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魏晋风度”的经典总结

2024-11-02

关于“魏晋风度”的经典总结（精选3篇）

1.关于“魏晋风度”的经典总结篇一

“魏晋风度”中的酒文化

酒文化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出现几乎与中华文明同步。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其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史同步。然而，酒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还具有精神文化价值。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乃至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讲，饮酒不是就饮酒而饮酒，它也是在饮文化。酒文化发展到魏晋时期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体现在魏晋名士身上的那种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精神气质，被后人称之为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道具和象征之物，就是“酒”。

当时的社会，战争频仍，疾疫流行，人口大量死亡，残酷的现实使人们普遍感到生命短暂易逝，而此时道家思想又带来对生命的悲观，“忧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而由于饮酒可麻痹中枢神经，使人身心放松，暂时忘却忧愁，并可以尽情地发泄内心的喜怒哀乐，于是饮酒便成为魏晋士人解脱忧愁和烦恼的最好办法。饮酒之风遂盛，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魏晋酒文化。酒实际已成为他们宣泄情感的主要工具和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曹操的在《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吟诵中，开始借饮酒寄托时光易逝，渴慕贤才来辅佐成就统一大业的人生感慨。

正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则是魏晋饮酒的代表。《世说新语-任诞》这样记载：“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他们个个嗜酒如命，留下了许多悖于世俗的饮酒故事，而以阮籍为甚。关于阮籍饮酒的故事，史书记载很多。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城府颇深的阮籍，既不满司马氏的虚伪与阴谋篡权，但又不愿公开反对司马氏，于是阮籍便装糊涂，嗜酒佯狂。“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晋书�9�9阮籍传》）“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我们发现阮籍是装糊涂的高手，在他佯狂装醉的六十天，内心需要承受多大的煎熬痛苦。他的醉酒是既想坚持本真本我，同时又无奈。是逃避现实，躲避政治迫害的形式。《晋书-阮籍传》中记载：阮籍正与人下棋，听闻母亲去世的消息，对方请求停止，阮籍坚持下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母亲下葬时，他吃了一只蒸猪，喝了两斗酒，然后与灵柩诀别，话说罢了，又一声恸哭，于是吐血几升。伤害了身体，骨瘦如柴，几乎丧了生命。阮籍是这样一个真性情的人，他表达爱是从自己情感出发，他不愿为了迎合礼教而去表演给人看。这时他的饮酒是排遣丧母后内心巨大苦痛的手段。

还有阮籍侧卧酒家女旁却坐怀不乱的记载：“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世人也不以为阮籍不正派。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是酒后乱性之人，对邻家妇人没有丝毫不礼之处。虽醉酒，睡在邻家美女旁边，仍保持君子风度，可见他不是无德无行之人。他的醉酒，只是超脱的表现。

魏晋名士饮酒不分场合，不分时间，纵酒放荡，不管为官居家，都毫无节制地饮酒。《世说新语》记周伯仁喝酒曾经三日不醒，当时人称之为“三日仆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阮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偶尔会有群猪上前，于是人猪共饮此一瓮酒。

竹林七贤另一著名酒徒刘伶，则更是纵酒狂饮，放达不羁，有时甚至到了装疯卖傻的地步。《世说新语》记刘伶常常纵酒放达甚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刘伶说，我以天地作屋子，以房间为衣裤，诸君为何要跑到我的裤子里来窥探呢？

魏晋名士也充分表达饮酒带给他们精神上的快感。光禄大夫王蕴说，酒正好能让每个人在醉眼朦胧中忘掉自己，“酒正使人人自远”。曾任会稽内史的卫将军王荟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酒可以把人引入到一种忘掉现世，忘掉自我的绝佳的境界。

王孝伯曾有言，具有点睛之妙：“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被当时人称为“江东步兵”的张翰，因为他嗜酒放荡，如同步兵校尉阮籍。有人问他，你怎么可以如此放纵而不顾及身后的名声吗？他回答说，与其身后留美名，还不如让我现在纵情喝酒来得痛快！曾任吏部郎的毕茂世，因常常饮酒被免除职务。曾云“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人，他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尤其是他的组诗《饮酒》二十首，表现了诗人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思考。这些诗或以醉人的语态指责黑暗腐朽、是非颠倒的上层社会，或是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或是表现诗人退居官场后怡然自得的心情。

魏晋名士尚清谈，重虚无，而魏晋风度的哲学思想则是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与传统儒家思想相比，儒学注重现实，要求恪守礼教，强调为社会为群体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参与精神。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则不同，它追求精神上的无羁无束，自我人格的极度自由。而这点又是因为雄心壮志在现实无法实现，于是只能放弃理想转而追求人性最大化自由。他们借助饮酒，在看似放荡不羁中彰显个性，彰显性情之美，真实之美。他们意识到在儒家注重的社会角色之外，还有真实的自我个体的存在，在社会理想无法实现时，他们被动地无奈地选择回归自我的精神家园和自我空间。正如梁昭明太子萧统说：“有疑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集序》）。“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醉酒后个体生命的觉醒，人格的自由。陶渊明《饮酒》其五写道，青松长在东园，众草杂树遮掩它的容姿。可是一旦严霜降临，众树纷纷凋零，唯见孤松卓然挺拔，人才称奇。独自饮酒，想着自己的一生，好象在梦幻里。人生岂能被尘俗的羁绊拘牵！诗人正是在追求这种不流于俗的卓然挺立中获得精神世界的自由与独立。

魏晋风度是人的觉醒。所谓“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逃避与张扬，压抑与觉醒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魏晋名士之风流。

2.魏晋风度与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篇二

环境工程101 陶涛 201008340230 摘要：自古以来，我国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有特点的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而日趋丰满。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文化,对民众的衣食住行有着莫大的影响。本文将以魏晋服饰文化为例，试图古代服饰文化做一定的研究，并对其与民族文化交流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探讨，望对相关性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族；文化交流；服饰

服饰作为文化的一种外延，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魏晋时期社会变迁，服饰从开放到简约，由“推行”走向“禁止”。本文拟以魏晋时期服饰变化为例，在查阅历史文献、异志小说等的基础上，加之最新考古资料来探讨不同时期，简要探讨民族文化交流与中国古代服饰变化的关系。

一、魏晋时期服饰变化及其特点

魏晋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并蓄古今、博采中外，创造了繁荣富丽、博大自由的服饰文化，而身处其中的宫廷和上层社会妇女即贵族女性，除律令格式规定礼服之外的日常着装更是极富时代特色，引领女装潮流，出现了神秘高耸的帷帽、潇洒伶俐的服饰、轻巧袒露的薄纱衣裙等新奇大胆的装束。整体看来，魏晋女装主要有三种组合变化，即孺裙装与女着男装。女性装束多与隋代相近，上穿小袖短孺，披帛，下着紧身长裙，裙腰束至腋下，用绸带系扎，以后数百年虽屡经变化，且受到别样流行服式冲击，但始终保持孺裙这一基本样式；来自异域的服饰以其全新的形式受到广大贵族女性的青睐，在此风气影响下，女着男装也盛行一时；后来更多地恢复了传统，经过改制的宽衣大袖的孺裙装又成为妇女的主要着装形式。

魏晋时期对衣冠的接受态势是显而易见的。据考古资料证实，在陕西乾县水泰公主墓出土的石刻、陶俑中，有很多身穿华服的妇女形象，她们通常身着翻领窄袖袍、条纹小口裤(易于劳作)和软锦靴，极具异域特色。《新书·舆服志》兑：“妇脾衣斓衫，而仕女衣服。”除此以外，还出现了人兴帽等社会现象。所谓帽，实即西域地区的浑脱帽，一般多用较厚的锦缎制成，也有用“鸟羊毛”制成的，帽子的顶部略成尖形，周身织有花纹，有的还镶嵌各种珠宝《旧书·舆服志》载:“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帽，靓妆露而，无复障蔽于庶之家又相仿效。”

魏晋时期所谓的服饰，主要指的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契丹和女真所着的衣装。出于政治和其它方而的原因，魏晋长期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时常处于对峙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又是不容忽视的。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仿效。

从文献记载和传世的有关实物、图像来看，魏晋时期的妇女服饰是趋于拘谨、刻板和保守的，式样花色也不丰富，色彩也不那么明快鲜艳，给人的感觉是质朴、洁净、自然、规整换句话说，此时女子服饰的潮流以奢华转为典雅、简朴。

二、原因简析

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认为，贵族女装、大胆时尚是国力强盛、社会开放、文化发达的产物，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备，因为它无法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多变开放的贵族女装恰恰产生，而不是国家大分裂时期？而后世为什么被禁，妇女服装走向简约？双轨制的服装格局又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制约？借助可考文献及其其他相关数据，笔者在此做一个简要的分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请各位批评指正。

民族之间的交融渗透早已突破了单

一、因袭的传统格局，诸化成为现实。丝绸之路的重新畅通，将当时世界诸多文明形式引人，在积极吸收这些文明成果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文明盛极一时；此外，王朝建立以来，以儒学为主，薄于儒术而归心于佛道，则以佛教治国，道教大炽等，形成了儒道佛三家并立的文化新格局，其他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等也纷纷在找到了适宜发展的广阔空间，这样使人们的价值取向进一步突破传统儒家的桎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正是异国文明、宗教文化与本土传统相互交流影响，造就了兼容并包、平等开放的独特的社会心理，使自我认同感加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敢于冲破陈旧观念，勇于接受新鲜事物。

再之，据《六典》记载，和政府来往过的国家，曾经有二百多个，有回给人、龟兹人、叶蕃人、南诏人以及日本人、新罗人、波斯人及阿拉伯人等等。随着大量外国人和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必然带来各种文化的意识形态碰撞和交融，服饰文化必受其影响。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使得其服饰带上了奇特的异域风采。特征是翻领、对襟、窄袖，新疆叶鲁番阿斯塔那出上的绢画中有许多穿这类服装的妇女。开元年间，服之风盛行。妇女皆著服帽，有浑脱帽、搭耳帽、卷檐毡帽等形制。当时影响中原的外来服饰，绝大多数都是马上民族的服饰。那些粗犷的身形，英武的装束，以及矫健的马匹对女装风格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渐渐的，有宫人们骑马而目“有衣男子衣而样”的，也有妇女“靓妆露而，无复障蔽”的，这种盛行的女穿男装的风气，就是当时对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建立初期，辽、西夏和金朝分别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开发中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并在社会文化的某些方而日益接近宋朝，甚至有些习俗还被人民所吸取，成为人民习俗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统治者屡屡对百姓发布禁令，但当时的服饰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伴随着民族间的不断融合，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继续盛行不足为奇，实际上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与下层民众反应不同的是，当权者，因袭春秋大义观念影响甚深，认为以夏变夷才是正义，以夷变夏则为汉人所不耻。尽管这种抑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效力，使服饰类型按照礼数和伦理的要求转向了拘谨和保守的风格，但事实上，服饰依然沿袭其风。谈及此种情形，或许朱熹的一句话能清楚地予以阐释:“金世之服，大抵皆此。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土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果不其然，服装大抵只有“祭服”、“朝服”或提倡但不太流行的“深衣”等还保留了制外，其他都是从变化而来或受其深刻影响。

诚然，社会开放的程度不及盛时期，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转折时期的一个土朝，其社会政策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开放的遗风，并非因循保守、封闭呆板。众所周知，以后民族文化融合的又一加速推进时期。虽然这种融合充满着被动与强迫、战争与血污，不像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是在一种平等友好气氛中主动进行的。尽管统治者对于这种民族文化交流的趋势心存畏惧心理，然而各民族间习俗的杂糅，已为大势所趋。不过不同的是，国内环境要纷乱得多。它处在一个北方游牧和少数民族不断崛起的时代，其北方先后有辽、夏、金的不断雄起，这些晓勇的游牧民族与地处中原的汉族发生着或和平或战争的交往与对峙，使得宋代整个社会环境不够安定。而对来自这些游牧民族的袭扰与劫掠，宋代权贵们的忧患、敌对意识与日俱增，自然不可能产生统治者的淡定、从容和大度。这种严峻的社会外交环境使它做不到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相勺_开放，因而表现在服饰方而，就是官方主张禁止其的盛行，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予以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吸收。

三、总论

服饰是文明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人的着装是根据社会形态、文化背景及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地进行传承和创新的，并形成诸多不同的类型。

服饰文化是民族精神外化的一种体现，更是民族心理折射的一种反映。民族精神和心理反过来又促成了服饰文化现象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提供了前提通过服饰这一层而的表现，开放、恢宏、包容的气象显现无疑；而宋代保守、精细、雅致的特色也鲜明呈现。在融合与对立的民族关系交替影响的中国封建社会，不仅是一个繁荣的王朝，更是一个开放的时代。这一时期所实行的一系列对外政策、措施，不仅扩大了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其他各国的交往，提高了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地位，而且给社会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虽同样都处在封建社会的高峰期，但宋代社会却动荡不安。曾经强大的实力出于内耗严重，到宋代已是有名无实，它无论如何也没有实力继承气魄了。相反，开放加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在帝国的雄厚荫护下，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发展，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人变化这就使宋代社会心理中的忧患和敌对意识滋生蔓延，反映在对服饰的审美选择上，出现了与人为不同的选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