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留学中介的方法

选择留学中介的方法（精选8篇）

1.选择留学中介的方法 篇一

自费留学要注意选择留学中介参考

近日，教育部强调，要打击自费出国留学服务市场中转借资质、变相挂靠等非法中介活动，保护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利益，并加强对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的管理。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强调，出国留学一定要选择质量可靠的学校。通过中介机构办理留学时，应查验其是否具有教育部颁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资格认定书”以及当地工商管理部门颁发的允许其开展自费出国留学中介业务的“营业执照”，并核对其核心资质情况。同时，要通过正规渠道了解拟留学院校的资质情况，查看驻外使领馆对该院校的认证文件，了解中介服务机构是否与该院校签署了合作意向书或协议，以及该合作意向书或协议是否报经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确认。

签署出国留学服务合同时，除了要将涉及双方利益的核心内容写入合同外，还应注意合同中署名的留学中介机构名称是否与其“资格认定书”上的名称相符；缴付有关费用时，应索要有效发票或盖有企业财务专用章的收据。

2.选择留学中介的方法 篇二

中介语语料库在语言教学和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陆俭明(2012)指出,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建设和应用有助于我们客观了解汉语学习者的习得表现和发展过程,有助于揭示学习者汉语学习的规律,是进一步改进汉语教材、革新汉语教学方法、提高汉语教学质量的基础。近年来,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有了较快发展。为了推进这一发展趋势,促进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先后于2010年和2012年主办了两届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与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目前已有多家高校建成了一定规模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崔希亮、张宝林,2011;肖奚强、张旺熹2011),不但为汉语教学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也为语料库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不过从目前已建成的语料库来看,基本上都属于共时语料库,即采集的语料为学习者的横向共时语料,相比较而言,纵向追踪语料仍十分缺乏。

长期以来,纵向研究被视为儿童母语习得实证研究的基本工作。在儿童母语习得领域,研究者们很早就开始采用纵向语料来研究儿童的语言发展。Leopold(1939～1949)通过对自己两个女儿习得英语和德语的纵向个案追踪调查,历时10年撰写出版的4卷本著作是采用这一方法的范例。大约30年后,Brown(1973)通过对不同年龄母语学习者的调查完成了一项典型的群案纵向研究。国内很多学者对汉族儿童母语习得的研究也是建立在纵向调查的基础上。例如,上世纪20年代我国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对自己的儿子从出生开始进行了长达808天的追踪记录,写成的《儿童心理之研究》是我国儿童早期发展研究的开创之作;李宇明(1995)在对女儿6年半语言发展追踪日记的基础上,撰写的系列研究论文和《儿童语言的发展》一书是汉族儿童母语习得纵向个案研究的范例。除了个案研究以外,也有很多群案的纵向调查。例如,李讷、汤珊笛(Li & Thompson,1977)对17名台湾儿童习得汉语声调过程所做的为期7个月的追踪调查,吴天敏、许政援(1979)对5个婴儿从初生到3岁期间言语发展的追踪记录和研究,等等。为了支持汉族儿童母语习得研究,实现资源共享,目前学界已经建成了一些汉族儿童母语发展语料库,例如,华东师范大学的“汉语儿童语言研究语料库”Doughty & Long(2003:1)所指出的:“(由于)纵向研究极少,大量的二语习得研究是横截面式的,使得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所得出的结论存在严重的限制。”例如,很多二语习得研究利用学习者早期横截面语料得出了二语形态句法线性发展和固定的习得顺序,但Fillmore(1976)、Huebner(1983)等学者的纵向研究却显示,实际上学习者的早期语言产出很大程度上依赖预制的语言构式,有些句法特征看起来习得了,其实它们仍然不是学习者的句法系统中可分析的部分。因此,只有通过纵向追踪调查才能全面了解学习者由预制的套语到可分析的语言结构、由重复模仿他人话语到自主生成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

在二语习得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纵向发展语料及追踪研究起了重要作用,Ellis(2008)指出,二语习得的许多理论框架受到了早期纵向个案研究的影响,Van lier(2005)也认为这些纵向的个案研究以相当实质性的方式帮助了整个二语习得领域。由于纵向追踪研究能观察较完整的二语发展过程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转变点,因此特别适合习得过程研究(王建勤,2009;文秋芳、胡健,2010)。从宏观层面来看,二语习得研究的目标之一是总结第二语言发展模式,关于二语习得模式,长期以来存在线性(linear)和非线性(nonlinear)发展模式之争。线性发展模式认为,学习者的二语水平从零起点到本族语水平的发展是日渐进步、稳步提高的过程。这一假设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包括词汇发展研究、句法复杂性发展研究、写作流利度发展研究等。与此相对,非线性发展模式认为,二语发展并非总是连续上升的过程,学习者的整体语言水平或某些语言特征在某个阶段出现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并非偶然现象,学习者的进步模式除了线性上升或下降形式以外,也包括N形、V形、Ω形、U形等不同模式(文秋芳、胡健,2010)。以往根据跨层共时语料进行的汉语二语习得顺序和发展过程的研究,基本上都得出汉语二语特征线性渐增的结论,但基于纵向语料的研究会发现一些新的规律。例如,邱野(2012)、冯瑶(2012)等根据南京大学留学生汉语中介语纵向语料库所做的研究发现,汉语二语习得也同时存在U形或者W多波形等非线性发展的特点,尽管学习者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不同语言特征的习得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局部存在发展停滞甚至退步的现象。

二语习得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学习者并非从目的语规则的“零知识”突然跳跃到对规则的完美习得,而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发展过渡阶段才能到达彼岸(施家炜,2006)。通过纵向追踪调查,对二语学习者获得第二语言能力的渐进过程做出准确的描述,研究贯穿整个学习过程的二语发展步骤和模式,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二语习得规律,在规划和实施二语教学活动时,把握二语发展中的关键转变点或临界点。因此,对于研究汉语二语习得过程,既需要截面数据,也需要纵向数据,纵向追踪语料库起着共时语料库难以替代的作用。不同类型的语料库各有其效用,我们需要推动各种类型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建设与发展。

二 中介语纵向语料的采集

中介语纵向语料的采集首先要考虑采集的时间问题。二语发展纵向研究多长时间比较合适?Ortega & Iberri-Shea(2005)认为受到生物时间和教学时间两种因素的潜在影响。第一,由于被试生理、心理发展条件的变化,二语纵向研究跟生物时间有关;第二,教学机构的学期、学年制是最方便的语料采集和研究时段,从已有研究可知,一个学期、一年和四年时间为很多纵向研究采用。不过如果研究的目标不是整个二语发展过程,而仅仅是某项二语特征的习得过程时,一种常用的方法是选择学习这项语言特征的时间(从发生到掌握)而非学习者的生物时间或者教学单位固定的学期或学年。

纵向语料的另一项基本特征是采集多波数据(multiwave data),因为数据是重复收集的,而且通常至少要收集两次,才能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者语言发生的变化和增长。因此,数据收集的频率和时间间隔需要仔细考虑。在决定多长时间观察和收集一次数据时,既要考虑到教学单位的时间安排和被试的情况,也要考虑到研究的总时长、样本的大小、研究目标及其精细度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教学强度大、研究精细度高、发展变化快的被试语料采集的间隔时间就要短一些,反之,则可以长一些。

数据的可比性也是收集纵向语料时需要仔细考虑的重要问题。Gass & Mackey(2011)指出,第二语言数据收集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通过观察、录音、录像的方式获得自然数据(Naturalistic Data),另一种是通过问卷的方式获得诱导产出数据(Promoted Production Data)。如果采用不同的任务和话题诱导产出数据,在分析某项语言特征的纵向发展变化时,有时很难分清变化究竟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还是由不同的话题或任务因素引起的。因此,在每次数据收集时应尽可能保持相似的程序和内容,从逻辑上讲,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其他因素的影响。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并不能保证不会产生新的问题。例如,如果研究者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语料采集精确重复同样的任务和话题,一方面前面相同的任务和话题势必会影响到后面的话语产出,另一方面多次重复相同的任务可能减弱被试的兴趣,甚至造成被试消极应对,因而严重影响到数据的有效性。鉴于以上因素,目前收集纵向语料比较常用的做法是,采集被试自然环境下的产出语料,或者使用循环而非重复的任务导出学习者的语料。

高质量的二语习得研究依赖于高质量的语料。Myles(2008)认为高质量的语料库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口语的、纵向的、包含着足够的学习者、代表了广泛的母语—目标语配对。首先,口语语料能更好地代表学习者语言产出体现的语言系统,由于受到在线言语产出的压力,与书面表达受到较多监控处理特征相比,口头表达相对来说更能反映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其次,要真正研究学习者的语言发展变化,纵向语料比跨层语料更加适合。再次,要概括学习者的语言发展规律,需要有足够的学习者作为研究对象。最后,由于语言类型上的差异,如果要了解语言迁移的作用,调查学习同一目标语的不同母语学习者非常重要。

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在南京大学建设了两个小规模的汉语中介语纵向语料库:“外国留学生汉语口语纵向语料库”和 “美国学生汉语作文纵向语料库”。

外国留学生汉语口语纵向语料库收集了100多位外国学生共计约400个小时的口语发展语料,其中包括90多位学生期初、期中和期末口头报告录音录像,期初和期末OPI口语考试录音,讨论课录音等以学期为单位的低密度纵向跟踪音频和视频语料共约200个小时,还有对10名外国学生为期半年到1年的自然谈话高密度跟踪录音共约200个小时。目前已转写了其中6人大约140个小时的录音,共约150万字的语料。自然谈话语料的采集,我们采用每人每1～2周1次、每次1个小时的面谈方式,由调查者跟学生进行一对一面谈。面谈内容参照美国外语教学学会OPI模式自然进行,主要围绕被试的个人经历,从日常生活、近期所见所闻及所感所想谈起,逐渐过渡到对一般性社会话题再到各种抽象话题的讨论。谈话过程全程录音。目前,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汉语口语纵向语料库中自然谈话语料的规模,计划把其中的自然谈话追踪语料建成一组取样更为平衡的数据。为此,我们制定了语料补充采集计划,即在已采集语料的基础上,最终达到下述均衡要求:为期一年的纵向跟踪访谈对象12名,初级零起点的新生和中、高年级分别已学了一年与两年汉语的外国学生各4人,在每个水平等级的4名学生中,来自欧美的学生和其他地区的学生各2名。

美国学生汉语作文纵向语料库是单一国别的留学生作文语料库,收集了90多位美国学生为期一个学期到一年的60多万字的作文发展语料,包括课堂限时作文和课后不限时作文,既有必须选择给定语言点的限制性写作,也有无指定语言点的自由写作。平均每位学生的作文10篇。我们根据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把语料划分为三级:初级、中级和高级。初级学习者相当于在中国大学学完半年到一年汉语的留学生,中级学习者相当于在中国学完一年到两年汉语的学生,高级学习者相当于在中国学完两年以上汉语的学生。作为发展语料,我们按照写作的先后顺序对每一篇作文语料进行了编号,并根据语言水平分级存放。

三 汉语中介语纵向发展的分析方法

语料库的建设往往跟一定的研究目的和语料分析方法紧密相关,如何对语料进行分析,不仅直接决定语料采集的内容和方式,也会影响到后续的整理、标注和检索。早期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以偏误分析为研究目标,因此,除了能提供少量的“基础标注”(张宝林,2010)信息以外,主要提供的是偏误信息。虽然这些偏误信息可以很好地用于偏误分析和研究,但要想进行更加全面的“表现分析”(刘珣,2000),偏误语料库提供的信息则明显不足。因此,如何进行中介语的表现分析以及如何对相关信息进行标注是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目前,汉语二语习得表现分析研究的维度仍然比较单一,通常只限于语言表现的正误层面。例如,对于汉语二语习得过程研究,目前最常用的方法仍是对学习者使用特定语法项目的正误频率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推断出不同语言项目的习得次序(acquisition order)或某个语言项目的发展过程(developmental sequence)。又如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把”字句的习得过程等。这种聚焦于中介语在准确性单个维度上的发展分析方法,我们称之为分立式测度法。虽然这一方法简明易控、操作性强,能够较好地描述中介语在准确性方面的状态和发展变化,不过却存在测量指标单一、难以揭示中介语的全貌及在不同维度上的动态发展轨迹等问题。

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例如,Wolfe-Quintero et al.,1998等),测量学习者语言发展的综合表现通常包括三个维度:复杂性(complexity)、准确性(accuracy)和流利性(fluency),简称为“三性分析”(CAF analysis)。“三性分析”是对语言表现进行多维度综合测量的方法,我们称之为“综合式测度法”。“三性分析”最早来源于对儿童母语成熟度的测量手段研究(Hunt,1970),后来Skehan(1989)提出把它用于测量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表现。不过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发展出一套针对二语学习者在不同任务条件下的语言表现进行测量和分析的比较完整的测度指标,并形成了相对可靠实用的操作框架(参见Skehan & Foster,1997;Skehan,1998;Wolfe-Quintero et al.,1998;Ellis & Barkhuizen,2005;Ellis,2008; Housen et al.,2012等)。近年来,一些学者就如何完善以“三性分析”为核心的综合式测度法提出了新的建议,Skehan(2009)认为应该把对词汇使用的测量补充进“三性分析”,文秋芳、胡健(2010)则提出在“三性”的基础上,需增加一项多样性,与复杂性、准确性和流利性一起作为“四性分析”。在传统的“三性分析”中,多样性属于复杂性的一部分,从纯学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归类不无道理,不过在这种分析框架中复杂性承载的内容太多,范畴不够显豁,从有利于测量的角度考虑,笔者赞成把多样性从复杂性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个测量的维度,这样新的语言表现分析框架就是由准确性、流利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四个维度组成的综合测度指标系统。

在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中,有部分学者采用综合式测度法对汉语中介语表现进行过探索性研究。例如,施家炜(2002)采用“平均句长”“平均停顿次数”和“正确使用频次”三个量化指标对一名韩国学生汉语句式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追踪研究;靳洪刚(2007)认为汉语作为一种“主题突出语言”,在语法和篇章结构上跟印欧语言存在明显差异,提出以话题链代替T单位作为汉语结构成熟度测量指标的设想;袁芳远(Yuan,2009)对二语习得研究中流利度、准确度、复杂度三方面的指标研究进行了回顾,提出在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中也可以采用一套综合测度指标;曹贤文、邓素娟(2012)从流利性、准确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四个维度以及汉字、词语、语法等多个层面,对中越两国学生的书面语言表现进行了测量。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开拓价值,为我们采用综合测度指标分析汉语中介语表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我们认为,汉语中介语系统的纵向发展是一个使用准确度、表达流利度、结构复杂度和类型变化度等多维语言能力协同发展的过程,一个熟练的说话者能够采用复杂的结构、丰富的词汇和格式、准确流利地运用语言。因此,在建设新的汉语中介语纵向发展语料库时,需要从以上角度考虑如何采集语料,如何标注和提取中介语综合表现信息,突破以往只能从中介语语料库中检索偏误信息的模式,为研究汉语中介语系统提供比较全面的综合语言表现信息,以便全面地测量汉语中介语的动态发展轨迹。

四 语料的转写、标注和相关工作

在建立口语语料库时,口语语料的文本转写比较费时费力,我们曾尝试用电脑软件把汉语中介语录音自动转写成文字,但效果不佳,经比较,还是人工转写更好。在人工转写文本时,我们一开始是音档和文档各开一个窗口,但听、写过程中窗口频繁转换非常麻烦。后来找到一款辅助转写录音的软件:SitMan PC 复读机,这款软件把语音和文本融合在一个界面上,可边听边写,而且具有完备的复读复听功能,使用起来很便捷,大大提高了转写的效率。在转写时,如何处理语音错误,涉及到转写文本的真实性和质量,我们的处理办法是:

(1)如果是口误,如把“学习”说成“学校”,或是心理词汇记忆错误,如把“舞厅”说成“跳厅”,或是类推错误,如把“牲口”说成了“动物口”,都按照学生的实际录音语料转写成文字。

(2)如果只是发音不到位,不影响听辨和交际的发音问题,暂不考虑,直接转写成相对应的文字(具体发音错误留到语料发音标注时再处理)。

(3)在听不清学生到底说的是什么时,用相似的拼音或者音标符号标出。学生说了英语词或者其他母语词,就直接转录成英语或者相应的母语,如果听不懂学生的母语或外语词,也用拼音或音标符号标出。

当说话者的一个话轮结束后,我们在句末标上结束的时间,例如3’22”,表示这段话是在录音文档的第3分22秒处结束的,以便于今后的语料库中流利性信息的提取。

作文语料的整理相对容易一些,我们收集到的外国学生汉语作文原始文本包括两类:一部分原始材料本来就是电脑输入的电子文本(学生交作业时直接把电子稿寄到教师邮箱中或者上传到专用教学网络平台上),另一部分原始材料是手写的纸质文本。对于电子文本,直接保存并编号;对于手写的纸质文本, 根据真实性原则统一录入电子文本,在文本转写过程中,碰到别字和非汉字词语,原文照录,碰到缺笔少画、多笔多画、错笔错画的错字,则用“*”代替,并在后面的括号中标出正确的字。

如前所述,标注的信息取决于今后的研究目的和提取信息等方面的要求。由于涉及到中介语在准确性、流利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多个维度以及汉语字、词、句、篇等不同层面的“语言表现”指标非常多,如果语料库中对所有这些指标都进行标注,实际操作中并不可行。另外,一些指标的分析并不需要专门的人工标注,只要设计软件或利用已有软件就可以进行自动统计和测量。因此,首先要对“语言表现”的测度指标进行合理的筛选,把不需要专门标注的测度指标与其他测度指标分开。例如,涉及到字和词的种数与例数在流利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方面的各种测量指标基本上都可以用已有软件工具解决,不需要专门进行标注。其次,要区分通用简洁型语料库和专用复杂型语料库在语料标注时对测度指标的不同要求。通用简洁型语料库只需要从准确性、流利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每一类测度指标中选取最有代表性的一两种进行标注即可;而专用复杂型语料库则需要围绕特殊的研究目的,从准确性、流利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每一类测度指标中选取多项指标对语料进行标注。再次,口语语料与笔语语料的测度指标与标注内容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差别。有些测度指标只适用于口语的测量,如与发音准确度和口语表达流利度相关的测度指标等;另外也有一些测度指标只适用于笔语的测量, 如与汉字准确度、复杂度和多样度相关的测度指标等。

就中介语“语言表现”的综合标注来说,目前可选的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借鉴“基础标注+偏误标注”模式,在偏误标注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把其他综合指标参数纳入“基础标注”部分。另一种模式是按照准确性、流利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四个维度分为四个子系统对共核语料分别进行标注,然后合成一个精加工的熟语料库。经过对小规模样本的标注实践和分析,我们认为前一种方式简明实用,可以满足建设通用简洁型纵向语料库的需要,而后一种标注方式更符合专用复杂型纵向语料库的需要。南京大学“汉语中介语纵向语料库”为通用简洁型语料库,我们借鉴了北京语言大学 “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的偏误标注形式③,同时增加基础标注的内容,例如,增加了话题链作为复杂性标注信息,不当停顿(大于1秒)和自我修正(重复、错误话头、重组等)作为流利性标注信息,“把”字句、被动句等常用的语法格式作为准确性和多样性的标注信息,从准确性、流利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四个维度对语料进行了简洁性标注。

3.留学中介不规范的行为有哪些等 篇三

建议：如果你真的不幸选择了这样的中介机构，也一定要留好各种协议和收据，万一出了问题，可以作为证据维权。尤其是以挂靠合作形式存在的中介，应该是用他所挂靠的机构的留学合同及收费收据、发票等。如果是，你还能找他的挂靠机构来解决问题。如果不是，那你一定要小心了。

二、虚假广告和信息问题。这是留学中介普遍存在的问题。常见的包括：把很一般的外国学校一律称为“世界名校”。并称自己跟学校有特殊的合作关系；夸大外国学校的服务，承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夸大录取门槛超低的学校或者升学途径；夸大学校的毕业率或升学率等情况；提供不准确的就业信息等。

建议：在国外。资质较好的学校，包括私立学校都很看重声誉和质量，对学生入学的条件要求相当严格。学生往往需要参加多种科目的入学考试，不是有钱就能上的。选择学校时，应了解中介机构是否与该学校签署了有效的合作协议，该校的资质是否得到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认证，并可要求中介机构出示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认证文件。

三、收费问题。在收费问题上，含糊其辞，不一次性介绍整个过程的收费情况，而是分阶段设立新名目，比如测试费、翻译费等，层层加码，让你进退两难。另外就是收据或者发票不正规，尤其是那些挂靠合作的中介。很有可能拿不正规的收据来收款。

建议：在缴费之前，看看合同中是否已经说明了所有缴费的情况。如果没有，也可以让中介工作人员书面提供所有费用的收取情况说明。另外。最好询问中介是否能提供正规发票，借此也可以判断中介是否合法正规。

自费留学申请人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进行维权：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纠纷，中介机构向自费留学申请人给予适当补偿；申请消费者协会进行调解以得到合理补偿，这两种处理方式现在比较普遍。其他方式可以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李琼)

2013美国留学：家长和学生应该了解的五件事

2013年想要去美国留学的学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关于美国留学的信息，今天小编就和大家讲一下家长和学生在留学前应该了解的五件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1.申请美国大学。学生的英语水平需要什么程度?

这个问题要因人和因申请的学校而异，很难给出千篇一律的答案。总的来说，英语的笔试水平要达到申请的大学的录取线，而英语的口头表达能力要足够好，才能过美国签证这一关。

2.美国大学本科的学费是如何规定的?

美国的大学本科绝大多数是自费，一些公立学校对国际学生还实行加倍收费，即国际学生的学杂费是本地学生的两倍。但是在个别情况下，攻读本科学位的国际学生也可以申请到奖学金。

3.什么样的中国学生可以申请奖学金?

美国大学对学生的资助大体分两种，奖学金和助学金。具体情况因学校而异，不可一概而论。

以蒙特优宁大学为例，有好几种针对国际学生的奖学金。有一种专为托福或者雅思考分优秀的学生设立。有一种专为在音乐、美术或者戏剧方面有特长的学生设立，还有一个奖学金专为学习成绩优异的女生设立。

关于助学金，如果一个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在求学阶段发生了变化，例如家庭成员生病或下岗，学校也会酌情给予一定量的助学金。

蒙特优宁大学一年的学杂费为三万多美金，但是2010－2011年度，平均每个国际学生得到了近一万五千美元的资助。

4.如何区别国外正规大学和“野鸡”大学?

教育部有一个“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专门公布被国内教育部承认的各个美国大学。在这个名单上的大学都得到美国和中国认证机构的认证，拿到的学历在中美两国都被承认，可以被认为是正规大学。

5.在美国考研是否比国内更容易?

答：这个问题同样很难一概而论。在国内考研要考政治和若干门专业课程。

在美国申请研究生院要考GRE，四年本科的成绩单也要过硬，某些热门学校的热门专业还要求有一些科研成果才能被录取。关键还要看考生更适应哪一种制度。(滴答)

中国小留学生赴美人数5年增100信心理问题多

据美国媒体报道，某留学服务机构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留学生群体近年来一直呈现出低龄化趋势：2005至2006年，大陆仅有65名中学生来美读中学；到了2010至2011年。人数猛升至6725人，5年增长了100倍。

留学中介：年龄越小越好申请名校情结不可取

某留学机构美国部总监黄丹介绍，近年到中国面试中国学生的美国高中通常会有3至5人的招生计划。但这几个名额是面向全中国的。而非北京一个城市，竞争不可谓不激烈。美国中学各年级都有名额限制，录取插班生的名额有限。很多学校不招收高二、高三学生，没有插班名额。“年级越低。学校的名额越多，因此年级小的学生更容易申请到学校”。

很多选择送中、小学生留学的家长并不了解外国的教育业，却有着难以割舍的“名校情结”。

黄丹认为，每一个孩子自身的条件不同，需求不同，没有必要都一心想着进名校。有的父母因为孩子没有被父母看中的名校录取就选择让孩子留级一年甚至两年重新申请，她觉得非常不可取。“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很多排名中上的美国高中已经非常棒，足够提供学生求学和升学的优秀平台”，黄丹说。

美国各高中都有名额限制，真正能进入一流高中的学生凤毛麟角。在各方面都必须非常优秀。父母的名校梦对有些孩子来说是苛求。

黄丹特别强调，很多学校出于安全考虑，不愿意录取18岁以后才能毕业的学生，校方认为学生成年之后相对难于管理。有些学生和家长正因为不了解这一点，硬着头皮为了心中的“名校”奋斗了两三年，最后错过了时机，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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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学问题多心理培训不可少

多中介公司也在家长和学生的反馈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有的学生并不理解家长让自己留学的原因；有的学生误以为美国的教育就是“玩”，来美国后荒废了学业；有的学生无法适应外国的生活等。

黄丹指出。学生留学前的心理培训很有必要。一些中介机构提供这种培训，在学生正式赴海外留学前，让家长或者专业人士与学生交流，让学生了解“我为什么出国”、“出国对我来说有哪些利弊”等问题。还会出考卷让学生回答诸如“选课选不上怎么办”、“课程太难怎么办”、“要赶飞机叫不到车怎么办”等问题，以此来测评学生是否能应付出国要面临的各种困难。

美国校方：招生门槛年年升性格外向的学生受宠

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倾向于将孩子送到外国留学，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校方招收标准不断提高。某留学中介机构人员说：“2005年，我们每年送出10至20个中学生到美国上学，现在每年可达到200到300人。此外。2005年我送出的第一个学生很轻松地就申请到了学校，现在他们要经过多轮考试和面试。”

由于美国高中各校每年招收名额稀少，报名人数增多，留美竞争压力日益加大。

霍利奥克高中教务处主任玛丽安谈到，“我校今年招收3至4名学生，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我们会在面试中考察学生的性格和品质。我们喜欢招收有领导潜质、性格外向的学生，或者有潜力变成性格外向的孩子。”

她还表示，今年已有一名该校的中国留学生收到了哈佛大学的面试通知，这个孩子是学生会领导。(德意)

避开赴美留学三大误区

面对美国留学利好政策的刺激，学生和家长应保持理性：一方面不可盲目打乱学生的学习和升学规划，另一方面，现在申请今年秋季入学仍不算晚，要科学地准备申请事宜。同时，针对美国留学的几个注意事项，提醒学生切勿“进入”美国留学误区。

迷信“托福+SAT=名校+奖学金”

一般来说，托福等语言成绩是申请美国院校时的基础条件，SAT是奖学金的“敲门砖”。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过于迷信托福雅思SAT成绩，甚至相互之间攀比高分。留学专家表示，针对国际学生没有或者较低的语言成绩。很多美国院校都为学生提供“语言+专业”的双录取，所以暂时还未考取语言成绩的学生也不必因为语言成绩而放弃了今年秋季的入学申请计划。

在奖学金方面，一般来说美国大学的确会要求学生有SAT成绩。但学校也会根据学生的综合能力来决定是否给予奖学金。学生和家长一定要充分了解院校招生录取信息，这样才能更轻松有效地进入目标院校。

忽略大学的某些专业优势

很多学生和家长在选择美国留学时，动辄要申请前50位的大学，甚至前20位的大学。选择综合排名靠前的学校本身并没有错，但学生更应该在考虑自身的学术成绩综合能力的基础上，根据兴趣爱好和职业规划来选择院校与专业。据介绍，在3月13日的美国大学博览会上，Linden教育集团就为深圳学生带来了专业优势极为明显的院校，如航空宇宙专业全美第一的安柏瑞德航空航天大学、商学院全美第七的菲尔莱狄更斯大学等极具专业优势的大学。

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院校排名都不是官方的，甚至有一些实力很强院校并不参与这类排行榜。像罗格斯大学。你很难在一些大学排行榜上找到它，但它却是美国创建最早的九所高等学院之一，以培养政治家、企业家著称。

片面排斥社医学院

选择院校时，有不少学生和家长会把社区学院等同于中国的大专或高职学院。其实两者虽有相似之处，但区别非常大。美国的社区学院开设大学转学分课程，学生经过两年的学习所取得的有效学分都可以转入对口的四年制大学。像全美最好的社区学院佛德喜尔与德安萨学院、位于美国硅谷的圣马特奥学院等，每年都有大部分毕业生顺利进入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从社区学院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的。

这类院校是很多美国本土学生的首选，它的教学特点非常明显由浅入深小班上课；实用性强；学费低廉。留学预算不是很充裕。学术成绩稍弱但实践能力较好的学生，可以考虑先申请该类学院，两年后再转入大学读本科。

(芳菲)

澳大利亚：留学申请节点要踩准一

据上教澳大利亚留学高级咨询顾问聂佳悉介绍，澳大利亚移民局和各大高校纷纷出台新的签证及留学新政策吸引国际学生。比如，保证金大幅减少，学成以后的工作签证延至2－4年，悉尼大学接受高考成绩直接入读大一课程，接受除雅思以外其它的英语成绩等等。

近日，悉尼大学公布接收中国高考成绩上一本线的学生可免去预科的学习，直接就读学校的本科课程。就雅思6.5－7分的要求来说，这一政策将对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利。因为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大部分将来不及准备雅思考试，赶上7月份的人学。澳大利亚八大院校的常规入学是从大学预科开始，雅思一般要求5.5－6分，每年有4－5次开学点(配合不同长度的预科)。

而澳大利亚留学递交材料有很大的学问。材料的完整度和及时性非常重要，否则入学通知书将不能按时拿到。影响签证的申请。使得赴澳行程不得不推迟。因此建议有意向留学澳大利亚的学生尽早咨询，获得正确的留学资讯。如澳大利亚院校在接受申请时是不要求一定要提供雅思或托福成绩的。因此，有些误解的同学会等到雅思成绩出来才进行申请，不但错失了最好的申请机会，而且增加了自身考雅恩的负担，面临被迫选择下一期的入学。再例如，一般都会认为高中毕业才能出国，实际情况是预科课程接受念完高二的学生，并不需要拿到高中毕业证。因此综合各种情况，尽早准备并根据咨询顾问建议的流程来走，是保证整个留学流程顺畅的关键。(小草)

4.留学中介选择注意事项 篇四

第一，申请结果和孩子实力直接相关，中介不可能起到颠覆作用，这是不现实的;

第二，中介提前介入，对孩子进行分析策划价值意义比较大，尤其是有特点的活动策划及挖掘上。这一点大家容易忽视。

最后申请才介入，只能是帮你在基本面不变的情况下是最合理的好。比如，如何突出孩子特点，文书的修正，学校与专业选择等等，不能也不应该要求对方帮孩子起到更显着作用。

在申请过程中，我们还是主体，顾问是协助。文书的写作就是在现有条件下挖掘孩子的过程，孩子家长务必一起参加构思讨论。只是甩给顾问，不可能有好的文书出来。

文书的核心不是文字如何优美，而是能体现孩子特点。就如一个观点表达一样，文字过于专业优美和你语言不符，反而起到负面效果。

机构选择上，大公司不会有大问题，要求不高就差不多了。但有更个性化要求，可以找中小机构，但需要提出头牌顾问为你孩子做申请，否则风险更大。

最后强调一个标准，如果没有鉴别力，最好选择合法公司，即经过教育部审批的。

1、是否需要中介?

答案是肯定的，大部分家长学生需要专业帮助。

2、怎么选中介?

选中介的核心在选顾问，而非中介规模大小。很多家长希望我能推荐几个中介，抱歉，我无法推荐，根本原因有二。第一，多数中介所能做的服务区别不大，选哪个其实表面上没有太大差距。第二，中介质量与留学顾问直接相关，即负责孩子的人水平如何，是否敬业。这就如择校，核心在老师一样。一个好的中介，遇到了一个不好的顾问，那这个中介对于这个孩子就是最不好的中介。因此，我无法给大家一个具体意见。

3、如何选择顾问?

5.如何选择新加坡留学中介机构 篇五

如何选择新加坡留学中介机构出国留学新加坡前做一个好的留学咨询是很必要的，如何选择新加坡留学中介机构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以下四点：

第一，看新加坡留学中介是否有资质

看国家教育部颁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证实留学中介机构是否有资格从事自费出国留学中介咨询服务以及提供配套服务。

第二，看新加坡中介能否提供专业指导

由于申请人对国外的教育及院校情况不是很了解，在自己办理时，容易出错且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中介的作用就在于利用其对国家相关政策的了解和与国外教育机构的关系，在选择国家和学校、申请入学、材料准备、办理签证等方面向新加坡留学申请者提供相关信息和咨询，帮助申请人办理新加坡留学。

第三，看新加坡留学公司是否能为申请人度身定造成适合本人的留学方案

一个负责的;留学机构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特长、兴趣和经济能力为申请人提供一条最适合、最有效的留学通道。

第四，看新加坡留学中介机构能否提供合法的具有一定资质的学校

一个合格的中介机构，为你提供的大学一定是合法的，并且选校有阶梯性，既有冲刺学校，又有保底学校，而不是仅仅把你推荐去合作院校，赚取双份中介费用。

如果一个新加坡留学中介机构能在以上四点上过关，那么我们就可以稍微放心了，当然，最后你一定要跟顾问老师详细沟通，确认适合自己之后再行签约。

原文地址：

资料参考：新加坡留学http://xhg.tiandaoedu.com/

6.选择新西兰留学中介技巧都是什么 篇六

随着国外院校陆续开始接受的入学申请，新一轮的留学展热潮便接踵而来。有逛展归来的同学提出疑问，老牌的机构有实力，新兴的机构有新的亮点，究竟怎么选择才合适?的`确，选择一家靠谱的留学中介和一位优秀的留学顾问，对留学生涯乃至将来发展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1.留学中介的合法性很重要。

自费留学要看准三证。一则是教育部颁发的资质认证书，二则要看它的工商营业执照上有没有“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的内容。三则看风险备用金存放在银行的收据。

2.要有足够的办理经验。

十年磨一剑，已经有过万名学子通过我们前往世界各国求学。

3.境外服务的质量。

目前，国外教育推广机构和部分中介定期召开行前准备会, 留学换汇指导, 同各大银行也有合作关系。同时，也同海外大学的留学办公室保持紧密的联系, 为在大洋彼岸的学生继续提供服务，包括住宿安排、银行开户、学校报到、续签乃至将来申请绿卡等延伸事务，这类服务大多都是免费的。因此在咨询的时候要记得询问一下。

4.合同要规范。

教育部关于留学中介是有规范合同的，合同上需要标注清楚拒签退费原则。

5.翻译和面签培训要免费。

提示：

7.选择留学中介的方法 篇七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作为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理论界和货币政策实践者研究的重点。从各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实践来看, 其变迁过程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相符合。经济大萧条之后, 凯恩斯主义将干预主义引入经济管理, 提出比较完整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理论, 将利率作为最有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熨平经济波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引发对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操作的反思, 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 货币主义主张运用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 即根据经济规模的大小, 为货币供应量确定一个较为长期的合理增幅, 并借助货币政策工具使其保持在这一幅度内, 以消除投资等经济变量因对利率粘性所引起的货币政策传导失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由于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及经济全球化等因素影响, 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可控性也下降了, 中介目标的选择重新进入新的争论期。

中国人民银行从1994年开始监控并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 从1996年起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与货币信贷一起作为中介目标, 1998年取消贷款规模, 使货币供给量成为唯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夏斌和廖强 (2001) 撰文指出货币供应量已经不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提出通货膨胀目标制, 由此引发了关于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很多争论。秦宛顺等 (2002) 从货币政策规则角度, 考虑了以货币供给和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福利损失, 得出以货币供给和以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无差异的, 货币当局可以灵活地选择应用。范从来 (2004) 指出货币当局应该创造出一种有利于货币供应量发挥中介目标的货币控制机制, 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常玉春 (2004) 通过对AD-AS方程的拟合检验发现由于公众预期的变化、利率管制和证券市场的反常波动造成的货币“漏损”使得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已存在较大缺陷。刘明志 (2006) 通过对比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在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三方面的差异, 认为现阶段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而银行间利率作为中介目标是否可行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封思贤 (2006) 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 认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 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李春琦、王文龙 (2007) 也从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三方面对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进行模型分析, 研究发现货币供给的可控性降低、可测性较差, 但货币供给量与GDP和物价之间的相关性较好。莫万贵、王立元 (2008) 分析了货币供应量和贷款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和可控性, 认为M2和贷款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的。彭兴韵 (2008) 从货币供应量、信贷总量的可控性、相关性及调控手段等方面分析, 认为着重于数量控制的货币政策框架的效果越来越弱, 应加强利率机制在货币调控中的作用。

上述文献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各种中介目标在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三方面的差异上, 由此判定中介目标的优劣。从上述文献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争论主要划分为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两种, 这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争论如出一辙。在各执一词的争论中, 普尔 (Poole, 1970) 提出的利率与货币供应量哪个指标更适合作为中介目标的理论模型对于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很有用处。普尔基本模型假设中央银行目标产出方差最小化, 其确定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一般决策规则是若随机冲击主要来自货币市场, 应该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若冲击主要来自商品市场, 货币供应量则是较好的选择。张衔 (2004) 首先使用这一模型分析了我国中介目标的选择问题, 研究认为在我国目前条件下, 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仍然是有效的, 导致货币政策低效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利率管制造成的货币政策操作程序的内在缺陷。王晓芳、景长新 (2006) 利用普尔基本模型对1994-2005年我国中介目标选择的适当性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在此期间的两个阶段内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仍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 但在第二个阶段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在逐渐降低。赵磊 (2007) 也使用普尔基本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进行实证分析, 同样得出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在当前时期依然有效的结论。三篇使用普尔基本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的文章都得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仍然有效的结论, 这种完全一致的实证结果难免使我们怀疑普尔基本模型分析我国情况是否恰当?是否遗漏了某些重要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Poole (1970) 的基本模型是在严格假定下展开的, 忽略了诸如通货膨胀、预期以及总供给干扰这样的一些因素。当然Sargent&Wallace (1975) 、Blanchard&Fischer (1989) 对普尔基本模型的拓展证明, 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的作用, 普尔基本模型得出的决策规则也是成立的, 并且在许多不同场合下都是非常有用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完全改变了货币政策操作的金融环境, 普尔基本模型应对这一新的操作环境进行一定的扩展。索彦峰 (2006) 将金融创新因素纳入普尔基本分析之中, 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 认为在金融创新发展的初期, 中央银行将优先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在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阶段, 选择利率充当中介目标将变得更加有吸引力, 但是索彦峰 (2006) 仅对扩展的普尔模型进行理论阐述, 并没有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将在Poole (1970) 基本模型和索彦峰 (2006) 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的基础上, 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进行实证分析, 以便探讨在金融创新的环境中如何选择中介目标。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普尔基本模型和引入金融创新因素的扩展普尔模型, 第三部分是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实证分析, 第四部分为结论及政策启示。

二、普尔基本模型及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

Poole (1970) 的基本模型解释了在一个具有不同形式随机扰动的经济中, 怎样选择最优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问题。

(一) 普尔基本模型

假设宏观经济存在信息不对称, 中央银行不可能完全了解引起利率波动的根本原因, 同时假定政策目标是稳定实际产出。在这样的环境下, Poole通过比较两种政策所产生的产出差别来达到分析的目的。令对数形式的Poole基本模型的简化形式为:

其中, yt为总产出, it为利率, mt为货币需求, ut和vt分别为实物部门与货币部门的随机冲击。出于简化, 假设ut和vt是服从均值为零且彼此不相关的连续过程。 (1) 式为简化的IS曲线, (2) 式货币需求方程是简化的LM曲线。由IS-LM基本模型的简化形式可知, 总产出是利率的减函数, 货币需求是利率的减函数、产出的增函数。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为L= (y-y*) 2, 其中y*是目标产出, y-y*是产出缺口, 货币政策当局的最优决策规则是选择能够使产出方差最小的变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如果货币政策当局以货币供给作为中介目标, 由简化的IS-LM基本模型可知, 均衡产出为:

如果货币政策当局在期初设定mt为中介目标使得E[y]=0, 于是得到货币供给程序下的目标函数值为:

如果货币政策当局以利率为中介目标, 则总产出主要受随机变量ut (支出冲击) 的影响。期初设定利率it使得E[y]=0, 则:

Ei[yt]2=σu2

根据最优决策规则, 货币政策当局是选择货币供给量还是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取决于两种选择的方差的大小。因此, 若

Ei[yt]2

则利率操作程序优于货币供给量操作程序, 因而货币政策当局应当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相反, 则货币供给量操作程序优于利率操作程序, 因而货币政策当局应当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

也就是说, 从随机冲击角度看, 如果随机冲击主要来自货币市场, 即货币需求冲击的方差σv2较大, LM曲线 (其斜率为1/β1) 较为陡峭, IS曲线 (其斜率为-1/α) 较为平缓, LM的波动大于IS的波动, 则应当选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如果随机冲击主要来自商品市场 (实物部门) , 即总需求冲击的方差σu2较大, LM曲线较为平缓, IS曲线较为陡峭, IS的波动大于LM的波动, 则应当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二) 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和变化越来越受到金融创新的影响。索彦峰 (2006) 在普尔基本分析的基础上将金融创新因素引进来, 现将其模型表述如下:

三部门经济 (略去对外部门) 的商品市场均衡条件是Yt=Ct+It+Gt, 其中Ct=C0+c Yt为消费函数, It=I0-e (A) Rt为投资函数。方程中的参数均为正数, C0和I0分别为自发消费和自主投资, c为边际消费倾向, e (A) 表示受金融创新因素影响的投资的利率弹性, Rt是利率。假定政府支出是一个既定的常量, 那么由此得到的IS方程是:

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为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Mt=k Y-th Rt, 其中k Yt和h Rt分别是货币的交易需求和投机需求。由此得到内含金融创新因素的LM方程:

k (A) 和h (A) 均为正数, 分别表示受金融创新因素影响的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和利率弹性。

这样方程 (3) 和 (4) 便构成了一个内含金融创新因素的IS-LM模型。索彦峰 (2006) 参考瓦什 (Walsh, 2001) 的做法, 将方程 (3) 和 (4) 构成的IS-LM模型在稳态附近处理成偏离稳态比率的线性形式并加上随机因素, 得到新的模型如下:

其中, ut和vt分别代表经济面临的来自总需求和货币需求的随机冲击, 并假设它们均服从均值为零且彼此不相关的连续过程。索彦峰 (2006) 利用产出方差最小化原则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标准。

如果货币政策当局以货币供给作为中介目标, 联立方程 (5) 和 (6) 可得金融创新下的均衡产出为:

如果货币政策当局在期初设定为中介目标使得E[y]=0, 于是得到货币供给程序下的目标函数值为:

如果货币政策当局以利率为中介目标, 则总产出主要受随机变量ut (支出冲击) 的影响。期初设定利率it使得E[y]=0, 则:

Ei[yt]2=σu2

根据最优决策规则, 货币政策当局是选择货币供给量还是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取决于两种选择的方差的大小。可见, 金融创新对利率规则下的产出方差无任何影响。这一极端情况是由于总需求冲击主要来自实际因素, 而金融创新因素对其影响很小因而略去不计的考虑。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规则下的产出方差具有不确定性影响。

三、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实证分析

普尔基本模型是以产出方差最小化为原则确立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一般规则, 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应是促使实际产出逼近潜在产出, 即使产出波动最小。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与普尔基本模型中损失函数确定原则是一致的。因此, 在这部分我们利用普尔基本模型以及引入金融创新因素的扩展普尔模型检验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最优选择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从1994年开始监控并向社会公布货币供应量, 从1996年起正式采用货币供应量与货币信贷一起作为中介目标。1998年取消贷款规模, 使货币供给量成为唯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因此, 本文将样本期选为1996年第1季度至2009年第2季度。

(一) 数据说明及处理

本文以GDP数据代表产出, 为了得到实际GDP数据, 我们以1995年第4季度为100的定基CPI数据将名义GDP换算为实际GDP数据, 然后使用X12方法消除季节波动, 最后再取对数。货币供应量选择M2, 同样经过季节调整后再取对数。由于目前我国存在存贷款管制利率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等市场利率, 所以我们将分别选取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实证分析的利率指标, 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根据利率变更日期进行季度加权平均, 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季度算术平均值。名义GDP、M2和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均来自于CEIC, 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及变更日期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由于金融创新的内容十分丰富, 若从利率掉期、期货期权、资产证券化等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构造金融创新变量, 往往会忽视其他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Arrau, Gregorio, Reinhart&Wickhan (1991) 建议采用广义货币M2与狭义货币M1的比例作为金融创新替代变量, 实现从金融创新外部寻找一个替代变量来模拟金融创新过程的目的。陈涤非 (2006) 研究中国货币需求模型时曾采用Arrua的建议, 并根据我国的情况, 采用广义货币M2与流通中现金M0的比例作为我们的金融创新指标。我们这里借鉴陈涤非 (2006) 的做法。同样, 首先分别对M2和M0进行季节调整, 然后计算经季节调整后的M2/M0比例。由于普尔基本模型中使用变量的对数形式, 所以在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分析中金融创新指标也同样采取对数形式。

(二) 我国中介目标选择的阶段性划分

我们分析的样本期为1996年第1季度至2009年第2季度, 期间不仅包括货币供应量确立为中介目标的阶段, 同时还包括我国不断深化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双轨制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方面放松利率管制, 推动金融机构自主定价, 实现“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改革目标, 另一方面发展和完善了市场利率体系, 初步建立了以SHIBOR为代表的短期基准利率和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代表的中长期基准利率体系 (易纲, 2009) 。

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中央银行不断完善利率调控理念和方式, 利率已经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之一。特别是, 2003年以来的利率调控在利率调整的灵活性和预调与微调方面明显改善。所以我们以2003年第1季度为断点对整个样本期进行Chow断点检验, 判断是否可以将整个样本划分为两个子样本。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以2003年第1季度为断点的Chow检验表明无论是普尔基本分析还是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分析, 无论是以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还是以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作为利率指标, 无论是IS模型还是LM模型, 都支持以2003年第1季度将整个样本期划分为1996年第1季度至2002年第4季度、2003年第1季度至2009年第2季度两个子样本期。

(三) 普尔基本模型的实证分析

表2的普尔基本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整个样本期内以及1996年第1季度至2002年第4季度期间, 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产出波动方差要显著小于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产出波动方差, 后者的波动程度是前者的5-45倍。根据产出方差最小化的选择准则, 中央银行都应该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在2003年以后, 以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利率指标的普尔基本分析结果表明, 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产出波动方差要显著小于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产出波动方差, 这说明在2003年以后, 从完全市场化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角度看, 中央银行是可以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但是, 也要看到, 以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利率指标的普尔基本分析结果表明仍应该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这种对比鲜明的实证结果是与我国双轨制的利率体系密切相关的。2003年开始, 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 直至在2004年10月实现了“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改革成效, 但这距离存贷款利率自由浮动的市场化运作还有一定的差距。虽然2003年以后, 针对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利率调控降低了调整幅度, 增大了调整频率, 在灵活性和微调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进, 但是管制利率发挥效力的空间有限, 相比而言, 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更为合适。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早在1996年就已经实现了完全市场化, 在1996-2002年期间, 由于我国的利率调控较为滞后, 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对央行货币政策意图吸纳有限, 因此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更优;而在2003年以后, 随着央行对存贷款利率的小幅多次调整, 市场化利率能够在央行同向的连续货币政策操作中准确地把握央行的货币政策意图, 换言之, 央行管制利率调控措施在市场化利率中得到了良好的传导, 使得在此期间, 以市场化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更为合适。

(四) 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实证分析

我们使用M2/M0的对数形式表示金融创新指标 (A) , 而且假设金融创新以线性形式进入到模型中, 即α (A) =a1+a2×A, β1 (A) =b1+b2×A, β2 (A) =c1+c2×A, 在此假设下可以对 (5) 、 (6) 式进行非线性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分别得到α (A) 、β1 (A) 和β2 (A) 三个序列, 并以其序列方差及标准差的形式代入 (7) 式计算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目标函数值。表3列示了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分析结果。引入金融创新因素后, 我国中介目标的选择发生了很大变化, 根据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分析准则, 1996-2009年我国应选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而非货币供应量。在1996-2002年期间, 虽然用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判断分别认为应该选择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中介指标, 但是应该注意到在此期间, Em[yt]2和Ei[yt]2的差距并不大, 说明货币供应量或利率两者中哪一个作为中介目标的比较优势并不明显。而在2003年以后, 利率有明显的优势取代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可见, 在考虑金融创新因素后, 无论是以管制利率还是以市场利率作为利率指标都倾向于选择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这一判断在2003年以后更加清晰。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在普尔基本模型和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的基础上, 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普尔基本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1996年第1季度至2009年第2季度整个样本期内以及1996年第1季度至2002年第4季度第一阶段期间, 中央银行都应该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需要注意的是在2003年以后, 双轨制利率体系下对中介目标的判断存在差异:以市场化利率 (7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代表) 为利率指标的普尔基本分析支持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 以管制利率 (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代表) 为利率指标的普尔基本分析则支持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而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实证结果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认为1996-2009年我国应选择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特别是在2003年以后, 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优势更趋明显。总之, 在考虑金融创新因素后, 无论是以管制利率还是以市场利率作为利率指标都倾向于选择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权衡普尔基本模型实证结果和引入金融创新的扩展普尔模型实证结果, 本文认为在金融创新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 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优势在逐渐下降, 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逐步由货币供应量向利率过渡。

8.警惕互联网上非法留学中介活动 篇八

近来，发现一些机构通过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虚假广告信息，从事非法留学中介活动，欺骗拟出国留学的学生及家长。根据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发布有关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广告，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申请发布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广告时，应提交申请书、《营业执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核发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证明、经省级以上教育主管部门备案盖章的中介服务机构与境外高等院校及教育机构签订的关于中国公民自费出国留学的合作协议（中文译本）、广告样件、确认该广告真实性及合法性的其他证明文件等。委托广告公司代理的，还要出示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及中介服务机构的委托书。

但是，一些机构往往采取躲避行政部门监管的方法，在国际互联网上大肆做虚假宣传，以价格低、项目好为诱饵，通过在网上公布账户等方式，骗取学生及家长高额学费和中介服务费。实际上，他们向学生所介绍的多是一些资质较差、签证难以通过、纯粹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校，有的学校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学生及家长发现上当受骗后，根本无法索赔，损失很大。在这些机构中，有的是注册地在国外的商业机构，有的是国内的非法中介机构，有的是在国外的留学生或当地华人组织的松散机构，个别的只是个人注册的网站，极少数获得留学中介资格认定的合法留学中介机构也在从事这种活动。对此，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提醒办理出国留学的人员，不要轻信通过国际互联网发布的各种留学广告信息。建议通过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www.jsj.edu.cn），或咨询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和外国驻华使馆等正规渠道，查询和了解合法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机构名单、国外学校办学资质情况及其它相关留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