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作文

2024-12-11

拒绝遗忘作文（精选7篇）

1.拒绝遗忘作文篇一

拒绝遗忘作文素材

面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所经历的许多充满暴力的政治运动，人们就“回忆还是忘却”的问题一直有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悲惨痛苦的.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因为只有通过时常的回忆才能使人清醒，才能让人吸取教训。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只有忘记不堪回首的历史，才有可能彻底放下包袱，然后再轻松地重新起步。而持后一种观点的大有人在。

在新著《关于我父母的一生》中，南帆以拒绝遗忘的态度将书写的对象指向了自己熟悉的父母：“父亲”放弃少爷的舒适生活，积极投身于改天换代的革命，可是他却永远改变不了血缘的历史，于是革命的曙光到来之后，所遭受的便是怀疑、排挤、关押、批斗、下放农村……“母亲”因此跟着受牵连，整天担惊受怕；“我仨兄妹”随之受连累。而等到噩梦结束时，返城的父母因长年的惊吓而改变了性格，变得沉默寡言、小心翼翼和谨慎处事，仿佛是自己亏欠了时代或别人什么东西。

历史不可能有假如，只存在如此。问题是我们对人为不正常的“如此一段历史”，常常缺少足够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将其轻松地演义为一个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故事。只要我们保持记忆和回忆，历史就不可能重演。但若是存在大面积的群体性失语和社会性遗忘，那就无法保证历史不会重演。故而，面对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当然需要巴金的《随想录》，需要韦君宜的《思痛录》，需要南帆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

2.拒绝遗忘作文篇二

一、遗忘物与遗失物的区别

要解决此种行为究竟构成何罪, 首先要理清遗忘物与遗失物的区别。有关遗忘物与遗失物的区别在学理上存在诸多讨论, 笔者基本同意谭启平先生的观点:占有人置于某处但因疏忽而失去占有但仍为某人占有的动产。[1]谭启平先生认为要称为遗忘物, 需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 该物须为有主物, 无主物能成为先占的客体, 遗忘物系有主物, 故不能被先占。第二, 遗忘物是占有人置于某处的动产。占有人必须是有意识的将某物放置于某一场所, 该物虽然在空间上脱离占有, 但意识上仍是由该占有人占有的。对此, 谭启平先生列举了几个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如到饭店吃饭时将手提包放在包厢沙发上, 住宾馆时将手表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等, 都是占有人有意识的动作。第三, 占有人因疏忽而失去对该物的占有。占有人有意识地将物放置于某一场所后, 因无意识的疏忽将物忘记带走而失去占有。最后, 必须有其他人占有该物。原占有人因疏忽大意将物遗忘在某一场所后, 即丧失了对该物的实际占有, 但与遗失物不同, 该遗忘物一直处

于有人占有的状态, 该物的实际占有人是否知道该物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则是无关紧要的。但是笔者认为, 谭启平先生认为“遗忘物与占有人的物理脱离, 乃是占有人意识之结果”, 有失偏颇。占有人与该物分离时是否有意识不应成为遗失物与遗忘物的根本区别。就拿谭启平先生所列举的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来说, 若占有人到饭店赴宴时所穿衣物口袋有个破洞钱包掉落至椅子上, 客人未发现而离开, 这种情况与客人主动将手提包放于沙发上未带走对于该物的性质和实务中对于该物处理并无任何区别。故笔者认为, 遗忘物应为占有人因疏忽而失去占有但仍为某人占有的动产。而遗忘物与遗失物最大的区别就是该物在原占有人失去占有后是否有新的占有人对该物占有。

二、二重控制论的提出与发展

刑法第二百七十条第2款规定, 非法占有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 依照侵占罪的规定处罚。而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 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则构成盗窃罪。前文已经说明, 遗忘物也是有主物, 属于公私财物, 则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客体。既然遗忘物既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客体, 又可以成为侵占罪的客体, 那么如何来加以区分呢?最先提出这个理论的是陈新良教授。他认为, 人们遗忘在车站、饭店、邮局等特定场所的财物具有双重控制关系, 一是财物所有人的控制;二是特定场所的有关人员的控制。在财物所有人对财物暂时失去控制的情况下, 特定场所的有关人员 (如门卫、保安人员等) 便是财物的新的持有、控制人。[2]但笔者认为, 这种理论只适用于相对较私密的非公共空间。若是较为开放的公共空间, 如小区、餐厅大堂, 则该空间的有关人员 (如保安、服务员) 在未意识到该物存在的前提下不可能对该物有较为实际的控制, 也就不能履行该物占有人的一些权利和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客人将手提包忘在了有很多人的酒店大堂, 在服务员注意到该手提包之前, 若有人将手提包拿走。按照陈兴良教授的观点, 酒店大堂服务员已成为该手提包新的持有、控制人, 则服务员应对该手提包的遗失负有责任, 而将该包拿走之人应构成盗窃罪。而这种情况, 偷拿手提包的人显然应构成侵占罪而不是盗窃罪。这也是对服务员和酒店提出了过高的保管要求, 超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经营者所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

在陈教授的“二重控制说”指导下, 有学者提出“第二重持有、控制关系的成立, 则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认定标准, 只有特定场所的有关人员以持有支配意识控制他人的遗忘物的, 始得成立新的持有支配关系”。[3]但这种观点显然又对非公共空间的控制人提出了过高的要求。该学者的观点认为就算是非公共空间的控制人, 在没有意识到该空间内有某个物品并且对其持有支配意识的话, 就不能成立新的支配关系。按照该学者的理论, 房子的房主必须对自己房子里的所有物品均有清楚的记忆, 而对其记不清或他人遗忘在该房内而其又未意识到的物品, 则不具有支配关系。举例验证, 若房主的客人在房主家中做客时将某一物品遗忘于某处而房主未发现, 后有一小偷进房内实施盗窃, 将该物拿走, 其行为显然构成盗窃罪。但按照该学者的理论, 房主此时并未对该物成立支配关系, 但原物主也已对该物失去了占有, 则小偷不应成立盗窃罪, 而应成立侵占罪。这显然罪责刑不相适应, 也是违背常理的。故笔者认为, 因为非公共空间的私密性, 外人在未经空间控制人允许的条件下是不能随意进入到该空间内的, 故控制人对该空间内的所有物品具有概括的支配意识。若有人侵入该空间内, 将该空间内的物品拿走则构成盗窃罪, 而不论控制人是否对该物品具有具体的支配意识。

在前面两种理论的基础上, 进而有学者提出被害人遗忘物所在的特定场所存在不同情况, 包括公共空间和非公共空间, 第二控制人在两种情况下对遗忘物的控制或支配条件是不同的。若是公共空间, 则第二控制人对遗忘物的支配, 需要明确的支配意识;若是非公共空间, 则第二控制人对遗忘物的控制只需要概括的、抽象的支配意识。在两种不同情况下, 行为人侵占他人遗忘物的性质不同, 前者可能构成侵占罪, 后者只能构成盗窃罪。该学者认为该特定场所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不是不特定多人同时流动的固定空间。[4]并举例认为网吧、地铁车厢、公共汽车、餐馆、商场、银行大厅属于公共空间, 而私人院落、私人汽车、没有乘客的出租车、没有开门或已经清场的娱乐场所则属于非公共空间。笔者基本同意第三位学者提出的观点, 但认为其对于公共空间和非公共空间的划分存在瑕疵。笔者认为两者的区别并不是有没有不特定多人同时流动, 而是可不可以有不特定人流动。按照该学者的理论, 没有乘客的出租车, 因为没有了乘客, 该出租车就没有了不特定多人同时流动, 就成为了出租车司机的非公共空间。那么某一乘客拿走前一名乘客遗忘在出租车后排座位上的手机, 不论司机是否意识到该手机均对其成立了新的支配意识, 则该乘客均构成盗窃罪, 这显然与司法实践相悖。笔者认为, 虽然此时出租车上并没有不特定多人同时流动, 但只要司机没有挂出停止接客的指示牌, 就不能改变其仍然是公共空间的定性, 因为随时都有可能有不特定人再次进入。故偷拿手机的行为发生时, 若司机未意识到该手机的存在, 即未对该手机成立新的支配占有关系, 则偷拿手机的行为应构成侵占罪。

三、结语

关于侵占遗忘物还是盗窃遗忘物的问题, 笔者认为根本上就是确定该物所处的究竟是公共空间还是非公共空间, 处于非公共空间则构成盗窃罪, 而处于公共空间则要看空间管理人是否对该物成立了新的占有支配关系。若已成立则构成盗窃罪, 若未成立则构成侵占罪。而公共空间与非公共空间的区别则是可不可以有不特定多人同时在该空间内流通, 若可以有则是公共空间, 反之则是非公共空间。

摘要：遗忘物既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客体, 也能够成为侵占罪的客体。但具体如何区分, 刑法学研究上众说纷纭。自陈新良教授提出“双重控制关系”理论后, 诸多学者对该理论也纷纷进行了研究和改进。若遗忘物处于非公共空间, 则非法占有的行为应构成盗窃罪;若遗忘物处于公共空间, 则应看空间管理人是否与其成立了新的占有支配关系, 若成立则构成盗窃罪, 若不成立则构成侵占罪。

关键词：遗忘物,二重控制,占有,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1]谭启平.遗失物与遗忘物的区分及其法律意义[J].法学杂志, 2008 (4) :23.

[2]陈兴良.非法占有他人遗忘在特定场所之财物的定性[J].法学前沿, 1997 (1) :180.

[3]黄祥青.侵占罪若干适用问题探析[J].法学评论, 2000 (4) :127.

3.二战英雄拒绝被遗忘篇三

曾任二战欧洲盟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向法国抵抗运动致敬：“我们在法國内部的伙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没有他们的巨大帮助，解放法国和打败纳粹的战争将持续更长时间，造成更大损失。”但即便如此，随着亲历者慢慢凋零，在法国当下的主流叙事中，抵抗者的个人经历特别是出身背景，似乎正被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抹消。

性别和身份并不重要

在打破沉默、讲述亲身经历的前一晚，出生在巴黎的犹太人夏洛特梦回战争年代，仿佛看到了抵抗组织的成员像孩子般整整齐齐地坐在地板上，她自己则站在人群背后。夏洛特今年90岁，如果其他伙伴还活着，应该都已年至耄耋。

1940年，法国沦陷于希特勒之手。17岁那年，夏洛特在尼斯加入了抵抗组织。她伪造了上千份证件，把被占领当局迫害的犹太儿童送往法国和瑞士边境。1944年7月，盖世太保逮捕了这个小组里的24名成员，夏洛特遂加入另一个独立联络小组，开始为犹太人抵抗组织购买和输送武器。有一次，她在纳粹党卫军举行会议的电影院埋设了炸药。

据美国“The Forward”网站报道，在类似的犹太人抵抗组织中，大约40%的成员是女性。在70年前的法国，女性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受教育、上大学的机会也相当稀少，但她们在抵抗运动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0年，时年60岁，本该回乡颐养天年的迪萨德夫人也投身抵抗运动，她的组织由一名滞留敌后的英国士兵创建。后者于次年被捕，迪萨德接过了全部工作。年龄和性别的“优势”，让她可以畅通无阻地来往于各地，将飞机被毁、跳伞着陆的盟军飞行员集中到法国南部，并安排向导带领他们翻越比利牛斯山脉，逃脱搜捕。

这份极其危险的工作被迪萨德滴水不漏地经营了两年多，总计250多名盟军飞行员得到了这位老妪的保护。直到1944年1月，一名向导被捕，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恰好写有迪萨德的名字。真实身份暴露的迪萨德被迫转入地下，辗转于各地躲藏，直到法国解放。

抵抗之火始终熊熊燃烧

1942年5月，当被占领当局的军警质问为什么拿起武器时，抵抗运动成员玛格丽特·戈内回答：“很简单，因为男人们放弃了。”

法国沦陷后，菲利普·贝当建立了形同傀儡的维希政权，被视为奇耻大辱。因此，坚持抵制纳粹占领的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俨然是黑暗中惟一的希望之光。身为“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充分意识到这一点，1940年6月他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号召：“无论发生什么，法国抵抗的火焰都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当戴高乐的流亡政府成为法国海外抗战的旗帜时，地下抵抗运动也在沦陷区风起云涌，无畏地向侵略者开火。从东欧犹太人、西班牙共和党人、共产党员、滞留敌占区的外国士兵、前贵族、知识分子到普通农民，抵抗战士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却为同一个信念奋斗着。

美国“每日野兽”网站称，抵抗运动的成员约占当时法国人口的1%～2%，主要从事地下出版物发行、实施破坏行动、伪造证件、搜集情报、招募成员、参与营救盟军飞行员，并组建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配合盟军反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只有大概8%的法国民众愿意协助抵抗组织，大多数人只是浑浑噩噩地混日子，甚至为了生计听任维希政权摆布。

在诺曼底登陆开始后的数小时内，法国抵抗运动组织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近1000次破坏活动，设法瘫痪铁路、公路和通讯，阻止德军增援部队赶赴前线。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就连第一个攻入巴黎的法国士兵，实际上也是来自由西班牙共和党人组成的抵抗组织“la Nueve”。

法国共产党党史资料馆负责人、二战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热内维埃则对“德国之声”网站强调，抵抗运动的伟大贡献绝不限于军事层面，它还为提升战后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发挥了积极影响。

牺牲，是战士的归宿

1944年5月31日，在将一批犹太儿童护送到瑞士边境时，22岁的犹太童子军通讯员玛丽安·科恩不幸被捕。她在监狱中写下了一首诗：“我也许会在明天背叛，但不是今天。尽管拔掉我的指甲吧，我不会背叛。你永远不会看到我勇气的极限。”

如果不是这首诗，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个姑娘的名字。7月8日晚，盖世太保用铁锹将科恩殴打致死。英国《卫报》指出，科恩本可以获救，但因不愿连累孩子们而放弃了逃生。

在与敌人的交火中，抵抗战士安德烈腹部中弹，奄奄一息。德军对他进行了急救，为的是让他在死前吐出有价值的信息。当天早上，安德烈的姐姐克里斯汀在骑车去公寓前发现轮胎漏气，这个意外的耽搁让她躲开了埋伏。

因为德军的盘查对女性相对宽松，克里斯汀和妹妹杰奎琳经常骑自行车跋涉60英里（约96.7公里），将信件、枪支和无线电部件藏在车筐里的新鲜蔬菜下面。

“抵抗对我们来说是救命稻草，没有它，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幸存下来的姐弟仨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解释道。他们来自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安德烈牺牲前还有公务员身份，但整个家族都在他们的带动下参加了抵抗运动。

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提到，战争结束时，Boulloches家族的几十名成员有一半已不在人间。在整个法国，15万名抵抗者遭逮捕，3万人遇害。

在那段善恶颠倒的日子里，参加抵抗运动就意味着犯罪，可能招来极刑。如“每日野兽”网站所说，加入抵抗组织意味着“进入一个现实世界阴影背后的世界”，需要极大的勇气。人们隐姓埋名，脱离家庭、工作，其真实身份只有最亲密的人知道。这个如同戏剧、小说般拥有虚幻色彩的世界充满危险和残酷的打击，随时可能将战士们的亲友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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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紧迫、更常见的恐惧来自背叛。哪怕叛徒只渗透到组织的一角，其破坏性也可能像毒药一样蔓延至要害部位，让无数同伴丧生。据《爱尔兰时报》报道，为减小损失，抵抗者不得不化整为零，用假身份在咖啡馆会面。为保证安全，许多组织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

史蒂芬·埃塞尔也曾落入盖世太保之手。担心自己时日无多的他，在衣兜里藏了一张小纸条，希望妻子能在他死后看到。

如今，在巴黎公寓的客厅里，这位衣冠楚楚、眼神里依然闪烁着光芒的94岁老人向美国公共广播电台背起了当年写在字条上的那首十四行诗：“当沉重凄凉的丧钟为我敲起，无论如何，请不要悲哀。告诉世界我已经离开，把这龌龊的世界留给蛆虫做伴。”

“非主流”英雄仍在对抗时光

被德军行刑队处决时，居伊·莫盖年仅17岁。这位年轻的抵抗者生前向往共产主义。他在家书中嘱咐母亲：“我的生命很短暂，但我不后悔，除了把你孤孤单单地留在这个世界。……妈妈，请答应我不要悲伤，勇敢地活下去。”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载文称，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2007年就任法国总统的当天，曾宣示说，每年都要在每所法国高中宣读这封辛酸的诀别书。然而，在过去许多年里，更多没有被写进历史教科书的英雄，仍在悄无声息地被公众淡忘。

1944年8月26日，重返巴黎的戴高乐为“重振法国政府的权威”，在香榭丽舍大街告诉欢呼雀跃的市民，法国人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巴黎。然而，他口中那个“唯一、真正、永恒的法国”，并没有为那些来自法国以外的由信仰不同、出身不同的人们构成的反法西斯组织提供太多立足之地，而是任由后者流淌的汗水与鲜血慢慢被时光冲淡。

美国《大西洋月刊》就此分析称，在短短两个月内被希特勒的“闪电战”击垮，让法国人患上了严重的集体创伤后应激障碍。“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百姓，失败带来的羞耻感在整个国家蔓延。”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吉尔迪亚告诉BBC。

因此，阿联酋《海湾时报》指出，好不容易光復祖国的法国人毫无怀疑和负罪感地接受了“我们靠自己的力量重新赢得了自由”的说辞，为此感觉良好。而经过4年多的残酷斗争，幸存的抵抗战士们惟愿抛开痛苦的记忆，融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自然也无心申诉。

为揭开历史的真面目，吉尔迪亚阅读了大量资料，对当事人进行了上百次采访，终于完成专著《阴影中的战士》，呼吁正视这些“非主流”英雄的功绩。

让人欣慰的是，这方面的声音终归没有被法国社会彻底忽略。据BBC报道，2015年5月27日，地下抵抗组织的4名战士被隆重安葬在巴黎先贤祠。“面对侵略，他们做出了相同的反应。”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仪式现场表示，“他们果断、坚决、清晰地大声说——‘不’。”

〔本刊责任编辑尹静〕

〔原载《青年参考》2015年12月30日〕

4.遗忘或许更好作文篇四

影就是过去式，拉开序幕，好戏就上演了。

我们的记忆也有过去式，只不过，我们遗忘了。

或许，我是个怀旧的女孩，怀旧过去式。

也许，过去式的我是那喜欢坐在旋转木马上笑哈哈的女孩，无忧无虑，沉浸在自己的.公主梦。

也许，过去式的我是嘻嘻笑笑的人，快乐便是一天的主题。

也许，过去式的我是一个不服输的女孩，好强是我的权利。

也许……

我只能猜测，因为对于过去式，我也遗忘了。只知道过去式是一个遥远的国度。

我只知道，现在的我不再喜欢坐在旋转木马上笑哈哈了，因为小四说过，旋转木马其实是很哀伤的，一旦骑上木马，你只能看着前一匹马，无论再过多少时间，再怎样上下颠簸，就是追不到。

我只知道，现在的我是一个习惯寂寞的人，习惯一个人走，一个人哭，习惯了一个人的角落，习惯了呆在角落里静静地望着天空，天空的浮云在安祥地漂浮着，偶尔路过的飞鸟，就像是重复的画面，一如既往地上演。

我只知道，现在的我习惯了这样，习惯了安详，习惯了于世无争。

或许，过去式和现在是一个对立。

或许，遗忘过去式便是现在。

5.遗忘800字作文篇五

曾经，人们将专业的设计师和敬业的工人送往这里，他们选用最洁白的大理石雕出翊翊如生的龙凤，用最精美的瓷砖铺出不同花式的道路，用最坚韧的木材建出古风古韵的小亭，他们要用最精妙的手法建出一座无比壮丽的大花园。

但时间将这座花园烙上了印记，很少有人再来。

渐渐地，人们将这座花园淡忘，只有建设者留下的植物陪伴着桌椅、小亭和这儿的道路，不断生长、壮大。绿藤慢慢爬上了地面，盖在地砖之上，使地上优美的图案时隐时现。柳树与灌木的枝条纷纷向道路上空发展，就在空中抽芽、生枝。树枝和藤蔓伸进了亭子，为亭子挂上了一层帷幔，为小鸟创造栖息之地。

刚踏进这里时，我就发现，这儿的地面上不仅有坚硬的、形态各异的瓷砖，色彩斑斓的石砖，还有街道上所没有的，旺盛的生命力。这时，你会觉得地面也是有生命的。仔细观察，也许就会发现，一只蜗牛正在自己的脚边爬行，旁边的泥土里就有喜鹊的爪印……

这儿的地面是变幻无穷的。在这里拨开绿枝随意游逛一会儿，就能注意到，每一段道路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图案、菱形、三角形、正方形，让人走在未知和猜想中。每一段道路都有自己独特的意境，路上，路旁肆意生长的植物，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它们都是随着自己的意愿生长。

这儿的道路还是善于隐藏的。我在这充满惊喜的绿色迷宫中走了许久，前言的灌木丛挡住了去路，我认为已经到了公园的尽头，不会再有什么新事物了，于是转身向后走去。路旁的几点彩斑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几块碎砖。这几块砖像是从棘丛中探出头来的顽童，我轻轻拨开荆棘枝，一条狭窄的通道出现在我面前。我的心狂跳着着，侧身钻进小道，一片新的世界正等着我去探索，于是，我张开双臂欢呼着冲进了新的道路，新的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