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解析

余秋雨散文解析（9篇）

1.余秋雨散文解析 篇一

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重点指向中国文化人的文化灵魂。中国传统文人受儒、道、释三家影响，既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执着，也有道家“无为而治”的飘逸，更有佛教“超然物外”的洒脱，形成了他们复杂的人生观，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别具特色。因此，余秋雨关注的并不是各处的风景名胜，而是风景之中蕴藏的文人精神。正是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切关注，才使得他在寻找着散落在各地历史山水间的文化精髓的同时，也勾画出一系列带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人形象。

一、忧国忧民型

古代文人自小就被培养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民族忧患意识。中国的文人学士，是历朝历代所有阶层中最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身体羸弱，手无缚鸡之力，却有钢铁般的意志，一身的傲骨，不管是面对外族的侵逼，还是权奸的挤迫，始终坚守着一种特定的文化精神，保持着对国家的忧患意识以及对百姓的关怀之情。翻开中国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看到，自中国第一朝夏朝开始，就出现了许多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远有商纣时期的比干丞相，剖心求谏;近有清朝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他们在灾难、痛苦乃至死亡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大勇大智，无不是出于自觉承担的神圣使命感。这可以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鲜明的印记，也是每一个浸染于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学士抹不去的烙痕。《文化苦旅》中《道士塔》、《莫高窟》等作品正是此类精神的代表作。

二、自我价值型

中国文人历来追求“学而优则仕”。当官，是体现其自身价值的最终途径，而中国文人的自我价值并不只有这单一的路可以走。《柳侯祠》中主角柳宗元，作为一位贬官，而且是已在永州呆了10年的贬官，“日子孤寂而荒凉”，他的人生价值何以体现?正是在这些荒凉的日子里，他作为官员的一面隐退了，露出他最朴质的文人这一面，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并在再次贬到柳州后，为当地挖井、办学、种树、修庙、放奴婢，按照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实践着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算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贬官文化。柳宗元或许可以说是他无奈之余的对策，而《都江堰》中的李冰则是另外一种境况，但他们追求的是同样一种精神。秦始皇筑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而都江堰只是个纯粹的水利工程，却在几千年后仍然“水淋淋的流动着”。

三、坚韧不折型

先秦儒家强调道德人格的培养，以及人格尊严的不可侵犯，他们提倡松柏气节，主张“当仁不让”，“舍生取义”，中国传统文人在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这种传统道德教育。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也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势单力孤，被社会不公正的礼俗压抑着，却不甘这压抑，他们坚持着自己的信仰，自己的志向，用生命发出自己弱小却坚定的声音。《牌坊》中住在小乡间的庙宇里几个外地女教师，在她们读诗的声音中，在占了整个尼姑庵的四分之一的大花圃里，在屋梁上藏着的一叠绣品中，传出的振聋发聩呐喊。如果说《牌坊》里的抗争只是一圈小小的涟漪，那么《西湖梦》中白娘子的抗争，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了。白娘娘只有一个平凡而灿烂的理想：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拼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四、梅妻鹤子型

中国传统文化成因复杂，传统文人胸怀天下的时候，最不忘的是那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生存哲学。所不同的是，在文化地位中占主流的儒家侧重于前半句，讲求“入世”，道、释两家则重后半句，道家追求“无条件的精神自由”，佛教讲求“四大皆空”、“超然物外”的境界。于是，中国文人在“济天下”的主流之外出现了一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隐士一族”。

如《白发苏州》中提到的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再如《西湖梦》中的林和靖，素有“梅妻鹤子”之称，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咏梅，几乎成了千古绝唱，隐居于孤山20余年，达到了道家所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类文人身上显示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清新自然，超脱了沉重的文化负累，也留给了后人才高八斗，风流倜傥的形象。中国传统文人的“隐士”情结，在现代文人身上仍有鲜明的体现，这类学者沉潜于书斋，不闻窗外之事，从事纯学问研究，为学问而学问，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以求忘乎外物，独善其身，所幸这类学者数量并不多，而余秋雨更是以一个学者的身分，整理好行囊，推开书斋的门走向寻找中国文化精髓之路，给这类隐士学者们闯开了通往世间的大门。

综上所述，余秋雨的散文《文化苦旅》中刻画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以及对中华大地文化内涵的挖掘，使得他的散文带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沧桑感，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同时，他深具思辩色彩的语言，感性而丰富的联想，别具一格的见解，常常让读者在被他的睿智激活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产生一种深沉的焦灼感，感受到他所说的“呼唤着远离商业文化的另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属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的文化回归”。翻开他的散文，人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位智者在低首沉吟，在吟叹长歌。

参考文献：

[1]余秋雨.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2年版.

2.余秋雨散文解析 篇二

一、余秋雨散文的鲜明特点

(一)关注传统文人所具有的人格精神

余秋雨笔下出现过苏东坡、范仲淹等一大批文学史上璀璨生辉的名字,他们才华横溢但是又命运坎坷,他们由于富有才华与个性而不容于朝廷而且还受到了小人们的诋毁,遭遇到冷落、流放、贬谪,但不管如何,他们始终保持坚忍不拔的文化良知,用恶劣的环境磨炼意志,激发出无穷的智慧。比如,《苏东坡突围》一文就描述了诗人苏东坡一次又一次地为小人所诋毁,被贬谪至更为偏远蛮荒之处,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对于文化的执著探索,反而用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身于文学创作。实践证明,其多数优秀散文作品均在被贬谪之时创作。这一系列文章通过对传统文人悲剧命运的展现,让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苦难十分深重的文明史,更是与专制制度进行抗争的历史。

(二)通过独特视角解读中国文化

余秋雨没有受到传统观念所造成的影响,而是用十分独特的视角来对待祖国的山水、古迹,显得深刻而又独到。在 《都江堰》一文中,余秋雨觉得都江堰要比长城更显伟大, 长城虽然雄伟的,但讲求的是排场,其背后充满了令人心悸的暴政。都江堰却始终是质朴的,滋润与灌溉中华民族达千年之久。余秋雨没有受到传统观念所造成的影响,并内有掩饰历史的伤痛以及丑恶,而是指出了长城背后所隐含的残暴,并且肯定了都江堰具有的实用价值以及突出贡献。

二、余秋雨散文中戏剧化冲突的主要思路

缺少了冲突也就没有戏剧。戏剧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构造了尖锐而激烈的戏剧化冲突。所谓戏剧化冲突,主要是指对人和社会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所进行的艺术化表现,是生活冲突与性格冲突等在戏剧当中的一种集中表演。戏剧冲突主要源子于现实生活当中的各类矛盾冲突,而生活当中的矛盾冲突往往是在有限的时空当中加以展现的,从而形成了高度集中化的戏剧化冲突。戏剧化冲突能够很好地推动了故事情节向前加以发展。在冲突过程中,人物所具有的性格特点能够得到全面展现与完善,而文章的主题也能够由于戏剧冲突而得到很好的揭示。与此同时,十分激烈的戏剧化冲突还能很好地吸引欣赏者们的注意,从而引发其进一步欣赏的兴趣。

在余秋雨所创作的散文作品当中,无论是人和自然之间,还是人和社会之间,不管是人和人之间,还是人物内心之中的矛盾,冲突之处可以说俯拾皆是。在散文创作当中, 有研究者把冲突称为“两难选择”,而余秋雨则将其视为“未知结构”和“两难结构”。比如,余秋雨散文作品《道士塔》 中就描写了负责看管莫高窟的王道士觉得洞窟中的壁画有点暗、有点眼花,就自作聪明地拎来石灰进行粉刷。其后果是“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都消失了,“洞中成为一片净白”。通过此段文字,读者们看到了美妙至极的壁画与净白的石灰之间的激烈冲突。王道士自身的愚昧与莫高窟灿烂文明之间的冲突。

余秋雨十分善于应用戏剧化冲突进行散文创作,将一个原本生硬、苦涩的难题转换成为一个生动却又是两难的选择。他之所以会如此应用两难构思的方式,主要是因为其十分注重于散文具有的吸引力,而吸引力之内在依据就是文章自身所具有的张力。张力一般是因为问题而产生的, 一旦完全没有了问题,那也就没有了展示、阐述分析、解决问题之欲望。这样一来,散文就连开弓之力都没有了, 就更谈不上如何射得出去了。有鉴于此,余秋雨散文作品中的那些主角在艰难地考虑进行“两难”选择之时,他自己在创作中就更在进行“两难”的选择,其结果是将读者们也带入到“两难选择”的过程当中,从而凸显出其散文戏剧化冲突的无穷魅力。

三、结束语

总的来说,为了把漫长的历史浓缩于篇幅有限的散文之中,余秋雨在其作品中借鉴了大量的戏剧化冲突元素加以表现。余秋雨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将戏剧冲突的手法完美地结合到其散文创作当中,不但让其作品的结构始终保持严谨而又统一的文化品格,而且为这些散文所表达出来的深邃内容提供了全新的载体。

摘要：余秋雨散文通过大胆创新,以强烈的人性关怀、深刻的历史反思、沉重的文化忧患而深受读者的青睐。本文从复杂的文化现象当中脱离出来,以余秋雨散文的鲜明特点为基础,着重从戏剧冲突视角探讨余秋雨散文特点下的戏剧化元素思路。

3.余秋雨对文化大散文的贡献和局限 篇三

散文不景气的局面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终于得到了改变。在这个时期，在僵化的散文王国里，不仅出现了“新散文”的冲击波，亦出现了余秋雨这位有知识、有见识的教授，把散文的笔触扩张到历史文化领域。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生机勃勃，一时间，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女性散文，思想随笔，新散文等大量涌现，随着余秋雨在《收获》，一篇又一篇地发表“余秋雨文化散文”，这让人们眼前一亮，哦，原来对于历史进行评说，不光是历史学家的事情啊。

余秋雨是一个敢于把计划付诸行动的人，他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毅然辞去上海戏剧学院的官职，开始了文化苦旅。为何称作“文化苦旅”？笔者认为余先生在旅行之前，是积累了足够的心理文化沉淀，因为人到中年的余秋雨有着太多的“人世间的悲喜和沧桑”，他需要进行一次深入的几乎是以前的现代文人所没有进行过的文化旅游——不是欣赏风景，而是力透纸背、解读出历史风景后面的悲凉。余秋雨的散文，没有文物价值，只有思想的引导价值，在许多人满足于游山逛水的时候，他在山水里体会到的是山水文化的厚重。余秋雨文化散文深受中国现代散文前辈周作人的影响，从周作人那里直接拿来了“苦”，苦雨，苦茶，苦风。对于余秋雨来说，“苦”是一种境界，如果不苦，如果把《文化苦旅》改为“文化乐游”，就要浅薄得多，即使是改为“文化漫游”，也不如一个“苦”字，更能动人心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人生本来是一场无法辞别的苦宴。

余先生一路苦旅，写出了许多华章。他既然是写山水文化的厚重，就离不开历史人物，没有人物，就无法表达出山水文化的厚重感。余秋雨在散文里先后解读过许多历史名人：苏轼、柳宗元、李白、王安石等。除了历史名人，作者甚至写了江南名妓苏小小悲苦之结局，写了“悲欣交集”地遁入空门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作者还写了一些没有名气但却是历史在场者，比如他写了莫高窟《道士塔》后面的王道士，这篇散文的主人公不是正宗的文化人，而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对这个王道士，余秋雨的态度是批判的，把王道士当作历史的罪人，因为从王道士的手里流失了很多敦煌文物。王道士的麻木不仁，其实是那个时代中国百姓精神状态的代表。满清入主中原，知识分子难有家园意识，何况百姓？余秋雨善于揭示人物和背景之间的巨大反差，善于把散文的戏剧化效果最大化。从戏剧的舞台效果来看，王道士只是在台前表演的一个卑微的群众演员，舞台的后面是中国当时一盘沙发毫无精神可言的时代。从文字的内涵来说，这篇散文是耐人寻味的；但是从语感的角度说，这篇散文叙述就显得生硬，动不动就对所描述的事件下定语，好像作者自己即是审判历史的法官。必须说，在散文里写历史人物，因为历史空间和时间的距离，很难写得到位，但余秋雨却写的没有发生障碍，因为余秋雨的文化积淀深厚，早在去中国各地旅行之前，他已对笔下的历史人物进行过“心灵对话”在这样的状态下再到历史的今天现场周游，如同会老友，而不是浮漂的文化采风——这也是很多模仿余秋雨的作者无法达到的。

余秋雨把在《收获》发表的系列散文结集为《文化苦旅》，全书共收录散文37篇，《阳关雪》、《道士塔》书写了黄河文明的兴衰之苦；《夜航船》中洋溢着回忆之苦。讲一个作家对中国的散文做出了“贡献”，是抽象的，就余秋雨来说，他的贡献在哪里呢？评论家谢有顺谈到现今的文化大散文时，这样表达道：“都是某种程度上应用了余秋雨的两个文化意象：自然的人文化和历史的当代化。”这是什么意思呢？笔者从写作应用学的角度去理解，即是有效地表达大自然的人文内涵和用当下的科学的人文眼光去重新打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了抵达这个文化境界，就要在写作中自觉地与历史资料的堆砌和考证告别（把考证交给历史学家），与历史的既定的重复叙述告别，与历史既定的公共的文化结论告别，一定要尽力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打量和挖掘，挖掘出不同凡响的历史的“另外的意义”，寻找出新的发现。读者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中即可读出“自然的人文化和历史的当代化”，因为余秋雨不是忘情于山水和文化古迹的人，而是一位极为清醒的抚摸山水的人。余秋雨在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面前，有能力及时从感官的陶醉感中走出来，由感性进入思维的理性，思考的材料就是景观后面藏着的“历史”。因为有了这样一场思考，他看到的自然就不只是物理化的自然，而是心灵自然，当然，这样的心灵自然也是有个性的，并不代表全体人群，而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人化自然”的人格显现。如在余秋雨的散文《西湖梦》，他笔下的西湖是散文的外表，写文化人的品行是散文的内在。余秋雨在此文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狡猾：“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孤山”，这样的躲避，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知识分子的“群体性的人格日趋醋淡。春去春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余秋雨反思和批判知识分子萎缩了的文化人格，可谓是笔下无情。有的评论家说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多歌颂，少批判，这不是事实。

文化散文离不开历史的解读。从另一个角度说，历史文化构成了当代文化散文的主体。因为中国的历史悠长，资料无限，就显得门槛比较低，许多人都开始写历史文化散文。要写好历史文化散文，首先不可或缺便是理解历史，如果一个人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理解还处在混沌状态，一定要谨慎发言，因为一发言，上帝都发笑。鲁迅先生只所以敢于在当年发表《狂人日记》，并且犀利地写道“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是因为鲁迅先生对中国的封建礼教与家族制度“吃人”本质有着透彻的认知，也就是说，他深刻地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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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手法上，余秋雨十分善于使用讽喻手法。余秋雨熟稔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立人格的文人有着贴心贴肺的理解，比如中国散文唐宋八大家里的柳宗元。余先生写了《柳侯祠》，开头就对公元815年柳州的荒凉大肆渲染了一番，“当时这里是远未开化的南夷之地，朝廷贬放罪人的所在。”柳宗元是一个不幸的文官，他从永州返回京城长安，又被贬到更为偏远的柳州（北宋的大文人苏轼也是越贬越远）。作者猜透了朝廷的得意“多让你在长途中颠簸颠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因言获罪，不断被贬，这是一件不幸，然而，“不幸”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不幸，另一面则是可以让当事人睁开了自己的眼睛。“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余秋雨不仅写了柳宗元的命运，还通过刻画柳宗元，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进行了广泛刻画，“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官吏。”在文本里，余秋雨用了七个排比句刻画了中国古代文人处境的大尴尬。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善于描写历史人物，他一旦涉笔到历史人物，文笔都会出彩、出新。比如作者写《都江堰》，初看题目，是写一个古代水利工程，打开看，写的全是人物；有个人，也有群体。余秋雨即使写风景，景物里也隐喻了人。在余秋雨“文化苦旅”系列里，不仅有古代文人，也有古代艺术家。如《青云谱随想》的主角是明末清初的画家八大山人——朱耷，与“贬官文化”相比，朱耷只能选择“躲避文化”，因为他是明朝皇家后裔，为了躲避政治灾难，他躲避到了江西南昌郊外的青云谱道院，当了主持。余先生还写了艺术家徐渭、原济、齐白石等。在《青云谱随想》中，余秋雨展示了他对中国美术史的熟稔和个人理解，如“高品位的画家却会去追求一种整体性的氛围象征，这是强烈的精神能量要求在画幅物象中充分直观所必然导致的要求。”余秋雨还十分善于使用反差的艺术技巧，如在《洞庭一角》中，不仅把范仲淹和吕洞宾捆在一起形成反差，亦有作者从心理上硬把范仲淹从写《岳阳楼记》的雄文的天高云淡的九月拉到酷暑难耐的暑月。即使是写同一个历史人物，作者也使用了反差，比如作者写到民族英雄岳飞，一方面坚决主张抗金，收复河山，另一方面，这个岳飞去洞庭湖边剿灭了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

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既有“写什么”的突破，也有“怎样写”的深入，他一直乐此不疲地把“不可能”转换为“可能”。在笔者看来，余秋雨对散文的贡献还在于他将戏剧冲突手法应用在散文场景的描写中——这是许多余秋雨散文的研究者所忽略的。散文和戏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体裁，散文讲究铺陈，戏剧讲究冲突，而余先生本人曾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其戏剧艺术造诣自然不在话下，把戏剧冲突引进散文创作，就自然而然了。余先生的《道士塔》《东坡突围》等篇章，在对人物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进行叙述的同时，将“个体——家园——时代主动设置成一种或明或暗的力量”（刘军语），这确实是一个创造。余秋雨还尝试把跨国旅游、时事政治介入散文文体，确实是不断地革新，不断地创造，确实是一位充满生命活力的作家。在戏剧层面，能够打动读者是悲剧，余秋雨深谙于此，所以他的“文化苦旅”系列很少有喜剧，大部分是选取的人生悲剧，河南大学副教授刘军分析余秋雨散文的时候，侧重于分析他的“悲剧散文场”。无论是传统散文，还是新散文，营造“散文场”是重要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营造的是“悲剧场”。

大凡悲剧来自时代环境对于人物的挤压，这样的挤压充斥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造成余秋雨笔下的人物悲剧根源有两条线：一条是主人公有修养、有理想，不断地为理想而奋斗，又不断地遭遇挫折。另一条是主人公受到时代打击和家族不幸的双重打击，很少有实现人生价值取向的空间。在表达人物的悲剧命运的时候，作者两条线互相映衬，就不单调，凸显了散文文本的戏剧效果。还有，在表达人物的命运和心理方面，余秋雨的善于思辨就派上了用场，通过思辨，把历史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不敢言说的，说了出来；把人物所没有理解透彻的东西，也凸显了出来，起到吸引读者参与进来的作用

余秋雨文化大散文也有自己的欠缺和不足，其中之一便是如何对待散文中的抒情问题。如果把余秋雨文化散文和王充闾的文化散文做对比，就能看出王充闾要比余秋雨在抒情方面更收敛一些，也更加安静一些。当然，这也要理解余秋雨，他的散文总是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近距离”地再现和评说，而王充闾则与历史现场保持着足够的距离，王充闾力图表现历史的“诗性和审美”，抓住历史事件被时间淹没的那一部分，表达生命在压抑中的张扬……有了这样内在伏笔，自然会在行文中会安静许多。“静”的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浸淫，而不单单是人的情绪状态。

凡事都是两个方面组成的，有贡献，必然有不足。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对中国当代散文是有贡献的，但远没有抵达文化大散文的巅峰。就文化大散文创作，余先生起到了遇山开路、遇河搭桥的作用，亦在诸多方面存在不足：一是他选择的素材只是选择历史，少有选择现实生活的，就使得部分读者觉得不过瘾；其二，文化苦旅，还是凝结在“苦”上，比苦更一步的是“悲”，在“悲”的文化基因解读上，似乎作者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其三，许多散文接近了历史现场，在语言的叙述层面上，作者本人常常按捺不住地站出来抒情，抒情有泛滥化的倾向；其四，就散文文本学来说，在“怎样写”方面，还需要主动借鉴多种表达方式，不能仅仅局限在《文化苦旅》的状态表达；其五，在哲学和文学的结合上，还有圆润的空间。总之，余秋雨的散文确实对中国当代散文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远没有达到用散文的气场对历史活动进行再观察、再梳理的高度，大多还是在“挖掘历史的隐蔽意义”的层面徘徊，有时不免苍白空洞。

任何人的写作都是有局限的，尽管有的作家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文学成就，依然要扩大自己的空间（应该包括余秋雨先生），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确实是这样的。

4.余秋雨散文精选 篇四

余秋雨经典散文(一)

闲读梧桐

梧桐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前面，在花圃与草地的中央，在曲径通幽的那个拐弯口，整日整夜地与我们对视。

它要比别处的其他树大出许多，足有合抱之粗，如一位“伟丈夫”，向空中伸展;又像一位矜持的少女，繁茂的叶子如长发，披肩掩面，甚至遮住了整个身躯。我猜想，当初它的身边定然有许多的树苗与它并肩成长，后来，或许因为环境规划需要，被砍伐了;或许就是它本身的素质好，顽强地坚持下来。它从从容容地走过岁月的风雨，高大起来了。闲来临窗读树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某日，母亲从北方来信：寒潮来了，注意保暖御寒。入夜，便加了一床被子。果然，夜半有呼风啸雨紧叩窗棂。我从酣梦里惊醒，听到那冷雨滴落空阶如原始的打击乐。于是无眠，想起家信。想起母亲说起的家谱，想起外祖父风雨如晦的际遇。外祖父是地方上知名的教育家，一生两袖清风献给桑梓教育事业，放弃了几次外聘高就的机会。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他不愿屈从于非人的折磨，在一个冷雨的冬夜，饮恨自尽。我无缘见到他老人家，只是从小舅家读到一张黑色镜框里肃然的面容。我不敢说画师的技艺有多高，只是坚信那双眼睛是传了神的。每次站到它跟前，总有一种情思嬗传于我，冥冥之中，与我的心灵默默碰撞。

浮想联翩，伴以风雨大作，了无睡意，就独自披衣临窗。夜如墨染，顷刻间我也融入这浓稠的夜色中了。惊奇地发现，天边竟有几颗寒星眨巴着瞌睡的眼!先前原是错觉，根本就没有下雨，只有风，粗暴狂虐的北风。这时，最让我“心有戚戚”的便是不远处的那株梧桐了。只能依稀看到它黛青色的轮廓，承受着一份天边的苍凉。阵风过处，是叶叶枝枝互相簇拥颤起的呼号，时而像俄罗斯民谣，时而像若有若无的诗歌。不知怎的，外祖父的遗像又蓦然浮上眼帘，似与这株沉默的梧桐有种无法言喻的契合。不求巨臂擎天的闻达，但也有荫庇一方的坦荡。

次日醒来，红日满窗，竟是大晴。

惦念的是那一树黄叶。推开窗棂，读到的树，竟是一个显山露水的甲骨文字;没有昨日那遮天蔽日的叶子，剩下的是虬树挺干。我的心像是被谁搁上了一块沉重的冰，无法再幻作一只鸟，向那棵树飞去了。这一夜的风呵，就凋零了满树的生命!而风又奈你何，坠落的终要坠落，无须挽留，你还有一身傲骨与春天之前的整个冬季抗争!

于是，我读懂了梧桐的寂寞，不是慨叹韶华流逝的漠然，不是哀怨人潮人海中的孤寂，而是一种禅意，一种宁静与虚空的玄奥，服从自然又抗衡自然，洞悉自然又糊涂自然，任风雕雨蚀，四季轮回，日月如晦，花开花落，好一种从容淡泊的大度!不禁又感慨起外祖父的英年早逝，悲哀起他屈从天命的无奈、悲哀起那个年代里的人们。

又是一阵熟悉的树叶婆娑的沙沙声响，亲切地叩击着耳鼓。俯目望去，一个红衣女孩雀跃在那黄叶覆盖的小径，那模样似乎每一片叶子都在为她青春的步履伴奏。此刻，我的窗台上，扑进一阙蓬松的阳光，洒在案前昨夜未曾合上的一卷旧书上

余秋雨经典散文集 余秋雨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着有系列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摩挲大地》《寻觅中华》《何谓文化》《中国文脉》等。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的代表作。《文化苦旅》以余秋雨在全国各地的文化遗迹之地的游览过程为线索，以深刻思想与极具震撼力的语言，揭示中国文化内涵，考问历史与人生的深层意义。《文化苦旅》向读者展示了余秋雨渊博的文学与史学功底以及丰厚的文化感悟力与艺术表现力，是当代散文领域的范例。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作者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为学严谨的态度可见一斑

余秋雨经典散文(二)

收藏昨天

经常有年轻朋友来信询问一些有关人生的大问题，我总是告诉他们，你其实已经有了一位最好的人生导师，那就是你自己。

这并非搪塞之言。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与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都指向着整体价值。一个人突然地沮丧绝望、自暴自弃、挺而走险，常常是因为产生了精神上的“短路”，如果在那个时候偶然翻检出一张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或几页做中学生时写下的日记，细细凝视，慢慢诵读，很可能会心情缓释、眉宇舒展，返回到平静的理性状态。其间的力量，来自生命本身，远远大于旁人的劝解。

拿起自己十岁时候的照片，不是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再，而长久地逼视那双清澈无邪的眼睛，它提醒你，正是你，曾经有过那么强的光亮，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可能，而这一切并未全然消逝;它告诉你，你曾经那么纯净，那么轻松，今天让你苦恼不堪的一切本不属于你。这时，你发现，早年自己的眼神发出了指令，要你去找回自己的财宝，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回原处。除了照片，应该还有其它更多的信号，把我们的生命连贯起来。

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其实，中国古代显赫之家一代代修续家谱也是为了前后之间互相灌溉、互相滋润，你看在家谱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清晰有序的时间过程是那么有力，使前代为后代而自律，使后代为前代而自强，真可谓生生不息。个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前后互济的时间过程，如能留诸记忆，定会产生一种回荡激扬的动力循环，让人长久受益。一个人就像一个家族一样，是不是有身份、有信誉、有责任，就看是否能把完整的演变脉络认真留存。

我们也许已经开始后悔，未能把过去那些珍贵的生活片段保存下来，殊不知，多少年后，我们又会后悔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事情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与干涸的危险。

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岂能等待自己杰出之后再记载?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要鄙视世俗年月、庸常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缓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与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与终点。

想到起点与终点，我们的日子空灵了又实在了，放松了又紧迫了，看穿了又认真了。外力终究是外力，生命的教师只能是生命本身。那么，就让我们安下心来，由自己引导自己，不再在根本问题上左顾右盼。

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我在沙漠旅行时曾一次次感叹：只有连贯，而且是某种曲线连贯，才会留下一点美，反之，零碎的脚印，只能是对自己与沙漠的双重糟践。

我最合适什么?最做不得什么?容易上当的弯路总是出现在何处?最能诱惑我的陷阱大致是什么样的?具备什么样的契机我才能发挥最大的魁力?在何种气氛中我的身心才能全方位地安顿?……这一切，都是生命历程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却只能在自己以往的体验中慢慢爬剔。昨天已经过去又没有过去，经过一夜风干，它已成为一个深奥的课堂。这个课堂里没有其他学生，只有你，而你也没有其它更重要的课堂。

因此，收藏人生，比收藏书籍、古董更加重要。收藏在木屋里，收藏在小河边，在风夕雨夜点起一盏灯，盘点查看一番，第二天风与日丽，那就拿出来晾晾晒晒。

——读《人生纪年》

余秋雨经典散文(三)

夜雨诗意

早年为了学写古诗，曾买过一部线装本的《诗韵合壁》，一函共6册，字体很小，内容很多。除了供查诗韵外，它还把各种物象、各种情景、各种心绪分门别类，纂集历代相关诗句，成了一部颇为齐全的诗歌词典。过去文人要应急写诗时，查一直，套一套，很可快速地炮制出几首来。但是毫无疑问，这样写出来的诗都是不值一读的。只有在不带写诗任务时随便翻翻，看看在同一名目下中国诗化语词的多方汇集，才有一点意思。

翻来翻去，眼下出现了“夜雨”这一名目，那里的诗大多可读。既然是夜间，各种色相都隐退了，一切色彩斑斓的词汇也就失去了效能;又在下雨，空间十分逼仄，任何壮举豪情都铺展不开，诗句就不能不走向朴实，走向自身，走向情感，李商隐着名的《夜雨寄北》堪称其中典范。

光听着窗外夜色中时紧时疏的雨声，便满心都会贮足了诗。要说美，也没有什么美，屋外的路泥泞难走，院中的花零落不堪，夜行的旅人浑身湿透。但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你会感受到往常的世俗喧嚣一时浇灭，天上人间只剩下了被雨声统一的宁定，被雨声阻隔的寂寥。人人都悄然归位，死心塌地地在雨帘包围中默默端坐。外界的一切全成了想象，夜雨中的想象总是特别专注，特别遥远。

夜雨款款地剥夺了人的活力，因此夜雨中的想象又格外敏感与畏怯。这种畏怯又与某种安全感拌与在一起，凝聚成对小天地中一脉温情的自享与企盼。在夜雨中与家人围炉闲谈，几乎都不会拌嘴;在夜雨中专心攻读，身心会超常地熨帖;在夜雨中思念友人，会思念到立即寻笔写信;在夜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滋润蕴藉。

在夜雨中想象最好是对富而立。黯淡的灯光照着密密的雨脚，玻璃窗冰冷冰冷，被你呵出的热气呵成一片迷雾。你能看见的东西很少，却似乎又能看得很远。风不大，轻轻一阵立即转换成渐沥雨声，转换成河中更密的涟漪，转换成路上更稠的泥泞。此时此刻，天她间再也没有什么会干扰这放任自由的风声雨声。你用温热的手指划去窗上的雾气，看见了窗子外层无数晶莹的雨滴。新的雾气又腾上来了，你还是用手指去划，划着划着，终于划出了你思念中的名字。

夜雨是行旅的大敌。

倒不是因为夜间行路艰难，也不是因为没有带着雨鞋与伞。夜雨会使旅行者想家，想得很深很深。夜雨会使旅行者企望安逸，突然憬悟到自己身陷僻远、孤苦的处境，顾影自怜，构成万里豪情的羁绊。

不是急流险滩，不是崇山峻岭，而是夜雨，使无数旅行者顿生反悔，半途而归。我不知道法显、玄奘、郑与、鉴真、徐霞客他们在一次次夜雨中心境如何，依我看，他们最强的意志，是冲出了夜雨的包围。

如我无用之辈，常常会在大雨如注的夜晚，躲在乡村旅店里，把地图拿出来细细查看。目光在已经走过的千里之间来回，痴想着其间在夜幕雨帐笼罩下的无数江河与高山。这样的夜晚，我常常失眠。为了把这种没出息的惰怠心绪驱赶，我总会在夜雨中邀几个不相识的旅人长时间闲谈。

但是，真正让心绪复归的，完全不是这种谈话，而是第二天晴朗的早晨。雨后的清晨，铺天盖地奔泻着一种兴奋，让人几乎把昨夜忘却;又不能完全忘却，留下一点影子，阴阴凉凉的，添一份淡淡的惆怅。

在人生的行旅中，夜雨的魅力也深可寻探。

我相信，一次又一次，夜雨曾浇媳过突起的野心，夜雨曾平抚过狂躁的胸襟，夜雨曾阻止过一触即发的争斗，夜雨曾破灭过凶险的阴谋。当然，夜雨也所折过壮阔的宏图、勇敢的进发、火烫的情怀。

5.余秋雨散文片段 篇五

2) 在踏访的过程中渐渐明白，中华文化不像当初哄传的那样顽固和腐朽，她确实步履艰难，却来自于历史意志和文化伦理间的深刻冲突。

3) 历史意志要求强蛮突进跨越，文化伦理要求端庄秩序和谐，两者都有充分理由却方向相反，互相牵制，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结果成了千年厮磨的生死冤家。

4) 飞机追着夜色走，只怕被黎明赶上，于是十几个小时全是黑夜，等到不想飞了，一停，黎明和雅典一起到来。

5) 也许我们没有权利取笑它，它辉煌在二千五百年前，而飞机出现的年代，早已悠然退出了争夺辉煌的竞赛。

6) 漫步在奥林匹亚，我很少说话，领受着不轻的`文明冲撞，我们也有灿烂的文化，但把健康的概念如此强烈的纳入文明，并被全人类接受，实在是希腊永远值得我们仰望的地方。

7) 中华文明较少关注个体意义和肌体意义上的自我，在人际关系上做了太多文章。结果，真正的健全缺少标志，只有一些孤独的个人，在林泉之间悄悄强健，又悄悄衰老。

8) 原以为渡过那隐秘的河湾后一切都会挺直敞亮欢快，其实根本不是，正像幸福是一种接力赛，灾难也是一种接力赛，而且两条跑道往往结合在一起，不分彼此。

9) 前辈学者身上有不少我们不必继承的时代特征和个人特征，不少年长的文化人甚至打着文化的旗号噬咬文化破坏文化，因此，不能一见白发和皱纹就失去警惕。

10) 世间的大判断，不分行业。

11) 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12) 我们不是高大的伟人，但我们有资格骄傲，历史给我们的权利并不太多，但灾难毕竟教会了我们嘲笑。

13) 真正的人生选择，是一种缺少参照坐标的自我挑战。在中国，没有先例就没有说服力。

14) 人的一生，陪在一起走路的人很多，但有的路程，只需短短的一截，便终生铭记。我说过，泉眼既已堵塞，那就不再是我的山寨。

15) 每个人都会对人生中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人物一一告别，却无法预想告别的方式，母校，我就这样向你告别。车轮快速碾过湿漉漉的落叶，悄然无声。

16) 我平生见过的所有灾难都来自于虚假，大家总把灾难的起因解释为邪恶。其实，以虚假为坐标，邪恶才有了粉墨登场的舞台。

17) 犯人未必是坏人，坏人未必进监狱。

18) 最大的灾难是小人灾难，最大的废墟是人格废墟。

19)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我真怕，怕这块土地到处都是善的堆垒，挤走了美的踪影。

20) 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到底有没有必要一直走到底?硬是把脚印延续至今究竟是福是祸?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去辨别一下别人的脚印，研究一下他们离去的原因。这就必须去远山，地里的远山和时间的远山。

6.余秋雨散文《垂钓》赏析 篇六

《垂钓》原文

去年夏天我与妻子买票参加了一个民间旅行团，从牡丹江出发，到俄罗斯的海参崴游玩。海参崴的主要魁力在于海，我们下榻的旅馆面对海，每天除了在阳台上看海，还要一次次下到海岸的最外沿，静静地看。

海参崴的海与别处不同，深灰色的迷蒙中透露出巨大的恐怖。我们眯缝着眼睛，把脖子缩进衣领，立即成了大自然凛冽威仪下的可怜小虫。其实岂止是我们，连海鸥也只在岸边盘旋，不敢远翔，四五条猎犬在沙滩上对着海浪狂吠，但才吠几声又缩脚逃回。逃回后又回头吠叫，呜呜的风声中永远夹带着这种凄惶的吠叫声，直到深更半夜。只有几艘兵舰在海雾中隐约，海雾浓了它们就淡，海雾淡了它们就浓，有时以为它们驶走了，定睛一看还在，看了几天都没有移动的迹象，就像一座座千古冰山。我们在海边说话，尽量压低了声音，怕惊动了冥冥中的什么。

在一个小小的弯角上，我们发现，端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垂钓的老人。

胖老人听见脚步声朝我们眨了眨眼算是打了招呼，他回身举起钓竿把他的成果朝我们扬了一扬，原来他的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个钓钩上都是一条小鱼。他把六条小鱼摘下来放进身边的水桶里，然后再次下钩，半分钟不到他又起竿，又是六条挂在上面。就这样，他忙忙碌碌地下钩起钩，我妻子走近前去一看，水桶里已有半桶小鱼。

奇怪的是，只离他两米之远的瘦老人却纹丝不动。为什么一条鱼也不上他的钩呢？正纳闷，水波轻轻一动，他缓缓起竿，没有鱼，但一看钓钩却硕大无比，原来只想钓大鱼。在他眼中，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践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伟大的钓鱼者是安坐着与大海进行谈判的人类代表，而不是在等待对方琐碎的施舍。

胖老人每次起竿摘鱼都要用眼角瞟一下瘦老人，好像在说：“你就这么熬下去吧，伟大的谈判者！”而瘦老人只以泥塑木雕般的安静来回答。

两人都在嘲讽对方，两人谁也不服谁。

过了不久，胖老人起身，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一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发出，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仍然端坐着，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薄。暮色苍茫了，我们必须回去，走了一段路回身，看到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此时的海，已经更加狰狞昏暗。狗吠声越来越响，夜晚开始了。

妻子说：“我已经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胖，一个这么瘦了。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人世间的精神总是固执而瘦削的，对吗？”

我说：“说得好。但也可以说，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人类。”

确实，他们谁也离不开谁。没有瘦老人，胖老人的丰收何以证明？没有胖老人，瘦老人固守有何意义？大海中多的是鱼，谁的丰收都不足挂齿；大海有漫长的历史，谁的固守都是一瞬间。因此，他们的价值都得由对手来证明。可以设想，哪一天，胖老人见不到瘦老人，或瘦老人见不到胖老人，将会是何等惶恐。在这个意义上，最大的对手也就是最大的朋友，很难分开。

两位老人身体都很好，我想此时此刻，他们一定还坐在海边，像两座恒久的雕塑，组成我们心中的海参崴。

余秋雨散文《垂钓》赏析

（1）叙事真实、说理真情到位

《垂钓》一文从表面上看似在叙事，实质上却在说理。从写法上看先引出那一胖一瘦两位垂钓者，接着不是花浓墨写这两位老人垂钓，而是刻画两人的心理活动，一正一反，一喜静，一好动，形成鲜明对比。而恰恰是通过这一富有哲理性的对比，作者将笔锋一转，转到了人生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的共性上，相互映衬，相互协调。这样就使文章的主旨得到升华，使文章的深度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当然，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于是作者便抓住这一点，写了妻子的见解，自己的见解。但终归有一点，都是在验证自己的看法：“最大的对手才是最好的朋友。”然而这恰是生活中一个批评普遍的事实。作者由“钓鱼者”来揭示这一点，既富有情趣又有一定深度。从这一点上看，这是一篇叙事真实、说理真情到位的优美散文。

（2）对比中出形象

7.余秋雨历史的散文 篇七

庐山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我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我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我国文化史。

绑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抵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才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我国古时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着《插图本我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我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我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沈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才有意思。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爬石阶当然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岭到了。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

古时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语堂先生曾刊印过清代嘉庆年间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游庐山的日记，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且抄几段：

朝晴凉适，可着小棉。瓶中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乃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晨餐时菜羹亦竭，唯食炒乌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着。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穷至于如此。

宗慧试采养麦叶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过匏叶，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又断蔬经旬，岂能识此种风味。

这就是我国古时文人游庐山的实际生活。道如此困境而不后悔、不告退，还自得其乐地开着文绉绉的玩笑。在游庐山的文人中，舒白香还不算最苦的，他至少还有学生和仆人跟随着，侍候着他，与他说笑。

舒白香在庐山逗留了100天，住过好几处寺庙。寺僧先是怀疑他是“大官人”，后来又怀疑他是“大商贾”，直到最后写出《天池赋》贴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原来是个知名文人。这件事情可以证明，舒白香游庐山时那种虽不免艰苦却还有点派头的举止，与僧人们习见的游山文人很不相同;当时的庐山游客中，最有派头的已数“大官人”和“大商贾”，但他们当时游山也很不轻松，因此，庐山的行旅总的说来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庐山是19世纪初年。直到19世纪晚期，情况没有太大改变。我藏有一部佛学名著《名山游访记》，著者高鹤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年初春上庐山时，看见各处著名佛寺都还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至于牯岭，还“荆棘少人行”。但是，仅仅过了，当他19再一次上庐山时，景象就大不一样了。牯岭已是：

沿山洋房数百幢，华街亦有数百家，……岭上为西人避暑之地，设有教堂布教，并设医院，利济贫民。此间夏令时，寒暑表较九江低二十度，故至地道暑者甚众，昔日山林，今为廛市。

据此可以推断，庐山的文化形象是在本世纪初年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的契机是“西人避暑”，而结果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散落在各处山间的寺院依然香火不断，但操纵它们兴衰的重要杠杆已是牯岭的别墅、商市、街道。总的说来，这儿已不是我国文人的世界。

唐代钱起咏庐山诗云：“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但如今云雾飘散开去，露出来的却是一个个中外“大官人”、“大商贾”的面影。

当然也还是有不少文人来玩玩的。本世纪代有一位诗人就在庐山住过一个半月，但他每天听到的，已不是山风虫鸣，而是石工筑路造房的号子声。他从这号子里听出了石工的痛苦，写了一首十分奇特的《庐山石工歌》，想把号子传达给读者。读着徐志摩的这首诗不难感悟到，这号子唤来了达官贵人们的一座座别墅，这号子在驱逐着诗人和他的同行们下山。

过不了几年，又有一位文人在山上住了几天便急急下来。他刚刚被一个巨大的政治旋涡放逐，但庐山并不是避身之所，他很快发现这里也是一个风声鹤唤的焦点。他下山了，到了上海，又到东京，写了一篇《从牯岭到东京》，不久，“茅盾”这个名字便出现于我国文坛。

此后，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外交谈判、军事决定产生于庐山。密密层层的云雾，藏进了我国现代史的神秘经纬。

难道，庐山和文人就此失去了缘分?庐山没有了文人本来也不太要紧，却少了一种韵味，少了一种风情，就像一所庙宇没有晨锺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没有流盼的眼神。没有文人，山水也在，却不会有山水的诗情画意，不会有山水的人文意义。

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但鼓吹得过于响亮了就会迟早引来世俗的拥挤，把文人所吟咏的景致和情怀扰乱，于是山水与文人原先的对应关系不见了，文人也就不再拥有此山此水。看来，这是文人难于逃脱的悲哀。

我们这帮子开会的文人一有空闲就随着摩肩接踵的旅游者游览庐山各个风景点，东林寺、秀峰、锦绣谷、天桥、仙人洞、小天池、白鹿洞书院、黄龙潭、五老峰……一一看过去，眼前有古人留下的诗。脚下有平整光洁的路，耳边有此起彼伏的叫卖，轻轻便便，顺顺当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还、深挚的默契，只好让文人全都蜕脱成游人。

就在这种不无疲顿的情况下突然听到有一个去处，路遥而景美，连李白都没有去过，一下子把我们全都激动起来了。那便是三迭泉。趁一天休会，结伴上路。

早就听说那是一条极累人的路，但劳累对于1979年的我国文艺理论家们都还不太在意，摆脱劫难不久，对承受辛苦的自信心还有充分的贮留。

话虽这么说，这条路也实在是够折腾人的了。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地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时文人产生过对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读他们的山水诗常常可以感到一种生命脉流的搏动。在走向三迭泉的竭尽全部精力的漫漫山道上，我终于产生了熔铸感，生命差不多已交付给这座山了，一切就由它看着办吧。

不知何时，惊人的景象和声响已出现在眼前。从高及云端的山顶上，一幅巨大的银帘奔涌而下，气势之雄，恰似长江黄河倒挂。但是，猛地一下，它撞到了半山的巨岩，轰然震耳，溅水成雾。它怒吼一声，更加狂暴地冲将下来，没想到半道上又撞到了第二道石嶂。它再也压抑不住，狂呼乱跳一阵，拼将老命再度冲下，这时它已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亡命徒的队伍，决意要与山崖作一次最后的冲杀。它挟带着雷霆窜下去了，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峡谷，究竟冲杀得如何，看不见了。它的最后归宿如何，无人知晓，但它绝对不会消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哪怕接二连三地阻遏它、撞击它，它都没有吐出一声呜咽，只有怒吼，只有咆哮。

我们这些人的身心全都震撼了。急雨般的飞水喷在我们身上，谁也没有逃开，反都抬起头来仰望，没有感叹，没有议论，默默地站立着，袒示着湿淋淋的生命。

终于，我们找到了一种对应，一种在现代已经很少的对应。

记得宋朝哲学家朱熹很想一睹三迭泉风采而不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闻五老峰下新泉三迭，颇为奇胜，计此生无由得至其下。”他请两位画家把它画下，带给他看，看到画幅时他不断摩索，声声慨叹。这位年迈的哲学家也许已从画幅中看出了一点远超一般山水奇景的东西，否则何来声声慨叹?但我敢说，没有亲临其境，再有悟性的哲人也揣想不出一个生命意义上的它。

在古时，把三迭泉真正看仔细又记仔细了的还是那位不疲倦的旅行家徐霞客，可惜他太忙碌，到哪儿都难于静定，不能要求他产生太深的感悟。

我不知道在不断开发庐山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一天能开通到达三迭泉的汽车路或吊山索道，能构筑起可以像徐霞客那样观察这个神奇瀑布全貌的现代观景台。但毫无疑问，到了那时，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找到的感悟和对应也将失去。“文章憎命达”，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连在一起。

1990年夏天，庐山举行文化博览会，主办单位发来请柬要我去讲学。

我因事未能成行。但一展请柬，仿佛看到了牯岭更为热闹的街市，山间更为拥挤的人群。凝神片刻，耳边又响起三迭泉的轰鸣。

不久听去了回来的朋友说，文化博览会是一个吸引游客的举动，所邀学者的名字都张贴成了海报，听课者就是愿意走进来听听的过往游人。

文人以一种更奇特的方式出现在庐山上了，地位似乎也不低，但至少我还难于适应。也许庐山又走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也许它能在熙熙攘攘中构建出一种完全出乎我们意想之外的`文化与名胜的对应?

一阵云雾又飘到了我的眼底。

洞庭一角

我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着声名。

例子太多了。这次去洞庭湖，一见岳阳楼，心头便想;又是它了。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股子京重修岳阳楼罢，要他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直到今天，大多数游客都是先从这篇文章中知道有这么一个楼的。文章中“先天下之懮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已成为一般我国人都能随口吐出的熟语。

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楼，已被这篇文章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中堂，即是这篇文章，书法厚重畅丽，洒以绿粉，古色古香。其它后人题咏，心思全围着这篇文章。

这也算是个有趣的奇事：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用语，或许可说，是文化和自然的互相生成罢。在这里，我国文学的力量倒显得特别强大。

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势张扬得滚滚滔滔。游人仰头读完《岳阳楼记》的中堂，转过身来，眼前就会翻卷出两层浪涛，耳边的轰鸣也更加响亮。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优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卷带中完全吞纳。

地是，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

但是，洞庭湖没有这般小。

范仲淹从洞庭湖讲到了天下，还小吗?比之心胸揪隘的文人学子，他的气概确也令人惊叹，但他所说的天下，毕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

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优耶乐耶，也是丹墀金銮的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儒家的天下意识，比之于我国文化本来具有的宇宙意识，逼仄得多了。

而洞庭湖，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

你看，正这么想着呢，范仲淹身后就闪出了吕洞宾。岳阳楼旁侧，躲着一座三醉亭，说是这位吕仙人老来这儿，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便写下一首诗在岳阳楼上：

朝游北海暮苍梧，

袖里青蛇胆气粗。

三醉岳阳人不识，

朗吟飞过洞庭湖。

他是唐人，题诗当然比范仲淹早。但是范文一出，把他的行迹掩盖了，后人不平，另建三醉亭，祭祀这位道家始祖。若把范文、吕诗放在一起读，真是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庄与顽泼，执着与旷达，悲壮与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对着这么大个洞庭湖，难道就许范仲淹的朗声悲抒，就不许吕洞宾的仙风道骨?我国文化，本不是一种音符。

吕洞宾的青蛇、酒气、纵笑，把一个洞庭湖搅得神神乎乎。至少，想着他，后人就会跳出范仲淹，去捉摸这个奇怪的湖。一个游人写下一幅著名的长联，现也镌于楼中：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史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沧然泪下。

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岩疆。潴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他就把一个洞庭湖的复杂性、神秘性、难解性，写出来了。眼界宏阔，意象纷杂，简直有现代派的意韵。

那么，就下洞庭湖看看罢。我登船前去君山岛。

这天奇热。也许洞庭湖的夏天就是这样热。没有风，连波光都是灼人烫眼的。记起了古人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这个“蒸”字，我只当俗字解。

丹纳认为气候对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以前很是不信。但一到盛暑和严冬，又倾向于信。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九月十五日，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秋空明净，可让他想想天下;秋风萧瑟，又吹起了他心底的几丝悲壮。即使不看文后日期，我也能约略推知，这是秋天的辞章。要是他也像今天的日子来呢?衣冠尽卸，赤膊裸裎，挥汗不迭，气喘吁吁，那篇文章会连影子也没有。范仲淹设想过阴雨霏霏的洞庭湖和春和景明的洞庭湖，但那也只是秋天的设想。洞庭湖气候变化的幅度大着呢，它是一个脾性强悍的活体，仅仅一种裁断哪能框范住它?

推而广之，我国也是这样。一个深不见底的海，顶着变幻莫测的天象。我最不耐烦的，是对我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它最堂皇的一脉，拿来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它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幡向大一统的霸座进发。其实，谁都是渺小的。无数渺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终于到了君山。这个小岛，树木葱茏，景致不差。尤其是文化遗迹之多，令人咋舌。它显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精心设计，突出哪一个主体遗迹。只觉得它们南辕北辙而平安共居，三教九流而和睦相邻。是历史，是空间，是日夜的洪波，是洞庭的晚风，把它们堆涌到了一起。

挡门是一个封山石刻，那是秦始皇的遗留。说是秦始皇统一我国，巡游到洞庭，恰遇湖上狂波，甚是恼火，于是摆出第一代封建帝王的雄威，下令封山。他是封建大一统的最早肇始者，气魄宏伟，决心要让洞庭湖也成为一个驯服的臣民。

但是，你管你封，君山还是一派开放襟怀。它的腹地，有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忽瑰艳的神话，端出远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资格，安坐在这里。两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飞动的裙裾和芳芬的清泪，本该让后代儒生非礼勿视，但她们依凭着乃父的圣名，又不禁使儒生们心族缭乱，不知定夺。

岛上有古庙废基。据记载，佛教兴盛时，这里曾鳞次栉比，拥挤着寺庙无数。缭绕的香烟和阵阵锺磬声，占领过这个小岛的晨晨暮暮。吕洞宾既然几次来过，道教的事业也曾非常蓬勃。面对着秦始皇的封山石，这些都显得有点邪乎。但邪乎得那么长久，那么隆重，封山石也只能静默。

岛的一侧有一棵大树，上嵌古锺一口。信史凿凿，这是宋朝义军杨么的遗物。杨么为了对抗宋朝，踞守此岛，未廷即派岳飞征剿。每当岳军的船只隐隐出现，杨么的团队就在这里呜锺为号，准备战斗。岳飞是一位名垂史册的英雄，他的抗金业绩，发出过民族精神的最强音。但在这里，岳飞扮演的是另一种角色，这口锺，时时鸣响着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我曾在杭州的岳坟前徘徊，现在又对着这口锺久久凝望。我想，两者加在一起，也只是民族精神的一小角。

可不，眼前又出现了柳毅井。洞庭湖的底下，应该有一个龙宫了。井有台阶可下，直至水面，似是龙宫入口。一步步走下去，真会相信我们脚底下有一个热闹世界。那个世界里也有霸道，也有指令，但也有恋情，也有欢爱。一口井，只想把两个世界连结起来。人们想了那么多年，信了那么多年，今天，宇航飞船正从另外一些出口去寻找另外一些世界。

杂乱无章的君山，静静地展现着我国文化的无限。

君山岛上只住着一些茶农，很少闲杂人等。夜晚，游人们都坐船回去了，整座岛阗寂无声。洞庭湖的夜潮轻轻拍打着它，它侧身入睡，怀抱着一大堆秘密。

回到上海之后，这篇洞庭湖的游记，迟迟不能写出。

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洞庭湖的新闻，如遇故人。新闻记述了一桩真实的奇事;一位湖北的农民捉住一只乌龟，或许是出于一种慈悲心怀，在乌龟背上刻名装环，然后带到岳阳，放入洞庭湖中。没有想到，此后连续8年，乌龟竟年年定时爬回家来。每一次，都“将头高高竖起来，长时间地望着主人，似乎在静静聆听主人的教诲，又似乎在向主人诉说自己一年来风风雨雨的经历”。

这不是古时的传说。新闻注明，乌龟最后一次爬回，是1987年农历五月初一。

至少现代科学还不能说明，这个动物何以能爬这么长的水路和旱路，准确找到一间普通的农舍，而且把年份和日期搞得那样清楚。难道它真是龙宫的族员?

洞庭湖，再一次在我眼前罩上了神秘的浓雾。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沈闷的重复。因此，我每每以另一番眼光看娥皇、女英的神话，想柳毅到过的龙宫。应该理会古人对神奇事端作出的想象，说不定，这种想象蕴含着更深层的真实。洞庭湖的种种测量数据，在我的书架中随手可以寻得。我是不愿去查的，只愿在心中保留着一个奇奇怪怪的洞庭湖。

我到过的湖可谓多矣。每一个，都会有洞庭湖一般的奥秘，都隐匿着无数似真似幻的传说。

8.余秋雨散文集 篇八

作者简介：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中国大陆著名的文化史论学者、作家。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上海写作协会会长、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南大学、宁波大学客座教授。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均位居全球华文书籍排行榜前列，是目前全球个华人社区中最具影响力作家之一。

目录：

文化苦旅

1 道士塔

6 贵池傩

11 江南小镇

22 寂寞天柱山

30 西湖梦

37 上海人

51 五城记

58 夜雨诗意

62 藏书忧

68 漂泊者们

79 这里真安静

87 阳关雪

90 都江堰

95 风雨天一阁

105 老屋窗口

111 废墟

山居笔记

115 一个王朝的背影

130 流放者的土地

144 脆弱的都城

156 千年庭院

171 天涯故事

188 历史的`暗角

203 苏东坡突围

215 乡关何处

233 十万进士

265 遥远的绝响

霜冷长河

283 琉璃

286 垂钓

288 老师

293 壮士

296 中秋

298 长者

314 文化敏感带

319 遗憾的真实

321 氢弹的部件

324 乱世流浪女

328 褪色的疑问

331 膨胀的雪球

334 绑匪的纸条

337 智能的梦魇

339 最后的课程

千年一叹

348 荷马的迈锡尼

352 我一定复活

355 石筑的《易经》

357 我们不哭

359 文字外的文明

362 人生的最后智慧

365 你们的祖先

368 河畔烤鱼

379 阔气的近邻

373 黑袍飘飘

376 玄奘和法显

379 远行的人们

382 国门奇观

385 甘地遗言

388 我拒绝说它美丽

391 没有例外的衰落

394 远征和失序

398 迷昧和保守

401 面向自然

行者无疆

404 罗马假日

410 寻常威尼斯

417 稀释但丁

420 大师与小人

424 流浪的本义

431 只因它特别忠厚

433 小巷老门

436 古老的窄街

438 他们的麻烦

440 仁者乐山

445 追询德国

448 墓地荒荒

452 有口难辩

455 盔甲里的善良

457 学生监狱

460 盈缩空间

464 跳荡联想

467 闹市草莽

9.余秋雨散文：西湖梦 篇九

余秋雨凭藉着西湖山水的复杂性以探究中国文人的确人格结构构成的原因，揭示中国文化中的文人人格构成的深厚内涵，为读者打开了深层思考的空间。

作品原文

西湖的文章实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历代高手，再做下去连自己也觉得愚蠢。但是，虽经多次违避，最后笔头一抖，还是写下了这个俗不可耐的题目。也许是这汪湖水沉浸着某种归结性的意义，我避不开它。

初识西湖，在一把劣质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过杭州的长辈带到乡间来的。折扇上印着一幅西湖游览图，与现今常见的游览图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画着各种景致，就像一个立体模型。图中一一标明各种景致的幽雅名称，凌驾画幅的总标题是“人间天堂”。乡间儿童很少有图画可看，于是逼视，竟烂熟于心。年长之后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门熟路地踏访着一个陈旧的梦境。

明代正德年间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写过这样一首诗：

昔年曾见此湖图，

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

画工还欠费工夫。

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湖。

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了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一原因。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力。为了摆脱这种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独个儿游了长长一程，算是与它有了触肤之亲。湖水并不凉快，湖底也不深，却软绒绒地不能蹬脚，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淤积。上岸后一想，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有点不真实了。

它贮积了太多的朝代，于是变得没有朝代。它汇聚了太多的方位，于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虚幻，像一个收罗备至的博览会，盛大到了缥缈。

二

西湖的盛大，归拢来说，在于它是极复杂的中国文化人格的集合体。

一切宗教都要到这里来参加展览，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于这里的热闹;再苦寂的，也要分享这里的一角秀色。佛教胜迹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据了一座葛岭，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唤着繁密的脚印。作为儒将楷模的岳飞，也跻身于湖滨安息，世代张扬着治国平天下的教义。宁静淡泊的国学大师也会与荒诞奇瑰的神话传说相邻而居，各自变成一种可供观瞻的景致。

这就是真正中国化了的宗教。深奥的理义可以幻化成一种热闹的浏览方式，与感官玩乐溶成一体。这是真正的达观和“无执”，同时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随意。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最后都皈依于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国的原始宗教始终没有像西方那样上升为完整严密的人为宗教，而后来的人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于自然界，与自然宗教遥相呼应。背着香袋来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并无多少教义的踪影，眼角却时时关注着桃红柳绿、莼菜醋鱼。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归之于非常实际、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义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对者们在理性上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国宗教，不管从顺向还是逆向都激发不了这样的思维习惯。绿绿的西湖水，把来到岸边的各种思想都款款地摇碎，溶成一气，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游客。它波光一闪，嫣然一笑，科学理性精神很难在它身边保持坚挺。也许，我们这个民族，太多的是从西湖出发的游客，太少的是鲁迅笔下的那种过客。过客衣衫破碎，脚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赶路，也在寻找一个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边上，定会被万千悠闲的游客看成是乞丐。也许正是如此，鲁迅劝阻郁达夫把家搬至杭州。

钱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

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

**浩荡足行吟。

他对西湖的口头评语乃是：“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记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罗纱大褂，如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川岛：《忆鲁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数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中，对个充满象征性和抽象度的西湖，总有很大的向心力。社会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绎，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天大的才华和郁愤，取后都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

景点，景点，总是景点，再也读不到传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龙飞风舞的楹联。

再也找不见慷慨的遗恨，只剩下几座既可凭吊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历史的震颤，只有凛然安坐着的万古湖山。

修缮，修缮，再修缮，群塔入云，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三

西湖胜迹中最能让中国文人扬眉吐气的，是白堤和苏堤。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不是为了风雅，甚至不是为了文化上的目的，纯粹为了解除当地人民的疾苦，兴修水利，浚湖筑堤，终于在西湖中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

清人查容咏苏堤诗云：“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观的艺术家不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观物，于是，这样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间特别显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论，游西湖最畅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独个儿漫步于苏堤。也没有什么名句逼我吟诵，也没有后人的感慨来强加于我，也没有一尊庄严的塑像压抑我的松快，它始终只是一条自然功能上的长堤，树木也生得平适，鸟鸣也听得自如。这一切都不是东坡学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这里做了太守，办了一件尽职的好事，就这样，才让我看到一个在美的领域真正卓越到了从容的苏东坡。

但是，就白居易、苏东坡的整体情怀而言，这两道物化了的长堤还是太狭小的存在。他们有他们比较完整的天下意识、宇宙感悟，他们有比较硬朗的主体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却仅仅因辞章而入选为一架僵硬机体中的零件，被随处装上拆下，东奔西颠，极偶然地调配到了这个湖边，搞了一下别人也能搞的水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尽管美丽，也就是这么两条长堤而已。

也许正是对这类结果的大彻大悟，西湖边又悠悠然站出一个林和靖。他似乎把什么都看透了，隐居孤山二十年，以梅为妻，以鹤为子，远避官场与市嚣。他的诗写得着实高明，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来咏梅，几乎成为千古绝唱。中国古代，隐士多的是，而林和靖凭着梅花、白鹤与诗句，把隐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后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苏东坡固然值得羡慕，却是难以追随的;能够偏偏到杭州西湖来做一太守，更是一种极偶然、极奇罕的.机遇。然而，要追随林和靖却不难，不管有没有他的才分。梅妻鹤子有点烦难，其实也很宽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那儿找不到几丛花树、几双飞禽呢?在现实社会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个林和靖是最容易不过的。

这种自卫，是中国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窑，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于是，十年寒窗，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与社会交手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沉埋进一座座孤山。

结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画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四

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

首屈一指者，当然是名妓苏小小。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位风尘女子的资格，要比上述几位名人都老，在后人咏西湖的诗作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苏东坡、岳飞放在这位姑娘后面：“苏小门前花满枝，苏公公堤上女当垆”“苏家弱柳犹含媚，岳墓乔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较早一点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写成是苏小小的钦仰者：“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家小女旧知名，杨柳风前别有情”。

如此看来，诗人袁子才镌一小章曰：“钱墉苏小是乡亲”，虽为鲁迅所不悦，却也颇可理解的了。

历代吟咏和凭吊苏小小的，当然不乏轻薄文人，但内心厚实的饱学之士也多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度，一位风尘女子竞如此尊贵地长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颇为深刻的。

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她很重感情，写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车，郎跨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朴素素地道尽了青年恋人约会的无限风光。美丽的车，美丽的马，一起飞驶疾驰，完成了一组气韵夺人的情感造像。又传说她在风景胜处偶遇一位穷困书生，便慷慨解囊，赠银百两，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归，书生已去，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视着精丽的高墙。她不守贞节只守美，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最后，重病即将夺走她的生命，她却恬然适然，觉得死于青春华年，倒可给世界留下一个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认为，死神在她十九岁时来访，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成全。

难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说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义者。依我看，她比蔡花女活得更为潇洒。在她面前，中国历史上其他有文学价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为了个负心汉，或为了一个朝廷，颠簸得过于认真。只有她那种颇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为中国文人心头一幅秘藏的圣符。

由情至美，始终围绕着生命的主题。苏东坡把美衍化成了诗文和长堤，林和靖把美寄托于梅花与白鹤，则苏小小，则一直把美熨贴着自己的本体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转捩，只是凭借自身，发散出生命意识的微波。

风尘女子生涯当然是不值得赞颂的，苏小小的意义在于，她构成了与正统人格结构的奇特对峙。再正经的鸿儒高士，在社会品格上可以无可指摘，却常常压抑着自己和别人的生命本体的自然流程。这种结构是那样的宏大和强悍，使生命意识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围困中变得恣肆和怪异。这里又一次出现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论：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历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西湖所接纳的另一具可爱的生命是白娘娘。虽然只是传说，在世俗知名度上却远超许多真人，在中国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种更宏大的切实存在。人们慷慨地把湖水、断桥、雷峰塔奉献给她。在这一点上，西湖毫无亏损，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别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个基础命题的提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有分割两界的习惯性功能。一个浑沌的人世间，利刃一划，或者成为圣、贤、忠、善、德、仁，或者成为奸、恶、邪、丑、逆、凶，前者举入天府，后者沦于地狱。有趣的是，这两者的转化又极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烦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与地狱之间，还有一快平实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间，还有一种寻常的动物：人。她的全部炎难，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备人的意义而不加外饰的人，算得了什么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并没有为它留出多少笔墨。于是，法海逼白娘娘回归于妖，天庭劝白娘娘上升为仙，而她却拚着生命大声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许仙，许仙的木讷和萎顿无法与她的情感强度相对称，她深感失望。她陪伴着一个已经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贵的凡夫，不能不陷于寂寞。这种寂寞，是她的悲剧，更是她所向往的人世间的悲剧，可怜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唤人而不能见容，在人间呼唤人也得不到回应，但是，她是决不会舍弃许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变成了现实，她不愿去寻找一个超凡脱俗即已离异了普通状态的人。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她认了，甘愿为了他去万里迢迢盗仙草，甘愿为了他在水漫金山时殊死拚搏。一切都是为了卫护住她刚刚抓住一半的那个“人”字。

在我看来，白娘娘最大的伤心处正在这里，而不是最后被镇于雷峰塔下。她无惧于死，更何惧于镇?她莫大的遗憾，是终于没能成为一个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界的怆然象征。

一九二四年九月，雷峰塔终于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闯将都不禁由衷欢呼，鲁迅更是对之一论再论。这或许能证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较量，关系着中国精神文化的决裂和更新?为此，即使明智如鲁迅，也愿意在一个传说故事的象征意义上深深沉浸。

鲁迅的朋友中，有一个用脑袋撞击过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罢“秋风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边上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