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企业文化研究进展

国外企业文化研究进展（精选8篇）

1.国外企业文化研究进展 篇一

198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美籍日裔教授威廉・大内出版了他的专著《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该书分析了企业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提出了＂Z型文化＂、“Z型组织＂等概念，认为企业的控制机制是完全被文化所包容的。1982年特雷斯・迪尔(Terrence E.Deal)和艾兰・肯尼迪(Allan Kennedy)出版了《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一书,他们提出，杰出而成功的公司大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他们在这本书中还提出，企业文化的要素有五项：（1）企业环境；（2）价值观 ；（3）英雄；（4）仪式；（5）文化网络。其中，价值观是核心要素。该书还提出了企业文化的分析方法，应当运用管理咨询的方法，先从表面开始，逐步深入 观察公司的无意识行为。同年，美国著名管理专家托马斯・彼得斯与小罗伯特・沃特曼合著《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研究并总结了3家优秀的革新型公司的管理，发现这些公司都以公司文化为动力、方向和控制手段，因而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这三本著作与帕斯卡尔・阿索斯合著的《日本的管理艺术》被合称为企业文化研究的四重奏，这标志着企业文化研究的兴起(郭纪金，1995）。

企业文化研究在八十年代就出现了两种方法的派别，一派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沙因教授（Edgar H.Schein)为代表的定性化研究，他们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深层结构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也曾提出进行现场观察、现场访谈、以及对企业文化评估的步骤等,但是,由于这种方法难以进行客观的测量,在探讨组织文化与组织行为和组织效益的关系时,难以进行比较研究,因而受到批评。另一派是以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奎恩教授（Robert Qu nn)为代表的.定量化研究，他们认为组织文化可以通过一定的特征和不同的维度进行研究，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关于组织文化的模型，这些模型可以用于组织文化的测量、评估和诊断。但是，这种方法被归为现象学的方法，认为只是研究组织文化的表层，而不能深入到组织文化的深层意义和结构。

1984年，奎恩（Robert．quinn）和肯伯雷（Kimberly）将奎恩提出的用于分析组织内部冲突与竞争紧张性的竞争价值理论模型扩展到对组织文化的测查，以探查组织文化的深层结构和与组织的价值、领导、决策、组织发展策略有关的基本假设。该理论模型有两个主要维度：一是反映竞争需要的维度，即变化与稳定性 ；另一个是产生冲突的维度，即组织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在这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下，出现了四种类型的组织文化：群体性文化、发展型文化、理性化文化和官僚式文化。竞争价值理论模型，为后来组织文化的测量、评估和诊断提拱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德加・沙因 (Edgar.H.Schein) 发表了“对企业文化的新认识”一文，1985年出版了其专著《企业文化与领导》(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他对组织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企业文化是在企业成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并用来教育新成员的一套价值体系。沙因教授还提出了关于企业文化的发展、功能和变化以及构建企业文化的基本理论，他把组织文化划分成三种水平：（1）表面层，指组织的明显品质和物理特征（如建筑、文件、标语等可见特征）；（2）应然层，为于表层下面，主要指价值观；（3）突然层，位于最内部，是组织用以对付环境的实际方式。沙因提出的关于企业文化的概念和理论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爱德加・沙因也因此成为企业文化研究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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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外企业文化研究进展 篇二

从世界范围看, 占主导地位的企业文化, 一种是欧美型企业文化, 一种是日本型企业文化, 再一种是借鉴型企业文化。欧美型企业文化, 所表现的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日本型的企业文化, 追求“人和”、“至善”, “上下同欲者胜”的群体共同意识;以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企业为代表的借鉴型企业文化, 融汇吸收了东西方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的特点, 具有较强的“亲和性”。具体来看:

摩托罗拉的企业观念是精诚为本与公正, 其企业全球文化的战术基础是人本主义, 其核心战术是当地化以及本土化。作为全球话经营的大公司, 他们擅长完善处理多样性的文化, 了解外界文化内涵, 尊敬外界的文化, 遇到外界文化中比自己优秀的会借鉴吸收其精华。他们宣扬爱心文化, 提倡向社会付出爱心。以这个观念为基础, 用人本主义、人道、和平的观念经营跨国公司, 从而获得很大的成果。摩托罗拉的企业文化建设成为欧美型企业文化的典型。

松下公司的文化建设战术是日本企业文化建设的典型代表。在日本企业的文化建设中, 其突出的内容点主要是:健全的企业民主、企业哲学、集团思想、企业目标以及企业的声誉。松下公司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形成了“讲求生产效益, 重视生存的意义, 事事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哲学, 它的基本纲领是:公司应遵守产业人的本分, 鼓励进步, 促进社会生活的改善, 以及致力于世界文化的发展。公司的信条是:全员的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公司的发展与提高, 每个职工都应牢记为企业不断发展而献身。企业的目标是:以质量为生命, 共存共荣。松下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企业形象的树立、巩固和提高, 把他们从事的行业作为一种生活文化产业来经营, 使得松下公司独特的企业文化融入于广大消费者之中。

亚洲四小龙的企业文化战术是以借鉴型为企业文化设计的基础。在上世界八十年代,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发展迅速是国际市场上活跃的份子, 他们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准以及市场经济指标位居世界前茅。中外专家一致认为, 亚洲四小龙发展的精神支柱是儒家文化, 发展的技术支撑是西方管理文化。香港的企业文化发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特点, 借鉴发达国家的管理技术经验为动力, 例如义利两全、诚信经营、勤劳节约持家等这些儒家中华文化是促进香港企业迅速发展前进的因素。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企业文化中很在意维护和继承中华传统文化, 台湾企业奋力发展的企业文化动力同样是儒家文化。新加坡的国家思想就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韩国崛起的主要动力就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致富强国的意识。

从占主导地位的企业文化形态, 看到了它们的文化特质和功效, 看到了企业对它们的依存度和运用心计。再看看我们的企业是怎样建设企业文化的, 其建设现状如何呢?

在我国企业的现在文化建设中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是企业的领导层都是家族亲戚关系, 企业的领导层就不会制定规范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 都是以我是真理, 以我为中心的思想进行管制;第二中小型企业都是把商品的开发以及公司的利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无暇制定什么企业文化, 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第三那些著名的成功集团, 已经意识到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并且正努力向国际化靠拢。

从当前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来看, 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主要问题是:

(1) 认识不高。对于企业文化在宣传教育、启迪心智、凝聚人心、提升企业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功能认识不足, 缺乏建立先进的企业文化的主动性、自觉性。

(2) 形式主义。企业虽然在文化建设方面有规划、有目标, 但大都是装门面、摆样子, 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 忙起来不要。

(3) 在工作人员中得不到认可。提出的概念、思想过于空洞, 和实际情况不符合, 范围太广泛、不能得到全体人员的认可。

(4) 改革性不强。沿用老套守旧的政治思想模式, 没有新时代感觉, 曾现不出企业文化的内涵。

(5) 缺乏教导和鼓励。企业扩展企业文化建设得不到社会的共同认识, 更缺少有用的鼓励, 企业和企业之间也缺少经验交流和对比。

参照国外企业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 当前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真正的转变老旧的思想, 了解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的重要性。很大一部分企业只重视企业产品的质量销售、市场环境、资金运转等方面, 在想社会宣传时, 只着重介绍公司产品、购买的联系途径, 却完全忽视了工厂容貌的介绍、公司宗旨、经营方式、文化精神等企业内在的文化建设, 没有给社会市场展现企业的管理方式、经营情况以及企业的精神样貌的文化内容, 没有建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所以会对企业的销售业绩和声誉形成影响, 因此, 必须要改变企业家的传统思想, 提高作为领导层对企业文化的认识, 能够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二要清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遵循的规范。进行企业文化建设时首先要确定文化管理模式和战术管制, 两者的确定要结合起来, 建设的企业文化要以未来的发展前景为基础, 同时要能够展现出企业特点、文化以及公司形象相结合的原则、发扬领导核心的管理作用原则、反映广大工作者共同愿望为建设文化基础原则, 根据这些原则建建设企业文化指导企业文化, 解决企业内部在建设企业文化时出现的矛盾。

第三要合理的制定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容。在制定企业文化建设内容的时候要依据市场经济发展、综合企业自身发展任务和目标考虑所要采取的文化方式;本着继承和批判的态度, 参考吸取国外企业文化长处;走出一条符合自身企业的文化道路;重视培养企业观念。

第四建设企业文化的组织要专业化。不管企业的规模是大是小, 不管企业的经济实力是否雄厚, 建设企业文化的组织一定要专业化, 在建设企业文化的时候不管事情大小, 从里到外都要落实贯彻好。也可以和企研、企校想联合, 聘任研究机构或者高等院校的专业人士作为顾问协助一起把企业的文化建设做好。

第五以电子化为措施, 发展企业电子网络化建设。在市场经济日益电子化的现代, 每个企业都要成立自己的网站, 特别科技以及大型企业更要冲在最前面, 使用互联网这个平台作为工具, 推荐自己的企业, 详细介绍自己的企业, 尤其是企业文化精神, 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能够使更多的人全面了解你的企业。

3.国外企业文化研究进展 篇三

内容摘要：国外中国学将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研究领域拓展开来，其不局限于如汉学研究对中国古代典籍的专研，而是将着眼点放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及现实上。但是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与传播尚停留于浅层的单纯介绍，主力手段也多依赖于影视媒体。这造成国外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认识不够深入，甚至出现误读和偏见。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需要更多途径。

关键词：国外中国学 中国文化 对外传播 汉学

较之侧重于古典的“国外关于中国及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汉学“Sinology”，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研究的方向侧重于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研究①。从16世纪中叶西方汉学的初萌到19世纪初期汉学的系统成型，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大体集中在对其“哲学、宗教、艺术、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科目”②的了解与理解上，甚至时至今日汉学研究的重心仍未偏离这些领域。可喜的是，二战后国外学者逐渐将研究的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对古典的专研，而是着眼于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与现实。然而，这一领域的发展不能满足于单纯地由国外学者主导，国内学界一味介绍的现状。相反，国内学界应该积极主动地从国外中国学的视域下重新审视国外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分析，并且谨慎地思考中国文化对外的传播问题。

一.国外中国学对文化传播的启示

1.国外中国学对于外国了解中国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位列四大文明古国，拥有悠远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然而早期外国对中国的了解并非是直接和准确的，而是通过如古丝绸之路上的传说和《马可波罗游记》之类这种间接的、零散的、可靠性受质疑的资料获得的。这些传播方式和载体便是传统汉学研究的主战场。诚然，在向国外介绍中国及中国的历史传统方面，汉学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局限性也毋需避讳。为了达到全面地、系统地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化，国外中国学将研究的半径大大的扩展开来，将主导了几个世纪的单纯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源，解析等等拓展至“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社会生活、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的问题”。③其对于外国了解中国的积极意义在于，国外中国学是立足于今日中国现实，对当代中国各层面各领域清晰的诠释，而非向国外描绘那个他们幻想中的历史上的中国。

2.国外中国学存在误读，应该大力推进文化传播

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国外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不客观的，甚至是错误的。而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也是简单的，单一的，其中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便是传播的一类主力工具。西方银幕上的华人形象产生于该历史背景下的种族意识和偏见，早在默片时代，“华人在电影中构成的‘异国情调背后显然是一种落后、愚昧和腐朽的象征”④，“曹查理和傅满洲”⑤更是将华人形象扭曲得甚为错误和畸形。这之后的西方银幕上虽然逐渐了如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等正面的华人影视形象，但是不难看出这些华人面孔传播的信息除了影视作品中的形象之外又都看似巧合地将华人和中华功夫、武术联系到了一起。这些影视作品和演员在积极地、正面地宣传华人形象，中国形象方面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难看出他们所体现出的华人形象和中国形象却又是极为片面的。同时，另一个造成对外宣传欠缺的原因在于对中国文化宣传的年代选取多集中于中国古代，如文学作品译著多为“四大名著”之类未能展现今日中国的古代作品；出口海外的影视作品又多为以这些文学作品为蓝本，甚至于今年来出口海外的几部新影视作品仍是以古装片为主。即便是达到了正面宣传作用，但是这些影视作品也未能真实地反应当今中国真实的面貌，未能如实地投射中国国人真实得形象，未能确实的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究其原因，这些文学与影视作品皆为基于中国文化的文学与文艺再创造，而非真实的数据和语料。显然，为了避免这种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学的误读，有能力正确宣传中国学的载体不能单单是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

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新途径

1.通过出口以中国文化为蓝本的纪录片鼓励国外中国学研究

对中国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对中文的研究，而研究中文和中国学势必需要真实可靠的语料。正如中国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等等对国外文化的研究大多要依靠真实的语料和数据，国外学界对中国学的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需求。既然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存在种种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弊端，那么以真实性为底线的纪录片便自然而然的可被拿来作为研究中国学的可靠资源。因为“纪录片记录的是真人、真事、真时间、真环境，是非虚构的”⑥，所以其可作为如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研究得真实语料。再有，对于古代典籍的研究普遍只存文字和部分图片资料而无声音、影像资源可用，这不得不说是研究资源的缺失，然而纪录片可以在这方面给予研究者极大的补充。虽然目前以中国及其传统文化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数量上并不少，但是从质量和数量上看又是以海外公司拍摄的纪录片为主。我国国内的纪录片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做出努力，较为突出的例子是中央电视与英国的英国广播公司联合拍摄的纪录片《美丽中国》，其以中国自然生态为题材，真实呈现了中国的自然之美。该片在2009年第30届艾美奖新闻与纪录片大奖颁奖典礼上获得多项大奖，先后在全球50多个电视频道播出。此类的纪录片无疑为国外学者研究今日之中国及其文化提供了真实得语料。

2.通过推广新汉语水平考试（HSK）等鼓励国外中国学研究

在介绍、推广等方法的基础上，传播文化有时也需要更为有力度的手段。考试，尤其是语言类考试，这种一般被视为考核手段的活动实际上往往正是在发挥其强制推广文化传播、促进文化研究的功能。以中国学生学习英语为例，由于学习语言要以学习该语种的文化为基础和依托，几乎所有的英语考试中都会涉及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所以，在学习英语这种语言的同时，对这些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学习、甚至是研究就成了除语言文字之外学习者备考的必修功课。例如，托福考试为大学水平的英语使用及理解能力测试，已获得130多个国家、逾9，000所学院、组织及其他机构的认可。⑦该考试对考生语言文字的测试除了要求其具备必备的词汇、语法、读音等方面的能力，还在考试中大量渗透着对英语国家历史、地理、文化、文学等等方面的考察。例如，在托福听力测试中就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含有英语国家著名作家的文章，并且文章并没有对这些作家作特别的介绍，而是把他们当作学生理所应当了解并熟知的文学背景知识来考察。备考托福的中国学生，无论是否主动喜爱英美文学，都会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学作品及作家。再有，在听力考试的对话部分，经常会出现涉及美国大学校园生活及学习情况的话题，这些考题中同样不会对美国大学校园相关的信息进行详细阐述，而是将考生视为拥有同样背景知识的学生。因此，对于美国背景常识不了解的考生就会在考试中出于劣势，这也就间接地迫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必须了解美国的文化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常识。不难看出，语言考试在潜移默化之中正在发挥其强制性地传播文化的作用。在传播中国文化时，也可以借鉴这种方法。例如，可以在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中加强这方面的作用。“新HSK是一项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化考试，重点考查汉语非第一语言的考生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⑧经过对《新汉语水平考试HSK（一级）样卷》和《新汉语水平考试HSK（二级）样卷》的分析，笔者发现，全卷除了在《新汉语水平考试HSK（一级）样卷》第29题中出现过“茶”这个看似与中国背景文化知识有一定联系的信息之外，全卷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对背景文化知识做出任何要求和测试。相反，在试题中却频繁地出现英美人士的照片，这也许是更多考虑到贴近考生身份的因素。在这两份考卷中均未出现如托福考试中对与该语言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间接要求，而考察仅仅专注于语言文字本身，不得不说是对中国文化传播机会和资源的浪费。

三.结语

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已经将研究的半径延长，因为该研究势必积极地推动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传播。对该学科的研究有助于校正国外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片面认识，为世界呈现出当代中国的真实风貌。为了解决目前此领域面临的问题，一方面，通过出口以中国文化为蓝本的纪录片鼓励国外中国学研究。纪录片的特点保证了国外研究者可以得到来源于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真实语料和数据，为国外研究者提供了更加贴近真实中国的研究资源，希望可以促进对当代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进一步探究。另一方面，通过推广新汉语水平考试（HSK）等鼓励国外中国学研究。通过考试促进文化的传播和研究看似有悖常理，但是借鉴中国学生备考英语考试的效果，不难看出通过语言考试可以间接地提高对文化传播与推广的力度。希望新途径能够带来新发展。

参考文献

①（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2007中华书局）

②③（施雪华《国外中国学的历史、特点、问题与走向》2013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④⑤（李一鸣《银幕谎言：好莱坞电影中妖魔化的华人形象》《大众电影》1997年07期）

⑥薛蓓《从现代纪录片的新发展再谈真实再现在纪录片中的应用》《新闻知识》2011年12期

⑦http：//www.ets.org/zh/toefl/ibt/about/

⑧http：//www.chinesetest.cn/gosign.doid=1&lid=0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5CZW003）：国外中国学视域下的东北作家群研究

4.国外企业文化研究进展 篇四

——以可口可乐的中外广告为例分析

摘要：

中国原来本身的深厚文化底蕴谦虚内敛委婉含蓄的情感表达方式于外国直接明了的个性叙事方式有着不同，而在此文化背景的孕育下中外广告业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中国广告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群体的共性观念，强调整体，非常重视家庭与亲情；而西方广告则反映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和主体作用，重个性的张扬。中国广告语幅较长，注重解说词等声音造型，表意性强，往往通过营造一种美好的气氛使观众对其产品产生某种直觉或好感，讲究的是以情动人，比较侧重感性认识，而国外的广告通常比较客观，广告语精短，强调语言的精准，概括以及画面造型语言的推理和联想，因而理性的成分要偏多，整个广告多为一段有所寓意的画面作铺垫，最后给出画龙点睛般的广告语，明快了当。

本文讲通过研究，具体讨论中外饮料电视广告的文化倾向差异比较。研究首先分析中国电视广告有哪些特点，外国电视广告有哪些特点。接着讨论中西方电视广告的文化差异所存在的历史文化风格的差异，以及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的不同，在弘扬中国深厚文化，汲取其中最重要的精神内涵的同时，寻求中国广告饮料广告的新一轮诉求点，达到深刻细分市场，打开全球化局面，让企业的前景更美好的最有效的途径。

关键词 ： 文化倾向差异 温婉含蓄

直接明了

诉求情感

张扬个性

文献综述：（包括：国内外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进展情况、参考依据等）

中外广告的文化背景不同，发生和发展的时间也是不同，所以以形成文化表现，价值取向不同等的不同，在孙涛著的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广告创意的视觉表现》一书提到“视觉诗人”刚特·兰勃认为：广告的表现形式的变化，将某种社会事物浓缩成一种视觉符号、标记、代码，而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政治、经济、宗教或文化价值的东西，并以此来表现任何主体。这个观点，其实就是为突出广告的表现形式，都会以自己所处的地域和民族文化来凝聚成一种符号、标记、代码等表现主题，传达适合信息。观点中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广告的表现不同，文化背景有着重要的作用。

对广告的传播信息内容的的论断，还有赵惠霞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告美学》一书提到：广告创作和传播中的文化心理规律，指广告内容符号、消费者的文化心理，可以有效地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人们接受和喜爱。文化心理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这观点是突出在不同的地域、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群，要做与本土文化，心理习惯相符的广告表现形式。还有黄京华 谢俊著中南大学出版社的《广告调查与数据库应用》中丁俊杰在此书中强调：视野开阔，注重国际广告理念与本土广告文化的对接与融洽。观点是让我们要善于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技术，同时也要注意结合自身实际和特点，学会融合，去粗取精。因此，在这些理论的研究中，我们更注重去比较得出差异，然后总结，去粗取精，结合好我国的实际状况，找出更好的现实传播方法，以促进我国广告事业的发展。

研究现状：

在这个发达的数字信息时代，现代的商品广告所投放的媒体发生了变化，电视广告的出现，使得商品广告的投放媒介又有了新的选择。现如今，电视广告的发展已经相当迅速，当人们都在研究如何使在电视上投放广告能取得好的广告效果的时侯，人们却都没有太注意，从电视广告发展到今天，在中国和国外的电视广告中，不同品牌的广告和同一品牌在国内外的广告，风格上发生的变化都折射出的不同地区的文化倾向。而这些文化倾向的问题对于广告，对于经济有何意义？除了对外经贸大学的许峰在2007年的硕士论文《中日广告的文化差异》中提到研究中日的广告文化差异，对促进中国广告业，甚至是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以外。对文化倾向是怎样产生的，它们将会沿着怎么样的方向发展下去，文化的倾向对于我们如何做好广告等这些问题却没有多少人进行过具体的研究。难以找到文化倾向对广告的实质性意义的研究。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当今，虽然经济在追求全球化，文化也在不断交融使得差距减小，但多少这差距还是有的，在很多方面甚至很大。在中外饮料类广告其实就不仅存在发展的时间不同，更着重与中外社会生活习惯的不同，深深影响着中外广告的发展。所以，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中外饮料类电视广告的研究对比，通过广告的表现形式，价值取向，诉求重点，文化结合的方面，找出中外广告的差异。并通过与现实广告形式的发展，找出中外广告的优点和不足，再具体结合，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下传播的效果等，出发研究。最终得出我们在以后的广告事业中能获得另一些新的，且符合社会和行业发展的方法。借鉴中外广告文化的精华与内涵，寻求中国饮料电视广告的新诉求点，走向国际化，走的更好。

研究的方法：内容分析法、文献参考法

正文：

当今全球经济化发展的时代，世界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产生文化的倾入，文化的交融，文化的战争。可口可乐作为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广告采取的全球化投放，文化倾入与文化交融，产生的广告本土化战略，使得可口可乐在中国和在国外投放的广告都是不一样的。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的文化底蕴，文化背景的熏陶下，广告存在的空间也不一样，必然会产生相应于文化背景，被文化赋予某些特定地域文化气息的、精神内涵的广告文化。以下就以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和国外投放的广告为例分析中国广告和外国广告的不同特点：

中国可口可乐电视广告的特点：

1、强调整体，非常重视家庭与亲情

中国广告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群体的共性观念：强调整体，非常重视家庭与亲情；而西方广告则反映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强调个体的独立和主体作用，重个性的张扬。从美学的典型理论角度上看，强调个性化的典型观是由类型化的典型观发展而来，效果自然要胜于后者。不妨以可口可乐广告为例，国内的几乎所有可口可乐电视广告都具有极力渲染亲情，友情爱情，讲求一团和气的共性。如刘翔父子拍摄的可口可乐广告，广告中“新年第一瓶可口可乐，我一定要跟爸爸分享。”这句广告语尽显父子情深，大打亲情牌。而美国可口可乐的广告创意则颇具个性，如美国可口可乐打击百事可乐的广告，电视广告中，一个小男孩打开冰箱，发现可口可乐被放在了冰箱里面的最高处（暗示可口可乐至高无上），而百事可乐放在了可口可乐下面的一层（暗示百事可乐低可口可乐一等），于是小男孩就取下两瓶百事可乐放在地上，然后踩在两瓶百事可乐上面才拿到了可口可乐。这则电视广告极具讽刺意味，可口可乐独一无二的个性得到了张扬，完全以自我为中心，这在中国几乎没有这种类似的电视广告的，同种产品，何以可口可乐电视广告在中外的诉求差距会如此之大？其实这主要还是因为在中外大背景下的文化倾向差异所造成的。

2、语幅较长，注重解说词等声音造型，表意性强

中国电视广告语幅较长，注重解说词等声音造型，表意性强，往往通过营造一种美好的气氛使观众对其产品产生某种直觉或好感，讲究的是以情动人，比较侧重感性认识，这类广告的往往是充满温馨的一家几口围坐在餐桌前喝饮料啊，比如，刘翔父子可口可乐电视广告，短短40秒的广告中就出现了18秒的对话，父子之间的对话也在对消费者形成心理暗示，向消费者展现的是父子情深，该广告想达到一种以情动人的目的，不可否认这则广告确实为人们营造了一种美好的氛围，也为消费者选择可口可乐补充了另外一个理由——亲情。但是这样的电视广告放到国外就皆准了吗？不然，因为国外的电视广告通常比较客观，广告语精短，甚至都没有对话旁白，强调语言的精准，概括以及画面造型语言的推理和联想，因而理性的成分要偏多，整个广告多为一段有所寓意的画面作铺垫，最后给出画龙点睛般的广告语。我们再来看一则美国的可口可乐电视广告。广告中两个士兵在看守边界，两人面面相觑，他们都不能跨过那条边界线，当其中一个士兵被另外一个士兵的可口可乐吸引时，忍不住走向那条边界线，喝可口可乐那个士兵手中拿着一瓶可口可乐也走向了边界线，继续面面相觑，但是那个喝可口可乐的士兵突然扬起手中的刀，另外一个士兵还以为是要向他砍去，连忙拔剑反击，却只见那个士兵在那条边界线上动起了手脚，把那条边界线画了个拱形，弯向了自己那边，于是将手中那瓶可口可乐放在了那个拱形内，这样另外那个士兵就拿到了可口可乐。这则广告完全没有对话旁白，但是我们在看这则广告时还是会会心一笑，一点点冷幽默或许能更好的打动消费者，让人们在看广告时不会显得枯燥。

国外可口可乐电视广告的特点：

1、幽默，风趣和个性的张扬

电视广告的诸多类型中，幽默诉求广告是在国外最受欢迎的类型。有学者认为，幽默被惊人地用于众多领域，幽默是一把锋利的利器，广告商可以用它瞄准严格确定的人口群体和态度群体；又因它的普遍性，可以作为万金油，对每个人都讨巧。国际广告奖评委会经常奖励带有洗手间幽默感的广告，这一事实也助长了广告业内的一种看法——幽默是赢得眼球经济的途径。幽默在很多时候是共通共享的，比如，可口可乐一则庆祝系列片，在一间酒吧，一个青年正在看球赛，当看到进球时，他高兴的喝了口可口可乐准备拥向旁边的人拥抱欢庆时却发现旁边的人不是那些令人讨厌作呕的就是那些让人害怕的，如人妖打扮的金毛狮王、拿着电锯的、光着上身的、全身都是马峰的等等，但是他还是无奈的过去与他们拥抱庆祝了，虽然没有一点语言的对白，但是滑稽的表演，把可口可乐那种给人快乐、勇气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幽默形式的电视广告往往更能够吸引人们观看，同时，幽默的广告也最容易给人们灌输品牌意识。

2、广告创意，巧妙脱俗，打破常规

欧洲人说广告创意是“戴着枷锁起舞”，细细想来，此话一点不假，这也就犹如打仗，战术必须服从战略。创意人员拿到任务后，理应首先制定广告策略，然后在策略的引导下，设计出广告的具体表现手法，也即“戴枷锁而舞”。

国外的广告人常常打破常规思维，创造出一种出人意料的广告语言。如可口可乐的中国电视广告，通常以亲友聚会和过年过节大家一起喝为主，缺少新鲜感与创意，而国外的则颇具创意，如国外可口可乐身材比拼篇电视广告中，几个小青年正在目不转睛的看着眼前的女孩，似乎觉得那个女孩的身材正犹如他们手中可口可乐玻璃瓶那么纤细完美有曲线，但是当那个女孩与屋内走来的妇女拥抱时，小青年们满脸不屑，只见那妇女的身材犹如水桶，小青年就拿出了可口可乐的大瓶装朝那妇女比划，还真相符。这则广告创意大胆，打破常规，又具有一丝诙谐之意，言外之意还道出了可口可乐的不同包装。

从可口可乐中外电视广告特点中分析中西方电视广告的文化倾向差异，得出几点不同：

⑴历史文化的不同

中国的广告伴随着中国的文化而生，伴随着中国文化的成长而不断发展壮大，广告自古就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早期的富含文化韵味的广告楹联到现代的以亲情和爱情为创意主体的各类广告无不打上鲜明的文化烙印。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自古就有个人英雄主义情结，崇尚自由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的土壤中孕育的西方广告必然和儒教文化下生成的中国广告有本质的区别。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集体主义观念在国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等等，类似这样的思想也反映在广告之中。而西方，自古就崇尚英雄主义，强调个体的独立和主体作用，重视个性的张扬。在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有很多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但是它所塑造的神并不重视亲情，尤其是现代的美国，极其崇尚个性、追求自由。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广告的创意也突出一种个性、宣扬英雄主义的情结。

⑵思维方式的不同

中国的广告无论在内容的诉求上还是表现的方式上多中规中矩，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广告文化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的，而且一种文化对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的影响有时候是潜移默化的，个人想摆脱也很难摆脱的，所以现代的广告不可避免的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当然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它都具有继承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有流变性，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民族文化的稳定性也会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也许只有更具有开放性才能在世界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也许只有吸收本国文化的最新优秀成果和国外的先进思想才能把中国的广告带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西方的广告表现更为灵活、自由，很少受固定的条框所束缚，这尤以美国的表现更为明显。首先，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民族众多，而且有很多是杂居在一起的，这种文化的交融性有利于各个民族取长补短，同时在文化的交流碰撞之中也更容易产生思想的火花，文化底蕴不深厚也使它很少受传统文化所羁绊。当然，并不是说传统文化不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值得吸收的东西，关键是我们要谈判的吸收，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次，它是一个极力鼓吹“自由”“民主"的国家，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种文化中成长的一代更容易接受先进的思想，而且思维方式也更为活跃。最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广告更多采用幽默的方式来表达，这也许和他们的民族性格有关。

⑶表达方式的不同

中国文化习惯于含蓄而委婉的表达方式，善于营造写意氛围。表现在广告中是先做好渲染铺垫，逐步引向主题，最后在高潮中含蓄地升华出中心。雕牌洗衣粉广告通过描绘母亲下岗后四处找工作渲染出一种生活艰辛的场景，母亲回家看到孩子的字条“妈妈，我能帮您干活了”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直到此时才打出产品的名称“雕牌洗衣粉”。广告中把感情因素注入到产品中，让人们记住了充满人情味的“雕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直线式的，他们表达感情的方式通常也是非常直率的。如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广告。一天晚上，一对老夫妇正在用餐，电话铃响，老妇人去另一个房间接电话。回来后，老先生问:“谁的电话?”老妇人回答:“女儿打来的，说她爱我们。”两人顿时相对无言，激动不已。这时出现旁白:“用电话传递你的爱吧!”

西方人这种直接表达感情的方式与中国人含蓄间接的文化特质有着明显不同。尽管中国广告人在国际上提高了知名度，但要彻底改造观念落后的本土广告形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结论：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存在的，产生的劝服效果也有明显的不同。中国广告的水平还处于比较低的阶段，或者可以说是还存在自身的一定的局限性，中国电视广告要发展，就要走自强之路，必须将中国社会的自身特点和西方世界先进的创意与监管经验相结合。中国虽然不存在一个与西方情况相类似的市民社会，不存在由资产阶级催生出的一个公共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电视广告创作与监管经验不值得借鉴。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但至少在许多细节方面，思路方面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中国电视广告的发展的方向：

在当前形势下，中国企业应该利用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要素来提高自己的对外广告传播效果。

⒈树立正确的跨文化传播理念

首先认识中西文化间差异：核心是中国企业应该时刻反思自己的文化视角，避免无意识地用自己文化的种种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对方的行为，并根据这些文化差异采取应对策略。其次，迎合当地的价值观念：许多外国品牌在进行跨文化广告传播时都注重使自己的广告做到本土化。可口可乐的广告，在美国广告是突出个人的自我享受和愉悦之情，而到了中国却是完全中国化，充分展示 “独乐乐，不如与人同乐”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国营销时，应该学习西方公司的这种本土化精神。再次，尊重当地的语言习惯：跨文化广告传播最明显的障碍就是语言文字隔亥，选用恰当的词语才能在目标区域有效地传播信息。

⒉努力挖掘文化间的共性

任何文化存在差异的同时也会体现出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在我们进行跨文化广告传播时可以加以利用。比如爱、勇敢、勤劳等几乎为所有文化所推崇，归属、依赖、恐惧等也是人类共有的常见情绪。如何利用文化的共性，在不同的文化市场使用相同或相似广告创意以减少营销的成本，也是中国企业进行跨文化广告传播时应该积极寻找的方向。M&M巧克力糖果广告也是一个成功利用文化共性进行宣传的案例。几十年来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溶在口，不溶在手”这句广告语从来都是效果极佳，几乎没有文化背景的障碍。究其原因，是这广告抓住人们都怕弄脏手的心理弱点以及运用对比强调了巧克力的口感，这是大多数文化都能欣然接受的。

⒊采用文化优势融合原则

融合两种文化优势的原则在跨文化广告中同样很重要。美国通俗文化，风行世界，麦当劳快餐店广告总是携着美国文化遍布全球，但麦当劳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菜单，在法国配有香槟，在英国配有威士忌，在德国有啤酒，在中国配有红茶。运用民族特色来宣扬产品，能形成独特的广告风格，这与世界化不是冲突的。法国香水、时装广告如不以其浪漫国度特色为卖点，肯定黯然失色。一个国家、民族独特的气质，精神传统、美学观念以及特有的文字，图案色彩，都能构成跨文化广告的鲜明个性，融合在广告创作中，选择目标国易理解的方式表现出来，往往是避免其淹没在大量广告信息中的高招。

参考文献：

《广告创意的视觉表现》 清华大学出版社 孙涛 著 2010年出版

《广告美学》 赵惠霞 著 人民出版社

《广告调查与数据库运用》中南大学出版社

黄京华 谢俊 等著

《广告社会学》刘泓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年8月

《广告调查》 舒咏平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媒体中国》 刘勇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 李良荣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新闻学概论》 李良荣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孙旭培 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

《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陈力丹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1999年版

5.国外企业文化研究进展 篇五

近年来,文化创意园区这一载体在世界各地发展的有声有色。我们在考量与反思广州创意文化园区的同时,也应该让我们的目光跳出广州,用更宽阔的视野,抱着真诚学习的心态,去了解国外文化创意园区的发展模式以及他们的成功之道,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创意产业园区作为一种产业集聚的形式最早兴起于欧美国家。按园区形成方式和核心竞争力的划分,可以将欧美发达国家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分为“艺术联姻商业”的模式、政府引导为核心的模式、“文化底蕴助推创意区”的模式、产业链为核心的模式和科技为核心的模式五种模式。

美国纽约SOHO区:“艺术联姻商业”的模式

作为全球最大的文化创意产品生产国,美国文化创意产业是对经济增长拉动最大的产业门类,也是全美出口份额最大的产业,其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版权制度的保护。

纽约SOHO(苏荷)区是美国最知名的创意园区之一,它曾是一个被废弃的地下工厂,因有大量闲置房屋且租金极其低廉,被一些从欧洲移居纽约的艺术家看中,发展成一个艺术家聚集区。20世纪50年代,为促进园区发展,纽约市政府出台法规,规定非艺术家不得进驻。全盛时期,面积不足纽约市区1%的SOHO区内,居住全纽约30%以上的艺术家。如今,SOHO区成为一个集商业与艺术于一体的完善社区。由于商业化的侵蚀,苏荷区的房价飞涨,生活成本飞涨。苏荷区画廊林立而豪华,艺术市场多被画廊老板所垄断。自由的前卫艺术家已成为一代元老,新一代的艺术家认为苏荷“堕落”了,商业气氛已从根本上取代了艺术气氛。

纽约依靠自身的国内外地位和综合实力,很自然地成为人才高地,各类人才的大量汇聚又激发城市建构创意资本的能力,进而为其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打下基础。

同时,纽约开放多元的城市文化能够创造大量机会释放不同群体的创意,因而可以引致文化创意人才的聚集,并为其提供激发创意的永久动力,推动创意产业园区不断发展。纽约是著名的移民城市,自由、宽容、生活方式多元化,对艺术家产生了致命的吸引力。艺术家在苏荷区集聚之后,这种开放多元的城市文化又进一步促进园区的创造活力,造就了如今时尚、个性、前卫,集艺术、时尚、购物、休闲于一体的都市休闲创意产业园区苏荷。

苏荷区所在的曼哈顿岛是世界金融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雄厚的经济实力促进了创意园区的发育,园区的欣欣向荣又反过来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城市与园区的循环互动成为此类园区的重要生命体征。

英国伦敦西区:政府引导为核心的模式 英国伦敦西区是世界两大戏剧中心之一,聚集了49家剧院,平均每晚约3万人前来观演,经济连锁效益显著。英国政府鼓励创新剧作向商业化发展,很多剧目往往在国家资助剧院首演,成功后再转入商业剧院续演。有些经典剧目在一些固定剧院连演几十年,成为西区的经典和象征。

据伦敦剧院协会统计,仅2007年,伦敦西区就上演了268部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作,共演出1.7万场次。中国舞台剧《功夫传奇》就曾在伦敦大剧院连演28场。开放创新的艺术思维使西区舞台上充满了话剧、歌剧、喜剧、悬念剧、音乐剧、舞台剧、芭蕾舞、现代舞等来自不同国家与地区、各种形式与风格的表演。正是这种不断创新的艺术活力,才使得西区魅力经久不衰。

伦敦西区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和社会的热情支持。据伦敦剧院协会统计,2007年西区演出各类剧目331部,吸引观众约1363万人次,创20多年来新高,比2006年增加10%约125万人次,全年票房收入高达约4.7亿英镑。在收益的背后,英格兰艺术委员会(Arts Council England)、伦敦发展机构(the 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英国文化媒体体育部(DCMS)、剧院托拉斯(The Theatres Trust)等一批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对西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政策、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伦敦剧院协会也将募集资金作为其重要任务之一。

直接或通过半官方机构与民间机构,以项目的形式资助园区内的文化艺术创作,是欧美政府对此类园区最常见的支持方式。英国和加拿大的“一臂之距”(Arms’Length Principle)文化管理模式在这方面已经非常成熟。所谓“一臂之距”模式,是指政府不直接干预文化产业各公司和组织的运行,而是通过建立不属于官方的中间组织,由一些中立的艺术或文化事业方面的专家为政府提供指导意见并负责文化经费的具体划拨,其监管主要依靠各种行业委员会和完善的法律体系。这种文化管理模式有助于保证创意产业园区的自主性,保持文化的延续性。

法国巴黎左岸艺术区:“文化底蕴助推创意区”的模式

“左岸”,最早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区域而已,它指的是塞纳河左岸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构成的,一个集中了咖啡馆、书店、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的文化圣地。

到过巴黎的人都说巴黎的世俗与文化是隔河相望的。缓缓前进塞纳河的两边,右边是银行家,左边是艺术家。人们诙谐地称“右岸用钱,左岸用脑”。在左岸,一不留神你就会坐在海明威坐过的椅子上、萨特写作的灯下,或靠在毕加索发过呆的窗口旁。塞纳河左岸可以说是一处强力体现巴黎艺术生命,使巴黎人引以为豪的地方。直至今日,它那辉煌的历史,艺术的声名仍然使它立于众多巴黎艺术之地的重心位置。塞纳左岸还是巴黎建市之初的见证人,它的腹地集中了巴黎城创建初期的历史遗迹。

以文化为核心的创意产业园区文化艺术氛围比较浓厚,其文化底蕴和艺术特色是促使创意工作者入驻的主要原因,也是吸引游客参观、引发交易行为并推动园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左岸的出名不仅是因为它的历史悠久,还因为这里的整体文化氛围。这里最特别的地方是遍布着不计其数但各具特色的咖啡馆、酒吧和啤酒馆。如果说塞纳左岸的这片区域在巴黎人眼中是非常值得永远保存着它的原貌的地方,并不只是因为这里有一些历史遗迹,最主要的是左岸保留下来的是它无形的艺术声望。无数的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如海明威、毕加索、魏尔伦等都曾经常出入于这里的咖啡馆和啤酒馆中,与朋友相聚或寻找灵感。

美国好莱坞影视制作基地:产业链为核心的模式

好莱坞(Hollywood)位于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郊外,这是依山傍水,景色宜人的地方。最先是有摄影师寻找外景地所发现的,大约在20世纪初,这里便吸引了许多拍摄者,而后一些是为了逃避专利公司控制的小公司和独立制片商们纷纷涌来,逐渐形成了一个电影中心。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好莱坞电影城迅速兴起,恰恰适应了美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的需要,电影则进一步纳入经济机制,成为谋取利润的一部分。如今好莱坞也无形成了为美国电影的代名词。

随着当地发达的娱乐工业,不过电影制片厂分布的范围早已不局限在好莱坞一隅,好莱坞与其周边的城市共同构成了美国影视工业的中心地区,形成了发达的电影业产业链。随着米高梅、派拉蒙、20世纪福克斯等七大影业公司的相继落户,这些企业相互合作、紧密关联,相互构成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今天庞大的好莱坞影视制作基地。

这些核心企业资金雄厚、人才密集、经验丰富,而且品牌价值较高,它们主导着园区的发展方向。各个企业和机构配置合理、相互依赖,充分发挥各自的角色优势,不仅增强企业整合外部资源的动力,也为企业创造和积累了内部资源。

创意产业链条主要包括内容创意、加工生产、市场营销三个环节,每个环节又涉及若干服务商。今天好莱坞呈现出了这样一种局面:以文化创意产品的制造企业为核心,信息咨询机构服务于内容创意,后期制作、设备供应商服务于加工生产,中介机构、经纪公司服务于市场营销,更有政府、行业协会、民间组织提供综合性服务和必要的支持。

加拿大BC省动画产业园区:科技为核心的模式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简称“BC省”)位于加拿大西部,是北美通向亚太地区的重要门户。BC省的温哥华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一直是北美影视拍摄和制作的重要基地,被列为北美三大影视制作中心之一(另两个中心分别是纽约和洛杉矶)。除传统的影视拍摄及后期制作外,BC省近年来也致力于发展动画及相关产业,目前其动画制作水平、规模及发展速度引人注目,已成为北美动画产业的中心。

2003年,BC省动画产业收入达6.68亿加元,省内共有12所动画电脑学校、60多家动画制作公司。初期,BC省动画产业只为美国提供代加工服务,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原创作品越来越多,也因此分享到更丰厚的市场利润。园区另一种模式为本土制片,投资及制作的所有权均属BC本地动画公司所有,目前这块总收入占BC省游戏动画总收入75%。

文化创意企业看重所在区域重点大学的科研优势,首先在大学附近聚集,或与其合作孵化,依托那里的教授、专家、优秀学生等人才力量开始从事文化创意活动。在这些活动产生效益以后,大批类似或相关企业紧随其后进驻该地区,慢慢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创意产业园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正是BC省动画产业园区发展的最初支撑点。

技术的显著特点是具有溢出效应。在科技发达、信息畅通的今天,任何一家企业使用了新技术后,其他企业都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而快速掌握这种技术,并应用于自己的产品中。这种现象在文化创意产业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6.国外家族企业靠什么成功 篇六

首先看“使命感” 关键是“接班人”

曾经一度被认为形式保守、体制落后、难以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家族企业，近些年来忽然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浓厚兴趣，很多知名大学先后设立专门的工作室，对其方方面面进行解构和研究。让人吃惊的是，种种研究表明，大型家族企业近年来在出乎意料地发展、壮大。从综合数据来看，在各个主要股市中，家族企业的表现要明显好于那些没有血脉传递关系的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家族企业正在经历一场“温和的变革”，呈现给世人一副“新面孔”。

表现往往优于对手

从全球来看，虽然政治上早已不盛行“家天下”，但经济上“家天下”的情况仍比比皆是。在很多国家，家族企业几乎占据了所有企业的半壁江山，且主要以中小企业为主。据美国季刊《家族企业》杂志的统计，美国家族企业的比例达到54.5%，英国为76%，澳大利亚是75%，西班牙是71%，意大利和瑞典甚至超过了 90％。在亚洲许多经济体中，家族企业更是成为了企业的主要形式。

不仅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家族企业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据美国《商业周刊》一次调查显示，在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当中，有177家属于家族企业，而《财富》杂志500强中37%的企业是家族企业。沃尔玛、福特、洛克菲勒、宝马、索尼、丰田、三星、现代等，每一个名字都举足轻重。

经过多年风风雨雨，大部分大型的家族企业都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按10年平均值计算，美国家族企业的股票投资回报率为15.6%，而非家族企业的股票投资回报率则只有11.2%；在资产回报率、年度收入增幅两项重要指标当中，家族企业分别达到了5.4%和23.4%，非家族企业则为4.1%和10.8%。欧洲的情况也类似，家族企业的发展指数要远高于非家族企业。以德国企业为例，家族企业在过去10年里增长了206%，而非家族企业只上升了47%。

“我爱我家”是成功的首要因素

是什么原因使家族企业出乎意料地发展与壮大呢？世界著名的汤普森金融咨询公司经过调查分析认为，“我爱我家”的信念是家族企业成功的最主要因素，也是使家族企业表现好于非家族企业的关键原因，这种信念体现在家族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

维护家族团结和财富的共同愿望是家族企业能“同仇敌忾”、齐心协力的推动力。这种共同愿望是一般企业没有的东西。事实证明，在那些家族成员占有董事会和管理层席位的公司中，即使出现严重分歧也能迅速达成共识。沃尔玛董事会成员约翰·沃顿说过，“沃尔玛对于其家族而言，与其说是财富，还不如说是一种信任或是每名家族成员都将对其负责的遗产”。这种使命感和责任心是保证家族企业历久弥坚的内在因素之一。

因为多数家族企业领导人都是企业名副其实的“主人”，且希望将企业交给子女继承，因此他们会集中精力推动长期战略，而不是像职业经理人那样更关注下一个季度的业绩。有人曾描述家族企业是“小气鬼”，因为在短期内他们很少会向股民派发红利，也很少向其他产业扩张。但事实是，家族企业把资金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企业主流业务的发展，这方面的数字往往比那些非家族企业高出很多。例如控制德国宝马汽车公司的匡特家族，在上世纪90年代，始终坚持在企业行业的主流方向发展，而与此同时，另一家公司戴姆勒克莱斯勒则进入了国防和航空领域。最后的结果就是宝马公司十几年来依然是高档轿车的龙头企业，而戴姆勒克莱斯勒却几次陷入了被收购的命运。

富不过三代？

家族企业也有自己的独特难题，就像葡萄牙谚语“富裕农民、贵族儿子、穷孙子”说的那样，全球家族企业普遍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富不过三代”。

《胡润百富》杂志去年曾发布一个“胡润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榜”，全球100家家族企业荣登榜单，第一名是著名的日本大阪寺庙建筑企业金刚组，传到第40代，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100家长寿企业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日本，最后一名也有超过225年的历史。但是在全球数以万计的家族企业中，这种能传承百年的只是凤毛麟角。尤其对那些在家族企业中占绝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来说，在这一问题上比大型家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危机。据美国一所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显示，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下一代，88%未能传到第3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4代及之后还在经营。麦肯锡咨询公司研究结论是：家族企业中只有15%能延续三代以上，很多小企业都只如昙花一现。

一般情况下，在选“接班人”问题上，家族企业总是把有希望的“苗子”先送到最好的经济管理学院进修，再“发配”到基层去锤炼几年，这样经过长期的优中选优，很多家族继承人的经营头脑就相当精明。但是，一旦接班人条件不理想，欧美国家和亚洲国家在传承问题上拥有的截然不同的理念和解决方法就会显现出来。

欧美家族企业决不会因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而过于强调对企业的日常管理权。如果“接班人”不适合接管企业，他们也会选择那些职业经理人来进行企业管理，或者采取“托孤”的办法，建立一个由律师、银行家及职业经理人组成的团队协助继承人管理企业。

然而在亚洲，很多国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更注重血缘和亲缘的联系，董事会的主要交椅被家族内部的成员占领着，从父亲传位给儿子或女儿，而不是家族之外的职业经理人。企业所得利润也会被用来设立兄弟姊妹公司，以分配家族产业给不同的子女，而不是分给股东群。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洲家族企业的管理层结构更像一本盘根错节的家谱，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现象尤其严重的原因。

就像《胡润百富》榜所显示的那样，日本家族企业可以说是亚洲的“异类”，很少因传承问题被诟病，寿命也长得多。美籍日裔学者福山认为，这是因为日本家族成员的联系相对脆弱，责任和义务并不强，家庭中的各个角色并不一定要由有血缘关系的人来担当。“宁愿把继承权传给外人，也不传给能力低的亲生儿子”，这在日本很普遍。当然，这里所说的“外人”并不算绝对的“外人”，因为家族掌权者通常会将这个人收为“养子”。所以在日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家族企业中“养父”比“养子”的年龄还小得多。此外，与中国的“诸子均分”相比，日本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这也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企业在创业者过世后被儿女瓜分的命运，保证了企业规模的持续增长。

家族企业自身有“痼疾”

除了最重要的“接班”问题，家族企业本身还存在其他一些“痼疾”。

首先是家族企业很难走出财产权与经营权不分的漩涡。企业规模小的时候，维持家族经营模式显然更具效率，但企业一旦做大，最初起到积极作用的家族成员往往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形成干扰因素，而“家长式”的管理也使企业的决策越来越缺乏科学性，又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像最近接连出事的韩国现代、日本三洋、不二家等，都和这些原因不无关系。而像松下家族、本田家族、索尼的盛田家族等等都基本上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完成了从家族经营向职业经理人经营的转变。这也是当今世界大家族企业普遍采取的一种方法，开始引进现代管理制度，包括成立相互独立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组织体系，使三者相互联系又相互牵制等。

第二个困扰家族企业的问题是资本获取渠道比较狭窄。家族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家族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家族内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或邀请和家族保持多年友谊的朋友入股。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家族企业的发展。因此现代家族企业发展出很多融资渠道，例如金融体系信贷、外来经营投资以及上市融资等。在欧洲，还有很多小型家族企业组成类似于联盟的组织，在资金运转方面互相扶持。

美国《新闻周刊》曾描述过最成功的家族企业形式，认为应当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上市发行股票，按时公布财务报表；二是家族掌控大部分股权，要么由自己亲自抓经营，要么雇用职业经理人打理一切。《新闻周刊》的文章分析说，这样做不但将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放到证券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督之下，而且家族和企业之间的距离最为恰当。而汤普森列出了10个经营状况最好的欧洲家族企业，几乎都是上面两种状态的混合物。

7.企业创新障碍国外研究文献述评 篇七

1 创新障碍的识别与分类

创新障碍的识别与分类是指研究者对特定区域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或利用官方调查结果, 通过问卷反馈的信息, 了解中小企业在创新全过程面临哪些障碍。并根据各障碍相关性进行分类, 对各障碍的重要性或普遍性进行评价。Hadjimanolis ( 2003) [2]指出, 存在许多障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因素, 对这些因素的识别与分类是创新障碍相关研究的基础。因为只有正确识别了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障碍, 才能发现消除障碍甚至将障碍转换为有利条件的途径。

1. 1《奥斯陆手册》 中的创新障碍

为指导和规范成员国进行创新数据的采集和分析, OECD与欧洲统计局合作于与1992年出版了《奥斯陆手册》 (Oslo Manual) 第一版, 提出了关于创新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以及调查数据收集和解释的指导原则。随着创新理论的发展以及技术创新调查实践的不深入, 经修订的奥斯陆手册第二版和第三版分别于1996年、2005年出版。在奥斯陆手册的指导下, OECD国家从1994年开始, 每两年进行一轮社会创新调查 (CIS, 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 , 随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东欧、南亚一些国家也开展了类似调查。CIS提供的大量调查数据为学者们对企业创新进行实证研究创造了条件, 这些调查数据已成为测度、研究企业创新活动的主要依据。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 国外关于企业层面的创新研究, 包括创新障碍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

在三个版本的奥斯陆手册, 都有专门一节讨论企业创新障碍问题。手册指出创新障碍可能是当初公司无法开始创新的理由, 也可能是导致创新无法达到预期成果的原因。1996年出版的手册第二版将创新障碍分为经济因素、企业因素和其他因素[3]。2005年出版的手册第三版进一步细化, 将创新障碍分为成本因素、知识因素、市场因素、制度因素和其他因素五类。成本因素包括:察觉到风险过高, 成本太高, 缺乏内部资金, 缺乏外部资金 (风险投资基金、公共资金资源) 。知识因素包括:创新的潜在条件 (研发、设计) 不够、缺乏技术人才 (内部与外部) , 缺乏技术信息, 外部服务不足, 难以发现合适的合作者 (技术、产品开发及市场合作伙伴) , 企业的组织刚性 (员工对变化的态度、管理者对变化的态度、企业的管理结构) , 没有能力组织创新团队。市场因素包括:创新产品或服务的市场需求不明晰, 市场被在位企业占领。制度因素包括:缺乏基础设施, 财产权太弱, 法令、规范、规定、标准等障碍。其他因素为:之前已有创新所以现在不需要创新, 没有需求所以无需创新[4]。

从奥斯陆手册关于创新障碍的分类及具体内容来看, 其思路是按照创新要素来进行分类的。即创新活动需要这些要素投入或支持, 但企业无法获得相应要素, 从而构成了对创新活动的障碍。与第二版比较, 奥斯陆手册第三版中分别将市场因素和制度因素单列为一大类, 强调了市场机制在激励或抑制企业创新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 以及合理的法律法规和创新政策设计的必要性。由于之后关于企业创新障碍的实证研究较多使用了CIS数据, 而CIS中关于企业创新障碍相关题项的设计基本参照了奥斯陆手册的内容。因此不少学者直接接受了奥斯陆手册关于创新障碍的划分方法, 如Lim (2007) [5]对马来西亚制造业的研究, Blasco等 (2008) 对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研究[6], Kubiak和P·czkowski (2011) [1]对波兰的研究, Galia等 (2012) [7]对法国和意大利企业的比较研究等。另有一些文献也遵循了按要素分类的思路, 但具体的分类情况有些差异。Baldwin和Lin (2002) [8]研究了加拿大制造企业在引用先进技术时遇到的问题, 作者将阻碍技术应用的因素归为五类:成本相关类、制度相关类、劳动力相关类、组织相关类和信息相关类。Comtesse等 (2002) [9]发现瑞士企业创新时面临文化层面、教育层面、政策层面的障碍。文化层面障碍有:风险规避意识, 易于满足, 对创新的价值认识不够, 地方主义和自我封闭;教育层面有:创新教育薄弱, 人力资源有限, 功能模块缺失, 缺乏企业家精神;政策层面有:资金筹措困难, 法律障碍, 政策缺乏远见, 基础设施和智力资本没有被充分利用。Freel (2000) [10]在对英格兰的西米德兰地区的研究中, 将创新障碍分为四大类:资金、管理与市场、技术劳动和信息。Demirbas (2011) [11]在研究197家土耳其企业时, 将创新障碍分为正式障碍、非正式障碍、环境障碍和技术障碍。

1. 2 内部障碍与外部障碍

另有很多作者按照创新障碍产生的内外部来源将创新障碍分为外部 (外生) 障碍和内部 (内生) 障碍。

Piatier是最早对中小企业创新障碍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在对欧共体八个国家企业创新障碍的研究中, Piatier (1984) [12]将企业创新障碍分为外部 (外生) 障碍和内部 (内生) 障碍。外部障碍包括供给障碍 (企业难以获得相关技术信息、原材料和金融支持) 、需求障碍 (顾客需求、创新风险、国内外市场限制) 和环境障碍 (政府管制、反垄断政策和政策行为) ;内部障碍包括创新资源障碍 (创新资金短缺、技术人员不足、创新管理时间不足) 、企业文化障碍 (管理人员对风险态度、内部员工的反对) 。研究同时发现在欧共体国家, 排在前五位的外部障碍依次为:创新容易被抄袭、政府官僚行为、缺乏政府支持、缺乏熟练劳动力、银行信贷政策。Hadjimanolis (1999) [13]通过对塞浦路斯中小企业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 发现塞浦路斯中小企业面临的五项主要外部障碍依次为:创新容易被抄袭、缺乏政府支持、缺乏中试检测机构、缺乏技术人才、缺乏金融支持。五项主要内部障碍依次为:没有足够的时间 (精力不够) 、设计检测等设施缺乏、创新资金缺乏、创新周期太长、缺乏创新经验。Madrid-Guijarro (2009) [14]通过与西班牙穆尔西亚地区294位中小企业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 将中小企业面临的障碍分为外部障碍 (共6项, 分别为:缺乏政府支持、经济波动、缺乏市场信息、区域创新基础设施薄弱、缺乏技术信息、没有合适的创新合作伙伴) 和内部障碍 (共9项, 分别为:高成本、创新成本难以控制、风险太高、缺乏创新人才、融资难、人才流失、缺乏内部员工培训、员工抵制和管理人员的抵制) 。

1. 3 抑制障碍和显性障碍

虽然奥斯陆手册指出创新障碍可能是当初公司无法开始创新的理由, 也可能是导致创新无法达到如期成果的原因, 但手册并没有从这个角度将其列出的主要障碍进行划分。同时CIS问卷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科学的题项设计。因而导致CIS调查中出现这样的结果: 创新活动越多的企业, 报告的创新障碍越多。事实上, 这也导致之后的许多实证研究出现一些困惑: 创新障碍对企业创新有积极影响。这样就不利于创新障碍运动规律的发现, 不能不说是奥斯陆手册以及CIS调查的一个缺憾。

D·Este等 (2012) [15]认为有必要将创新障碍区分为显性障碍 (Revealed barriers) 和抑制性障碍 (deterring barriers) 。显性障碍是指企业在实施创新活动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这类障碍可能会延缓企业创新活动的进展和降低创新活动的效果, 但并不会阻碍企业实施创新活动。而是如Galia和Legros (2004) [16]所说:“有些问题只有在企业实施创新活动之后才会遇到, 越是创新型企业, 遇到这类问题越多”。或者如Baldwin和Lin (2002) [8]解释的那样:通过调研获得的有关创新障碍的信息不应该被看作是阻碍企业创新的原因, 他们更多的是描述了创新者在创新过程中面临和需要解决的困难。因此, D·Este认为基于创新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多是在研究显性障碍。抑制性障碍则是指导致企业不愿实施创新活动的原因, 如大企业由于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而不愿做出改变, 小企业由于资源限制或市场结构等原因而无力或无心开展创新。D’Este认为要想发现此类障碍, 必须界定没有采取创新活动的潜在创新者并开展深入的案例研究, 而对此研究多是创新管理和产业组织领域的内容。

由于对创新障碍的识别是研究深入的前提, 因此相关文献较多。部分研究成果见表1。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 决定创新障碍的因素

中小企业创新障碍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发现导致创新障碍原油, 即哪些因素与创新障碍的存在相关。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企业特征以及企业创新类型与企业感知到的创新障碍之间的关系。

Baldwin和Lin (2002) 通过对加拿大制造业的研究发现:面临激烈竞争的企业和新建立的企业通常遇到成本相关的障碍;创新型企业和新建立企业通常面临制度相关障碍;创新型企业、新建立企业和正经历高速增长的企业通常面临劳动类障碍;老企业和集团企业主要面临组织类障碍;创新型企业、年轻企业和加拿大本土企业通常面临信息类障碍。Blasco等 (2008) [6]对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研究发现:创新企业比不创新的企业更倾向于感知到创新障碍的存在, 在成本障碍和知识障碍方面尤为明显。小企业比大企业往往感知到更多的创新障碍, 尤其是在缺乏内部资金和创新成本太高方面。总体来看, 小企业和创新企业更容易发现创新障碍。Iammarino等 (2009) [17]研究了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不同区域分布的企业在感知创新障碍时的区别。发现跨国公司比本土企业较少感知到创新障碍;区域分布因素只对本土企业的创新障碍有影响, 意大利北部地区的本土企业较少感知到障碍。同时发现创新强度与创新障碍的感知正相关, 但这种相关性对跨国公司的作用明显小于本土企业。Hlzl and Janger (2012) [18]对欧洲18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对创新有兴趣的非创新者比对创新有兴趣的的非创新者更可能感知到创新障碍。从国别的因素来看, 接近技术前沿国家的企业认为与熟练劳动、创新伙伴、知识等相关因素是主要的创新障碍, 而离技术前沿较远国家的企业则认为无法获取外部资金是更重要的障碍。Galia等 (2012) [7]在对法国与意大利企业的比较研究中, 系统分析了多个变量与创新障碍感知之间的关系。通过多变量Probit回归发现:大企业比小企业感知到的障碍要少;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在内部资金、技术人员和创新合作伙伴方面遇到的问题较少;制造业企业更容易遇到创新成本太高的问题;高技术企业较少感知到市场信息缺乏和市场不确定性障碍;高速增长的企业较少受到技术信息缺乏的困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得好的企业较少感知到创新成本高的问题。同时, 国别的比较显示, 总体上法国企业比意大利企业更容易感知到创新障碍, 作者从国家创新系统的视角解释这种差异。

从已有文献来看, 企业对创新障碍的感知与许多因素有关。实证研究通常将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 各类创新障碍作为因变量, 通过选取特定样本来检验他们之间的关系。表2 列出了相关文献中使用过的自变量。

来源:参考Blasco等 (2008) 并重新整理

3 创新障碍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早期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常以各类创新活动与成果指标作为因变量, 以各类创新障碍作为自变量, 来检验后者对前者的作用。实证研究往往得出出乎常理的结论: 创新障碍对创新活动及创新成果没有影响, 甚至有积极影响。如Hadjimanolis ( 1999) [19]对塞浦路斯的研究表明外部创新障碍对企业创新活动和创新绩效并没有显著负面影响。Baldwin和Lin ( 2002) 对加拿大制造业的研究发现创新障碍与新技术的采用之间存在正相关。Mohnen和Roller ( 2005) [20], Loof和Heshmati ( 2006) [21]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Garcia - Vega和Lopez ( 2010) [22]等认为出现以上结果是因为存在共生性问题, 即存在同时影响自变量 ( 感知的创新障碍) 与因变量 ( 创新活动) 的因素。因此, 要发现创新障碍对创新活动的影响, 内生性的排除是必要的。

对此问题的处理, 一种思路是允许变量间存在内生性, 通过发展合适的计量模型来处理此问题。Hajivassiliou和Savignac (2008) [23]通过建立联立双变量概率模型来处理资金障碍和企业创新决策这两个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 结果发现资金障碍会降低企业的创新活动。同时, 创新型企业更容易遇到资金障碍。Savignac (2008) [24]和Tiwari等 (2008) [25]的研究同样表明, 在控制内生性之后, 资金障碍对创新活动有负面影响。

另一种思路则是选择合适的样本来消除共生性。正如D·Este指出的那样专门研究显性障碍对创新企业的影响以及抑制性障碍对潜在创新者创新意愿的影响。通常的做法是将样本限定在采取了创新活动的企业, 来考察创新障碍对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都发现前者对后者的负面作用, 同时实证结果也表明, 这种作用会因障碍的具体类别和创新活动的具体形式而存在较大差异。如Blanchard (2008) [26]等为了辨识清楚创新障碍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将企业样本分为四类:不创新但感觉到创新障碍的企业、因创新障碍而导致创新失败的企业、因创新障碍导致气馁而不创新的企业、从未打算创新因而不会感知到创新障碍的企业。通过严格限定企业创新意愿之后, 研究发现创新障碍对创新活动有显著的负面作用。Mohnen等 (2008) [27]对荷兰的发现:资金方面的障碍会阻碍企业创新项目的启动、但对企业是否放弃已经实施的创新项目没有显著影响;而技术和知识方面的障碍往往导致创新项目进展缓慢, 总体来看, 创新障碍对荷兰企业的创新活动有明显的负面影响。Vega和Lopez (2010) [22]研究了创新障碍与企业放弃创新项目的概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所有的创新障碍都与创新项目失败概率正相关。导致大企业创新项目放弃概率提高的最主要的创新障碍是人才和资金缺乏;而对中小企业来说, 资金短缺被看做是最重要的创新障碍, 但导致企业项目放弃概率提高的最重要因素却是与市场相关的障碍。Canepa和Stoneman (2008) [28]对英国的研究发现资金障碍往往使得企业或者不启动、或延迟、或放弃创新项目。Galia和Legros (2004) [16]对法国企业的研究发现缺乏技术人才、创新成本更容易延缓企业创新项目的进展;而经济方面的障碍 (成本、风险、顾客反应等) 比技术障碍和组织障碍更会导致企业放弃创新项目。研究同时发现各障碍在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及结果时存在互补性, 并且对延缓项目的作用和放弃项目时的互补性是不同的。Madrid-Guijarro等 (2009) [14]对西班牙穆尔西亚地区的研究发现不同的创新障碍对不同类型创新活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内部障碍对过程创新和管理创新有负面影响, 而环境障碍则对过程创新和管理创新有正面作用;风险、成本和资金等障碍则只对管理创新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源障碍虽然不被看作是主要的障碍, 但对企业创新活动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

4 总结与展望

通过以上对相关文献的梳理, 可以将国外学者关于中小企业创新障碍的研究纳入图1 所示框架。图示主要内容为: 企业自身特征、区域创新环境等变量决定了企业客观面临的内部障碍与外部障碍。内部障碍和外部障碍中, 有些抑制企业创新的动机, 可以称之为抑制性障碍; 有些则是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感知到的障碍, 称之为显性障碍。显性障碍对企业创新活动影有负面影响, 这种影响会因障碍的具体类别和创新活动的具体类型而存在较大差异。

同时可以发现国外对中小企业创新障碍研究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研究内容不断深入。从障碍的识别、分类、评价, 到障碍的成因和决定因素, 再到障碍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路径, 逐步深入, 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过程的逻辑一致性。二是研究手段多的样化。从对问题的定性描述和简单的统计分类, 到各种多元统计方法以及微观计量方法的应用, 体现了社会学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三是系统性思维。总体来看, 国外学者是在区域创新系统大的环境中研究中小企业, 是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创新, 而不是把创新看作机械的线性过程。

8.国外企业文化研究进展 篇八

关键词：财税行为；政府促进；中小企业；集群

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行为对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集群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而财税手段是政府促进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集群的有效手段。具体地讲，国外政府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集群发展的财税促进政策和手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订促进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优先发展的政策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中央政府对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组织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的必要性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和具体部署。发达国家普遍认为，以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活动为核心的技术进步乃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源泉。发达国家为了争夺在世界经济上、国际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为了确保自身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不少国家出台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发展规划和中长期计划。同时，发达国家都把高新技术Ｒ＆Ｄ部门作为优先发展部门和领域。美国政府1993年发表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增强经济实力的新方向》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技术——总统的发展报告》等报告， 对科学技术与经济结合提出了新政策性文件。 英国政府在1993年的科技白皮书中也强调科技要为国家创造财富服务。另外，各国所推行的军转民计划和国防科技投入减少的政策调整趋势都是以国家主体推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用技术为经济服务的重要举措。美国国防科技预算减少了25％，国防科技开支与民用科技开支的比例要由过去的3：2调整为1：1；英国国防科技投入也减少了近30％，德国减少了12％。这也为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提供了有利环境。

二、实施促进中小科技企业集群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是发达国家政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企业主体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借助税收优惠政策，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和德国等还建立新型的产学研密切结合的科技成果产业化创新体系，强化了科学技术与经济的一体化能力。美国对企业从事技术开发投资给予了永久性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扶持，而对科学技术小企业的长期投资收益税率征收优惠50％；英国建立的法拉弟中心，实现产学研结合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德国、法国等都通过税收减免、贸易优惠、投资扶持等政策，推动产、学、研的紧密结合。这有力地促进了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集群发展创造条件。

三、形成官产学研一体化合作创新体制，使中小企业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集群的重要主体

为了加快中小企业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化集群发展进程，美国构建官产学研合作创新体制，健全了国立研究机构向中小企业技术转移的法规体系，完善中小企业在官产学研合作创新中的作用机制。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大学、工业研究机构都建立了不同规模的技术转让机构，并有专职人员负责与工业界签订合作研究与开发的协议。美国1982年颁布的《小企业技术创新法案》规定各部门将1 ％的预算费用于小企业的Ｒ＆Ｄ相关的技术创新活动。1992年初美国在联邦技术转让法案中增加了国家实验室与私营企业合作研究与开发的有关规定，鼓励国家实验室向私营企业转让高新技术。国家在1992年就成立了国家技术转让中心，已有数千家中、小企业通过该中心获得了技术合作的机会。另外还出资在各地建立了几十个科技成果推广中心，向民营企业转让科技成果。国家实验室每年将250亿美元的经费的20％用于产业合作。1996年3月，美国总统签署了《国家技术转移与进步法》， 对联邦实验室向工业部门转让技术制订了优惠政策。具体包括首先奖励发明者2000美元，并让发明者再提成技术使用费15％。1990~1992年期间已有近200个高科技项目完成了向民用工业的转移。通用汽车、西屋电气、3M等著名跨国公司都与国家实验室有合作签约。而1992年美国有近1 万家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集群获得了国家实验室或其他政府科研机构的高新技术成果转让。

四、为风险投资供给持续增长提供制度安排

形成制度创新来促进风险投资发展，是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条件体系建设的有效手段。客观上，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贷款条件十分恶劣，社会担保条件供给不足；而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又是一个风险大、资金需求高的创业活动。因此，能否解决中小企业集群发展中的资金短缺矛盾对中小科技企业集群发展至关重要。

美国为了促进风险投资的产业化，及时出台了减税优惠政策。美国政府两次对风险投资实行了减税政策，这有力促进了风险投资的产业化发展、社会化发展，风险投资额由1978年的不足1亿美元猛增到1978年的35亿美元。1982 年美国又制定了《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通过立法对风险投资企业进行持续的优惠政策扶持。美国最近出台更加鼓励对高新技术小企业的长期风险投资。美国专门从事风险投资的企业有4000多家，每年为1000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新加坡政府将公司应纳税收的20％留作Ｒ＆Ｄ支出。正是由于优惠政策的有力促进功能，新加坡近20年来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高达30％，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的科技人员增加了12倍。实际上新加坡已成为东南亚的一个“硅岛”，成为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的集聚区域。政府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政策调控对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形成及其对美国高新技术企业主要是私营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发挥出了巨大的扶持功能。通过风险投资和创业基金、降低金融服务标准等对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集群提供必要的资金投入服务，缓解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集群发展资金瓶颈矛盾。

五、将科技工业园区建设成为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有效载体

为了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的内在需要，发达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建立了各种类型的科技工业园区，并使科技工业园区成为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集群的一条有效途径。1997年硅谷科技工业园区年销售额超过了3000亿美元。

由于各级政府积极参与了科技工业园区建设，这为中小企业在科技工业园区集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也是科技工业园区所以能在近20多年中能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不仅在发达国家表现得比较明显，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科技工业园区起步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在印度班加罗尔科技工业园区和我国部分科技工业园区，如：台湾新竹科技工业园区、中关村科技工业园区的迅速崛起中得到印证。发展中国家政府通过法规手段规范科技工业园区政府干预行为。韩国和台湾较早制定了各自的技术立法，对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给予重奖。如1979年7月制定和颁布的《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等。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和韩国大德科学城等就是技术立法促进的产物。目前，韩国的大德科学城又初具规模，在遗传、电脑软件、基础工业工程、新材料、精密电子及工具等方面具有增长优势。新竹园区1996年营业额约2000亿元（新台币）。目前，台湾地区100％的电子元件、16％的电子计算机和10％的通讯器材等都由新竹园区所生产。这正是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区域集群发展的客观结果。

六、政府出资组建孵化器，缩短高新技术小企业的起步周期

这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等国都有比较成功的政府实践。如通过小企业管理局、小企业国家发展中心和“孵化器”等引导和扶持中、小企业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活动，进入科技工业园区进行集中创业。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在这方面形成的比较规范和有引导功能行政手段和服务条件体系。美国各级政府出资组建了5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通过提供“孵化“其生长的风险资金，试图把高新技术、人才、资金、资源和企业家才能有机结合起来。据统计，在美国500家企业孵化器中，经“孵化”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成功率为75％，是未经“孵化”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成功率的3倍。 芬兰的“孵化器”使芬兰科技工业园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活率提高到80％。实践证明，“孵化器”是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集群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的可行策略。

七、通过政府购买，创造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集群发展的市场需求

美国“硅谷”中小企业集群竞争优势是与美国的政府购买所形成的对电子产品、导弹产品、计算机产品等的需求创造密不可分的。作为美国电子计算机和导弹、宇航设备的重要生产基地，没有政府购买的扶持是难以为继的。《硅谷热》作者指出，在一般时期内，美国国防部所采购的半导体器件，占了当时（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半导体器件生产总值的40％左右。50年代初，美国政府是计算机产品最大市场。1953年联邦各机构使用了普通计算机存货的54％。70年代政府使用的普通计算机所占比例也占到50％。但在工艺水平最高的高性能计算机方面，美国政府购买的数量仍然是最多的。因此，美国通信产业的高速增长与政府购买政策也是互为因果的。在计算机产品发展的初期，正是国家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政府购买有力拉动了计算机产品的市场化，进而缩短了计算机产品走向家庭化周期。虽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购买在高新技术区建设中的方式有了较大的改变，其在高新技术区发展中的权重也有所降低，但对其高新技术区建设过程中的市场创新和激励功能不但没有减弱，而且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

参考文献：

1．萨克森宁著．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号公路地区6为文化与竞争优势．上海远东，1999．

2．任道总，周项生主编．江苏科技年鉴2002．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

3．薛澜，胡钰．我国科技发展的国际比较及政策建议．科技日报，2003－05－14．

作者简介：吴永红，苏州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南通市经贸委副主任；陈昭锋，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清华大学硕士、南通工学院副教授。