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典的成语故事

古代经典的成语故事（共12篇）（共12篇）

1.古代经典的成语故事 篇一

有三条小鲤鱼，一只是红色的，一只是黄色的，还有一只是蓝色的，它们无忧无虑快乐的在水里玩耍着，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烦恼。有一天，鲤鱼奶奶给小鲤鱼们讲了一个鲤鱼祖先跳龙门的故事，说龙门那边有个天堂，只有勇敢的小鲤鱼才能跳过去，跳过去之后，马上能变成龙身。小鲤鱼们听了，都跃跃欲试地想去试试。于是它们瞒着奶奶，出发去找龙门了。

当它们游到大江和急流时，有的小鲤鱼累得不行了，对奶奶的话产生了怀疑，到底有没有那个所谓的天堂啊?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我们原来不是很快乐吗?为什么非得吃这样的苦呢!于是，它们纷纷离去，最后真是所剩无几了，剩下的小鲤鱼们相互鼓励，并立下誓约，一定要跳出龙门，实现愿望。

于是它们继续向前游，游着游着，那只小红鱼看到岸边的鲜花好美，蝴蝶在快乐地飞来飞去，于是，小红鱼向小伙伴说，我上岸去一下，马上就来。然后，它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身穿红色衣裙的美丽的少女，在花丛中与蝴蝶尽情的玩耍，竟然忘记了跳龙门的事，它的两个小伙伴焦急地等它，大声地叫它，小红鱼听到了同伴的叫喊才突然想起它们的誓约。赶快跳入水中，找到了小伙伴，继续向前游。累了就相互鼓励，不知游了多久，终于，远远地看见了一个高大的龙门威严的矗立在那里，水急浪高，它们心想这就是奶奶说的龙门了吧。小鲤鱼们争先恐后地跳啊、跳啊，可是谁也跳不过去，它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急流冲了下来。有的小鲤鱼掉下来时撞在石头上，身体被撞得伤痕累累，甚至有的死去了，同伴们看见它们的身体被激流迅速地卷走，吓得退缩了。

可那只黄色的小鲤鱼毫不退缩，一次次地跳啊，跳啊……只见，它用尽全身的力气纵身一跃，跳过了龙门，之后，立即变成了一条金色的龙，在天空中飞舞，十分壮观。紧接着，那条蓝色的小鲤鱼也随着它跳了过去，也变成了龙身。可是小红鱼一次又一次的跳跃都失败了，它再也没有力气了，它垂头丧气，心想，我可能永远也跳不过去了。那两条龙在天空中焦急地大喊：“小红鱼加油啊!不要忘了我们的誓约啊!我们等了很久就为了这一次啊!”小红鱼听了以后，再一次用尽全身的力气，纵身一跃，终于跳了过去，同时，变成了一条巨龙。

三条巨龙在天空中盘旋飞舞。只见空中彩云朵朵，仙女们纷纷前来庆贺，鲜花撒满天庭和人间，此时的景象殊圣无比，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来描述。

2.古代经典的成语故事 篇二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 相关教育是中国人性中的重要保障, 它对大学生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的形成和提升有重大作用。中国古代文学具有一定精神意义上的“民族性”, 它的教育决不局限在各种课堂上, 而是全民族必须担当的文化责任, 也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难题。特别是在精神物化倾向已引起我们警惕的今天,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能够最大限度地帮我们寻回和保持灵魂的安宁, 它昭示着人们的道德高标, 是民族的审美简史, 也是典籍之中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 有着含蓄蕴藉的人生意味。

1.道德高标。

“道德”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贯穿性主题,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深沉叮咛,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铿锵誓言,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的生动图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高度, 都在推己及人的神圣思考中传承下来, 并将传承下去。

2.审美简史。

文学经典中一以贯之的“穷达观”深刻影响了甚至标定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审美取向和人生抉择。“屈子袭兰芷之奇芳, 怀琬琰之丽质, 抱匡济之高志, 遭流放之幽忧, 行吟荒泽, 眷念宗邦。其不能自已之情, 与无可告愬之语, 一托于文辞以见。遂能乘风人之续, 开辞家之宗, 而为百代之仪表焉”[1]。从《诗经》对庞大青铜礼器的歌赞到魏晋山水诗与唐代田园诗的脱胎, 再到宋人为一块端砚半亩方塘而生出的哲性低吟, 无不标志着传统士人思想的转变;文学经典中的女性审美理想也一变再变, 从具体作品中亦不难看出女性审美标准从“德言容功”到“琴棋书画”的重心转变;即使是看似不起眼的中唐大历诗风也显示了唐人与政治兴衰密切相关的从宏大到纤巧的审美流变。

3.人生意味。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是相关时代的生动镜鉴, 单是从一部《诗经》就可寻到先民人生华彩的各个章节。“听到‘关关雎鸠’的鸟鸣, 就引发了对‘窈窕淑女’刻骨铭心的相思;看到‘蟋蟀在堂’的场景, 便生发出‘岁聿其莫’的时光流转的悲凉;田间劳作, 描绘的是秀野上‘薄言采之’、‘薄言掇之’的劳动畅快;战场厮杀, 抒发的是内心里‘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的慷慨豪迈;乡人聚会, 是‘朋酒斯飨, 曰杀羔羊’的欢天喜地;宗庙祭祀, 则成了‘惠我无疆, 子孙保之’的庄严虔敬。男女相约, 记录着‘爱而不见, 搔首踟蹰’的活泼与俏皮;夫妻对话, 表现出‘女曰鸡鸣, 士曰昧旦’的诙谐与幽默。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歌声即生存。’正是在远古先民的歌唱中, 诗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处, 形成了中国古代以诗为核心的文化风范”[2]。 可见,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尤其是那些抒情性十分强烈的文学经典仍是我们灵魂的天籁, 它让我们保持清醒、从容, 并一步步走向完美。

4.历史叙事。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是对中国人人生经历和思想经历的忠实记录, 虽然不是正史, 却始终背负着与史家相似的人文使命。文学史上有“诗史”之称的并不只有历来为人称诵的杜诗, 白居易、杜荀鹤和更多将历史写进文学的诗人诗作都可补史之不足。就连《长生殿》与《桃花扇》这样于舞台上常演不衰娱乐大众的戏曲作品也都取材于史实, 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 孔尚任更是直言自己的作品是在“借离合之情, 写兴亡之感”。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源, 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素材。《水浒传》、《三国演义》直接以历史为题材, 《西游记》虽为神怪小说, 仍据一些历史事实展开。而《警世通言》中依托历史事件或假托为历史掌故的竟占2/3。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不但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直接载体, 也是中华民族精神追求的客观表达, 而大学中文学科的基础课程中也从没少过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讲授与传播。但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产生的时代与今天相距较远, 其具体教学难免会遇到诸多困扰。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当代教学就应该首先强调其无可替代的精神属性, 并全面探寻其现代转型的可能路径, 从而使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能够真正地被现代人接受, 并能够切实地为时代服务。

二、现代转型的可能路径

为了实现“古为今用”的伟大理想, 多年来我们已做了很多有益尝试, 比如, 在对学生进行传统经典教育的过程中引入教改理念, 在重视对象因材施教的同时强化该课程的思想性与实用性;持续进行新路径、新方法的探究, 使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坚定自己的立场、调整自己的角度、重塑自己的形象, 进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和社会效益;还有依据社会文化现状、人才需求现状与大学生思想实际, 从教学思想和教学手段上入手, 力求做到教学科研相结合。具体为:一是坚持双重视野, 重视世界文化的大气候, 同时重视中国文化形成的鲜明个性;二是运用多种理论武器, 把教育学、社会学、文化学、美学、心理学等多种理论运用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三是理论联系实际。此外, 仍有一些关键措施易被忽视但却不可或缺:

1.借重教学优势, 宣扬“国学”地位。

“国学”主要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 但主流之外的《老子》《庄子》以及魏晋玄学也同样意义非凡。在传统文化与学术中处于相对“通俗”地位的文学经典在人群中分布最广, 最易于被人接受, 也有能力成为宣扬国学地位的最佳手段, 它们也因之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重点推介的对象。

2.加强经典品鉴, 发掘“多育”功能。

现代教育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而对人才的全面培养往往要依赖于多种学科和多项教学内容的共同作用, 而文学经典就是其中一条至为便捷的路径。从《论语》开始的至圣先师的教诲就是德育与智育并重的, 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指称带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却也与他现实中的跋涉至为切近;谢灵运、王维的山水诗和田园诗中总也少不了屐痕处处的身轻体健和心旷神怡;陶渊明“戴月荷锄归”的人生意趣里也自有躬耕垄亩的别样所得……在诸多经典之中, 文学自身不可或缺的审美属性与更多的教育属性、社会属性相融合, 成为具有多用功能的教材, 对受教者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3.坚持本土策略, 弘扬“批评”传统。

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使太多的人形成了“言必称西方”的学术习惯, 却忽略了外来的手段有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中国古典诗学范畴、批评形态、理论体系都已相当成熟, 也早被运用自如, “它既是一门实学, 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底, ‘钻之弥坚’, ‘其味无穷’ (颜渊、程颐语) , 可以给人带来洞幽烛微、鉴影度形的知识与智慧;同时, 它也是一门理论, 呈开放的态势, 能容纳多种现代思维”[3]。说起杜诗没有人会忘记富于批评精神的《戏为六绝句》, 早于它的《文心雕龙》, 略晚于它的《诗品》, 甚至更晚的《姜斋诗话》《人间词话》等一系列批评之作不仅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高度, 也彰显着中国人的思想高度。

(四) 提倡学以致用, 尝试“古诗文”写作。由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共同主编的《中华腾飞的百道难题》一书提及:我国大学毕业生不会写文章早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了, 写作已成为中华腾飞的一种阻碍。曾几何时, “对案至不能就一札” (郑板桥语) 在古代文化人那里, 决不单是一个人能力的匮乏问题, 而是直指他道德、人格的一种巨大缺陷, 是件极其丢脸的事情。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其1981年创作的小说《徙》中借主人公高北溟之口说:“学国文的最终的目的, 是把文章写通。”这个目标我们显然还没有实现。写作, 事实上已成为中国能力的一块短板。在港台的古代文学教学中还有写作这门课, 可视难易程度引入对联、绝句、律诗、词、赋之类多种文体形式的写作。但在我们的身边, “口占一绝”的功夫似乎早已成为过去, 我们实在不敢指望连写作白话文都深感艰难的大学生熟悉旧体诗词和文言文的写作, 而这种写作能力又恰恰是现代教学应该培养和具备的, 这种能力可以使学生积极有效地回到古人的文学创作语境中去理解古人的思想和作品。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并且特别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 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 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 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 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还进一步强调一定要“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 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是从文学史和人们灵魂深处脱颖而出的瑰宝, 有着美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灵史等诸多维度的崇高意义, 但在当今全球化的形势下, 在与国际接轨的新的文化格局中, 在消费文化语境里,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教学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力量的冲击, 所以我们必须应对得法、应对得当、应对有力、应对有效。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当代,教学模式,探讨

参考文献

[1]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M].北京:中华书局, 2007:73.

[2]傅道彬.诗可以观:礼乐文化与周代诗学精神[M].北京:中华书局, 2010:354-355.

3.古代经典的成语故事 篇三

一、影像时代的“经典悲歌”

在所有的人文经典中，毋庸置疑，文学经典是核心。正如美国学者范德勒所言，“人文学科的核心教材，不应该是历史学家或是哲学家的文本，而应当是人类审美努力的产物———文学和艺术，这是因为，通常人们记住任何一种文化，主要是通过这种文化里的文学艺术作品达成的。”[1]当前，网络文化以其全新的传播方式对文学经典的阅读造成严重冲击和挑战，主要表现为：

其一，以图像表达意义，将传统的文本阅读转换为图像阅读。大量由经典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充斥着人们的视觉，不少学生以看电视、电影代替阅读经典作品。在对某省属重点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三学生进行的古典名著阅读调查中显示，四大古典名著皆读过的不足10%，只读过其中一部的亦仅有35%，但看过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影与电视剧的则在90%以上，这样的现状令人担忧。当下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大多对原作有所曲解，甚至是对经典的颠覆。法国小说家乔治·杜亚美曾把电影视作“被奴役者的消遣，给那些愚昧无知、身心交瘁、惶惶不可终日的可怜虫们散心用的娱乐……一种既不需要全神贯注，也不要观众有多少智商的热闹场面。”[2]以影像观赏代替经典阅读，不仅无法真正领略文学真谛，而且视觉的冲击淡化了对文学内容的深入思考与解读，压制了受众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生活阅历与生命体验，在阅读中能够对同一文学形象进行不同的再创造。而一旦将其影像化，则所有的观众看到的皆是同一个“哈姆雷特”。阅读《红楼梦》，“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黛玉”，而观看87版电视剧《红楼梦》，“林黛玉”只有一个，那就是陈晓旭所扮演的。其虽形神毕肖，深得人心，却终究与原著中的“林黛玉”不同。叶朗先生指出：“‘读图一代与人文经典的隔绝，将导致我们的民族变成一个没有深刻思想的民族，变成一个肤浅的民族，灿烂的中华文明就会中断，那是极其危险的。”[3]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表现了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经过，深得观众喜爱。然而，蕴含在原著中的对“佛性”的弘扬却无法深刻体现。如南帆先生所言：“经典文化是创造，泡沫文化是制造。泡沫文化定位为快乐的休闲，于是，所有的深刻———无论是深刻的故事、人物还是深刻的思想———都将成为画蛇添足的赘物。”[4]“读图”使学生难以体味经典蕴含的深层意蕴，长此以往，必然使其思考能力萎缩，审美趣味低下。

其二，对娱乐功能的强化使影像媒介淡化经典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导致整个社会文化品位低俗，对学校的文学教育造成冲击。哈罗德·布鲁姆指出，“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5]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经典的魅力首先表现于其不受时空限制、永不磨灭的审美力量，而一旦转化成影视作品，则更注重画面与情节，反而使文学作品本身通过语言营构而发散出的审美魅力被削弱。

文学经典不仅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具有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高尚的情操等内涵。通过研读经典，学生受益的不仅是读写能力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与人生境界的提升。正如高尔基所言：“文学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了解他自己；就是提高人的信心，激发他追求真理的要求；就是和人们中间的卑俗作斗争，并善于在人民中间找到好的东西；就是在人们的灵魂中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6]这是影视媒介所无法达到的。

其三，影视作品在对文学经典改编过程中，常常在“经济利益”指挥棒下，为了提高收视率，而迎合当下社会的价值观，从而背弃原著精旨，给观众造成误读。电影《赤壁》里的孙尚香，胆大心细，武艺高强，巾帼不让须眉，潜入曹军，亲自绘制曹营地图，为蜀吴抗曹立下汗马功劳。同时她还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与极强的追求自由的渴望，以依附于男人为耻，对孙权为自己与刘备结成的政治婚姻心怀不满，却与诸葛亮产生惺惺相惜之情。这一角色的塑造显然有悖于《三国演义》的主旨，体现出现代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如果只看电影而不看原著，学生会误以为三国时期的女性就是如此。再如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美丽、温柔、勤劳，淡化原著中对其“淫妇”形象的塑造，从而让观众对其境遇充满同情，而非谴责与痛恨，这显然是从现代人的视角进行地解读。

二、经典阅读，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包括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门课程，不同高校所用教材可能不同，但所选文本均较为有限。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只开古代文学史这一课程，所用教材为袁行霈主编本，从大一下学期开始，每周四节课，共开四个学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要向学生展示数千年的文学历程，其难度可想而知。而文学史的编撰本身即具有选择性，编者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进行取舍。如果仅仅照本宣科，传授给学生的是一些教条式的结论，以此取代学生自觉主动地体味涵咏，那么，古代文学教学必然无法让学生深入感受到古代文人的理想人格、让学生在与古人心会神通中受到熏陶感染，并磨砺提升自己的品格。因此，回归经典，才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必由之路。

首先，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置身历史文化语境，在与古人建立的平等“对话”关系中，体认古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智慧，使自己得到心灵的净化与升华。童庆炳先生指出：“文学经典就是指承载文学之‘至道和‘鸿论的各类文学典籍（特别是作品），凡创作这类作品的作家自然称为经典作家。”[7]古代文学经典之作，不管是诗、词、曲、赋还是散文、小说、戏曲，皆表现了言说者一定的生存处境与文化心态，蕴含着创作者的某种人格理想。不管是有感于天下的混乱无序状态而欲起救之的救世心态，还是对自己的个体生命面临的种种危机深感焦虑而欲求安身立命之术的自救心态，均寄托着古代文人的生命追求与价值理念。这种精神既指向久远的过去，也指向对不同时代读者而言的“现代”，并且在不同时代的阅读中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建立在《伊利亚特》、《圣经》、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等先辈遗产上的教育，在某种有限的形式中仍是我们的理想，虽然对我们身处闹市的生活来说，这些文化基石不免显得遥远。”[5]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在其《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指出：“在人们重温柏拉图和莎士比亚的著作时，他们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生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美满，因为阅读经典将使人置身于无限蕴藏的本质之中。”对学生而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然，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亦甚遥远，如果只阅读教材，理解未免偏颇，只有回到文本，在对《陶渊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的深度阅读中，才能跨越亘古长空，切身体悟诗人的喜怒哀乐，洞悉人性的复杂与人生的坎坷，寻找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学生通过对历史上永恒经典著作的阅读，将文本中所负载的信息，还原为活生生的言说主体，从而建立起读者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用前人智慧的雨露滋润自己的心灵，升华其精神，完善其人格，唤醒其作为“人”的良知，使其身心健康和谐地发展。

其次，经典阅读，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细致分析鉴赏，使学生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进而由简单的文本研究拓展至对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乃至文学精神的感悟与把握，促进学生心智成熟与心灵成长。哈罗德·布鲁姆称：“假如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我坚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的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的自我成长。”[5]自成一体的审美独特性与人类经验普遍性共同赋予经典作品经久不衰的魅力。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阅读，才能够让学生完全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中，体验到单纯阅读的愉悦，从而在阅读中暂时逃避一下甚嚣尘上的生活，感受到只有最优秀的作品中才有的清朗与宁静。而学生的心灵正是在这种阅读中日渐丰盈，从而学会明辨是非，取得进步，在与书中人物的同欢戚、共命运中培养同理心，在享受现在的同时不忘过去的。

最后，文学经典是民族语言艺术的典范，经典阅读能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古代汉语的凝练、精粹与传神，从而提升自身的语言感悟能力与表达能力。笔者每年指导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撰写，经常发现学生的语言功底太差，论文选题陈旧、逻辑混乱、病句连篇、错字累牍，让人不忍心读，这固然与平日缺乏写作训练有关，其根本原因则在语感太差。而当下的高校管理制度，将“金箍”戴在教师头上，将评价教师的权力交给学生，于是，教师为了得高分，不乏“媚”生之举，课堂之上，笑话、故事蜂拥，一片欢乐气氛，对学生学业应达到的要求则一降再降。加之生活于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在放逐思辨的同时，学生的语言能力普遍下降。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经典阅读。就目前古代文学教学而言，大部分教师仍局限在照本宣科上，并未有意识地指导学生阅读原典。

三、探究式阅读，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对于求知欲旺盛的大学生而言，这种探索发现未知世界的渴望尤其强烈。在激发学生阅读经典兴趣的同时，要充分利用他们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因此，探究式阅读，是引导学生回归经典的重要策略。

古代文学课程所跨越的时间段从先秦一直到近代，涉及的经典之作浩如烟海，指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作品进行精读，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起步。卡尔维诺结合其自身阅读经验，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指出要读的书有两类：一是“读第一手文本，尽量避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因为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即要读原典，而非阐释原典的评论。二是“教材要教你读一些经典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你将辨别你的经典作品。学校有责任向你提供这些工具，使你可以作出自己的决定；但是，只有那些你有学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选择的东西才有价值，”[8]即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属于自己的经典，强调阅读的个性化。本着这样两个原则，结合古代文学课程本身，在学期初课程刚开始时，即给学生列出阅读书目，让其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本进行精读。如在讲授先秦文学时，考虑到大一学生的古文解读能力尚弱，为其推荐经典的译注本，包括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等。让学生结合注释与译文来解读原文，可以参阅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但绝不允许以此取代对《论语》与《庄子》原著的阅读。当然，在经典选择的过程中，也要尊重学生不同的阅读兴趣，在规定的书目中，让其自主选择。

在对经典精读的基础上，指导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作为切入点，通过搜集资料，进行深入探究，并将其成果做成PPT，根据课程进度，安排其在课堂上讲解，与老师同学交流，从而强化其阅读的兴趣与探究的信心。在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定与指点后，将其写成小论文，作为课程作业。如此，既提升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又锻炼学生逻辑思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在讲魏晋南北朝小说时，有同学选读干宝的《搜神记》，兴致盎然地到讲台上与同学交流阅读心得，对书中的人鬼恋进行深入探析，并为同学答疑，其效果远远超过教师单纯的讲解。

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的读书交流会，可视为课堂教学的延伸，也是探究式阅读的重要方式。读书交流会可围绕某部经典进行深入探究，如围绕阅读《陶渊明集》进行的“今天为什么要读陶渊明”交流会，学生从不同角度谈自己的阅读体验，既表现出其自发阅读评点的灵敏与坦率，又在旁征博引中打通古今，表现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特征，实现经典与读者跨越时空的对话，使学生在阅读交流中培养心智、拓展自我意识。在读书交流会中采用萨义德的“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法，也是一种有益尝试。所谓“对位”，源于西方古典音乐“对位法（counterpoint）”，即在复调音乐中，根据一定的规则以音对音，将不同的曲调同时结合起来，从而使音乐在横向上保持各声部本身的独立与相互间的对比与联系，在纵向上又能构成和谐的效果。所谓“对位阅读”，萨义德称其为“通过现在解读过去”，“回溯性地和多调演奏性”地展开文学阅读。“在西方古典音乐的多声部乐曲中，各个主题互相替代，只给予某一个主题以短暂的突出地位。在由此而产生的复调音乐中，有协奏与秩序，有组织的相互作用。它是一种来自主题，而不是来自作品之外的严格的旋律或形式上的原则。”[9]借鉴这一做法，在读书交流时，从当下的热门话题入手，选择一个可以贯通古今的主题，让学生围绕此主题谈论其经典阅读的体会。如“愚人节里话诚信”，学生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愚人节”谈起，联系其阅读的《论语》、《孟子》等经典，探讨古人对“诚信”的见解及其对今人的启示。这样既调动学生探究的兴趣，又赋予经典以现代意义，从而让学生认识到在当今商品大潮下诚信的重要性。

将经典原著与影视作品进行比较，是探究式阅读的有益做法。作为生活于影像时代的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那些铺天盖地而来的影视作品与瞬息之间层出不穷的图像。既然逃避无益，不如坦然视之。阅读经典与观赏影视最大的区别在于，“书籍予以我们某种自由——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可以使思想保持活跃而不受束缚；我们是创造（即想象）故事的全程参与者。”[10]惬意阅读的状态之美，正在于有时间去想象出一切，读者具有能动性，而影视作品则以演员的形象扼杀了观众的想象。在讲《红楼梦》时，笔者曾组织学生精读“风雨夕闷制风雨词”一节，之后又让其欣赏王扶林导演的87版《红楼梦》与李少红导演的新版《红楼梦》相关情节，通过比较，让学生探究三者在意境营构方面的异同，进而分析文字表达与影视呈现的区别与局限。从而使其明白，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固然可以比较完整地传达作者的某些意图，却也存在对原著的误读与颠覆。不管影视拍摄多么成功，终究不能取代文字尽显人类心智与想象的魅力。所以，观看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绝不能替代对名著本身的阅读。否则，失去的将不仅仅是那些闪烁在字里行间的诗意，还有思想的厚重、情感的丰富与人性的复杂。

哈罗德·布鲁姆曾经悲哀地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阅读史上最糟糕的时刻”，“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而且“难以逆转”。他是针对形形色色的“政治阅读”对经典的破坏而言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不仅如此，还有来自信息时代的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媒介手段对传统阅读行为的干扰。“灯火夜深书有味，墨花晨湛字生光”的情形似乎已经与经典一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在教师的有意引导下，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回归经典未必不可实现。莘莘学子在经典阅读中，“每览昔人兴怀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11]与古人跨越时空相视而笑，体验着方块文字中葱茏着的诗意与美感。这种感觉岂是影视图像所能带来的。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批准号：13YJC75106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15BZW1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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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6][苏]高尔基著，孟昌等译.高尔基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7]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J].天津社会科学，2005，（3）.

[8][意大利]伊泰洛·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为什么读经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9][美]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2003.

[10][美]彼得·门德尔桑德著，应宁译.当我们阅读时，我们看到了什么[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11][清]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古代道德的经典小故事 篇四

汉朝时候，有一个人姓赵，单名叫孝的，表字常平，和他的弟弟赵礼，很是友爱的。有一年，年成荒歉得很，一班强盗占据了宜秋山，把赵礼捉去了，并且要吃他。

赵孝就赶紧跑到了强盗那里，求恳那班强盗们说道，赵礼是有病的人，并且他的身体又很瘦，是不好吃的。我的身体生得很胖，我情愿来代替我的弟弟，给你们吃，请你们把我的弟弟放走了。强盗还没有开口说话，他那弟弟赵礼一定不肯答应。他说道，我被将军们捉住了，就是死了，也是我自己命里注定的，哥哥有什么罪呢。两兄弟抱着，大哭了一番。

强盗也被他们感动了，就把他们兄弟俩都释放了。这件事传到了皇帝那里，就下了诏书，给他们兄弟两个都做了官。

5.古代经典故事 篇五

在西周末年，昏庸的周幽王为博得王妃褒姒一笑，竟不惜在城中演出以烽火向诸侯求教的闹剧。结果，少数民族犬戎进攻西周，再起烽火时，诸侯无人来援，幽王被杀，西周结束。从此周天子的权威一落千丈，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诸侯纷争的局面。

2、负荆请罪：

战国时，赵国有两位重臣廉颇与蔺相如，因蔺相如多次立功，赵王封他为相国，廉颇不服气，认为自己的武功盖过他的嘴。蔺相如为了国家，对廉颇多次避让，廉颇得知他的良苦用心后惭愧不已，便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门请罪，从此两人和好，成为同生共死的交情。

3、问鼎中原：

据说楚庄王在推行霸业的过程，曾率军在周王室所在的洛邑郊外耀武扬威，并遣使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鼎象征王权，庄王问鼎，表明夺权之心。

4、退避三舍：

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晋献公的儿子重耳逃到楚国。楚成王收留并款待他，他许诺如晋楚发生战争晋军将退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后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回晋国执政。晋国支持宋国与楚国发生矛盾，两军在城濮相遇，重耳退避三舍，诱敌深入而大胜。

5、一鸣惊人：

相传楚庄王(另一说为齐威王)临政三年终日作乐，不理朝政。一臣下对庄王说：“听说国中有一只大鸟，三年不飞，三年不鸣，是怎么回事?”庄王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然后整顿朝政，富国强兵，短短数年形成大治局面。

6、老马识途：

春秋时期，齐桓公应燕国请求，带兵打败了山戎国的侵犯;山戎国国王密卢逃到孤竹国请求救兵，管仲跟随齐桓公打败了孤竹国的援兵。在回国途中，因假向导引入迷谷，使齐军受困。管仲建议用一匹老马带路而化险为夷。

7、尊王攘夷：

齐桓公在成就霸业时，曾得到管仲辅佐。此人在齐桓公继位前曾侍从齐桓公的政敌，为与齐桓公争夺王位，曾射过齐桓公一箭。但齐桓公上台后，看重管仲的才于，不计这一箭之仇，而是拜其为相，实施改革，终于国富兵强。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地位一落千丈，诸侯王不再听命于周王，一些强大的诸侯趁机发动兼并战争，强迫其他各国承认其霸主地位。管仲辅佐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使齐国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8.、纸上谈兵：

战国时，战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饱读兵书，能健谈用兵之道，连父亲也难不倒他，自认为是天下无敌。赵奢认为他是纸上谈兵不知交通。后来赵奢死了，赵括顶替廉颇带兵，蔺相如等人极力反对，赵王坚持，赵括在长平之战中损兵40万。

9、三令五申：

孙武流寓于吴，吴王想试试孙武的军事才能，就将180名年轻宫女交给孙武操练。孙武将宫女分作两队，让吴王的宠姬当队长。孙武向宫女们交代了口令之后击鼓传令，宫女们一阵哄笑，队伍乱成一片。孙武再一次下达命令，宫女们只觉得好玩，根本不听命令。孙武说号令既然已经明白又不听令，这是头领之罪，下令将两名队长处死。吴王急忙叫人传令不能斩杀王妃，孙武仍然杀了两个王妃。然后，孙武重新操练宫女，这回没人敢不听号令了。

10、围魏救赵：

战国时，魏军围困赵国京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赵。田忌原想直接引兵去救赵国的邯郸，孙膑主张引兵去围攻魏国的京城大梁，魏必回兵自救，这样，不但能解除赵国的围困，还能使魏军疲劳不堪。田忌采纳了孙膑的策略，引兵直奔大梁。魏军闻讯急忙撤回围攻邯郸的部队，星夜回军援救大梁。走到桂陵，齐军以逸待劳迎击魏军。魏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11、胡服骑射：

战国时，赵国国君武灵王决心变革图强。武灵王见胡人(少数民族)身着窄袖短褂便服，骑着战马，边跑边射箭，行动迅疾，十分灵活，便决定向胡人学习，改革士兵服装，发展骑兵。不到一年功夫，赵国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经过南征北战，赵国成了当时有数的强国之一。

12、窃符救赵：

战国时，秦国派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魏国求救，魏国派兵前去救赵。秦国听说魏国派兵救赵一事，派人去魏国威胁魏王，魏王屈服于秦国，下令让前去救赵的魏兵按兵不动。赵王向魏国公子信陵君写信求救。信陵君曾为魏王的宠妃如姬报了杀父之仇，信陵君请求如姬从魏王那里盗出了兵符，从而夺取了兵权，率领几万精兵，奔赴邯郸，打败了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13、朝秦暮楚：

战国时代秦楚相争频繁，各诸侯国视利害所重，时而助秦，时而事楚。因而形成了一个形容在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条件下，各集团和人们的态度动摇多变，反复无常的成语。

14、盗憎主人

出自《左传・成公十五年》：春秋时，晋伯宗(晋大夫孙伯纠之子)为人正直，在朝常直言不讳，妻子常劝他说：“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好直言，必及于难。”后来伯宗果然因为结怨过多而被杀。“盗憎主人”是说盗贼憎恨被他盗窃、抢劫的主人，后来就比喻坏人怨恨正直的人，无道恨有道，恶恨善，丑恨美，坏人恨好人。

15、卧薪尝胆：

春秋末年，南方的吴、越也加入了争霸战争，吴王夫差大败越国，吴王夫差打败并俘虏了越王勾践。勾践给夫差喂了三年的马，受尽折磨，越王勾践受尽屈辱。回国后立志报仇复国雪耻，请范蠡帮助训练军队，任用有贤能的人，自己亲自参加劳动并坚持睡在柴草上，每次饭前均要尝一个苦胆，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来终于灭掉吴国。

16、爱媵贱女

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昔日秦穆公嫁女儿怀赢给晋公子，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嫁妆，光穿着有华丽衣裳的缂夼妾就有70人之多。新嫁到晋国时，晋国人看到陪嫁的女子都那么漂亮，于是都想找个陪嫁的女妾抢回家去，却认为秦国的国主还不如女妾漂亮，而轻贱秦国的国主。

这是则故事是韩非借齐国传墨子学说的田鸠之口回答楚王所提出的问题时讲的一则故事。所举的“秦伯嫁女”一例与“买椟还珠”一起说明一种办事的道理，即切勿怀文忘用，甚至以文害用。后世常以此比喻办事情舍本逐末，本末倒置。

17、白虹贯日

出自《战国策之魏策四》：聂政是战国时韩国轵人，因为杀人避仇，逃到齐国，以屠宰为生。韩卿严遂与韩相韩傀有隙，想要报仇，听说聂政侠义勇为，便送黄金百镒做为聂政母亲的寿礼，并说明欲请聂政刺杀仇人之意。聂政以母亲尚在需要人奉养为由没有答应。后来聂政的母亲死后，聂政独行仗剑刺杀韩傀，碰上了白虹贯日的现象，刺中了韩哀侯，他自己也自杀身死。白虹贯日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就是现在所说的日晕。古人迷信，常把此做为是危害君王的天象异兆，也附会为精诚上感天道。

18、毕万昌大

出自《左传 闵公元年》：春秋时，晋献公灭掉魏，把魏地赐给大臣毕万。管占卜的大夫卜偃说：“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魏同巍，故云)，现在把魏地赏给毕万，是天意要启发他的后代，使其昌大。”后来，毕万的后代果然建立了战国时的魏国。其实这些都是古人附会之说。后世就常以“毕万昌大”的典故指人后辈发扬，繁盛昌大。

19、抱冰握火

出自《吴越春秋 勾践归国外传》：越王勾践为了灭吴复国，常常以艰苦的生活条件来磨砺自己的意志。他寒冬抱冰，炎夏握火，卧薪尝胆，夜以继日，内修军政，外结诸侯，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转弱为强，灭亡了吴国。后人以“抱冰握火”比喻刻苦自厉，也用指生活艰辛。

20、抱柱信

出自《庄子 盗跖》，屋生与自己心爱的女子相约于河桥之下，女子一直到河水涨潮时都没有来，而尾生则宁愿抱梁柱而死都不愿失约。尾生忠于爱情，信守约誓，但头脑僵化，不知变故，故抱柱而死。后以此为坚守信约的典故，特别多用于男女间的爱情信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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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古代经典传说故事 篇六

秋天来了，树叶落了一地，大雁夫妇商量着迁徙的日期，它们要飞往南方。

青蛙听说大雁要远飞，心里十分舍不得，因为它是很怕孤独的。

“呱呱，呱呱，大雁大哥，大雁大嫂，你们走了，谁陪我一起游泳，谁跟我一起玩耍?”青蛙越说越伤心，它伤心得落下泪来了。

“要是你跟我们一起去就好了，可惜你没有翅膀，不能飞。”两只大雁觉得很遗憾。

青蛙沉思片刻，突然灵机一动，说：“我想出一个好办法!呱呱——你们瞧，这里不是有一根棍子吗?呱呱——它看上去真结实。大雁大哥你衔住棍子左端，大雁大嫂你衔住棍子右端，我衔住棍子中央。呱呱——就用这根棍子，你们带上我一起飞。呱呱——这么一来，我不就可以跟你们一块儿去旅行了吗?”

“这办法好，青蛙你真聪明!”大雁同意了。

第二天，它们出发了，两只大雁衔住棍子的两端，青蛙衔住棍子中央，飞到蓝天上。因为是第一次飞行，青蛙很高兴，但它沉住气，不吭声，只是紧紧地咬住木棍子。

大雁飞呀飞，飞呀飞，飞过大山，来到一个村子的上空，有个庄稼人看见它们，招呼种田人观看：“喂，大伙儿快看呀，天上那两只大雁，他们用一根棍子带着个青蛙在飞呢!竟然能想到这么好的办法，大雁真聪明啊!”

青蛙听了，觉得很郁闷，心里直嘀咕：这明明是我想出来的办法，怎么能说大雁聪明呢?但它忍着不说话，紧紧咬住木棍子。

大雁继续往南飞，飞呀飞，飞过田野，来到另一个村子，有个男孩抬头看见他们，大声招呼同伴观看：“快看呀，快看呀，天上两只大雁用个棍子带着个青蛙在飞呢!居间能想到这么好的办法，大雁真聪明啊!”

青蛙听了，心里更郁闷了，心想：这明明是我想出来，怎么能说大雁聪明呢?但它还是忍住不说话，紧紧咬住那根木棍子。

大雁又再往前飞，飞呀飞，飞过大湖，来到第三个村子，这村子正在办喜事，敲锣打鼓，热闹着呢!有个厨子在烧火煮汤，一抬头看见天上的大雁和青蛙，笑着招呼大伙看：“哈哈，快看快看，天上两个大雁用个棍子带着个青蛙在飞呢!居然能想出这么好的办法，大雁可真聪明!”

青蛙实在忍不住了，大声朝那厨子喊：“这办法是我——”

话没说完，青蛙就从天上掉下来了。

7.古代经典的成语故事 篇七

成语“著于竹帛”在中国先秦思想家墨翟 (约公元前468—前376) 的著作《墨子》中数见:如“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 故书于竹帛, 传遗后世子孙”, 如“故先王之书, 圣人一尺之帛, 一片之书。”

汉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也说:“著于竹帛谓之书。”

这里所谓的竹帛皆是中国古代简帛书籍的代称。古代简册书籍以竹制成, 故以竹指代;缣帛书籍以帛为书写载体, 故以帛名之。唐代诗人章碣在《焚书坑》诗中说的:“竹帛烟消帝业虚”的竹帛, 即是指秦始皇时代的简帛书籍。

以竹木简札为书写材料的简册书籍在中国有着相当久远的使用历史。据文载记载, 西周初年周公在告诫殷遗民时就有:“惟尔知, 惟殷先人, 有册有典, 殷革夏命。”

现代考古发现支持了文献的记载:河南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就多见“册”字和“典”字, “册”字其形象竹木简札编连而成的册书;“典”字或象供在几案上的册书, 或象双手奉册之形, 属于典重意义上的珍贵书籍。

在图像性质强烈的商周青铜器铭文图形文字中, 简册书籍刻划的更为逼真, “册”字由三长两短的简札和两道细细的编绳构成, 与许慎《说文解字》中“册”字的释义“像其札一长一短, 中有二编之形”非常契合。只是考古出土和汉代画像砖中的简册书籍的两端均是长短一致的。

简册书籍始自商代, 历周、秦、汉、三国, 直到东晋元兴三年 (公元404) , 代晋自为帝的桓玄 (公元369—404) 下令废除竹简, 令之曰:“古无纸, 故用简, 非立于敬也。今诸用简者, 皆以黄纸代之。”这是由政府下令以纸代简的时间, 算起来简册书籍在中国使用了大约一千四百多年。

缣帛书籍的使用在中国也很悠久, 古文献《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就有:“昔吾先君桓公, 予管仲狐与榖, 其县十七, 著之于帛, 申之以策, 通之诸侯, 以为其子孙赏邑。”看来至迟在公元前7世纪的齐桓公时代, 帛书就已经和简册并行于世了。如果从公元前700年左右算起, 到目前能见到的魏晋帛书, 那么缣帛书籍的使用时间至少也有一千多年之久。

近年来, 一些普及性读物在谈到中国古代书籍的发展演变时, 多有所谓的“甲骨的书”、“青铜的书”、“石头的书”、“竹木的书”、“丝绸的书”、“纸张的书”等等说法, 似乎中国历史上真有过以甲骨、青铜器、石刻材质作为书籍载体的事实。

确切地说, 在这些所谓的书籍中, 只有“竹木的书”、“丝绸的书”和“纸张的书”属于真正的书籍载体, 其他材质尚不能纳入严格意义上的书籍范畴。

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秦汉以后的石刻文字之所以不能纳入书籍的范畴, 在于:一是这些文字所附属的器物, 都是有着特定用途的器物, 并非专门的书籍载体;二是这些文字应用局限在上层贵族之间, 不具备传播、交流的性质;三是这些文献载体存在的时代, 简册帛书已经流行。

例如甲骨契刻文字, 是商代统治者崇鬼信神, 预测人事吉凶的记录, 采用龟甲兽骨这些特定的材料, 通过复杂的修治和宗教仪式, 将其结果用刀契刻在其上。其占卜过程仅限于少数巫官和商王, 文字也只有他们才能知晓, 事后即密藏或埋入地下。因此甲骨文出土虽然数量很大, 文字涵盖面广泛, 但它只是商王朝上层贵族的特殊文献, 并不具备传播、普及文化的书籍作用。

再如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其铭文最初仅标名器主祭名或族氏徽号, 后来逐渐增多至几十字乃至四五百字的长篇章句完备的铭文, 似乎具有记事述史的功能。但是, 这些青铜器种类繁多, 各有专用, 或为庙堂祭所的重器, 或为等级身份象征, 其形体小者几斤几十斤, 大的则数百乃至千斤以上, 文字内容也仅仅局限在统治阶级上层贵族之间, 也不具备传播交流的作用, 不能视作书籍的载体。

另如石刻铭文, 虽然殷商即见玉版、春秋时有盟书, 秦汉碑碣石经更是盛行, 也具有部分传播文化的作用, 但是这些文字仅仅是古代文献“传遗后世子孙”的辅助形式, 它们行盛的时代, 简帛书籍已经成熟, 称之为书籍显然牵强。

因此, 成语“著于竹帛”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周至魏晋漫长时期应用简册帛书的基本史实, “竹帛”作为古代书籍的指代名词进入成语是有历史依据的。

二、“韦编三绝”与古代简册的编绳

在关于古代简册书籍的成语中, “韦编三绝”大概是人们最熟悉的典故了。这个成语是说春秋时的孔子晚年喜欢读《易》, 反复研究, 致使编连该书竹简的绳子都磨断了三次。后来常被用作读书勤奋的例子以激励青少年。

长期以来, 诸多权威的辞书都将“韦编三绝”中的“韦编”释为熟牛皮制作的编简书绳, 影响广泛, 几成定论。例如:

韦编:用熟牛皮绳把竹简编联起来;三:概数, 表示多次;绝:断。编连竹简的皮绳断了三次。比喻读书勤奋。

问题在于:一是即使时常舒卷开合, 要使牛皮做的书绳连断三次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二是现代考古尚没有发现过牛皮编简的蛛丝马迹。

先说“韦”: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韦:相背也, 从舛囗声。兽皮之韦, 可以束物, 枉戾相韦背, 故借以为皮韦。”注意, 许慎这里说的是“故借以为皮韦”。

从字形来说, “韦”字的小篆和战国古文字形皆像上下左右相违背之形, 所从的“舛”字也是对卧的相背之形。

如果理解不错, 兽皮做的皮条束物时方向相反交叉围绕捆扎, “韦”字的本意应该是像皮条围捆的意思。其声部“囗”回环围绕一周之意, 像古代圆形钱币之形。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囗是周围、围绕的围字。后来围字行盛而囗字渐废。

再说与“韦编”相关的“经纬”二字:

许慎《说文解字》对经的解释是:“经:织従丝也。”这里的“従”是纵横的“纵”字, 指的是绕在织布机轴上的纵向的线。对纬的解释是:“纬:织衡丝也。”这个“衡”字, 汉以后的的研究者都认为是“横”字的假借, 是指织布时由机杼所引左右穿梭的横线。受织布经纬线的启发, 人们后来常用“经”来指代竖的、纵向的事物, 以“纬”来指代横向的与地面平行的事物, 如地球之经纬线, 如成语之“经天纬地”。

据此认为, 成语“韦编三绝”中的“韦编”应该是竖条状竹木简札横向编连的书绳, 简札像“经”, 编绳似“纬”。“韦”是“纬”的假借, “韦”字本意应该没有熟牛皮绳的含义,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明说“韦”是“借以为皮韦”的吗。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 “假借者, 本无其字, 依声托事”。同音假借的现象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常见, 如, 成语“匪夷所思”中的“匪”就是“非”字的假借。

那么古代简册书籍的书绳究竟是什么材料, 我们可以从古代文献和现代考古两方面来分析。

先说文献记载: (1) 晋武帝太康二年 (公元281) 汲郡 (今河南省汲县) 一个叫不准的人盗发了战国晚期的魏襄王墓, 得竹简几十车。整理者荀勖等在《上穆天子传序》中言:“古文穆天子传者, 太康二年汲县民不准盗发古冢所得书也, 皆竹简素丝编”。 (2) 《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时襄阳有盗发古冢者, 相传云是楚王冢, 大获宝物、玉屐、玉屏风, 竹简书青丝编, 简广数分, 长二尺, 皮节如新。”

由此得知古代汲县和襄阳出土的简册编绳都是蓝黑色的丝织品带子。

再说现代考古发现:20世纪现代考古兴起以来, 中国古代简册出土甚多, 这些简册的编绳基本上朽腐仅残留痕迹, 只有地处西北的甘、青、新疆地区由于气候干燥少雨, 简册不易腐朽, 不少简册编绳犹存, 有些甚至完好无损。

中国幅员辽阔, 东南方气候温润, 适于桑蚕, 北方干燥少雨, 多有植麻。从出土简册编绳的残存痕迹分析, 也是东南方多为丝质带子, 西北边陲多见细麻绳。但是, 无论东西或者南北, 无论文献或者考古, 都没有见到熟牛皮做的简册编绳。

8.以现代眼光解读古代经典 篇八

我曾经听过一个老师上《愚公移山》。在探讨这篇经典课文的主旨时，老师问：“你从愚公身上得到什么启发？”一个学生说：“我觉得寓公太傻了，移山那么难，我为什么一定要移，我可以绕道走啊，或者直接搬家，搬到山那面去不就结了！”老师表扬该同学说：“这位同学换一种思维看问题，很有创新精神。”于是其他同学纷纷说出自己的高明想法：“不如用炸药把山炸平了。”“开隧道不是比移山容易吗？”“还可以坐飞机过去”……大家各抒己见，课堂气氛很是热烈，老师对同学们的创新精神赞赏有加。但这样一来，虽然是多元解读了，可这篇经典之作已被解读得面目全非了。

一个老师曾经跟我讲他上《窦娥冤》时发生的一个意外。当他分析到窦娥发的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时，一个学生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大旱三年？！窦娥不去跟桃杌算帐，不去和张驴儿拼命，却让楚州老百姓遭灾三年，这又何苦呢？要知道，哪怕再大旱三年，桃杌之流肯定饿不着，饿死的还是老百姓。窦娥这仇报得也实在有点‘扩大化了，损人不利己！”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顿时议论纷纷，赞同之声不绝于耳。这个老师没想到学生会提出这样的见解，心理一惊，急中生智地说：“这个问题提得很有价值，那么请同学们课后讨论：该不该‘亢旱三年？”直接把问题抛还给学生。课后他还颇为自己处理课堂突发状况的机智而自得。我不知道这位老师过后有没有再就这个问题给学生作必要的解释和引导，如果是不了了之，那么学生对这部经典的解读显然产生了偏差。

以上两个学生，抛开写作背景，抛开文本，以现代的眼光来解读古代经典，结果都曲解了经典。而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却没有给学生作适当的引导，不管学生作怎样的解读都加以肯定。这样的“创新”“多元”解读势必曲解文意，而且会误导学生，使学生以为：不管什么文章都可以用现代的眼光审读，都应该批判、否定，这才是创新。有的学生甚至因此而以否定为乐，凡是传统的说法，教材与教参里沿用的，都予以否定，不顾自己观点能否立得住脚跟，只要能够标新立异，能够张扬自己的个性就好。

什么是经典？经典是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它以其独特的魅力，久经岁月长河的洗涤而弥足珍贵。中学语文教材中收入了大量古代经典篇章，设置了名著推荐阅读板块。这不仅是因为经典具有不容忽视的艺术魅力，更在于古代经典对中学生精神成长的重要影响。它不仅承载着文化传承的功能，同时也肩负着培育学生的重任。所以，我们解读古代经典应致力于挖掘其中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的精华，进而吸收传承。而不是时时处处拿现代眼光来审读古人，只为批判创新而吹毛求疵。所以，我们读《愚公移山》，就要挖掘寓公身上那种直面困难，不畏艰难，坚持不懈地顽强拼搏的精神；学习他坚定信念，勇往直前，埋头苦干的品质。读解读窦蛾发的三桩誓愿，就应分析明白这是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明窦娥的冤屈，表现窦娥坚决的反抗精神，同时也表达出了作者以及百姓的一种美好愿望。

我们并不反对多元解读文本，不反对批判创新，但多元解读不应无限制，批判创新不能毫无根据。我们解读古代经典就要思考作者写作本文的宗旨，领略其艺术魅力。要了解作者写作的宗旨，又要披文循理，还要了解作者的特定的社会、心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因为任何一篇作品，都是作者在特定的社会、心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创作的，都是作者独特思想和体验的载体。有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思想或行为，在写作当时当地却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的解读在尊重学生独特体验的同时，更要注意忠于原文，忠于作者。虽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一千个哈姆雷特还是哈姆雷特，他总不能变成悲苦农民闰土或武林高手乔峰吧？若是这样，我们还读什么《哈姆雷特》？这分明是读《故乡》或《天龙八部》！

另外，在新课标下，语文课堂推崇“学生自主学习”“师生平等对话”。这一学习交流形式具体体现了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这一新理念。但我们在让学生自我解读经典时，应注意：老师不能置身事外，老师在课堂中应起到主导的作用。由于学生生活的年代不同，阅历尚浅，阅读经验不足，他们往往会以现代的眼光、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审读古代经典，这无可厚非。但作为老师，我们应该明白，不是每个古代经典，经典的每一处都能用现代的眼光来解读，都应该有新解。对学生提出的新解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学生解读有偏颇之处，老师应作适当点拨引导，不能一味地予以肯定。因此，在引导学生解读古代经典前，教师应对文本有一个相对全面、深入的理解，同时对学生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进而在学生出现错解的时候做适当的点拨引导，尽可能地做到全局性的掌控。

所以，解读古代经典，就要挖掘其精髓——美妙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不是一味为了追求“多元”或“创新”而处处以现代眼光审视解读它，批判它。否则，经典解读势必会走进曲解、乱解的误区，这样的解读又有何意义？

9.经典古代寓言故事 篇九

在森林里的柳树上住着一只丑陋的小鸟。但是，它非常善良，因为它长的丑，所以没有朋友。百合花上，住着一只美丽的蝴蝶，但这只蝴蝶因为爱美，所以总是歧视别人，瞧不起别人。在池塘里有一片荷叶，这片荷叶的叶子绿的似碧玉，但比碧玉要光滑，它绿的似草坪，但比草坪要鲜嫩，荷叶听到人们的赞扬，就傲慢起来。于是蝴蝶和荷叶就每天和伙伴针对小鸟。每当蝴蝶遇到小鸟的时候，小鸟路过池塘的时候，它们总得说：“真难看!真难看!从没见过这么难看的鸟，快离我远一点。”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小鸟走在草地上，突然发现蝴蝶昏倒在草地上，非常着急，它连忙飞回家，提着水桶去小河里打水，然后又来到草地上，把水扑在了蝴蝶身上，这时，蝴蝶立刻就醒了，它醒后，看见是小鸟，连忙起来，离它远远的，大声说：“走开，走开，丑八怪，不要把我那美丽的翅膀弄脏了。”小鸟听到这句话，心里伤心极了，于是，它叹着气离开了。这时小鸟又来到了池塘边，看见一个小孩子要把荷叶摘下来，又看看荷叶害怕的表情，心里想：“要是那个小孩子把它摘下来，那荷叶不就没有生命了吗?不行，我得救它。”于是，它立刻飞过去，战在那个小孩子的头上，用爪子紧紧的抓住小孩子的头发，小孩子想把它赶走，可是甩也甩不掉，小孩子连忙跑回家去。这时，小鸟又从小孩子头上飞了下来，荷叶发现是鸟儿，尖叫着说：“快滚开，快滚开，别把我的裙子给弄得皱巴巴的。：小鸟听了，垂头丧气地回家了。

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一年一度的选美比赛又要开始了，动物们听到了，纷纷前来报名，蝴蝶和荷叶也来报名了。小鸟也想参加选美比赛，可是它丑的实在没法见人了，它多么希望自己变得漂亮，去参加选美比赛。愿望树听到了小鸟的愿望，于是就实现了它的愿望，小鸟想照照湖面，看看自己有多丑，这时从镜子里居然出现了一只身穿花裙的小鸟，它惊呆了，傻傻地站在那，它惊讶地说：“这······这是我吗?”小鸟越看越高兴。它立刻去报名选美比赛，结果得了第一名，蝴蝶气的慢慢变老，荷叶伤心的心都要碎了。

小鸟兴奋的来到小溪旁，这时，愿望树终于开口了，“嗨，你好小鸟，我是愿望树，其实外表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里美，如果你心地善良，你的心灵最美的，希望你能继续帮助别人。

10.经典古代寓言故事 篇十

扁鹊问：“太子死了有多长时间了?”中庶子说：“鸡鸣到现在。”扁鹊说：“收殓了吗?”中庶子说：“还没有，太子死了还不到半天功夫。”扁鹊又说：“请你代我转告虢君，说我是齐国勃海的秦越人，家在郑地，以前没有机会仰望尊容，在他跟前侍候拜见。现在听到太子不幸而死，我能使他回生。”中庶子说：“先生该不会是骗我吧!凭什么说太子能够回生呢?我听说上古的时候，有个名医叫俞跗，治病不用汤药、药酒、石针、足乔引、按摩、药慰，一诊察就得知病的所在，顺着五脏六腑的穴道，就割开皮肤，分解肌肉，导通经脉，结扎筋腱，整治脑髓，触动膏肓，疏理膈膜，洗涤肠胃，修炼精气，改变形体。先生若能象他那样治疗，那么太子可以活矣!如果不能这样，想要使太子活过来，简直是哄骗三岁小孩。”

过了一会儿，扁鹊抬头望天，感叹地说：“你研究医学的方法，好像从管子里看春天，从缝隙里看花纹。我研究医学的方法，不用切脉、望色、听声、观察病人的形态，就能说出病根。只要知道病的阳分，就能推出它的阴分;反之，只要了解病人的阴分，就能推出它的阳分。如果你以为我的话不可信，不妨进去诊察太子，一定可以了解到他的耳鸣和鼻子胀塞的情况，沿着他的两腿到阴部，一定还是温暖的。”中庶子听了扁鹊的讲说，目瞪口呆，感到十分惊讶。遂进宫把扁鹊的话向虢君作了禀报。

11.畅游古代诗词， 传承文化经典 篇十一

关键词： 初中语文 古诗词教学 教学策略

古代诗词以精练的语言、深邃的意境、优美的韵律而被世代传承。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仍然存在方法落后、手段不新的问题，因此，古诗词教学方法有待进一步革新。

下面，我以初中几个古诗词的教学案例为例，谈谈初中语文古诗词创新教学的几点体会。

一、初中语文教学重视古诗词的必要性

学生从小就会接触到很多高科技的东西，比如电视、电脑、手机、平板、复读机等，这使他们精神生活相当“丰富”，各种课外活动很多，诸如唱歌、舞蹈、游泳、绘画、书法、棋类、跆拳道、武术等，可谓琴棋书画、刀枪剑戟无所不触，但这些活动留给学生值得记忆的东西并不多，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学生将来会成为运动员、歌唱家、舞蹈家、武术达人。相对而言，古代诗词在学生的成长及以后的生活中会显得意义非凡。

古诗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好古诗词，有助于提升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启迪智慧，发展能力。

古诗词一般句式工整、篇幅短小、押韵上口，利于背诵，学生多背诵古诗词，对提高文学素养很有帮助。

二、初中阶段古诗词创新教学的意义

古代诗词博大精深，诗词中所记的事，所描的景、所抒的情等都与学生有很大的心理距离。因此，学生可能无法真正理解其内涵。因此，我们在古诗词教学中，不应在量上有奢求，也不能过于强调学生对诗词的理解多么透彻，而应引导学生在诵读古诗词的过程中，能够潜移默化地受到古诗词的熏陶，为以后的语言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创新是民族发展的灵魂，是时代进步的源泉。教育当然离不开创新。教学方法要创新、教学内容要创新、教学的宗旨要创新、教学手段更要创新。古诗词包罗万象，有的说理透彻，有的抒情真挚，有的寓意深刻，有的寄情山水，有的诗情画意，有的是内心的独白，有的是对未来的希冀和憧憬，有的现实主义浓烈，有的浪漫主义凝重，对初中生们来说，要求他们能够深刻领悟这丰富无比的诗词，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创新古诗词教学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古代诗词的海洋里自由地畅游。

三、初中语文古诗词创新教学策略

1.创新不离“境”，激发品读兴趣。

同一首诗词，不同的读者对其意境的认识是不同的。如《游子吟》，有人会想到儿子进入了梦乡，母亲坐在床边为他缝着新衣服的场面；有人会想到临行前，儿子穿上了母亲亲手缝补的衣服的景象……我们可以利用学生对意境的感悟，引导学生理解诗歌所抒发的情感，从而使意境与意蕴结合起来，达到理解诗歌的目的，以期取得最佳教学效果。

学习《木兰诗》时，教师可以播放黄梅戏《谁说女子不如男》，欣赏了戏曲之后，教师提出问题：戏中的女英雄是谁、在她身上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你认为这个女英雄是个怎样的人等，音乐情境和问题情境的创设，激发学生品读的兴趣。

2.创新不离“情”，体会诗词的意蕴美。

在引领学生在欣赏古诗词时，应站在一定的高度，感受和体会“物我一体”的意蕴美。如李清照的《如梦令》，新课标要求学生能感悟作者的思想感情，对于这首诗词的教学，教师不妨抓住“浓睡不消残酒”和“昨夜风疏雨骤”等情境描写，使学生融情于画意之中。学生就会自然地生发出“惜花”之情。

3.创新不离“真”，品诗词的“写实”。

很多古诗词是“写实”的作品，比如小学学习的《锄禾》、《悯农》；初中阶段学习的白居易的《观刈麦》，汉乐府的《木兰诗》，杜甫的《三吏》《三别》，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等都是写实的作品，写实的目的是情有所托、有所依。不同的是诗词所抒发的感情是各异的。以《过故人庄》为例，诗的首联描写友人的热情款待，反映旧友的热情好客。颔联采用白描手法，了了几笔就将农村的特有风光写得很真切。颈联夹叙夹议，显得亲切自然。尾联属于语言描写，再一次写出了友人的热情，在结构上起到了首尾圆合之作用。全诗虽没有艳丽的言辞，但情感的抒发却是真真切切的。诗歌的写实手法及其优点，对我们指导学生的写作也有借鉴作用。一些学生的作文假大空，无病呻吟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此无法抒真情。我们应让学生明确，写作应“写实”，只有这样才能表达自己的真情，文章才能动人心。

4.创新不离“用”，培养创新思维。

在学习古诗词时，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主要表现在对诗词的独特的理解方式上，让学生根据所学的知识，正确评价古诗词，学会创作诗歌。

如学习了《陋室铭》，可让学生模仿这首诗而改写，写写自己的房间或教室；学习了《木兰诗》就可将文章的略写的——“征战沙场”部分进行详细描述；还可以让学生发挥想象扩写诗词等。

这里的“用”还包括用所积累的阅读古诗词的知识，诵读古诗词。能读出“诗味”、“意味”和“情味”，从而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领悟诗人的情怀。如《木兰诗》的诵读，教学中，教师应指导学生对木兰替父出征、征战沙场、建功受赏、辞官回乡等不同的情节作情感分析。只有这样才能读出不同的心理感受。如描写“征战沙场”的四句诗，应读出“悲凉雄壮”之感；“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的“愿”和“还故乡”应读出“渴望还乡”的迫切心理；“开”、“坐”、“脱”、“著”、“当”、“对”等六个动词应读出铿锵有力，又不乏轻松愉快的心情。

创新古诗词教学应将“传统”和“创新”巧妙结合，在传统中创新，创新要不离宗、不离本、不离境、不离真、不离用。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古诗词的教学离开了创新就会像大地离开了阳光，鸟儿折断了翅膀。因此，古诗词教学的创新有必要且很重要，只要我们不断创新教法，古诗词教学就会走向高效。

参考文献：

[1]周瑞生.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探究[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2（6）.

12.古代叙事文学中木兰故事的演变 篇十二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木兰故事首次出现并定型

在现存作品中, 木兰故事首见于北魏《木兰诗》。关于《木兰诗》的成书时代自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以来便众说纷纭。陈释智匠《古今乐录》已著录此诗, 故其产生时代不会晚于陈代。此诗最初当为北朝民间传唱之诗, 至于唐代典章制度的加入, 则可能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 经过隋唐文人加工润色的结果。刘大杰先生认为“民间叙事诗, 大都是一种集体创作, 由口传而写定, 经过长期的演变, 渐渐成为定型。”[1]337

《木兰诗》描述了一位代父从军十余载, 功成归家、不受封赏的女英雄形象。较早收录《木兰诗》的有初唐吴兢《古乐府》 (此书虽失传, 但南宋曾慥《类说》佚文《木兰促织》) , 《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古文苑》、《竹庄诗话》等。各版本文字虽略有差别, 但主体情节及人物形象描写基本相同。木兰事迹共由四部分组成:木兰家中织布, 因军书招父, 发出叹息之声;考虑到父亲年迈, 无长兄支撑门庭, 毅然决定代父从军;战事结束, 木兰凯旋而归, 朝堂之上拒绝封赏, 辞官归乡;重返家园后, 父母姊弟欢迎之情, 恢复红妆, 同行伙伴的讶异、愕然。主要涉及四种空间的转换, 织房等意象代表少女日常生活状态, 东西南北市象征少女走出闺阁, 由普通女子向沙场英雄的转变, 黄河、黑山头、燕山等说明木兰已完全告别女性生活空间, 朝堂则是木兰放弃高官厚禄, 重新回归闺阁的场地。木兰是一个虽有所超越但又异常恪守社会性别角色的形象。伙伴的惊忙, 恰恰说明其男性角色扮演之成功。云鬓、花黄则预示着木兰恢复女性身份后, 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再度认可, 不难想象, 她以后又会重新回归“唧唧复唧唧”的生活。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发现早期木兰文本中, 刻画了一个为家庭利益 (不一定是国家利益, 木兰从军主要是出于对父亲兄弟的“孝悌”) , 在两种性别角色间成功转换的女英雄形象。《木兰诗》提供了三个主要情节模块:代父从军———沙场征战———功成身退。这为以后的木兰故事奠定了基调, 是保持木兰故事稳定性的重要情节单元。

二、隋唐时期———具有忠孝色彩的木兰故事

唐代较早以木兰故事为题咏对象的是韦元甫的《木兰歌》。《乐府诗集》著录, 诗云:“木兰抱杼嗟, 借问复为谁。欲闻所戚戚, 感激强其颜。老父隶兵籍, 气力日衰耗。岂足万里行, 有子复尚少。胡沙没马足, 朔风裂人肤。老父旧羸病, 何以强自扶。木兰代父去, 秣马备戎行。易却纨绮裳, 洗却铅粉妆。驰马赴军幕, 慷慨携干将。朝屯雪山下, 暮宿青海傍。夜袭燕支虏, 更携于阗羌。将军得胜归, 士卒还故乡。父母见木兰, 喜极成悲伤。木兰能承父母颜, 却卸巾鞲理丝簧。昔为烈士雄, 今为娇子容。亲戚持酒贺父母, 始知生女与男同。门前旧军都, 十年共崎岖。本结弟兄交, 死战誓不渝。今者见木兰, 言声虽是颜貌殊。惊愕不敢前, 叹息徒嘻吁。世有臣子心, 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 千古之名焉可灭。”[2]394

文人创作自与民间文学风味不同, 此诗与北魏《木兰诗》风格迥异。细节描写之变化也让我们看到历史语境改变的蛛丝马迹。此诗继承了《木兰诗》代父从军、沙场征战、凯旋归乡的主要情节单元, 主要差异如下: (1) 作者强化了从军的艰苦, “胡沙没马足, 朔风裂人肤”, 不厌其烦地交代父亲的身体状况, 以见木兰代父之必要性, 艰辛环境则赋予其选择以高尚的道德意义, 将木兰的“孝”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2) 明确指出木兰从军是与少数民族作战。 (3) 删去朝堂上与天子的对白, 取消功成拒赏的情节。 (4) 对木兰还家场面的详细描述, 特别写到亲戚、战友的反应。《木兰歌》的主旨是“忠孝两不渝”, 这些情节的变化显然都是为表现这一主旨服务的。

《说文解字》曰:“孝, 善事父母者。”《孝经》:“夫孝, 德之本也”。在以家国同构、宗法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传统观念中, 忠与孝本来就是相通的, 忠孝双全是封建社会对人格的理想构建。韦元甫“忠孝两不渝, 千古之名焉可灭”, 将木兰的孝行提升到对国家忠诚的高度, 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形象内涵。为了更好地塑造“忠孝两全”的木兰形象, 《木兰歌》在前代《木兰诗》的基础上, 更加具体地描写了木兰的家庭情况、老父的健康状况、从军的艰苦生活, 刻画了一个面对父亲危难, 宁愿以身代之的孝女形象。删去朝堂对白, 不再出现天子形象, 也是为了照顾木兰的忠。因为女扮男装, 不管出自何种原因, 面圣时都难免有“欺君”之嫌, 伤害了木兰的“忠”;天子降罪于有功之臣, 则有伤天子之英明。扮男装从军是对父母尽孝, 却是对君主不忠, 这实际反映了忠孝难两全的悖论。取消朝堂见天子情节, 虽然淡化了木兰功成不受赏淡然谦逊的风采, 却掩盖了忠孝矛盾, 有助于木兰形象塑造的完整性和诗歌主题的表达。

唐代歌咏木兰故事的还有杜牧《题木兰庙》等。《题木兰庙》细腻地展现木兰的内心世界, 借“拂云堆上祝明妃”这一行为淡化了其代父从军的背景, 强化抗击外侮的责任感, 更加突出保家卫国的主题。晚唐时期, 国力衰弱, 回鹘、吐蕃与边地间冲突不断。杜牧借木兰这一形象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及抵抗外侮的心愿。

三、宋元时期——具有贞烈色彩的木兰故事

宋代印刷术发达, 有学者认为:“书籍刊行大备, 要自宋开始, 校雠镌镂, 讲求日精。”[3]《木兰诗》大量进入类书、文人总集之中, 如《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绀珠集》、《古文苑》等。受宋元文人情调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木兰故事与前代相比, 情节发生重大变化, 结局由功成身退改为被逼自杀, 从喜剧变为悲剧, 表现出浓重的贞烈色彩。

《竹庄诗话》转引《乐府题解》评论说:“木兰, 孝义女也, 勇不足以言之耳。”在宋代文人眼中, 勇不再是木兰身上最具魅力的特征, 更多视之为孝义道德的化身。在元代侯有造《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一文中, 这种道德宣扬得到进一步强化。此文乃为木兰祠堂而作, 交待了木兰的出身、家世, 以及代父从军之义举, 与前代木兰故事相比, 这篇散文中增添了一个情节, 即木兰恢复女子身份后, 皇帝欲纳之入宫, 木兰以死反抗, 故得“孝烈将军”之谥。元代《烈女篇》也说:“天子嘉其功, 除尚书不受, 恳奏省亲, 乃命军士卫至其家, 释戎服而服巾帼, 同来者皆大惊骇, 军士还奏, 帝召赴阙, 欲纳之宫。对曰:‘臣无媲君之礼’, 以死拒之。帝惊悯, 赠将军‘孝烈’。”这些情节是前代木兰故事不具备的, 是木兰故事演变中的一次大变迁, 清代小说《忠孝勇烈奇女传》、《隋唐演义》等即继承了这一悲剧情节。

造成木兰故事惨烈结局的原因有二:一是元代特殊的社会状况。中国历史上不乏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例子, 但真正实现入主中原, 并统一全国的, 元代是第一个。这对汉人自尊心、自信心都是莫大打击。元统治者采取民族歧视政策, 并于至顺六年废止科举, 杜绝了读书人仕进的主要渠道。文人将对故国的怀念, 对新朝的不满寄托于木兰形象中, 并进而塑造了昏庸的天子形象。第二, 程朱理学的影响。传统儒家非常重视个体对人伦关系的处理。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要求君臣、父子双方各尽本分。程朱理学则更强调臣、子单方面的责任与义务。同样地, 对女性, 程朱理学更强调的是“贞”。程朱之学兴起于宋代, 元代又是“理学初渐并从士大夫阶层向民间普及的关键时代”[4]175, 这对宋元时期木兰之贞烈色彩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明清时期———木兰故事发展的高潮

明清时期, 关于木兰故事的文本主要有明代徐渭的戏曲《雌木兰》, 清代佚名小说《忠孝勇烈奇女传》 (又名《忠孝勇烈木兰传》等) , 张绍贤的《北魏奇史闺孝烈传》, 近代天虚我生的《花木兰》传奇等。《隋唐演义》第56至60回也涉及木兰故事。另外, 还有影射木兰故事的传奇《合欢殿》等。比起前代作品, 明清时期木兰故事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木兰形象的变迁与爱情描写的增加。

首先, 木兰审美形象的变化。前代故事中, 作者多关注木兰的道德品行, 如强调她的勇、忠、孝等, 一般对其外貌不大关注。想来, 能够扮男装于军营十余载, 而不被人发觉, 木兰应该是一飒爽英姿, 颇具须眉气质的女子。白居易的《戏题木兰花》“怪得独饶脂粉态, 木兰曾作女郎来”却将其塑造为一个美丽娇媚的少女, 开后代将木兰描写为美女之先河。明清文人以当时的审美观念重塑木兰形象, 增加了木兰缠足这一情节。“要演武艺, 先要放掉了这双脚, 换上那双鞋儿, 才中用哩。” (《雌木兰》) 《木兰诗》产生的时代, 缠足之风尚未兴起。但徐渭从明代女子普遍缠足的现实出发, 赋予木兰一双小脚。从情理考虑, 木兰缠足不利于行, 如何驰骋战场十三年, 且不被同伴发觉, 故《雌木兰》又有安排放脚一段情节。“生脱下半折凌波袜一弯, 好些难。几年价才收拾得凤头尖, 急忙得改抹做航儿泛。怎生就凑得满帮儿楦。回来俺还要嫁人, 却怎生?这也不愁他, 俺家有个漱金莲方子, 只用一味硝, 煮汤一洗, 比偌咱还小些哩。 (唱) 把生硝提得似雪花白, 可不霎时间漱瘪了金莲瓣。”缠足风俗在南宋时期得到较大发展, 至元代, 《辍耕录》记载当时已有以不缠足为耻的观念。至明清, 缠足习俗发展到鼎盛时期。药方也并非是徐渭的虚构, 明清两代确实流行多种以硝为主的缠足药方, 能够使坚硬的脚骨软化。可见, 木兰形象的变迁是有其时代风俗依据的。

其次, 明清时期的木兰故事具有爱情伦理色彩。很多文本都不约而同地为她安排了未婚夫。对木兰爱情的详细描写, 是明清木兰故事对前代的超越, 使得这一形象更加饱满。《北魏奇史闺孝烈传》中的王青云、《雌木兰》中的王郎等角色的设置, 使得木兰的坚贞更有依据和必要, 也为明清木兰故事多以大团圆作结提供了铺垫, 使故事情节进一步完满、合理。这也是受明清世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传统影响的结果。王国维先生认为, 我国文学作品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 着意于团圆之趣。他在《红楼梦评论》中写道:“吾国人之精神, 世间的也, 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 无往而不著此乐天色彩, 始于悲者终于欢, 始于离者终于合, 始于困者终于亨。”除个别文本外, 明清时期的木兰故事大多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尾, 这寄托了人们对这位奇女子的仰慕与美好祝愿, 也符合中华民族惩恶扬善的道德标准。

总之, 纵览木兰故事的演变, 我们可以看到历代不同的社会风俗、文化背景、文学传统在其演变中的烙印。

摘要：木兰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 自北魏《木兰诗》产生后, 历代都有关于木兰的文本流传。在流传演变过程中, 各时期的木兰故事都带有情节的延续性与独创性, 表现出较强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叙事文学,木兰故事,演变

参考文献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2]郭茂倩.乐府诗集[M].中华书局, 1979.

[3]于敏中, 等.天禄琳琅书目卷4[M].中华书局,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