汇的组成部分。如”菩萨“、”五体投地“等都是。语法结构也受到了佛经翻译的影响。如”如是我闻“,汉语助词”于“字，在先秦两汉的书籍中从来不用在动宾之间 ,魏晋六朝时译经，为了凑韵文字数，才有了这种用法，如鸠摩罗什译的《法华经》中就有”击于大法鼓“,”供养于诸佛“这类的句子。后来也就有了”取笑于我 “的说法。

此外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的汉语词汇。

1、产生新的意义。例如：”色“在汉语里本指颜色，而在佛典里泛指物质。”空“汉语里本指不包含或没有，但在佛典里却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概念，指的是事物没有实体，皆由因缘而生。

2、产生新的词汇。如执着、空寂都属这一类。此外还产生了有关佛经的新词语，有着深深的宗教色彩。如，佛法、宝刹等。

(二)佛经翻译对汉文学的影响

汉文学历史悠久，并历经了许多变化才形成了今天的汉文学。诗歌一直被认为是最高文学形式，并在唐代达到了顶峰，那时许多著名诗人和他们的杰作至今仍为人们传颂。唐代以后，诗渐被曲、杂剧、小说等其它文学形式所取代，翻译学者们证明，这些改变是受经文翻译影响的。印度文学很重视作品的结构且文学形式多样。《佛本行经》等是巨篇长史。其它经文或多或少有小说、戏剧形式，其中《须赖经》和其系列就同时有梵文和汉文版本。

从内容上看，中国文学也从佛经翻译中得到发展。佛教文学多赋想象力，尽管有的是不合理，但却把相对缺少想象力的文学解放出来。经文传入前，我国很少有像像印度文学作品里上天入地的想象。自佛教传入，我们有了《封神榜》、《西游记》等小说，其想象人物孙悟空、哪叱和其他不朽的众神鬼怪深深吸引了我们。

(三)佛经翻译对思想的影响

文化间的传播与交流最深刻的影响产生于精神层面。而精神层面的传播与交流主要是借助于语言文字，所以在语言的转换中，传达现实意义、传播文化，使得翻译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扮演者具有极为重要的角色。

但是统治阶级把佛教作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并加以利用，佛经翻译也就成了政治的附庸。佛经译本能否产生巨大影响，得到广泛流传，决定于译本内容是否能迎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否能为封建阶级统治服务。所以对翻译佛经的同时，往往加以改造，以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

佛经翻译自汉魏开始、盛于隋唐、续至宋元，在中国延续千年以上，得到如此大规模翻译并经久不衰，与封建统治阶级的认可和扶植是分不开的。正如释道安所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教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其翻译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例如南天竺僧人菩提流志、为迎合武周统治需要，凭空添上一段文字说有位”现女身“的”菩萨“当上皇帝，从而神化武氏女皇及周武统治，以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

二、总结

14.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篇十四

发布时间：2010-03-08 来源：海拉尔区政府

北方草原上的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生长、生活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掌握了与这种草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技术，在某些方面还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成为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宝库中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畜牧技术

草原文化是与畜牧业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草原民族最先学会并掌握了捕获、驯养、放牧羊、牛、马、骆驼、鹿等牲畜的技术，并使畜牧业成为自身生存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因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既要熟知地理状况，根据不同地区的水草丰茂与否，选择放牧地，“随时畜牧”的游牧民族也要掌握天气的变化，根据风沙雨雪的状况，在自然灾害降临时做出必要的选择；游牧民族既要掌握不同畜种的牧养技术，以适应其不同的特点，也要根据牲畜在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季节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牧养技术。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已经形成了相当系统的技术体系，不少实用、适用的技术至今仍然在畜牧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畜产品的加工技术

牲畜既是草原民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草原民族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但是，有些畜产品不可以直接作为消费品加以利用，而是必须经过必要的加工才能够用之于消费，因此产生了畜产品的加工技术。由于季节不同，牲畜一般是“夏壮、秋肥、冬瘦、春死”——夏、秋季节水丰草茂，牲畜膘情最好，冬春季节牧草枯萎，乏草可食，牲畜普遍掉膘，甚至死亡。因此，入冬时是牲畜大量屠宰的季节。大量牛、羊肉要备作春、夏季的食品，就要制作成肉干储备。草原地区的风干肉，不能在阳光下曝晒，而应晾干或冻干，在清明节前10天左右取下放在坛子里，用数层麻纸将口子封严，40天后放开来，肉干鲜味如新，而且不变味，不长虫子，独具风味，令人食之不忘。

牛奶、羊奶、马奶、驼奶均具有丰富的营养，是草原民族保持健壮的体魄须臾不可缺少的饮料。但是，产奶的旺盛期也是集中在夏、秋季节，为了将此时食用不完的奶子留到冬、春季节食用，草原民族发明了乳品加工的技术，以发酵的方法制作酸奶，还可以用马奶、牛奶、驼奶制成醇香可口、营养丰富、滋补宜人的奶酒。在全世界的四大酒系中，白酒源于中国的中原地区，啤酒原产于古埃及、果酒以欧洲为代表，奶酒则是以蒙古高原为主要产地。更为普遍的，则是以牛奶制成奶皮子、奶豆腐及白奶油、黄奶油、酸奶油、黄油渣、酸酪蛋、甜酪蛋等奶食品。

草原民族的服装、靴鞋、毡房、马具等，大多是以皮革、毛皮为原料，其加工技术在草原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剥皮的时候，要精心细致，避免破坏皮张，加工的时候要用木棰敲打，轻度发酵，认真刮削，反复揉磨。加工好的皮张，可以制服装、帽子、靴鞋、被褥、帐篷、铺垫等，还可以制作甲胄、箭囊、革囊、马鞍、缰绳、肚带等。牲畜的筋经过加工处理，可以捻成筋线，缝制服装、用品，用筋线制作的弓弦，因拉力大、弹力强而被人们称之为“良弓”。草原地区野生动物较多，其皮毛极为珍贵，加工技术和制作工艺更为讲究。羊毛在草原地区用途极广，以制毡、制绳为主。制毛毡的技术性很强，需将洗净的羊毛加入适量的清水和粘着物，浸湿、加温、长时间的反复挤、压、擀、卷，使之成为需要的大、小、厚、薄不同的片状，再用来制作毡毯、毡靴、毡袜、毡帐等。

(三)交通技术

蒙古草原是马的故乡。蒙古马是与野马血缘最近的品种。生活在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是最早的马的主人，也是骑马技术最早的发明者。因此，草原民族被称之为“马背民族”。马具有灵活、快速、耐力强等优点，可以骑，可以驮物，可以拉车，以马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不仅大大减少了人步行负重的劳累，加快了行进的速度，而且大大扩展了人的行动范围。在人类发明汽车、火车之前，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马匹始终是陆上交通的主要工具之一。在蒙古高原中部、西南部戈壁地区和沙漠地区，则是以骆驼作为主要交通工具，并称之为“沙漠之舟”。

为了适应草原地区地域广阔、迁徙范围大的特点，草原民族掌握了就地取材制作车辆的技术。这种车辆轱辘较大，在坎坷不平、草高沙软的草原上行走便利，涉水渡河也如履平地。北魏时，敕勒人因乘这种轱辘高大的车辆而被称为“高车族”。蒙古族习惯用的勒勒车，也具有这种特点。车辆的制造，需要掌握较为复杂的技术，制造车辕、轴、轮等，需要坚硬又具有较好弹性的上等木材，按照适当的比例结构制做。针对平原地区、沙漠地区、丘陵山地等不同地貌，车辆的大小、形状也有明显的区别。

草原地区河流众多，不少河流河道游移，不适宜建固定的桥梁。草原民族发明了“束薪为桴”以渡水的办法。成吉思汗的祖先就曾以这种办法渡河。成吉思汗与王罕、札木合联军讨伐蔑尔乞部时，则是用猪鬃草捆成筏子渡过了勤勒豁河。同时，草原民族也掌握了“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的架桥技术。

草原民族的交通技术，不仅在自身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扩大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东西方交流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元朝建立了贯通欧亚的交通网络体系，在交通建设与管理上，均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建筑技术

草原民族被称为“毡帐之民”，是因为草原民族经过世世代代的探索，在实践中掌握了在草原地区就地取材制作毡房的特殊技术。现在牧区蒙古族的蒙古包，就是这一技术的结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这就需要住所必须搭建方便、易于搬迁；同时，草原地区冬季多暴风雪，春季多大风沙，又要求住所既轻便、又稳固；夏季气候炎热，还要求通风方便。蒙古包具备了上述要求。蒙古包是组合式的房屋，搭建、拆卸均很方便，用二、三辆勒勒车载运或用二、三峰骆驼驮运即可。蒙古包是圆形的，呈流线形，而且其架木结构十分合理，既能够紧密结合起来，又能够有效分担压力，抗风力强，搭建稳固的蒙古包可在十级大风中岿然不动。总之，蒙古包是草原建筑艺术的结晶。

阿拉坦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引入蒙古草原后，逐渐建起了在草原上星罗棋布的黄教召庙，这些召庙大都兼具汉、藏建筑风格，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至今在呼和浩特的席力图召、包头的美岱召、五当召等著名召庙，仍可感受到这类建筑的独特魅力。

(五)医学

自古以来，草原民族即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适合当地特点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元代是医学大发展的时期，元世祖忽必烈设立了太医院，并在各地设立了惠民药局。元朝政府大力支持、提倡不同医学体系的交流，不仅草原医药与汉医药、藏医药广泛交流，还从中亚地区引进了“回回药物”，翻译刊印了《回回药方》，大大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阿拉坦汗曾患足疾，三世**索南嘉措为之治愈。因此，伴随着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的传播，藏医药广泛流传，召庙均设有医学部，传授藏医、藏药，培养了许多喇嘛医生，并翻译、编写了不少的医学著作。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著名的藏医《四部医典》传入蒙古草原，对蒙医药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许多蒙医将传统的蒙医实践与藏医学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编印了不少蒙医著作，其代表作有：《蒙藏合壁医学》、《医学大全》、《脉诀》、《医学四部基本理论》、《药剂学》、《药五经》、《配药法》、《针炙法》、《脉诊概要》、《外科正宗》等。汉医学的代表性著作《本草纲目》、《牛马经》等也翻译成蒙文。因此，蒙医学成为在草原民族传统治疗方法基础上，吸收汉医学、藏医学、回回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发展而成的系统的医学体系，成为中华医药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历法与天文学

15.论中国传统武术的科学传承与发展 篇十五

传统武术主要是指明清以来,以家传(近似血缘传承)的形式表现的流派武术。它是历代宗师巨匠代代传承而留给我们的巨大文化财富,它巧妙的劲力和招法,丰富的哲学、美学意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财富是当之无愧的。

余秋雨先生曾说:“传统不是已逝的梦影,不是风干的遗憾。是一种有能力向前流淌,而且正在流淌,将要继续流淌的跨时间的文化流程。”因此,在传统武术的发展过程中,应该遵循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全方位的发展思路,科学合理地推动传统武术的全面发展。正如邱丕相先生所说:“对传统武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加以保护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将是更重要的一面,传统武术如何在历史流淌之中完成创造,适应当今时代和未来的发展。”传统武术的传承保护与现代化发展虽然对立,但又是辨证统一的。所以,对于传统武术发展的研究,从宏观上可以从两个方面切入进行:一是对传统武术的保护;二是促进传统武术的现代化发展,在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1 传统武术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1.1 传承理念陈旧,传播渠道狭窄

传统武术在其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始终受传统陈旧理念的困扰,并呈现出“孤芳自赏”的尴尬局面。传统武术自产生起,就是一个相对发展的动态结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构成前后左右的联系,这个相互联系的封闭和半封闭系统就是传统武术生存的空间。正因为如此,传统武术始终没有跳出“惟我独尊、固步自封、伦理错位、功能支解、流派冲突、人文失落、门户之见”的怪圈。这也是传统武术远离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根本所在。

传统武术的技术传播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师徒传播(家庭传播),它是武术发展的主要渠道;第二,区域传播,它是武术发展的显著特征;第三,结社传播(组织传播),是武术传播的特殊形式;第四,寺院传播,这是武术传播的重要场所。由此可见,以上几种传播渠道都是以口传身授为主要的传承方式进行的。因此,其给后人留下的能够广泛流传的文字、书籍也非常稀少。

无论是少林、武当还是其它门派,几千年来一直是以师徒传播为主,虽然延续发展至今,但其传承过程还是受到陈旧理念的阻碍。特别是师傅的授徒过程,择徒是非常重要的入门关,各门派都有相应的标准和要求,传统的授徒是以“一对一”为主要形式,严格遵守师徒制,更增加了其保密性。而且,师傅在授徒过程中,对其它门派及他人,乃至本门派弟子都要留几手看家本领。在这种“法不传六耳”、“秘而不传”、“不立文字”的保守理念的驱动下,其排它性和保守性是根深蒂固的,使得传统武术的一些套路、功法和绝招濒临失传或正在失传。由此可见,传承理念的陈旧与传播渠道的狭窄是影响传统武术健康发展的历史根基。

1.2 传统武术发展中的不均衡现象

传统武术发展中的不均衡现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其次是传统武术在国内发展与国外发展的不均衡现象。

现今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与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健身和娱乐的方式变得丰富多彩,传统武术不再是唯一的娱乐健身项目。长期以来,中国习武群体基础雄厚,人口众多。然而近年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背景下,传统武术因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习练传统武术的人群正在逐渐减少。根据《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结果报告》显示:2004年武术项目在国内的健身位置从2000年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六位。其原因主要为:第一,近年来过分强调竞技武术,实施“奥运战略”,限制了传统武术的发展;第二,传统武术本身不愿意接受新的改造与创新;第三,青少年对传统武术的喜爱程度降低。

众多资料与媒体调查显示,外国朋友对中国的传统武术非常热爱,更被渗透其中的哲学理念所吸引。近些年来,来我国学习传统武术的外国人络绎不绝,大部人都集中在少林、武当、峨嵋等武术的发祥之地,目的在于学习正宗的传统武术,渴望通过外部形体的学习、锻炼,逐渐领悟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进而指导自己更好地去练习中国传统武术。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限制传统武术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发展中的不均衡现象:国内注重竞技武术的发展,而忽视传统武术的发展;传统武术在国内的发展与其在国际中的发展不同步;国外对传统武术的热爱高于国内。试想一下,如果传统武术在孕育其自身的本土中发展受阻或呆滞,又如何更好的、可持续地在国外发展推广?

1.3 挖掘整理工作与整理翻新工作的断裂

对传统武术的挖掘成果是显著的,但是,后续的整理翻新工作出现了断裂,文献资料没有及时地加以开发和利用,以至于限制影响了传统武术的现代化发展。1983年,国内开始了关于传统武术的挖掘与整理工作,历经三年多,取得了丰硕成果。初步挖掘整理了流传各地的“源流有序、拳理清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129个,共收集武术文献资料482本,录制70岁以上老拳师拳艺394.5小时,古兵器392件,实物29件。它的目的是针对濒危失传,或正在失传的传统武术进行抢救和保护的同时,更好地促进传统武术的发展。651万字的《拳械录》和《武术史志》,是需要开发和利用的,而不是作为宝典来珍藏。

2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对传统武术的传承发展

传统武术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精华,成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尽量保护各种文化传统,特别是小传统的原生状态,避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逐渐消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1 营造传统武术传承的文化生态

费孝通先生说:“文化是脆弱的,一旦脱离了其生存的文化圈就会走向衰亡;文化又是坚强的,走出去还能走回来,这种走回来就是需要一个族群的集体反思,集体觉悟。”理论总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却常青,就在理论家和学者们在进行抽象的“概念博弈”时,流动变化的传播现实做出了回答:传统文化若要进入现代人的生活,必须具有适宜于其生存的外部环境。传统武术的文化、教育、健身、娱乐等价值在当今仍然可以发出璀璨的光芒,因而政府有责任通过学校教育、媒体宣传、舆论引导等措施,在社会上掀起一股传统武术热潮,为传统武术及其传承人营造出一个更加宽松、更适合其生存的环境,改善群众对祖传绝技的冷漠,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麻木与无知,此乃上策。“因为随心所欲地改变其原有生态环境,或是使传承人离开他所熟悉的原生环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正常发挥,都会带来负面影响。”[1]

2.2 传统武术需要在创新中传承

时代在发展,其对传统武术的保护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农耕社会发展而来的传统武术本身是一个瑜瑕互见的复杂文化体,其中既蕴藏着前人的智慧精华,也裹挟着不可避免的历史积尘,同时还更多地隐匿着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转换机制才能焕发出其时代价值的文化传统。这必须在对它进行深刻理性把握基础上的扬弃和创造性转换。“海纳百川”、“生生不息”,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力所在。[2]因此,应开拓传统武术传承的多种途径,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来使传统武术在保护中更好的得到发展。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新时代传统武术的保护,绝对不是“原貌呈现”,而是在创新中进行保护,这也正是国务院相关文件中所提出的“传承发展”。

3 传统武术的多元化发展模式

张岱年先生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与较高的不同的文化相接触,便易走向衰途。然而虽衰,却没有更高的文化来征服,亦不易即趋灭亡。一个民族的文化与较高的文化相接触,固然可以因受刺而大进,但若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也有被征服被灭亡的危险。”传统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下的一个文化子系统,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其现代化的发展也至关重要,需要与现代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符合现今社会发展的文化要求。

传统武术的传承保护与现代化发展虽然对立,但又是辨证统一的。传统武术的发展模式几千年来一直都是不断变化的,现今社会,传统武术的现代化发展主要体现为世界一体化下的多元化发展模式。传统武术的多元化发展模式适应全民健身,适应传统武术的发展,也是建立中国武术后奥运整体发展模式的基础。其多元化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大众化———传统武术发展的根基与跳板;第二,国际化———传统武术发展的必然方向与最高巅峰;第三,教育化———传统武术发展的鲜活力量。

3.1 大众化发展

虽然有资料显示,国内近年来练习武术的人群有所减少。但是,传统武术仍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何在大众中发展传统武术,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值得关注的是原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武术泰斗门惠丰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在传统武术的大众化发展中做了重大贡献,创编了符合现今大众进行健身很娱乐的东岳太极拳械,其在创编过程中吸取了五大传统太极流派的精华,并在原有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健身哲理,既符合科学健身理念,又发扬了传统文化,也对传统武术的可持续发展了注入了血液。另外还有木兰拳等的产生,它的出现也顺应了当今社会的发展,丰富了传统武术的内容和价值。

由此可见,传统武术的大众化发展不仅仅是对原有拳种的保护,更是创新式的自身发展,保持风格,与时俱进。大众化是传统武术发展的根基与主体,更是中国武术发展的一块坚实跳板。

3.2 国际化发展

传统武术需要走向世界,世界也需要传统武术。传统武术在国外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具有良好的借鉴价值。尤其是日本,有众多的习武者,其中太极拳爱好者高达100万人,经常参加比赛的人数约45000人。现今日本的太极拳比赛已达到相当的规模,而且较为规范。太极拳在日本发展已形成多元化的格局。传统武术在日本的开展可以作为其国际发展的重要参考。如果中国传统武术能在世界更多的国家开展,这对于中国及其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骄傲。由此可见,国际化是中国传统武术发展的未来方向与最高巅峰。

3.3 教育化发展

传统武术的教育化发展主要指其在学校的发展和普及。当前的体育院系招收武术专业本科生的考试标准大都是按照竞技武术的模式建立的,带有较大的片面性。因此,体育院系应对传统武术的传承人及习练考生敞开大门,继续不断的修正这种唯竞技武术标准进行择生的考试办法,为从小习练传统武术的考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这些习练传统武术的考生都为青少年,他们是传统武术传承与发展的鲜活力量,这对于传统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为处于边缘地带的传统武术提供一个繁衍滋养的空间,传统武术才会后继有人。

有学者指出:中国有3亿多青少年,学校是最重要、最广泛的传承武术的阵地,也只有将武术置于学校通过青少年进行传承,才能更好地履行武术弘扬民族精神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是否可以将武术从学校的体育课中独立出来,作为每个学生必上的国学课程,这将十分有益于传承民族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3]并认为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是武术蓬勃发展的两翼,应比翼齐飞,共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对传统武术人才招生改革,不仅有利于武术学科的完善与发展,而且有利于传统武术的水平提高及科学化、学科化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既可以吸收传统武术的“营养”,进一步推动竞技武术的发展,也有益于传承武术的文化内容。[4]因此,传统武术的教育化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的发展不仅关系到传统武术的可持续传承与未来发展,也是培养传统武术传承与发展的鲜活力量的主要途径。

4 结束语

传统武术的传承保护与现代化发展虽然对立,但又是辨证统一的。传统武术的发展应该遵循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全方位的发展思路。并注重营造传统武术传承的文化生态,在创新中进行科学传承,一方面对传统武术进行保护;另一方面要促进传统武术的现代化发展,使其在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形成大众化、国际化与教育化发展的多元化发展模式,从而为中国传统武术的自身科学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摘要：文章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针对传统武术现今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传统武术的传承保护与现代化发展虽然对立,但又是辨证的统一。传统武术的发展应该遵循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全方位的发展思路:一是对传统武术的保护;二是促进传统武术的现代化发展,在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旨在为传统武术的科学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传统武术,文化保护,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王林,虞定海.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与对策[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9(7):88.

[2]周伟良.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统武术[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9):869-870.

[3]邱丕相.全球文化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思考[J].中国体育科技,2006(8):6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