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文

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文（精选8篇）

1.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文 篇一

阿列克谢耶维奇诺贝尔奖获奖感言

我并不是一个人站在这个讲台上，还有一些声音围绕在我身边，数以百计的声音。从童年开始，他们就一直在我身边。我在农村长大。小时候，我们喜欢在外面玩耍，但每当夜幕降临，劳累了一天的村妇们就聚在农舍变的长凳上讲故事，她们的声音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他们都没有丈夫，也没有父亲或兄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村里几乎就见不到男人：战争期间，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人丧生，有些是死于前线，有些死于后方和游击队的战斗。战争结束后，我们这些孩子生活 在女人的世界里。我印象最深的，是女人谈论爱，而不是死亡。她们会讲诉心爱的男人上战场的前一天，是怎样和他们告别的；她们会谈论如何等待男人回家，她们 仍然在等待。很多年过去了，但她们继续等待：“我在乎他失去了胳膊还是腿，我会背着他。”没有胳膊，没有腿，我想我从童年就知道什么是爱了。

福楼拜称自己是人们的笔；我会说，我是人们的耳朵。当我走在街上，记录下听到的各种词汇、短语和感叹时，我都会在想：有多少小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啊！消失在黑暗中。人们还不能捕捉生活中的对话，把它作为文学记录下来，因为我们不懂得去欣赏这些对话，也不会因为读它们而感到惊讶或者快乐。但它们却让我着迷，甚至俘虏我。我喜欢人们交谈的方式，我喜欢寂寞的人声。这是我最大的爱好和激情。

通往领奖台的路很长，几乎有四十年那么长——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人，一个又一个的声音。说实话，我没有力量一直坚持走下去——很多次，人们让我震惊，让我恐惧。我体会过狂喜和厌恶，我也曾想忘记听到的东西，回到无知的状态。然而，我也一次有一次看到了人的美好，为此喜极而泣。

我生活在一个从小就教我们死亡的国家。我们被告知，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奉献，为了牺牲自我。我们被教导用武器去爱别人。如果成长在另一个国家，我不可能走这条路。邪恶即残忍，你必须对它免疫。我们在刽子手和受害者中长大。即使我们的父母活在恐惧中，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通常他们什么也不说。邪恶时刻在注视我们。

我写了五本书，但是我觉得它们其实是一本书，一本讲述乌托邦历史的书。

萨拉莫夫曾经写到：“我是这场宏伟斗争的亲历者，我们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复兴而战，最终却输掉了。”我想重现人们为建立理想国和乌托邦而斗争的历史，包括它的成败得失。重现了人们如何想建立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历史。天堂！太阳之城！最后，所剩的唯有血海，和数以百万计人残破的生命。然而，曾经有一段时间，20世纪没有任何政治的想法能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或十月革命为标志），一时间没有什么东西比共产主义更能吸引西方知识分子和世界各地的人民。雷蒙·阿隆称俄国革命为“知识分子的鸦片”。但是共产主义的想法是至少两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关于理想国的设想中找到它；在阿里斯托芬斯“万物共享” 的梦中找到它；在托马斯·莫尔和托马索·坎帕内拉的思想中，在圣西门，傅立叶和罗伯特·欧文的思想中找到他。俄罗斯人骨子里有一种精神，推动这他们去试图 把这些梦想变成现实。

二十年前，我们在咒骂声和泪水中告别了“红色帝国”。我们现在可以更加从容地看待过去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争论还没有平息。新一代已 经在全然不同的世界里成长起来，但很多年轻人又开始阅读马克思和列宁。在俄罗斯的城镇也有专门为斯大林新博物馆，新的纪念碑已经竖起来了。

“红色帝国”消失了，但“红人”——苏维埃人，仍然存在，他们挺过来了。

我的父亲最近去世了。他信仰共产主义，他一直带着他的党证。我不能让自己用这个词“苏维”（sovok）贬损苏联心态的绰号，因为那样我的父亲、我的朋友以及我身边的许多人，都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苏联的社会主义。他们当中不少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今天，他们会被称为被绑架的浪漫主义者，或者乌托邦的奴隶。

我相信，他们所有人本来多可以过上不一样的生活，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苏联生活。为什么？我很长一段时间搜索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跑遍了前苏联的各个国家，并录了几千盒磁带。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一点点地回顾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回顾它对人的影响。我发现人类其实是很小的概念，尤其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但在现实中，人使得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战后，西奥多·阿多诺在震惊中写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都是野蛮的。”我的老师，阿莱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我今天带着感激提起他的名字——认为用散文是对20世纪那些噩梦的一种亵渎，你必须如实写下来。需要一种“超文学”。我想起尼采说的，没有艺术家能完全达到真实。

令我感到困扰的是，真实不是存在于一颗心灵、一个头脑中的，真实某种程度上破碎了。有很多种真实，而且各不相同，分散在世界各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对自己的了解，远远多于文学中记录的。那么我在做的是什么？我收集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思考和话语。我收集我所处时代的生活。我对灵魂的历史感兴趣——日常生活中的灵魂，被宏大的历史叙述忽略或看不上的那些东西。我致力于缺失的历史。

经常有人说，我写的不是文学，是文献。今天，文学是什么？谁能回答？我们生活的节奏空前的快。内容打破了形式，也改变了形式。一切东西都在超出了原有的边界：音乐、绘画，甚至文献中的语言也在逃离原本的边界。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没有界限，它们相互流动。见证者不是中立的。讲故事时，人们会进行加工创造。他们与时间角力，他们是演员，也是创作者。

我对小人物感兴趣。我认为他们是渺小却伟大的人物，因为痛苦能塑造人。在我的书中，他们讲述自己的历史，更宏大的历史也从中显现。我们没有时间来理解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说出来。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表达出来。但我们害怕这样做，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我们的过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沙托夫一开始就对斯塔夫罗金说：“在无限无穷的世界里，我们是最后一次相遇的两个生物„„别用那种腔调，像个人一样说话吧。至少，用人的声音说一次话。”

我和我的主角们差不多也是这样对话的。人们从自己的时代发声，但人类的心灵是难以抵达的，这条路被电视、报纸以及这个世纪的迷信、偏见、谎言阻隔。

我想读一读我的几篇日记，展示时光如何前行，观念如何死亡，我如何追踪它们的轨迹。

我得承认，我也不是突然间就获得了自由。我真诚地对待我的受访者，他们也信任我。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通向自由的一条路。在阿富汗之前，我信奉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当我从阿富汗返回，我不再抱任何幻想。“原谅我，爸爸，”我对父亲说，“你从小教我信仰共产主义，但当我看到那些年轻的孩子，就像你和妈妈教的那些苏联的学生（我父母是村里的老师），他们在外国杀死无冤无仇的人，这已经足够让你们的教导化为灰烬。我们是凶手，爸爸，你知道吗？”我父亲哭了。

许多人从阿富汗回来，就获得了自由。但也有特例。那时在阿富汗，一个年轻人教训我：“你是个女人，你懂什么战争？你以为成千上万的人是怎么死的，和书里和电 影里一样？昨天我朋友被杀了，他脑袋中枪，然后还跑了几米，想去接住被打出来的脑子„„”七年后，同样是这个人，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喜欢四处讲阿富汗的故事。他说我：“你干吗把书写成那样？太吓人了。”他变了，不再是以前我在死人堆里遇到的、二十岁的怕死的年轻人了„„

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是唯一能讲述一个大国实施一场实验的文学。我常常被问人：“为什么您总是写悲剧？”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是“红色”的人无处不在。他们来自于过去共同的生活，带着共同的记忆。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抗拒写切尔诺贝利。我不知道该怎么写，用什么工具，从哪入手。我们这个位于欧洲角落的小国家以前那一直被世界所遗忘，突然之间，人人都在谈论她。我们，白俄罗斯人，成了切尔诺贝利民族，成了第一个触碰未知的民族。人们这是才明白：除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的挑战，前面还有更普遍的、更凶猛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切尔诺贝利之后，我们已隐约看见了„„

我记得一个老出租车司机因为鸽子撞上挡风玻璃而绝望地叫骂：“一天撞死两三只。报纸上却说情况都在掌控之下。”

和阿富汗一样，切尔诺贝利把我们造就成了自由的人。

帝国的没落令所有人忧虑，人们为日常生活发愁：拿什么买东西？怎么活下去？相信什么？这次要喊什么口号？如何学习不再依靠伟大思想活下去？最后一个问题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因为从来经历过这样的生活。“红色”的人面临着成百上千个问题，而答案需要他们自己寻找。在获得自由的头几天，他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我四周全是惊慌失措的人们。而我聆听他们„„

我合上了日记„„

当帝国崩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过去，世界是分割开的，是刽子手和受害者的，是兄弟和姐妹的，是战争的，是选民的，是技术和当代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世界也分为两类：被监禁的和那些监禁他们的人。今天有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分别，有“法西斯叛徒”与爱国者之间的分别。还有谁买得起和谁买不起质检的分别。对于后者，我会说，对追随苏联社会主义的人是最严酷的折磨，因为就在不久之前，还是人人平等的。“红色的人”无法进入自己在餐桌旁憧憬的自由世界，俄罗斯离他而去，他感觉一切都被夺走了，他感到屈辱、愤怒和危险。

我在俄罗斯各地采访，听到了各种言论：

“俄罗斯人并不真的想致富，他们甚至害怕它。俄罗斯人想要什么？只有一件事：谁都别富起来，不能比他自己富有。”

“这里没有诚实的人了，但还有圣洁的人。”

“俄罗斯人不懂自由，他们需要哥萨克和鞭子。”

“没人有精力再搞一场革命了，也没有精力疯狂了。我们丧失了这种精神。现在的俄罗斯人需要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思想。”

我想说，我们失去了1990年代本该拥有的机会。问题出现了：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国家？强大的，还是令人尊敬的，让人们能体面生活的？我们选择了前者——强大的国家。我们再次活在了权力时代。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打，那是他们的兄弟啊。我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我母亲是乌克兰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现在俄罗斯的飞机又在轰炸叙利亚„„

充满希望的年代被一个充满恐惧的年代取代了。这个时代转身、倒退。我们生活在一个二手时代。

我有三个家：我的白俄罗斯祖国，它是我父亲的祖国，我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乌克兰，我母亲的祖国，我出生在那里；以及俄罗斯的伟大文化，没有它，我无法想象现在的自己。这些对我都很宝贵，但是在今天，已经很难再谈论爱了。

2.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文 篇二

卡普拉斯为美国哈佛大学和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拥有美国和奥地利国籍。他1930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53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莱维特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教授，拥有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国籍。他1947年生于南非比勒陀利亚，1971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瓦谢勒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大学教授，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国籍。他1940年出生于以色列，1969年在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

上世纪70年代，瓦谢勒与卡普拉斯在哈佛大学合作，开发出一套结合经典物理和量子物理的电脑程序。瓦谢勒后来在剑桥大学与莱维特共同开发一套程序，可用于研究酶。

瓦谢勒从美国洛杉矶通过电话向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采访诺奖的媒体记者发表获奖感言，说半夜得知自己获奖，“感觉极好”，盼望12月到瑞典领奖。

3.福克纳诺贝尔奖致辞中文版 篇三

而是奖给我的作品——一部在痛苦和汗我觉得这个奖项不是奖给我个人的，水中铸就的有关人类精神的大作，不是为了荣誉，至少不是为了利益而创作，而是创造出一些以前不曾存在的有关人类精神的作品。所以说这个奖项只是在我这存放。要作一份跟诺贝尔奖起源的重要意义和目的相称的金钱方面的致辞并不难，但是我更愿意在这样喝彩的同事，利用此刻，为已经投身于同样苦恼和辛劳的文学工作的年轻人导航，他们中肯定有人会在将来的某一天站到我今天所站的地方。

我们今天的悲剧就是一个我们长期遭受甚至现如今已经能忍受的肉体上的恐惧。现在不再有关于精神方面的问题，这里只有一个疑问：我何时会被炸毁？因为这样，今天的年轻作者都忘记了人类内心的冲突，而就这冲突本身就能造就优秀的作品，因为只有它值得写，值得耗费我们的辛劳和汗水。

它需要重新学习这些。他要告诫自己万物之源就是恐惧，还要告诫自己永远忘掉它，也不要留任何的空间给他物，除了心灵深处古老的真理和事实。这个度老而普遍的真理就是——真爱、荣誉、怜悯、自豪、同情和牺牲，缺乏它，任何作品都是短暂而缺少生命力的。除非他这样做，否则他的作品就是诅咒。他写出来不是真爱而是性欲，没有任何人失去价值的战败，没有希望的胜利，最糟糕的是，没有同情和怜悯。他悲痛着没有实体的痛苦，也没留下疤痕，他写的不是心脏而是腺体。

4.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篇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海明威：《老人与海》

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钢琴教师》 苏利·普吕多姆：《苏利·普吕多姆诗选》 显克维奇：《十字军骑士》 拉格洛夫：《尼尔斯骑鹅历险记》 梅特林克：《青鸟》 莱蒙特：《福地》

伊凡·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赫尔曼·黑塞：《席特哈尔塔》 赫尔曼·黑塞：《荒原狼》 赫尔曼·黑塞：《盖特露德》 赫尔曼·黑塞：《玻璃球游戏》 赫尔曼·黑塞：《彼得·卡门青》 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 高尔斯华绥：《苹果树》 罗素：《婚姻与道德》 罗素：《幸福之路》

海明威：《尼克·亚当斯故事集》 希梅内斯：《小银和我》 阿尔贝·加缪：《鼠疫》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夸西莫多：《夸西莫多抒情诗选》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川端康成：《雪国》 贝克特：《贝克特戏剧选》 索尔仁尼琴：《癌症楼》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托马斯·曼：《威尼斯之死》 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 海因里希·伯尔：《伯尔短篇小说选》 帕特里克·怀特：《人树》 安德烈·纪德：《背德者》 纪德：《田园交响曲》 纪德：《窄门》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卢布林的魔术师》 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冤家，一个爱情故事》 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 大江健三郎：《广岛札记》 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萨拉马戈：《修道院纪事》 君特·格拉斯：《狗年月》        君特·格拉斯：《猫与鼠》 君特·格拉斯：《铁皮鼓》 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

5.万物静默如谜1-诺贝尔获奖致辞 篇五

据说任何演说的第一句话一向是最困难的，现在这对我已不成问题了。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句子——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一直到最后一句——对我都是一样的困难，因为在今天这个场合我理当谈诗。我很少谈论这个话题——事实上，比任何话题都少。每次谈及，总暗地里觉得自己不擅此道，因此我的演讲将会十分简短。上桌的菜量少些，一切瑕疵便比较容易受到包容。

当代诗人对任何事物皆是怀疑论者，甚至——或者该说尤其——对自己。他们公然坦承走上写诗一途情非得已，仿佛对自己的身份有几分羞愧。然而，在我们这个喧哗的时代，承认自己的缺点——至少在它们经过精美的包装之后——比认清自己的优点容易得多，因为优点藏得较为隐秘，而你自己也从未真正相信它们的价值„„在填写问卷或与陌生人聊天时——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职业不得不曝光的时候——诗人较喜欢使用笼统的名称“作家”，或者以写作之外所从事的任何工作的名称来代替“诗人”。办事官员或公交车乘客发现和自己打交道的对象是一位诗人的时候，会流露出些许怀疑或惊惶的神色。我想哲学家也许会碰到类似的反应，不过他们的处境要好些，因为他们往往可以替自己的职业冠上学术性的头衔。哲学教授——这样听起来体面多了。

但没有诗教授这样的头衔。这毕竟意味着诗歌不是一个需要专业研究、定期考试、附有书目和批注的理论性文章，以及在正式场合授予文凭的行业。这也意味着光看些书——即便是最精致的诗——并不足以成为诗人。其关键因素在于某张盖有官印的纸。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俄国诗坛的骄傲、诺贝尔桂冠诗人布罗茨基 [(Joseph Brodsky，1940—1996)，著名诗人，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曾经因为这类理由而被判流放。他们称他为“寄生虫”，因为他未获得官方授予当诗人的权利。

数年前，我有幸会见布罗茨基本人。我发现在我认识的诗人当中，他是唯一乐于以诗人自居的。他说出那两个字，不但毫不勉强，相反地，还带有几分反叛性的自由，我想那是因为他忆起了年轻时所经历过的不人道的羞辱。

在人性尊严未如此轻易遭受蹂躏的较为幸运的国家，诗人当然渴望被出版，被阅读，被了解，但他们绝少使自己超越一般民众和单调日常生活的水平。而就在不久前，本世纪的前几十年，诗人还竭尽心力以其奢华的衣着和怪异的行径让我们震惊不已，但这一切只是为了对外炫耀。诗人总有关起门来，脱下斗篷、廉价饰品以及其他诗的装备，去面对——安静又耐心地守候他们的自我——那白晰依旧的纸张的时候，因为到头来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伟大科学家的电影版传记相继问世，并非偶然。越来越多野心勃勃的导演企图忠实地再现重要的科学发现或杰作诞生的创造过程，而且也的确能有几分成功地刻画出投注于科学上的心血。实验室，各式各样的仪器，精密的机械装置重现眼前：这类场景或许能让观众的兴趣持续一阵子；充满变数的时刻——这个经过上千次修正的实验究竟会不会有预期的结果？——是相当戏剧化的。讲述画家故事的影片可以拍得颇具可看性，因为影片再现一幅名作形成的每个阶段，从第一笔画下的铅笔线条，到最后一笔涂上的油彩。音乐则弥漫于讲述作曲家故事的影片中：最初在音乐家耳边响起的几小节旋律，最后会演变成交响曲形式的成熟作

品。当然，这一切都流于天真烂漫，对奇妙的心态——一般称之为灵感——并未加以诠释，但起码观众有东西可看，有东西可听。

而诗人是最糟糕的，他们的作品完全不适合以影像呈现。某个人端坐桌前或躺靠在沙发上，静止不动地盯着墙壁或天花板看；这个人偶尔提笔写个七行，却又在十五分钟之后删掉其中一行；然后另一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谁会有耐心观赏这样的影片？

我刚才提到了灵感。被问及何谓灵感或是否真有灵感的时候，当代诗人总会含糊其辞。这并非他们未曾感受过此一内在激力之喜悦，而是你很难向别人解说某件你自己都不明白的事物。

好几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时，我也躲闪规避。不过我的答复是：大体而言，灵感不是诗人或艺术家的专属特权；现在、过去和以后，灵感总会去造访某一群人——那些自觉性选择自己的职业并且用爱和想象力去经营工作的人。这或许包括医生、老师、园丁——还可以列举出上百项行业。只要他们能够不断地发现新的挑战，他们的工作便是一趟永无终止的冒险。困难和挫败绝对压不扁他们的好奇心，一大堆新的疑问会自他们解决过的问题中产生。不论灵感是什么，它衍生自接连不断的“我不知道”。

这样的人并不多。地球上的居民多半是为了生存而工作，因为不得不工作而工作。他们选择这项或那项职业，不是出于热情；生存环境才是他们选择的依据。可厌的工作，无趣的工作，仅仅因为待遇高于他人而受到重视的工作(不管那工作有多可厌，多无趣)__一这对人类是最残酷无情的磨难之一，而就目前情势看来，未来似乎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因此，虽然我不认为灵感是诗人的专利，但我将他们归类为受幸运之神眷顾的精英团体。

尽管如此，在座各位此刻或许存有某些疑惑。各类的拷问者、专制者、狂热分子，以一些大声疾呼的口号争权夺势的群众煽动者——他们也喜爱他们的工作，也以富有创意的热忱去履行他们的职责。的确如此，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所知之事自身俱足；他们不想知道其他任何事情，因为那或许会减弱他们的主张的说服力。任何知识若无法引发新的疑问，便会快速灭绝：它无法维持赖以存活所需要的温度。以古今历史为借镜，此一情况发展至极端时，会对社会产生致命的威胁。

这便是我如此重视“我不知道”这短短数字的原因了。这词汇虽小，却张着强有力的翅膀飞翔。它扩大我们的生活领域，使之涵盖我们内在的心灵空间，也涵盖我们渺小地球悬浮其间的广袤宇宙。如果牛顿不曾对自己说“我不知道”，掉落小小果园地面上的那些苹果或许只像冰雹一般；他顶多弯下身子捡取，然后大快朵颐一番。我的同胞居里夫人倘若不曾对自己说“我不知道”，或许到头来只不过在一所私立中学当化学老师，教导那些家世良好的年轻女士，以这一份也称得上尊贵的职业终老。但是她不断地说“我不知道”，这几个字将她——不只一次，而是两度——带到了斯德哥尔摩，在这儿，不断追寻的不安灵魂不时获颁诺贝尔奖。

诗人——真正的诗人——也必须不断地说“我不知道”。每一首诗都可视为响应这句话所做的努力，但是他在纸页上才刚写下最后一个句点，便开始犹豫，开始体悟到眼前这个答复是绝对不完满而可被摒弃的纯代用品。于是诗人继续尝试，他们这份对自我的不满所发展出来的一连串的成果，迟早会被文学史家用巨大的纸夹夹放在一起，命名为他们的“作品全集”。

有些时候我会梦想自己置身于不可能实现的处境，譬如说我会厚颜地想象自己有幸与那位对人类徒然的努力发出动人噫叹的《旧约·传道书》的作者谈天。我会在他面前深深地一鞠躬，因为他毕竟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至少对我而言。然后我会抓住他的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你是这么写的，传道者。但是你自己就是诞生于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你所创作的诗也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因为在你之前无人写过。你所有的读者也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因为在你之前的人无法阅读到你的诗。你现在坐在丝柏树下，而这丝柏自开天辟地以来并无成长，它是藉由和你的丝柏类似但非一模一样的丝柏而成形的。传道者，我还想问你目前打算从事哪些太阳底下的新鲜事？将你表达过的思想做进一步的补充？还是驳斥其中的一些论点？你曾在早期的作品里提到‘喜悦’的观点——它稍纵即逝，怎么办？说不定你会写些有关喜悦的‘太阳底下的新鲜’诗？你做笔记吗？打草稿吗？我不相信你会说：‘我已写下一切，再也没有任何需要补充的了。’这样的话世上没有一个诗人说得出口，像你这样伟大的诗人更是绝不会如此说的。”

世界——无论我们怎么想，当我们被它的浩瀚和我们自己的无能所惊吓，或者被它对个体——人类、动物、甚至植物——所受的苦难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所激愤(我们何以确定植物不觉得疼痛)；无论我们如何看待为行星环绕的星光所穿透的穹苍(我们刚刚着手探测的行星，早已死亡的行星？依旧死沉？我们不得而知)；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座我们拥有预售票的无限宽广的剧院(寿命短得可笑的门票，以两个武断的日期为界限)；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它是令人惊异的。

但“令人惊异”是一个暗藏逻辑陷阱的性质形容词。毕竟，令我们惊异的事物背离了某些众所皆知且举世公认的模式。背离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明显事理。而问题是：此类显而易见的世界并不存在。我们的讶异不假外求，并非建立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上。

在不必停下思索每个字词的日常言谈中，我们都使用“俗世”、“日常生活”、“事物的常轨”之类的语汇„„但在字字斟酌的诗的语言里，没有任何事物是寻常或正常的——任何一块石头及其上方的任何一朵云；任何一个白日以及接续而来的任何一个夜晚；尤其是任何一种存在，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存在。

看来艰巨的任务总是找上诗人。

维斯拉瓦·辛波斯卡

6.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文 篇六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为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Peter A.Diamond)、和戴尔-莫滕森(Dale T.Mortensen)、具有英国和塞浦路斯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迪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

彼特·戴蒙德在拉姆齐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著名的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OLG)。正是这个模型所采用的世代交叠研究方法，一举奠定了他在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问题研究中的标杆地位。皮特-戴蒙得以在最优税收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而著名，最优税收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政策领域。戴蒙得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国家债务对经济行为的长期影响。此后，戴蒙得开创新性的将收入分配与经济效率结合起来，对商品税收进行了分析。戴蒙得最近对经济繁荣与衰退的研究，则关注每个生产者行为的“外部效应。”戴蒙得的代表作品有：《社会保障改革》、《税收、不完全竞争与社会保障》、《按时》 等，并即将出版《拯救社会保障：一种平衡的路径》。

戴尔-莫滕森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除劳动经济学外，他还研究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理论。莫滕森最知名之处是他在摩擦性失业理论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从这一成果出发，他进一步研究了劳工移动率和再安置等方面的问题。

7.小说作家获奖的获奖感言 篇七

谢谢我的父母，一直给我的支持。

谢谢指导老师，给我的指导。

更要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小说，算是文学中最贴近生活的一种了。如果一个人没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没有对生活细致的观察，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写出优秀的小说的。但是只对生活观察就够了吗?答案很明显。

所谓的优秀小说有很多标准，也许今天我获得的这个奖项只是对我一向的文学热情的一种安慰，并不代表我写的就是优秀的小说。但是我想，无论任何一个时代，有一个关于小说的标准必然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小说一定要对现实有进步意义。

正如古语云：文章合为时而著。自古文人就怀着这种信念。我想，尽管我只是获得了一个鼓励性质的奖项，但是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有所作为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8.诺贝尔获奖者对我们的启发 篇八

诺贝尔奖获得者穆罕默德.尤努斯由于提倡小额贷款, 解决贫困妇女的生计问题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就,而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因此获得了2006的诺贝尔和平奖。

穆罕默德.尤努斯美国博士毕业后直接回到他的祖国---孟加拉国经济部门工作，在上世纪70年代的调查中发现，好多孟加拉国的妇女因受高利贷的盘剥而终身无法脱离贫困，这种现实迫使他开始考虑如何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后来，他通过创办乡村银行，为贫困的人们提供低于高利货利率的货款，从而使很多妇女摆脱的高利贷，生活也随之改变。

由此想到两个问题，或者说感想：

一、我国近年来大为流行的信用卡也具有“利滚利”的模式。尤其是很多银行为了扩大自己的业务，给银行营业员定扩大信用卡的指标。发放奖金鼓励。于是信用卡发放数量恶性上升。造成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儿童也能方便地获得信用卡。他们在自己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又不能很好地学会控制自己的消费。发生了很多过度消费的情况。这些年轻人或他们的家长由于没有能力及时还信用贷款，造成事实上的高利贷。这种现象在社会上被称之为“卡奴”。严重影响到青年人的成长，给家庭造成很严重的经济混乱。

而且，这种现象在我国十分猛烈。我觉得这种现象的源头是银行!不是一般的小额贷款可以解决的。人们稍稍深入了解一下便可以得知——信用卡勾引消费的力度是很大的。信用卡条款对用户交代得非常不清楚。或者说是成心不交代清楚。让用户不知道“利滚利”是如何发生的。

小举一例：信用卡的说明上说，可以在银行规定的额度内透支消费，下个月规定日期前还款不用计利息。又在说明的下文说，使用信用卡可以直接提取现金使用。于是人们自然地认为，提取现金也可以在下个月还款时一并还给银行，而不用另外计利息。错！银行暗自规定：提现金不属于消费。银行说明中并未指出这一点！如果你提了现金，从第二天起就要计利息的。用户要从比“蝇头小楷”还要小十倍的说明文字中看出来“透支消费”和“提现金”在利息计算上的区别，简直是妄想！

类似的“小陷阱”还有很多，你想想一个初中学生如何搞得明白！势必很快沦为卡奴！

二、中国至今没有一位正经获得诺贝尔奖项的科学家、政治家、或别的什么家。杨振宁？李政道？那些只是华人，没有中国公民身份证哟！那个获得和平奖的臭名昭著的**？！他倒是中国人，但是获得此奖竟是因为外国近视眼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荒唐地认为**是为了什么“民族解放”而战斗的勇士！不算正经的中国人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